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杀人的“决议”既已形成，下面要决定的就是谁来执行，谁来办这件挨骂的事？

应德田是文人，长于鼓吹，登高一呼是他的长项，杀人，他还不是这块料。

苗剑秋，那就加个“更”字，比应德田还能“吹”，连老蒋，苗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要让他“站着进来，滚着爬着出去”，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真要动刀动枪，那是不行的。

“三剑客”当中，堪称“文武双全”的，只有孙铭九，大家不要以为孙不过赳赳武夫而已，人家那是正牌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在当年是响当当的学历——老蒋以军委会委员长之尊，在日本也不过读了个东京振武学校而已嘛，那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

按：奉军，乃至后来的东北军，与其他军阀部队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基本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老一辈的，以保定军校和东北讲武堂出身居多。中下级的青年军官当中，除了像孙铭九这类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以外，还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有留洋的。这一点，像冯玉祥的西北军等等，是没法比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东北军中分为保定系和东北讲武堂两个派别。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北军的这些青年军官，由于受过西化的教育，思想比较“活跃”，头脑中传统的东西比较少，参与意识比较强，自我感觉良好，“敢想敢干”。当然，这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性格和作为，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孙在“抗日同志会”中、在东北军中的特殊位置，大家都认为孙铭九是做这件事情的不二人选。

但孙铭九并不想去——孙也不是傻子，作为一个军人，以下犯上，总归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因此，最初，孙铭九推67军115师师长刘启文去，理由是刘的官阶比自己高。

应德田善解人意，看出孙铭九的心事，怕自己“师出无名”，日后挨骂，所以他告诉孙：“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

孙铭九看大家“公意”已决，只好应承下来。

孙铭九活了91岁，日后的多少年，不知道孙铭九怎么想这天发生的事——主意是应德田出的，自己却在前面顶缸，甚至会因为这件事而青史留名。

杀王以哲的任务，孙铭九交给了商同昌，孙告诉他，叫警卫团第5连连长于肇中(原名于文俊)带一个排去杀王以哲。并叫商通知第7连连长王协一，同样带一个排，去杀何柱国。

据商同昌回忆，为防止有人通风报信：“会议决定杀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以后，除了执行任务的人以外，大家都暂时别离开这里。”

王以哲是军人，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家，说去就去，人家家里是有警卫的。因此商同昌接受任务以后，就准备到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家附近去看看地形，了解一下警备情况。
军警督察处处长文英奇是开着车来的，于是文主动提出，让商坐他的汽车，两人一起去王家查看。


商回忆说：“文英奇陪同我坐汽车在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门外兜了一个圈子，看见他门口有两个警卫，拿着手枪，警卫很严，在对大门口外边的房子里住有一个排的兵力，机关枪上了子弹药盒。文英奇告诉我说：王以哲住在进门以后的右手房间里。”
查看完毕，商回到营部，找来于肇中连长和他手下的戚排长，传达了孙铭九的命令，“并告诉他因为什么要杀王以哲，以及会议的概略情况。以后我告诉他们王以哲家的住址，警卫情况。” 于肇中听了以后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
“解决”王以哲的过程十分顺利。孙铭九说，于肇中出发后不久，就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己被打死了。”
具体的情况，据商同昌回忆，是这样的：“我传达命令后，于连长、戚排长带一排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然后列队唱歌通过王以哲家门口，队伍半过时，突然散开把门口警卫缴械，冲入院内，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因为王以哲家的警卫人员也有所准备，曾打伤了第五连的一个兵，子弹横穿两颊。
商同昌是在于肇中出发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到王家的，于带他到王的卧室去看，商看到“王以哲倒在床上已死。”
王以哲是被乱枪打死的，据高崇民说，王以哲“身中九枪死在床上”。
这时，商看到院里还被绑着一个女人，就问于是怎么回事，于说这是王军长的太太。
商同昌说：“赶快把她放开，这与她没有关系。”又对王以哲的太太说；“我们都是东北人，打死王军长，我们也都痛心。现在王军长已经死了，与你们家里人没关系，你们不要害怕，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成殓起来。”
王太太听了，一边哭一边说：“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商同昌听了以后，当时“头嗡了一下”，于是马上责问于肇中，于低着头不说话，显然是他放纵手下抢了王家的财物。于是商说：“你赶快查清楚，把钱和金子给王军长家找回来，否则你负这个责任。”又对王太太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钱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
回营以后，商同昌召集第5连官兵训话：“你们拿了王军长家里的金子和钱，张副司令回来我们怎么交代!赶快如数交还，给王家送回去。”
在商的追究之下，士兵们交回了一部分钱财（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
事后，商同昌向孙铭九报告了此事，孙让他把钱先存在营部，于是：“我就把这笔钱锁在我的办公桌里。”
王以哲这边很顺利，人也杀了，钱也抢了。何柱国那边，却遇到了麻烦。

前面说过，2月1日，感到西安气氛不对头的杨虎城，已经将“三位一体“中的主要人物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因此，带着兵去“搞”何柱国的王协一扑了个空。王是下级军官，对东北军上层的动向无从了解，并不知道何柱国已经在前一天避走，还以为是有事外出，于是在何家中“蹲守”，并将情况向孙做了汇报。

此时，商同昌正在向孙汇报杀王的经过，于是孙说：“据王协一报告，说何柱国没有在家。你到何柱国家去看看。”

商同昌赶到何柱国家时，见到了“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重要干部何镜华，何正与骑兵军炮兵营营长刘士玲谈话。何见到商，就对他说：“何军长不在家，刘士玲说是到杨(虎城)主任公馆去了。”何还说，他正与刘士玲商量，让刘士玲把何柱国家里的枪集合到一块儿，装箱交给王协一。商“又问王协一连长，情况大致相同，我就回营去向孙铭九作了汇报。”

忘于江湖

何镜华并没有参加2月2日上午孙铭九家的“会议”，据何后来回忆，当天早晨，他的随从裴显庭曾对他说：“在寓所的特务团手枪营的守卫班长已接到连部电话，叫他们注意戒备，听说手枪营已出动，不知已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镜华心知要出事，马上给孙铭九打电话，没有叫通，于是何当即直奔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何说，“在我到达时，见戒备森严，大门已经关闭。门卫手提机枪勒令我的汽车停下，叫我下车。有的认识我，请示门里的警卫长张学孟后，才让我进去。”

何镜华进院一看，见院内各墙角和高台阶上都已架设了机枪。他问张学孟：“孙团长、应处长在这里没有?”张说：“他们都不在这里。听说特务团发生了事情，已派部队去王军长公馆，详细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将对于主席和谭副师长怎样行动。现在谭副师长已叫公馆里的卫士和刘凤德连长率他的手枪排将公馆警戒起来了。”

按：“谭副师长”指谭海，实际上是张学良的副官长。谭与105师师长刘多荃，都是张学良的高级亲随出身，属于最亲信的人了。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骗到大帅府“老虎厅”，随即被乱枪打死，指挥“行刑”的，就是谭海。

何镜华跟着又跑到孙铭九家，何回忆说：“他和应德田同住在一个院内。院门已关闭，门口也没有卫兵。我叫开门后，先到孙铭九住房。在他外屋，看见有特务团和先锋队的几个官佐，督察处的文英奇，还有刘佩苇等人，都在那里。我进到孙的里屋卧室内，才见到孙铭九。”

何镜华也不是“外人”，于是孙一见他就说：“今早我们决定派出部队去王以哲、何柱国家中，打死他们两个。刚才接到报告，王以哲已被打死。”

按：何镜华是何柱国的副官处长，在何镜华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他在2月2日曾到何柱国家中一事。何柱国在事后的回忆中曾经说过，有人事先暗中向他示警，令他躲过一劫。从何的回忆略过此节来看，提醒他的有可能就是何镜华。

据何镜华记载，当时孙还说：“何柱国没有在家里，听说他昨晚去新城大楼，没有回去。派王连长去新城大楼找宋文梅营长(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接洽过，宋营长说不能进到屋里去打他，要等何柱国出来时再打，王连长现在那里等着呢。”

这里要说到参与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人物——十七路军特务营长宋文梅。

宋文梅，本名宋若璟，1910年生，陕西富平县人。

1925年，宋文梅入陕西三原县立诚学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7年，宋考入陕西三原县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三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该校团支部书记。

