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可能预见得到，就在宋美龄于12月23日到达西安的三天之内，张学良不但释放了老蒋，而且亲自陪同他们飞离了西安。

西安事变的发动，既然以张学良为主导，同样，释放老蒋的关键，也在张学良身上。

根据《西安半月记》的记载，自蒋介石12日被执，头三天一直被软禁在西安新城大楼即西安绥靖公署，这其间，张学良来看过他9次。

前几次见面，俩人就没怎么正经说话，因为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具备谈话的基础。张一直在解释出以此举的苦衷，老蒋则正在气头上，对张的话根本不听，也听不进去，只是一味的“痛斥”张学良不该发动“叛乱”。彼此始终处于一种“抬杠”的状态，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听对方的讲话有没有道理。

按：在西安事变的初期，由于临潼捉蒋的任务是由张学良的部队执行的，蒋并不知道杨虎城也参与了此事。当他由唐君尧、孙铭九、谭海三人“陪着”往西安去的时候，唐曾问谭海，把蒋送到哪里，谭说，“新城大楼。”当时蒋还觉得奇怪，因为新城大楼的西安绥靖公署是杨虎城的办公地点，张学良发动“叛变”，怎么会把自己送到杨虎城处？继之又想到，头天晚上自己召集军事会议，独杨虎城未到，肯定是在那时已经被张抓了起来。

接着，蒋看见路上执勤的士兵，都戴着“十七路军”的袖章，又猜想是张学良的部队控制了西安，抢了“十七路军”的军服以掩人耳目。但他始终没有想到杨虎城与张学良会做了一路，因为“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

事实上，正因为新城大楼是杨虎城的地盘，由他来看守老蒋，张不太放心。所以，在此后几次见面中，张学良一直在劝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这样，就可以顺便换成东北军来看守老蒋，才能确保安全。

对张的这番“好意”，蒋全不领情，一口拒绝，且开始绝食。

直到12月14日，端纳来到西安，蒋在他的劝说下，才明白“彼（指张学良）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于是同意移居高公馆。


当天下午，即将被抓三天之后，张、蒋二人才开始就西安事变“进一步交换意见”，也就是说，直到12月14日，张、杨的“八项主张”才正式跟老蒋见面。

这“八项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同时，张学良告诉蒋，对他们这些意见，“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

说白了，就是告诉老蒋，我们提的这几条，你不一定全同意，但怎么也得答应我几条，否则大家面子上过不去，肯定不能放你。

对此，蒋的态度是：“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

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

蒋说：“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

张说：“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

蒋说：“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定，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

这话就没法谈了。半晌，张只好换一个话题，说：“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

蒋说：“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

说到这儿彼此又开始抬杠，张学良说：你看的书都是《韩非子》、《墨子》一类，还不旧么？

蒋介石则说：你看的书新，你看过几本新书，都是什么书？是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共产主义的书？这样，你把你看过的书说几本，有不懂的问问我，我教教你。我告诉你，你看过的这些书，我15年前就已经不知道“披阅”过多少次了。

从此时到12月19日的五天之内，张学良与蒋介石又见了9次面，到第9次时，张学良让了一步，对蒋说，“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明确告诉他“八项主张”的后四条可以不提，但前四条必须坚持。

蒋则说：“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然而，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态度，他自己的说法与宋子文的回忆有出入。

宋子文是12月20日到西安的，一到机场，张学良就对他说：“委员长17日已同意如下四项条件：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发动抗日运动；释放被捕七人。”

按:“被捕七人”即指“七君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热潮空前高涨，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同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1936年11月23日晨，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

宋子文还记载：“我拜见委员长，他称已答应汉卿：（1）允其军队开往绥远。（2）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3）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他要求我与张、杨二人讨论此等事项。”

也就是说，早在宋子文赴西安“斡旋”之前，蒋介石已经对张学良做出了让步。但是，对蒋的让步，张、杨二人并不满意，认为他避重就轻，因为蒋介石所允许的“第一与第三点无关重要，四项条件为问题之关键，委员长称将该项提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系回避问题之实质，因只要他同意，大会定能通过。”

不管蒋的话是怎么说的，但内心已经发生变化。

事变的解决，关键在于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到西安之后的三天，然而，关键的关键，却在于和他们谈话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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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据张学良回忆：“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徬惶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另一则记忆不清矣，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按：另一人为叶剑英。

坦率的讲，到了此时，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已经非常难办了。

首先，西安事变的发动，本来就是张学良感情冲动的结果。事变之前，没有任何通盘的谋划，于学忠曾两次问张学良：“抓起来怎么办？”张的回答都是“抓起来再说。”

“抓起来再说？”说什么？怎么说？

在张，想得比较简单，觉得我要求抗日没有错，你不听，那就把你抓起来，你还能不听么？

问题是，蒋介石不是轻易听别人话的人。老蒋能在短短的五年之内，从黄埔军校校长摇身一变而为“革命领袖”，他没那么简单，否则他不会坐在现在这个位置上。那怎么可能你一说他就听呢，他要听的话，不是早就听了么？原来不听，现在抓起来了，倒听了，这个“领袖”以后还能当么？

