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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九)
淞沪抗战开始的初期,由于我方是有所准备的,而且兵力也占一定优势,因此在战斗中,基本上还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张发奎分析当时的形势说:“那时,最高统帅部坚决地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便尽量注兵力于淞沪方面。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日夜不间断地奔驰,把一师一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线,其情况好象一九一六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急,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
张柏亭说:“战役初期,我军居于主动地位,采取攻势行动,对虹口地区之敌,构成包围态势。自从‘八一三’由五二三团易瑾营,在八字桥射出第一枪后,十四日攻击敌海军司令部,同在那一天,我空军在杭州上空,击灭来犯的敌木更津航空队。十五、六日续由我八十七师、三十六师,由江湾路敌阵北翼,向其侧背迂回攻击,敌军退至汇山码头附近,依据坚固建筑物顽抗,纵火阻止我前进,因我军缺乏攻坚武器,未能克奏全功。这是我军攻势的最盛时期。”
张柏亭还说:“平心检讨淞沪作战,敌我双方都犯了逐次使用兵力的毛病。我们虽是在自己的国土作战,但内地交通梗阻,后方部队赴战,欲速不达;敌方海上运输便捷,动员准备良好,但抱轻敌观念,最初高唱速战速决,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制服中国,等到不得已时派兵增援,再增援,总不肯彻底投入兵力,而期极力节约力量,备为应付其他方面之用。”
8月22日,日军第三师团松井石根大将所部在川沙、狮子林、宝山同时登陆,进犯我犯罗店、浏河一线,从此攻守之势易位,这一天也成为淞沪抗战的第一个转折点。
按:也是在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陈诚后来说:“八月二十二日晚,敌以增援来沪之第三师团、第十二师团、第一师团之第一旅团、第八师团之第一旅团,由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及张华滨附近,同时强行登陆,向我宝山、罗店、浏河之线进犯。我方因沿江配备兵力单薄,未能阻止敌军之登陆,沪战局势遂益形扩大。”
张发奎则回忆说:“到八月二十二日,战事即开始转入更猛烈的阶段。敌军增援部队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以及第一师团、第八师团之各一旅团,当天即在宝山狮子林登陆,并即向我左翼军方面宝山、罗店、浏河线进攻,同时对我右翼军方面之川沙及浦东各地,也采取积极的行动。我方亦同样以京沪、沪杭两铁道输送增援部队,投入左翼军方面,双方均以猛烈火力作阵地的战斗。情况特别紧张。是以我方对原来预期以攻击的作战手段指导会战的计划,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转入以纯粹防御战的阶段。”
据此,张发奎判断当时的形势为:“在我军的现有条件下,欲把敌人歼灭,或遏止他们的攻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张发奎的话比说得较委婉,怕老蒋不爱听,其实就是说——跟日本人硬拼,是拼不过的。因此,他与张治中曾向统帅部建议:“对上海作战使用兵力的最高点,应作一个精密的数字计算,并建议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仍不能压制当而的敌人时,则我们的战略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
二张还立下“军令状”:“愿自接受敌人攻击之日起。负责固守此既设阵地三个月时间的责任。”
换句话说,“二张”的态度是,上海也许可以守一段时间(比如三个月),但绝不可能保得住,应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放弃上海。
这个意见,没有为老蒋所接受,他的意见是:“上海是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
老蒋的态度,其实也不能说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除非淞沪一战不打,既打起来了,那就必须死保上海。否则上海一丢,南京必丢——假如国都丢掉,那与亡国还有多大区别!
至于后来上海确实丢了、南京也确实丢了,而中国最终却并没有亡于日本,反而成为五大国之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1937年的那个秋冬之际,老蒋可不会这样设想。
9月初,吴淞、宝山相继失陷。9月11日,敌主力进据杨行,并续向刘行窜犯。这是淞沪抗战的第二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方开始转攻为守。
到9月14日,眼看战局不利,陈诚建议:“相机转移阵地,保存战力,以便步步为营,节节抵抗。”
张发奎说:“到九月中旬以后,情况有变化,敌人大量增援,我们发现其第一、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六、第〇二、第一〇六、第一〇七、第一一四、第一一六等师团的番号,估计其兵力约在二十余万,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其在凇沪与我决战的决心,也益加明显了。”
此时:“敌人的装备和战术及战斗力各方面,俱达到相当的高度。他们的空军力量更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大量的野战炮兵配合着海军的长射程炮也发挥了很大的火力。而我方仅有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一切器械也比不上敌人,战斗的不利是可以想像的。”
据陈诚回忆:“九月末,刘行方面亦被敌军突破,此时我罗店方面阵地过于突出,只得放弃原定计划,退守罗店西南及罗嘉公路之施相公庙一带。于是全部攻势即告无形停止。”
至10月24日,我方主力军队,已经被压制在苏州河一带的狭长区域,至此败像已露,绝无再发生奇迹的可能了,这是淞沪抗战的第三个转折点。张发奎说:
“十月下旬,敌人以全力攻击我左翼军阵地,决战的时期已经到来了。战地悲惨的景况.亦一幕一幕地呈现在我眼前。我们的增援部队继续向前进发,他们由后方输送到战地后,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加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弹好像雨点一样散落在我们的阵地。我们的炮兵在数量与火力上都无法与敌对抗,只有英勇的战士们以血肉筑的长城,来抗拒敌人的犀利的火器。制空权也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敌人的飞机一天到晚翱翔在战地的上空。我们的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的经验,仅凭着血气之勇,不知讲求疏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我们部队的行动白昼大受限制,一切部署的调整和兵力的转用,都在夜晚,这更使指挥与时间上蒙受很大影响。战地是一片平野,不能徒涉的川渠,纵横变错。这对于联络与地形的熟识,均感到不少困难。在这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各级指挥官当时都深深感到指导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略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在苏州河沿线,与正规军一同浴血奋战的,还有戴笠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别动队成立以后,除第五支队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第一、二、三、四支队一共12个大队,均按预定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文强回忆说:“因敌军炮火猛烈,虽难于深入敌后,但与正规军一起同日军血战,都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我曾亲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自动去堵击阵地破口的敌人,无论如何令其后撤也不听,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
文强说:“我在前线亲见一支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高呼着率领队员,向敌冲锋,负重伤仍不下火线。”
李穰,1904生,湖南华容人,军校六期工兵科毕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一支队大队长。
文强说:“又见朱学范支队之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一个中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该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高喊:‘为指导员报仇!’他的呼声,激励着战士个个奋战扬威,向敌阵冲去,压倒了敌军气焰。毛勋负重伤后,与该中队幸存的战士掩蔽在一座便桥下柴堆里,被敌机发现,惨遭轰炸扫射,死伤累累,毛本人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从桥边一直滚到水里才得救。”
毛勋是湖南湘潭人,军校六期炮兵科毕业。文强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在长沙见到他,虽然伤重身残,但他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含笑着对抗日胜利表示深深的祝贺,爱国英雄志士,何止千万。”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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