陕西三原县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陕西地区的重要发源地之一，1923年，三原的一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同志共进社”，次年在原中央的指导下，改为”渭北青年社”，在他们的带领下，三原地区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十分高涨。

在校期间，宋文梅曾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三师学潮”。

192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三师”准备以开纪念会的形式，对学生实施训导管教，对此，学校中的中共党团组织和进步师生决定发动学生抵制此次集会，学校训育主任魏博如闻讯后找到部分学生领袖大加训斥，并收集了主要参与者的名单，准备处理他们，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同样地处三原县的渭北中学又发生了驱逐校长杨少农的学潮。

前面说过，1928年，是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当中的一年，大革命在前一年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整个中国陷入白色恐怖。因此，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

恰在此时，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传达到三原。因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学学潮要坚决的领导，对杨少农应指定同志以非常手段对付之。”

于是，中共三原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廷俊找到”三师”的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这几个学生领袖，宋文梅是一个、还有一个叫程建文，再有一个，就是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宋文梅、程建文三人，早有渊源。他们三个人都是陕西省富平县都村附近的人，同是立诚学校的毕业生，因此在学校里，素有“都村三杰”的美称。其中，习仲勋、程建文是同一届的，宋文梅则比他俩早一年入校。

相比之下，宋文梅与习仲勋的关系就更加非同寻常，宋不仅是习的好友，还是习的入团介绍人。1926年5月，13岁的习仲勋，就在宋文梅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宋文梅、程建文考入“三师”，习仲勋则考入富平县立第一高小。次年，在宋文梅的极力鼓动下，习仲勋转入“三师”，就这样，三个好友，在“三师”又聚齐了。

经武廷俊与“都村三杰”商议，准备以投毒的方式，杀掉魏博如。

在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决策，不论从那个角度出发来看问题，都过分了。但是，在“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以非常手段对付之”这样的指导思想来看，是顺理成章的。

任务程建文来承担，程找来了巴豆，投入食堂的饭菜当中，最终导致一些教师中毒，但没有死人。

这个事情，就是“三师学潮”。

投毒事件，可以想象，后果很严重，武廷俊、程建文、习仲勋等人先后被捕，只有宋文梅幸免。

习仲勋等人被送到西安，押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军法处。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就是宋哲元，他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军法处处长，正是第四方面军少将参议萧振灜。

这天，萧振灜来到看守所视察，习仲勋示意同学们向他提出释放要求，萧振瀛看到学生们都不吃饭，就问“为什么蹲着不吃饭呢？”
　　学生们说：“我们都是正在上学的学生，也不知道犯了哪条法？关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也吃不下饭。”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不明不白地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再不处理，我们都不吃饭。”
　　萧振瀛听了，想了想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放你们回家。”
　　此后，萧振灜果然带着学生们去见了宋哲元，宋给学生们做了一番“工作”：“过去总司令（指冯玉祥）路走错了，以至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么，只能回头是岸。”又说，“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为社会服务。”等等。

最后，宋哲元说：“已经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在等你们回去，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家人了。”

不久，除武廷俊以外的学生均被释放。武廷俊是习仲勋的入党介绍人，临分手前，武特地叮嘱习仲勋：“我的案子未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看守所的情况，以及介绍你入党的事情，宋文梅是知道的。你出去以后与他直接联系。”

习仲勋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竟成永诀，武廷俊后来不久即患病而逝。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10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9人公认的领导人。在西安军法裁判处，我们9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还未判决，不知道前途如何？”

宋文梅离开“三师”以后，参加了刘志丹等人发动的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同志去学习军事，为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其中就有宋文梅。

其时，习仲勋刚刚被释放不久，于是宋文梅就来找他，对他说自己要考中央军校，约习仲勋一同去报考。

在狱中，由于条件糟糕，习仲勋患了严重的湿疹，不良于行，于是他对宋说：“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延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

宋文梅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

从此二人分手，再相见，已是二十年以后的解放前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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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宋文梅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校第八期炮科。

按：所谓“中央军校”，就是移到南京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刚刚成立的时候，其正式名称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到1926年北伐前夕，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其时，在校就读的学生为第五期，第六期则刚刚开始招生。

同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武昌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所有随北伐军出征的黄埔五期的工、炮、政三科学生全部移至武汉继续就读，这样，黄埔军校就成为黄埔、武汉两地办学。

1927年，蒋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年年底，在南京筹备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同时，国民革命军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以黄埔军校副校长的身份在广东也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至此，中国就出现了三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到1928年3月，蒋介石将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以作为黄埔本校的延续。

宁汉合流以后，对三地的军校学生采取一概承认的办法，统发文凭，因此，军校前七期的学员，在习惯上，都可以称之为“黄埔生”。

到1930年9月，第七期学员毕业，分发各地部队。9月7日，蒋介石明令“埔校着即停办”。因此，虽然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的延续，但是，从第八期学员开始，就不能说自己是黄埔生了，只能说毕业于“中央军校”了。

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宋文梅等在军校就读的共产党员感于时局，离开中央军校去了北方参加抗日，后加入了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也就是特务处在天津行刺吉鸿昌的同时，国民党在平、津等地抓了许多共产党员。

据西安绥靖公署参议郭增恺回忆，在此期间，“杨将军得悉后，即派赵和民前去设法营救，并将徐全忠、支应林、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宋文梅、张希钦、李锦锋、李醒吾等抗日同盟军军官(均系中共党员)秘密接进西安，供给一切生活费用。”

就这样，宋文梅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了十七路军。不久，杨虎城任命宋文梅为特务营营长，张希钦、李锦锋、何永安、李醒吾、席珍儒等基本上都在他手下当连长，特务营成为了共产党在十七路军的大本营。

郭增恺回忆：“后被蒋介石发现，蒋介石电杨将军将宋文梅等解京法办。杨将军拒不执行，并电复，查我部并无此人，经此，杨将军更加深对宋文梅等的信任。西安事变时，即派宋文梅等看押蒋介石。”

宋文梅在十七路军的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东北军的孙铭九。因此，西安事变的当夜，孙铭九去临潼捉蒋，宋文梅则被杨虎城派去扣押下榻于西京招待所的所有“中央大员”。

据宋文梅回忆，在12月10日下午，杨虎城已经找他谈过话，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发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日晚上行动。”

杨还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宋文梅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令宋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

宋回到营部后，即选拔了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250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在营部集中。

第二天，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分工有所变动：“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由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附近不了解情况的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我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

当夜，当孙铭九奉命前往临潼后，宋文梅即回到营部，在电话机旁等候行动命令。

这时，忽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宋的手下报告说：“有一队警察约七八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市警察总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

前面我们说过，12月12日早晨，原定由内政部长蒋作宾检阅西安的警察，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集结，预备去东校场的。

宋说，恰在这时，开始行动的命令也已下达，于是宋当即令手下立刻解除国民党宪兵和警察的武装。他本人则率领部队直奔西京招待所，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

宋回忆：“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国民党政府铁甲车司令)、蒋伯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继承、蒋阿里、萨镇冰、张冲。”

经过反复查点，少了三个人，他们是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

于是宋令手下在招待所内严密搜索，结果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宋说，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

宋回忆：“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分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

万耀煌则是在他太太房里的橱柜中被搜出来的。

至于邵元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企图越墙逃跑，结果“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院不久，便死亡了。”

至此，宋文梅完成了任务，唯一的遗憾是死了一个“中央大员”。

与此同时，孔从洲、许权中等率部解除了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以及西安火车站等地的“中央军”方面的武装。并软禁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国民党“中委”兼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等人。

此时天已大亮，老蒋已经在临潼被执，张、杨经商议，决定把蒋暂时软禁在新城大楼，看守的任务，自然非宋文梅莫属。宋回忆，他“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

宋说，刚送来时，“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出，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宋回忆：“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