其次，各界的反响，与张、杨预想的不一样，全国各界、国内外舆论都在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

12月14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之善后》一文中，明确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称张学良及东北军发动西安事变是“完全错了，错误的要亡国家，要亡自己。”《申报》则说“（蒋介石）失却自由，这就是统一的中国重复趋于涣散的危险”。

胡适在《叛逆张学良》中说：“中国本是统一的，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毫无疑问，张学良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

国内，老百姓走上街头游行，学生罢课示威，军校学生写下“血书”要求与西安开战。

在国际方面，除了日本基本保持“缄默”以外，欧美各国一致反对。

原本，按张的设想，只要“逼蒋抗日”的大原则不错，民众必会支持。等事情出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抗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一旦蒋介石出了事，中国马上就要回复到不久前军伐混战、兵连祸结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日本乘虚而入，则后果不肯设想。这是大家所担心的，也是张学良所没有想到的。

张学良现在是骑虎难下，整天在高桂滋公馆里“卧床休息”的蒋介石，放又放不得，不放又真是难办。

面对难题，张学良连个商量的人都找不着，他手下的人肯定不行，不够那个档次，杨虎城也不行，只有找共产党。张学良说：“事变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共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队、西北队和共产党也。”

12月23日，以“三位一体”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为一方、宋子文为一方进行了谈判。

想想当时的谈判场景，本是一场国民党内部围绕着是否继续“剿共”而闹出的争端，反而是被他们“围剿”的共产党在居间斡旋，劝劝这个、劝劝那个，再谈些自己的主张，挺有意思。

谈判之前，蒋介石曾经指示了相关要点，据宋子文回忆，当时蒋表示，如果周恩来能够同意如下四点：“（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那么，蒋介石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针对蒋的“四点”，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六点”，即“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如果蒋介石“能够接受并保证实行”，则“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对此，宋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在此基础上，宋也谈了一些意见。

当晚，周恩来电中共中央请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周、宋之间的这次谈判，是打碎坚冰的第一块石头。

12月24日，宋子文拿着周恩来提供给他的“备忘录”去见蒋。蒋表示：“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蒋还表示：“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宋子文将蒋介石的态度告诉“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现在，周恩来、宋子文、甚至蒋介石都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后边，就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了。

但是，这个时候，恰恰是张、杨二人的意见不能统一，发生了激烈争执。

据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说：“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留余在西安。……已而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对于同一件事，宋子文的日记说得更详细一些，他说：“在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上述条件引起轩然大波。多数人坚称，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

对此，张学良“召集其中态度最激者予以训话，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然其动机善良。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若否，则他们早在11日就应将他开枪打死。若是，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仅以口头承诺，放委员长走。而且，他们发动兵变之时，他已明言，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任何人任愿退出，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以疏解时局？”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愿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反何必当初乎?“

张学良说：“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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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放蒋的问题上，如果张、杨不能达成一致，蒋介石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比12月12日还要危险。

张学良的东北军都部署在西北各省，在西安只有一个团，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却有九个团在西安周边，一旦双方决裂，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因此，12月24日，张找到宋子文，对他说：“他（指张学良）与杨发生激烈争吵。（杨认为）：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

宋子文与张学良还探讨了悄悄宋走蒋介石的可能，“我们讨论了将委员长带至机场骤然离开之可能性，但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学良）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后决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据蒋在《西安半月记》记载：12月25日，一早，宋子文就来找蒋介石，跟蒋商量“潜离西安”的建议，即张“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

同时，张学良找到宋美龄，也是商量这件事，被宋美龄一口拒绝：“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命、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

这是上午的事，到下午，事情忽然发生了转机。

据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说：“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

早上还不能走，到“下午二时”就可以走了，这其中的变化，岂不太突兀？

并不突兀，老蒋的《西安半月记》当中，把两个星期中所有的事都写得很清楚，连谈话时每人的表情都写下来了，唯独在当天上午，少记了一件重要的事。

当天上午，高桂滋公馆来了一个客人，跟老蒋谈了些事情，这件事，老蒋没有写。

这个人，自然是周恩来。

老蒋没写，宋子文写了。

当天上午，宋子文兄妹见到了周恩来，周表示希望见蒋谈谈。宋子文回忆，当时他“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

实际上，头天晚上，蒋介石已经跟周见了一面，当时是由宋美龄和张学良两人陪着，时间是10点多钟，蒋介石已经睡了，坐起来跟周握手，然后说：“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周恩来就告辞走了。

对此，蒋介石没有提出反对。于是，国共双方的首脑人物，在彼此敌对了十年之后，终于又坐在了一起。

双方谈话的内容，由于当时只有宋氏兄妹陪同，蒋不写，宋美龄也没有明确地写，那就只有听宋子文的了。从宋的回忆看，双方在谈话中的姿态都比较高，周恩来对蒋很尊重，完全是把蒋作为“领袖”来看待的，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面对“阶下囚”的盛气凌人之态。他说：

“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蒋介石的谈话亦表现出了一定的“推心置腹”：“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跟蒋介石谈完了，具体的还得着落在宋子文身上。周恩来对宋说：“有几件事必须落实：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对此，宋子文做了保证。

