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说起梅思平，也是当年的一位风云人物，1919年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把火就是他放起来的。

梅思平，1896年生，浙江永嘉人。本名梅祖芬，字思平，以字行。

梅思平的经历，像极了陶希圣，二人都是北大毕业生，不过梅是学政治的。毕业以后，也是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然后加入《孤军》杂志、同时认识了周佛海，然后与陶同时被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然后去教书。

而且，梅思平也曾参与过“中国社会史”的论争，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陶希圣是对立面，俩人观点不一致。

1934年，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奉命组建“江宁自治实验县”，并任县长，曾名噪一时，后梅思平兼任江苏省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抗战爆发时，梅思平任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主任秘书。

杨惺华说：“南京撤退时，（梅思平）才丢了这个‘父母官’，现在一心为‘和平运动’奔走于重庆、香港之间。”

在“和平运动”当中，梅思平也是一个重要角色，高宗武就是在他的引荐之下，才结识周佛海的。

据杨惺华回忆：“一九三八年间，蒋介石政府搬到武汉之后，周佛海的宣传部也到武汉。梅思平得知他的温州同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新自香港回来，马上得到蒋介石的召见，赏了四千元，听说还要到香港去。梅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周佛海，说：‘高宗武奉命去香港与东京方面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老头子(蒋介石)很高兴，赏了四千元，叫他相机行事，但没有具体指示。’周即请梅邀高宗武来谈谈，探个究竟。”

杨惺华说，高、周二人见面以后约定：“高去香港‘相机行事’，由周做中间人，将高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请示。”

前面说了，高在周佛海的鼓励下，私下去了一趟日本，带回了日本人要汪精卫出马的消息，被蒋斥为“混蛋”，从此再不敢回武汉，与日本人的联络就此断掉。

此时，“挺身而出”的，正是梅思平。杨惺华说：“梅思平还是热心地说：‘现已有端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丢掉可惜。’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梅思平也赶去香港与高宗武合谋了。高宗武不敢回武汉，就由梅思平做牵线人，暗中往返港、汉之间(以后国民党政府由武汉迁至重庆，则往返于港、渝之间)不下五、六次。我在重庆中南银行周佛海的临时住处见到梅思平的时候，正是他由上海经香港返重庆报告活动情况。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次。”

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0月24日记载：“二时半返寓小睡。三时半起，思平、希圣来，谈各项重要问题。旋沧波来，相与晚饭，饭后，孝炎、百闵、君左及惺华夫妇均来。”

很显然，杨惺华撞上梅思平的那一天，正是1938年10月24日。周是10月22日离开汉口到达成都的，住了两天，10月24日中午到达重庆。也就是说，就在周刚刚到重庆几个小时之后，梅思平就来了。

此前，梅思平与日本人的“会谈”，还都处于互相试探的阶段。杨惺华说：“高宗武、梅思平两人在香港大部分时间是做试探性的接触，谈到具体问题时，双方都要求各自背景人是什么身份，然后才愿进一步谈下去。这次到上海去，他们是以宣传部长周佛海作背景的。但是日方认为部长级的号召力不够大，希望能找出与蒋介石一级的负责当局来谈判，方可作重大‘让步’，从而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作出有益贡献云云。周佛海和梅思平认为汪精卫是最有希望的对象。汪在重庆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但无实际权力，早怀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罢了。于是周、梅找上了汪精卫，从请示机宜和分析形势谈起，进而提出日方有意邀汪出马收拾残局。梅思平又将他们在香港、上海间与日方交涉经过，详细向汪作了汇报。”

杨惺华回忆说：“（当时）汪精卫的表示是感慨万分，认为这样节节败退地打下去，总不是办法，但不敢毅然出场，主要是怕事不成，下不了台。这一点也是周、梅两人所担心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怕’字，势必由日方提出确实的保证不可了。”

就在1938年10月25日那一天，周佛海于“三时谒汪先生”。此后数日，周的日记中多次出现“旋谒汪先生”、“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详谈中国情形及出路颇详”、“即赴汪先生处”等。由于周、梅、陶等人的轮番轰炸，最终促使汪精卫做出了决定。杨惺华说：

“最后经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几人洽商，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常是反复无常，尤其是这种决策问题，非经过御前会议，仍是靠不住的。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行动。当时陈璧君对‘和平运动’的热心，远在汪精卫之上。最后由陈璧君作出了决定说：‘只要日本政府在御前会上承认汪精卫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今井武夫也是这样说的，他后来回忆说：“中国方面，梅思平于十月二十一日从香港回到重庆同周佛海密谈之后，才对汪兆铭提出关于日华联络的洋细具体的报告，促汪奋起。汪鉴于国民政府中的和平派已处于逐渐受到弹压的形势之中，自己也下了决心，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

11月2日，梅思平衔命离开重庆，经香港转赴上海，与日方进行“和平运动”的谈判，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七时起。与思平共早点，旋即握别。”在日记的最后，周说：“大局如何变化，本月内或有显明趋势。”

就在梅思平离开重庆的第二天，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广播讲话，称“决继续对华作战”，“建设东亚新秩序”。“盼国民政府拋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二次声明”。

怎么会这么巧？不是巧，都是事先约好了的。

与此同时，以原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现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的影佐祯昭为主，日方准备了一份《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作为诱降汪精卫的基础文件，并经 “御前会议”通过，“成为不变的国策。这个方针成了对汪工作的基础”（今井武夫语）。

至此，陈璧君为汪精卫“出来”所设定的前提，已经实现了。

1938年11月6日，今井武夫携“满铁”南京事务所长西义显、“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赶到上海，准备与梅思平、高宗武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就设在“重光堂”。

犬养健说：“今井最头痛的事便是确定会场地点。一般场所都容易很快地泄露机密。考虑再三，今井想起了坐落在虹口新公园旁边名叫重光堂的一间空房子。这儿很僻静，以前，土肥原中将一直把它作为公馆而使用着。今井决定借用十余天时间。他还从名叫东亚洋行的旅馆借来七八套铺盖、火盆、碗、筷以及两个女佣人，对食宿也都作了安排。空了很长时间的重光堂，今天又响起了稀奇的女子说笑声。窗子打开，晒着被褥，呈现出热闹景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重光堂，分东西两头住进今井一行和梅思平一行。”

按：重光堂，本来就是日本的特务机构所在地，先是由土肥原贤二主持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后是以影佐祯昭为机关长的“梅机关”。

今井武夫解释说：“由于这次会谈特别需要保密，因此，如上所述，高、梅、周分别乘船到达上海。为使会谈场所得以避人耳目，利用了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空房子。这所房子正巧由于战争遭到破坏，无人居住，空在那里。在我们利用它进行会谈之后，作为土肥原中将的宿舍，命名为重光堂。因此，从此以后，我们的会谈就称做重光堂会谈。”

这次“会谈”，令许多人在抗战胜利之后上了断头台！

11月12日，梅思平从重庆经昆明、香港到达上海。当晚，今井武夫请他吃饭，由于梅思平没有与日本人打过交道，出了不少“洋相”。

今井回忆说：“我第一次邀请他到六三亭花园日本酒馆去，他竟穿着皮鞋阔步于铺席之上，坐到壁龛里去，使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梅思平对今井说，这是他第一次同日本人“畅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餐。席间，梅思平曾“苦笑”着说：“从此我也要被叫做汉奸啦。”

次日，高宗武从香港到达上海，担任梅思平的谈判助手，这就是高宗武在“和平运动”中做的第二件事。为他们担任翻译的，依然是周隆庠。

“重光堂会谈”就此开始。

据今井武夫回忆，“谈判”一度进行得十分“激烈”，他说：“正因为这是同中国方面的直接会谈，我丝毫不受以往商谈经过的限制，同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是从爱国的真情出发，不仅彼此可以理解各自的立场，反而因此对双方真诚的态度感到钦佩和信任，给以后运动的进展带来良好的结果。”

对自己的两个“谈判”对手，今井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对于梅思平，今井评价为：“他似乎对一切都看得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决心的样子。”

今井说：“反之，我觉得高宗武的态度始终是批评式的，甚至是虚无的，有时又非常随便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反而使我对他的真意感到怀疑。”

今井回忆说：“当时我曾经对影佐大佐和其他同事谈过”：“这一运动由于有态度认真的梅思平在，可以安心进行协商，假如只有高宗武一个人，我一开头就要避免同他发生关系吧。”

高的情绪异常，犬养健也有所察觉，当他后来陪同今井武夫回到上海“签字”的时候，曾说：“我没有什么棘手的任务。硬要说有任务的话，那就是在高宗武感到不安时、或感到不满时陪他聊聊，充当高的精神支柱。”

今井、犬养都不愧是“谋略”专家，从后面发生的事情往前推，高宗武在此时的态度已经有些耐人寻味了。只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日后，他会弄出那么“绝”的一手来。

经过三天会谈，11月15日，今井武夫带着“日华双方互相妥协的草案”（今井武夫语）返回东京。

今井说，回到东京，“恰好陆相官邸中正在举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我立即前往参加，从下午四时起向板垣陆相和多田参谋次长提出报告。出席会议的有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十人左右，在大臣、次长和局长，部长等退席以后，从下午六时起举行课长以下的研究座谈会。”

今井说，对这份“草案”，会上颇有人怀疑，问：“你不会上了中国人的当吗?”

今井回忆说，当时他“回想着在上海三日三夜不分昼夜的争论情况以及梅的诚挚的议论”，就回答说：“我认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万一有的话，也是我甘心上当，从我个人的心境来讲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讨论到晚上九时，会议作出决定：“以这一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

今井武夫说：“为了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字，陆军省重新派遣军务课长影佐大佐，参谋本部派遣我负责这项工作，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我们于十八日返回上海。”

按：同时来到上海的还有犬养健，他是作为高宗武的私人朋友来的。

1938年11月20日，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中国方面的高宗武、梅思平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签了字，另外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由于未得到政府及有关同志的同意，故未签字，但保证作为今后的政策努力促其实现。”（今井武夫语）

上述三份材料合在一起，即“重光堂密约”。

此外，双方还就汪精卫脱离“出走”以后，日本方面在“策略”上的配合问题进行了商谈，在日本的档案中，这一部分被称为《协议以外的中国方面意见》。包括：

“一、汪精卫等表示，在中国方面行动后，希望日本军用对中央军作战的方式予以援助。我方答称，如日本军迅速进攻贵阳等地有困难，可努力牵制中央军并考虑轰炸中国军的后方地带。

又，中国方面提出，从背后切断中央军，使其不能攻击四川、云南的汪精卫方面之军队，并在汪精卫等进入昆明后，希望注意停止轰炸。

二、中国方面再度提出，新政府在成立后如与临时、维新两政府处于同等资格之地位，难以建立中央政权。我方又重复申述前次会谈之宗旨。

三、中国方面提出：在汪精卫等行动后，希望日本方面注意在最初暂不过分进行支援汪等的宣传，这是由于汪精卫之立场会被当作汉奸而造成不利。”

最后，双方就“和平运动”发起的步骤列出了极其详细的时间表，以便于彼此配合接应。

“十一月二十二日 高宗武、梅思平两人从上海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 高宗武、梅思平两入到达香港；十一月二十五日 梅思平到达河内；十一月二十六日 梅思平到达昆明；十一月二十九日 梅思平到达重庆；十二月三日前后 日本方面对上海周隆庠答复同意与否，并对香港高宗武答复同意与否；中国方面对上海伊藤芳男答复可否，并对香港西义显答复可否；十二月五日以前 汪精卫自重庆出发到达昆明。

如得到汪精卫到达昆明的电报，日本政府发表如另纸之声明方案；日本如发表声明，汪精卫发表与蒋介石不断绝关系的声明。

其次，汪精卫到达香港，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日华提携以及反共政策的声明。

又，中国方面意见，如果在十二月五日前后发动发生困难，则展期至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对此我方表示，有极力迅速发动之必要，他们亦保证务必照此努力。”

这就是汪精卫“落水”的日程表。

犬养健目睹了“签字”现场，据他回忆，当时在场的人都十分“兴奋”：

“影佐立刻从一楼取来酒和杯子。准备停当后，影佐笔直地站着，把酒杯举过胸前，郑重迎向大家致词：‘在大家长期辛苦努力下，终于在今天签定了协议书。但前进路上，无论日本和中国，都有许多险阻，因此请大家更多地协作配合。谢谢大家，干杯! ’大家齐声附合，把酒一气喝完。七个人围着桌子，举行了庆祝晚餐。席间大家轮换用中日两国语言互相高兴地交谈着，话题也还是商量今后的工作安排。”

按：犬养健所说的“七个人”，除了双方的“正式”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梅思平、高宗武以外，还有周隆庠以及他自己。最后一个人，就是负责此次“谈判”的会务工作的“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

至此，由周佛海首倡、高宗武牵线、梅思平挖坑，“和平运动”的路已经铺就，剩下的，就要看“汪先生”的了。

忘于江湖

据罗君强回忆：“一九三八年十月，梅思平携此密件回到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而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傀儡。汪夫妇大喜过望。”