从此，蒋介石就由宋文梅看守，黄仁霖在探望蒋介石的时候，曾说“他（指蒋介石）并没有多讲话，但是却要侍候他的人，给他一些纸张以及墨水和毛笔”， 这个“侍候他的人”就是宋文梅。
宋对蒋照顾得很周到，据宋回忆，蒋刚到新城的时候，“我怕他穿衣太薄，便拿了一件皮袍给他，但他坚持不要。”
蒋一夜没睡，担惊受怕，冻饿交加，到这时，已经极其疲乏，于是宋“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宋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
蒋不理他，也不吃饭，于是宋又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
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于是宋让厨房做了麦片粥送来，蒋才吃了些。
吃了饭，宋又问他要不要喝水，蒋说想喝些桔汁，宋又叫人去买，蒋很满意。于是跟宋聊天，说自己最喜欢喝桔汁。还说“上年来西安时，也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话里话外，感慨万千。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宋并不含糊。12日当天，蒋要见邵力子，邵来了以后，蒋令宋出去，宋出去后，将房门打开，以便监视。蒋大怒：“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
宋文梅说，蒋介石当时立即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宋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
这时邵力子打圆场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

宋文梅“看”了蒋介石三天，直到12月15日，蒋在端纳的劝说下，移居高桂滋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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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梅等也是积极支持与“中央军”开战的，而且他们早已同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互通声气。前面说过，1月31日，宋等就曾经找杨虎城请愿，请求他不要撤军，被杨劝走。

而且，2月2日当天，宋文梅等还曾经到孙铭九家中去过。

按：对这件事的回忆，有两种说法。

据特务团代理副团长贾国辅回忆，2月2日当天“开会”的时候，孙铭九曾说：“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两个王旅长就要来我这里。”

贾说，孙铭九“话音未落，宋营长和两位旅长都来了，孙铭九给我介绍了一下，见了面，我就出来了。不久，他们谈完了话。孙铭九又对我说：王、宋他们告诉我，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十七路军的孙蔚如已投降了蒋介石，他们准备把他杀掉。并问我，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包投降了蒋介石，你们怎么办?我答复说，我们也把我们东北军投降蒋介石的人除掉。我表示了这个态度，他们就回去了……”

商同昌则在回忆中说，宋文梅等人去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杀掉王以哲等人，结果十七路军来的这几位说：“在张副司令没有回西安以前，剩我一个旅也守西安不撤。你们打算怎么办?撤退还是守西安?”

商同昌认为，宋文梅等人的讲话，“是向火药库里投了火把!我认为二二事件的爆发，它起了火种作用。”

另一种说法则与此不同，如王劲哉曾回忆：“（我们）坐汽车去孙铭九处，门上没见卫兵，叫开门才知卫兵在内，当时把我们放进一边房里，拉上门。把我们带来的几个卫兵放在对面一间房里。我们莫名其妙，七人对面无言。约十几分钟，孙铭九进来说：‘除内奸已除一个。’说后急忙又走了。这时我们才认为本身没危险，松了口气。顷刻，孙铭九又进来说；‘把王以哲打死，何柱国跑新城了。’这时，我们才知这件事的。没说什么，各自溜了。”

从王劲哉的回忆看，宋文梅等人去孙家，显然是在东北军已经杀了王以哲之后。

不管宋文梅等人在东北军少壮派采取过激行动的问题上，是不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起码可以看出，在坚持不撤军，与中央军对抗，不惜杀掉自己人的问题上，宋文梅等十七路军的人，与应德田等人持一致的意见。

正是在这时，孙铭九得知，何柱国被杨虎城保护在新城大楼，而宋文梅是十七路军的特务营长，遂请宋帮忙去杀何柱国。

据何镜华回忆，2月2日当天，孙铭九曾对他说过：“宋营长已向我说了，何柱国在这里（指新城大楼）由宋营长负责，叫王连长离开吧。我已叫王连长回去了。”

宋接受了孙铭九的委托。

据杨虎城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二月二日拂晓以后，我正在住所院内查岗，突由西南方向传来枪声。”

按：此处白志钧记载的时间有误，杀王以哲，是2月2日上午的事，没有那么早。

白立刻向杨汇报，杨反应很快，马上说：“不好，你快到王军长公馆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

白志钧“出来就坐上摩托车开到粉巷口，这时孙铭九的卫队营已把粉巷两头巷口都把住，不让任何人通过。我从旁打听到已把王以哲打死了，就立即返回向杨主任报告：

杨虎城慨叹：“接他（指王以哲）几回不来，到底出了这事，你在院子多留心些。”白随即在新城大楼加了双岗，院里也派了流动哨。

白志钧回忆，他刚布置完毕，卫兵前来报告说宋文梅营长要见主任。“我出来到门口一看，见宋带了东北军的四个兵，各带自动步枪和短枪，坐吉普车到门口见了我，宋由车上下来说，孙铭九叫他接何军长来了。”

白志钧当然不会让他随便把人接走，白说：“我见他神情慌里慌张，口气不对，便叫他把带来的人、车停在门外，另派卫兵监视，只叫宋一人到我住房内，一进门就叫人把他的枪下了，也把他监视在房内，我才上去向杨主任报告。”

对此，杨虎城说：“他们真是胡闹!”

于是白志钧出来对宋文梅说：“主任说不能接。”

宋说：“我要见主任当面报告。”

这时白志钧已经明了：“因为杨主任的住所孙进不去，才叫宋文梅带上他营的兵，企图将何蒙混接出枪毙。”于是白对宋文梅说：“主任正在开会，你不能见面，你们究竟要接何军长干什么?现在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

白又说：“现在很明显，主任就是害怕你们一时冲动，所以才把一些高级将领接到这里保护起来，你来接何军长，主任说你们胡闹，你还不把你的人带上快走，难道硬要在这里碰钉子吗?”

白志钧回忆，当时宋文梅无可奈何，“躺在我房中的睡椅上，两手抱着头苦苦地想了半晌，眼看接人无望，便立起身来要走，我把他送到门口，叫卫兵把他的枪还给他，他才带兵坐车走了。”


宋走后，白志钧将何柱国安排在杨虎城的后房住下，并加了双岗。“这一天，何就在这房里呆了一整天没有出来。自此以后，又过了三四天，外面风潮逐渐平息，在主任住所的几位，除周副主席外，才都分别回到各人的部队中去了。”

很显然，如果不是杨虎城的竭力保护，何柱国绝对难逃此劫。


为了表示对杨虎城的感谢，事后，何柱国曾给杨虎城送来一面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

“搞”不到何柱国，杀红了眼的孙铭九等人又杀了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等人。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蒋斌早就被关了起来，其原委，据应德田说：是“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

孙铭九的说法，也差不多，但这个罪名没有旁证。

2月2日当天，连长王协一曾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据孙铭九回忆，当时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孙铭九就派王协一前去杀了蒋斌。

这时，又有人反映：“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连长孙聚魁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孙铭九就派他去了。

一会儿孙聚魁就回来了，说：“去了以后，见宋学礼带着手枪，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了。”

杀徐方的事，据应德田说事前他不知道，是当天开会的时候，文英奇对孙铭九说：“参谋处处长徐方向南京秘密联系，请示办法。”于是孙铭九叫文英奇去酌情处理，结果文英奇去了就把徐方给杀了。

上述几件惨杀合在一起，就是“二二事件”。

忘于江湖

孙铭九忙着杀人，杀了人之后怎么办，他没有考虑。还是何镜华提醒他，应该与东北军的高层通个气，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他们，最关键的，还要通过他们去给前线的缪瀓流、刘多荃做工作，不要动摇了军心。

当时何问孙铭九：“可不可以同我到副司令公馆去一趟，先见于主席谈谈，请他主持，然后再找董参谋长商量，怎样维持住前方的局面，并向谭海解释误会。”

到了金家巷张公馆，孙铭九先向谭海汇报了打死王以哲的经过，随后孙铭九同何镜华一起去见于学忠。

孙铭九对于学忠说：“打死王以哲、何柱国，是因为他们要撤兵。现在已经把王以哲打死了，请于主席主持不撤兵。”

于学忠听了，未置可否。于是何镜华又接着说：“张副司令在送蒋走前，已决定把东北军交给于主席主持，对于主席是完全信赖的。孙铭九为了不撤兵，虽一时过于性急，打死了王军长，但对于主席是服从的。请于主席为了东北军，为了张副司令能回来，要设法维持住前方的局面。”

何镜华看出于学忠有顾虑——你们能杀王以哲，也就能杀我；能杀我，你们也就谁都能杀。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撤军与否，哪里还有讨论的余地？谁还敢率领东北军？

