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余钟民说：“陈根本不同意在福建开办这种训练班，认为无此必要。张再三力争，均无结果，只好打电报向戴笠求援，说明学生已录取就绪，请戴支持把训练班搞起来。”

戴笠听了，也感觉比较难办，福建是陈仪说了算，他不同意，这个班还就是办不起来。正好，这时戴笠在湖南临澧的特训班已经开始，为保护张超的积极性，戴笠采取了一个补救措施，令张超把他从福建招收来的学生全部送到湖南临澧训练班受训，并决定派张超到上海区搞潜伏工作。

据余钟民回忆：“据事后了解，陈仪不同意张办训练班，已先有电报给戴笠说明情况，所以戴决定停办。”

张超的几次“好事”都被陈仪搅了局，心里把陈仪恨到了姥姥家，觉得陈显然是在故意地跟自己过不去。一怒之下，张超打算在自己离开福建之前，狠狠地搞陈仪一家伙，要他的好看！

余钟民说：“张超办训练班计划由于陈仪的阻挠而流产，因而对陈极为仇恨。张第二次从汉口回来，便秘密策划倒陈的活动。”

于是，张超找到自己的“亲信”葛越溪、郑德民、金振中、林荫、王瓒河等人商量，准备以军事行动来“倒陈”。他们分析了福建当时的环境，认为“省内省外已形成倒陈的高潮，省内各民军首领，国民党CC派等都对陈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对陈仪的省主席一职久想取而代之，正在对陈仪大肆攻击。”

陈肇英，1888年生，浙江浦江人。

陈肇英也是老蒋的把兄弟，1926年任虎门要塞司令时曾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并逮捕了李之龙。福建事变平息以后，蒋介石派出陈肇英、陈仪和蒋鼎文的“三人小组”处理福建的“善后事宜”，分别负责福建的党、政、军事宜。因此陈肇英时任福建省党务特派员，同时，陈还是监察院派出的“闽浙监察使”，负责对浙江、福建两省的公务人员违法或失职行为的纠察和处理。因此陈肇英也是一位在福建省呼风唤雨的人物。

陈肇英与陈仪虽然是同姓又是同乡，但是二陈之间并不对付，陈肇英曾公开指责陈仪“亲日媚敌”，省党部的机关报《福建民报》也公开指摘陈仪抗日不力、“态度不明”等等。

余钟民回忆说，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张超等人“认为如果在省内发动一个军事行动，以民众抗日自卫相号召，提出打倒汉奸陈仪，要求中央撤换陈仪等口号，必可得到省内外各方人士的响应和支持，那时陈仪必倒无疑。”

经策划，张超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一是由金振中负责发动海军旧部，准备夺取海军存放在白沙的一部分武器弹药，并与水口的海匪钱玉光密切联络，要求届时予以策应；二是以林荫所掌握的的驻莆田涵江、福声海口的两个水警中队为基础，进一步发动和扩大平潭、福清、莆田边区一带的土匪力量；三是由郑德民、林沧圃、王瓒河等负责以所掌握的福清县自卫中队为基础，进一步扩大长乐、福清等地方武装和土匪力量。上述三方面发动的武装力量可达四五千人以上。

张超还决定，在他去上海以后，由葛越溪负责联系，“俟各方面活动成熟时，同时举事。”此外，张超分别派人到各县直接联系民军首领，一致“倒陈”。

张超虽然是南方人，却生就一副北方人的秉性，是那种大而化之的脾气，遇事不怎么往深了想，易于轻信他人，曾与张超同事的毛森评价，说张“志大才疏，结交甚广，常为人利用而不自觉”。像张超这种人，做个带兵官正合适，一定会得到战士的爱戴。当特工，就差点意思，其思虑不甚周详，看人看不准，跟谁都“掏心窝子”。比如张超对高诚学、林荫，可说一片赤心，一力将二人从海匪保举成国家官员，可算对得起这俩人。在张的思想，总觉得我怎么样对待你，你也会怎么样对我，否则你成什么人了。

然而，事情往往并非如此。

在张超所拟的这份计划书中，我们看到，林荫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他的两个水警中队既是高诚学、林荫的老部下，又是经收编而改造成的正规武装警察部队，张超将其看做自己的“子弟兵”，要“倒陈”，这支水警部队是主力。

林荫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兹事体大，他觉得应该与老大哥高诚学商议商议。

由于张超的保举，再加上高诚学本人在“养淡工程处”干得也不错，得到了陈仪的赏识，因此，高已于1938年3月任福建省福安县县长。

余钟民回忆说：听了林荫的话，“高警告林千万不可举动，要林先回去对郑德民等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一下，再听他的消息行事。”

林荫走后，高诚学连夜赶往福州，他要去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谢荫坡，也是张超的“亲信”，先是经张保荐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后被陈仪任命为政和县县长。

谢荫坡其人，毛森对其印象极坏，他在回忆中说：“有谢荫坡者，乃一极卑鄙无耻之小人，张超乃一直肠直肚讲义气的人，受谢花言巧语的簸弄而不知。”

张超非常信任谢荫坡，同时也很欣赏其才干，拿他当“军师”，什么事都找他商量。毛森说：“张广结交，却分不清好人坏人，谢荫坡险诈奸黠，张超把他当做智囊，并荐其为省府参议，谢知陈仪深恶民军，为求腾升县长，竭尽播弄，害了不少地方有力人士。抗战开始，张超筹组游击队，其计划还是谢所草拟。”

高诚学找到谢荫坡，谈起张超正在发起“倒陈”，二人均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将来陈仪追究起责任来，他们也脱不了干系。”

余钟民在回忆中分析了高、谢二人的心态：“张超虽是他们最初的荐引人，但高、谢目前已获陈仪重用，当了县长，从个人利益出发，自然倾向陈仪一边。两人遂决定同去向陈仪告密，借此邀功，并表示忠诚。”

“陈得到报告后，大为震惊，要高立即派人去召林荫前来了解。林荫来后，陈仪亲自讯问，林不得不和盘托出，并作出口供笔录，由林签字画押，作为凭据。”

毛森说：“陈仪即嘱谢荫坡搜集张超犯罪证据；其实，很多证据，系谢代张所做成。谢同时向陈仪告密，说张超筹组地方武力，图谋不轨。”

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叫张超还是叫李超，如果你身边的亲信、朋友，都是这样的一类人，那么可以想象，绝对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同样，张超看人的眼光如此，死得不冤、迟早得死、而且可想而知，张超至死，都不知道死在谁的手上。

当特工当成这样，不知道是可叹还是可悲。

忍无可忍的陈仪，终于要动手了。


陈仪之所以下决心搞张超，其实有好几个原因。

一是张超确实太不“长眼”。戴笠的手下，无法无天之徒多了，但基本上都是“玩坏”，下绊子、使阴招，让你吃了亏、死了人都说不清道不明。像张超这样，明火执仗地跟高级官僚过不去的，看来看去，从特务处到军统，张超还真是独一份。

况且，当时的陈仪，老蒋倚为“干城”，正准备利用陈仪的亲日色彩，让陈帮他稳定日本在南方的军事举动。

据余钟民回忆，“抗战开始后，全国各地抗日情绪异常高涨，但在陈仪主政的福建政治局面，却呈现着非常暧昧的状态。”

余钟民说，抗战开始不久，陈仪曾经召集福建省各机关负责人开过一次会，“在这个会上，陈肇英公开责难陈仪没有动员抗日。陈仪接着讲话，他气冲冲地说：‘芦沟桥事变后，我上鼓岭住了几天，为了想冷静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局势，以决定福建应采取什么态度。我打了电报向蒋先生请示，现已得到答复。’陈随即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当场宣读，大意谓：‘东南方面对日本应采取缓冲态度。’接着说：‘我不是不抗日，是蒋先生有所指示。’同吋，他进一步分析说，当前还不是全面抗战的时候，要大家安守本分工作，不要搞抗日运动，以免事态扩大等语。”

按，福建省政府主席一职，老蒋原本是任命戴戟当的。

戴戟，生于1895年，安徽旌德人。

戴戟是粤军出身，后进入十九路军，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辞去军职，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戴戟也参加了“福建事变”，但他不久即抽身而去，脱离了运动。

当福建事变初起时，老蒋从分化瓦解的角度出发，本已发表戴戟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包括省府委员和各厅长也都是蔡廷锴时期的老人，但谁也没有想到福建事变很快土崩瓦解，蒋随即又改以陈仪主闽。

余钟民说：“陈仪是当时著名的亲日派，早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讨了一个日本女子为妾。他与侵略中国的日酋如土肥原等不少入是同期同学，具有一定的友好关系。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把陈仪安置在福建，主要是要他同日本军政人物搞‘亲善活动’。”

正因为陈仪主闽有这样的背景，再加上他既是辛亥时期的“老革命“，又是老蒋的浙江同乡，远非一般的高级官僚可比。张超要找他的麻烦，不是一般的自不量力，基本属于“没事找抽型”的。


第二，张超是个肯干工作的人，因此陈仪一度很欣赏张，否则，张保荐的人，也不可能一保一个准儿。另外，在特务处时期，戴笠与陈仪的相处，也还算过得去。余钟民说：“本来陈仪对福建警察机关抓得很紧，几个重大警察单位都委派了他的亲信任主管。但当戴笠提出要求安置军统特务以建立基础吋，陈仪尽可能满足了他的要求。如厦门市警察局局长沈觐康、福州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卓飞、福建省警官训练所所长胡国振等，都是戴笠先后介绍来的，军统因而得以运用这些公开单位来扩展它的势力。”



但后来就不行了，张超不知收敛，个人膨胀得实在过分，令陈仪十分失望。陈仪对对张超的所谓欣赏，仅仅出于对他工作的表现的肯定，彼此并不是一路人。一旦失掉了双方合作的基础，马上就是反目成仇。


第三，陈仪身边的人，多数人都很讨厌张超。毛森说，张超“只表效忠蒋委员长及戴笠先生，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等尤深恶张，怂恿陈仪除张”。


李进德，1898年生，浙江临海县人。


李进德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步科。后到广州，任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堂（就是史铭曾就读的那个“湖南醴陵子弟学校”）教官。1925年秋，所有驻粤军校均并入黄埔军校，李进德任四期教官。


李进德是陈仪的亲信，陈主闽后仅几天，即于1934年2月15日委任李为福建省会公安局长，后又改称福建省会警察局，李仍为局长。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张超的“亲信”高诚学、谢荫坡的倒戈，成为压倒张超的“最后一根稻草”。


早已忍无可忍的陈仪，终于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当即决定逮捕张超。


这个任务，陈仪交给了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叶成。


叶成，浙江青田人，生于1905年。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叶成是浙江人，又是“天子门生”，因此一毕业就在老蒋身边工作，曾任军事委员会特务团副团长，陈仪主闽之后，被派到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


省保安处，负责编练、指挥各省的地方保安团，基本上可以看成出于“剿共”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生事物。最先建立的是浙江，接着就是福建。陈仪对保安处十分重视，1935年，陈仪提出“谋求团警统一，协调剿匪”，将原隶属于省民政厅管辖的水陆警察系统全部划归省保安处管辖。保安处处长，最初是赵南，由副处长叶成负实际的责任。后赵南任福建绥靖公署参谋长，叶成升任处长。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保安处长，挂中将军衔呢！


叶成是复兴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福建分社书记，属于复兴社的中高层干部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叶成与戴笠的特务处，其实是一个阵营里头的人。因此，接到逮捕张超的命令，叶成非常为难。余钟民说：“叶成与戴笠之间本来也有个人关系，对逮捕张超感到为难。陈仪说：‘我下手令给你。 ’叶不敢推辞，只好把此事交给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进德去办。”


李进德最烦张超，接到任务说要抓张超，自然十分卖力，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侦缉队队长董兰观。


当时张超已经买好船票，打算第二天就离开福州去上海了。据余钟民回忆，张超是在福州温泉路福龙泉澡堂洗澡时被捕的。当时董兰观进去向张超敬了一个礼，并出示陈仪的手令后说：“我不得已执行命令，烦你走一趟，才好交差。”


当时张超并不以为意，“神色自若，随即上车，被拘在警察局内”。


张超死在临头还在浑浑噩噩，反倒是闽北站站长严灵峰着了急，严曾是中共党员，政治敏感性比张超强得多，以他对陈仪的观察，心知大事不好，张超要“归位”。于是当即给戴笠发出密电，请他赶快想办法，同时找到在陈仪面前还比较吃得开的胡国振，请他设法营救。



余钟民回忆说：“戴笠接到张超被捕报告后，马上拟了电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发出，令陈仪把张超押解汉口讯办。但陈仪考虑到如将张超押解武汉，一定会予宽释；若张超不死，就不足以镇慑其它人，于是把蒋介石的电报压下来，立即召见叶成，下手令要他将张超枪决，以造成既成事实。”

张超杀黄丙丁、杀“二刘”是违法，同样，陈仪杀张超，也是违法，因为都没有经过司法审判，都是“擅杀”。在前清，督抚一级的官员，如果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先斩后奏，还要请“王命旗牌”，意思是我杀这个人经过了皇帝的批准，何况是号称以“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立国的民国呢？

在叶成来说，他是一百个不愿意干这事，大家都是复兴社干部，以后别人说起来，“张超是被叶成杀的”，这话好说，可是不好听。更重要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以戴笠之铁血手段，岂能善罢甘休！

但这件事，推是推不掉的，陈仪拍胸脯说：“非杀不可，有事我负责。”

张超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据余钟民回忆。1938年6月18日，“福州发出假的空袭警报，交通管制，就在这时，张超被押往西门外刑场执行枪决。”

嗣后，福建省保安司令部贴出布告：““照得张超阴谋叛乱，反抗政府，公然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业经获案讯明属实，殊属罪无可逭，除判处死刑立予枪决，以昭炯戒外，合行布告，俾众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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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福建省军管区国民军训处处长杨华（亦曾担任复兴社福建分社书记）曾对余钟民说，张超被杀的当日上午九时左右，他受胡国振之托，以复兴社成员身份去找叶成，“向他说明利害，要他对处决张超问题慎重考虑。”

当时，“叶低头不语良久”，而后长叹一声说：“现在已经迟了，刚才的警报就是为杀张超而发的。”

杨华说，尽管如此，“叶成却情不自禁地挂了一个电话给李进德”，但所得到的答复是“已经执行枪决了”。

张超被处决之后，陈仪依然余恨未消，在一次集会上，陈愤愤不已地说：“张超曾是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过去虽不无相当成绩，但他的心术太坏，道德堕落，贪婪自私，无恶不作，野心又大，一切事情不择手段，碰到机会就想妄动。有许多意志薄弱的人，往往容易受他蛊惑，或为他所动摇。早有人对我说，张超这个人，将来一定是福建的祸患，不如早些除掉，以免后患。我因为看他还有些能力，以为只要善加劝导，也许能洗心革面，替国家做点事情。无如这人恶性难改，不肯向善，最近更变本加厉，竟然破坏政令，图谋叛乱。为了消除隐患，故不得已采取了断然的手段，将其逮捕，组织军法会审。因为罪证确凿，所以把他正法了。”

陈仪杀张超这件事，干得委实是雷厉风行，连专杀人的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可想而知，戴笠得知张超被杀，是个什么心情！

气急败坏的戴笠，当即去找蒋介石。老蒋听了，对陈仪的擅专，也十分生气。于是蒋给陈仪发报，指责他“杀张超之所为，完全目无中央”，并令陈立即赴武汉，对此事作出解释。余钟民说，陈仪接蒋介石电后，对“目无中央”几个字，“心头感到沉重”。

陈随即到武汉谒蒋。据毛森说，蒋、陈谈话时，“戴在邻室等候，认为陈必受申斥，甚或撤职。”

孰料，陈仪在老将办公室谈了很久，“辞出时蒋送至门口握别，状甚愉快”。戴笠跟着进了蒋的办公室，问蒋对张超一案如何处理。蒋说：“张超私组武力，图谋不轨，陈将其处死，乃我批准。”

