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7月11日，宋哲元到达天津。

大家应该还记得，正是在这一天，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向中国增兵，并派香月清司中将到中国接替田代皖一郎中将。

据何基沣等回忆：“这时，日寇因后续部队尚未调齐，故在宋未到津之前，他们已向北平的军政负责人提出四项要求，与我方进行谈判，借以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这四点要求是：（1）华军撤离卢沟桥；（2）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3）取缔抗日活动；（4）厉行反共。谈判的结果，于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状态。所以宋到天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情势似已趋向和缓。”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于12日发表了如下的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同一天，蒋介石电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电促宋赴保定指挥，不要继续在天津逗留。

宋哲元所说的“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以及“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等等言论，与老蒋说的“就地抵抗”，显然是两种思维方式。老蒋听了很是焦急，马上于7月13日再电宋哲元，称“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

7月15日，何应钦电宋哲元，告知：“日军计划先消灭南苑我军，望切注意。”

同一天，天津的宋哲元，却在忙着接待新上任的日本华北住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

7月16日，正在庐山召开“谈话会”的老蒋，再次电告宋哲元等：“7月11日协定绝不能了事，盼坚持到底。”

按：庐山谈话会，许多人都认为是专门因为“七七事变”而召开的，其实不是，这个时间早在5月份就定下来了。当然，从根本上说，开这样一个会的目的，主要也是因为中日关系吃紧，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以“共赴国难”。

由于议题敏感，因此这个会议的参与者，都是以个人身份去的。另外，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等也在庐山，但没有出席会议。

按原定计划，庐山谈话会一共要开三期，第一期会议，预定于7月16日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

随着会议的临近，华北局势危殆，因此，受邀参加第一期会议的代表，以华北的知名人士居多。我们前面说过，7月7日下午，秦德纯“在市政府邀宴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诸先生约廿余人。经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诚布公恳切指示。”这次“邀宴”，其实就是秦德纯在为北平赴庐山出席谈话会的代表饯行。

席间，南开大学教授罗隆基和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各执一词，罗认为，日本让国民党退出华北，那么，也不妨让其他党派来干。胡适反驳说，日本要求国民党退出华北，是因为国民党反日，你来了怎么做？除非你做汉奸，否则一样无法立足。

俩人越说越僵，争执起来，最后，还是做主人的秦德纯出来打了个圆场。

谁也没想到，“饯行”之后几个小时，卢沟桥就打起来了。

第一期谈话会，一共开了两天。

7月16日是开幕式及自由发言，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主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席了会议。

7月17日，是谈话会的重头戏，因为，老蒋要发表讲话。

讲话的稿子，蒋介石前几天就准备好了。

为老蒋起草这个稿子的，不是他的“文胆”陈布雷，而是陈布雷的好朋友程沧波。

程沧波，1903年生，江苏武进县人，原名程中行，笔名“沧波”，后终生以笔名行。

程沧波中学毕业以后，先入圣约翰大学，后转入复旦大学，1925年毕业，任上海《时事报》主笔。192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与历史专业学习，1931年回国，任国民会议秘书。

程沧波还在圣约翰大学时，就结识了他的同学陈训恕的哥哥陈训恩，即当时的名记者、时任《上海商报》主编的陈布雷，并成为知交。1927年，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秘书。1932年5月，《中央日报》改行社长制，经陈布雷的援引，年仅29岁的程沧波一跃而为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社长，就此投身政界。

由于庐山的“夏都”地位，《中央日报》决定在牯岭开办《中央日报》庐山版，因此，1937年，程沧波很早就上了庐山。多年以后，程沧波和他的儿子程自华都曾经回忆起这一段时光。

程自华说：“当时庐山有大规模的训练班，包括军界、政界、学界（按：由全国各地省立、县立中学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等参加），同时国民党中央邀请全国各界领袖，包括学术界、工商界等等到庐山举行谈话会。所谓谈话会，正式开会的时间很少，多半是由蒋介石邀请谈话，以吃饭或茶话形式为主，每次邀请人数约10人左右，当被邀请参加谈话时，同时指定若干人作陪。父亲被指定在学术界，宾客接见时经常作陪客。”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山上的气氛天天严肃而紧张。父亲住在牯岭94号仙岩饭店。有一天中午，没有轮值去陪客，预备进饭厅吃饭，忽然蒋介石官邸来电话叫父亲立刻去官邸。客人陆续到达，都是大学校长及教授，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亦在内。蒋介石与来宾一一握手，寒暄，接着吃饭，边吃边谈。饭吃完后，客人起立告辞，父亲正预备随着客人出去，蒋介石示意父亲留下。”

据程沧波回忆：当时蒋介石说：“布雷先生病了，你替我写一篇稿子，针对当前时局的一篇稿子，预备在训练团发表。”蒋还扼要说明了“内容与要旨”，大概谈了十几分钟。

程沧波是“党报”负责人，“政治敏感性”当然没的说，马上意识到这将是蒋介石在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正式讲话，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于是“请示稿子什么时候呈阅”，蒋说，“今日下午七时。”

当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半，这么重要的稿子，居然只给三、四个小时，于是程沧波不敢怠慢，“致敬而退”，回到到仙岩饭店，“立刻到房中凝思”。

当时胡适正好住在程沧波隔壁，他不知道听谁说起，程沧波正在起草一份重要文稿，于是到程的房间，说：“委员长平时的文告总嫌过长，你此次能否用三百字完成此文？”

程心想那怎么可能：“能六七百字或不超过出一千字完成此文，已是吃力，三百字完成此文，我无此本事。”

胡适笑着说：“不打扰你了！”

没过一会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又来了，把程沧波给烦的。不过钱大钧可不是来打岔的，他是有正事来的，钱说：“你能不能将文稿于五时完毕，因为夫人（指宋美龄）要看文稿。”

这是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程顾不得多说废话，说“你快走，到五时再来取稿。”

五点整，钱大钧如约而至，程沧波准时交稿。前后不到三个小时！

当晚，蒋召程沧波至官邸，说：“文稿已看过，很好，还有几处要商量斟酌。”后来，“连续几天晚上我都到官邸去，对文稿继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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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的谈话会，首先由汪精卫向与会者介绍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外交及对日“折冲”情况，嗣后，由蒋介石发表正式讲话。

老蒋的讲话，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寻常的味道：“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开场白之后，老蒋迅速切入主题：“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现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

这是在解释近几年来之所以不得不“示弱”的根本原因。跟着，老蒋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在讲话中，老蒋痛斥日军的欺人太甚：“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溏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

“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后面的话，一句比一句经典，一直传诵到今日：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一篇讲话，轰动了全中国，据说许多人热泪盈眶，掌声经久不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被人欺负惨了，窝囊到家了，到今天，“中枢”终于给了句准话，也算撂了句狠话，大家都很激动。

孰料，老蒋的话音刚落，庐山就得到了来自华北的最新消息，7月16日，宋哲元派张自忠等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见面，并进行所谓“谈判”。