听了何镜华的话，于学忠多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第一，仍然把于学忠当做上级；第二，请于坚持不撤军——说来说去，又绕回老问题上来了。

但在此时，容不得于学忠表示任何“二乎“的态度——于学忠虽然是个军长，但他的防区在甘肃，身边一兵一卒都没有，光杆司令，只能听任这批年轻人摆布。

下边是何镜华转述于学忠的话：“他本人自从加入东北军以来，张副司令对他很厚，他对张副司令也是一向忠实的。所以这次他才到西安，来后还不了解情况。他认为王军长、何军长和张副司令的历史关系，都比他深。王军长要撤兵，又听说前方缪军长、刘师长也都听王军长的，他没有办法，才同意王军长、何军长的主张，下令撤兵的。现在他可以去见杨主任和董参谋长商量办法。”

于是、于、何、孙一同去新城大楼。见到杨虎城，孙铭九向杨报告了打死王以哲的情况，并说明是为了阻止撤军。杨虎城听了说：“你们研究办法吧。怎样才能使前方部队不撤退下来，怎样才能维持住防线。”

杨虎城还是他的老态度——你们东北军自己先把事情搞清楚比什么都强。

这时董英斌也来了。

按：董英斌原任东北军57军军长。西安事变之后当天，张学良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自任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以董英斌为参谋长。

董一来就问何镜华是怎么回事，何先把自己“择（zhai)”出来：“昨天下午我和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见面时，孙铭九已提过想要打死王以哲、何柱国。当时我不同意这样作，那时也没有决定。昨晚在撤兵命令下达之后，我又和应德田、孙铭九见过面，他们也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十二点钟，我们三个人才从副司令公馆分手的。今天旱晨他们是怎样决定的，事前并没有找我商谈。今后究竟要怎么办，他俩并没有向我说明，我也都不知道。”

董英斌一筹莫展地说： “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事前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真糟!现在怎么办呢?”

何镜华说：“现在只有大家商量，先派人去前方见缪军长、刘师长说说，看看他俩的态度怎样。劝他们顾全大局，先维持住前方防线，至于今后的事情，大家再共同商谈。看孙铭九、应德田他们还有什么意见再说吧。”

据应德田回忆，也是在这时，他觉得“我们不能一味地等着搞何柱国而不结束这次事件”，因此他和苗剑秋等八、九个人一起赶到金家巷张公馆，打电话给于学忠，请他来议事。

可想而知，于学忠才不来呢，于要应德田等到新城大楼去开会，大家商议。

于是，继1月29日渭南会议、1月31日王宅会议、2月1日新城会议之后，东北军再一次坐在一起，决定今后的行止。

此前的三次会议，都说得言之凿凿、斩钉截铁，但没有一次得以贯彻执行。

这一次，依然如此。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这是完整的东北军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了，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行止，从今而后，东北军何去何从，就不劳他们开会讨论了。

据张政枋回忆：“二月二日，我到总部总务处打听消息，据一处员说，三横一竖完啦。我当时间他哪个三横一竖完啦，他说王以哲被乱兵打死，还有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和参谋处处长徐方听说都被打死。处长们到大楼开紧急会议去了，我急忙驱车到大楼参加这个紧急会议。”
参会的人员，除于学忠、董英斌外，据张政枋回忆：“当时在西安的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有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刘伟等人。何柱国和非东北军的人员未见参加。”另据应德田回忆，还有刘启文、苗剑秋、杜维纲、刘佩苇、何镜华、邓玉琢等。但没有孙铭九，孙向杨虎城汇报了杀王以哲的情况以后，就回去了。应说：“孙铭九是抗日先锋队总队长和特务团团长，抗日同志会实力派的中心，没有同去，留在家里等候。”

据应德田回忆，于学忠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说：“你们大家坚持营救副司令的心理，我了解，我也同意，但我没有办法。这并不是我对副司令不如大家忠诚。我，你们知道，并非东北军的嫡系，我是直奉战争时，自吴佩孚那边投诚老帅的。老帅对我特别栽培。老帅去世后，副司令对我又特别信任。我时时想粉身碎骨报答大元帅、副司令两世知遇之恩。”

于的讲话，首先表示自己是忠于张家、忠于东北军的，站住自己的脚步。但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今天这样情形之下，我实在没有办法。你们都知道，我的三师军队，都在甘肃，离这很远。渭南前线是缪军长的五十七军和刘师长的一0五师。缪军长新任不久，是王军长保的；刘师长是王军长保定同学，平日就和王军长接近。你们想，今天王军长牺牲了，我指挥他们，他们怎么会听呢!同时何军长也不会和你们一样要前方坚持不退啊!我真愿向你们发誓，我若存心不忠于副司令，我定不得善终!但今天，你们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于学忠的话，说的很实在——我坚持不撤军可以，但是，缪、刘肯定不听，你们说怎么办吧？


应德田记录于学忠的话还不够完整，张政枋帮他补充了一条：“更怕驻在平凉的六十七军(是王以哲直接领导的基本部队，而吴克仁副军长又是王以哲同乡好友)发生误会，后方定要紊乱。”

应德田说：”大家仍继续向于详陈渭南会议的实际情况，王、何违背渭南决议、不忠于副司令的实际情况，恳于设法团结东北军，坚持渭南决议，不负副司令临去时委托的重任。”

谈来谈去，万般无奈的于学忠只得答应“尽他的力量，看情况尽可能地去尽力坚持。”

会后，何镜华曾提醒董英斌：“我看于主席的情绪不安，似有所顾忌。卢广绩、应德田等许多人请他主持时，他哭了。这样，还需要从侧面多加解释，要设法维持住局面要紧。”

当晚，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了东北军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起草的令前方将领“坚持不退、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的命令。

同时，于学忠又派出两拨人马，分头到前线去做领兵将领的工作：一路是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先去渭南说服刘多荃后，再到高陵说服缪瀓流；另一路是“西北剿总”办公厅二科上校科长陈昶新，让他到平凉说服吴克仁。

然而，有些事情可以说服，有些，是说服不了的。

忘于江湖

2月2日晚上，刘多荃就杀回来了！

刘多荃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炮科，因此，他与王以哲不仅是前后同学，还曾是王的下级，1927年，王以哲兼任张学良的卫队队长，刘多荃就是他手下的中校队附。

王以哲不明不白地被人杀了，刘多荃岂能善罢甘休！

2月2日当天下午，得知西安城内变故的刘多荃令105师一部向西安开进，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等去劝说刘多荃的一路说客，刚刚出了临潼东门即被扣留，马、鲍、刘等三人被押去见刘多荃，张政枋与刘多荃的堂弟、中共代表团派去做他工作的刘澜波等则被就地关押。


次日，马、鲍、刘等劝说刘多荃不成，被刘释放。三人又跑到高陵去劝缪瀓流，同样没有结果，张政枋说,马等三人“无脸回西安汇报，也不愿意再参加此事，就借机回北平一去不返了。”张本人，则在关了一夜之后被送回西安。
去平凉的陈昶新更惨，驻平凉的67军正是王以哲的部队，可想而知对他会有什么好脸子，没给杀掉就不错了。据张政枋说：“六十七军的军官，特别是和王以哲有直接关系的军官都怒目相视，无法进行说服，陈在吴克仁私人关系保护下，狼狈逃回。”
此时，驻渭南的东北军全部渡过渭河开返高陵，刘多荃与缪澂流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2月3日，中央军占领渭南。
同时，驻陕西凤翔第106师长沈克、驻蒲城骑兵第10师长檀自新通电服从“中央”。
西安，已经门户大开。
在向西安开进的同时，刘多荃逮捕了105师中的万毅、康鸿泰等团级军官，扣押了中共代表邹鲁风，并令该师第1旅第2团团长葛晏春枪杀了第1旅旅长、张学良联系中共的功臣高福源。
2月3日，刘多荃回师临潼，剑指西安。
刘多荃的回来，令孙铭九们心胆俱裂。
据孙铭九回忆：“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

这时，苗剑秋慌慌张张地来了，对孙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

孙一听更急了，说：“这怎么办呢?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

见到周，孙回忆：“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并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

周“两手张开”招呼孙起来，并问他：“这是谁搞的?”