周说：“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宋子文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周说：“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宋答应“将予安排。”

周要求“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答应“尽力而为。”

周恩来说完了，该宋子文说了。宋子文的要求很简单：“我督促周，必须让委员长即速离开，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作为委员长之老部下，他应知委员长为信守诺言之人。韩（复榘）、宋（哲元）联电可能令局势出现意外反弹，国家陷于内战，亦为中共与第三国际所不欲看到。再行停留将影响委员长之威信，委员长已明确表示，若今天不能动身，他就不欲再走。”

对此，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

事实上，宋子文也承认，“正是他（指周恩来）最终说服了杨。”

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蒋在《西安半月记》中是这样写的：“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

宋美龄的回忆，要详细得多：“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

这时张学良提出一个建议——天太晚了，明天早晨再走如何？（“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

宋美龄大声说：“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迟疑。”

张学良又提出：“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风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

张所说的“侍媪”，是宋美龄的仆妇蔡妈。宋美龄说：“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最后决定将蔡妈交由黄仁霖带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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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月15日被张学良扣留，黄仁霖已经在监禁中关了11天。

黄回忆：“以后的11天囚禁，真是痛苦，并不是他们给我严酷的待遇，而是我很关切将来会有何种遭遇。第三天过去之后，我盼望能有些军事行动的迹象。如果不是轰击的枪炮声，或作战行动等，其他如空中侦察，投掷传单，或者即使是轰炸也是好的。由于处在不明情况中，对我真是一桩苦事。但我并不在为自己担忧，我的理论是我的生命和命运已和蒋先生连在一起了。如果他能够正正当当地安全脱险，我自然也会被释放的。如果对蒋先生发生任何不利，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让我活着离开西安的。”

12月25日这一天，黄仁霖说：“圣诞节的清晨，曙光明亮而洁净。太阳已将地上的雪花融化了，我正在懊丧，要在囚牢中度此普天同庆的佳节。我的确有一点思乡病，想到正在病中的妻子，她还不知道，我竟已入此虎穴，又想到我的两个小孩，都在上海，以及南京的双亲。但当我想到国家的命运，现正在倒悬中，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把口袋中的《圣经》拿出来，重新再温习耶稣降生的故事。”

当天上午大约十点，来了一个副官，坐着吉普车，说张学良叫黄仁霖去，黄很紧张，以为是要“枪决”，于是“连外衣也不曾穿，照相机亦不曾带。”

但很奇怪，他发现自己被带往“蒋先生所住的宅院去”。

一下车，就看到了端纳，他走过来，很高兴地说：“嗨，仁霖，祝你圣诞快乐!”

黄仁霖不知就里，说：“还有什么快乐可说的?”

这时，端纳凑在他耳边轻声说“我们正要出去了!”

黄仁霖大喜过望，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感受，说“这个消息好像在我臂上刺了一针”。黄说：“那才真是圣诞快乐了!”

这是，黄听到“墙外蒋先生告诫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的尖锐而响亮的声音，责备他们鲁莽、反抗的举动，并且可能相反的，已使国家受到了打击。”

确实，蒋介石正在给张学良、杨虎城“上课”。

这个时候，蒋介石还不知道张学良会亲自陪同他回南京，因此，自己这一走，西北就成了张、杨的天下，自己又已经允诺他们不再“剿共”，以后，天知道这俩人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再说了，作为“革命领袖”，让两个下级给关了两个星期，临走了，如果不对他俩说道说道，任谁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当宋美龄告诉蒋介石“可以行矣”的时候，蒋说：“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

于是，蒋介石“命（张学良）约虎城来见。”据宋美龄回忆：“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蒋介石自己在《西安半月记》里是这样写的：“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

宋子文则说：“委员长招张、杨训话，告诉彼等，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

从这三个人的回忆看，仿佛当时的谈话十分轻松，老蒋一番“温谕”，张、杨心悦诚服。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就在他们隔壁，黄仁霖听得清清楚楚，他说：“我感觉到这篇训话已经太长了些，而且恐怕张、杨二人会改变他们的决定，那么，所有一切不是都要成泡影了吗?”

这时，宋美龄来找黄仁霖，告诉他，“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最后命令说：‘不要忘记把蔡妈带出来，这是我忠诚的女佣。有一架飞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可以明天出来。’”

蒋介石的“训话”大约有半个小时，谈完已经4点了。据宋美龄回忆，他们“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

只是，谁也想不到，张学良，也与他们同机飞离西安。

说到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件事，不要说今天的我们不可理解，即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包括被他扣押的老蒋本人。

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回忆：“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

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委婉，但很重要。他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你张学良走了以后，东北军恐怕要闹起来；第二，西安事变，扣押“领袖”，不是小事。你在西安待着，谁也奈何不得你，总不能发兵来抓你吧。问题是如果你回到南京，到那时既由不得我蒋介石，更由不得你张学良。所以，你还是不去为好。