毛森说：“戴气愤填胸，退出时用力关门，砰然大声，蒋令回去，斥戴粗暴无礼。戴即跪蒋面前哭诉： ‘要为死者申冤，为生者永保障。’蒋指戴说： ‘我从不受人威胁，小时即不受母要挟。’”

这件事，戴笠自己后来也曾回忆起来。他说：“民国27年8月18日，因为我们福建站的副站长张超同志，无辜被陈仪杀害，上午12点钟的时候，我在武汉见蒋校长，我跪在领袖面前痛哭，要领袖给我们的同志作主，领袖当时不便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领袖骂我下贱，没有人格。我说：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而今天你不替我作主，反说我下贱，没有人格，这个我不承认。后来我写了报告辞职。”

气得昏了头的戴笠，回去就写了一份38页的长信，请求辞职。

戴笠生气，老蒋还生气呢，他何尝不知道张超罪不至死，况且要杀也轮不到陈仪来杀。然而，为一个小小的张超而与陈仪“翻车”，他做不到，也不可能做。这些苦衷，作为他最得力的学生和亲信的戴笠，本应该比谁都明白，而今居然以辞职来要挟，老蒋怎么能不气。

事后，老蒋平静下来，设身处地想想，也觉得戴笠的种种疯狂举动事出有因，于是找来戴笠，平心静气地与他谈话。

毛森回忆说：“过了几天，（蒋介石）气稍消平，可能认戴对其重要性，不能失戴，乃邀戴回去，不提处分陈仪事，只数嘱厚葬张超，优恤其家属，算作了事。”

戴笠则说：“领袖把我找去，对我说：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我当天很感动，题写了‘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十二个大字。我们的一切，都以这十二个字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须知，人的原动力是精神，才只是技术而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神是主体，技术只是附庸。”

为对戴笠表示慰勉，蒋介石随即命陈仪免去叶成的职务，送汉口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

余钟民说：“陈仪找叶成去，出示蒋介石电令，要叶成去汉口一趟，并说：‘你去可以放心，一切由我负责。’”当时，叶成沉默半晌，然后说：“我服从命令。”

好在叶成是复兴社高干，跑了一趟武汉，没出什么大事，只是丢了官。后来叶投奔了一期学长、同乡胡宗南，并被任命为第13补充训练处处长。

陈仪动不得，叶成是天子门生，也动不得，戴笠一口气出不来，恨得牙根疼。此时，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献计：人是李进德杀的，何不整治整治他。

戴笠深以为然，当即以军委会名义，令陈仪将李进德押赴武汉，并事先做了周密安排，准备在机场拘押李进德。


陈仪是久历宦海的老政客了，早知道戴笠要干什么。他事先给何应钦、张群打电话安排好一切，等李进德一下飞机，何派专车将李送到张群公馆保护起来。李进德武汉之行毫发无损，当然，福州省会警察局长肯定是干不成了，由军统特务马凭祖继任。
连续三次失算于陈仪，戴笠怒不可遏，严令闽北站站长严灵峰，对出卖张超的高诚学、谢荫坡二人予以“严厉制裁”。

张超死后，戴笠令闽北站筹建了一所小学，以张超别名“佑民”命名为“佑民小学”。同时，戴笠令张超保送的那100多名学员提前从临澧特训班毕业，并派回福建工作。

余钟民说：“当时正在湖南澧训练班受训的福建学员(张超送去的)，听到张超被陈仪枪杀而大哄起来，纷纷要求回来为张复仇。”戴笠觉得这种“氛围”很好，于是“趁热打铁”，向军统各单位发出一封“告同志书”，大意是说张超为“革命”、为“团体”牺牲了生命，要大家学习张超的“革命精神”；要为张超复仇；要吸取张超事件的教训，提高警惕，严格遵守特工秘密原则。等等。


严灵峰接受了制裁高诚学、谢荫坡二人的任务，便开始着手准备。由于高诚学早已担任福安县县长，谢荫坡亦因密告张超有功，于不久前被陈仪任命为政和县县长，二人身边都有武装力量，急切间下手不得，只好对二人进行监视。

这一等就是一年多，直到1939年9月，闽北站发现谢荫坡回到福州，严灵峰当即请示军统局本部，戴笠回电，令马凭祖配合闽北站，立即对谢进行“秘密制裁”。

严灵峰得令，命特务对谢荫坡进行全天候秘密监视。某晚，特务发现谢在南街河上某酒楼吃晚饭，严灵峰便派特务王仁贵前去执行暗杀任务（王即是张超选派到临澧去受训的学生之一）。

当晚大雨滂沱，谢荫坡吃完饭后，叫了一辆人力车回家。王仁贵带着一个特务骑自行车尾随于后。据余钟民回忆：“行至杨桥路将近三友印刷所门前，王仁贵即靠近人力车旁，一手按住车座旁边的托板，一手持卜壳枪对谢开了一枪。因王在自行车上，且谢有人力车篷阻隔，不易瞄准，谢仅口唇边被枪弹擦伤。由于卜壳枪发射吋震动，致使王仁贵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按：有人可能会说，看王仁贵那废物样，开一枪能把自己震一跟头，还当特务哪！

驳壳枪是一代名枪，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讲，太熟悉了。有人戏称，如果没有中国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大量采购，德国毛瑟兵工厂就倒闭了。但驳壳枪有个缺点，即作为手枪而言，后座力太大，每开一枪，枪身都要剧烈地往上跳一下，这样，如果打连发的话，后面的几枪都会打向空中。所以我们看过去的老电影，李向阳他们，都是把枪平过来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后座力，变上跳为横扫，打不着目标，也可以打到他身边的人。

王仁贵摔在地上，当时拉车的那个车夫还真不错，没给吓傻了，借着这个机会拉着车拼命地跑。跑到律师陈则敬家门口，陈是谢的朋友，谢荫坡命停车躲入陈家，后进入福州协和医院治疗，躲过一劫。此后谢荫坡再不出大门一步，还请了三个保镖，不是熟人，一律不让进门。

一次暗杀不成，严灵峰等本想在谢住院期间进行狙击，因协和医院有教会背景，怕引起国际纠纷而作罢。

等谢出了院，又请了保镖，下手就更不容易了。经过了解，严灵峰发现闽北站的一个运用人员林某与谢荫坡有私交，俩人过去同属于福州一个叫“寿昌派”的黑帮，于是，严决定利用林某骗开谢家的大门。

事前，严灵峰做了周密的部署，由马凭祖率便衣特务在衣锦坊谢宅周围布下岗哨，防止逃跑；由王仁贵看守谢家后门；暗杀现场，则指派闽北站行动组组长杨又凡负责指挥，并挑选了大批行动特务张拭之、郑琦、邱信坤、孙依增等。严灵峰特别指示，暗杀由郑琦和孙依增执行，因孙依增曾是张超的勤务兵，严的意思是让他亲手来为张超报仇。

当晚，严灵峰亲自出面，请林某在大根路自己家里吃晚饭，在座的，除了枪手孙依增，还有另一个特务丁进和。席间，严向林某介绍，说丁进和刚刚来到福州，有事要找谢荫坡，要林某陪同前往，林不虞有他，一口答应。

此时，丁称故离席，通知马凭祖，当晚“动手”，让他在衣锦坊谢宅附近布置好特务，然后又回到严灵峰家，与林某闲谈。

当晚八吋许，林某与丁进和、孙依增两人来到谢宅，由林某叫门，保镖询问清楚后，知道是熟人，于是开门请进。

林一进门，丁进和，孙依增以及事先埋伏多时的杨又凡、郑琦、张轼之、邱信坤等七八人蜂拥而入，将三个保镖制服后看押在门房，随即冲入正房。谢荫坡两口子正在卧室聊天，毫无防备。郑琦、孙依增二人冲入房中，冲着谢荫坡兜头就是几枪，谢妻惊恐大叫，也被打了两枪，两口子当场毙命。

再说高诚学，此君在福安县长任上干得着实不错。办教育、建农场、兴体育，颇得民众赞许，加上陈仪的信任，严灵峰想要杀他，还真不容易。

陈仪主闽达7年之久，直到1941年才离开。

陈仪离开福建，原因很多。前面说过，福建事变平息以后，陈肇英、陈仪、蒋鼎文等三人被派到福建，分别主持党、政、军工作，其中蒋鼎文任驻闽绥署主任，掌军事。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蒋鼎文被调到西北，协助顾祝同与张、杨作战，跟着就留在西北工作，驻闽绥署主任即由陈仪兼代，陈因此加上将衔。

抗战爆发，军委会在福建成立第4集团军，总司令即蒋鼎文，但因顾祝同被调到上海接替冯玉祥，蒋只能在留在西北代理西安行营主任，无法到福建上任，因此第4集团军总司令又由陈仪兼代，于是，从抗战之初，陈仪就成为福建军事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但事实证明，陈仪虽然是军人出身，他并不是一个军事长才，把他放在福建前线，殊不相宜。同时，陈仪主闽7年，做了许多建设性的工作，但因性格使然，闹得毁谤丛生，张超事件就是一例，“公沽”风波又是一例，其后，又因厦门大学改名事件与侨领陈嘉庚闹得不可开交。

早年，福建的国立高等教育不甚发达，到抗战开始，仅有一所公立的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校长也是被张超暗杀的黄丙丁。于是陈仪准备建立一所综合性的福建大学。抗战开始以后，陈先是将省立医专升格为医学院，继而又申请成立福建大学，除医学院外，增设法学、农学两个学院，并上报教育部。

当时教育部长是陈立夫，因福建已有陈嘉庚创立的厦门大学，同时，由于正处抗战，对于人文学科类院校的创办、增设一律不予批准，于是陈立夫以“福建已有厦门大学，在战争期间不宜增加大学”的理由驳回了陈仪的申请。

陈仪见状，干脆申请将厦门大学取消，并入他的“省立福建大学”。厦门大学虽是陈嘉庚一手创利，但此时已经由陈捐献给国家，改为公立，因此，当陈立夫当面征询陈嘉庚的看法时，陈虽然极不满意，但未便予以峻拒。

孰料，消息传出，厦门大学师生群情激奋，纷纷向教育部请愿表示反对。陈立夫本就不赞成陈仪另建“省立福建大学”，于是令陈仪将已经私下成立起来的福建大学取消，其法学院并入厦门大学；原有医学院不变。另同意单设省立福建农学院，院长为严家显。

按：严家显是著名的昆虫学家，但他的哥哥比他更出名，那就是时任福建省建设厅长、35年之后，继任“中华民国”“总统”的严家淦。

一番折腾，陈仪“偷鸡不成折把米”，不但厦门大学没并过来，反而把自己的法学院送给了人家，还得罪了华侨领袖陈嘉庚，从此陈嘉庚开始为“倒陈”鼓与呼。

曾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的程星龄说：“陈嘉庚是爱国华侨领袖，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不遗余力，而陈仪对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的爱国义举态度冷淡，早已引起华侨的不满。”

陈嘉庚不是张超，在福建、在南洋的华侨中，其影响力非同小可，通过四告“御状”，终于搞垮陈仪。

1941年9月，陈仪被调离福建。

忘于江湖

继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是湖南人刘建绪。

刘建绪，1892年生，湖南醴陵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毕业。

刘建绪是“湘军”的二号人物，何健配合蒋介石“剿共”的时候，刘是何健的左右手。1936年冬，刘建绪被调任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驻浙江衢县。1937年，何健被内调为内政部长，随即又给放到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冷板凳上。从此，湖南与何健、刘建绪没有关系了。

在淞沪抗战中，刘建绪部作战英勇，赢得了“善战”的美名。此后，刘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5集团军总司令。

刘建绪接替陈仪，也是机缘巧合。

因福建各界“倒陈”的风潮越来越盛，老蒋不得不考虑“换马”，在一次会议上，蒋提出此意。当时与会的军令部次长刘斐，是刘建绪的同乡，趁机建议说，刘建绪现在浙江，邻近福建，何不让他去接替陈仪。蒋认为可以考虑。

据程星龄回忆，对此，蒋曾征询过陈仪的意见，陈仪认为，“自己主闽七年，各方面初具规模，良不欲让CC分子或复兴社分子继任。刘建绪正好是个无依无靠、而且比较接近自己的人，可望其‘萧规曹随’，因而欣然表示同意。”

后来，刘斐曾对程星龄说，“恢先这个光杆司令，迟早会丢掉，不如趁此机会落得个比较体面的下场。

刘斐说得一点不错，对于老蒋来说，让刘去福建，正好夺了他的兵权。另外，因当时各部部长、各省政府主席没有一个湖南人，还可以借此市恩于湘籍军人。

1937年9月，刘建绪走马上任，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仍保留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虚职。

陈仪终于走了，可以搞高诚学了。

好几年过去了，军统在福建的组织，又是新人换旧人了，此时军统在福建的负责人是易珍。

易珍，1905年生，湖南醴陵人，武汉中央军校五期毕业。

武汉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张超就是这里出来的。在第五期中，最出名的学生是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臧克家；另外还有一位女生孟庆树，单听她的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她的丈夫，我们曾经多次提到，那就是王明。

刘建绪来到福建以后，吸取陈仪的教训，主动修复同军统的关系，并请戴笠增派得力人员来福建工作。

此前，由于福建独特的“一省两站”的设置，造成南、北两站矛盾深刻，打得不可开交。据余钟民回忆，“1943年5月，我去建阳见戴笠，他特别问到南、北两站的矛盾情况，我以中间态度如实地做了回答。我建议把省府调统室改组，派一个外省人来负责，以调统室掩护南北两站的活动，并可起调和作用。”

戴笠听了觉得有道理，即让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挑一个外省人，到福建省接替现任的调统室主任吴贞。

龚仙舫，1905年生，湖南石门县人。武汉中央军校六期毕业。

在军统当中，龚仙舫是个很出名的人物。其实龚自从进入特务处，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先是当秘书，然后替戴笠当了一辈子的人事处长，是个纯“业务”干部。龚仙舫之所以出名，不在于他干过什么“大案要案”，而在于1946年3月17日，他与戴笠同机遇难。从此，只要提到戴笠之死，必说龚仙舫。

与龚仙舫类似的还有刘启瑞，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从进入特务处，一直给戴笠写大报告，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被“外放”到南京，当特务处南京办事处主任，负责军统迁回南京的事务性工作。然而，正是此君发现了戴笠的坠机现场，就此在现代史上有他一笔。

听了戴笠的意思，龚仙舫觉得，刘建绪是湖南人，最好派一个他的同乡前去，比较相宜，于是他推荐了自己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长易珍，得到戴笠的批准。

龚仙舫的想法，确实很对刘建绪的路子。余钟民回忆说：“易接调统室后，颇得刘建绪的器重，凡易所提出的要求，大都得到通过。”

从张超被枪决，特务们已经隐忍了5年，机会终于来了。

事有凑巧，高诚学任县长的福安县有个甘棠镇，镇上有个大家刘氏家族，其先祖是汉高祖第四代孙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就是其墓中出土了轰动一时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的那位、刘备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也是指的这个刘胜。

刘建绪知道福建人乡土观念很重，于是就说自己也是福建人，先祖就是从福安县甘棠镇迁移到湖南的。

这下就好办了，特务们先是鼓动甘棠镇的刘姓“乡绅”请求刘建绪到老家祭祖，接着又派人制造流言，称高诚学在福安有种种“不法”行径。于是，刘建绪便以“祭祖”的名义，到福安进行“暗访”。

1943年11月21日，刘建绪到达福安，立即有人拦车“控告”高诚学，刘当即下令将高扣押。

据余钟民回忆，起初，刘建绪是打算将高解省“法办”的，“而军统特务调查室主任易珍和王调勋找刘建绪带去的军法官何绍兰再三商量后，终以‘私藏枪弹，图谋不轨’的罪名，判高死刑，并由易珍捏造情报谓，‘有土匪(指高的旧部)要在赛岐截劫人犯’等语，决定就地枪决。“

11月22日，刘建绪回福州，“卫兵在后押高同行，当走至叉路时，刘往西行，而高被押向北。高自知性命难保，乃脱下金戒指一枚送给卫兵，意在请求方便减少痛苦。果然高被押至刑场，即被枪决。”