孙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

孙说，当时周恩来没说什么，就同苗剑秋走开了。

仅仅一天时间，形势已经变得不可收拾。

现在，周恩来、杨虎城、还有不知道谁说话算话的东北军，首先要思考的，已经不是撤军、还是不撤军；或者是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选择的余地已经没有了。

名存实亡的“三位一体”，首先要对付的，已经不是潼关的顾祝同，而是杀气腾腾的刘多荃。

很显然，再不做决断，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那就不单是东北军了，“三位一体”极有玉石俱焚。

唯一的办法，是把引起“二二事件“的祸根，请出西安。这也是可能解决当前危局的关键——刘多荃回来，显然是要找孙铭九等几个杀害王以哲的主谋“算账”，那么，先把他们转移走，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避免东北军分裂的唯一办法。

据何镜华回忆：“四日下午三点多钟，董英斌找我和孙铭九到他家中，说他才从新城大偻回来，因为有刘多荃回兵临潼的情况，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杨虎城已经说好，决定现在仍要接受南京要求，照旧撤兵，西安也要撤兵，让给中央军。叫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必须先离开西安。现在周恩来代表已和苗剑秋说好，可派人立即送他们三人到红军驻区去。”

2月4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在中共代表团刘鼎的陪同下，离开西安。据应德田回忆，一同走的还有文英奇、特务团连长孙聚魁、排长孙殿科、还有孙铭九族兄的孙我权。当夜，应等一行到达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2月5日，西安即发出了对应德田等人的通缉令。

按：不知为何，送出西安的人当中，没有直接杀害王一哲的于肇中。此后，于肇中被刘多荃抓获，并于“左公祠”将于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

不久，“三剑客”都离开了苏区，苗剑秋辗转去了日本，抗战胜利以后曾在《自由中国》月刊当记者。孙铭九、应德田则先后落水当了汉奸。

除了“三剑客”，同时需要撤离的，还有孙铭九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二二事件”中去杀人的，几乎都是特务团的人。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可以想见，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所有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据孙铭九回忆，在他2月4日离开西安之前，董英斌是这么对他说的；“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

当时孙铭九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

谈话时，何镜华也在场，董英斌对何说：“为了给张副司令保留住特务团和先锋队，我已向于主席说好，在孙铭九走后，把特务团和先锋队交给何镜华接过来，随着总部撤退。”

何镜华不愿干这个事，眼下的特务团，情绪已经极度不稳，孙再一走，谁知道这些人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于是他推说“要和特务团、先锋队的干部们谈淡，再作决定”。

董又对何镜华说：“听说特务团、先锋队内部情况很复杂，只有你去还能维持。不然，会有问题的，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推辞。”

何镜华听他这么说，只好答应接下来。于是他离开董英斌家后，跟着就去找孙铭九，准备了解一下情况，结果哪里也找不到，四处打听，才听说“三剑客”已经离开了西安到苏区去了，


果然不出何镜华所料，孙铭九一走，马上乱套。特务团营长商亚东手下的第六连连长、即在张学良公馆担任警戒的刘风德，是刘多荃的同族兄弟，为了夺取商亚东的营长职位，把商缴了械，扣押起来。王以哲家中被劫的财物（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一直锁在商的抽屉里，也被刘凤德抢走，跟着刘凤德又抄了孙铭九的家。后来，刘凤德听说105师第1旅团长葛晏春杀了他的上级、旅长高福源，也想学样，准备枪毙商亚东。还是何镜华找刘，又有谭海说话，商亚东才被释放，何又劝刘凤德，让他不要为难孙铭九的家属。
商亚东一出来，就问王以哲家财物的下落，后来听金子和钱都已还给王家，这才放心。
此后，据何镜华回忆，他率领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开往长武的途中，“走到离开西安不远的咸阳境内，刘风德说先锋队要解决他。因此，他就先下手解除了先锋队的武装。 ”

至此，经董英斌任命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负责人何镜华已无事可做，且有生命危险，遂离开了东北军。
12月12日，也就是蒋介石刚刚被送到新城大楼以后，在与张学良的初次会面时，蒋曾经问张学良：你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怕你的下级将来学你的样儿吗？（“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

从事后的一些事情来看，蒋不幸而言中。

2月4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领衔发表《和平宣言》，其中称：“虎城、学忠等，追随张副司令参与双十二之举，自信心地光明，绝无权利思想，只以不甘国土之日蹙，不忍国力之自摧，感于张副司令之至诚，因而不辞鲁莽，附骥其后。”

《和平宣言》还表示：“际此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适开决定大计之三中全会，所冀举国上下，共矢团结之诚，速作抗御之计，并力和衷，共信共谅，虎城、学忠等誓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苟有一毫之私伪，必为天地所不容，谨此宣言。”

2月6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总部离开西安，转往陕西三原。

同一天，董英斌则率“西北”总部和直属部队撤出西安，向陕西彬县转移。据“西北”总部党务处处长卢广绩回忆：当时，“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同时，驻三原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机关移驻淳化。

“三位一体“就此瓦解。

2月8日，中央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率部进入西安。次日，顾祝同以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进驻西安。

至此，西安事变的第二阶段，以政治方式解决。

在此后召开的东北军整编会议上，原51军、53军、57军、67军番号不变，原独立105师被改编为49军，但均从原来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2师、每师2旅的乙种军编制等于减少了8个师；原辖5个师的骑兵军，“整编”后辖骑三师、骑四师、骑六师3个师。

这次东北军动作很快，再不扯皮了，3月2日，也就是“二二事变”之后仅一个月，东北军即开始撤离陕甘，至4月21日，除骑兵军留驻于西安至兰州一线、53军一部原本就在华北以外，其他各军东调完毕，第49军刘多荃部、57军缪澄流部驻南阳周家口，第51军于学忠部、67军吴克仁部驻皖北。这就是当初蒋介石为东北军设计的“乙”案。

人员方面，除刘多荃“升任”49军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以外，其他军长不变。随着部队的调动，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留驻西北的何柱国则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安行营副主任。

东北军的事情解决了，下面该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了。

忘于江湖

早在1937年1月5日，蒋介石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下了个“撤职留任”的处分，用宋子文的话说，这是“最轻的处分”了。同时，蒋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由于当时双方还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顾进不了西安，也没法就任。

现在，顾祝同来了，杨虎城又走了，随部队去了三原。留在西安城里的，只有继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孙蔚如和十七路军军部。

因此，顾祝同进驻西安后，随即派出代表前往三原“敦请”杨虎城返回西安，否则办不了交接。

2月14日，杨虎城自三原返回西安。

这段时间，杨虎城的心情十分苦闷。


早在1月16日，在张学良迭次来信的劝说下，杨虎城已经发表通电，了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的处分，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此，目前的杨虎城，已经属于“待罪”之身。
张学良已经被幽禁，很显然，对于“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参与者杨虎城来说，这件事不能算完，当时的“撤职留任”是老蒋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目前，“中央军”已经入陕，地盘丢失，老蒋会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处理”十七路军，杨虎城不能不担忧。
蒋介石似乎知道杨虎城的心理，因此，在对陕西省政府的改组中，除了让杨的老下级孙蔚如“主陕”以外，其他的位置，并没有动太大的手术，而且，用十七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刚的话说，蒋介石“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据李回忆，到了3月中旬左右，“蒋屡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
李说，这件事老蒋说了好几次，一开始是让宋子文跟李说，并让李转告杨虎城。最初，杨对此并不在意，以为蒋不过随便说说而已。后来，蒋又让顾祝同转告，希望杨能够主动去看他。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不去不行的。
3月28日，杨虎城、于学忠从西安飞抵上海。次日，到杭州“谒见”老蒋。
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蒋最能折腾的那段“时间”，一会儿在溪口、一会儿去上海，一会儿又跑到杭州，气得宋美龄“出走”。
会见时，除了蒋介石夫妇、杨虎城、于学忠以外，还有宋子文、邓宝珊和胡宗南，李志刚敬陪末座。
据李回忆，会见的气氛，一开始还不错，当时杨虎城先问候老蒋，说：“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说：“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

蒋接着又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

说到这里，蒋可能是又回忆起自己在西安的窘境，突然生气了，开始痛骂张学良：“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回忆，当时老蒋“愈说声调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地缓和下去了。“