罗的回忆有两个问题。第一，时间记错了，梅思平是11月26日回到重庆的。

第二，汪精卫并未“大喜过望”，相反，他表现得十分犹豫。

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6日，周说：“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尚至十二时始散。……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六时半辞出。返寓后，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甚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定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元计划也。”

在日记中，周佛海特地注明：“十二月三十一日补记于香港”，显然，11月26日，周被汪的“无一定主张”气得昏了头，连日记也没心情写了。

次日，周佛海再次前去劝说汪精卫：“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周佛海评价说：“经数次会谈，抑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再四考虑，心力交瘁矣。”
在193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当时周佛海已经离开重庆，在香港等待与汪精卫会合），周说：“最近觉汪之短处，一在犹豫，一在冲动，而其长处则在颇能纳言。”
在这里，周指摘汪精卫的两大弱点，“一在犹豫，一在冲动”都十分准确，汪一辈子吃亏，都毁在这两个问题上。至于第三点，说汪“颇能纳言”，倒也是事实，但其实这并不是汪精卫的优点，反而是他最大的弱点。
高宗武第一次在见到汪精卫之后，曾评价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他会先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问你的意见。最后，他会放弃大部分他的看法，来同意你的看法。你会因此非常感激他。这，也许恰好是汪最大的弱点。结果是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这个毛病无疑是造成他犯大错误的因素之一。”
这里，高所说的“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可谓入木三分。作为政治家，汪精卫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性格上不够坚强，遇事拿不定主意，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个“准谱”，这种人搞政治，要耽误大事情。
隔了一天，已是11月29日，根据梅思平等人与日方的约定，12月3日，“日本方面对上海周隆庠答复同意与否，并对香港高宗武答复同意与否；中国方面对上海伊藤芳男答复可否，并对香港西义显答复可否。” 时间已经非常紧急。周佛海等再次前去“进言”。这次，汪精卫终于“吐口”了：
“九时仍偕思平赴汪公馆，适公博应召自成都飞来。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可同意，并电港通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个陈公博。
陈公博，1892年生，祖籍福建上杭，后迁广东乳源。
陈公博很小的时候，就与父亲一起参加过反清的暴动，辛亥革命以后，曾任乳源县议会议员。1917年，陈公博毕业于广东法政专门学校，同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与他同时进北大的，还有他的广东广东同乡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另外，他们三个人也是广东最早的三个共产党员。
1920年，陈公博、谭平山等毕业，一同回到广东办报。1921年3月，陈独秀建立中共广州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事先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参会，广东有一个代表名额。
当时，陈独秀在广东政府做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按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广东代表都应是陈独秀，但陈并没有参会。其原因，陈公博说：“迩时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
不但陈独秀没去，也没让谭平山去，最后派了陈公博，并起草了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让陈带到大会上。
这样，刚刚成为中共党员4个月的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
因陈刚刚结婚，所以带着新娘子李励庄一起来到上海，公私兼顾，顺便做新婚旅行。因此，陈没有住在事先安排好的博文女校，而住了先施公司的东亚旅社（陈公博在回忆中称之为“大东旅社”，似乎就是现在南京路上的东亚饭店，也是楼下卖服装，上面是酒店）。
对于广东方面派来的这位代表，大家感观并不甚好。“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说：“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太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会议在李汉俊家举行。中途某日，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我走错了房间。”就走了。张国焘回忆说：“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
此时，与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
别人都能走，李汉俊可不能走，张国焘说：“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陈公博是故意地在和张国焘“较劲”。
陈公博后来回忆说：“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荐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今译为马林）和吴庭斯基（今译为维经斯基）的马首是瞻。”
会前，出于安全起见，原定每日更换不同会议地点，结果连续四天的会都在李汉俊家举行，陈公博以为不妥，就去找张国焘问。张回答说：“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
对张的回答，陈公博极为不满。他后来回忆说：“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危都不顾。”
这回果真出事了，陈公博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说：“我的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此后发生的事情，由于李汉俊在1927年即在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中被胡宗铎杀害，陈公博成了唯一的目击者。据陈后来回忆，当大家走了以后“还不到三分钟”，警探就赶来了，陈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三个法国警察官、四个中国便衣密探”。
来了先是把李、陈二人隔离开，然后就搜查。陈公博说：“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
搜查过后就盘问李汉俊，李非常镇静，应对无懈可击。陈公博就在一旁抽烟，陈的烟瘾非常大，据陈回忆，张国焘走后，李汉俊打开了一听“长城牌烟卷”，俩人刚点上，警探就来了。陈公博说，就在等着问话的这段时间，他把这一听“长城牌烟卷”抽完了，等于是李汉俊抽了一根，他一个人抽了49根！
问了李汉俊，又问陈公博，问来问去，不得要领。最后，警探实话实说：“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

天大的一件事，总算遮掩过去了。
警探刚走，包惠僧回来了。李、陈告诉他，“此非善地”，叫他快走。然后俩人谈了几句，陈公博告辞出来，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从李汉俊家出来，陈公博就发现有人跟踪他，于是他跑到上海“大世界”，折腾了一大圈，终于摆脱了跟踪，回到大东旅社，销毁了全部可能引发怀疑的材料，才睡觉。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陈公博说：“半夜里起了大风雨，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
陈胆子很大，马上到走廊查看，却“寂寞得没有一个人”。
第二天大清早，茶房告诉陈公博昨晚的事——就在他的隔壁，一个女人被人杀了。陈想这回麻烦了，警探一来，一定会将自己作为证人，不要再将李汉俊家那档子事情扯出来，可就麻烦了。
于是陈公博当即另找了一家旅馆，跟着就去找负责“一大”会务的李达，对他说，当天下午，自己就要到杭州去了。
所以，陈没有参加“一大”第二阶段在嘉兴南湖的会议。
对此，张国焘在后来回忆中讽刺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犹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当时，陈公博并没有对张国焘、李达谈到夜里的谋杀案，但事后，他先是写了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后来又于1943年写了一篇《我与共产党》，都详细地谈到此事。
日后，正是根据陈公博的记载，综合当时的新闻报道，推算出了中共“一大”开幕的准确时间，即1921年7月23日。
此后，陈公博回到广州，在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评议员。不久，陈独秀不再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离开广州赴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接替他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就是汪精卫。
按：经“一大”选举，以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张国焘任组织。陈未到任前，以周佛海代理。
就是在这个时候，陈公博结识了汪精卫，据陈回忆，当时汪精卫曾邀请他当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因陈公博正打算到美国留学，遂婉拒了其邀请。
正在陈公博筹措出国经费的时候，1922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孙中山避入“永丰舰”，后转到上海。不久，张太雷衔陈独秀之命来找陈公博，问他为什么支持陈炯明叛乱，并令他即刻到上海解释此事。
陈公博听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尸神暴，七窍烟生”，当即给陈写了一封回信，声言：“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约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当年11月，陈公博离开广州到日本横滨，在日本滞留了三个月，于1923年2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2月毕业。
陈公博说：“当时虽然把博士必修的课程学完，但实在没有一点动机要东归，有之就是经济发生了奇窘。我在哥仑比亚时候，廖仲恺先生恰恰做了广东省长，我还算是一个广东官费留学生，只是两年没有领到一文的官费。我恃着曾和廖先生同过事，在民国十年和十一年的广东省教育会，大家同为评议员，因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能继续汇款给我，同时还给汪先生和陈秋霖先生一封信，希望他们替我说几句话。”
按：在日本滞留期间，陈公博就碰到了廖仲恺，当时廖与他谈到国共即将合作，并劝他回国，去当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但陈去意已决，没有答应。
陈公博说：“不久我接秋霖的来函，说汪廖两先生都有同一主张，即是我若答应回国，他们会给我筹旅费，若继续求学，那么他们便不负责任。那时我真进退两难，结果只好决心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十四年一月底我接到从广州汇来美金六百元，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算是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当时汪精卫在北京，料理孙中山的后事；廖仲恺则因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中的“大捷”而去潮汕慰问；在“家”的只有“代帅”胡汉民。陈与胡不熟，没有去找他，只是跟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接了一下头，即“在家整理和预备下一年度的功课”，准备当教授了。

好不容易廖仲恺回来了，陈公博去见他——不管怎么说，回国的600美刀还是廖仲恺帮助“垫”的话，怎么也得去表示一下感谢吧？
陈公博说：“廖先生是比汪先生先回广州，我回国头一次再会见他，还是黄居素代我约时间的。一日清晨，我和居素到百子路见他。那是九时左右罢，我看他客厅坐了不少人，一回他匆匆下楼，见了各人打一招呼，对我说：‘公博，你回来了吗?很好，我们改日再谈罢。’那时各人一哄而起，包围着他，言语嘈杂，他似乎无暇应付，敷衍了几句，也不知是说什么，便坐上汽车走了。”

这次见面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极坏：“我想仲恺怎么忙到这样，约了人而无暇谈话，这太越乎事理，在外国住惯了的留学生，实在有些看不惯，我告诉居素说：‘我们走罢，我实在看不起这种乱局面。’”

陈公博言下之意，“革命”还没成功呢，这些“革命党”就这么大谱，我还不伺候你们哪，省得看你们的脸子！

但陈公博想不到，正是廖仲恺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
“过了两日廖先生派人送信来，说约我夜里见面，那夜我们毕竟面对面的谈了很久。这一席话遂决定了我以后的事业命运，我真想不到我会从事政治，更想不到我素来对于政治冷淡的人会从事政治。”

这一番谈话，充满着“革命”的激情，颇值得全文引录，让大家看看，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革命导师”

“公博，你回来了，你打算怎样了。”

“我没打算，我还是决定在大学教书，因为我设有出国之前就在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所以我还是打算教书。”

“那是你的打算了，不过这并非我们对你的期望。我们希望你回国，不是教书。而是帮我们的忙。”

“不过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

“我不管你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我一定要和你辩论，你看中国这样落后，政治那样腐败，要不要想办法?”

“自然要想办法。”

“既要想办法，要不要组织?”

“自然非有组织不行。”

“你看国民党有没有希望？”

“恕我大胆批评，国民党还没有组织严密。”

“你的批评很不错，但你还有大错。即是只会冷静的批评，而不肯努力的参加工作。这样，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永远不能实现。”

这时，陈公博心里在想：“廖先生究竟要我怎样呢?我心坎中的火焰已给他燃烧着。”

“我们不要你教书．要你入中央党部。我和你约约；我们失败一起的失败，我们成功也一起的成功，我望你立刻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从今日起我将我的身命交给党便了。”

忘于江湖

在廖仲恺的援引下，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公博，一跃而为中央党部书记长。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陈又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
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陈公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底，在国内处处碰壁的汪精卫去法国喝鸡汤，吃了汪精卫“挂落”的陈公博则逃到香港，随即回到上海办报、办大学，并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口号。陈公博后来回忆说：
“《革命评论》指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这恐怕也带点时代性罢，在今日看来，实在卑之无甚高论，而在当日已惹起天下骚然。国民革命已中坠了，国民党快腐化了，我们要拯救国民革命，必得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当时全国有志青年的呼声。我们为应着这个要求，于是发起了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这就是“改组派”的由来。其代表人物，除了陈公博，还有顾孟余、王法勤等人。
基本上，从这个时候起，以陈公博为首的这些人，已经被彻底看成“汪派”的人物了，而像周佛海这号的，此时与汪精卫还八竿子打不着呢。
1929年，因为给“蒋记”国民党“三大”“捣乱”，陈公博、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党籍”，陈随即出洋，1929年3月1日，陈公博与他的老上司汪精卫在马赛会合。
1931年，蒋汪合流，陈公博任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主任。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出国养病，陈公博同时辞职，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改为民众训练部，由周佛海任部长。

1937年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免去周佛海民众训练部部长职务，仍由陈公博担任，等于是“原物奉还”。此时，周、陈已经做了“一路”，于是，次日陈公博来访周佛海，表示“决不就职”。

周、陈虽然都算“汪派”人物，但客观地说，二人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并不一样。周对汪，基本上纯属利用，跟蒋对汪一样，拿他做“旗帜”而已，包括拖汪“落水”，也是把汪顶在前面，做自己的事情。

而陈公博就不同了，陈对汪精卫的态度，绝对可以用“爱护”来形容。

陈公博爱护汪精卫什么？爱护他的名声——可以说，对汪的名声，陈公博比汪精卫自己都要看重。

《塘沽协定》签署以后，陈公博曾愤愤不平地说：“北平的东面已全为日军占领，正阳门前的石路已掘起来，安设铁轨，把东西两车站联络起来，预备退兵。一直至到日军望见了北平的煤山，望见了北平的灯火，日本公使馆才打电话找黄膺白，商议所谓塘沽停战协定，不到一天已经签好字，实际由黄膺白、何敬之、张岳军、黄季宽四人负责。至于条件的内容是否电呈过蒋先生我不得而知。但行政院则始终得不到只字的报告，直至协定签好字之后，才将全文用电报打来。汪先生到底肯负责，一声不响，把这协定责任，完全担在肩上，我后来问他，他只叹口气，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
陈公博说：“塘沽协定签字不久，又来一个何梅协定。所谓何梅协定，就是何敬之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梅津的协定，这个协定，连外交部都没有存案。这个协定的文字非常笼统，以后日本动不动说中国违反塘沽协定，所谓塘沽协定，把何梅协定也包含在内，在中国怕伤了睦谊，怕启了衅端，对于日本动辄提出协定违背的无理取闹，也始终没有公开驳斥过，于是天下都起了怀疑，以为这个协定的背后，还有许多密约，北方战事算已告一段落,然而后来种下了无数的祸根，汪先生也变为全国众矢之的。”