蒋介石马上令何应钦给宋哲元打电话，告诉他：“日本大举出兵，准备攻占北平，望勿为政治谈判所误，应作军事准备，于北平、南苑、宛平集结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计。”

这个电话，宋哲元居然没有接。

据张克侠回忆,“何应钦由庐山打来长途电话，宋不接，让我来接，何应钦告诉我：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电报，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请宋即回北平准备作战。”

“我向宋报告后，宋态度犹豫，我便借此机会，说服宋哲元坚决抗战。我向他说，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

宋哲元的犹豫，从根本上说，还是“地盘”思想在作怪，这一点，张克侠看的很清楚，他说：“他（宋哲元）和他的一些主要将领及部分政府官员深恐战争打下去，冀察平津地盘丢掉，个人的既得利益丧失。”

7月18日，蒋介石再电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勿受其欺。”

然而，就在同一天，宋哲元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吊唁”于两天前病死的田代皖一郎，并会晤了继任者香月清司中将。据何基沣等人回忆，宋哲元回来以后，曾对人表示：“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宋哲元在天津逗留了一个星期，很认真、很诚恳地跟日本人谈判，到7月19日，依据7月11日在天津订立的条件，中方代表张自忠、张允荣等与日方代表桥本群，终于达成了协议，其核心内容是：

“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在冀察范围内,对其它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等排日团体；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这个文件，史称“香月细目”。

谈判这件大事完成了，7月19日，宋哲元乘坐日本人为他安排的专车，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平。

7月20日，宋哲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盼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互信，彼此推诚，促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幸福。哲元对此事件之处理，求合理合法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据周永业回忆：“7月中旬，宋哲元回到北平，下命令拆除所有的防御工事，城里的各处用沙袋堆成的临时设备也均行拆除，意思是为时局和平创造条件。”

同时，对全国各地送来的物资和劳军捐献，宋哲元居然因局势已经“平息”，通电表示“谢绝”。

然而，宋哲元没有想到，他所说的“彼此互让，彼此互信，彼此推诚”，只有此，没有彼，就在他与香月清司会面的当天，日本华北驻屯军已经在北平丰台为香月建立了“前进指挥所”，准备动手了。

此后的情形，正如张克侠在回忆录中说的：“日军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坊的驻军。眼看大好时机丧失，成旅的驻军被葬送，我实在痛心极了。为挽救危势，我感到二十九军军部仍在南苑，处于敌我双方的中间地带，已失去指挥作战的作用。因此再三向宋提出，将军队按作战要求重新部署，把军部移至便于指挥、便于作战的地位。但是宋哲元深怕引起日本人怀疑我方准备打仗，一直不允许军队调动和军部转移。”

1937年7月27日，“图穷匕首见”的时刻终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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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撕去了一切假面，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地记载了这份文件，其核心内容，是这样说的：“如果贵军仍抱有不扩大事态之意图，首先应速将部署在芦沟桥、八宝山方面的第三十七师，于明日中午前撤退到长辛店附近；又北平城内的第三十七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的三十七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二十八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再陆续开始将上述部队送往保定方面。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则认定贵军毫无诚意，抱歉的是：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同日，日军攻占廊坊车站，当夜，日军袭击北平广安门。

同日，蒋介石电正在伦敦以“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名义购买军火的孔祥熙：“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

同日，蒋介石电宋哲元，提出4点指示：“1、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切勿疏失。2、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3、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4、决心大战，照中正昨电对沧保与沧石各线从速部署。”

至此，宋哲元所有关于和平的幻想，都已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据何基沣等人回忆，香月清司的“最后通牒”是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送来的，宋没有见他，派总参议张维藩代为接见，“张将通牒送交宋哲元看过后，宋立即命张予以拒绝，并将通牒退还松井。”

1937年7月27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势所关。现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敢稍有畏避也。”

当夜11时20分，宋哲元发出“感”电，决心“自卫守土”：

“哲元自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之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芦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卫；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廿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廿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廿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廿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已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乞赐教，是为至祷。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叩 感。”

同时，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派张维藩为城防司令，并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在这天晚间，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宋哲元终于下定了决心。然而，时机已经丧失，一切都已太晚太晚。

1937年7月28日，日军开始进攻北平南苑。

南苑是29军军部，奇怪的是，宋哲元却不在南苑办公。

宋哲元兼的职务很多，因此他办公的地点也很多，最常去的，是铁狮子胡同。

铁狮子胡同，顾名思义，是一条胡同，宋大帅当然不可能在胡同里办公，之所以大家一提“铁狮子胡同”，就会想到宋哲元的办公地点，是因为那里有一座非常出名的院落，即“段祺瑞执政府”，当年的门牌号码是“铁狮子胡同一号院”。

这很正常，因为我们都学过《纪念刘和珍君》。

不错，“铁狮子胡同一号院”曾经是宋哲元的办公室，这个院子原来的主人是雍正第五子和亲王的府邸。民国前后，先是北洋政府海军部，后来是“段祺瑞执政府”，宋哲元担任平津卫戍司令以后，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但是，平津卫戍司令部很快就撤销了，于是，宋哲元又买下了一号院旁边、一个稍微小一些的院落，即“铁狮子胡同二号院”，搞成了一个俱乐部，取名为进德社。这个“高级会所”，才是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的办公地点。

二号院的旁边，还有个三号院，即前清的和敬固伦公主府。此前是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后来是直鲁联军总司令、军阀张宗昌的住宅，到日伪时期是“兴亚院”。1940年8月，日本“特使”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来北平执行“宣抚”任务，就下榻于此。

除了进德社，还有东交民巷的外交大楼，这是宋哲元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办公室。

前面说过，宋哲元曾在中南海宴请日本军官，中南海是原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的办公地点，宋兼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以后，就将公署设在了中南海。

宋哲元的私宅，在武衣库，即今大乘胡同，宋也经常在家里办公。

第六个地点，就是北平南苑29军军部了，常年在这里“主持”工作的。不是宋哲元，而是29军副军长佟麟阁，另外，还有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

29军在南苑的驻军，很多很杂。

有38师的师部和不到一个旅的部队——很奇怪，38师驻天津，38师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他的师部却设在北平。

相反，驻守北平的部队是37师，师部却设在保定，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常年在保定办公。

另外，还有骑兵第9师的师部和不到一个团的部队。还有特务旅、军事训练团等等，总共加起来6000多人。

前面说过，29军的实权，都掌握在几个师长手中，佟麟阁名为副军长，其主要任务，仅主持29军的“军事训练团”而已。

“军事训练团”成立于1936年10月，一共有1500多人，其中许多是有报国心的大学生，宋的本意，是将他们加以训练，作为今后扩大部队的基干军官使用的。

由于29军是杂牌军，没有地位，所以“军事训练团”的名义报到南京，批回来的却是“军士训练团”，就这一字之差，毕业以后的待遇可就差远了，只能做初级军官使用了。

训练的条件也很差，据军事训练团学员王文俊回忆：“入学后一年时间的军事训练，由于没发枪，也没打过野外（即只是徒手训练），除上课外，还操练队列、匍匐前进、盘杠、打红拳、大刀、构筑工事等。”