说完了张学良，老蒋又开始数落杨虎城：“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李志刚说：“在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蒋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总算说完了。于是杨虎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遂告辞而出。

次日，老蒋再次约见杨虎城，这次是单独谈话。

谈话时间很短，杨虎城出来后对李志刚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蒋问杨虎城，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

对此，杨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

第二、蒋又问杨虎城，“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

杨说，当时他还没有来得及回话，蒋就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手下的人们)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等等。

对此，杨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自己早就预料到的。

老蒋嘴上说得很客气：“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但是，很显然，时间也不能太长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以后，最初曾打算用“拖“的办法，把出洋的事“绷”黄了他，于是杨声称自己病了，按兵不动。同时，各界人士都出来做工作，希望蒋放杨虎城一马，李志刚说：“这个时候，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和陆大学生杨觉天，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

老蒋见杨虎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于是又通过顾祝同催促，令杨立即辞职出洋，并且，不能提任何条件，“否则无复可言矣”。

李志刚也回忆，“五月初，宋子文几次告诉我：蒋催杨起身。当时我答复他；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刻动身。”

拖了快一个月，万般无奈之下，4月27日，杨虎城“呈请”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

4月30日，行政院批准杨虎城辞职，并给予“军事委员会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军事专员”的名义，出洋考察。

5月27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杨拯中及随从离开西安。

据杨的秘书亢维恪回忆，当天的送行仪式极为壮观，“杨将军带领我们一行从人群中通过，足足经历了一刻钟的时间。”包括顾祝同等人也来到机场，同杨虎城握别。

亢还说，当天，他们乘坐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飞机上，他还看到了周恩来，另外，还有邓宝珊。

亢维恪说：“我当时想，他们都是杨将军的至交，这次排除百忙，亲身陪送他去上海，盛情可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冒着危险去国民党后方，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给杨将军送行，充分说明党对他的感情，真是大壮行色。”

按：亢维恪，1906年生，陕西蒲城人。

亢维恪是伦敦大学毕业生，1934年回国。曾给杨做过秘书，后进入教育界，曾任山西省教育厅督学，后来回到西安当教师。

当年，亢出国的时候，就是杨虎城资助的，所以杨很信任亢维恪。杨虎城出身草莽，识字不多，因此这次出国，就带上亢维恪，作为自己的秘书，为他处理一些文案上的事情。

后来杨虎城在出洋期间，每天都“写”日记，这些日记，就是由杨口述，亢维恪记录的。后来，亢根据自己的记录，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录，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杨虎城在欧美“考察”期间的情况，都是由这篇回忆所来的。

由于亢并非军政人员，因此有些情况他并不了解——此次周恩来上海之行，并非专门来送杨虎城，而另有公干。

忘于江湖

在处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问题的同时，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开始与中共代表团谈判。这既是处理“三位一体”问题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老蒋在履行自己在西安期间许下的“口头承诺”。

谈判是在1937年2月12日开始的，谈判的双方，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南京方面，除了顾祝同，还有两位助手，一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另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贺衷寒。

此时，贺衷寒还是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此后不久，贺衷寒就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而被老蒋叫到杭州痛骂一顿，随即将其免职。

其实，在第一期的谈判中，态度最坚决、与我争论最激烈的，正是贺衷寒。

谈判当中，双方本已初步谈妥，红军改编为3个师。结果贺衷寒提出，每个师的人数须限定在9千人，这样3个师加起来才不到3万人；而且，南京政府还要派出从副师长到副排长的所有“副佐”、还要派出各级政训人员。最毒辣的是，贺提出陕甘宁边区要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陕西、甘肃、宁夏各省，等于是把陕甘宁边区分割开来。

这样的一个条件，可想而知，周恩来绝不可能接受。经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双方的谈判到此为止——既然我们的要求你们都不同意，那就不谈了，我们要求直接与老蒋谈。

分手之际，张冲曾向周表示，对贺衷寒的态度，他本人与顾祝同也不完全同意。这是周恩来与张冲订交的开始。

第一期谈判，也并非毫无进展，一个重要成果是，从1937年3月起，国民政府向红军提供一部分经费开支。

经张冲斡旋，蒋介石于3月22日，与周恩来在杭州“澄庐”别墅进行了会晤。

同时，张冲还给周恩来出了一个主意，请中共中央给苏联方面做工作，促成蒋经国回国，这样，为蒋介石办一件“实事”，既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还有可以通过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蒋经国从中做些工作。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经多方努力，1937年3月25日，已经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叶利札罗夫（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同志偕他的苏联妻子、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女工法伊娜和他们的儿子艾伦，登上了回国的列车，并于4月17日抵达上海。

老蒋与儿子，一别十二载，会见时是怎样一个情形，想必大家都很感兴趣，可惜的是谁也没有回忆这一段，倒是蒋经国一家三口与宋美龄的初次见面，旁边有目击者。

戴笠的学生，时充蒋介石“侍卫官”的张毓中，当天正好当班,据张说：“某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左右，我去接十至十二时之勤务。不料正在值班的蒋恒祥侍卫官，轻声地对我说：”大公子经国先生，和他的太太和儿子在餐厅里，由夫人陪着谈天吃点心，正等着见先生，这情形很特别，我对宫邸的事情知道得多些，所以今天我留下来和你一起值班。”

张说：“我听了很惊奇，一面戚谢蒋兄的谨慎和照顾，一面好奇的向餐厅窥视。从厨房通餐厅有一个窗口，我就从这窗口，看到了经国先生，和他年轻貌美的俄籍太太，带着健康活泼的周岁儿子。我也看到蒋太太不会用筷子，夫人命人换了刀叉，她才继续用点心。”

“因餐厅距离远，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所以不知什么缘故，迟迟不见领袖召见儿子和媳妇。过了好久，领袖才命管家蔡妈（祺贞》抱了孙子进卧室去。到了中午用膳时，夫人从餐厅到卧室去了两趟，仍不见动静，夫人就独自请他们子媳孙三人吃了顿午餐。”

蒋经国回家的第一天，直到张毓中退值，老蒋都没有露面，而一直是是宋美龄以“母亲”的身份在照料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张毓中认为，这是因为老蒋“深爱夫人与经国先生，有意让夫人与经国先生一家单独相处而作的一番特别安排罢”。

张说得有道理，老蒋与小蒋，虽然已经有12年没有见面，而且小蒋在苏联还曾将父亲斥为“革命的敌人”，令蒋介石极为伤心和气愤，但他们毕竟是父子。而小蒋与宋美龄就不一样了，蒋经国1925年出国的时候，宋美龄尚待字闺中，如今却已经成了“继母”，这么大一个弯，无论是小蒋、还是宋美龄都要拐。所以，老蒋让宋美龄出面款待蒋经国一家，其目的，显然是让他们培养感情，尽快成为一家人。

此后，老蒋给自己的外国儿媳妇起名为蒋方良，并依族谱给孙子起名为蒋孝文，随即让他们到老家奉化溪口去读书。就是在此时，蒋经国认识了刚刚被幽禁的张学良，二人且度过了一段彼此“伴读”的生活，至抗战爆发，二人同时转往他处。

再相见，已是20多年以后的1959年，时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二级上将的蒋经国，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

老蒋在会见儿子的同时，国共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带着警卫乘一辆大卡车离开延安，准备前往西安与顾祝同等会面后，再转往南京见蒋介石，进行国共间的第二期谈判。不料走到半路遇上土匪打劫，在战斗中，周的副官等十几人牺牲，周恩来等只得又折回延安。次日，周恩来乘顾祝同派来的专机飞往西安，与顾祝同、张冲等交换了意见（此时，蒋方另一个谈判代表贺衷寒已被撤职）。双方商定，周于5月下旬飞庐山，继续与蒋介石谈判。

5月27日，周恩来离开西安，去庐山进行与国民党的第二期谈判，恰与杨虎城同机飞往上海，正好顺道送他。

当天下午4点，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既有迎接的人，“附近四周也有不少武装军警。据一位副官讲，站在人群前排的那个身着黄色军服的大块头、高身材的人，就是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下车之后，杨、周二人分手，杨虎城住进了新亚酒店（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四川北路的那个，如果是的话，到可以发掘一下这一段历史），后住到了宋子文公馆——张学良也是先住宋家，然后被判刑，看来住他家，对西北方面的来人不利。