至此，张超被杀的两个仇人谢荫坡、高诚学均被“制裁”。

很奇怪的是，直接导致“张超事件”的始作俑者林荫，却不在戴笠的“制裁”之列。非但如此，林荫还参加了此后一系列“为张超报仇”的活动。

据余钟民回忆，在谢荫坡被杀的同时，“曾与张超密谋倒陈的一批人，也不罢休，仍图伺机称兵作乱。当张超被杀后，郑德民、葛越溪等人曾逃往福清乡下。不久，郑德民、林沧圃约林荫和王瓒河到福清海口，计议再发动军事叛乱来打倒陈仪，并为张超报仇。郑等四人同到海口一个高山庙里，烧香摔碗宣誓，公推林荫为大哥，筹划组织武装，进行倒陈活动。”

也就是说，张超被杀之后，林荫不但没事，反而被张超的旧部引为“同道”，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此后，林荫任家乡平潭县的军事科长，1941年12月升任平潭县长。1947年，林荫当选为“国大代表”。平潭解放后，林荫退驻马祖，曾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马祖第二工作站站长，少将军衔。1963年退役，1979年病殁于台湾，享年71岁。

至于陈仪，离开福建，先是被任命为后勤总司令，陈力辞不就，后任行政院秘书长，接着又改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用曾任福建省政府主任秘书的钱履周的话说：“这个委员会是重庆最闲散的机构”，明显是准备让陈仪就此终老的。

世事难料，谁也想不到，抗战胜利，台湾回归，陈仪还会迎来自己的“第二春”，并引发了至今还在争议的“二二八事件”。

不过，不管到什么时候，陈仪的身边，似乎总有一个人，在窥视着他。

这个人，就是戴笠。

对此，陈仪又何尝不知。杀张超，为自己树了一个一生的死敌，这个扣，如果不能解开，那就是一个“死扣”。

陈仪很想解开这个“死扣”。据余钟民回忆，“陈仪曾想通过徐学禹（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陈仪的智囊）拉拢严灵峰，希望严能主动去见陈仪，但为严所拒绝。”

后来，陈仪又打算通过余钟民和马凭祖给戴笠传话，希望与戴“谈一谈”。对此，戴笠的回答是“不要来”。

多少年之后，毛森在回忆录中说“戴本人胸襟宽宏，至死从未再提敌视陈仪”，其实不是。

余钟民说：“军统特务自张超事件发生之后，一直对陈仪采取不合作态度。而且军统也掌握了陈仪与日本勾结往来的材料。虽然碍于蒋介石，不敢公开揭发和打击陈仪，但也常常给陈仪增添不少麻烦。”

添麻烦归添麻烦，直到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他也没有找到报复陈仪的机会，不是戴笠不想，而是他办不到。

戴笠办不到的事情，毛人凤替他办到了。

只是，那还要在很多年之后。

“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这个章节，我一直在犹豫是写还是不写。几次都已经开始写了，想想终又搁笔。
其一，抗团的老战士祝宗梁老先生曾以《抗日杀奸团回忆录》为题，写过一篇很详细的文章，记载了当年的奋斗与牺牲。笔者再写，不仅多余，而且作为后人，怎么也写不过当事人啊。
其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抗团的许多老人，对于军统这个组织极端厌恶，尤其反感别人将他们与军统联系起来，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因此付出过代价。作为笔者，雅不愿在他们的晚年，再拿这件事去刺痛他们。
尽管如此，还是觉得，中华民族的这些英雄儿女（当年的抗团成员，基本是中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名副其实的“小儿女”），出于民族义愤，奋不顾身地、自发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当中，做出了连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都难以完成的惊天动地的事情，许多人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的人落下终身残疾，其献身精神，真可说感天动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抗团中的许多人都是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里的亲属就有大汉奸。这样的出身、这样的背景，能够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其献身精神，令人难于想象。另外，抗团做的许多事情，是载入史册的，像刺杀程锡庚一案，牵动了英日两国的交涉，日寇因此而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在抗战史上是轰动的一件事情。为此，特地搜集了许多资料，上海的一位“关爱抗战老兵网”的志愿者，还为笔者提供了祝宗梁老先生的回忆录和其他信息，看了之后，深感抗团的事迹不容埋没，每个人都有责任宣传他们。
思来想去，还是要写，只恐笔者的一支秃笔力有不逮。
说起来，“抗日杀奸团”的性质，最初的时候，跟刺杀杨永泰、刺杀唐有壬的“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以及其他爱国组织，并没什么区别。只是，抗团从成立的一开始，就处于特务处的深度干预、“运用”之下，这也是后来抗团的性质引发一定争议的原因所在。
说起抗团，就不能不说曾澈。
曾澈，1913年生，浙江瑞安人。
曾澈参加特务处的工作甚早，据喻耀离回忆，1932年8月，他从特务处毕业，分配回家乡江西做情报工作。1933年夏天，喻耀离被任命为江西站副站长兼临川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书记就是曾澈。
但喻、曾二人搭档的时间不长，曾即被调到老蒋身边。喻耀离则升任江西站站长，兼任江西绥靖公署新闻邮电检查所所长，当时担任江西绥靖公署党政科科长的，就是周念行。喻耀离说。他与周念行的工作，“互为表里”。
周念行，1897年生，浙江江山县吴村乡人。

周念行也是江山文溪高小毕业生，与戴笠、毛人凤、王蒲臣等既是同乡、又是同学。
周念行的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因此周的胆子也很小。辛亥革命兴起，青年人兴起一股剪辫子的风潮，谁不剪，就是“保皇党”，戴笠等等早早地剪了，周念行也想剪，可是又怕回去了父亲责骂。
这时戴笠来了，二话没说，“咔嚓”一剪子就把周念行的辫子给剪了。前面说过，戴笠帮王蒲臣打过一场架，王以此一辈子认戴笠做大哥。这回戴笠又是一剪子，其敢作敢为、唯我独尊的那股劲头，同样给周念行以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别看周念行此时不起眼，日后，周却是同学们当中最早发迹的。从文溪高小毕业后，周考入衢州第八中学。毕业后去了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治系学习。
1926年，周念行归国，适逢北伐，周随军攻克湖北黄陂之后，就地当了县长，并提携当年的同学毛人凤在他手下当一个科员。而另一个同学戴笠，此时才刚刚跑到广州，正准备参加军校六期的补录呢。
此后，周念行又先后任浙江遂安县县长、安徽贵池县县长等职。1934年，周到庐山求见蒋介石，打算收编湘西土匪陈渠珍的残部（陈渠珍也是个奇人，沈从文曾经给他当过秘书），在九江旅馆与戴笠不期而遇。此时的戴笠，在特务处干得风风火火，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听说老同学居然是留日回来的，怎肯放过，当即请周加入“团体”。
就这样，1926年就当上了县太爷的周念行，跑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秘书。
周念行是明史专家，在军统，周基本上扮演戴笠的“国文教师”的角色。日后，周念行还曾为有志于研究明史的张学良“伴读”。
接着说曾澈。

1933年6月，征得老蒋同意，戴笠在蒋的侍从室下边，成立了一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每个班都是15个人，30人均由特务处抽调，专事“护卫领袖安全”的工作。

侦察班的班长，前面说过，就是军校二期生、广东人黎铁汉，副班长则是四川人陈善周，戴笠在军校六期的同学。警卫班的班长，则派了戴笠的另一个六期同学罗毅。

另外，侦察班还有一个书记，就是原临川办事处书记曾澈。

戴笠搞的这两个班，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双重领导”，在业务上，服从于侍卫长指挥，此时是老资格的军校一期学长宣鉄吾。但在编制上，人员仍隶属于特务处，工资也从特务处领，只是从侍从室领点津贴、补助、服装费什么的，基本上相当于戴笠给侍从室义务打工。

在戴笠，当然不会干赔本的买卖，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保卫老蒋的安全，本就是特务处的职责；第二，侍从室位置重要，在老蒋身边安上自己的人，随时报告消息，心里踏实。因此，戴笠不但白干活，而且精英尽出，派去的基本都是军校同学和“浙警”正科毕业、又经杭训班训练出来的特务，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李翰廷、张毓中，都是这会儿派进去的。

与此同时，戴笠征得宣鉄吾的同意，还推荐了3个军校同学作为正式的“侍卫官”，这3个人是张业、莫钧和娄建如。这样。他们与侦察班、警卫班一起，“成了领袖内外围都有警卫的生力军，这样戴先生不但达成了护卫领袖的夙愿，又有忠贞又为的干部，日夜随侍保护领袖之安全。”

这样一来，戴笠是合适了，但从黎铁汉等人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侍从室是一个很大的机构，负责的工作很多，其中专事安全的这一部分人，就叫做“侍卫官”。由于侦察班和警卫班是在侍从室的“体制外”运行的，因此在侍从室的花名册当中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侍卫官”的名义，更谈不上军衔、职务等等。薪酬也不一样，据张毓中回忆，正式的侍卫官，工资比他们多两倍呢。

张毓中是在福建事变之后被派到侦察班的，他说：“侦察班的‘班’和军队当中的班、排、连的 ‘班’，是截然不同的，这‘班’原是日本宪兵队特务工作的名称，因侍从室从来没有侦察班的编制，既然担负领袖警卫之任务无以名之，就姑且以‘班’为名了。”

人事管理是有其规律的，无论什么时代，任何一个单位，如果其内部的人员身份和待遇不同，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何况是“护卫领袖”这么大的事，大家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身份却不同，待遇也不同，工资收入还差了一大块，搁谁也得有想法。

忘于江湖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黎铁汉等人给宣鉄吾留下的印象不错，于是宣打算把这批干部据为己有。同时，应该说这也是解决“体制”不顺的一种措施。

经宣鉄吾与侍从室的德国顾问司脱乃斯商议，拿出了一份“收编”计划：第一，在体制上，把侦查、警卫两个班全部纳入侍从室的正式编制，等于是黎铁汉等30个人从此跟特务处没有关系了；第二，在待遇上，两个班的人员一律授以军衔，其中，侦查班的全体人员，不论军校还是警校毕业，也不论期别、年功，一律授以上尉军衔，称“侍卫官”；警卫班人员，由于承担的任务相对比较单一，则授予少尉军衔，称为“特务员”。

事先，宣鉄吾给戴笠发电告知此事，只要他同意，即可“呈报蒋委员长核办”。

对于黎铁汉他们来说，这份“收编”计划一旦实现，他们就可以“摇身一变”，以“国民革命军”军官的面目出现，当然好了。张毓中说：“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大事，自是十分高兴。”

正在这个当口上，侦察班书记曾澈做出了一件谁也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密报戴笠，称：“侦、警两班是钧座苦心训练的精华，如被他人吸收，将对团体影响甚大，请考虑婉拒之。”

戴笠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电覆宣侍卫长予以婉拒”。

宣鉄吾本是好意，想让这些特务上上档次，结果给曾澈这样一来，这点“意思”全变成了“不好意思”。心想戴笠的手下，一个个的怎么都这样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偏巧此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戴笠保荐的两名侍卫官张业、莫钧“因看不惯侍卫室同仁的所作所为”，给老蒋写了一封信，结果这封信落到了宣鉄吾的手中。

两件事合在一块，宣鉄吾大怒，当即把戴笠找来大发脾气。当时的戴笠，还不像后来那样权势熏天，再加上宣鉄吾是老蒋的同乡，“天子门生”，又是军校学长，因此说话毫不客气：“我提拔你的人，你不肯；你推荐进来的人又专打小报告，原来你的人不是来护卫领袖，而是来打我们小报告的。”

戴笠百口莫辩，只好把张业、莫钧调走。

这样一折腾，把黎铁汉他们搞得极为被动，挺好一件事没办成不说，还得罪了宣鉄吾，从此宣再不给他们任何好脸子看，侍卫室的人员也开始对他们“冷嘲热讽，排斥为难”。

可想而知，黎铁汉们的一腔怨气，都冲着曾澈去了。张毓中后来回忆说：“曾澈兄是一位忠贞热情的优秀革命干部，相信他密报的动机纯粹出于对团体的爱护，但他这次的作为使我们极不谅解，认为他太无远见。”

张毓中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看他的回忆录，从未对任何同僚口出恶言，这次说的“我们极不谅解”已经是很重的话了，足见当时大家对曾澈意见极大。


其实，站在特务处的立场，曾澈的做法不能说不对，宣铁吾的所作所为，明显有拉拢的意思，人的立场是会变的，如果正了八经地成了宣铁吾的部下，戴笠的话，还能有多大的分量，很难说。
据沈醉回忆，他当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的时候，杜月笙对他十分赏识，曾托人带话，要沈加入其“恒社”。以杜老板当年的声光，对沈而言，这是极大的面子了，换个人想进还进不去呢，不料被沈拒绝。戴笠听说之后非常高兴，连说：“很好，很好。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
不管怎样，曾澈在侍从室是干不下去了，戴笠只好将其调走。

曾澈走了，黎铁汉们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张毓中后来回忆说：“侦察班成员三分之二出身军校六期以上，全都受过特种训练，无论学识、资历、经验都不会低于原侍从室的警卫人员。我们当时年轻气盛，自命不凡，遭此不合理待遇深感不平，更怕此种情况，对于护卫领袖的重大职责，会造成疏忽和差错。于是向戴先生反映，希望有所改善，或干脆允许我们离开，甚至想以军校学生的身份给领袖写陈情书，向领袖面呈委屈。”

这次，一向铁腕治军的戴笠表现了少有的温和，他专门召集侦察班开会，说：“你们的委屈和处境我都非常清楚，也许你们曾经听说过，我在七、八年前所遭受的误会和屈辱，比你们现在要严重多了，但我始终抱定一切为领袖的决心，一再容忍，终蒙领袖垂爱。希望你们为了领袖、为了团体，要百般容忍，坚守岗位。……”

张毓中后来回忆说：“戴先生说话一向声音洪亮，顾盼自如。而这次谈话竟闷坐椅上，脸色阴沉，以低沉的声调，自说自话似的，说了以上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我们深深了解到戴先生的心酸与无奈。戴先生说完话，默默离去。我们之中也无人开口，我们接受了戴先生的勉励和嘱咐，决心忍辱负重，坚忍下去。”

戴笠没有说错，到宣鉄吾离任，何沄接替侍卫长，于1935年5月，再次提出将侦、警两班纳入侍从室编制，并将侦察班改为特务组，警卫班改为警卫组。这次戴笠吸取教训，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慰勉有加”。张毓中说：“从此，我们有正式的上尉官阶，有公开的特务组组员职称，我们的工作以担任外围警卫和搜集情报为主，和内围的侍卫官等密切配合，从事护卫领袖安全的使命，也是侦察班被肯定，峰回路转，转入佳境的黄金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36年，侍从室改组，何沄离任，由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处长，兼侍卫长，第一处下边，增设一个“第三组”，由刚刚被日寇从北平赶出来的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任组长，原本直接对侍卫长负责的特务组、警卫组均降一格，改为特务股和警卫股，归蒋孝先指挥。

张毓中说，“蒋组长所流露出的冷漠与轻视，比以前的宣侍卫长更加令人难堪。他视我们如一般宪警，甚至要我们担任岗哨工作，他对我们特务股的轻视，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从此，黎铁汉的特务股基本处于投闲置散的位置，老蒋出门也不带他们去了，黎铁汉这个股长，经常是连老蒋的去向都不清楚。到1936年底，老蒋赴西安而不带侦、警两股“随侍”，实已于此时种下“恶因”。