“7月25日日军攻打廊坊。就在这一天，我们军训团每人发1支三八枪和背包、水壶，每个班发1挺唐山造轻机枪。学员对发枪十分高兴。各队还推选代表写出请缨杀敌书：‘风云恶，陆将沉，胸中热血，手中利刃，杀敌保国，不成功，便成仁。’请教育长张寿龄转呈佟麟阁。张转告学员，决心杀敌保国，精神可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没有命令，即须加紧战备训练。军训团整天在野外挖战壕、单人掩体等，晚上住在阵地上，不准回营房，伙夫给送水送饭。”

另一个学员王自治则说：“战争打响后,29军全军投入紧张的备战,我所在的学兵军训团停止了一切课程。当时的29军学兵军事训练团约有学兵1500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大都没有经过任何战斗锻炼,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立刻上战场实在不恰当。但是我们学兵一再请缨杀敌,最后军部将我们编入了战斗序列。”

可以想见，这样的部队，与素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日本军人面对面地作战，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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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侠一直在南苑军部工作，他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早就看出有问题，即“单位很多，难以统一指挥，宋哲元住在北平城里不到南苑来，副军长佟麟阁指挥不动。”

因此张多次建议，“派一有威望的师长来南苑统一指挥，宋一直拖延不办。直到27日日军要攻城时，宋才匆匆下令军部移进北平城内怀仁堂，明令赵登禹去南苑指挥部队。”

据张克侠回忆，赵登禹是7月27日晚6时许赶到南苑的，张向赵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赵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下达了作战命令，张克侠就带着军部进城了。

7月27日夜，日军开始进攻南苑。

据王文俊回忆：“7月28日天刚亮，就有几架日本飞机飞到南苑上空，沿着工事和营房，又扫射又扔炸弹，飞机飞得很低，部队躲藏不及，右侧一声炸弹响过，见到自己同学有伤亡，同学们都急了眼，向上级递请战书，还是没人答复。本来战术要求不允许‘蚁聚’，见伤人了还是有人过来看。随后枪炮声，由远及近，由稀变密，像过年的鞭炮声分不出点子了。”

由于事先没有进行很好的备战，南苑连像样的防御工事都没有，仅能以营地的围墙为掩体。另外，日军故技重施，首先炸毁了通讯设施。整个南苑联络中断，指挥系统失灵，本来各部队就难于协作，这下更乱套了，再加上没有制空权，等于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战况极为惨烈。

据王自治回忆：“7月28日,日寇侵犯南苑。南苑是平原地带,29军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战斗到最激烈时,侵华日军已经在飞机的掩护下打进东门,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将士们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杀。29军的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锋利得很!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

战后，经仔细清点，军事训练团学员阵亡923人，仅有500多人突围成功，对此，秦德纯极为痛惜，他说：“尤堪痛心的是在南苑受训的大学毕业学生，亦参加战斗，伤亡不少。”

到7月28日下午4时，南苑失守，29军副军长佟麟阁、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均在战斗中牺牲，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仅以身免。

由于通讯系统被毁，北平城内并不知道南苑发生的事情。

据张克侠回忆，7月28日，北平的三位著名教授杨秀峰、张申府、张友鱼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找到他，“谈到城防空虚，准备发动群众帮助守城。又因为传说我军收复了丰台，他们提出利用这一胜利，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借此来激发抗战的士气，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战争，他们怕城防司令不同意，所以让我去说。我认为这是党的指示，便答应照办。”

“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宋知道我是力主作战的，所以没通知我参加。我为落实召开庆祝大会一事，到会场向宋报告情况，宋却说什么军队都不能打，老百姓又能何为。他不相信群众力量，表示不同意。我又找城防司令冯治安，他推说会后再谈，我就在休息室呆着等他。”

最终，张克侠等来的，是29军撤离北平的消息。

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有些，则随着当事人的故去，永远也说不清楚了。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中》一文中，秦德纯回忆：“是日下午宋将军，张自忠师长及作者等，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南苑战事。忽郑大章师长（骑兵师）服装不整仓皇来报：‘佟副军长赵师长阵亡，我官兵伤亡特重，他所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退往固安，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

当时，秦德纯见郑大章“态度惊惶，礼貌欠周”，很不满意，当即拉下脸孔，教训郑说：“彩庭兄（郑号彩庭），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为避免争议，下边发生的所有事情，一律直接引用相关人员的回忆，不做任何评论。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中》一文中，秦德纯继续说：“宋将军即同我们商量，尔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防守北平，由作者负责指挥。（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平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冯师长同作者到永定河南岸布防。正在研究采取何一方案尚未决定时，适奉蒋委员长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宋将军遂决定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而于廿八日晚九点，率同冯师长及德纯等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转赴保定。”

对此，张克侠却有不同的说法，据《张克侠同志谈参加革命和二十九军抗日的经过》一文记述：

“结果，会上情况又发生了突然变化。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

如前所述，当天张克侠并未与会，而是在休息室等候，他所说的，当是听旁人所言。

何基沣等人在《“七七”事变纪实》一文中也提到：“（张自忠）忽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前往见宋，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了张的意图，于是立即决定离平，并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宋于当日夜间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

上述两份回忆，当事人均未在会议现场，且所引述张自忠的话“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一句完全一样。

按：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等五人署名的《“七七”事变纪实》写于1960年，张克侠的回忆则在1980年，这其中是否有互相引用的关系，还是张克侠当年也听到了类似的话，而采访者在成文时用了何基沣等人的原话，如今已不可考，大家自己琢磨吧。

另外，在秦德纯的另一篇回忆录《我与张自忠》一文中，秦还回忆了一个细节：“临行张将军（指张自忠）含泪告我曰：‘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我却郑重向其劝勉说：‘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全国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遂黯然握手作别。”

忘于江湖

29军主力在很突然的情况下退出北平，令所有的人都非常被动。

首先是赶来与他们会合的“冀东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与日军相遇，被打得稀里哗啦，损失惨重，抓到手的殷汝耕也给跑了。

据张克侠回忆：“那天散会后，冯治安还骗我说庆祝会可以开，闭口不提当夜撤退的决定。我很快用电话通知了杨秀峰等同志，要他们积极准备。不料，当我夜里回到同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宋哲元和部队已经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军部及从南苑逃回城内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走就快换便衣藏起来。”

“我听了这些，犹如晴天霹雳，马上召集在城内的人员说明情况，并立即把这一突变打电话告诉杨秀峰及其他同志。接电话的是刘清扬同志，我告诉他们庆祝会不能开，人还要躲起来，作另外打算。”张克侠说：“面对着降临的民族灾难，眼看着大好河山不战而失，我怒火中烧，忍不住痛哭一场。”


直到29军撤退之前，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还在为29军219团置办军需。据洪回忆，7月25日，吉星文要求他“征集至少三套的骡马车三十辆”，洪大中“从宛平南乡的庞各庄、良乡等平原地区征到三十多辆，在长辛店集中待命。原定七月三十日晨向部队点交，不料宛平守城部队竟于二十九日夜从卢沟桥悄悄撤退至保定。”