在此期间，除了宋子文以外，常来的，据李志刚说，有杨虎、戴笠，另外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上官云相，曾来看过杨。至于其他人，“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

此次杨虎城的出洋属于“公派”。因此，“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给红皮护照，旅费也由南京政府拨付”，据李志刚说：“六月间在上海，填了两份表，内中有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写了两份报告，一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他参观考察费十五万元。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币。六月中旬杨往武汉向蒋辞行。”

这里，李志刚的回忆有误，杨虎城向蒋辞行是在6月4日，当时老蒋已经上了庐山，准备召开“庐山谈话会”。同一天，周恩来也会见了蒋介石，仍是在谈国共合作的问题，因此，1937年7月，中共代表团也在庐山，但他们并不是来参加庐山谈话会的。

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老蒋还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作为“集思广益，迈进建设”的对象——也是啊，蒋介石刚刚答应不“剿共”，哪里就能马上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请上庐山呢。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二儿子杨拯中及随从一行6人，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出洋考察”。

据李志刚回忆，在杨虎城与上官云相的会晤中，上官曾问他：“你打算在外国住多长时间?”

杨虎城说：“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

杨虎城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既然是“放逐”，那么，不让你回来，是不能回来的。

但是，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在与他人的谈话中，曾明确说：“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现在日本越逼越紧，再不抵抗，中国人民还能忍下去吗?我看抗战爆发，不会很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

谁能想到，杨虎城刚走了不几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忘于江湖

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时，杨虎城正在前往檀香山的旅途中。据亢维恪回忆，同行的旅客中，有一位叫周崧的旅美华侨，是美国的一个巨富，经常来访问杨虎城。亢说：“七月八日晚饭后，周崧先生来访。据说他刚接国内电报，说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县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云云。接着，杨将军特着我们收听广播，也获悉了大致相同的消息。”

亢说，为了证实此事并进一步了解事变的发展情况，杨让他马上给宋子文发一急电询问情况。

7月10日，宋子文回电：“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

次日，宋又来电：“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则回电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

跟着又给在西安的孙蔚如发电：“西安孙主席蔚如弟：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转。”

亢说，在此后的行程中，“杨将军总是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除由我们早晚汇报收听的广播消息外，每至一处，都郑重嘱咐我们，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同海外侨胞晤谈中，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到了旧金山以后，宋子文、孙蔚如先后来电，宋的复电大意是说“依目前情势，请杨稍缓返国”。孙蔚如的电报则说：“华北日军进犯，均被我击追。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余情续报。”

7月16日，杨虎城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另外，杨还分别给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和孙蔚如等人打电报，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杨还打电报给孙蔚如、邓宝珊和冯钦哉等人，“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

此时，十七路军已经进入改编阶段。

“西安事变”前的十七路军，下辖两个军，即孙蔚如的第38军和冯钦哉的第7军，实际上这两军下面都只有一个师，师长也由孙、冯二人兼任，另外还有三个警备旅，还有特务营等一些直属部队。如果以团为单位计算的话，十七路军一共有28个团，6万多人。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冯钦哉及所部脱离了十七路军，后被改编为第二十七路军。

余下的孙蔚如部则被改编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分别是赵寿山和原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

按：所谓“×路军”的说法，顾名思义，一看便知不是固定的一级建制单位，而是因某一次战斗或战役的需要，而将几个建制单位的部队临时编组的，与“左路军”、“右路军”的叫法差相仿佛。

但是在民国，“×路军”的这一级“编制”曾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尤以1929年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为甚，最多的时候，排到了“第二十七路军”，即冯钦哉的那一个。另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样一个“编制”特别有助于军头们扩充自己的部队，所谓“路军”，没有固定的编制，下边有多少个军都可以，也可以有若干不同等级建制的部队，没有一定之规，怎么方便怎么来。想当年，杨虎城的部队就全是他一手抓过来的，到后来成了气候，“中枢”也不能无视其存在了，只好给了他一个“十七路军”的“编制”，让他当总指挥。

杨虎城的部队，之所以只有两个军，每个军又只有一个师，却又有若干独立的“旅”，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山头”归到杨虎城手下的，不可能打散了另行编组，只能是大单位和小单位混在一起。

到了1928年底，“二次北伐”胜利，老蒋“统一”了中国，于是在1929年，召开了两次“编遣会议”，准备彻底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顺便统一军制。按最初的设计，全国的军队以“师”为基本的建制单位，“师”以上没有常设的指挥机构，如果有战事需要，再将若干个“师”做临时的组合。其目的是减少冗员，节约开支。

哪知道两次“编遣会议”开下来，不但没有达到整编的目的，反而引发了中原大战。在此之后，由于军阀混战、日军虎视眈眈、以及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但“路军”没有取消，反而又多出来许多的“军”。因此，在这个时期，是民国军制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

至于我们所熟知的“八路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来是广东的军阀部队，总指挥就是陈济棠，当时的准确名称叫“第八路讨桂军”，下面的的三个师长分别是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扬敬。到1931年，因老蒋监禁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成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于是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3个师也扩编成军。

1936年2月，“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取消了“第八路军”的番号。

到1937年8月22日，经国共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老蒋就将“第八路军”的番号给了红军。不仅如此，下面的115、120和129三个师的番号，也都是原东北军或因战败、或因改编而取消的番号，不知道老蒋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如果是故意的，这事办的可有点小家子气了。

突如其来的抗战，给了老蒋一个“整军”契机。为适应战时的需要，1937年9月，军事委员会明令将各部队一律改编为“集团军”。于是，就出现了“八路军”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这样一个现象。也是在这个时期，29军宋哲元部被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所不同的，宋哲元的“集团军”下面，是3个军，每军两个师。而第十八集团军下面，是3个师，每师两个旅，连“乙种军”的配置都不到。

因此，整个“八路军”系统，只有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领上将军衔。其他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参议宣侠父、参谋长叶剑英是中将。三个师长给的倒不低，都是中将，其他的就基本都是少将了。

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115师师长林彪中将了。在1926年北伐的时候，刚刚从军校四期毕业，分发到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的林彪，才仅仅是一位见习排长。如今，实足年龄还不到30岁的林彪，一跃而与他在军校的教官叶剑英、一期学长宣侠父比肩，而他的另一位军校教官聂荣臻少将则成为了他的副手。

再对比一下林彪的同期同学，比他大9岁的刘乙光，现正在奉化溪口陪伴张学良；而他在入伍生队时的班长文强，脱离革命阵营以后，到杭州的浙江警官学校当了一名指导员，戴笠发给他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让他们每天骑着车子巡视各个分局。目前，刚刚因淞沪抗战爆发，被戴笠调到上海，做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校军衔。

八路军系统以外，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授中将；郭沫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授中将（这是郭沫若第二次被国民党授衔，早在十年前，郭就是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了，中将军衔。）

又扯远了，接着说杨虎城。

回国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杨继续西行，在美国逗留到8月4日，赴欧洲。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和西班牙等国，于1937年10月21日返回法国巴黎。

早在8月份的时候，杨虎城就决意回国，最初，杨的意思是经苏联回国，并令亢维恪到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当时苏方人员说要向莫斯科汇报，但迟迟也没有回复。到10月6日，杨接到蒋廷黻给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

顾维钧是唐绍仪的女婿，时任驻法大使，当时正在日内瓦开会，故蒋廷黻托他将此电转杨虎城。

据亢维恪回忆，10月2日，杨虎城接到由日内瓦转来宋子文的一通电报，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这通电报，使杨虎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回国。

宋在电报中的原话是“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从这句话来看，首先，宋认为杨虎城可以回国，这是明白无误的。其次，宋是在征询杨虎城的意见，回不回来，杨自己定。

但最关键的一点，即这通电报，究竟是宋子文自己的判断，还是秉承了“中枢”的暗示，从电文中看不出来。

再说得明白点吧，杨虎城此番回国，是奉命而回，还是自行返国，这其中的差别大了去了！

杨虎城此次出洋，基本是属于“发配”，既是“发配”，就不能自作主张。对此，杨自己自己也很清楚：“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因此，他必须研究，这次的电报是不是代表老蒋的意思，据亢维恪回忆，当时他们曾讨论过三个问题：

第一，宋的电报说“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何以未提张学良将军呢?