曾澈离开侍从室，适逢陈恭澍出事，戴笠派张炎元接掌了北平站，另派吴庚恕接替陈恭澍任天津站站长，并任曾澈为天津站书记。不久，吴庚恕被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天津站由曾澈代理。
这一段是2010年9月11日写的，巧了，1940年，吴庚恕因刺杀汪精卫失机被捕，正是在70年前的这一天捐躯的。
1936年，陈恭澍“禁闭”结束，被派回天津当站长，曾澈成了他的搭档。
曾澈特别钦佩陈恭澍，总是很亲热地叫他“二哥”，因此陈对曾非常信任。前面说过，从陈恭澍回任天津，因工作关系，多次到北平“襄理”行动案件，遂将天津站的主要站务都交给书记曾澈代理。
到1939年初，陈恭澍被派到河内“制裁”汪精卫，失机后被直接调回重庆，天津站就完全交给了曾澈。换句话说，从1936年下半年起，一直到1939年8月底曾澈被捕为止，天津站站长实际上是由曾澈在做。
曾澈非常年轻，到天津站工作时才22岁。但曾澈非常有头脑。当时中日战争的气氛已经很浓了，他注意到很多青年学生空有报国之志却苦于报国无门，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说：“抗战期间，在沦陷地区、交战地区以及大后方等处，产生了很多的青年爱国组合，虽然背景不同，名称各异，但惟有抗日报国的热忱则完全一样。这里所记的抗日杀奸团，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就要说到抗团组织起来的时间了。
据祝宗梁回忆：“抗战前有个‘青年救国联合会’，后来解散了。在天津沦陷后不久，其中有几个人：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女）、张澜生、阮荣照（女）等，他们意识到敌人的铁蹄已经到自家的门前，应该有所行动。于是又约些好友有曾澈、步丰基、陈晶然、王桂秋等人大家共同研究对策。他们认识到虽然不能拿起武器走向战场，但这里有个特殊的地位——就是敌后。可以发挥在战场上不能完成的任务。就应拿出力量在这里给敌人以打击。于是共同倡议组建‘抗日杀奸团’。这个响亮的名字表明对外仇恨倭寇，对内憎恨卖国贼。这是时代赋予的重任。”
对此，陈恭澍的回忆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七七’芦沟桥变起，天津的中等以上在校学生，即酝酿组织抗日团体，故有‘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之成立。当时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所接触到的就是这般人。”
通过上述材料，有几点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抗团的骨干，都是抗日战争之前就存在的“天津青年救国（救亡）联合会”的成员。
第二，七七事变之后，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决心“发挥在战场上不能完成的任务。就应拿出力量在这里给敌人以打击”于是，经过大家商量，给自己的组织起了“抗日杀奸团”这样一个名字。
第三，抗团最初的骨干成员是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张澜生、阮荣照等人，而曾澈是后参加进来的。
沈栋是抗团的核心，抗战爆发时，沈栋在天津耀华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祝宗梁说：“他的工作热情，又对朋友关怀，在群众中突显出与众不同。”
下一个问题，曾澈是怎么加入抗团的，以及他在抗团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抗团的性质。
据陈恭澍的回忆：“为了进一步参与抗战实际活动，‘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中的积极份子，在曾澈同志的鼓励下，乃组成了永垂不朽的‘抗日杀奸团’。此一青年爱国组织的名称──‘抗日杀奸团’是否系由当时的天津站所拟议，再通过曾澈的提出而获得大家认可的？已经记亿模糊了。”
按陈的说法，曾澈对于抗团的成立，重要性不言自明。但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陈恭澍并不是抗团的人，对抗团也不甚热衷。对此，陈恭澍说，“因为当时我有两大外鹜，一来是在军事活动中与人争权；二来是在私人生活行为上脱轨。所以有许多事务都托付曾澈同志代劳了。”
陈还举例说明：“就在二十六年的冬天，有一次曾澈向我口头报告，说是要去参加一个‘青年活动’，我也就点头答应了，至于是个怎么样的‘青年活动’？我就不甚了了。”
由此来看，陈恭澍对曾澈与抗团的关系问题的判断，有可能是实情，也可能不是，因为他不具备判断的依据。
我们再来看祝宗梁的回忆：“曾澈是李宝奇介绍参加抗团的。他另外还有个身份，就是军统派在天津站的秘书。他工作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后来他与沈栋逐渐行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
这段回忆，说得非常清楚：
第一，曾澈并非最初的发起人，而是经人介绍参加进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曾澈与李宝奇、沈栋等人早有来往，甚至有过成立抗团的拟议，而不以曾为召集人，仍由沈栋等人首先站出来倡议。毕竟这是学生的组织，由沈栋等提议，更为妥当。另外，从保密的角度讲，曾澈也不宜于从一开始就跳出来）。
第二，曾澈并未隐瞒自己的特工身份，祝宗梁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曾澈是“天津站的秘书”。当然，在这里，曾的职务，祝宗梁没有说准，这个很正常，显然是曾澈并没有对他们太详细地说，这当然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况且，祝等当时都是中学生，也不会对这个感兴趣，说了也记不住。
第三，曾澈进来之后，很快就与沈栋一道，成为抗团的领导核心。这不奇怪，曾澈比他们至少要大四、五岁，社会阅历要丰富得多，自然会扮演起“大哥”的角色。另外，曾澈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特工，抗团的行动工作，无疑要经过他的培训。这样，曾澈以“大哥”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想不当这个领头人都难。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曾澈在抗团中的地位。据祝宗梁回忆，1938年1月，他加入抗团时，是经过了宣誓仪式的。他说：“我参加了宣誓活动。地点在天津松寿里的一个机关里。同时参加的还有马桂官、袁克昌等七、八个人。……我们举手宣誓后，又在宣誓书上签了自已的名字。主持人曾澈对我们讲了些简短的话。然后当着我们面把宣誓书烧毁了。说这是为了保守秘密。会上还规定，以后大家见面都不用真名，改用化名。我的化名叫祝友樵。”
按，祝宗梁宣誓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
对比陈恭澍进洪公祠的誓词：“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再看毕琪回忆息烽训练班的誓词：“我誓以至诚参加团体，服从领袖，严守团体秘密，服从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几份誓词基本一样，显然是曾澈从特务处原封不动搬过来的。

忘于江湖

关于抗团的成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抗团成员、圣功女子中学学生张杰回忆：
“一九三七年冬，军统局天津站地下组织的一位青年成员曾澈，感到军统站领导的对敌斗争缺乏明确计划，又鉴于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曾澈与这些青年交谈以后，决定在青年学生中组织抗日杀奸团。”
这个说法，与前面几份回忆所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
张杰还进一步说：“曾澈在成立抗团前，先和一些人结拜了金兰之好。结盟的共有十人，其中有的是军统分子，有的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哥王天木，二哥曾澈，三哥王文，五哥李如鹏，六哥沈某(沈栋之兄)，八哥张斯铭，九哥赵尔仁，十哥陈肇基，其他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抗团以天津租界为基地，在各校学生中发展组织。建团初期组织极为严密，人数也不多，参加者多是各校品学较优的学生，有炽烈的爱国热情，对敌斗争态度坚决，有的后来被敌人逮捕，受到各样酷刑，也没出卖自己的同伙而从容就义了。”


关于王天木、曾澈等与抗团成员“义结金兰”这件事，传说很多，有的还给每人编了绰号，弄得跟水泊梁山的众好汉似地。对此，笔者一直持怀疑态度，以为是小说家言。道理很简单：大凡做特务的，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一天到晚躲还躲不及，一下跟十来个人拜把子，其中多数还是外人，怎么会这样张杨！
张杰的文章发表以后，另一位早期抗团成员张澜生就张提到的一些情况，写了一份“订正”。
张澜生， 1917年生，祖籍浙江绍兴。
张澜生出身于天津的一个银行世家，其祖父张作涛是“北四行”之一的盐业银行经理。到其父张召兰这一代更上层楼，不仅曾参与参与筹备“四行”准备库与储蓄会，并任天津分库经理，且自创中和银号，并任经理。其后，张召兰长子张丙生继任该行经理。张召兰的次子即张澜生。
抗战爆发时，张澜生是耀华中学学生，也是抗团的最早期成员之一。在张澜生的“订正”中，首先是肯定了“结拜”确有其事，同时指出，结拜的时间是1938年春天，“远在抗团成立之后”，因此，参加结拜的人员，“除沈栋、孙达诚、陈肇基以外，均为后期发展的团员。”
另外，张澜生对抗团的由来，又提供了新的说法：
“抗团成立时间并非是1937年冬季，而是同年8月11日前后。当时军统局尚未成立，其前身系复兴社所属青年救国研究会，由复兴社天津特派员王任远领导，天津沦陷之初，王任远滞留北平，青年救国研究会员彷徨无路，此时名义上隶属于复兴社特务处的陈恭澍和曾澈为了保存这部分力量，开展抗日活动，由曾出面持陈恭澍亲笔信，约请青年救国研究会干事会部分干事，把散居租界的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抗团。王任远回津后，对此大为不满，曾电南京表示抗议。”
张澜生回忆中更提到的王任远，确实是复兴社的人。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此人，他说：“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据了解，在秘密组织 ‘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郑先生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用的是什么名义，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书记贾毅同学有私人来往，郑先生的地位必然驾乎分社书记之上，就此推断，也可能是‘特派员’或‘华北分社’书记。在郑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两位助理书记，一位是王任远，一位是齐庆斌。”
我们前面说过，所谓“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复兴社的内核，因此，如果依张澜生的这份回忆，那么，不仅抗团是在特务处的指导下成立起来的，且连其前身“青年救国研究会”也是复兴社领导下的团体。这样一个说法，显然与我们此前所看到的资料有相当大的出入，且除张澜生以外，笔者还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一个人持这种说法。
不过，考究起来，张澜生的回忆中，有相当多的合理成分。比如他谈到“当时军统局尚未成立”、“复兴社特务处的陈恭澍和曾澈”，等等——即便在今天，“对于“特务处”和“军统”的区别与联系，也不是随随便便那一个人都能够搞清楚的；张显然了解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又如，张澜生说“王任远回津后，对此大为不满，曾电南京表示抗议”，也非常符合情理。前面说过，复兴社的活动与特务处是两条线，虽然彼此似乎处于同一个系统中，却是分开运行的，当然，在外界看来，这种界限有时不那么清晰。既然如此，原本归复兴社指挥的“团体”，等于是被特务处明火执仗地抢了去，王任远怎么会不生气！
另外，“同年8月11日前后”，“由曾出面持陈恭澍亲笔信”等等细节，也不像是信口开合，应该是知道一些内情的。
张澜生后来娶了沈栋的姐姐、同为抗团成员的沈桢，所以，张澜生不但是沈栋的同学，也是他的姐夫。不过，张、沈二人虽是至亲，但在对于抗团的活动方式上，二人却有不同的见解。
祝宗梁曾回忆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抗团）在工作方法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以宣传为主，另有些人主张行动。”在这两种意见中，张澜生就是前者。
就张澜生的回忆，笔者特地征询了祝宗梁老先生的看法。祝老说：“据沈栋告我说，他（指张澜生）与沈栋的意见不同。他反对沈栋用烧、杀的办法，只要搞宣传就可以了。沈栋的意见是宣传也要，行动也要。”
此后，张澜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又与沈桢结婚，加上与沈栋意见不合，就脱离了抗团。到1938年祝宗梁加入组织时，张澜生已经不在抗团了。祝宗梁在回忆录中说：“后来，有些人到南方读书去了，有些人结婚了，还有人意见分歧，这些人大部分散了。”这当中，就包括张澜生。
从祝老的回忆看，他与张澜生并没有真正地在抗团的组织内共过事，因此，张了解的情况，祝不大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作为一个秘密组织，许多东西是需要保密的，每个人都不可能了解全盘的情况，知一斑而难窥全豹，正因为如此，可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说的肯定是对的。事实上，就某一个具体问题而言，可能确实如此，但是从总体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对了。陈恭澍、乔家才等等，都是军统的高级干部了，其回忆中，尚有许多错讹之处，除了因种种原因故意隐讳之外，其他的，只能说是因为很多事情他们并不了解。
关于曾澈与抗团的成立，笔者目前拥有的材料，就只有这么多了，如果感觉还是没说清楚，或者有疑问，也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补充了。

说完抗团的成立，我们来看看抗团的骨干。
关于抗团的成员，张杰在回忆中曾提供了一份名单：
“当时天津各学校中抗团分子有：
　　
耀华中学：孙惠书(女)、陈阎如(女)、冯健美(女)、夏致德(女)、张同贞(女)、黎大展、沈行安、潘某等。
　　
中日中学：李振英、王宝璋、王维彬、赵恩波、孙大成等。
　　
汇文中学：王宗钤、丁毓臣、李国材、宋显勇、宋显德等。
　　
新学中学：赵尔仁、陈肇基、赵广禄、范旭、宋宝昆、孙福先等。
　
志达中学：章葆娟(女)、翁某(女)、丁益寿、水宗骥、宋显梅(女)等。
　　
广东中学：王学源、刘永康(刘洁)、李桂芬(女)、刘蕴华(女)、刘钦兰(女)、李吉芳(女)等。
　　
中西女中：刘莉、陈氏姐妹(名忘记，史学家陈垣的侄女)、罗某等。
　　
达仁学院：孙湘德等人。
　　
工商附中：王文成、蔡秉尧、叶刚骞、倪某、王振鸿、王振鸪、刘友琛、刘友赣、宋文林、张彬儒等。
　　
圣功女子中学：张杰(女)、王菊青(女)、王硕芬(女)、于学慧(女)、吴莲顺(女)、魏某(女)、龚某(女)等。
　　
原南开中学：李如鹏、杜建基、祝宗梁、沈栋等。
　　
此外尚有不知属于何校的：袁汉俊，袁汉勤、章文颖、华道永(女)、华道本、张树林、方瑞萱(女)、方茂萱(女)、徐德贞(女)等。”
其中，张澜生指出，“方瑞萱”系“方庆萱”之误。
笔者将这份名单与祝宗梁的回忆录对比了一下，基本上，抗团的重要成员，都囊括其中了，只落下一位，即天津耀华中学的马桂官。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天津抗团”，不包括后来的“北京抗团”。
按：马桂官，生于1920年，祖籍浙江绍兴。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读于耀华中学。
马桂官亦生于名门，父亲即著名教育家、创办达仁女校的马千里先生，母亲则是创办南开中学的张伯苓先生的妹妹。
不算曾澈，在上述名单中，除了沈栋是抗团的核心以外，还有几位中坚人物。
李如鹏，1916年生，河北汉沽人，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
据祝宗梁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李如鹏就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那时各校学生要求抗日，举行大游行，还要到南京请愿。李如鹏就站在范荪楼前向同学讲演，号召同学参加游行。”
1935年，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大游行，为表示声援，天津学生群起响应，李如鹏也是积极的参加者。
“七七事变”之后，由于校舍被轰炸，南开中学迁移到重庆办学，称重庆南开中学，留下一部分师生“护校”，李如鹏就是留下来的学生之一。
祝宗梁评价说：“从某些方面来说，李如鹏到来使抗团走向正轨。”