老蒋说的是实话，他是在给张学良打“预防针”：一旦到了南京，西安事变这么大的事，不可能就算了，到时候，“勿谓我言之不预也”。

对此，宋美龄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张说，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

然而，张学良没有听从老蒋的“忠告”，只是说“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还是上了飞机。当时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日记中也说：“蒋夫人和宋博士扶着委员长上了飞机。令我们惊讶的是，少帅也上了飞机，他坐在了飞行员边上。”

这些回忆，足见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不但不为他人所理解，甚至在他上飞机之前，除了蒋介石夫妇，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会出以此举。

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埋怨张学良“愚忠”，幼稚，你跟蒋介石讲义气，老蒋却不跟你讲这一套，跑到南京，纯粹咎由自取。

这些看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作为政治家，张学良肯定不够格，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搞政治的；作为军人，张学良也缺乏一种“狠”劲儿，多少有点儿婆婆妈妈。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张学良确实有张学良的苦衷。

首要的一点，张学良必须要对老蒋的安全负责。张学良心里清楚，释放蒋介石，并没有在张、杨集团内部真正达成共识，许多人，包括杨虎城、包括他自己的手下，是激烈反对的。万一老蒋的飞机上了天，下边谁开一炮给打下来，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保证不了不出事，那就只好我也上飞机，谁要打就连我一块打。

这是于公，于私，张学良也有难办的地方。

首先，老蒋跟张学良是结拜兄弟，结果被张学良抓起来，搞得“革命领袖”颜面扫地。因此张学良必须摆出“负荆请罪”的姿态，陪他去南京，表示认错，帮老蒋把这个面子圆回来。

从这一点看，张学良对老蒋，真是一百一，谁这辈子交这么个朋友算值了。

另外，张学良的成长经历有点特殊，既有“山大王”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又受过些西方文化的熏陶，讲究“骑士”风度，对就对了，错就错了，该承担的责任就要承担，该接受的我坦然面对，既不害怕，更不会去逃避。

宋美龄回忆说，当时“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

另据戢翼翘回忆，当时戴笠听说张学良要亲自陪蒋回南京，当时就跪在地上连说：“伟大！伟大！”

按：当时戢翼翘还在软禁中，他所讲的，当是听他人所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张学良恐怕也把这事看得有点简单了。以为还像原来那样，象征性地给个“处分”，比如撤职、比如出洋，比如“下野”，过一段时间，这事也就算了。怎么也不会想到，老蒋会把他一关就是几十年！

由此可见，无论于公于私，张学良这一趟南京，都必须去，不像我们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单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然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看似合情合理，不见得你就应该去做。

张学良这一趟南京之行，不但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交代了，还搭上了从父亲张作霖手里接过来的东北军。

蜗牛

看过~

但更喜欢中央一台刚播完的<江姐>,还有一部说白洋淀的小八路如何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的故事片,一时忘了叫什么名字,只记得那些小八路很有看头,其中一个小八路是由<家有儿女>的张一山扮演,噢,对了剧中他家开的酒楼叫"聚贤居"~

唉呀,怎么就想不起来这部片叫什么名字呢?当时看完以后就有一种去一趟白洋淀的冲动~~

忘于江湖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安全抵达洛阳。

据时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事教导总队第八队队长的张国威回忆：“12月25日下午6、7点钟，洛阳西宫军分校的校本部忽然鞭炮齐鸣。全体教职员及学员、学生等走上街头，列队迎接蒋介石。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赶到机场，见蒋出现在机旁，他就带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祝见张学良走出机门，又带头喊：‘打倒张学良！’教职员及学生们也随着喊。这时，蒋假意怒目高叫：‘祝主任，你干什么？你喊打倒我好了！’‘打倒张学良’的喊声即时停止下来。蒋介石走到张学良跟前，两人握手。蒋故意谦让，伸出手表示请张先行，张让蒋先行，于是两人登车而去，当日他们都住在西宫分校招待所。”

在洛阳照顾他们的，依然是忠心耿耿的“大内总管”黄仁霖。

黄是乘当天的第二架飞机“逃离”西安的。

据黄追述，当宋美龄走的时候，曾告诉他：“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宋还告诉黄，第二天还有一架飞机，载黄仁霖等回南京，并特别叮嘱，不要忘记了蔡妈。

黄仁霖回忆：“在我收拾好了行李之后，我设法弄到了一辆车，然后，开始把蒋先生和夫人的私人衣服物品，一一收拾起来，并把宋的秘书、夫人的蔡妈找到。我心里在想，假如我能离开西安，我情愿在当天下午晚一些走，也比等到明天要好一些。在和驾驶员谈过之后，我们决定，即使要死，也情愿死在西安以外的地方，还比较好些。”

按：“宋的秘书”是指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凤扆与陈康齐。

这样，黄仁霖的飞机于当天晚些时候降落在洛阳，当时天已经黑了，黄仁霖说：“洛阳的机场，用火炬照耀着，俾使我们的飞机能在夜间降落。”

黄仁霖也被安排住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他说：“当我走到洛阳的军官学校时，蒋先生等一行人就在那里住宿。我发现没有人照料这批贵宾，所以就自告奋勇，包办一切。我成为他们的秘书、副官、干部人员，并在他们的全部行程中照料一切，一直到回南京。”