洪大中回忆：“第二天清晨当我起来得知宛平已无守军，又看到南苑、落垡、黄村等地二十九军纷纷向保定转进，才急令所有大车立即各回原来县区，可是为时已晚。大约上午九时许大车行至长辛店西公主坟一带，被日军四架重型轰炸机轰炸和低空扫射，损失惨重。我和县府科员刘儒卿躲在梨树林中，幸免于难。由于骡马被敌机的低空飞行所惊，无法控制，因此目标完全暴露。骡马拖着大车跑下公路，互相冲撞，陷于农田之中，车把式都去躲避敌机，三十多辆马车一百多匹牲口全部损失。”

幸运的是，洪大中与刘儒卿各牵一匹马，“在刺耳的炸弹的呼啸声中，两马安稳不动，堪称幸运。”

此前，洪大中已经逃过了一劫。那是在卢沟桥刚开战不久，由于交通隔绝，城门关闭，老百姓的生活成了问题，“不少家庭无煤无柴；商业完全停顿，必须迅速解决居民的生活问题。”洪大中把这个情况向北平市政府作了报告，北平市政府秘书长周履安批给他小米三千斤，现金二千元，作为宛平县城居民的赈粮赈款。

据洪回忆，“赈粮很快经门头沟长辛店送至宛平西门。我和张科长商议决定，立即发给居民。第二天下午在西门内发放赈粮，每人五斤小米。正当我和张科长及部分警察在西门内马路旁称粮放赈时，城外日军突然开炮，六七发迫击炮弹相继落在发放赈粮的人群周围，幸好均未爆炸，否则将无一幸免：吉星文团长在团部门前大喊：“赶快散开!隐蔽!”叫我和张科长到事先挖好的掩体内躲避。我们顾不得粮食口袋还在路旁，就一头钻进掩体。不想刚刚钻进掩体，掩体就被炮弹击中，土木结构盖顶被震坍，泥土木料把我和张科长埋起来。幸亏警察冒着炮火把我们刨出来，否则将闷死在洞里。事后，吉星文告诉我，敌人炮兵有曲射镜，虽有城墙阻隔，但他们能够看到城内领粮人群的活动。幸好炮弹未爆炸，不然伤亡是严重的。但为什么六七发炮弹在我们跟前未炸，而后来的炮弹颗颗都炸？原因始终没有搞清。”

29军既已撤离，军需是不用办了，本来，洪大中还想送完大车就进城取那两千块钱救济款，发给老百姓，现在也只得作罢。于是洪大中“眼望北平方向，遥祝老母健康长寿，调转马头回到县府，取出专署关防、县府铜印等，与城区居民和长辛店镇居民挥泪告别。相处七个月，不胜依依惜别。”

洪大中取印信干什么？他要去交给王冷斋。此前，王因连日与日军谈判，心力交瘁，得了神经衰弱，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将宛平县长交由洪大中暂代，已经于前一天同宋哲元等撤到保定。

洪大中回忆这一路的千辛万苦：“过了良乡，就大雨滂沱，公路积水盈尺，分不清河流与水塘，多次人马掉入河中，幸亏刘儒卿经验丰富，救我出险，我深为感激。从卢沟桥至保定，走了三天三夜，到达保定后即至河北省府交还关防、印信。得知王冷斋在保定住得胜店，宋哲元住曹家花园。我们找到王冷斋，向他汇报宛平临行情况，他对我们倍加安慰，并问我们想干什么工作。”

洪大中说，当时，“刘儒卿对二十九军抛弃我们悄悄撤退，非常气愤。我也提到各县区的大车在公主坟损失惨重，如果吉星文头天把消息告诉我们，群众不致遭受这样的损失。如果不是遇到了转移部队告诉我们二十九军撤退的实情，我和刘儒卿去北平等于自投虎口。”

最后，刘儒卿坚决不干了，回了宛平。洪大中则经王冷斋介绍，到29军宣传处任中校处员。

洪大中感慨的说：“整个北平周围的战斗打得糊里糊涂，令人费解。但七七事变的教训，则永远值得记取!”

最应该记取教训的，自然是宋哲元。

7月29日，宋哲元抵达保定，住在“曹家花园”。

“曹家花园”本是清末著名军火商人孙仲英的私家园林，后被曹锟买下，改称“曹家花园”。曹失势以后，于1936年将“曹家花园”卖给冀察政务委员会，改称“天津第一公园”。

一落脚，宋哲元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了解北平的情况。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

事实上，即便是已经撤离北平，宋哲元的心理，仍然抱有一丝幻想。即卢沟桥事变，依然会像以往与日本的每一次争端一样，中方做些让步，日军得到面子上的满足，而后退出北平，他依然会去当他的“冀察王”。

应该说，持这种态度的，不仅仅是宋哲元，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卢沟桥事变是一场长达八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开始。

但是，到了此刻，最后的一丝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宋哲元面对着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责任。

千年的古都北平，丢失在宋哲元的手里。

这“丢失名城”的责任，可不是玩的。

况且，北平还不仅是“名城”，前面说过，《塘沽协定》的签署，使北平成了边疆，用评书里的话说，宋哲元要承担的，是“丢失边关”的责任。

不论哪一朝哪一代，丢失城池都是重罪。这一点，中国与西方不一样。在西方，不论何种条件下，保持生命总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刻，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当几年战俘，战争结束了，放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生活还在继续，太阳每天都在升起，不会有谁对你说三道四。

但中国不行，中国是讲究“死社稷”的，从伯夷、叔齐开始就如此，那还是文人呢！换成守土有责的军人，城池丢失，你该怎么办？你能怎么办？

很简单，去死！

要么战死，马革裹尸，很光荣。

不能战死沙场，也没关系，还有一个补救措施——自杀，同样有死后的哀荣。

忘于江湖

翻开清史，你会发现，在前清最后的五六十年，有大批的官员，连同他们的家属是自杀的。

因为他们遭遇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打击——太平天国造反。

尤其是太平军初起的几年，从广西金田到南京，所到之处几乎摧枯拉朽，顷刻之间占了半个中国，眼看着“大清国就要完哪”！

但这场“运动”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从开始到覆灭，没有一个清廷的官员选择与太平天国“合作”，一旦城破，不是投河就是上吊，决不跟你打照面。这是以往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没有的事情。

奇怪么？不奇怪。

太平天国犯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大忌，即否定传统——打着“上帝”的旗号，把中国多少年流传下来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狗屎！

太平天国，不论是作为一次起义也好，还是作为其他的什么，反正最终的目的，都是坐龙庭、当皇帝。当皇帝是需要人支持的，一方面是老百姓、更重要的是读书人。

有句俗话，道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话没错，但你记住一条——造反，秀才是不行的，但造反的人要当皇帝，没有秀才是万万不行的。

太平天国的造反，从头到尾，基本没有“秀才”的参与，大清国糜烂至此，何以无人“弃暗投明”，这些人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么？

不是读书人不识时务，而是太平军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把所有的读书人都挤到了墙角、挤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的：“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并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并不夸张。