袁汉俊，1919年生，原籍浙江诸暨，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
据祝宗梁回忆：“袁汉俊参加抗团很早，对那些不辞而别的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我时而流露出一些批评之词。汉俊本人就一直团结在同志们身旁，奠定了抗团的发展。”
祝宗梁对袁汉俊的评价是：“他办事谨慎、思考问题很有条理，这是他的特长。”因此袁在抗团中担负总务工作，所有成员的名单，都由他保管，这是抗团的核心机密了。祝宗梁说：“袁汉俊从开始就担负抗团的总务工作。他把人员名册，用他自己的密码，全部翻译成数字，并保存在银行保险箱里。”
祝宗梁还说：“抗团开始时是没有经费来源的。……在这方面汉俊是从不要别人开口，他就把一切安排好了。后来抗团得到一些奖金，也都由他保管。”
祝宗梁，1920年生，抗战爆发时，17岁的祝宗梁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南开停办，祝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读高二。
据祝宗梁回忆，当时还是他的弟弟祝宗权先加入了抗团，然后介绍他参加的。
事情的起因，是抗团成员刘福庚、李宝仁在研制土造燃烧弹中，发生意外，刘福庚当场遇难，李宝仁则被烧成重伤。
据祝宗梁回忆：“有一天我弟弟宗权忽然问我：说有位朋友死了，可否愿意为他拍张遗照。我答应了他。次日他又说，不需要了，人已经抬走了。他向我说了实话：这位朋友是烧死的，是在制造燃烧弹时发生意外，燃烧弹在他身旁起火，他被烧死了。还有一个人烧成重伤，已送马大夫医院治疗。
祝宗梁动手能力很强，喜欢照相，还可以“自已做矿石机，后又改成真空管的收音机”。其实不光祝宗梁，抗团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一等一的聪明人，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像什么，他们用的武器，许多都是自己制造的。
接着，祝宗权又说：“我们有个组织，叫抗日杀奸团。顾名思义就知是抗日的。”并问祝宗梁是否愿意参加。
当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祝宗梁很坦诚地说到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当时一下楞住了。这事是有些吓人的，而且眼前又是一死一伤。我问自已，我行吗？我有什么本事？但又想：抗战是义不容辞的事。我还是答应了。”
祝宗权随即介绍他与沈栋认识，当参加了如前所述的宣誓仪式之后，祝宗梁就正式地加入了抗团，最初，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做交通员，每天到松寿里（即抗团的“机关”所在地）去取油印的报纸，分发到订户家里去。这报纸名叫《正字报》，是由一部分抗团成员每天晚上收听“中央”广播之后，将新闻记录下来而油印的的一份报纸。后来又增加了一份《拔涉》月刊，主要刊登抗日的文艺作品。祝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工作。使我感到无比神圣，我非常认真地进行这项工作。”
孙若愚，原名孙旭先，天津中日中学学生。
孙若愚是抗团中的“行动”专家，我们后面会多次提到他，而且，孙若愚也是唯一一个最终加入军统组织的抗团成员。
不算曾澈，沈栋、李如鹏、袁汉俊、祝宗梁、孙若愚就成为抗团的“五虎将”，此后，抗团几乎所有的重要行动都是在他们的组织和参与下进行的。其中李如鹏、袁汉俊和祝宗梁又都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可称为南开“三剑客”。

忘于江湖

抗团在初期的活动，首先是宣传发动工作。如前面所说的，编纂自己的小报和刊物，传播正义，号召抗日。
据张杰回忆：“每当‘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时，抗团便散发传单，宣传抗日，启发人民行动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当我军在台儿庄战场取得重大胜利时，抗团全体出动在闹市区散发捷报。也有的利用清晨或夜间，把宣传品投往住户的邮箱内。一九三八年夏出版《跋涉》刊物，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报导抗战的消息，进行抗日宣传。”
陈恭澍则评价为：“笔者所见到的是：那些比较文静一点的，自掏腰包，买纸张，借油印，贴抗日标语，散反日传单，一时之间，把一个包括日本租界在内的天津市区，搞得热闹非凡，连巡捕都抓不胜抓，充份的表现出民族反侵略的热情。”
按：前面说过，抗团成立之初，是没有任何经费来源的。抗团成员都是学生，又没有收入，那就只能从家拿。但点心钱、书本费终归有限，因此，在抗团成立的初期，经费可以说都来自社会的“捐助”。
抗战爆发以后，许多有志于为抗战出一份力的人士，包括一些抗团成员的家属、长辈，虽因种种原因，不能自己站出来，却愿意以种种其他方式，为抗战尽一份力。祝宗梁回忆说：“那时有位资本家与李如鹏搭上关系。李如鹏一直保密他的姓名。他愿出钱为有困难想去内地的青年提供帮助。李如鹏借此关系曾送走一二十人。他们大多不是抗团人员。”
张杰也说：“进行杀奸活动所需用的经费，多来自知名人士的协助，也包括团员家庭的支持。如天津永安堂的陈经理，他是胡文虎的外甥，他的家(今河北路顺和里)成为各队负责人的联络地点，而且还提供过他的私人汽车为抗团使用。再如静海中学教师李明(李桂芬)，她的家(今滨江道恒和西里)也是抗团活动联络点，团员宣誓就在她家。此外，有些团员的家庭，为抗团长期存放枪支、宣传品等物。敌伪对抗团发动几次大搜捕时，这些掩护抗团的人都守口如瓶，不曾暴露。抗团的交通员多是女性，先后有张同贞、夏致德、冯健美、陈阁如、张耀清、张杰等人。”
如前所述，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在工作方法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以宣传为主，另有些人主张行动。其中沈栋是“行动派”，他说：“我主张行动，但不是不要宣传。行动工作不但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事发后，必定在报纸上刊登。他们就为我们进行了宣传工作。老百姓看到就相信我们还有力量，更振奋人心，比我们印多少传单更起作用。”
应该说，当时的这些青年学生，如果要从事大量的行动破坏工作，确有难度，因为毕竟抗团成员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刚刚走出校门，甚至还有小学生，又没有经过训练，大家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这个分歧，在曾澈加入抗团以后得到了解决。祝宗梁说：“他（指曾澈）工作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后来他与沈栋逐渐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
不过，对敌斗争毕竟是残酷的，在抗团组织起来的初期，这些刚刚走出校门（有的还没有真正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接连受到了三次挫折。
首先是前面提到的，1937年12月，抗团在研制燃烧弹当中发生意外，造成一死一伤。
自行研制燃烧弹是沈栋倡议的，有一次他化装成工人到一个工厂里转了一圈，随即想到要破坏工厂就必须有炸弹，燃烧弹。于是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宝仁，李宝仁又找到刘福庚，俩人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据祝宗梁说，“他们制造的燃烧弹有两种。一种是用硫酸经过沙滤延时起燃的燃烧弹。还有一种是用时间控制起燃的燃烧弹。燃烧弹也有大小，大的燃烧弹燃烧时可达千度以上。” 结果就在制造“大的燃烧弹”的时候出了事。
祝宗梁是技术专家，他分析了出事的原因：“提到前面的两个人，死了的是叫刘福庚，伤者是李宝仁。他们研制了炸弹和燃烧弹，和用时间控制的起爆器。起爆器是用个怀表，并在表面打个洞，洞上装个螺丝当电的一极，表本身又是一极，用表针走动来控制时间，当通电后，使电池烧红一段电阻丝来起爆。炸弹的药用雄黄和氯酸钾的混和粉。这就是小孩玩的炸炮，在这种粉里加上玻璃粉，摔在地上经玻璃磨擦发热就爆炸。这是一种很不安全的炸药。燃烧弹的原理是用在野外焊接铁轨的方法一样。燃烧时的高温可把铁熔化。刘福庚被烧死，一定是在燃烧弹上安装时间控制时，不当心造成电线短路起火而烧死的。”
刘福庚是抗团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人。
第二次是抗团“机关”暴露。抗团成立以后，以英租界松寿里为机关，印制报刊，加入抗团时的宣誓仪式，也在这里进行，负责日常工作的是胡希文。
祝宗梁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对保密工作认识不清。大家都是学生，学生的交通工具都是脚踏车。每次宣誓时在这小院里脚踏车放不下，就放在门外。一般家庭哪里有这种情况，经常门前那么多脚踏车，又那么多青年人聚在一起。不多久就出事了。”
1938年春，松寿里机关被英租界工部局查抄，胡希文被逮捕。可巧，当天曾澈要到松寿里办事，刚进胡同就感觉气氛有异，扭脸撒腿就跑，结果踩到一个坑里摔了个跟头，当场被捕。
按：日后陈恭澍也是在逃跑的时候摔了个跟头被捕的，看来天津站出来的人都不善奔跑，恐怕是日常训练不够。
沈栋得知此事，由于当年通讯不够发达，短时间内难于联系上所有的人，于是就派人远远地守在胡同口上，见到自己的“同志”赶快暗示其离开。
祝宗梁说：“担任警戒的事不是难事，但责任重大，因为这影响其他同志的安全。”当时，沈栋安排祝宗梁担任岗哨是下午五时至七时，安排曹福生是从七时至九时。结果曹福生到点没来，祝宗梁只好接着站岗。
晚上九点来钟，沈栋来查哨，发现依然是祝宗梁在那儿。祝说：“他（指沈栋）以为曹福生出事了，就去曹家了解情况。曹家人说他可能去看戏去了。沈回来撤掉警戒，并约祝一起去戏院看个究竟。果然在晚十一时散戏时见到曹福生。沈栋很生气。他认为富裕家庭使子女养尊处优，再耽于玩乐享受，就造成他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曹福生对工作这样不负责任，以后很难在一起工作。沈栋果断与他断绝来往。还有与曹福生一起玩乐的王崇茂也断了关系。”
此后，通过找关系，交了罚款，曾澈和胡希文都被放了出来，也没有受苦，更没有暴露身份。但松寿里这个机关是用不成了，抗团的两份地下报刊也只能停刊。
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宣誓仪式也根据形势决定，如果不具备条件，就取消这一环节。
后来，抗团在尚义别墅九号设立了一个据点，由李如鹏以家庭方式租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可避免与外界多余的关系”。


第三次挫折，也是损失最大的一次，是沈栋被捕。
据祝宗梁回忆：“1938年6月份，沈栋突遭英工部局逮捕。出事原因估计是他活动频繁造成别人对他怀疑以致被告密。抗团的建立与发展都凝聚了他的心血。本来没有任何罪证，英工部局不能任意拘押一个人。可是沈栋坦然承认他是从事抗日活动。这种情况造成他是既不能定罪又不能释放的人。那时英国与日本尚未开战，可是英租界当局又受到日本压力使其在政治态度上含混不清。沈栋的家庭经过多少次活动保释均不见效。在英工部局里也有中国人工作，虽然同情也无济于事。”
按：经查，沈栋被捕的确切时间是1938年8月30日。
沈栋很有办法，他在监狱中发展一位巡捕马从云参加了抗团。这样，就可以通过马从云与外界保持一定联系。

祝宗梁说：“沈栋工作时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每个同志。在友谊的交往中他又是非常真挚。大家对他离开工作都无比惋惜。……沈栋可以说是在抗团负责组织的，所有的事都要他来处理。曾澈虽然说是总负责人，但他另有任务，他只是与抗团的几个人有联系，具体事务他都不管。现在沈栋被捕，抗团简直是群龙无首了。”

此时，李如鹏站了出来，接替了沈栋的职责。

前面曾经引述过张杰的回忆：“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

张杰这段回忆非常准确，李如鹏等人，确实曾经参加过抗日的武装斗争。

据陈恭澍回忆：“（在抗团的）发展中，因工作路线问题，抗团的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口诛笔伐、着重于文化宣传；有的则非要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于是各展所长，尔后也各有其不可磨灭的成就。”

陈恭澍说，在主张“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的一派中，又分为两个“实现途径”，其中有一部分，“争先恐后的想要亲手宰几个日本人”，于是，“以陈肇基带头的一批，由曾澈为介，参加了‘滦榆总部’主办的干部训练班，一个月后，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去了。当他们二十多人在一所学校的楼上举行开训集合中，我曾经给他们讲过话，在场的还有王天木、王文、曾澈诸人。”


据张澜生回忆：“同年（1937年）十月底，王天木奉戴笠指示来津组织滨海游击队时，确曾派过少数团员前往参加，不久在冀东即被日军打败。”
按：张杰所说的“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陈恭澍所说的“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去了”、张澜生所说的“王天木奉戴笠指示来津组织滨海游击队时，确曾派过少数团员前往参加”，其实都是一回事，正式的番号即“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

另一部分，就是沈栋他们了，可称为抗团的主流，即在城市中通过破坏、暗杀等行动打击日寇。李如鹏他们从前线回来不久，沈栋被捕，经过武装斗争锻炼的李如鹏，接替沈栋的核心位置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经采访祝老，他说当时是曾澈让李接替沈栋的：“1938年夏，军统的山东游击队被打垮。李如鹏就从山东退下来。这时沈栋被英工部局逮捕，曽澈就要李如鹏代替沈栋的工作。”

李如鹏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大力加强抗团的组织建设。

其一，将原有的松散结构组织起来。祝宗梁说：“他（指李如鹏）到抗团后，就把抗团分成五个小队。每个小队内设四、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四、五个成员。每小组设小组长一人。各小队设小队长一人。这五个小队长依序是孙若愚、刘友深、李振英、我、周庆涑。第三小队的李振英因试验燃烧剂被烧伤，以后就改成赵恩波。第五小队长周庆涑因居住意租界，交通不便，后改为夏廼麟。”

祝宗梁说：“后来组织逐渐扩大，人数可能上两三百。就另组建一个学联。由刘永康和张世一（女）负责。在警界有警联，在工商界有工商联。”

其二，建立起了了抗团的核心领导层。据祝宗梁说：“（李如鹏）在小队长之上又成立一个干事会。由六个人组成。负总责的是曾澈，李如鹏负组织干事，袁汉俊任总务干事，孙若愚任行动干事，我担任技术干事。还有一人是沈栋，他虽出事但名额仍保留在干事会内。”

第二件工作，是狠抓业务建设。

除五个小队外，李如鹏还设立了一个技术组和一个行动组。

祝宗梁领导着技术组，成员有向传纬、水宗骥、雷邦玺等人。总务干事袁汉俊也经常来技术组帮忙。

祝宗梁很谦虚地说：“要我担任这技术干事，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因我曾参加制造过定时燃烧弹，也就是我具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但这远不够的，于是我就考虑买些书来学习。袁汉俊又主动为我找来不少书，有的是从刘福庚那里拿来的，又买了一些。应该说担任这工作的应是汉俊和我两个人。”

祝宗梁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考虑到将来要烧什么，就用什么样的燃烧弹。”祝宗梁举例说：“例如棉花，用小型的就可以了。我们设计制造了一种如香烟盒大小的燃烧弹，用力丢可以有二、三十米远。这就可以从外面丢进去，我们不必进入现场。”
“我们还做了个更小的燃烧弹。把麵粉和氯酸钾混合，加水调和做成小球。等它干燥后，再蘸一下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用弹皮弓弹出去，可以有四、五十米。”
为吸取刘福庚牺牲的教训，技术组还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我们在书里看到苦味酸有爆炸的性能。就考虑用苦味酸来代替雄磺与氯酸钾的这种炸药。因为这种炸药很不安全，稍有磨擦或碰撞就会爆炸。我们利用氯酸钾有释放氧的功能，在一定的比例下与苦味酸混合。在用力的打击下，就可以爆炸，而且威力不小。”
祝宗梁说：“在学校化学课程里学过，黄磷在常温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燃的。于是我们用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当引燃剂，这二硫化碳蒸发需要几秒钟时间，这就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平安地离开现场。”

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是严格控制的，不易买到。于是抗团“打通了一位在德国洋行化学仓库的工作人员，他支持正义事业，许多材料都可以买到。”

另一个重要“部门”行动组，自然由抗团的“行动专家”孙若愚负责。孙找了几位身强力壮的抗团成员担当此任，主要有孙湘德、虞承芳、宋显勇、刘富川等人。

忘于江湖

李如鹏带领大家所做的第三件工作，是加强思想建设和教育训练。

其一，建立例会制度。“规定每星期日上午开干事会一次。参加的是各位干事和小队长。内容是由曾澈做形势报告。李如鹏做组织报告。然后就是临时动议。会议内容由小队长传达到各小组，也是每星期一次。”每次会后，所有成员都要默颂团训：“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

其二，制定保密措施。祝宗梁说：“过去因为横的联系太多，秘密无法保持。因为这是在敌后，万一有事造成损失不堪想象。所以特别规定，各小队间和各小组间不准往来。也不准泄露秘密。”

其三，强化行动技能训练。这项工作主要由孙若愚负责，据祝宗梁回忆，“为了训练一些学生工作能力，就叫他们去画地图。有一次叫一个小组去画法国公园的地图。这个地型是圆形的，几条马路呈放射形，不易弄清东西南北。这个小组是耀华初中三年级的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是十四到十五岁。她们是张同珍、孙惠书、冯健美、夏志德四人。她们总画不好。后来等到天黑，她们钻过铁栏杆，把佈告栏的玻璃打破，摘下上面的地图拿回来交差。结果反而受到批评。后来对此事大家一直作为笑谈。”