12月26日上午10时许，蒋介石夫妇改乘“容克”型专机离开洛阳，12点20分抵达南京，陪同他们的是端纳和黄仁霖，当然，还有戴笠。

当时欢迎的场面极为宏大，据《申报》报道：“蒋委员长平安返京，各界昨日热烈庆祝，全市悬旗庆贺，纷纷致电慰贺，各交易所市价昨日一律升腾。”

但蒋介石顾不上这份热闹，他向前来迎接的国府主席林森等人“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随即匆匆离去，带着他的“文胆”陈布雷一同前往自己的官邸。

老蒋要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据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26日中午往机场迎接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文，即《对张杨之训词》也。”

老蒋要第一时间公布西安事变的“真相”，同时还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件事必须抓紧。

在“训词”中，蒋介石首先对张、杨的“勇于改过”做了充分的肯定：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接着，蒋介石又做了自我批评：“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

接着，蒋话锋一转，“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在这里，老蒋明白告诉张、杨，西安事变不算完，“中枢”会有所表示的，要处分的。但是，张、杨必须妥为约束部下，不能出乱子。

以上，基本是重复他当面对张、杨说过的话，再对全国人民讲一遍。

接下来，老蒋还要与张、杨辨辩理，他说：“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

因此：“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

在这里，老蒋一是在告诉国人，自己并没有签“城下之盟”；二是告诉张、杨之所以不能签字画押的原因。

后面的话，才是“训词”中最重要的内容：

“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这段话，其实是一个政治宣言，老蒋以“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的说法，委婉地告诉张、杨，也告诉国人，尽管自己没有签字，但他将遵守自己的诺言，在大政方针方面有所改变，以“挽救国家之危机”。

最后，老蒋再次严厉警告张、杨：“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蒋介石的这篇“训词”，从文体上看，有点像“罪己诏”。但从内容上看，除了检讨自己“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以外，通篇都是在指责他人，骂张、杨、骂“反动派”，看不出一丝一毫对过往的反思。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以“言必信，行必果”的说法，表示“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总算是认可了自己在西安的承诺，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这么大的一篇文章，陈布雷几个小时就给整出来，着实无法想象。包括为老蒋起草庐山讲话的程沧波，都是一挥而就，笔不加点，真是了不起的文才！

办完了这件大事，老蒋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处理他那位惹了大麻烦的义弟张学良了。

忘于江湖

张学良没有同老蒋一起回南京。

这是因为，蒋介石考虑到张学良如果同行，到了南京会极为尴尬，因此他让宋子文陪着张学良，仍然乘张的“波音”专机随后出发。据黄仁霖回忆：“因为蒋先生的思虑周到，所以就安排了宋子文博士去陪伴张学良，乘坐第二架飞机，在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降落，以便有完善的安全保护。”


这个为张学良提供“完善的安全保护”的人，就是曾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据他后来回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
据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回忆，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带了4个警卫，到上车时，只准两名警卫上车。“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此处回忆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段还说：“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
宋子文是何等身份的人，见此情景勃然大怒，厉声质问：“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
特务们自然不愿招惹他，只好实话实说：“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
当时宋子文气得脸色“发紫”，当即去面蒋。
到了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居然被挡驾，不让宋子文进门，说：“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
这一套对别人可以，对宋子文是不行的，段汉斌说：“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威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
刚回来就翻脸，宋子文是真没想到老蒋弄这么一手。把张学良关起来不要紧，无形当中陷宋子文于不义，别人看张跟着宋回了南京，跟着就被软禁在宋的家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宋子文坑了张学良，这算怎么回事？
况且，张学良担着干系“义释”老蒋，宋氏兄妹确实对他是心怀感激的。
但感情代替不了现实，“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
12月26日下午，就在蒋介石与陈布雷研究《对张杨之训词》的时候，张学良也在写东西。
当天，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检查”：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今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敬叩钧安。学良谨肃，二十六日”
这份材料，显然是在蒋的命令、至少是暗示的情况下写的，甚至有人捉刀，最后由张学良签个名字了事。
张学良虽然会讲英语，但他的国文底子，反而不太深厚。多少年以后，他的《西安事变忏悔录》被捅出来，其元配夫人于凤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张学良的语文功底，写不出来这样高水准的文章来，赵四没念过什么书，也帮不了他。
不过，于凤至多少有些小看了张学良，在张被幽禁之后，“潜心”读书，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的水平与年轻时相比，已不可等量齐观。
况且，“检查”中所称的“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怎么看都像是蒋介石说的话，与他几天之后在“高等军法会审”上所说的，完全是两路。
但不管怎么说，“检查”是以张学良的名义递上去的，既然你自己都觉得“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这就好办了。
据陈康齐回忆，“（12月27日）中午左右，一些宪兵来到宋博士家，解除了少帅随行卫兵的武装。”
12月28日，蒋介石自己也写了一封“检查”，连同张学良的，两份“检查”一并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
老蒋说：“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对此，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庆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
12月30日，老蒋再请“辞职”，中常会“再度慰留”，并“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
对张学良，就没这么便宜了，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处理”。
据晏道刚回忆：“我于二十八日上午乘第二批飞机到南京。到京后听到许多消息，如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将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职，并自请处分。又说：张学良将向蒋介石谢罪，并自请处分。中央将开军事法庭审判，并预先判张学良以十年徒刑，由蒋介石请求赦免等语。蒋介石素来憎恨心重，他在西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恨不得将张、杨一棍子打死，怎么会轻易放松呢?张学良既到了南京，死罪虽免，恐怕活罪难逃。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到宋公馆去访问张学良，张对这次由西安回南京的人表示歉意，嘱我转达。我问候他的起居，他象是气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我恐怕说话不便，即兴辞而出。”
好心好意送蒋回来，反而要上军事法庭，张学良当然高兴不起来。
张学良的秘书王中立回忆：“（张学良）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经常来看张学良的，宋子文是一个，他有时候还陪着张一起外出。另外，戴笠也常来。有一天孔祥熙来了，张学良半开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则说：“有处分，我陪绑去。”