这还了得，不但读书人不干，老百姓也不能干哪！

文化这个东西很厉害的，你别瞧他看不见摸不着的，你不要招他，招他就要付出代价，要倒霉的！

几千年了，只要是中国人，还不光是读书人，还在娘肚子里呢，学的就是“圣贤之道”，早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你把他的血液换成狗屎，他不跟你玩命才叫有鬼了！

曾国藩所说的“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应该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也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根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选择死，也不会有人去与太平天国合作，原因很简单，挨不起这个骂！

很少有哪一个朝代，在他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还会有人真心为他拼命的，大清国很幸运，他遇到了这么一帮人，或者说是两帮人，先是湘军、后来又有淮军，跟太平军作战，真是有那么一股子前赴后继的劲头。

就以曾国藩论，曾家五虎，除了曾国潢看家、从曾国藩开始，几乎倾巢出动。曾老大本人就自杀过两次，没死成；但曾国华死了、曾国华死了还有曾国葆、曾国葆死了还有曾国荃。到围攻天京的时候，曾国荃得了肝病，依然死战不退，势若疯虎。看那劲头，仿佛个个都与太平天国不共戴天，死摽着劲地跟你干。这其中，如果仅仅以“贪图财货”来解释，显然过于简单。

所以，江南大营被攻破，和春会去自杀；三河战败，李续宾带的6000人会战至最后一人；苏州城破之日，徐有壬以江苏巡抚之尊、以一“数学家”之手无缚鸡之力，居然会跑到大街上去与太平军进行“巷战”，最后死于乱军之中。

还有杭州，杭州失陷过两次。

第一次是咸丰十年，李秀成施“围魏救赵”之计，短暂地攻陷了杭州。城破以后，不仅浙江巡抚罗遵殿服毒自杀，以下署理布政使王友端、署理按察使缪梓、杭嘉湖道叶堃、宁绍台道仲孙懋、署理杭州知府（首府）马昂霄、署理仁和知县（首县）李福谦不是战死就是自杀。

第二次是咸丰十一年，杭州再次被李秀成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先是服毒，没死成，最后自缢在巡抚大堂。王有龄以下，署理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曾纶、学政张锡庚、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督粮道暹福、仁和知县吴保丰，再一次全部“殉国”。

这两下一折腾，浙江的官员，从最大的巡抚到最小的县太爷，几乎死光了。

杭州还有个满城，所谓“满城”，是指前清在一些重要城市驻扎的八旗兵，他们自己有一个驻防和生活的区域，也有城墙，好像城中之城，故称为“满城”，杭州当地人称之为“旗下营”。

驻各地八旗军的负责人叫“将军”，驻杭州就叫杭州将军，此时的杭州将军是瑞昌。

在杭州即将攻陷之前，李秀成曾给瑞昌带话，叫他投降，并承诺，如果照办的话，则允许“满城”中的老幼妇孺离去。

在李秀成，是网开一面的意思。殊不知，在瑞昌看来，此举却意味着莫大的侮辱，即其中暗含着“满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的意思。

当时，满城中有八旗兵丁近4000人，连同家眷等合共8000余人，到城破前夕，已弹尽粮绝。于是，瑞昌召集手下开会，称“誓死报国”，会后，每家发给一定数量的火药。

城破，瑞昌及杭州副都统关福、江苏粮储道赫特赫纳率先举火自焚，接着，“阖营次第火起”，整个满城一片火海。

瑞昌给李秀成的回答，竟然是整个满城不论男女老幼，全部自焚！

事后，据统计，8000余人的满城，活下来的，不到50人。

现在，轮到宋哲元了，丢失平津的宋哲元，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呢？

忘于江湖

宋哲元病了。

宋哲元得了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到了180。

宋哲元没法不病，他的压力太大了。

平津已经丢失，不可能再回去了，跟着就是冀察，几年来“辛辛苦苦”搞成的一个半割据的局面，顷刻之间就丢给了日本人。

军队，不仅南苑没有保住，还搭上佟麟阁、赵登禹两名将官；刘汝明的143师被隔在察哈尔过不来，37师、38师都是七零八落，部队怎么收拾？

还有最要命的一点，从长城抗战到卢沟桥抗战，29军都是以抗日英雄的面目出现的，一提29军，谁都要竖起大拇指。然而，自从撤离平津，一夜之间全完了。据宋的幕僚，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王式九、冀察政务委员会咨议吴锡祺等回忆：“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自29军撤离平津之后，蒋介石发表了三次讲话，汪精卫发表了一次讲话，这些讲话，一次比一次调门高。

7月29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平津之役决非战事之结局，政府惟有发动整个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与妥协屈服之理。”

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与倭寇死拼，复兴民族。”

8月2日，蒋介石对庐山训练团讲话：“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为奇耻大辱，绝无与敌谈和余地，决不与敌两立。”

同一天，汪精卫发表《最后关头》讲话，称“国人一齐牺牲，不留傀儡种子，无论通都大镇，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使敌人一无所得。”

这些讲话，宋哲元越听越紧张，好像都是冲着他说的，王式九、吴锡祺等人回忆，那一段时间，本来就不太爱说话的宋哲元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整天闷着头想心事。“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经再三考虑，7月30日前后，宋哲元给老蒋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

在电报中，宋哲元同时提出，请求以冯治安代理29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很快，老蒋的复电就来了，在电报中，不但没有涉及处分的事情，反而对宋进行慰勉，让他休息过后尽快“销假视事”，同时对部队的调防做出了安排，并令宋移驻河间。

宋接到电令，略感放心，马上根据蒋的指示，把部队调集妥当。

不料，宋哲元刚到河间，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请他“即赴南京一晤”。

这个电报，令宋哲元“惶惑不安”，他不知道蒋介石什么意思，更不知道此一去还能不能回来了。于是，宋哲元仍然是老办法，让秦德纯去。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衔宋之命，秦德纯赴南京面蒋，他“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

秦德纯脑子很快，见谈话气氛出乎意外的好，马上提出新的要求，他首先“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恩。”接着就提出了扩编部队的要求，他说宋哲元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

8月6日，蒋介石发表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将原来的29军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37师和132师扩编为77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38师扩编为59军，宋哲元自兼军长；原143师扩编为68军，以刘汝明为军长。

这三个军的编号颇有讲究，77、59、68，每个番号两两相加都是“十四”，分开来还是“七七”，似乎都是在提醒宋哲元，永远不要忘记七七事变的耻辱。

据说，蒋对宋哲元的态度，当时颇有人议论，据何基沣等人分析，蒋之所以如此“宽宏大量”，有这样两个原因：

首先，“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更重要的是，“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政治上的难关过去了，宋哲元的身体却不行了。到1938年春天前后，宋的身体完全垮下来了，高血压，全身浮肿，肝、肾，都不行了，到最后只能躺在汽车里打电话指挥作战，已经不可能在前线继续下去了。加上前不久，老蒋以“不遵命令，放弃要地”的罪名枪毙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对宋又是一个重大刺激。