陈公博认为，以上种种，就是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的主因，在《苦笑录》中，陈公博说：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汪先生遇刺于中央党部，身中了三枪。民国以来，国民党人物遇刺没有不死的，只有一个不死的就是汪先生。这也可以算开国民党人被刺史的新纪元，汪先生也可以算是大难不死．许有后福。”

按：陈公博的《苦笑录》写于1939年6月，此时陈尚未附逆。陈不会想到，日后要了汪精卫的命的，正是这次遇刺的子弹；陈更不会想到，在抗战胜利之后，自己会在汪精卫的位置上，替他接受“明正典刑”。

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的时候，陈公博替他发牢骚说：“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剿匪区域．不过是一个名称。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若或忘记了，他让有关系的部院在旁边顶着二门打听消息。牯岭是一个很幽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林主席子超先生自然还谨慎地守着国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

陈公博接着说：“行政院是这样，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中央党部一个秘书处，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一个民众训练部，汪先生也无从干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是叶楚伧，叶先生是一个好好先生，完全受陈果和陈立两夫支配。组织部是陈立夫，他不但管党的组织，而且管特务队，更且直接管到民众运动。宣传部最初是邵元冲，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陈，邵先生在西安事变无意中给杨虎城的军队打死，又由叶楚伧兼领。五全大会开会后．为着敷衍胡先生，换了刘芦隐，而刘芦隐始终没有就过职。一路由副部长的二陈系的方治操持。至于所谓民众训练部在民国二十一年洛阳开二中全会时举了我，一向我都不问，而交给副部长王陆一负责任。”

由于以上的种种，到1935年的六、七月间，陈公博实在忍无可忍，决定辞职不干了。汪精卫听说以后，就找他谈话。当时，陈公博刚好喝多了酒，借着酒劲跟汪精卫“翻了车”，他说：

“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象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听了他的话，“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汪精卫给陈公博讲道理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兼外交部?我什么都不愿干，难道希罕一个外交部长?就因为别人做外交部，蒋先生不会听话的，我做外交部，他虽也不听话，可是我打一个电报去，他终要考虑一下。这样或者对于国家可以得多少补救，这是我的意思。”

按：据陈公博回忆，这一阶段，有一个传闻，“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

最后，汪精卫说：“说到牺牲，都是无计划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做这牺牲品。”

这就是汪精卫的“意思”——这层“意思”就是“牺牲”。从汪精卫“出道”、投身“革命”、进入《民报》、到北京谋刺摄政王、直到顶着骂“主持”外交、最终到出来进行“和平运动”，汪的“牺牲”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再看一下汪精卫的《革命之决心》：“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那时，汪精卫要牺牲的，是自己的生命；今天，汪精卫要牺牲的，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名声——只要是出于为国为民，我个人的名声不算什么。或者是反过来说，即使是牺牲我汪精卫的名声，也在所不惜！岂止不惜，还很光荣！

这就是汪精卫的“牺牲论”。

对汪精卫的“大义凛然”，陈公博“心服口服”，他说：“我和汪先生做了十多年朋友．没有听过汪先生这样决心的说话．好，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我也下决心。”

这次，汪精卫又准备“跳水”了，他再一次叫来陈公博。

在《苦笑录》中，陈公博是这样结束全书的：“长江是那么急流，船走了半小时还是不能抵岸，我偶然长叹一声，因看见武汉就要失，而这次仗到底无法结束。”

那是1938年“夏天的一夜”，陈公博说：“我们已由下游退至武汉，就是武汉也差不多要失。”

仅仅过了几个月，汪精卫就把陈公博叫到重庆，要与他谈谈“结束”“这次仗”的事情。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一共找他谈过两次。第一次“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

陈公博记不清了，周佛海倒是记得很清楚。1938年10月27日，即前文所述、梅思平返渝之后的第三天：“七时为电话惊醒，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旋返寓，公博来谈。”

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他说：“我正在成都筹画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

陈公博回忆说：“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除了汪夫人之外，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几位。”

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对他的“和平”主张，陈公博表示了激烈的反对。陈后来回忆说：“我等他们走后，我听见汪先生所说，又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

当时陈公博讲了三点：“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

按：在这里，陈公博所说的：“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等等，应该说都是极有见地的话，陈公博这人不糊涂。

其实汪精卫也不糊涂，但这半年多被周佛海这么一搅合，天天在耳朵边“念秧儿”，“和平”长“和平”短，再加上“枕边风”，已经基本上给搞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最后，陈公博说：“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

陈公博与汪精卫争论到中午11点，这时陈璧君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

陈公博离开汪公馆，跟着就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顺便找陶希圣。

当时，周佛海说：“你一定吓一跳罢？”

陈公博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

周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

陈公博后来回忆说：“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

与周、陶谈过，吃了午饭，陈公博再次找汪精卫，“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那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次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第一次谈话，到此为止。其时，由于汪精卫也还不知道梅思平与日本人即将开始的“谈判”，最终能谈到什么程度，即“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因此，汪也没有过于地勉强陈公博。

到10月26日，梅思平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此时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周佛海等人天天逼着汪精卫，等他一句话。

此时汪的心情，通过前面引述的周佛海日记，相信大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虽说早已下了最大的决心，要“牺牲”自己，但毕竟真到了“最后关头”，这个决心不是那么好下的。

对于汪精卫而言，此时要决定的，基本上相当于要不要去自杀！

换言之，只要汪精卫一点头，则从前种种，“譬如今日死”；而今后种种，能不能“譬如明日生”，却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

汪精卫怎么能不犹豫！

在这一阶段的日记中，周佛海屡次指责“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说得轻巧！换了你试试看，感情你是没有那样一个光彩夺目的前半生！

犹豫中的汪精卫，再一次想起了陈公博。

陈公博后来回忆：“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

这天是1938年11月29日。

对汪精卫、对陈公博，这都是一次无比艰难的谈话。

陈公博说：“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对此，陈公博的态度是：“我对于第四、五两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

陈对汪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从谈起？”

汪精卫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

对此，陈公博说，当时他已“辩无可辩”——不知道说汪精卫什么好了。他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借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

此时，汪精卫再一次祭出了他的“牺牲论”：“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

此时，陈璧君不再听任他们做口舌之争，也可能是这些天听类似的话听烦了，对陈公博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

周佛海也对杨惺华讲过，最后的“决断”是陈璧君下的。周说：“汪精卫在家为梅思平设筵饯行，临送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陶希圣则回忆说：“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惶失措。汪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我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

事情就此定板。

陈公博失望地说：“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经无法可辩，我已无法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日后，陈公博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信夫！

忘于江湖

1938年12月1日，梅思平抵达香港，正式对日本方面做出了答复。据今井武夫回忆，当时梅一共谈了四条：“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三、汪兆铭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十二月十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四、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与日方通过气，汪等一伙就开始分头行动了。今井武夫说：“周佛海从梅思平那里得到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向汪兆铭汇报了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并商量好了逃出重庆的方法，然后于十二月五日他一个人先行飞抵昆明。”

汪精卫一伙，都是高级公职人员，汪本人地位特殊，要去哪里，别人或许不好干涉。周佛海却不行，最起码每天的班是要上的。
于是，周佛海找了个借口，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为了做得像模像样，行前，周佛海还召集部属，“谈赴昆明视察及离渝后部务处理情形。”

12月5日10时45分，周佛海乘飞机离开重庆，当天抵达昆明。行前，周百感交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

周佛海焦急万分地等到12月8日，汪精卫却没有如期前来，来的只有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一双儿女汪文悌和汪文恂。
汪精卫没有如期“出走”，是由于蒋介石恰好在这一天来到重庆。
自南京陷落之后，国府迁至重庆，蒋介石的“大本营”则因就近指挥的需要，设在了武汉，在武汉陷落前夕，“中枢”各部门方陆续迁至重庆。
老蒋本人，则是在武汉沦陷的前一天，即1938年10月24日晚离开武汉转赴衡阳。
按：最后离开的是戴笠，他是在主持炸毁了武汉的全部重要设施之后，即所谓“反资敌大破坏”以后，才在最后时刻撤离武汉的。
武汉是当年的重要工业基地，早在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在武汉兴办工业，湖北的纺织和军工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中的湖北兵工厂的“汉阳造”当年名闻遐迩。抗战初期，说中国的武器不行，用“汉阳造”对付“三八大盖”，殊不知，如果没有当年的湖北兵工厂，连“汉阳造”都没有。由于“汉阳造”太过出名，以至于大家都将湖北兵工厂称为汉阳兵工厂。
乔家才说：“反资敌大破坏，是一件不得已而又十分重要的措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敌人可以用来攻击我们、杀害我们的物资设备留给敌人，就只好予以忍痛破坏，不让敌人来利用。……武汉三镇如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各工厂、桥梁、仓库六十九处，必须彻底破坏，不能让敌人利用，这就是武汉反资敌大破坏。”

“反资敌大破坏”的任务，老蒋交给了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并令戴笠副之，实际的任务交由军统执行。戴笠经过考虑，选定了湖北本地人、曾侦破“杨永泰遇刺案”的湖北站站长朱若愚负责大破坏的筹划和执行。

接到任务，“满天飞”的戴笠当即赶回武汉，并介绍朱若愚拜会了郭忏。乔家才说：“郭司令对于这项任务，并不热心，表示非常冷淡。”因此，戴笠指示朱若愚说：“你要知道，我们不能希望郭司令帮助我们什么，只要他不阻挠我们，已经很好了。你必须忍耐，不能同他发生任何不愉快，才能减少阻力。”

此时，戴笠的“临训班”学员刚好毕业，戴笠挑选了100人交给朱若愚，乔家才说：“这些刚受完爆破训练的青年同志，执行任务，确实认真，不折不扣。每一项破坏目标，视其重要性，派一位或两位同学参加。”

10月24日，日军攻占黄陂，离汉口只有30公里了，戴笠再一次赶到武汉督导工作，跟在他身边的，除了警卫员“神枪”王鲁翘以外，只有军统局总务科长郭斌。

其时，担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正是曾侦破“日人藏本失踪案”的赵世瑞。他对戴笠说：“戴先生，敌人距汉口已很接近，可以听见敌人的大炮声，武汉的破坏工作可以留给我们来办，戴先生应该先走了。”

对赵的“好意”，戴笠一语点破：“我很了解你。你想溜走，先把我支使开。等我走了，武汉会找到你的影子吗?”

乔家才说：“戴先生非常沉着，偕同朱若愚看过每一处要破坏的地方，看看准备的确实不确实。一直等到十月二十五日，敌人已经抵达汉口外围，才开始破坏。敌人听见市区的爆炸声，此起彼落，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在外围停止，不敢进入市内。”

此时，被戴笠揭穿“老底”的赵世瑞估计实在是气不过，居然在此时跑来要回他的汽车。乔家才说：“原先赵世瑞把他的汽车留给戴先生使用，郭斌刚经过一番修理，赵世瑞突然又来要汽车，郭斌非常生气，在要紧关头，他把汽车要走，怎么成?”