“还有一次，孙若愚又组织大家去偷汽车捐牌。也是二十多个小组，每个小组两个人。后来偷回来的捐牌堆了一大堆都无法处理。有位警察抗团同志拿来一张单子，上面有四五十个汽车号码。说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发现这些号码的汽车就予以扣留。”

张杰也回忆过抗团的培训工作，她说：“女子大队长是方茂萱，下设小队长是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男子大队长李如鹏，小队长有袁汉俊、王宗钤、祝宗梁，夏廼麟。对团员进行训练，主要通过小队长、小组长，以抗团编的小册子进行讨论，包括抗战的形势以及如何避免敌人的钉梢、对付敌人的逮捕等等。集会经常在团员家中，有时利用某家大楼的平台屋顶。为了便于采取行动，还布置团员熟记汽车牌号，调查汉奸活动情况。”
　　
1939年春天，因抗团人数越来越多，还搞了一个骨干培训班，据张杰回忆：“地址在现保定道崇仁里崇仁小学内。名义是补习学校，表面上由宋宝昆教英语，夏廼麟教语文，实际上由李如鹏主讲抗战形势、团员应注意事项、行动原则、保密制度等；水宗骥讲定时炸弹的制作；赵尔仁讲述枪支的构造及使用。”
　　原本，抗团还要求大家加强体能锻炼，“规定早晨在民园体育场锻炼身体。每期训练两周，后因人多目标大，恐引起日伪特务注意而停办。”

第四件工作，排除可疑人员。

据祝宗梁回忆，某日，“第五小队副小队长刘富川（天津耀华中学学生）召开小组长会议，在会上有另一个陌生人参加，叫陈慕贤。他们二人极力贬底曾澈和李如鹏二人，还骂出难听的话，还号召大家脱离抗团另立组织。”

抗团成员朱国钧将此事报告给了李如鹏，李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清陈慕贤的背景。此事引起了曾澈的警觉。他认为：“没有小队长夏廼麟的参加，私自召开会议是违反原则的。这种行为就是破坏组织。如放纵不管就可能产生想象不到的后果。陈慕贤的背景不知，又不能找他谈话。若他知道我们对他怀疑，他可能先下手为强，立即对我们采取破坏活动。刘富川是抗团成员，对此事应负主要责任。”

孙若愚则反映说：“刘富川是行动组组员，在几次活动时，他总表现退缩不前。”基于上述情况，李如鹏、孙若愚都主张对刘富川采取“坚决措施”。

对于另一个“陌生人”陈慕贤的处理，因搞不清他是什么“路数”，则比较为难，主要原因是曾澈怀疑陈是共产党。据祝宗梁回忆，曾澈在干事会上，至少两次谈到“国共合作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共同抗日。互不防碍”的原则从事。因此，曾澈认为：“万一陈慕贤是共产党，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不妥，不如对他进行隔离，与他断绝联系。”

最终，曾澈采纳了李如鹏和孙若愚的建议：“对刘富川只进行教育是不够的。谁能保证他听话并不做任何反应。这是敌后，对自己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最后决定对刘富川进行制裁，对陈慕贤进行隔离。”并责成李、孙二人执行。

于是，李如鹏让夏廼麟召集了一个“会议”，会上，李对刘富川说：“有件任务要你去执行。到志达中学去找孙若愚一起去。为了安全起见，身上不要带任何证件。”

祝宗梁说：“当刘富川见到孙若愚，孙就向他开了一枪。刘富川只是受伤，回头就跑。李国才、宋长富跟了上去。李国才又补了几枪，他才倒地不起。”

据祝宗梁回忆，杀死刘富川这件事，当时“在抗团内部也有人议论，认为心恨手辣”。

平心而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曾澈确实出手狠了点，因为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刘富川有“异动”，或者是有“异动”的可能，仅仅因为“带来一个陌生人”、“擅自召开会议”，就要人一条命，有点过分。即使在军统内部，未经戴笠批准，也不可以随便“制裁”那一个人的。

按：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经明确地说过：“就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来说，凡是制裁工作，不是奉令执行，便是项目请示奉准的，绝对没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力。”

为了增强说服力，陈恭澍还举了一个反例：“抗战期间，我们有一位资深同志——他是我所接任的前上海区长，不知为了何故，他在陕西杀了人，虽然也是因公，但事先并未奉准有案，结果以违法被判死刑确定。这是非常显明的事例之一。纪律严峻，谁敢滥杀！”

这里，大家当然知道，陈恭澍指的是赵理君，因纵容手下暗杀河南省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区专员韦孝孺而伏法，只是把发案地点误为陕西。

当然，“慈不掌兵”，非常时期，如果因妇人之仁导致组织暴露，就因小失大了，从这个角度看，曾澈的“心恨手辣”，也不是绝对不能理解。

事实上，在当年错综复杂的客观环境下，要这群年轻人（小的十几岁，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六）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万全的选择，亦是强人所难。

有的时候静下心来想想，战争年代，冤死的人不知凡几。多少年以后，有的人可能会有澄清的机会，有的人，死了也就死了。

至于陈慕贤，祝宗梁说：“陈慕贤后来去了内地。军统将他逮捕，经过审讯弄清他不是共产党，而是与军统下面什么组织有关。”

通过李如鹏的上述措施，抗团逐渐从最初自发组织起来的松散型组合变得比较像一个组织了。祝宗梁说：“这时抗团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过去就和球队一样，来往随便，不像是个秘密组织。”

前面说了，抗团活动的初期，其活动以宣传抗日为主。

除了出版地下报刊以外，抗团还曾经走上街头，进行半公开的宣传活动，这一点，在1938年7月7日这一天，达到了顶峰。

祝宗梁说：“七七事变一周年的前一天夜晚，抗团组织了二十几个组，每组两个人，进行贴标语行动。一个人刷桨糊，一个人贴。我和吕廼纲一组。等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出来看都没有了。原来当局组织人都撕掉了。七七周年这天，我们还组织好多人撒传单。各个人方法不同，有从高楼屋顶撒下来。有人放在汽车顶上，等汽车开动就分散开来。我也参加了。我在电影院散电影时，骑着自行车就在人群中撒。

这时，一个法租界的警察看见了祝宗梁的行为，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去干涉祝宗梁，而是“赶快扭转过头，假装没看见。”祝说：“那时代人人同情我们。”

头天，祝宗梁他们还以“抗日杀奸团”的名义，向各个电影院和戏院发出了一封信，要他们在次日停止演出。

第二天，绝大多数影院真的按他们的指令停演了，当然，为了避免麻烦，大家都找了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的门前写的牌子是“机器修理，停演一天”，有的写“内部修理，停演一天”。

祝宗梁说：“只有平安电影院例外。他们依仗着外国老板不遵守执行。我们就想教训他。我做了个不伤人的炸弹要放在这电影院里，后来被曾澈劝止。”

同日，抗团成员、天津师范毕业生、东窑洼第八十一小学校长陈原组织吴纪元、杨大森、赵晓庭等人炸毁了天津旧俄国花园的日本军事仓库，全部物资付之一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行动的杨大森、赵晓庭，当时还是小学生。

除宣传以外，破坏是抗团最常见的活动方式，主要目标是工厂、日伪的仓库及各类亲日的机关场所，仅在祝宗梁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的的破坏活动就有十余起。在这里，笔者不准备照本宣科地全文引用，只举几个例子，否则的话大家不如直接去看祝老先生的回忆录，比我写得好。

祝宗梁参加的第一次行动工作，是火烧光陆和国泰两家电影院。当时沈栋还没有被捕，他和孙若愚听说这两家电影院被日本人收买了，于是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叫他们知道知道做汉奸的滋味。

于是沈栋以耀华和工商中学的抗团成员为主，分成了两个组。沈栋带着“工商组”去烧光陆电影院，成员有袁克昌、罗烈勤和祝宗梁，沈栋考虑到，一旦执行了破坏，大家就要立即撤离，因此，沈特地安排了一位抗团女成员吕乃璞“观看事后效果”。由孙若愚带“耀华组”去解决国泰电影院，成员有沈元寿、刘友淦、马桂官，由钱致伦看效果。

事前，沈栋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告诉大家，由袁克昌、罗烈勤和祝宗梁等人带着宣传抗日的传单，预先在电影院楼上待命，由他本人负责将把燃烧弹放在银幕底下，一切就绪后，他用红布罩着手电筒在台子附近照一下，在楼上的几个人看见这信号就把传单撒下去。然后立即撤退。沈栋还告诉大家，万一发生意外，一定会引起骚乱，这时，在楼上负责管炸弹的人就把炸弹引爆，制造更大的骚乱，以便大家撤退。如若顺利，炸弹就丢掉不要了。

破坏光陆电影院的行动十分顺利，据“观看事后效果”吕乃璞说：“当传单撒下来后，影院刚好休息（从前电影院中间都有休息十分钟）。观众就纷纷拾起传单看。传单印的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特别每张都印着“抗日杀奸团“的字样。影院又开映后，突然一股白光（因为燃烧弹里有镁粉），跟着银幕烧得卷了起来，又引起了后台大火。影院秩序大乱，观众纷纷拥向出口。后来大火又烧到放映部，突然又听到轰然一声巨响。楼房也垮了下来。最后大楼成了一片废墟。”

孙若愚那边行动也很顺利，但效果不如光陆。

事后，第一次参加行动的祝宗梁说他当时“情绪很紧张”，并说：“我看到沈栋那样稳重，沉着，从容不迫地工作，出自内心地佩服。”

行动成功，经曾澈向重庆报告，说“上面”发给抗团三千元奖金。祝宗梁说：“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上面’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军统局。”这笔钱，就由总务干事袁汉俊保管，作为抗团的活动经费。

祝宗梁参加的第二次行动是“火烧中原公司”。

此时，沈栋已经被捕，李如鹏接替了沈栋的位置，抗团的技术组和行动组已经组织起来，于是，李如鹏和孙若愚开始策划又一次比较大的破坏活动，他们注意到“中原公司是日商经营的、也是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销售的当然大多都是日货，也有少数欧美的高档产品”，于是决定火烧中原公司。

据祝宗梁回忆，参加这次行动的，除李如鹏、孙若愚外，还有袁汉俊、虞承芳、宋显勇、孙湘德、张同望（女）、张婉云（女）等人。“编了七个小组，每组两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在指定的地点，各组将燃烧弹安置妥当，然后撤退到指定地点向李如鹏报到。等全体人员到齐后，就通知几个在大公司屋顶上的人员，向楼下撒传单。这传单上除了宣传文字外，还印上这次放火烧中原公司是抗日杀奸团干的。”

行动要用的燃烧弹，自然是由祝宗梁的技术组负责提供，祝说：“那时我刚接技术组，制做方法还是和过去的一样。我们将燃烧弹放在软胶鞋盒里作掩护。”

这次行动不太成功，“后来全部返回并散发传单后，燃烧弹还没有起火。后来烧起来了由于那是钢筋水泥建筑，又消防设备较好，所造成的损失没达到理想的效果。”后来又发现有一、两处的燃烧弹没有烧起来，经干事会事后的的工作检讨，“认定是技术组在制造上存在问题，应由祝宗梁负责。这个失误应罚祝宗梁面墙站立一小时，并由孙若愚监督执行。”

祝宗梁说：“那时这种处罚是严格的。平时在开会的时间迟到，迟到几分钟就罚站几分钟。曾澈也不例外，而且他迟到的次数最多。”

转眼已经是1938年的夏天，当抗团组织了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的“系列”宣传活动之后，就放暑假了。祝宗梁说：“以前活动都要利用业余时间，现在好了，整天都好派用场。”

经过几次行动的锻炼，祝宗梁逐渐成长起来，他发现了许多日寇的仓库，存放的都是军用物资，于是，在祝的策划下，抗团连续三天“大放其火”，烧得不亦乐乎。

忘于江湖

据祝宗梁回忆：“在天津河北大经路海河边上，有个旧天津市政府。在战争中被日军炸得只剩了一半。日本军队就把这当成日军的仓库，门口有日军把守。在后面一部分，四周房子中间是个院子，院子里堆了两层楼房高的稻草。这是非常容易烧的东西。我把这情况告诉孙若愚，于是我们决定烧了它。”

祝宗梁说：“孙若愚和我分别在各自工作的范围内多想些，到正式工作时就不分家了。有事大家干。人手不够就找人来帮忙，没有说不愿干的。在组织内没有上下级，工作时也没命令，谁愿意谁就上。”

于是，一天黄昏，孙若愚、吕廼钢、祝宗梁三人，“各带四个小燃烧弹，这就是我们的新武器，从墙外丢了进去。等我们离开约100米远时就看见火光冲天。”

第二天，祝宗梁他们发现“在法国桥的海河边上，也就是现在的天津火车站一带”，又有一个仓库，堆放的都是棉花，“经过压扎成立方体，这棉花站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于是，孙若愚、祝宗梁、叶纲骞三人故技重施，各带四个燃烧弹，悄悄扔了进去。“我们扔完了回到桥上火就烧起来了。我们在桥这边看火，大约有十几个消防水龙头在浇水。一个多小时后我才离去，火势小下来但仍没灭。第二天再去看时，烧个精光，原来暗火复燃，夜里又烧了起来。”

按：棉花、纸张等都有“阴燃”一说，即明火被“扑灭”以后，里边还有火，温度很高，从外边浇水，水还没进去已经被蒸发了，一会儿还会烧起来。所以一旦棉花着火，被“扑灭”以后，消防队不会马上撤离，防的就是阴燃。

第三天，祝宗梁发现工商学院后边有个“更大的棉花站”，“比前面那个大好几倍”，这次行动，交给了第二小队的刘友深等人，祝宗梁说：“根据经验，要效果更好就要破坏消防设备。”于是，祝叫上了袁汉俊。祝说：“有两次放火，我都没找袁汉俊。他办事谨慎、思考问题很有条理，这是他的特长。那时我觉得他就缺少运动员那股灵活劲，很斯文，不像当个行动员。”

祝宗梁说：“我准备了一瓶王水，想把它浇在消防水龙的帆布带上。那天傍晚，我们到了消防站。大概是吃饭的时间，只有一个人在看守。汉俊假装问路，弄不懂还请他指点。我就趁他们站在门外的时候，把王水都浇到水龙的帆布带上。这是直径有一米多可转动的大轮子，并排绕着十几盘水龙带。至少有六、七条被浇上王水。王水一碰到帆布，颜色立刻变黑了。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转动轮子把黑色部分转到后面去。”

与此同时，刘友深等人将20颗燃烧弹全扔进了露天仓库，祝说：就在那天刚黑下来，我隔了几条马路，就看见火光冲天。这次丢了20个燃烧弹。后来听他们说，一个燃烧弹正好丢到电线杆上，当时就发火，就看到火球掉了下去。”

由于仓库的面积实在太大，而且堆与堆的距离也大，这么大的火，都没有把棉花烧光，祝宗梁他们不解气，过了几天，又去扔了30个燃烧弹，还是没有烧光。

两个月的假期转瞬即过，1938年的新学期开始了，经过对平、津地区一年的占领，日寇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也不例外，祝宗梁说：“中日中学是敌人企图培养汉奸的地方，校方声称将对学习优良的学生保送去日本留学。”

恰恰中日中学当中，有多名抗团成员，孙若愚、赵恩波、李振英、王宝璋等等，都是这个学校的，于是，孙若愚决定破坏日本人主持的新生入学考试。

祝宗梁说：“孙若愚建议由另个新面孔去做破坏行动，免得敌人对在校抗团人员怀疑。李如鹏建议由我去。当他们向我提出这事，我二话不说立即同意。”李如鹏还安排中日中学的赵恩波去“观看效果”。

祝宗梁做了一个不伤人的定时炸弹，没有弹壳，避免伤及无辜，他事先我对环境进行了调查。考试当天，祝早早潜入学校，将炸弹放在考场的讲台底下，“对准时间是开始考试进行后十分钟爆炸。”

祝宗梁说：“当考试进行了十几分钟时炸弹爆炸，考场大乱，这次考试不得不终止。”扰乱考试的目的达到了，祝宗梁也安全撤离，但这次事件惊动了日寇，他们出动宪兵，将学校包围起来严加盘查，在现场“观看效果”的赵恩波不幸被打在网里。