第二，要杨将军回去，何以蒋介石不电召，而说“宜自动返国?”

第三，杨将军同邵力子、于右任、孙蔚如等(特别是孙蔚如)多次函电往还，何以他们不来电说及回国的事呢?

经研究，亢等认为“宋的来电，定是蒋介石授意，这里必有文章” 。并建议“杨将军在海外还可多住些时间，再看形势的发展，并征询国内一些老友的意见，然后决定去留。如立即归国，恐杨将军安全没有保障。”

亢维恪等的“蒋介石授意”，似乎暗含着一重意思，即老蒋与宋子文串通好了，让杨虎城回国，然后不利于杨。

亢维恪等人的判断，自然是为杨虎城打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以理解。但依笔者个人的看法，以宋子文的身份地位、以宋子文与张、杨的关系、以宋子文所受的西化教育、以宋子文与老蒋的关系，似乎不大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再说了，杨虎城本已身在国外，不奉召唤不能回国，这一点杨很清楚，老蒋也很清楚。那么又何必多此一举，把杨骗回来，然后抓起来，不是摆明了自己找骂么？

对此，想必杨虎城也有杨虎城的判断，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杨虎城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从马赛出发，乘**“冉·拉保底”号启程归国。

在此之前，杨虎城曾给宋子文发电，“着重叙述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杨还于10月23日给蒋介石、于右任和孙蔚如分别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

在归国的途中，杨又曾给宋子文发过一封电报，但直到回国，上述所有电报没有得到一次回复。

忘于江湖

对于此次归国的前景，杨虎城并非没有一点防备，因此，在他启程之前，已经派自己的随从金闽生、樊雨农两人先期回国，打个“前哨”，“了解一下国内政情，并迅速征询友好的意见，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

据亢维恪回忆，11月24日，“杨虎城接金闽生由国内来电，大意说，樊雨农于二十三日赴陕。他二十四日飞汉转京。蒋介石派陈质平参议来港迎接杨将军。”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一行结束了5个月的出洋考察，于上午11时抵达香港九龙。

亢维恪说：“一靠近码头，一个身着军便服的人，自称代表蒋介石来迎接杨将军。这人四十多岁，少言寡语，此后一直紧紧跟着我们。杨将军在九龙半岛旅馆住定后，一天，我随杨将军到香港山上拜访何东爵士时，他也未经通知竟坐在杨将军的小汽车前面。我当时寻思：莫非他是蒋介石的特务，来监视杨将军的行动?也许人家看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派员来作向导吧?总之，杨将军回到香港，南京竟未派任何‘要员’前来迎接，而只是这个‘小卒’左右跟踪，的确令人怀疑。”

亢维恪的怀疑是对的，陈质平，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正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常驻香港。

杨虎城在香港逗留了5天，期间杨游览了香港市容，与香港的一些高层人士会面，并与宋子文进行了会晤。据杨说，宋是他专门请到香港来会面的。

11月29日，杨虎城对王根僧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

王根僧，1898生，江西兴国县人。

王根僧于1920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5年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中队长。后经辗转到了杨虎城手下，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十七路军改编为38集团军以后，王任177师副师长。

王是杨虎城的爱将，故177师师长李兴中特地派他到香港来迎接杨虎城。据王回忆，他是11月24日由西安飞抵香港的，另外，“十七路军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惟之等亦先后来到。”

其中，王惟之是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处长，据王惟之回忆，11月28日晚，杨虎城对他说：“蒋有电来，叫我去南昌见面，并派戴笠迎接。戴亦有电来，约在长沙见面后同去南昌。因此，我打算就去，你如果不再去上海，在我走后，可把我的家眷送回西安去，飞机票由梁参议代办。”

11月29日下午，杨虎城又将王惟之叫到自己下榻的半岛酒店，再一次叮嘱说：“明天，我就动身了，你送她们母子（指杨夫人谢葆真和其幼子杨拯中）回去，在上下飞机和旅途中，对拯中要多加关照，不要让其乱跑。我到南昌后，就有电报给你们。”

此时，王建议杨虎城“在港多住几天，看看情形再说”，杨说：“我已给蒋和戴笠复电，说明天起飞，所以不能再缓了。”并说：“我是奉派出国考察的，既然回来了，就得先去南昌汇报，回西北大后方去，那只能放在第二步了。”

王又与杨虎城谈及带谁前去南昌，因原秘书亢维恪的父亲病重，需要回老家照顾，陪不了杨虎城了。于是杨说：“同王根僧去最适宜，因为他是江西人，在南昌人地都熟，他去比较方便。”

然而，王根僧的机票还没有落实。据王回忆，11月30日，杨虎城等一行来到机场，“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

王惟之回忆：“起飞时间快到时，杨乃和王根僧先后登上飞机，站在舱口又频频向前来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当时人群中高呼‘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他的幼子杨拯中也在人群中挥着小手，大声喊道：‘祝爸爸一路平安！’飞机起飞了，时正十一点四十分。”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只有王根僧知道了。

据王说：“是日（1937年11月30）日午前十一时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十七号起飞，午后二时百十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后，我按地址去找戴笠，得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赴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戴笠倒不是故意不等杨虎城，兹事体大，他怎么敢放松，但他是在是等不了。

从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一开始，戴笠就没闲着，始终奔波于南京、上海两地。殆淞沪抗战失败，戴笠又忙着跑南昌、祁门，忙着指挥收容被打散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当中，戴笠还跑了一趟香港，告诉当地的特务，今后香港的地位非比寻常，要他们做好工作，并将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代人受过、已经关了近一年“禁闭”的王新衡放了出来，担任香港站站长。

此时，特务处的三位首脑，一个是戴笠，忙得不可开交。第二个是副处长郑介民，全部精力都放在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的兼职上，对特务处的事能不管就不管。第三个是幕僚长——书记长梁干乔，这倒是个干才，但是早就给戴笠派出去了。

早在淞沪抗战正紧的时候，戴笠以上海行将不保，于是未雨绸缪，对华北的潜伏预作部署，派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前往平汉线郑州一带部署潜伏工作。

据乔家才回忆，“十月十日梁干乔到达郑州，作为华北办事处的工作地点，十三日抵达洛阳，十四日抵顺德（邢台），然后沿铁路徒步往南走，十五日抵沙河，再到邯郸。十六日抵磁县，十七日到丰乐，十八日到安阳，十九日到新乡，二十日返回郑州。各地都建立了组织，必须潜伏当地工作，不得随军队撤退。”

按乔家才的说法，梁干乔在十天之内，在9个城市布置了9部秘密电台，不能说不是惊人的效率。但是，这也是梁干乔在特务处的“绝唱”了，不久以后，梁就被调任军委会总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

几个头头都不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几乎没人管了，因此，直到11月24日，特务处本部的150多名内勤特务，才在秘书刘启瑞的带领下撤离南京，于11月29日，辗转到达武汉。

刘启瑞是特务处的“第一支笔”，特务处每年年底给蒋介石的报告，只有刘启瑞来写，戴笠才能放心。

150多个人一下子跑到武汉，吃没地儿吃，住没地儿住，试问戴笠怎么可能踏踏实实地在长沙等杨虎城。

况且，戴笠还要对扣押杨虎城预先做出安排。

这件事情，戴笠交给了特务处江西站站长王立生。

王立生，1903年生，江西万安人。原共产党员。

想当年，王立生曾是江西学生运动的先行者，早在1919年前后，他就在万安与曾天宇、张世熙等组织起“万安青年学会”。并办了一本杂志《万安青年》。同一时期，南昌女师的刘和珍则组织了“觉社”，并办起了《时代之花》周刊。到1921年，以这些组织为基础，李立三在安源煤矿建立起了江西的第一个团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

刘和珍于1923年考入北京女高师，并于1926年3月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被枪杀，同时被难的还有她的同学、湖南湘阴人杨德群。

与此同时，王立生则考上了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担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1929年12月，时任江西省委赣东巡视员的王立生被捕叛变。后王立生投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一起转入特务处。

王是江西人，负责江西省站的工作，人地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