这时戴笠反而非常平静，说：“车子本来是他的，让他开走吧，我们另外想办法。”

按：论才干，赵世瑞没的说，就是私心重一些。另外胆子也太大，此后，还在钱财上出过问题。但很奇怪，戴笠对他始终极为容忍。

乔家才回忆说：“没有交通工具，戴先生怎么行动?郭斌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好不容易找到一艘破汽艇，必须修理，才能使用，郭斌赶紧找汽车修理厂的老板盛福生修理。盛福生是一位爱国商人，迅速加配零件，使可以行驶，并加满汽油，等待驾驶。当敌军前哨踏进汉口市的时候，武汉的反资敌大破坏已完成百分之百，戴先生才登上汽艇，驶向上游。但是敌机正沿着长江轰炸，危险万状。戴先生乘坐的汽艇，安全抵达沙市，转往长沙。”

蒋离开武汉之后，出于战事的需要，并没有去重庆，而一直驻在南岳衡山。期间，于11月1日去了一趟长沙，召集军事会议，“检讨作战经过”。
11月12日，蒋介石从南岳赴韶关，“策划反攻广州”，结果刚去的当天夜里，长沙莫名其妙地着了一把大火。由于12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文”，着火的时间是12日深夜、接近13日的凌晨，因此，后世称这把火为“文夕大火”。
这场浩劫，将千年古城长沙的所有典章文物，几乎全部付之一炬，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则无法估量。蒋当即赶回长沙主持调查此事，并在暴怒之下，于11月20日，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湖南省保安处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等三个黄埔学生全部枪决。
同一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签订了《重光堂密约》。
11月25日，蒋介石在衡山召集军事会议，指出：以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界，标志着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并提出：“第二期抗战须转守为攻，坚忍持久，以济远大，忠诚朴拙，和衷共济，提高精神与道德修养，改造军队与社会。”
也正是在这个会上，老蒋决定成立“南岳游干班”，由中共派干部授课，讲授游击战的经验。前面讲过的、戴笠的军校六期同学王百刚，进的就是这个训练班，并因为盗窃班费而被“劝退”。回去以后，王百刚因此事被戴笠枪决。
11月30日，蒋介石离开南岳赴桂林。陈布雷回忆说：“在桂林日，蒋公稍暇即召往谈话，所谈均第二期抗战中精神致胜之要点，对敌相近卫所唱之东亚协同体与连环互助关系，痛斥之尤力。谓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运命于永久，较诸军事占领为尤烈，万不可中其奸计。宜愈战愈奋，与之作精神斗争，凡口授四五次，命记于别册准备撰一长文。”
在回忆录中，陈布雷不无惋惜地说：“此种言论惜不及令汪精卫、周佛海于当时得闻之，否则彼等或不致失身作汉奸。”

12月7日，为蒋打前站的陈布雷回到重庆，他后来回忆说：“到渝知佛海已于五日赴昆明，余即暂寓其新租之住宅。”
当天，陈布雷就去拜访了汪精卫，他说：“夜九时往访汪先生，再三询余对战局意见，事后觉其容止不甚自然，然当时不甚觉察也。”
陈布雷当然不知道周佛海等一伙搞的鬼名堂，12月7日晚，陈布雷就给周打电报，令他立刻回重庆，筹备召开原定于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今井武夫说：“周佛海是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的。七日秘书长陈布雷就打电报给他，要他立即返任。这是受蒋介石的命令发出的电报。”
实际上，汪精卫一伙早就在防着蒋介石回来，在193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
12月6日，已经逃到昆明的周佛海说：“本日接渝电，谓蒋先生明日可到。是则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矣!其殆国运耶?焦灼万分。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惟听天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
12月8日，蒋介石回到重庆，恰好与汪精卫预定的“出走”赶在同一天。
蒋来了，汪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走——“总裁”刚来，“副总裁”就走，也太不正常了，总得见个面吧，否则岂不令人生疑。
于是，汪精卫临时改变了计划，令陈春圃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先去昆明，一方面减少拖累，另一方面也要向周佛海说明情况，以便下一步的“配合”。
陈春圃，1900年生，广东省新会县人。
陈春圃是陈璧君的堂侄，1924年，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1925年冬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5月回国，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后任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
陈春圃说：“我跟随我的堂姑夫汪精卫有长久的历史。l922年，在我踏进生活的初期，就在他当会长的广东省教育会充图书馆干事。随后，再了两年即由堂姑母陈璧君荐我当广东省长公署机要课主任，自此对起才开始有了政治关系和活动：l924年汪精卫当国民党宣传部长，调我任该部秘书(其时没有副部长，秘书也只有一人)。1926年初我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于1927年夏宁汉分裂时，汪精卫当汉口中央组织部长又电召我由苏联回国当该部秘书。l929年又受汪精卫之命由欧赴美主编纽约《民气日报》，进行反蒋宣传活动。到了1932年春，我由美回国之后不久，他又要我赴香港主持他个人创办的《南华日报》，继续作他的喉舌。但我当时厌倦了摇笔杆的生活，坚持不就，他才叫我搞华侨工作，在南京侨务委员会当常委兼教育处长，一直干了七年之久，替他做拉拢华侨群众的工作。
对汪精卫、陈璧君而言，陈春圃是晚辈，又长期受汪夫妇提携，因此，陈春圃在汪家的地位，多少有点类似于“管家”，让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抗战胜利以后，陈春圃在法庭上曾经说：“被告自幼贫苦，因系陈璧君远房之侄，自二十三岁起即受汪精卫夫妇栽培提挈，前后达二十余年。平时汪、陈家事杂务亦辄令被告奔劳，事实上被告无异为其家庭之一佣役。”
陈春圃的话，当然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但“汪、陈家事杂务亦辄令被告奔劳”，倒是实际情况。
谈到汪精卫的出走，陈出圃后来回忆说：“成群结队的离渝是引人生疑的，所以群丑们商定分散逃脱的办法：周佛海先飞昆明，名义是视察宣传(其时周是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过了几天陶希圣又飞昆，而陈公博其时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则约定与汪精卫同一天自成都迳飞昆明再行会合。我则护送本来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汪的幼子文悌和幼女文恂飞昆，让他们转飞河内回香港，我则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络，并专候汪飞昆日期的电报通知龙云接他，另代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以便把全部逃脱的人装运河内。”
陈还说：“记得周佛海是1938年12月5日飞昆明，那天清早他就来汪家，我刚起床就被汪的副官传汪命要我到会客室，当时汪精卫关照我记牢周佛海告我在昆明的住址(金城银行楼上)，并要我三天后(即12月8日)飞昆，到昆后每天注意收转他从渝发给周的密电报(收转机关系借陈璧君胞弟陈昌祖为经理的中德航空公司的电报挂号，以避人耳目)。”
据陈春圃在法庭上的供述，汪令他带着孩子先赴昆明的时候，并未对他透露太多情况。他说：“鄙人在民二十七年冬任职于侨委会，其时汪先生命向侨委会请假，带领其男女公子各一人赴河内转香港，并嘱到昆明后可先购票，遣其男女公子先赴河内，本人则暂留昆明，谓将来昆明演讲，可以参加讲演，等语。”
12月8日，陈春圃来到昆明，与周佛海会合。周在当天的日记中说：“饭后，春圃自渝来，谓布雷昨已到．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因将明日之行取消。”
对此，周佛海烦躁地说：“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骂几天，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廿一号前决定赴港，如天不亡中国，汪先生或能于十天内离渝。”
在送走陈春圃的同时，汪令高宗武立即转告日方，请他们将原定的近卫文磨要发表的招降“声明”延期发表。否则，汪还没出来，近卫的讲话已发表，那可就“演砸”了。
12月8日，周隆庠找到西义显，对他说：“因蒋介石突然来到当地，不得已将六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汪兆铭认为：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问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因此，周隆庠要求将“近卫声明暂时延期到有汪兆铭到达昆明后的确讯为止”。
这个意外的变故，把日本人也搞得十分被动，犬养健说：“在十二月二日，高宗武的哥哥来访伊藤，转告汪先生已全部允诺重光堂会谈内容，估计汪先生将会在八号从重庆脱出。听到今井这个报告，东京的首相官邸内定近卫首相十二月八日去大阪，并准备了新闻谈话的内容。近卫首相按预定日期到达大阪的旅馆，可是，一直到了九号，还一点儿没传来汪从重庆脱出的消息，首相只得假称有病而回到东京。”
今井武夫则说：“日本政府预先已做好准备，一等到汪逃出到河内，就立即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先是收到汪预定于十二月八日逃出重庆的通知，近卫首相准备按照这一通知于十一日在大阪大礼堂发表演说，向全国广播。近卫已经到了京都，但由于汪延期逃出重庆，近卫就以患病为理由，把演说和广播延期到十四日，接着他又全部停止进行，回到东京去了。”

忘于江湖

这个时期，最“难受”的，莫过于先期“出逃”的周佛海，苦等汪精卫不至，自己又不敢回重庆，单独与日本“媾和”，他又不够这个档次，进退失据，度日如年。周的“苦心焦思”，曾对今井武夫说过，当时周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
“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虑万分。”
“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
“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
“担心我们的计划大概被蒋介石晓得了。否则，五日我从重庆出来，第二天蒋介石就回去，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思来想去，周佛海向今井武夫撂下“狠话”：“反正不回重庆了。即使汪先生不来，我也决心到河内去。”
幸好，汪精卫没有让周佛海等待太长的时间。
12月9日，即蒋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和王宠惠开会，“商今后大计”。
按：此时，蒋已经将自己兼任的行政院长让给了孔祥熙，张群为副院长，老资格的法学家王宠惠则接替了张群外交部长的职务。
陈布雷回忆说：“蒋公以八日抵渝，九日在黄山约孔、汪、王(外长)叶、张等谈今后抗战要计。孔等屡以国际形势为言，蒋公止之日：“勿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之准备。”
陈布雷说，汪精卫当时只是说：“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事，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没有说太深的话。
通过这次谈话，汪精卫确认，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不过巧合而已，“和平运动”并没有“露馅”。
12月10日，日本方面接到高宗武转来的汪精卫来电：“1、蒋介石来重庆，是由于其他公事，工作并未暴露。2、汪的处境与计划完全没有变化，希安心。3、大约延期七天，预定可以转入既定的行动。”

高宗武还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用作战上的办法把蒋赶出重庆，但用轰炸的办法是不行的。”另外，高宗武还表示：“感谢多方照料。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屡次推迟，很是抱歉。”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汪精卫就开始做“出走”的准备了。

这一阶段的情况，汪精卫的卫士许少泉曾经有详细的回忆。
许少泉是江西省萍乡人，会武术。1931年，许被调到南京，在训练总监部当卫士排长。当时适逢蒋汪合流，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这是他自1926年与蒋“斗法”落败之后，第一次在政府中负实际的责任，可以配备警卫人员了。
当时为汪选人的，就是国民政府训练总监朱培德。许少泉回忆说：“朱培德亲自向陈璧君介绍了情况，又把卫士排的人一个一个叫去目测，由陈璧君问我们的家庭情况，然后当场表演几下武术。她看中谁，就要给，朱培德不会说个不字。当时我不到20岁，个子高，身体又棒，几下武功也过得去，被陈璧君挑选上了。这次被挑选上的还有王长志(山东人)、孙学韩(山东人)、戴云生(湖南湘潭人)。我去后挂中尉排长军衔，月薪50元，比在训练总监部多了近20元。”

按：1931年挣50元，确实不少了。其时，王蒲臣还在浙江武义当县教育局长，每月工资也不过50元而已。后来王进特务处，当秘书，工资一下翻到100元，算是高薪了。
许少泉说：“1938年7月，日军逼近武汉，汪精卫到了重庆，住在上清寺美专。这一段时间里，他表现得非常沉默苦闷，好象有说不出的苦衷。在重庆美专期间，他除了接见德国大使，还在美专、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礼堂作过两次演讲外，就再没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在家中，他经常召见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周佛海(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代部长)、梅思平、曾仲鸣(国民党中央委员、汪的秘书)、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磋商叛国的事情。”

1938年12月10日，汪精卫叫来许少泉。“他把门关上，很神秘地问我”：“少泉，我对你怎么样?”

许当即回答说：“汪先生和夫人对我们都很好。”

汪说：“那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很重要。”接着，汪又补充说：“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讲，只能完成，不能出任何问题。”

许听了，“毫不迟疑”地说：“请汪先生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汪精卫交给许的任务，是押送八辆汽车从重庆去昆明，“12月12日一早出发，6天之内务必到达昆明。”汪精卫说：“此事不得延误，你去准备吧，千万要保密!”