忘于江湖

"处分"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12月29日，军事委员会组成高等军法会审“审理”张学良案件，审判长，派的是老资格的军界泰斗李烈钧，审判官则是朱培德和鹿钟麟。
李、鹿二人，都与张学良有些渊源。
对于张学良来说，李烈钧是他的父辈，虽然李此时仅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虚职。早在李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就认识张学良；鹿钟麟则与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让他俩来审张学良，老蒋多少有点“成心”，故意难为人。
朱培德这个人，亦是奇人，观其一生。为孙中山、为蒋介石、甚至为我党，都立过大功勋。值得说说。
朱培德，1888年生，云南盐兴人。
朱培德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同班的朱德被并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以朱培德兼任大本营参军长。1925年6月，朱培德曾平息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北伐开始以后，朱培德奉调江西，1927年2月，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从此成为“江西王”。
主政江西期间，正逢老蒋“清党”，对此，朱培德采取的是网开一面的方式，对所有共产党人发足差旅费，并派专车将他们送往武汉，并说“朱某决不给兄弟们为难”。
7月下旬，朱培德发现自己的手下、同学、时任第五路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有“异动”，为避免牵连自己，朱培德“躲”到了庐山休养，将南昌交给了朱德等共产党人。不久，南昌起义成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武装的第一枪，客观上讲，朱培德是有功的。
1931年12月，朱培德内调“中枢”，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自己在江西的割据。为表示酬庸，蒋介石于1935年3月27日，授予朱培德一级上将军衔。
西安事变爆发，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朱培德力排众议，与宋美龄等主张政治解决，不仅避免了战争，还救了老蒋。
然而，此后不久，朱培德竟然以49岁的英年早逝。就在“军法会审”张学良之后不久的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朱培德在患病接受治疗时，因注射抗贫血药物引起中毒，延至17日，终至不起。临终前还特地叮嘱“不要为难叶小姐(为他打针的护士)”。
朱培德病逝后，老蒋夫妇为表示追思，坚决表示要为朱守灵，最后蒋介石被强行架走，由宋美龄代表他守了一夜。
张学良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审他，没人爱干这事儿。但是也没办法。据鹿钟麟回忆：“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
对此，鹿建议：“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深以为然。
李烈钧后来也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12月31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整个审理过程简单得出奇，从记录上看，李烈钧一共问了8个问题。张学良的回答更简单，8个问题，他是一块回答的，加起来一共700来个字。总括起来是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
第二，“我们的行动，本不是要开枪的，也无要损害任何人的。不幸行动中统制不良，尤是邵先生翼如（指邵元冲之死），我们心中真是十分不安。”
第三，“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但是，“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当时，张学良在法庭上一度十分激动，据张后来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回忆：“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李烈钧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十几个纸条，向我发问；有的是，你是受了何人的鼓动？为什么，你怀有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忿，我想他们是拿我当作什么人？立即回以强悍不逊的言词。”
这时李烈钧看他情绪过激，让人拿来纸笔，嘱他笔述。同时，李还意味深长地说：“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将垂之后人，对你有重大关系，望你好好的写。”
鹿钟麟也劝张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