1938年3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虚职，后又任军委会委员。

此后，宋哲元相继赴衡山、广西阳溯、四川灌县等地疗养，然积劳成疾，终至不起。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于四川绵阳。享年56岁。

临终前，宋哲元留下政治遗嘱：

“……现抗战已将三年，敌方势穷力绌，我则愈战愈强，最后胜利，已操左券，旧部诸将，追随有年，集各地方之智力，经数十战之实习，皆诚朴忠实，尽心报国，当能在领袖领导之下，努力破敌，哲元分属军人，生受名教，事不求易，遇竟违心，当兹国难，适值数穷，吾知勉夫，从此别矣，家有老母，年已古稀，未获侍养，恐致丧明，此心耿耿，他无念虑，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伏祈告言，不知择词。”

宋哲元的身后，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绩，存备宣付史馆，用袁勋勋，而慰英灵。”

宋哲元走了，29军撤了，平津沦陷了。卢沟桥这一战，我们是败了。

然而，当日寇在1937年8月8日、列队通过永定门城楼，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举行“入城式”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败亡的开始。

只是，这一切要在整整八年之后。

忘于江湖

"管束"张学良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同机离开西安，持续了两个星期的西安事变，至此和平解决。


当天下午，杨虎城等西北将领发出“有”电，向全国报告“蒋氏离陕”：“限即刻到(衔略)。自委座留驻西安，对于副座及虎城等救国主张，已表示完全容纳，即定返京施行。……爰于本日下午四时，由副座恭谨陪送赴洛，特电奉闻。杨虎城、马占山、何柱国、孙蔚如、冯钦哉、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

西安事变解决得这样“圆满”，形势如此急转直下，是任何人都没有意料到的。

后人看历史，总仿佛一切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比如西安事变，无非是张学良抓了蒋介石，劝他停止“剿共”，蒋介石同意，张学良放人，就这么简单。

其实不是，事实上，在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西安事变可以“政治解决”的，换句话说，没有多少人“幻想”蒋介石还能活着离开西安，都觉得他此番凶多吉少，包括老蒋本人。

12月15日，即西安事变发生三天之后，囚禁中的蒋介石就给宋美龄写了一封诀别信，托随端纳来西安打探虚实的黄仁霖带出去。

黄仁霖，1901年生，祖籍江西安义，生于上海。

在老蒋的心腹中，黄仁霖是个“异类”，因为他并不是黄埔系出身，相反，黄是留洋回来的。

1920年，黄仁霖考入东吴大学预科，1922年赴美留学，1926年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专业。1926年回国，任上海青年会干事。

还在美国的时候，黄仁霖就结识了孔祥熙。经孔详熙介绍，1929年，黄仁霖任励志社副总干事。

说到励志社，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机构。

励志社的全称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成立于1929年1月1日，最初设在南京中央军校院内，蒋介石自任社长。

与复兴社、力行社等等一样，励志社的成立，笼统地说，也是老蒋为了保持黄埔“革命精神”，把黄埔学生团结在他周围而建立的。关于励志社的宗旨，孔祥熙在与黄仁霖谈话时，是这样说的：“蒋总司令要创办一种运动，名叫励志社。这是总司令的一种观念，因为在军事作战中，征服一些城市和省份并不难，但要改变人心却很不容易。他想要发动一种运动，以此来改变他的军官和学生们的心理和行为。

根据这样的宗旨，老蒋曾经为励志社题词“立人立己，革命革心”。并规定了“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三不招摇，四不骄傲，五不偷懒，六不嫖赌，七不吸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的十条戒律。

可见，励志社的最初，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一个机构，更多的，偏重于“养气”、“修炼”，而没有承担特定的什么工作任务。

慢慢的就不同了，首先是在南京成立了励志社总社。蒋介石的侍卫张毓中曾经回忆过他随侍老蒋驻在励志社总社时的情况。

张毓中，1910年生，浙江永嘉县人。

浙江永嘉是个很出名的地方，曾产生过一个“永嘉学派”。

张毓中于1930年考入“浙警”正科第二期，1932年毕业。此时，正赶上戴笠控制“浙警”，张被戴笠看中，选入“特训班甲班”学习，该班对外称“中央警察研究所”，班上的同学当中，就有后来名闻遐迩的姜毅英，不过此时她还叫姜岳根。

在“特训班甲班”学了三个月，1933年1月，张毓中又被戴笠送到“洪公祠”特训班第二期学习，同时去的还有毛森、石人宠、程慕颐、张人佑等等，后来均成为军统的中坚力量。

此时，陈恭澍等第一期学员还没有毕业，据张毓中回忆，在他们眼里，陈恭澍等人“全出身军校前期，资历深，能力强，富社会经验，和我们纯学生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1934年3月，连续上了两个特训班的张毓中，被戴笠保荐到“委员长侍从室侦察班”担任“护卫领袖”的工作。侦察班的班长，就是前面说过的黎铁汉，副班长则是军校六期的陈善周。

1935年秋，在四川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回到南京，住在中央军校。黎铁汉的侦察班则驻在不远的励志总社。

据张毓中回忆，励志社总社“面临明故宫机场，是新建的宫殿型西式洋房。占地广大，建筑雄伟，设备精美，装潢堂皇。设有礼堂、会议室、套房、中西餐厅等。并附设跑马场、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弹子房等，是当时首都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场所，也是国内外闻人政要下榻之处所。”

蒋介石给励志社的题词“立人立己，革命革心”就镶嵌在大礼堂的墙上，现在还保存完好。

从张的回忆可以看出，所谓励志社总社，其实是一个附带酒店的高级会所，在当年属于高消费的地方。只不过，这个地方，单是有钱还进不来。

另外，励志社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全盛时期，拥有“社员”15000人。

用当年曾任励志社副总干事侯鸣皋的话说:励志社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尖、卡、斌”三个字。“尖”者不大不小也；“卡”者，不上不下也；“斌”者，不文不武也。即说它不大，比不上国民党其它党政机关，说它不小，它在全国都有分支机构，事事可以通天；说它不上，它仅仅是一个服务机构，说它不下，社长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说它不文，它的工作人员都穿军装，说它不武，它的工作人员又不享受武官的待遇。

至于励志社的主要任务，据侯鸣皋回忆：大体是这样的：

“一是接待国外军政要员，二是充当蒋介石的内廷供奉。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社，后来发展到担任文化娱乐工作。如蒋氏夫妇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一手操办。同时，蒋宋的油画肖像、宴会或晚会演出的节目，都是由励志社里的美术股、中西餐部、戏剧股、音乐股负责办理的。宋美龄喜欢看美国电影，也由电影股派人到中央电影部取片在励志社内放映。蒋氏夫妇很少到剧院看戏，却常在励志社看。蒋介石喜欢看京剧，抗日战争胜利后，曾由代理总干事侯鸣皋邀请梅兰芳、纪玉良合演《龙凤呈祥》，周信芳主演《四进士》，童芷苓演《拾玉镯》，以上演出都是在励志社大礼堂。此外，励志社内还设有网球场、篮球场、手球场、跑马场等，经常举行网球、篮球、弓箭比赛及国术表演等，地域颇大。”

当然，励志社远非这么简单，还承担着其他的一些职能，但因和我们要探讨的东西无关，所以不提也罢.