赵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关了三个月，严刑拷打，几次被打得昏过去，但赵“坚不吐实”，不论你怎么打，一口咬定是回学校来玩的，敌人无奈，只好将赵释放。

赵恩波出狱以后，对大家说，“敌人最缺德的刑法就是把他衣服脱光并把他悬空吊起来，用木棍子敲打他大腿内侧，这使他的精液都流了下来。”

“中日中学招生事件”之后，祝宗梁又组织实施了“教科书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适逢暑期，日寇占领平、津之后，忙于扶植伪政权及所谓“治安强化”，尚来不及管教育的事，因此，在1937—1938年的这个学年，大家依然使用的是原课本。但是，到1938年开学以后，就不一样了。

据林堉在《柳世平“赠书”真相》一文中回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各省先后沦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北京，伪河北省公署设于保定。随之各县大小汉奸纷纷出笼，沐猴而冠，粉墨登场。敌人对军事、政治、经济进行侵略之余，在文化领域中亦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除完全控制了各级大、中、小学校的行政、人事、财经大权外，对麻醉学生意志，奴化学生思想的‘精神食粮’——教学课本，亦不放松。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的教育总署，曾网罗一批无耻文人成立了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专门从事编纂以宣传‘东亚共荣，日、满、华亲善’为内容的大量反动教学课本，灌输亲日的奴化思想，以瓦解中华民族的爱国抗战斗志，可见其用心之险毒。”

祝宗梁说：“又开学了。大家发现教科书换了新的版本。这就是对学生进行毒化教育。在教科书上都印着‘鸿图书局印行’。这就是这书局一个罪证。”

据林堉回忆：“到1939年，一套亲日媚日，奴颜婢膝味十足，而又完全符合敌人怀柔政策的教科用书便付梓问世（北京新民印书馆承印），应用于沦陷区大、中、小学校。天津市鸿图书局承包了天津市和附近几个县各级学校教学课本的供销任务。”

《四世同堂》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在学校里，日本教官的势力扩大，他们不单管着学生，也管着校长与教员。学生的课本一律改换。学生的体育一律改为柔软操。”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经过调查，祝宗梁发现在东马路有一个鸿图书局的门市部。就决定烧了它。他回忆说：“一天，我带了个燃烧弹，是时间控制的，并约了华道本、赵尔仁一块去执行。这书店没顾客，还有三个店员。我进去没法下手。我们商量一下，然后分头进去。华道本退了一步，一下踩在赵尔仁的脚上。于是两人先是小吵，后又大吵。几乎要动手打起来。几个店员都被吸引过去。我趁乱将燃烧弹放到书架上的书后面去。等我出来后，他们也出来了。事后了解，火烧起来后，救火车也来了。那里的书没烧完也被水浇完了。”

烧了教科书，祝宗梁他们依然不解恨，于是，他们的目光定在了日伪奴化教育的代言人——伪河北省教育厅长陶尚铭身上。

说起陶尚铭，又得往回翻一大段历史。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所谓“华北特殊化”时期，陶尚铭曾任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他同时被任命的就是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后来做了汉奸的殷汝耕。

陶尚铭，1889年生，浙江绍兴陶堰镇人。

陶堰镇故称陶家堰，是浙江一个很有名的地方，陶成章、陶行知和邵力子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陶家亦是当地望族，陶尚铭的父亲陶大均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陶大均生于1858年，1882年，24岁的陶大均被“公派”送到日本学习日语，1892年学成，入中国驻日公使馆做翻译，因此，陶大均是中国最早的那批日语翻译之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到日本谈判战后事宜，并最终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陶大均就是翻译之一。此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奉命赴台湾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陶大均亦是其随员之一。

此后，陶大均进入李鸿章幕府，1901年，作为李的随员，陶大均又参加了《辛丑条约》的谈判。

1907年，俄罗斯将占领的满洲“还给”清政府，于是清政府设置了东三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作为当时少见的日本通，陶大均被徐世昌任命为东三省交涉使，成为主管东三省外交的最高官员，不久，清政府又以陶大均为外交部左丞，仍兼东三省交涉使。

此后，清政府中了日本的反间计，对陶产生怀疑，迁为江西按察使，陶尚铭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国的。

陶尚铭出生的时候，陶大均还在日本东文学堂学日语，因此，陶尚铭是在日本出生的，又在日本上学，可想而知，陶尚铭的日语有多好。

1910年，陶尚铭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到南昌投奔父亲，恰好这一年，陶大均病殁于江西按察使任上，陶尚铭只好回到奉天，投奔了父亲生前的好友，时任奉天度支使的张锡銮，张将其安排在南满铁路任职。

按：张锡銮，1843年生，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四川，在太平天国起事时投入湘军悍将鲍超部，1875年随热河都统崇实进入奉天，从此成就一生的事功。

1908年，任奉天营务处总办的张锡銮，奉命收编土匪，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人称“快马张”的张作霖，张锡銮并认张作霖为义子。

1912年，张锡銮被任命为奉天省督军，遂延老友之子陶尚铭入幕府。斗转星移，1917年，张作霖成为奉天省督军，就此，陶尚铭辅佐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达十几年之久。

按：陶尚铭家与同是绍兴人的周恩来家沾点亲戚关系（陶尚铭的祖母与周恩来的祖母是堂姐妹），因此，生于1889年的陶尚铭是周恩来的表兄，陶尚铭的弟弟、生于1903年的陶尚钊则是周的表弟。

1917年，陶尚钊考入南开中学，成为周恩来的“学弟”，陶比周低五届。

1920年，因参加学运，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陶尚钊等均被拘禁，陶尚铭很着急，多方托人，最终保释了当时还未成年的陶尚钊。陶出狱之后，又联络同学，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了表兄周恩来和其他同学。

经此一闹，陶尚铭担心这个弟弟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来，于是决定送他去法国读书，陶尚钊听说以后表示同意，但同时说周恩来也想去，但没有钱，要求哥哥把周恩来的旅费一并承担起来，陶尚铭欣然同意。

1920年12月，周恩来、陶尚钊一行抵达法国巴黎。次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从此一步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袖人物。

至于陶尚钊，可惜天不永年，1922年，陶在宿舍中用酒精炉做饭，不慎倾倒引发火灾遇难，年仅19岁。对此，周恩来极为痛惜，当即电告陶尚铭，陶指示，遗体就地火化并入葬，所遗钱物均赠与周恩来等留法同学。周办理后事之后，还曾将墓葬照片寄给陶尚铭。

1928年6月4日，退出北京的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延至6月21日发丧，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就有陶尚铭。此后，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陶又成为张学良的日文秘书。

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为表示决心，此前，张学良曾短时间地拘禁了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

1933年初，日军开始向关内进攻，到当年5月，冀东各县均已沦陷，日军进至顺义牛栏山一线，眼看再打就进了北平了。无奈，5月31日，由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以军委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的名义，与日方签署合约，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不得有挑战扰乱之举动。”这就是《塘沽协定》。

至此，已经沦陷的冀东各县就成为了“非武装区”，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治安”，但不能驻有武装部队。根据双方商定，6月29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了“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为委员长，魏鉴、薛之珩、雷寿荣、李择一、殷同、陶尚铭、刘石荪、钱宗泽为委员，负责“接受”被日军占领的冀东各县。

1933年9月30日，根据《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细则》，临榆、抚宁、卢龙、昌黎等8个县划归滦榆区。10月14日，陶尚铭被任命为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则为殷汝耕。

说起来，这两个专员的任命，可谓给足了日本人的面子，殷汝耕是民国四大“日本通”之一，本人又娶的是日本太太，连自己的姓都改了跟太太姓“井上”。陶尚铭更不必说了，父子两代跟日本人打交道，本人是日本生、日本长、在日本上大学，由这样两个有着深厚日本背景的人来跟日本人打交道，可说再合适不过了。

按：民国的时候，这类“日本通”好像特别地多，宋哲元的手下，就有这么两位，一个是我们以前说过的陈觉生，一个是后来曾出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的潘毓桂。陈觉生的母亲是日本人，潘毓桂则娶了一个日本太太，据说俩人经常争论谁更像日本人，比到最后是潘毓桂赢了，因为他还多了个日本的干闺女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的便是。

陈觉生后来当了北宁铁路局局长，北宁铁路局的足球队很厉害，就在抗战爆发前不久的1937年4月，北宁足球队访日，横扫东瀛，令日本人大失颜面。1937年12月10日，陈觉生暴病而亡，据说是被日寇药死的。

至于潘毓桂，则被他多活了不少年，于1961年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忘于江湖

1935年8月4日，在滦榆区治下的滦县，发生了刘佐周被杀事件。

因《塘沽协定》的签署，冀东22县不得有中国驻军，但仅靠警察维持治安，显然不行。于是，当时还在河北当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想出一条妙计，他从自己的51军当中挑选了一部分中下级军官作为骨干，然后又招收了一批新兵，起名为河北省保安第一、第二总队，两个总队长，就是张庆余和张砚田，这是前面说过的。

然而，部队是成立起来了，却进不去“防区”。

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嫌保安队的人数太多，按他们的意见，上限不能超过5000人，而一、二两个总队各有5000人，几乎相当于两个乙种师的编制了。

原因之二，在日寇占领冀东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山头”，大批的汉奸，以各种名义都拉起了自己的部队，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电影明星李香兰的另一个中国爸爸李际春。

无奈，当时主持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黄郛只好通过种种手段，对这些部队予以“收编”，“收编”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给钱。通过给钱，将这些乌七八糟的“部队”改编为三个总队，分驻于唐山、滦县等地。

等到1935年5月6日，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日双方终于就“战区新保安队换防事”达成协议，代表双方签字的代表，中方就是陶尚铭，日方则是武官高桥坦及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

次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

1935年5月11日，早在1933年就成立起来的河北省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部终于开入冀东战区，同时，日军开始撤离。

此后，就着张庆余、张砚田的第一、第二两个保安总队的名义，由原有汉奸武装改编而成的三个“总队”，也跟着将“番号”改为河北省保安总队第三、第四、第五总队。其中，第三总队总队长就是刘佐周。

刘佐周，生于1907年，辽宁省凤城县人。

刘佐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之后，刘纠集了2000多人进入冀东，成为汉奸。1933年5月，刘的部队被收编为战区保安队，后番号改为第三总队，驻滦县，刘还弄了个“少将”军衔。

刘佐周“上任”以后，就开始扩充自己的“部队”。自日寇进据冀东之后，匪盗蜂起，乱得一塌糊涂，因此冀东各县自发地建立了许多“民团”，往大了说，是抗击日寇，往小了说，是保一方平安。刘佐周觉得这些“民团”都是肥肉，可以据为己有。因此，他仗着自己的武力，要么强行“收编”，要么以“掺沙子”的方式，向各“民团”派进自己的人。

不料，这回被他遇上一个“硬茬子”，这个人，就是高志远。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1907年生，河北省滦县马城管理区人。

高志远其人，颇有点像旧小说当中经常出现的“侠客”，身怀绝技又藏而不露。高出身于滦县的一个富户家庭，自幼进私塾读书，长成之后，在当地也算是一个青年“乡绅”了。但谁也不知道，高志远其实是一个神枪手，百发百中的那种。

到日军进占冀东，高志远牵头，在自己的家乡马城拉起了一支300人的“民团“，并先后击败滦县的两股土匪刘兰亭、胡宝山，自此声名鹊起。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刘佐周看上了高志远的民团，以河北省保安队的名义，往马城民团里派出了队长和所谓“教官”，明摆着下一步就要收编了。

高志远怎能受这样的窝囊气，于是联合附近各庄民团，于1935年2月21日发起暴动，把刘佐周派来的人给抓了起来，是为“马城起义”。刘佐周闻讯派兵前来镇压，高志远的民团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不行，最终寡不敌众，被刘佐周打散，高志远跑到冀东抚宁藏了起来。

刘佐周抓不到高志远，于是将高家洗劫一空。

高志远国破家亡，发誓要宰了刘佐周。

1935年8月，高志远了解到日寇梅津美治郎要到滦县，刘佐周必到车站迎接，于是事先化装潜入滦县火车站。4日，刘佐周果然来到车站，被高志远一枪击毙。

事后，高志远跑到天津隐居起来。抗战开始以后，冀东抗日联军成立，高志远被推为总司令，并参加了著名的冀东大暴动。

刘佐周被杀事件发生在滦县，给陶尚铭找了大麻烦。

实际上，早在陶尚铭上任之初，日本人就看他不顺眼。1935年6 月25日，商震刚刚接任河北省主席，酒井隆就找他，要求撤换长芦盐运使、津海关监督韩麟生及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何梅协定》签字以后，酒井隆又让商震给国民党中央“带话”：“战区专员陶尚铭太不负责，……不如以殷汝耕与陶对调。”

迫于日本人的压力，1935年7月27日，陶尚铭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职务被免掉，由殷汝耕转任，陶则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的虚职。

此后，由于新任的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苏玉琦说什么也不来，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于是以殷汝耕兼任，这样，冀东两个行政督察区、22个县全部落到了殷汝耕的手中，为日后的冀东“自治”埋下祸根。

在这一阶段，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曾与陶尚铭共事。那是“白坚武事件”发生过后不久，日军向平津卫戍司令部递交“觉书”，称：“有一队日本兵经过东长安街时，有人从电车上向日军开枪射击，要求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向日军道歉，否则日军即自由行动。”

当时，因日方正追着何应钦要他签订《何梅协定》，何无奈之下避往南京，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日方遂要求鲍文樾道歉。鲍当然不想去，于是“以日寇所提系地方性事件”，让平津卫戍司令部处理，于是日方又要求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道歉，王当然也不去，结果派刘家鸾去向日军道歉。

何应钦、鲍文樾、王树常都可以推，到刘家鸾这儿可推不掉了，他说：“我明知日寇所称电车上有人开枪射击日军一节，是他们企图挑衅所捏造的借口，实无其事，今反要向日寇低头道歉，心实不甘，但我又无法推卸，只好硬着头皮前往。”

先去日本领事馆接洽，陪同刘家鸾前往的，就是陶尚铭。据刘回忆：“交谈数语后，陶尚铭告诉我：日本领事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礼貌亦不够周全，在使馆不要紧，到兵营这样不行，让我注意。我听后心里极不舒服，但又无可如何，只得由日领陪同到驻平日本兵营正式道歉。”

“日本兵营中空气紧张，我到后，日本驻军部队长、日本陆海军武官全体起立，代表日皇接受我的道歉。我当时觉得非常尴尬，只讲了一些事出误会请原谅等话语，由陶尚铭翻译。日寇部队长也讲了一些话，态度异常倨傲骄横。事后，我向军分会鲍文樾复命，说起日寇的倨傲骄横态度时，鲍叹了一口气说：‘忍辱负重吧！’”

刘佐周被杀以后，不知何故，日方认为此事出于已经离任的陶尚铭的策划，于是于8月5日将已经离开任所的陶尚铭诱到北平日本领事馆，并予以扣押。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就“刘佐周案”向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王克敏及河北省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日军根据治安权将拘捕一切嫌疑犯，即使是中方官员也不例外。”王克敏则向酒井“深表歉意”，并要求“引渡”陶尚铭。

6日，河北省府决定“派员调查”，并电令滦榆区专员殷汝耕悬赏“缉凶”。

7日，河北省府主席商展自保定至天津访梅津美治郎，对刘佐周案表示“道歉”，并声明省政府决“严令缉凶，清除乱源”。同日，河北省政府公布“刘佐周案善后处置办法”两项。

8 日、9 日，孔祥熙、唐有壬连续向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提出释放陶尚铭的要求。12 日，外交部向日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正式严重抗议。

17日，陶尚铭被“释放”。

8月12日，河北省府严令滦榆区专员公署限期破案。当然，高志远是抓不到的，到8月21日，殷汝耕不知从哪里抓了一个叫李振华的人，把刘佐周被杀案扣在了他的脑袋上，还取了口供，说是因被刘佐周撤职，故“怀恨行刺”。