许少泉回忆说：“从汪精卫房间出来，我心里很纳闷，这个任务怎么这么机密，又这么急?好在我们都是单身汉，说走就走，没有什么牵挂。”

许挑选了12个人，只告诉他们准备待命，没有说是去执行什么任务。“12日一早，我带领12名卫士和一名副官，分乘一辆卡车(装有汽油)，一辆中卡，两辆保险车和几辆小汽车，从重庆启程。”

12月18日晚，许少泉一行按时抵达昆明，并将汪精卫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

龙云，1884年生，云南省昭通人。

龙云是彝族人，祖父是土司。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军阀一样，龙云也是自小不甚喜读书，却好勇斗狠，早早投军，1914年，龙云自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入唐继尧部，为唐所激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龙任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自此成为“云南王”把个云南搞得如同铁桶一般，相邻的贵州，也基本差不多。

蒋介石岂能容他！

1934年底，长征的红军进入贵州，贵州省政府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并不想过分地与红军为难，只求红军穿省而过，大家都清净。不料尾追的“中央军”薛岳部正好接着这个机会进入贵州，这下可“干”喽！1935年4月，王家烈被迫辞去贵州省政府主席职务，不久后，25军军长也被拿掉，专任军事参议院参议，贵州就此“归顺”中央。

在进入贵州的同时，红军一部进入云南，龙云大惊之下，请求“中央”支援，蒋顺水推舟，任命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蒋系势力就此进入云南。

与此同时，特务处也在云南安插下了“眼线”。

戴笠派来的，就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江山美女姜毅英、还有他未来的夫婿叶文昭。

姜毅英、叶文昭，都是张毓中在杭州特训班甲班的同学。

1933年，戴笠开办杭州特训班，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一部分，组成甲班，毛森、张毓中、以及张的好友叶文昭、倪永潮都在其中。张回忆说：

“特训班甲班，本来清一色全是警校二期同学，但一个月后，班上忽然来了一男一女。由于他们的加入，我班人数凑成了四十整数，男的是丁希孔（可能是化名），广东人，军校三期生，训练不久，就不知所踪，很可能另有秘密任务而离开了。女的是姜毅英，原名姜岳根，姜毅英是她进特训班受训时，戴先生特别为她取的化名。她是浙江江山人，戴先生的同乡，刚从杭州第二高级中学毕业。”

按：丁希孔，军校四期，海南文昌县人。

姜毅英很漂亮，大家都喜欢她，张毓中说：“她中等身材，长长的秀发，灵活的双眸，端正的五官，朴实的打扮，沉默寡言，给人端庄文静的好印象。在短短数日之内，她赢得全班同学的好感，许多男同学都为她倾心，想尽办法与她接近。其中追得最热烈的是叶文昭同学，作为叶文昭的好友，我也乐得君子成人之美，有意无意的帮他的忙。”

“在我们结业时，戴先生放我们三天假，我要去笕桥航空学校访友，姜毅英也说要去笕桥农校会堂姐，要我作伴同去，我当然答应，约定坐第二天早晨的火车。同时我又把去笕桥的消息告诉叶文昭，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求我帮忙，我就叫他第二天早上八时到车站会合。第二天，我们三人在车站会了面，姜毅英见到叶文昭，马上心中有数，但她没有表示。三人一路有说有笑，气氛十分美好，到了笕桥，约好回程见面的时间，我就故意找借口，请文昭单独护驾。这一次笕桥之行，就成了他们日后感情发酵的一个重要契机。”

除了甲班以外，戴笠还开办了乙、丙两个班。

张毓中说：“乙训班约二十人，全是男性，学员是由警校正科以外的班次中挑选出来的，指导员是军校六期的刘乙光先生，训练时间比甲班稍短。以后我才听说乙班是以行动、警卫、交通等作为训练的重点。丙班人数不到十人，分成两组，分别受西餐服务和理发的专门训练，当然也有情报课程。除领班厨师为男性之外，其余学员都是年轻貌美的少女。戴先生在我们教室的右后方，特别为他们开设了一家西餐厅和理发店，以供实习。”

出于保密的需要，戴笠规定，甲、乙、丙三个班“分开受训，分开生活，彼此不准来往”。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即供丙班的“年轻貌美少女”们实习的西餐厅和理发厅，是不能对外公开营业的，又不能没有顾客，于是，“只好网开一面，准许甲班同学前去应卯。”

张毓中说：“所谓西餐厅，其实仅供应简单的猪排、鱼排、咖啡、红茶、西点而已，其目的在于训练员生的西餐礼仪、刀叉摆设、服务态度等等，作为将来担任实际工作时之掩护。因西餐厅的价格极为便宜（几乎等于白吃），我们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餐厅常客了。理发店的服务，一律免费。我们这群年轻小伙子，见有年轻貌美的理发小姐，免费洗头修面，明知是她们的试验品，仍趋之若骛，绝不轻易放过这难能可贵的机会。后来倪永潮同学（胜利后任汉口市警察局督察长），真的追到了理发的蔡小姐，缔结良缘，成为同学间的美谈。”

张毓中的回忆中，谈到受训期间，甲班搞过的一次化装演练，很有意思。张毓中说：

“第一次演习，是考验性的化装演习，男女同学一律参加，戴先生命我担任督察。督察的工作是要依演习计划，考核每个化装的同学，对他们的场所选择，化装技术、言行举止、外形神态等，我都需详述暗记，再做成秘密报告，报呈戴先生察阅。

戴先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大钞，给我购买衣物和工具，我仅花了两块钱，就在旧货店里买好了所有的化装工具。当我把余钱归还给戴先生时，他不但不收，还似怒似喜的训斥我：‘真没出息!连钱都不会花，把这些剩下的钱都拿去用罢! ’这是我第一次碰戴先生的橡皮钉子。

那天我化装成电气小工，租一部脚踏车，面上抹些灰土，按照腹案，满城飞驰，一个也不遗漏的巡查过去。完成督察任务之后，承蒙戴先生慰勉有加，有了他的赞许，我所有的辛劳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张还回忆了当天的许多细节，令人捧腹大笑：

“综合当天演习听见，大致上人人都事先费了一番心机，表现得十分良好。尤其张培兰同学，化装成卖芝麻糖的小贩，一身乡下土布衣裤，配合扁担箩筐，坐在小板凳上，形象神态都唯妙唯肖，是化装最成功的一人。

戴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十分高兴，特别命我陪他到实地观看。张培兰在湖滨公园口、杭州体育场前面摆摊，地点选得很适当。戴先生远远的下了车，边走边观察，面带笑容的走到他身旁，正准备拍照做参考时，张同学竟惊慌失措的站了起来，立正鞠躬，使戴先生啼笑皆非，连声说：‘完了!完了!这么精彩的化装，被你这样一来，就失去意义了，这证明我们训练不够。以后要以此事为镜，加强训练! ’这是我们化装表演中最具教育意义的一个插曲。”

张还说：“我班四位女同学，只有三位参加。姜毅英（后为少将）化装成高贵少妇，浓妆艳抹，衣着华丽，到西湖湖滨公园一转，惊鸿一瞥，引起游客注目，对她评头论足，使她不得不快步离开，雇车返校。龚成香同学为人保守，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化装成什么好，最后急得掩面哭泣，只有请我这个临时督察，转请戴先生免除她的化装演习，经我转报后，戴先生一笑置之。吴孝姑同学（后为国大代表）比较成熟大胆，化装成村姑，手提竹篮，高声叫卖落花生，非常入戏。她事后告诉我，当天撞到几个‘吃豆腐’的登徒子，极为讨厌。”

在演练中，由于这些未来的特务们都是学生出身，缺乏社会经验，闹了不少笑话。张毓中说：“我们的化装不外乎小贩、黄包车夫、小工等，而我们学生对社会百态、民间习俗所知太少，虽然外形化装得唯妙唯肖，而举止言谈破绽百出。例如装小贩的斤两不分，价格乱开；拉黄包车的街道不熟，远近不明，说不出车资，等客人进屋去拿零钱时就溜之大吉、或根本不收车钱；有位同学竟忘其所以的说‘不要了!明天再来拿’；有的借口等人不作生意等等，莫衷一是，笑话百出。”

从杭训班毕业之后，张毓中进“洪公祠”继续深造，姜毅英、叶文昭则被戴笠送进电讯班学习，这一去，姜毅英后来居然成为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叶文昭也成为著名的电讯特务。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正好电讯班结业，戴笠令叶、姜二人假扮夫妻潜伏厦门，布置秘密电台，负责通讯。

张毓中说：“一对原已滋长着爱苗的青年男女，在险恶的环境中朝夕相处，相互关爱，这种患难与共的感情，绝对超过一般的真正夫妻。近水楼台先得月，文昭兄如愿以偿，终于赢得毅英的芳心，而结为连理。”

不久后，戴笠注意到云南的重要地位，当时的条件，还不允许特务处在当地派遣过多人员，于是，戴笠令叶、姜二人以“中央航空公司昆明办事处人员”的身份潜伏昆明，并掩护一部秘密电台。张毓中说：“当时云南王龙云对中央的态度不很友善，地下势力根深柢固，情报人员潜伏工作，绝非易事，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以智力与勇气，又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忘于江湖

1936年4月22日，蒋介石到达昆明视察。

当天，戴笠带着张毓中等人为蒋介石“先遣”。张说：“当时戴先生已崭露头角，深获领袖信任，依我们猜测，他这次半公开的到政治敏感的云南去露面，一定负有重大的政治使命。戴先生一上飞机，就显得十分疲倦，坐下以后，马上蜷卧大睡，显然他为了这次昆明之行，日思夜虑，身心劳累不堪。而这次的飞行一路颠簸，戴先生在飞机上，一定和我们一样的难受与不舒服。但他一到昆明机场，就消失不见了，不但当时没人注意到他，就是第二天的报纸，也没刊登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戴先生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诡秘啊!”

蒋介石的专机，预定当天下午两点到达，结果龙云率手下文武等到三点多钟，依然不见飞机的影子，张毓中说：“早早在机场恭候迎接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与他的高级政要等二十多人，不时地翘首仰望，引颈企盼。有关人员更一再地向贵阳机场联络，证实领袖座机，已于预定时间，掠过贵阳上空，而现在迟迟不见飞机踪影，怎不叫人担心着急?”

“下午三时半左右，座机终于远远地出现在昆明机场上空，冉冉盘旋而下。在机场恭候已久、惴惴不安、为领袖安全担忧的文武百宫，马上转忧为喜，情不自禁的热烈鼓掌，历久不止。接着飞机熄火，机门打开，扶梯放下，龙主席立刻率文武百官走近扶梯，前去欢迎，想不到，领袖竟迟迟不出机门。”

等了十多分钟，老蒋终于“面带倦容”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一边和龙云等握手，一面表示歉意地说：“飞机飞偏了方向，飞到了大理上空，才知道飞过了昆明，耽搁了很多时间，使各位在机场久候，实在抱歉；又因飞机受到季风影响，摇摆得厉害,心头很不舒服，想不到在飞机落地时，呕吐了起来，再让各位久等，直不好意思。”

寒暄毕，老蒋坐上龙云的专车，绝尘而去，张毓中“随扈”，他说：“这黑色座车车型巧小，外表看来，一点也不豪华；但车内坐垫，全是黄色锦缎，绣有颜色鲜丽、神态生动的双龙，帝王色彩极为浓厚。”

在云南，龙云基本上相当于皇帝，本就排场极大。这次“领袖”来了，龙更是做足了文章，让老蒋见识见识他的威风：“一出机场大门的牌楼，就看见龙主席的亲信警卫部队，番号为‘护卫团’的队伍，整齐的排成分列横队，沿着马路两旁，耀武扬威的恭迎领袖。这是一支采法国式装备和训练的队伍，在队伍最前面，陈列着精良的武器，大有展示强大武力的意味。沿途武装警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密的管制交通，断绝任何车辆和闲杂行人的往来。最令人注目的是两排精悍的马队。人人肩挂马枪，背负斩刀，骑在矮小壮健、云南著名的‘谷马’之上，快步奔腾，分别在座车前后左右，担任卫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阵势壮观，确有镇慑作用。专制时代的作风，在昆明处处可见，令人十分惊异。”

张毓中说：“这次来昆明，领袖的武装卫士一个也没带来，随侍领袖负责警卫的只有便衣官员二十多人，警卫力量，实在十分薄弱。我特务组，仅陈善周副组长和我两人而已，因此除了随从、先遣和情报之搜集外，我们还作夜间轮值巡逻。”

老蒋住在五华山，龙云给所有来云南的中央人员都发了一块金牌，作为出入证，张毓中说：“这些金牌原为重要将官所佩用，每次进出大门，一小队的卫兵，就一面列队持枪敬礼，一面大喊：‘将官进出府! ’直是官僚排场十足，封建的味道相当浓厚。我当时是陆军上尉，受此待遇，受宠若惊，好不自在，只有尽量避大门而走小路了。”

就在老蒋到达昆明的当晚，戴笠来找张毓中，对他说：“现在有一个很简单但极重要的工作，交你办理，那就是要你担任昆明叶文昭、姜毅英秘密电台的交通。”

对于地下工作而言，交通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并不像字面上反映得那么简单，好像只是送个信而已。张毓中说：“所谓‘交通’，在情报工作上，是负有‘传递’、‘供应’、 ‘联络’和‘经费支持’等之任务，必须极秘密地进行。在情报史上，因‘交通’事故，造成惨败和重大牺牲的案件，屡见不鲜。因此担任‘交通’的人，一定要忠贞、机智、沉着、大胆、细心，更要有牺牲小我，宁死不屈的精神，才能达成使命和护卫全体同志的安全。因我是正式的侍从人员，带有将官的金牌，叶、姜两人，又是我同班好友，来往起来。理所当然，应当不会被注意或怀疑。”

叶、姜二人住在离五华山官邸不远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张毓中说：“相见的那刹那，大家都惊喜得跳了起来，他们身体壮健，精神奕奕，一点也没有改变。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乡遇故知，那种喜悦与快乐真难以形容。到底我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很快的就冷静了下来，在我说明来意后，大家就十分理智的研商种种可能的情况，以及应对的办法。”

张毓中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取文件，当时叶文昭正在电台上发报，姜毅英与张闲谈时，“竟情不自禁的靠在我右肩，失声痛哭”。

张毓中说：“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使我手足无措，惊异非常，我想她内心一定有许多沉重的苦痛和委屈，就让她靠在我肩上，痛痛快快的大哭了一阵。果然没多久，她很快的恢复了常态，若无其事的，和我东南西北的畅谈起来。”