忘于江湖

如果把励志社比做老蒋的“内务府”的话，那么，黄仁霖就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励志社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朱懋仁，不久就换成了黄仁霖。

据侯鸣皋回忆：“听说蒋、宋有一次看见黄仁霖带着几个干事在搞卫生，黄亲自在刷洗一个搪瓷马桶，认为黄仁霖有苦干实干精神，当即提升黄为总干事。后来，蒋、宋家中的庶务工作也交给‘励志社’去办了。”并且，“励志社’从官邸的庶务工作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文化娱乐工作。”

“如蒋、宋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派电影放映队去。蒋、宋外出拍摄的照片和电影，都由‘励志社’派人操办，别的单位是插不上手的。蒋、宋的油画肖像，也由‘励志社’美术股的人负责画制；另外，蒋、宋两人平常的吃食，固然由官邸厨房供应，可是，若遇两人要宴客时，就由‘励志社’的中西餐部负责包办宴客所需的一切饮食，宴会场合则由‘励志社’的戏剧股、音乐股来负责。”

据张毓中回忆，1935年，老蒋在四川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团部设在报国寺。另在新开寺找了一个孔牧师，借他的家为老蒋建立了一个临时“行邸”，至于为什么找个牧师家里，据张毓中猜测，是由于蒋介石夫妇均笃信基督教，这里有一座小教堂，方便他们做礼拜。

这个临时“行邸”就是黄仁霖给找的，改建工程，也是由励志社派来的一位张干事操办的。

蒋“驻节”新开寺不久，蒋介石赴峨眉山游览。据张回忆，因蒋前一天与宋美龄不知何故闹别扭，宋一气之下不去了，蒋很不高兴。结果当天发了两次脾气，先是说旅游路线选择不当，太热。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不知何故饭菜迟迟上不来，饥肠辘辘的蒋介石大怒，先是把侍卫长何云叫来痛骂，又找励志社的张干事，叫他“马上滚”。

张毓中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蒋发怒，他说：“我因此上了很重要的一课，知道领袖是寸步难离夫人的。”

由于工作关系，加上孔祥熙的援引，蒋介石夫妇对黄仁霖极为信任，侯鸣皋说：“因为要为蒋、宋两人备办种种私事，所以，黄仁霖就拥有权力，可以直接进出蒋的官邸，而不用像一般官员晋见蒋、宋，还得通过侍卫人员，更不必约定时间。”

事实上，老蒋此次赴西安，他在临潼华清池的“行邸”，也是由黄仁霖派的“一位可靠的干事”张玉荪负责安排的。

这位张玉荪，与峨眉山那位“马上滚”的张干事，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如果是的话，这个人可真不适合给高级领导搞行政。

12月12日，黄仁霖被宋美龄叫到上海的寓所。宋当时因生病留在上海，因此没有同蒋介石一道去西安，没想到出了事。黄仁霖则正好在也上海照顾他生了病的太太。

宋美龄告诉黄仁霖老蒋在西安被扣押的情况，黄回忆：“我当时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终于我勉力告诉她，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只要她吩咐好了。”

宋美龄很满意，旋即带他回到南京，参加12月13日在孔祥熙公馆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当时蒋介石是行政院长，孔是副院长，此时已被授权代行院长职责。

会上，经激烈的争论，最终大家认可了宋美龄的提议，即“派遣一批可靠而能信赖的人员，并为张学良所能接受的人，前往西安，作初步的接触，以期确知蒋先生的安全健康情形，他是否身体健康，或是受了伤，或是如所怀疑的，已经遭遇不幸?然后再谈其他。”

由于端纳与黄仁霖均与张学良有旧，且同时亦得到蒋、宋夫妇的绝对信任，决定由黄仁霖陪同端纳赴西安探听虚实。同时，端纳虽然长期在中国，却不会讲汉语，黄仁霖去了可以当翻译。

行前，孔祥熙特别叮嘱黄仁霖：“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见蒋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了他之后，马上回来向我和夫人报告，你所看见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亦不少。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

当天，端纳、黄仁霖和励志社干事黎离尘乘飞机前往西安。因为天气不好，三人只能在洛阳过一夜，第二天再前往西安。

在洛阳，黄仁霖等听到的消息非常可怕，他后来回忆，当时传闻“说西安城已经挂满了红旗，并且还有巷战等等”，因此，黄“把全盘局势，重新琢磨了一下，深感我的任务艰巨，能够达成的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我只能倚靠端纳的影响力和上帝的帮助了。”

同时，鉴于当时的形势，黄仁霖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活着从西安出来，于是他决定，不带黎离尘到西安去了，他写好了遗嘱，令黎带回南京。

12月14日，黄仁霖和端纳抵达西安，被直接送到张学良在金家巷的公馆。

黄仁霖与张学良，早有渊源。黄的父亲曾在东北一个叫做泗水场的小镇当铁路站长，而张学良小时候正是在这里长大的。当然，黄仁霖当时并不认识张学良，但是见过他的父亲张作霖。

“东北易帜”以后，作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经常到南京公干，专负接待职责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自然少不了与张少帅打交道。黄是喝过洋墨水的，凡洋人的消遣如骑马、网球样样精通，很对张学良的路子，于是，“彼此有了不寻常的友谊”。

因此，双方无须寒暄，张学良很直率地说：“老黄，这不是像以前一样的那种社交拜访，我们正有一个大问题，无法解决，我自己也不能做主。不要叫我做那些无法办到的事。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我们的战事委员会决定。”

按：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张、杨分任正、副主任。

黄仁霖也实话实说：“蒋夫人派我来，要我看看委员长的健康情况，建立初步的接触，并充任端纳先生和蒋先生谈话时的翻译。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要马上去见蒋先生。并清楚地加以说明，我无权作任何的谈判。”

张学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委员长现在很好。至于你想去见他，我也不在乎此，但是我已将此事在委员会中提出，他们都投票反对。”

张学良还与黄谈到：“蒋先生对于此次反抗行动，非常震怒。因此，他拒绝进食，拒绝和张学良谈话。他进一步透露，假使蒋先生只要接受其中若干条件，他就可以设法解决，打开这个死结了。即使要他亲自伴送蒋先生回南京，他亦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分，在所不惜。”

这时张学良第一次对外界透露，他可能会与蒋同赴南京。

谈了半个小时，张学良带着端纳去见蒋介石，黄仁霖则被看守在张公馆的门房。

见不到老蒋，可怎么回去向孔祥熙和“夫人”交代呢？黄仁霖一晚上没睡着觉，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2月15日，黄求见张学良，向他提出，能不能想一个办法，让自己能看见蒋，但蒋看不到黄，不就行了么？