刘佐周案就这样结束了，只苦了陶尚铭，无端被关了十几天。

此后不久，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又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之后，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王克敏的伪政权，后陶尚铭做了伪河北省公署教育厅长。

很可惜，与日本人打了一辈子交道、吃尽日本人苦头的陶尚铭，最终与殷汝耕“殊途同归”，还是落水了。

至此，陶尚铭走入了抗团的视线，祝宗梁说，在“火烧教科书”之后，“事情并未就此完结，大家觉得当时身为伪教育局长的陶尚铭应对修改教科书负主要责任，决定将其杀掉。

当时，是抗团成员沈元寿了解到到陶尚铭住在马场道西湖饭店，“并经常在下午两点多钟离开饭店乘汽车外出”，孙若愚听了，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狙击，并决定由他自己和孙湘德担任射手，行动组的另一位成员宋长富和祝宗梁掩护，必要时也参加战斗。

据祝宗梁回忆，“10月的一天下午，他们潜伏在饭店附近，发现陶尚铭上了汽车，就马上赶过去隔着汽车向里开了八九枪，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现场。我们离开约50米担任掩护，看他们一切都顺利，遂也离去。”

祝宗梁说：“事后才知道陶逆只中了一枪，打瞎了一只眼睛。总结这次经验，认为是汽车铁皮和玻璃造成了子弹偏差。”

经查，陶尚铭被刺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1月6日。

抗团行动工作的下一个目标，是天津的经济汉奸王竹林。

王竹林，生于1855年，本名王贤宾，字竹林，以字行。

王竹林是长芦盐商出身，也是工商界的“老前辈”了。

盐业关系民生，又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垄断行业。既是垄断行业，就必有人从中发大财，所以凡是管盐的官，以及做盐业买卖的人，都是巨富。富得今人难以想象，说是“富甲天下”一点不夸张。

在前清、康熙、乾隆都曾数下江南进行“巡视”，花钱如流水，到今天还被诟病。其实，客观地说，康、乾二帝“南巡”花的钱，包括皇帝的“万寿”庆典，还有所谓“河工”，许多费用都是盐商“捐输”的。而且，遇有重大的战争，如乾隆的所谓“十全武功”，其军费开支，也有盐商的“贡献”在其中，否则单靠国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军费。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占据了东南富庶之地，清政府的税赋收入马上就成了问题，这当中，失去了两淮“盐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盐业的重心有两个，南方就是两淮，两淮盐运使司驻江苏扬州，因此这里也是盐商云集的地方，扬州的园林十分出名，其实当年都是盐商们的私家财产。

北方就是长芦，即河北沧州，论规模，长芦盐场略逊于两淮，前清设长芦盐运使，也是个肥缺。由于长芦盐运使经常与富商打交道，见的世面多，无形当中得凤气之先，因此，1793年，英使马夏尔尼来给乾隆过生日，顺便谈谈通商的事，与外事工作八竿子打不着的长芦盐运使徵瑞，居然被选派陪同接待马夏尔尼一行，就是觉得徵瑞在当时的官僚中，大概比较“洋派”一些，省得在外国人面前出洋相。

当时乾隆详细指示了接待工作的“原则”，“……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在徵瑞陪同马夏尔尼一行前往京城的路上，乾隆还给徵瑞下旨，谆谆教诲，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马夏尔尼他们，要在圆明园远瀛观请他们吃饭，如果说了也没关系，我该请就请，如果没说，到时候就看情况安排。（“英吉利使臣在远瀛观正殿赏饭一事，该政曾否向正副使及通事提过，如已向其说过，不必撒谎，据实说出，自当仍旧赏饭以示诚信。若未经向其说及，则赏饭一事可行可止。”）

乾隆是所谓“英主”，世事洞明，尽管此时已经83岁了，头脑依然清晰无比，他显然是听说徵瑞可能应了英国人什么事，怕他不敢说，到时候耽误大事情。从这件事上看，乾隆还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

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乾隆毫不放松，他特地叮嘱徵瑞：“……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

此事对马夏尔尼、对英国政府都形成了绝大的刺激，1860年，天津设立英租界，英国人特地将其中的一条小马路改名为“马夏尔尼路”，可见其衔恨之深。

与扬州一样，经营盐业的长芦，也出了许多巨富，民国许多亦官亦商的人士，都出自长芦，如曾为袁世凯办理“善后大借款”的周学熙；如袁世凯的表弟、后来创办盐业银行的张镇芳，都做过长芦盐运使。展子虔的《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都是解放以后，由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可见其家财力之雄厚。

忘于江湖

王竹林也是一位富有的盐商，后由商入仕，1903年，天津效仿上海，成立天津商务总会，王竹林被任为商务总会总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总理”，二品顶戴呢，论品级，几乎跻身“卿贰”行列。

当年，段芝贵为了拍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的马屁，曾向他“进献”了一个叫杨翠喜的戏子，曾轰动一时。据传，当时王竹林的天津商务总会就曾经“襄助”了十万大洋。

北京矿务局（改制后称为京煤集团）的房山运煤高线，一到直到2008年奥运前夕才被拆除，这条运输线，就是在上世纪初，经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准，由王竹林牵头组织，集资兴建的，用了好几十年。

此后，王竹林任天津长芦盐务局局长。

“七七事变”爆发时，王竹林已经82岁，面对民族危亡，年过八旬的王竹林忽然变得十分无耻。

据曾任华北驻屯军“嘱托”（日语“委托人”之意，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顾问”的意思）的王仕任回忆，早在7月25日，华北驻屯军“茂川公馆”负责人茂川秀和少佐就召集了一个老汉奸的“聚会”。

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沦陷区开办了许多以“公馆”、“洋行”为名称的机构，其实都是些特务机关。

比如，原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天津“青木公馆”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机构主要做下野军阀、失意政客的工作，“冀东独立”就是“青木公馆”的“杰作”之一。但在“吴佩孚工作”失败之后，原负责人大迫通贞被调回国内，原班人马移交华北驻屯军，归茂川秀和指挥，其对外的名称遂改为“茂川公馆”。

茂川秀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曾跟随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策划了诱使溥仪前去东北的阴谋。1935年，茂川秀和进入“青木公馆”，并在不久后接管了“茂川公馆”的工作，公开军职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情报科)课长。

眼下，茂川秀和的首要工作就是笼络一批汉奸，为日寇进入天津做好准备工作。

据王仕任回忆，当天的“会议”是在方若家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方若、孙润宇、沈同午等人，这是一次“策划成立伪组织的预备会议”，会上，茂川暗示：“日本即将占领天津，希望大家对中日战争的问题多做努力。”

7月27日，茂川又派王仕任将高凌蔚接到“茂川公馆”，具体研究组织“治安维持会”的事情，此时，北平的29军与日寇已在激战中。

对茂川的“信任”，高凌蔚受宠若惊，他说：“天津是个大商埠，如果成立组织，除了前天的几个人，还应多邀请天津的各方面人士参加才好。”茂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责成高凌蔚“考虑具体人选”。

第二天，高凌蔚就拉出了一份名单，即日后的伪“治安维持会”的头头们，这十个人是：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孙润宇、沈同午、王竹林、赵聘卿、王晓岩、邸玉堂、方若。另外还有刘绍琨等参与此事、但不任“委员”的人。

“德高望重”的商界前辈王竹林就此落水，这大把年纪了还跑出来当汉奸，想想都替他可惜，早点死了多好，省得遗羞子孙。

更令人不齿的是方若，据王仕任回忆，因日本人比较重资历，因此高选的人都是北洋时期的旧官僚和政客，但方若恰恰没有在北洋任过职，因此他并不在高凌蔚属意的委员当中。方得知后大不乐意，认为“丢了面子”，于是到处找日本人“通融”，坚决要求当汉奸，日本人看他极为“诚恳”，最后将方若的名字加了进去。

7月31日，即天津弃守的次日，茂川将高凌蔚等接到“茂川公馆”开会，先是假意对“中日已经开始敌对行动表示惋惜”，据说还流了几滴眼泪，然后就开始就“正式成立治安维持会的问题”进行讨论。据王仕任回忆，在讨论中，群奸就几个“重要职位”的归属“发生了争执”。“高凌蔚和钮传善争夺委员长的职位，刘绍琨和孙润宇争夺秘书长的职位。最后，经日本特务机关裁决，由高凌蔚任委员长，刘绍琨任秘书长，才平息了这一场争夺伪职的丑剧。”

8月1日，伪天津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8月2日，茂川令全体“委员”去“晋谒”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王仕任说：“这群汉奸一清早就齐集香月官邸院内，屏息肃立，等候接见，连客厅也没有让进，等了好久，香月才出现在二楼的阳台上。这群汉奸赶紧鞠躬如仪，由刘绍琨以日语说明‘晋谒请训’的来意，这个占领军的司令官，傲慢地挥了挥手，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就进屋去了。汉奸们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表现很丧气。”

伪天津治安维持会除了“委员”以外，尚有几个“职能部门”，其中，王老汉奸竹林依然干他的“老本行”，当上了伪盐务管理局局长，同时仍兼任已经蜕变为伪组织的天津商会会长。

祝宗梁说：“王竹林是个老而不死的卖国贼。开大会时他那媚敌的话真是无耻之极。那时他是伪商会会长，带领商界卖国求荣。”

祝宗梁说的“开大会”是指日寇举办的“七七事变一周年大会”，王竹林在会上发表了一场演说，“大力吹捧皇军的丰功伟绩等汉奸言论，而且在报纸上全文登载。这使我们对他产生了注意。”

据祝宗梁回忆：“正巧，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带了一本书，是王竹林送他的。书是讲锻炼气功的方法，而且还有一张很清楚的像片。我父亲还告诉我，他的住址就在英租界44号路宁静里二号。这条路也是我每天上学必经之路。我们多次观查他的生活规律，他的汽车捐牌是423号，出入没定时，偶而在傍晚乘车外出。”

按：王竹林练过武术，会气功，所以八十多岁了还有充沛的精力跳出来当汉奸，看来身体确实不错。另外。王在早年曾系统地整理过有关气功的资料并出版，也曾经积极推广中医中药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是起过一定作用的。

刺杀行动依然是由孙若愚组织的，祝宗梁说：“38年12月28号，孙若愚在晚六时左右突然来找我说：在他家门口的丰泽园饭店附近发现了423号汽车。一定是在那里请客，王竹林也参加。我们立即准备，还约了孙湘德来参加行动。我们都带了枪来到饭店。孙若愚讲解了附近的道路情况，说好完事后如何撤退。我们的脚踏车就停在离饭店约20米远的一个胡同里。分配任务是由我和孙湘德担任主攻，孙若愚负责掩护。”

前面说过，祝宗梁虽然不是行动组的，但他却多次参加行动工作，不过，以前的“行动”，多偏重于宣传、破坏，刺杀行动，祝宗梁却没有参加过。他后来回忆说：“狙击王竹林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开枪，也没机会练习打枪。但我们有个手枪型的汽枪，多少也有点帮助。”

祝宗梁、孙湘德等早早来到丰泽园饭店附近，埋伏起来。“来到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动静，最先开动的是王竹林的汽车，从最远的地方开过来。这表明王来的最晚，而他先走，他就是被请的主客。我们两人急促走向门口。这时王竹林已经走到汽车门前。正回头与众送客道别。我们离王逆约五米远。两人向他开了七枪。然后我们按计划撤退。孙若愚助威，也向天开了两枪。当我开第一枪时，王逆转身看见我，叫了一声‘呀’。然后跟着几枪倒地。”

据祝宗梁回忆，事后的报道，是这样说的：“王竹林头部中了一枪，胸部中了两枪，在送往医院途中送命。后来才听说，他有两个保镖。当听到枪声时，就向饭店里跑去。这也不知真假。报纸还说事情从发生到结束只是几秒钟，凶手就神秘失踪。”

第一次开枪的祝宗梁，居然如此冷静，其少年豪杰的风范，着实令人神往。

祝宗梁在多少年以后的回忆中，豪情满怀地说：“其实三个‘火枪手’都是在校读书的高中学生，年龄都是18岁。而且都没受过训练，开枪还都是在他们执行任务时的第一次尝试。在饭店旁有个小胡同，胡同另一个出口是在另一条大街上。他们就从这里撤退的。”

王竹林被刺杀，给日伪和亲日分子以沉重打击，从此再没人敢站出来当这个汉奸商会会长，到1942年好不容易选出来一个，很快即离家出走，躲了起来，连家人到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

对此，日伪方面的震惊可想而知，祝宗梁说：“（1939年）1月5日报上登载：市署悬赏五千元缉凶。19日又把赏格提高到一万元。伪市长潘毓桂对死者又是吊唁，对他家属又是慰问。还撤换了伪警察局长周思靖以及侦缉队队长等多人。这只能表现他们的惊恐心态。”

按：潘毓桂，生于1884年，河北省盐山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

1935年6月，潘毓桂曾伙同石友三、白坚武等人发动“北平自治”。1935年12月，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缓和同日本人的矛盾，任命潘毓桂为政务处处长，还取消了石友三、白坚武等人身上背着的通缉令，并将他们都委任为冀察绥靖公署参议。

宋哲元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戈定远曾回忆：“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七七事变”前后，潘毓桂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当7月29日，张庆余、张砚田等人起义，押着殷汝耕走到北平附近时，被日寇打了伏击，殷趁机逃走，由日本武官今井武夫通知潘毓桂将殷接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保护起来。

1938年12月14日，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北平、天津等地的“治安维持会”均同时取消，高凌蔚当上了伪天津特别市市长，但仅当了1个多月，即于1938年1月17日，被比陈觉生“更像日本人”的潘毓桂取代。

王案发生后，潘大发雷霆，指责伪天津市警察局特高科科长、台湾人蓝振德“失职”。但据王仕任回忆：“他（指蓝振德）自恃有日本军、特、宪的强硬靠山，为所欲为，更不把潘毓桂放在眼里。”

另外，伪警察局长周思靖也不是因王案被撤职的。据王仕任说：“周原系日本翻译，是由日军安插进来的，年仅二十五、六岁。周初上任时，对潘状甚恭谨，后来潘才发觉周的心目中只有日本主子，并不听从潘的指挥，潘对此很不满意。后来因警察局的一堵墙壁倒塌，险些酿成在押犯人越狱逃走，潘便借题发挥，下令扣押警察局庶务主任，并在报告中批示：‘如此重大之事，该局长形同聋聩，何以自处，不待本市长之喋喋也。’逼周思靖辞职。”

按：周思靖，生于1906年，浙江诸暨人。

周思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骑科毕业生，与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是同学。原冀察绥靖公署参谋，“七七”打响之后，曾会同王冷斋、林耕宇等人，一同与日军进行交涉，后成为汉奸。

潘毓桂虽然“更像日本人”，却并不比别人受到日寇更多的信任，刺王案发生之后不久，潘毓桂就下台了，被他斥为“失职”的蓝振德反而升任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至于周思靖，则更进一步，居然调升为伪徐州市市长。

潘毓桂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

狙击王竹林一事，通过曾澈报给了军统局，祝宗梁说：“一个月后，曾澈带来上级命令，说以后要杀汉奸事先要得到批准，而且以后行动不要在租界内执行。另外还带来一个名单，说这些都是可杀的。这黑名单上的都是大汉奸。”

按：租界拥有治外法权，即使是日本人，在抗战初期，也是不能随便进入租界捕人的。因此，特务处乃至军统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秘密机构，多设置在租界当中，为的就是多一重保护。如果总在租界中“惹事生非”，给外国人“找麻烦”，久而久之，对秘密工作的掩护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军统指令抗团“以后行动不要在租界内执行”。

祝宗梁回忆说：“此外曾澈还说这次上级发了奖金三千元。这三千元还带来一个故事。曾澈说上级发的是法币，而领来的是伪币。他于是把钱退了回去，并且说抗团不要伪币。后来还是领来的法币。原来是他们单位的财务贪污。法币与伪币的比值相差十分之一。这笔钱仍留作抗团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