对李烈钧在关键时刻的照拂，张学良十分感动，他说：“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李烈钧字）永怀不忘。”
但李烈钧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改变不了全局。
当日，高等军法会审做出判决：“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当天，王中立还在北极阁等候张学良“受审”回来，他回忆：“……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
“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
“姓宋的”确实没有骗人，骗人的另有其人。
五天转瞬即过，王中立没有等回张学良，他等不回来了。
高等军法会审宣判完毕，张学良就被送到孝陵卫的孔祥熙别墅，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守他的，正是一个星期之前，还是他的阶下囚的黄仁霖。
12月29日，正在上海家中的黄仁霖接到蒋介石的电话，令他立刻赶回南京。
黄仁霖回忆：“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命令总是命令，当天早晨我又离开上海。一到南京，就去见蒋先生。
老蒋的命令，令黄仁霖感到十分意外：“汉卿正要在首都接受军法审判。在这个时期，我已把他安排在孔先生在中山门外的乡间住宅内居住，我要你去照料他。安全措施都已经部署好了，但是我要你去负责办理。我相信你必能对这项很微妙的任务，妥善处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张学良与黄仁霖“主客”异位，黄只能慨叹造化弄人。
同时，黄仁霖“经仔细想过之后，看来亦只有我才能处理此项困难的情势，所以我决定尽力而为之。”
黄仁霖很能体察老蒋的心思，这是因为：
首先，“这些派来看守他（张学良）的警卫人员。其中有宪兵、便衣、安全人员，以及我由励志社调派过去的厨司、侍者等人员。后者我相信他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的。至于前者，我就无法完全信任，他们会不会自作主张，擅自行凶。有些人的情绪非常激烈。许多由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宪兵、便衣和安全人员，他们的同事，有很多人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甚至被杀死。他们仇恨张学良，并且发誓要为他们死去的同事报仇。”
“第二个面对的问题，是张学良的可能逃跑，或转变为悲观，而自寻短见。”
当时，张学良的情绪很不稳定，据后来曾见过张的戢翼翘回忆：“（在高等军法会审上）问完了，张签了字。法庭有人说：‘送副司令。’把张送出来，乘车到‘孔祥熙别墅’。这别墅正对中山陵，有两铁门，没有其他人住这里面。张一进门，外面武装警卫即开始戒备，显然张失去了行动自由了。张看这情形，发急了，大拍桌子，他又佩了手枪，没有人敢去见他。
老蒋说的不错，这确实是一项“微妙的任务”，只有交给黄仁霖才能放心。
于是，黄仁霖召集看守们谈话：“各位宪兵和安全人员朋友们，我们大部都是军人，军人的主要信条是服从命令。我知道各位现在对我们的客人，情绪都很激动。事实上，我和你们有同样的情绪，因为我在西安被囚禁了12天。但是蒋先生给我的命令，是要我照料我们的客人的安全和舒适，并且要注意，不能有任何事情惊扰他。”
“我们都很高兴蒋先生能够安全归来，但假如他在西安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是不是张学良所要做的，全国都会相信这是由于他的命令所造成的。现在局势反过来。张学良正在这里将要接受军法审判，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他在这个‘乡间住宅’内遭遇到任何事情，不论是不是蒋先生的主意，全国都会相信这是蒋先生的命令，而要由他来负责，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
“让我告诉你们吧。蒋先生对我的命令，并经由我转告你们的，那是我们须对张学良妥为照料，并且注意，不要让任何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要他平安无事，所以千万不要做任何不符合蒋先生命令的事，你们说对吗？”
经过黄仁霖“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家“一致同意我的说法”。
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情绪，黄仁霖“有好几次试着想和他谈话，以期解除他的孤单寂寞，但是他却不愿接口。”后来，黄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在《圣经》上写了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张学良对于基督教还没有任何兴趣，黄仁霖说“我却没有看见他对这本书潜心阅读。”
不过，对黄仁霖的好意，张还是心领了，“当他在被扣押的这段日子里，张少帅的表现好得像一家人。他没有做任何会使我们怀疑的事情。”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1月，张学良被送到浙江奉化，从此跟他就伴的，就是刘乙光了。