姜毅英的表现，其实并不奇怪。所有的“潜伏”人员，由于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时间长了，难保不会出现这种精神近乎崩溃、情绪突然爆发的情形。张毓中说：

“姜毅英是坚强自负的新女性，有巾帼英雄之志，鹏程万里之心。因她是江山人，毕业于杭州杭高后就受到戴先生之赏识，被选到浙江警校特训班受训。但自出道以来，为时势之所逼，肩负起紧急重大之使命，先和叶文昭同学，用工作夫妻名义，潜伏于厦门，后建秘密电台于昆明。就工作而言，固多有贡献，但就个人而言，深受工作危险之威胁，备尝生活之单调苦闷，偶尔引起情绪的不稳定，势所难免，尤其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女青年，她的感受一定特别的强烈。”

所以说不是随随便便那一个人都能够当特工人员的，尤其是长期以两种面孔出现的“地工”，如果神经类型不是极度的坚强，搞不好真的要精神分裂。

晚年的陈恭澍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老蒋在昆明只待了三天即飞回成都，留下戴笠、陈善周、张毓中和老蒋的侍卫徐文贵等4人，等待下一班飞机。

当时，他们随戴笠住在法国商务酒店，费用一概由云南省政府承担。张毓中说：“该酒店豪华瑰丽，是法式大饭店，装饰设备一流。我们食宿，每天每人十八元越币（约近四十元大洋），吃的是正式法国大餐，饭前美点，餐后水果，尽情享用，气派之大，生活之奢华，为我之生平破题第一遭。”

张毓中、徐文贵心想，自己不过一个尉级军官，一人住一套大套房，太过“奢侈浪费”，于是俩人一商量，并请示陈善周之后，换了一个“标间”，俩人一块住。张毓中想得还挺美，说这样“好叫外国佬知道我们中国官员的节俭美德”。

第二天一早，戴笠来看他们，发觉他们俩住一个房间，当即“毫不留情的训斥”说：“你们真太没见过世面了!也不想一想自己是委员长的侍从人员，住在昆明这种特殊的地方，被招待在法国人经营的饭店内，竟一点气派也没有，实在太丢人了，赶快叫茶房换回每人一间的套房。”

张毓中说：“这是我第二次被戴先生教训的插曲，也是戴先生对学生的机会教育，给我很大的启示。”

张毓中回忆说：“当时以戴先生的身分和地位，如真想上随从飞机离开昆明，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而此时此刻，戴先生留下候机，依我看，只不过是找个借口，好多留几天，开展工作罢了。戴先生在候机期间，工作繁忙，应酬极多，好几次陈副组长和我也被邀同席。就我所知，戴先生平时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更没听说他在餐厅、菜馆有过正式的应酬，显然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戴先生一到昆明，就破了例。”

这天，轮到昆明市市长裴存藩请客。

按：裴存藩，1905年生，云南昭通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据张毓中回忆，当天，“戴先生满面笑容，谈笑风生，既热情又风趣，把场面搞得生动热闹，我这才晓得戴先生善于交际应酬。在饭桌上，戴先生始终举杯而不进酒，虽经裴市长等一再殷勤劝饮，也不为所动。”

裴存藩是军校“学长”，一个劲地劝，戴笠是说死了也不喝，本来很融洽的场面变得尴尬起来，这时，戴笠说：“各位，我平生确实滴酒不沾，但我内人的酒量却大得惊人，我在南京邀请好友吃饭，都在我家举行，有好酒量者，都由内人陪饮。我想在座各位，一定都知道魏道明夫人郑毓秀女博士，她学问好，人豪爽，名气大，酒量宏，真是令人敬仰的女中豪杰。有一天她在舍下便餐，我晓得她爱美酒、喜豪饮，就建议我内人陪她痛饮，她在半信半疑中，就干杯又干杯的与内人放怀对饮起来，结果郑博士烂醉如泥，由两个女佣人抬进车里回去，而内人却神色自若，若其无事。各位!这是真实的事情，你们和郑博士见面的机会很多，可以当面问问她，出出她的洋相。我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美意，虽然我无法痛饮几杯，扫了各位的兴，但我绝对有诚意，希望以后各位到南京来，一定要到舍下便饭，由内人代敬几杯，来弥补我今天的不敬。”

这一番瞎话编的，绝对脸不变色心不跳！首先，戴笠绝非“滴酒不沾”，相反，戴笠非常爱喝酒，且酒量甚宏；第二，戴笠的太太是乡下村妇，戴根本不让她上台面的。最关键的，郑毓秀是何等身份，会去和戴笠的老婆喝酒？还喝得“烂醉如泥”，不是瞎掰么！

张毓中在一边听着戴笠胡扯，佩服得五体投地：“戴先生到底会不会饮酒，还是因职业的关系而忌酒，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婉拒进酒，说出郑博士和她太太对饮的故事，依我猜想，一来冲淡当时坚不喝酒的尴尬场面，进而暗示他在南京的关系和生活层面。我在一旁观看，戴先生的本事，确实高人一等，不能不叫人口服心服!”

转眼抗战爆发，姜、叶二人被调离昆明，姜毅英留在军统局本部电讯处，叶文昭则被派到武汉，任武汉区电台台长。

抗战期间，云南成为大后方，所有的战略物资都需要经过云南进行陆路运输，地位一下变得重要起来，各方都要拉龙云，汪精卫要“出走”，必经过昆明。

周佛海“落水”以后，曾对金雄白说：“汪先生对抗战前途另有看法，为表示他对于国是的意见，自愿以在野的国民身份，向中枢提出和平建议。他明白那样的建议，在重庆决没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会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相机出国，再把与日人交涉经过，诉之国人，以待民意的公决。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须经过云南，他先派汪先生夫人单独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迨汪夫人去后返渝复命，说龙云很同情汪氏为国家牺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决定取道滇境出国，他愿意负安全与便利的责任。”

周佛海的这番话，引发了一个疑问——在汪精卫的“出走”问题上，龙云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龙云说得很轻巧：“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

龙云说得很简单，但这几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汪精卫的“出走”，还真不是偷偷摸摸走的，他是走了正规渠道的。

按：“文官长”即国民政府文官处文官长。

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都是国民政府内设的办事机构，而且整个国民政府，就只有这么三个办事机构。文官处的负责人就叫文官长、参军处叫参军长、主计处，自然就是主计长了。

文官处多少有点像现在的办公厅，但没有那么庞大的机构，下面只有两个局，每个局各有若干个科（处下有局、局下设科，这又是一个与现在不同的地方）。

文官长魏怀是福建闽侯人，那可是老资格了，早在他的那位老乡林森做“国府”主席之前，魏怀就是文官长，当了十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魏怀才改任国府委员。文官长则改称秘书长，换上了银行家吴鼎昌，这是第一任秘书长，第二任就是李代总统最讨厌的吴忠信。再往后的秘书长，就去台湾当了。

参军处虽然名为“参军”，但并不掌兵，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也正是这个原因，参军处的“格”很高，如果在参军处当一个“科长”，军衔最低是上校，资格老一点的能到少将。否则，没办法去和参谋本部、军政部等各种各样的高级军事机构打交道。参军长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了，从林森上任干起，到林森逝世后离职，也干了12年，积累年功，升到中将、挂上将衔。

吕超的弟弟，就是著名地工人员吕一峰。

主计处，听着有点陌生，其实就是财务部门，主管“国府”所属各院、部、委机关的经费开支。主计长，就是“陈氏三兄弟”中的老三、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

论地位，汪精卫是仅次于蒋介石的政治人物了，一出门也是前呼后拥。许少泉说：“汪精卫的卫士，分外围警卫和贴身卫士两种。外围警卫有100多人，设一个卫士大队。大队长周鸿烈，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当过卫士。外围警卫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可疑人员。贴身卫士主要是跟着汪精卫转，他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布置在他的前后左右。贴身卫士共有20多人，都是从各处挑选出来的精悍的信得过的人。我任汪精卫的贴身卫士后，一直跟随其左右。”

可叹的是，就在这么严密的警卫之下，汪精卫还在中央党部大院挨了三枪，许少泉们不得辞其咎。

政治地位越崇高，行动就越不自由，每天的行程基本上听别人安排，秘书说去哪儿开会就去哪儿开会，司机让你在哪儿下车就在哪儿下车。兜里一分钱都不用带，因为也不需要他亲自去买东西，想要什么跟听差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到月底，自有各种各样的商家来找账房结账。

到了汪精卫这个层次，如果是自行要安排什么活动，那就会由他的副官通知文官处，汪先生要到成都、昆明演讲，请你预作安排。再由魏怀通知两地的最高长官，安排好接站啦、住宿啦、警卫啦等等一大摊子事。想自己“蔫不出溜”就走，基本没有那种可能。

汪精卫也知道不可能，所以他干脆走正规程序，大大方方地走，该报告我就报告。

忘于江湖

对汪精卫的“出走”（指从重庆到昆明这一段），历来有两种说法：

其一，汪精卫是偷偷溜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的说法：

“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那时中枢要人离开重庆，若非因公，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学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听命以外，自然不敢问搭机者的姓名。同时，他也梦想不到搭机的就会是汪先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发觉汪先生的动态，机票也由彭学沛于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战时一切处于特殊状态之下，政府所预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为预防敌机袭击关系，也照例保持机密。汪先生的能够顺利离渝，就是得了这一个便利。”

特别要指出的是，金雄白所说的这段话，引述的是周佛海的话。

金雄白本人就是“汪政权”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这本书，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史料价值。但事实上，其舛谬之处也不少，比如，上面这段话的最后：“汪先生很从容地脱离了重庆。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叁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后我也以视察党务为名，追踪前往。”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周佛海逃离重庆，是在汪精卫之前。仅此一点，就可以作为一把标尺，借以判断《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这本书的说法，其中有多少是实情、有多少是道听途说。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周佛海出于某种考虑，没有完全对金讲实话。问题在于，第一，周佛海来找金雄白，是来拉他“下水”的，这种关键时刻，又何必骗人？第二，自己叛国的前前后后，都已经原原本本地交待给了金，为何要在这样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上隐瞒？第三，汪等一伙投敌，在当时是轰动世界的事，报纸上都有，又岂是能隐瞒得了的？

再比如，金雄白说：“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事实上，从蒋介石于12月8日回到重庆，到12月18日的十天之内，蒋一步都没有离开重庆。18日当天，蒋还在行营做了一次“特别演讲”。

还有：“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

前面说了，汪精卫既然已经对魏怀讲过，要到昆明讲演，那么，就已经成为官方出行，机票的事情，自然不劳汪精卫操心，魏怀如果这点事都想不到、都办不了的话，这个文官长就别干了。

不过，既然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传说下来的，况且，这事怎么也是金雄白听周佛海说的，我们不“抬杠”，姑妄听之。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断言，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确实不是大张旗鼓的，汪当然不可能“筛着锣”走，但也绝不是悄悄溜走的，而是以“官方”出行的姿态走的。

如果这一点不错的话，那么就引发了第二个疑问——汪精卫的“出走”，没有遇到任何留难么？或者换个说法，汪精卫不担心遇到某种怀疑么？

这个疑问，引发了多年以来，有关汪精卫出走的第二个说法。

这第二个说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说，先来看看汪精卫在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本杂志叫《掌故》，是个月刊，但没办几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内容，正如其名，多是历史上的一些名人轶闻。不知何故，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多喜欢用笔名，可能是因为涉及的是名人，当时有些尚在世，担心惹火上身之故。

在《掌故》杂志1972年7月号上，曾刊载了一篇《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的文章，署名为“用五”，详细地记载了那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笔者多方搜集，想找到这本杂志的原件，但看来存世太少了，没有找到。幸好，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转载了一部分，足以看出当时的情况。

从文中透露的信息看，其时，作者供职于行政院秘书处，且显系汪派人物，经常参加上层的酬酢，还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另外，经与其他史料相印证，这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是确实的，绝非杜撰或托名伪作。

由于作者在文中曾提及“端木恺”，再加上前述情况，则符合条件的，在当时的行政院中，不过寥寥数人而已。经查询相关资料，目前已基本知道此人为何方神圣，惟尚需其他资料支持，故笔者暂不提及其姓名，待确认后补叙，大家只要知道此人提供的情况确系实情即可。

按：端木恺，1903年生，安徽当涂县人。端木恺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属于典型的学者从政的人物，时任行政院参事。

那么，我们就通过“用五”的日记，来看看汪精卫在重庆最后一段时间的情况。

10月25日：“给曾仲鸣打电话，适汪先生接听，问时局有什么消息，听他声音似极烦苦。”

按：就在前一天，梅思平从香港回来，带回了策动“和平运动”的最新消息，25日，周佛海曾“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此时汪精卫还很犹豫，其“烦苦”可想而知。

11月28日：“下午三时，见汪先生，忽赠最近大型照片一帧，并提笔签名其上，不解有何用意。晚间，平群兄和未婚妻请宴，汪先生亦参加、饮酒甚豪，似亦有些反常。”