对此，张表示同意，让他的副官长谭海带着黄仁霖去看老蒋。

到了新城大楼蒋的“卧室”，门上的玻璃已经用白色的油漆涂上，只是在门把手的上方留下了一下一小块空隙，作为看守的“窥视孔”。

黄仁霖蹲下身子向里看去（黄是个大个子，身高超过一米九零），此时，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腰上，显然是警告他不要声张，悄悄看一眼就行了。

黄回来回忆说：“我看见委员长直坐在床上，在和端纳谈话。……张少帅则站在床的末端，显得非常注意。委员长的下身则用毛毯盖得非常暖和，他看来很苍白而疲倦，因为他已有二天二夜拒绝进食或饮水。外表上看不出有任何受伤的痕迹，没有疤痕、没有擦伤，亦没有绑带。有些时候，他间隙性的，把手举向他的头发，这是他的一种习惯性的姿势。我最后判定，他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看了老蒋的情况，黄仁霖说：“我告诉谭将军，我已经完全满意，并准备回南京去，报告委员长的平安情形。”

忘于江湖

黄回到张公馆，等到下午，张学良回来了，两眼通红。黄对他说，“我已经满意了，蒋先生是安全的，这样便可使得问题很快地解决。我希望就能动身，并且到达南京时，不致天色太黑。”

这时张学良突然激动起来，大声说：“你还不能走!委员长要接见你!”

黄大喜过望，马上说：“好呀!你是否愿意让我去见他呢?”

张说：“我亦没有办法，他坚持要见你呀!”

黄仁霖说：“那么，很好，让我现在就去见他吧!”

张学良说，没那么容易，有几个条件，咱们事先得说清楚。“第一，在你见他的时候，你不准和他说话。如果你对他说了任何话，你就不准出去了。”

对此，黄表示同意。

张又说：“第二个条件是你们见面时，他亦不可以对你说什么话，假使他说了，你就不能回去了。”

黄反驳说：“我如何能阻止他对我说话?他是我的长官!只能由他高兴，和想不想说话。”

张学良说：“这些就是条件，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理会这些。”

黄仁霖回忆：“在那时候，我的惟一愿望，就是去看看蒋先生，因此我对于这两个条件都接受了。

张学良亲自陪着黄仁霖去见蒋。路上，黄心想，按照张的条件，自己见了老蒋连话都不能说，岂不是很失礼，最起码得打个招呼，否则俩人见了面，大眼瞪小眼，成什么话！

经黄争取，张同意他“可以向蒋先生问好致意”。

终于见到了蒋介石，黄仁霖向他鞠了一个躬，说：“我是奉蒋夫人之命前来探望你，是否身体安好，请你多加保重，并且不要讲话太多。”

老蒋似乎知道他的难处，真的没有跟黄说话。但是，他做了一件令黄仁霖更加难办的事情。

蒋介石令身边的“看守”，给他拿来笔墨纸砚，老蒋要写一封信。

黄仁霖回忆，蒋写了第一稿之后，不太满意，又写了一张，直到第三次才定稿，然后对黄说：“我把这封信，读给你听。”

蒋介石一连读了三遍，黄仁霖明白他的意思：“这是很显然的，他要我记牢这封信。如果这封信被人搜去或遗失的话，我仍能记忆。同时只要我能活着，我就能够带这个口信。”

黄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谈到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查到，这就是蒋写给宋美龄的遗书，内容是这样的：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这个老蒋啊，也是糊涂了，这样的一封信，黄仁霖怎么可能带得出去！不但信带不走，连黄仁霖自己都走不了了！

黄的反映很快，当他一听到信的内容，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离开西安的可能了。他说：“当蒋先生读第一遍时，我偷偷瞧了少帅一眼，我看到他的脸色变了，变得很激动。”

黄“把这封信藏在中山装的内袋里”，告退出来。

张学良跟着追出来，用英语说：“更糟，更糟了。”

黄仁霖还在装糊涂，说：“哪里不对了?”

张学良很生气地说：“样样都错了，委员长没有信守诺言。”

张所说的蒋介石“没有信守诺言”，是因为在黄见蒋之前，张学良已经与蒋说好，蒋不能与黄谈任何“公事”。蒋在《西安半月记》中也承认，张请他“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但蒋在信中所说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等于是让南京进攻西安的命令，这样的信，如何能让黄仁霖带出去！

对此，黄还企图打“马虎眼”，这不过是“一封家书”，并向张学良保证“决不会加油添醋地使局势更为恶化”。

但张学良不听他的“保证”：“条件便是条件，因为委员长把内容读给你听了，你不能出去了。”接着上来“把我的衣服拉开，用强力把那封信拿走了。”

跟着，张学良派人来，将黄仁霖关到了他的卫队营。从此黄仁霖就失去了自由，直到蒋被释放。

既然信带不出去，12月20日，自忖必死的老蒋又写下了遗书，而且一下写了三份，分别写给妻子宋美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另外还有一份《告全国国民》书，相当于政治遗嘱。

这三份遗书，分别是这样说的。

给宋美龄的一份，与15日的那封信内容相若：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按：蒋经国1925年就到苏联去学习，当时他才15岁。在此期间，蒋经国加入了共青团，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蒋经国曾经发表“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的公开讲话。1930年3月，蒋经国被批准为联共候补党员，而且，老蒋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被扣押的几乎同时，蒋经国于12月15日被批准转为联共正式党员。
因此，老蒋会在遗嘱中说“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因为他对这个长子的情况，实在是有一种难于把握的感觉。
相反，蒋纬国虽然并非蒋介石亲生，但老蒋对这个义子的爱护甚至超过了蒋经国。这主要是由于蒋与原配毛福梅没有感情，连带着蒋经国也受到连累。另外，老蒋很早就“投身革命”，与家人聚少离多，等到年纪稍长，明白了为人父者的责任所在，蒋经国已经长大了，错过了耳提面命、培养父子感情的最佳时机。因此，蒋介石把对于蒋经国的愧歉，全都弥补在了蒋纬国这个“螟蛉义子”身上，成天抱着，喜欢得不得了。
蒋纬国小时候，得过一次脑炎，请了有名的西医来看也治不好，蒋介石和他的侧室姚冶诚束手无策，急得不行。当时他们住在陈果夫家里，陈果夫的太太朱明见他们俩人磨磨唧唧那个劲头，实在是看不下去。于是，朱以“大义责备贤者”的姿态对蒋说：你们两口子是出来干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把孩子给我，治得好就治，治不好也只能听天由命！
蒋介石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朱明是旧式妇女，不听西医那一套，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偏方，狠下心来，用“恶治”的办法，大剂量地往下灌，没想到当天就见了效，再过几天就好了。当时要由着蒋介石整天抱着干心疼，闹不好蒋纬国这条小命就没了。
正因为老蒋对蒋纬国爱若己出，所以他自信“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


给蒋经国和蒋纬国的一份：“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 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国国民》：“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蒋中正。”

由此可见，直到12月20日，老蒋还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事实上也是如此，据当天赶到西安进行“调停”的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载：“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蒋的三份遗书，于12月21日交给了宋子文，并要他拿给张学良看。

同样，这几份“遗书”，也不可能带出去。据宋说：“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