按：11月26日，梅思平从上海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当天，周佛海即去找汪。对此，汪的态度是：“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第二天，周再去游说，“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早年，政治人物有给他人送签名照的风俗，寻常人等，如能接到大人物的相片，是一种殊荣。此时，汪已经意识到，自己在重庆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于是拿出照片送给友人，以为纪念。晚上出席张平群的婚饭，由于心里烦，借酒浇愁，又喝多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因汪一向自制力很强的，一般来讲不失风度。

按：张平群是行政院发言人，当年在南开上中学的时候曾经与曹禺齐名。

12月12日：“上午八时，到行营参加纪念周，各机关人员奉命前往的很多，林主席做主席，蒋委员长演讲，历时一小时。……散会时远远望见汪先生也来听讲，穿的是藏青色中山装，也很少见。”

按：当天是一个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演讲中“对战局前途极为乐观”。

周佛海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说：“返寓后春圃来谈，知汪先生昨电余，马日可赴港。至港电，大约要我在滇候汪。因电告：至迟马日无论如何必行，闻蒋先生小恙，一时或未能离渝。事实如此凑巧，实非人力所能预料，焦甚!俟港电定行止。究竟何往，自身亦难决定也。”

按：“马日”即21日，这个电报代日韵母是我们最熟的了，因为有个“马日事变”嘛。

就在12月16日当天，汪精卫约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好病了。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记载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未提和战之意见，不谓未及一周即潜行人滇而离国也。”

当天谈话的情况，汪精卫落水之后，曾经与今井武夫讲过当时的情况。汪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对此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今井说：“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象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至此，汪兆铭认为除了逃出重庆之外已别无其他道路可走，决心顺着梅思平等预先所设想的日华会谈的路线行动，终于和蒋介石永久分开了。”

今井还说：“以上是汪逃出重庆后，在招待我们的宴会席上坦白说出来的话。”

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或许正是这一次谈话，使汪精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当然，蒋介石不会想到，这是他与汪精卫这位二十多年的老对手之间，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了。

汪精卫呢，不知道他想到了没有。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

杀手的自述——陈恭澍及其回忆录《英雄无名》（上）

陈恭澍的《英雄无名》是诸多有关军统回忆录当中的一种。

军统是个秘密组织，很长时间以来，不要说大陆，即便是在“那边”，也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军统一些老人的回忆纷纷面世，这一层面纱才被逐渐揭去。

这其中，第一个因回忆军统而名声大噪的，自然是沈醉，从单篇的文章如《我所知道的戴笠》，到结集出版专辑如《军统内幕》；从写戴笠、写军统到写自己，如《我的特务生涯》、《我这三十年》，等等。

由于沈醉的身份和经历所限，看他写的东西，总觉得有那么点像是在写交代材料、又像是写检查。对自己，对别人，批判的色彩都比较浓厚，讲事多，及人少，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看不太清楚。换句话说，对历史的每个侧面，反映得不甚清晰、不够丰富。这一点，不光沈醉，凡当年蹲过“战犯管理所”的，如张严佛、如郭旭，莫不如此。

“那一边”，写军统的人更多，比较成“气候”的，如唐新的《戴笠传》、如乔家才的《戴笠和他的同志》等等。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披露“秘闻”最多的，就是陈恭澍的这一部《英雄无名》了。

陈恭澍，生于1910年，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从小随兄嫂在北京生活。

1925年，年仅15岁的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广东投身“革命”，后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半年以后，延期入五期步兵科学习，1927年离校回到北平。后因工作无着，1931年，陈恭澍与几个军校同学结伴赴南京。

期间，经军校一期“老大哥”曾扩情援引，陈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被选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并恢复了在校期间被注销的国民党党籍和黄埔军校的学历。

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结业以后，机缘巧合，陈恭澍结识了戴笠。当时，戴已受命筹办复兴社特务处，遂将陈送入他培养特务的第一个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学习。从此，陈恭澍这个刚刚22岁的年轻人走上了一条“杀手”之路。

此后，陈恭澍历任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站长；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在上海任职期间，陈因被捕曾短时间地“落水”，抗战胜利以后因此入狱，后被释放，任“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去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去台后又改为“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196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

退休以后，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77年，陈恭澍开始撰写回忆录，并刊登在《传记文学》杂志上。

1981年，陈恭澍《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的第一辑《北国锄奸》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陆续又出版了四辑，直到1988年，最后一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出版。

在军统当中，陈恭澍并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中，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说“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从1932年参加特务处的工作，陈恭澍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起行动案件，刺杀过吉鸿昌、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抗日战争史的大案。而陈恭澍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落水”，满打满算也就是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有两个原因：

其一，陈恭澍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第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其二，因陈恭澍曾落水成为汉奸，虽说后来又跟军统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所以，军统很多人，都耻于与陈恭澍为伍，甚至连提都不愿意提起他。

军统当中另一个高产“作家”乔家才，也写了六、七本书，其字数全加起来，比《英雄无名》要多几乎一倍。其中，提到陈恭澍的，只有一处，即乔家才于1938年离开北平时，大家给他践行：“陈恭澍兄带来两瓶外国的陈年葡萄酒”。

大家对陈的观感，可见一斑！

出于同样的原因，后来到了台湾，经常与陈恭澍来往的，也就是他早期交的几个好朋友，比如王天木、毛万里、王鲁翘什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多次比较大的聚会，根本都没人请陈恭澍！

这一点，从陈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情况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因此，陈在《英雄无名》的“卷头长白”中说：“我不想写成一部‘回忆录’，主要理由是我没有值得‘自我标榜’之处，知道我的人，都会了解这是真话。”

这话，应该说是持平之论。

在《英雄无名》当中，陈恭澍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情报人员，对他所了解的国民党早期特务活动的情形，做了比较详尽的记录；对于几件人所共知的行动案件，最大限度地披露了其细节；同时，基于他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对国民党特务工作的性质、立场、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等等，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虽然囿于其立场，在我们看来，许多地方不免有令人刺眼之处，且不乏溢美之辞及自我辩护。但总体看来，如果对事不对人，那么陈恭澍对他的经历，基本上还是做出了比较客观和中肯的反映。

比如，陈恭澍谈到“特务工作之意义”时，他说：“‘特务工作’的最大功用——在政党方面：是取得政权及巩固政权的‘先锋部队’；在政府方面：是保卫国家及抵御外侮的‘秘密武器’。‘特务工作’的特征：是不能独立存在，也不会个别存在；它是附着于一种政治形态的。明白的说，‘特务工作’只是一项政治工具，惟其利害成败，绝非属于个人。所以它的精神是‘利他’而非‘利己’的。”

在谈到特工人员素质时，陈恭澍说：“有一个特点需要指出：我国的情报工作与他国的情报工作并不完全一样；而在职类分工上也与其它分职不尽相同。因为一个特工人员的培养与遴选，必须具备四大要件，那就是：国家观念、政治信仰、牺牲精神、敌忾理念。”

陈恭澍举例说：“谈到人事升迁，在政府部门尚未确立人事制度以前，很少人重视到资历证件，况且在沦陷区或敌后工作的人，不照相、不印名片、不刻私章，甚且不用真姓名，当然更不可能持有或保留那些‘身份证明’的文件。迨至后来非此不得办理铨叙时，什么证件都提不出来，为了办理任职手续，甚至于到处磕头作揖临时再去求证明。而且往往委曲求全，弄得名实不符。”

陈说：“尽管是这样，可是多少年来却不见有人斤斤计较。想见一个献身于特务工作的人，他会视此为小节，把名利都早已看得淡了。真正能够使他得到满足的，应该是个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牺牲、奉献，和一件任务的完成。”

如果联想到抗战期间，军统一部分“地工”人员的前赴后继，不得不承认，陈恭澍的许多说法是言之成理的。当然，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及其后的保密局彻底沦为某一个党派巩固其统治的工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书中，多次反映了陈恭澍对昔日“战友”的奋斗与牺牲的痛惜之情。

在谈到写作此书的目的时，陈恭澍说：“说到内容情节，用不着虚构，原本就动人，不仅动人，而且感人，甚或大可惊人。每一回顾，在我参加过和策划下的整个工作过程中，不知死伤了多少同志同事；拖累了多少家族亲友；殃及多少无辜的同胞。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奉祀忠烈与荣获褒奖，或者是难予稽考而没没无闻，但在我个人的心目中，他们全都是应当受到尊崇的‘无名英雄’！这些人为了保卫国家，伸张正义，贡献出他们毕生的心力，乃至于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且不论成功还是成仁，但身后史书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其英勇壮烈的事迹更不为外界所知闻。他们生时义烈，死后寂寂，是可伤痛！”

忘于江湖

杀手的自述——陈恭澍及其回忆录《英雄无名》（下）

总括起来，陈恭澍的这五本书，写得最好的，应该说是第一辑《北国锄奸》和第三辑《上海抗日敌后活动》。书中集中描写了当年多次“行动”大案的有关情况及细节。由于陈恭澍作为当事人，直接参与了策划和执行的全过程，读来如身临其境。

如陈恭澍将刺杀汉奸张敬尧评价为：“回顾全局，本案的顺利完成，既没有牺牲，也没有失误；不曾连累人，也不曾辜负人。真是一件至善至美，全须全尾的佳构。此后十年中，在我指挥下的两百多件次的行动破坏工作中，像这样完美无暇的，可就再也没有了。”

“行动人员初试啼声之作，最值得钦折的，端在我们的工作同志冒险犯难，不惜牺牲，与乎同仇敌忾，奋勇除奸的精神，无不发挥到了极致，眞是霹雳震惊，中外刮目。”

如陈恭澍回忆刺杀汉奸王克敏的情形时说：“先是运用内线智取不成，乃决定强行武装袭击，务在歼厥渠魁。这也是工作同志们最勇敢、最壮烈的一次表现。还记得当日气候恶劣，眞是飞砂走石，天昏地暗。我们在对方警卫森严，枪林弹雨之下干了一场强攻硬拼的狙击。”

到了晚年，一生从事秘密工作的陈恭澍，很坦率地交代了自己的心态：“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陈的回忆，最令人失望的，应该是第二辑《河内刺汪始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河内刺汪案”的许多细节还不为人所知，大家都以为，陈恭澍的书出了以后，真相总该大白于天下了。

孰料，看过《河内刺汪始末》以后，给人的感觉，不但没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反而让我们这些“好奇者”，更加觉得“河内刺汪”这件事，实在是太令人莫测高深了。

这不奇怪，陈恭澍是职业特工，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把握得很清楚。陈恭澍说：

“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有的根本不为局外人所知而渐就湮灭；有的却曾轰动一时，惊传四方；而实事真情，在当时乃至其后若干年，由于影响深远，牵涉广大，依然被列为机密。即使外间有所传闻，仍属一鳞半爪，迥非全局真相。到了现在，人已事过境迁，就是公诸于世，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团体以及对个人，都不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倘若仍有什么需要保留之处，自当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必把握一定的分寸，不致稍有差池。”

另外，围绕着汪精卫变节的前前后后，国际、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折冲樽俎”、波诡云谲，也不可能是陈恭澍这等角色、所能够完全明瞭的。

在《英雄无名》当中，陈恭澍写得最为用力的，是第五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查阅了许多资料作为背景，以加强说服性，结果反而弄得支离破碎，毫无可读性。

陈恭澍曾经标榜：“书中所记述的事实，绝无意于对以往的错误和缺失，作任何的掩饰。”“在写作态度方面，为了存真，为了对历史有交代；是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雕琢文饰，更不敢挟私贬抑或故意抬举谁，是非功过自有公道，无须假托影射。”等等。

其实，陈恭澍这话说的并不完全实事求是，在第四辑《抗战后期反间活动》中，陈将自己的落水辩称为“反间活动”，并说：“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

陈说：“不久之后，尚在囚羁之中，我和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交了朋友，是他说服了我，还是我争取到他？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但我自己知道，是我利用了他的政治野心，并针对他的彷徨不安进退失据的处境，诱使他接受了我的远大之计。”

当然，陈恭澍后来确实又与军统接上了关系，这是事实。然而，“远大之计”是什么，究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陈却说不出来。

同时，对于这段经历，尽管陈恭澍声称“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大有一副“公道自在人心”的劲头，但在陈的内心深处，这段汉奸生涯绝对是其永远的“痛”。

抗战胜利以后，当陈恭澍担任“0760部队”大队长时，他曾回忆说：

“每逢集会，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以服式分，军服和警察制服最多，中山装和西装次之。有一次正赶上是国庆节，不期然，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一样东西，这又使我大受刺激！原来有些人在他们所穿的制服上，别着一两排五颜六色的‘勋标’，其中有一节‘胜利纪念章’，是表彰抗战有功的，我看在眼里，辛酸在心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而我没有。”
　　
陈恭澍当过汉奸，抗战之后，差点就给枪毙了，他当然不可能有“胜利纪念章”。

陈万分痛悔地说：“想到抗战，我的确也出过力，就是事到临头舍不得一死，不仅应该得到的得不到，而且落得个终生不名誉。这怎么能够叫我在众家弟兄面前抬得起头来。少一颗纪念章，原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可是烙在身上的疤痕，将永远挖不掉。”

直到晚年，陈恭澍在回忆旧“袍泽”的时候，依然充满自责地说：“一生荒唐，不才就是笔者。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的写下这部‘英雄无名’。”

为避免自吹自擂之嫌，陈恭澍再三说：“至于叙事用第一人称，是为了便于行文，如果要打个比喻的话，我只不过是一条钉书的线而已。”

其实，在大历史中，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条钉书的线”呢。

忘于江湖

让我们回到1938年12月18日。
当天，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到昆明，与汪偕行的，除了陈璧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及卫士，陈璧君的侄子陈国琦、陈常焘等人。
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用五”追述说：“汪先生于星期日（十八）突然秘密离开重庆，到昨日，消息才渐渐播传出来。今早特别到中央党部问乃光兄，彼亦茫然。两礼拜前，内人告诉我，我家女佣说，汪公馆雇用了多年的女佣，现已一律遣散，因汪先生不久便要到海外去，不再居住重庆了。当时我听到这些话，尚认为无稽，不知竟是事实。”
从常理看，汪精卫此一去，没打算在短期内再回重庆（有没有可能再回重庆都是回事），因此，把家产处理一下，该卖的卖、该送人的送人、该运走的运走（此前，许少泉已经运走了八辆汽车的东西）。“用了多年的女佣”，也应该多给点钱，别让人家白伺候一场，这都是人之常情。
按：汪家遣散佣人、运走私财之事，金雄白也曾经提到。他说：“……而事实上汪氏之行将离渝，不仅参与密议之周佛海等均知其事，汪氏亦且并不讳，汪宅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汪氏因主和而有离渝的计划。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他（指汪精卫）就决定趁机于十八日启程。清晨汪氏还为家中佣人老宋、阿王等讲了一次话，最后再说明他的态度，并征求各人去留的意见，所有全宅的下人连潘俊、阿六等，都表示仍愿跟随为汪氏继续服务，于是其秘书佣仆等匆匆携带了行李，分乘了四辆汽车，循公路出发，先汪而径赴河内。”
问题在于，汪精卫最怕的就是别人知道他一去不返，这样张扬，岂非不打自招？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用五”还说：“今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汪先生的侄儿彦慈兄电话约我到美专校街十七号，汪先生的寓所谈话，见面后，才知道汪夫人和曾仲鸣以及汪先生的私人办事人员都一律跟汪先生走了，他明早也要前往昆明，除少数卫队外，全家只剩他一人。……彦慈又说，汪先生这次行动是极端秘密的，没有几个人知道，请勿向外漏泄。”
从汪家女佣和汪彦慈的话来看，汪精卫似乎并没有极度地在“出走”的问题上寻求绝对的保密，这一点，不仅不合乎情理，而且引发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汪精卫“出走”的第二个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蒋介石是故意把汪精卫放走的。
持这个说法最力的依然是金雄白：“汪的出走，事先既并不秘密，定机票且还在两周之前，交通部中除彭学沛（交通部次长）而外，岂无他人知之？他人知之，如汪氏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又安有不向当局报告之理？机场上军警密布，汪的出现，众日共睹，如当局格其成行，则只需一个电报，三小时的飞行中，仍可以令原机折回。在昆明的二十四小时中，且可以令龙云扣留。为什么在那样的充裕时间中，竟会一无动作呢？”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故意放走汪精卫，无外乎两个目的：
第一，蒋、汪在唱“双簧”，放任汪去与日本进行“和平运动”，到一定程度，蒋再登场。
第二，明知汪要走而不阻止，陷汪于不义，正好去掉心腹大患。
前一种说法，近来已经不大见有人提起了。后一种呢，有没有可能？
回想起汪精卫对陈公博说的那句话：“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
汪精卫的话，不也是这个意思么？
故意放走汪精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有一个前提——蒋介石预先知道汪精卫的“出走”计划。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军统。大家都会想，以军统组织之严密，信息触角之无孔不入，汪精卫那并不高明的出逃计划以及实际执行中的漏洞百出，军统如果没有发现，那才叫见鬼了？
不仅我们这么想，当年的一些大人物们也存在这种疑惑。据陈恭澍回忆：“民国七十年冬月，有一次私人性质的小型聚会，在座的，其中不乏过去的风云人物，笔者则以最低龄敬陪末座，席上就有人侃侃而谈，好象真有其事一般，你说怪不怪？有人曾经单刀直入的问过笔者：‘关于汪氏暗中谋和的活动，难道你们军统局事前一点情报都没有？’”
对此，陈恭澍说：“据我个人所知，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只是军统局的干部工作人员之一，当然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
陈恭澍进一步解释说：“二十八年当时的军统局，尚处于‘成长’期中，它的工作地位，以及人们对它的价值观念，不像在抗战后期以至胜利后那么显要，虽然也兼领若干工作岗位，但仍有不上不下之感。我这么说或许还不够明白，那么就再进一步说得透澈一点：所谓的‘不上’，是表示还不能获得最高当局的充份信任，因而也得不到高度的授权；所谓的‘不下’，则是没有向下扎根，顶多只不过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而已。”
陈恭澍说：“当时军统局在重庆，其与情报治安有关的单位，据了解：计有军统局直属的特务团、军统局局本部直属的‘渝特区’、由军统局推荐的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由军统局推荐的航空检查所所长等。特务团的编成，大部份系武装部队，其任务偏重于内部保卫及监护，对外并不直接搜集情报；‘渝特区’，就是重庆区，系军统局属下的正规单位，为什么加上一个‘特’字，也许因为重庆是战时的首都，其组织与其任务比较特殊的原故。再说重庆市警察局，局长虽然由军统局推荐，可是却有它的一定职掌和工作范围，基本上当然还在维护地方治安，很少牵涉到政治问题上面去。”

忘于江湖

航空检查所，也是军统控制的机构，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河内刺汪”之后，陈恭澍还特地“采访”了同事兼好友王云孙。
王云孙是王持平的弟弟，王持平大家还记得吧？就是王兆槐的夫人，在淞沪抗战中曾有不同凡响的表现。
王云孙也是特务处的老人了，特务处成立不久，王云孙就由王兆槐夫妇介绍进入了“组织”，随即安排在北平站做内勤，处理一些文字上的东西。
王兆槐与陈恭澍的私交很好，并且，陈恭澍的夫人杨小姐，也是由王持平介绍给陈恭澍的，有这两重关系，让王云孙到北平，多少有点让陈恭澍照顾小兄弟的意思。
王云孙是和白世维前后脚进入北平站的，陈恭澍回忆说：“到了二十二年二月间，稍微加强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的向前推进了一小步。人事方面，加入内勤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也许是因为有王兆槐夫妇这层关系吧，另外王云孙也是北平长大的，人称“北平通”，因此提拔得很快，到1933年4月，戴笠带着毛万里第一次到北京视察时，王云孙已经是北平站书记了。而与他一同进北平站的白世维，还在当他的资料员，如果不是此后一个多月成功刺杀张敬尧，白世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崭露头角呢。
为了避免被人一网打尽，王云孙没有住在“站部”，而把家安在了西城按院胡同。在刺杀石友三失机以后，陈恭澍绑架了刘兆南，结果被人告发，在被警探堵住大门的同时，陈翻墙逃跑，“打”了一辆黄包车，一溜烟地跑到了王云孙家。
陈恭澍回忆说：“我拉铃叫门，出来开门的是云孙的太太兪雪侬。我们很熟，一面请她替我付车钱，一面径自往里走。王云孙穿戴整齐正预备到站上去办公，他一看我这副狼狈像，简直楞住了。”
陈恭澍说：“我不大好意思和王云孙明说，他又是何等聪慧的人，就单看我大冷天不穿袜子这一点，也可以料到个八九了。我托王云孙到估衣铺替我买一件小棉袄、薄棉裤，另外再买一双黑洋袜子、黑毛窝（毛制的冬鞋，极厚重）。有了穿的，才能出去料理善后，不过，这就等于告诉王云孙，我已经不能回到北平站去了。只有不大一会儿，王云孙就全都办回来了。我请他在家里等我的消息，可以不必到‘站’上去，预计在中午前后，不回来也一定会打电话来。”

从此，陈恭澍就走上了逃亡之路，直到1936年结束禁闭，改任天津站站长。

在此期间，白世维、戚南谱、王云孙均被调往南京受训。训练结束以后，适逢老蒋的侍从室特务组扩大，白世维、戚南谱由于都有军校的学历，被派给老蒋当护卫，同时派去的还有卓飞。
卓飞，大家应该还记得，卓是军校五期毕业生，1934年被派到福建工作，任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兼任闽北站站长、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是当年特务处在福建的重要干部。由于卓飞把特务处在福建的三个公秘单位一肩挑，大全独揽，狂的不行，结果与当地的复兴社负责人吉章简关系搞僵，被戴笠免去职务，派到老蒋身边当一个普通侍卫。
王云孙则被派到航检系统任职，这在当年是了不得的肥差。沈醉曾经说：“当时的航空检查所，是所有检查所中最上等的肥缺，只要一当上航检所的检查员，最好的手表、金笔、西装等马上可以到手。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控制飞机票，可以搞黑市，特别是整天与那些乘飞机做生意的大投机商人和专搞走私的飞行人员打交道，所以最容易发财。他们接近的又是些大官或大官的太太、姨太太之流，不少航检员经常由权贵向戴笠指名要求调用。升官发财捷径，莫过于此。”
抗战爆发以后，王云孙派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做航检工作，目睹了汪精卫当天“出走”的情况。王说：
“记得是在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光景，先是陈璧君偕同曾仲鸣及另外不知姓名的两个人，共四人一行，到达珊瑚坝飞机场，汪精卫并未同来，事后想想，这当然是有意的安排，不过，在局外人看来，先来后到平常事，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陈璧君在候机楼中，不时的朝外瞭望，一会儿低头和曾仲鸣交头接耳说几句，一会儿又指手画脚的像似在调排什么，看样子显得好心急，猜上去当然是为了期待汪精卫卫早一点来。”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才由一名侍卫人员陪同赶到。原本预定起飞的时间已到，该起飞了，不知什么原故，却又延迟了好几分钟，是加油？是机件故障？还是等候另外的要人？始终未明究竟。”

“在等候起飞尚未登机的这段时间中，陈璧君依然相当活跃的和熟人招呼，而汪精卫则格外沉着，且大踱其方步。听说陈璧君对机场的管理人员（不是航验人员）扬言，他们是陪同汪先生去成都中央军校作一次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


“汪等此行，一共有六个人，在机场里面前后停留了半个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如果稍为有点风声的话，无论作任何措置，就算辗转分层的向上级请示，都还来得及，可是谁也没有这么做，因为谁也料不到他们暗中有鬼。所以汪精卫他们一行六人，就这么顺顺当当的飞离重庆了。”
对此，王云孙解释说：“对于像汪精卫这么地位高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的行止是不会受到干预的，我们事先既未奉到任何指示或有关事项的提示；事后也没有追究责任的举动，至于说到检讨，那只是将经过情形加以整理作成纪录而已。”
陈恭澍回忆说：“以上这段话的大意如此，是王云孙兄当时亲眼目睹的实况，虽然隔了几年才谈起，我想总不致离题太远。就是因为汪某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轻易离去，所以到后来才有‘故意放行’的传说。”
根据自己“调查”的结果，陈恭澍认为：“军统局自戴雨农先生以下，没有人知悉汪精卫与日本有往来的任何情报；如果有半点消息，谁也不敢隐瞒，即使在判断上认为是‘无稽’，但也不能搁置不办，且必需加以认真的‘处理’。这里所说的‘处理’，是情报术语，假设当时收到一件情报，内容说的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通敌’，那该怎么办？仅就‘情报处理’而言，类如这么重要的事，在意识上根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就不能照通常的处理程序来办，如果我是主管，我不会再从文字上兜圈子，批交原报单位复查，我将立即把原报人找来，当面问个明白，假如他言之有据，应该偕同原报人马上晋见上级，当面提出口头报告，请示上级作出今后的进行步骤，才合乎情理。不过有一点则必须说清楚，所谓的‘有据’，指的是真凭实据，试想，像这种事情，如欲取得真凭实据，那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据此，陈恭澍断言：“当时军统局所属的各单位，包括重庆地区以及上海、香港各情报组织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乃至个人获致汪精卫有关通敌叛国的任何消息；就连我们的最高负责人戴雨农先生和郑介民先生，相信他们也都毫不知情。除了我们几个人在河内谈论的之外，后来笔者个人也曾问过其时局本部主管情报的老朋友们，他们也说从未收到过此类的报告。再进一步说，绝没有见到此类情报后，因情节重大而不敢遽下判断，乃致予以搁置的情事。事实非常明显，如果事先知悉汪精卫有了勾结日本的活动，甚且通谋敌国已见诸行为的话，那么其后所写下的一切史迹也就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