忘于江湖

办完了张学良这件大事，1937年的元旦一过，老蒋就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
老蒋是来休假的——1936年12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不是“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么。
老蒋也是来办丧事的。
蒋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比蒋大不少，彼此相处得也不甚融洽，没有沾蒋介石太多的光。还是宋美龄介绍这位“大伯子”到浙海关当了一个“监督”。结果这老兄去了又是贪污又是纳妾，搞得满城风雨，让蒋介石给“拿下”，从此蒋介卿一直家居在奉化。
蒋介卿本就有心脏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受了惊吓，从此一病不起。等到26日蒋回到南京，蒋介卿已经快不行了，蒋介石还特地派人送了几支人参回来替他“续命”，12月27日，等人参送到了，蒋介卿也死了。
老蒋也是回来养伤的，他的腰伤的很厉害。
12月12日凌晨，蒋孝镇等人架人梯把老蒋扶上“五间厅”的后墙，据黄仁霖说，这道墙只有“10尺”高，因黄的回忆录原稿是用英文写的，不知道他这个“尺”是什么尺，反正不太高。
但墙外可不一样，是一条水沟，黑暗中看得不甚“亲切”，可能鞋也不给劲，结果老蒋往下一跳，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仰八脚子”（“蒋先生由副官帮助跳过墙去时，失足向后，跌了一跤”），把腰给摔坏了。
黄仁霖在新城大楼第一次看到老蒋时，认为“他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后来才知道“当他从墙上坠落下去的时候，他背脊上的第12根环节确是受伤了”。
老蒋摔这一下可是摔狠了。
蒋介石在奉化“风麓学堂”读书时，有个同学叫张昌雷，张的侄子张明镐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老蒋发迹以后，于1930年在奉化老家投资兴建“武岭学校”，就让张明镐当了首任校长。
据张明镐回忆：“蒋介石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抵达溪口，除中间去过杭州、上海外，三月间又有日本实业考察团儿玉谦次等来华访问，蒋去京接待并致欢迎词，大部分时间都在溪口治疾。蒋介石这次共住一百十天，是蒋登台后在溪口羁留日期最久的一次。”
“蒋初来时，身着钢丝马甲，起坐似有不便，满口牙肉浮肿，牙根疼痛。医师建议将全口牙齿尽行拔去，另装假牙两副，替换使用。但拔牙时每次只能拔两颗，静养几天后再拔两颗，如此间歇将全部牙齿拔去，费时就较久了。”
张明镐的回忆非常准确，蒋介石在溪口期间，的确去了杭州和上海。
去杭州是旅游——据蒋的侍卫张毓中回忆：“领袖在溪口休息疗养不久，看来已经有些厌倦了，虽然腰伤未愈，不宜多动，却不听夫人劝告，跑到庐山、杭州等处去游历了。领袖在游历中，时搭飞机，时坐汽车，时乘军舰，不胜舟车劳顿之苦，使腰伤长久不愈。”
宋美龄看他这么折腾，很生气，劝他又不听，一气之下走了，回了上海。
宋一走，蒋马上就“老实”了，张毓中说：“果然领袖情不自禁的乘坐中山舰，离首都、游镇江、焦山，然后就转航吴淞江口，碇泊江中，命侍卫宫蒋恒祥前去上海，恭迎夫人来舰上团叙。夫人似有余怒，不肯前来，领袖只好亲自前去迎接。这显然是夫人的一出苦肉计，领袖一旦来了上海，只好留在上海，住进中山医院，接受检查治疗。住院的准备和手续，在极秘密的情况下，顺利进行。”
张毓中说：“医院方面特别安排病房在三楼的最后面，占用四个房间，房问远离其它病房，环境单纯不复杂，既安静又易于保密，十分便于警卫。领袖的病房，为一整洁高雅的套房，紧靠着的一问是侍卫官的卧室和休息室，对面的两问充作临时会客室。为了保密，病房中仅派了四位侍卫官，担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因病房情况特殊，侍卫长特别遴选不打鼾、不作恶梦、精干机警、相貌端正、年轻知礼的侍卫官，我幸运的被选为其中之一，负起这既特殊、又光荣的使命。”
因担心走动时鞋子出声，扰了蒋介石休息，张毓中特地去上海有名的“小花园”鞋店，买了一双新布鞋。结果在执勤的时候被戴笠看到，他马上对张说：“这双鞋口太浅，又是三角形的，不是正派人穿的，给先生、夫人看到，一定会不高兴，赶快去换掉，真是小孩子，不懂事!”
老蒋在上海治了一个星期，还是没太治好，腰直不起来，“于是医生就照领袖体型，特制钢架一个，绑在腰际和胸部，外面穿上衣服，无论领袖站立或走动，都看不出内藏玄机。医生另外再设计一个活动的小书桌，可巧妙的放在腹部之上，作为领袖躺在床上或卧榻上看书写字之用，以便领袖一面办公，一面疗伤。”
回到南京，陈果夫给蒋介石介绍了一位张大夫，据说这是一位“气功大师”，给老蒋“发功”，每天上下午各一次。
据张毓中回忆：“张医师年约六十余岁，人粗壮，留长须，瘸左脚，和我心目中的‘仙风道骨’大不相同。在做气功治疗时，领袖随意的穿著短袄，轻松的坐在没有靠背与扶手的凳子上，张医师脚蹬弓步，两手手掌微微张开，夹在领袖胸背部，隔着短袄，不急不徐的上下推按，偶尔可听到他手掌接触短袄的沙沙之声。最初推拿为半小时，以后与时俱进，一周后，已达一小时之久。治疗时，我侍卫人员站立两旁，目不转睛的注意着这位神秘医生，见他推拿不久就开始额角微微出汗，再慢慢冒出汗珠子，最后满头大汗，可见他体力之损耗。在张医师推拿期间，领袖闭目养神，神色自若，一无倦怠之情，似乎气功确实有效。以后张医师随领袖到南京、牯岭等处，每日上午为领袖推拿一次，治疗了一个月，从未一日间断。”
除了气功，还专门请了一个护士，为老蒋做电疗，张毓中说：“在中西合壁、双管齐下的治疗后，领袖康复得很快，到底是电疗，还是气功比较有疗效，就不得而知了。”

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没有完全治好，从西安事变之后，老蒋终生受腰疾困扰。

忘于江湖

除了休假、出殡、养伤，老蒋到奉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1937年1月4日，老蒋给国民政府呈了一个文，要求“特赦张学良”,其中称：
“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澈悟，倘复加之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因此，老蒋建议“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瞻后效。”
同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严加管束”的地点，老蒋选在了自己的老家奉化溪口，让张学良来“读书悔过”，一方面，这地方与世隔绝，可确保安全；一方面，西北方面已经有鼓噪起来的迹象，需要随时令张学良配合做安抚工作，把张放在身边，“耳提面命”，比较方便。
张学良转到溪口，“临时看守”黄仁霖自然不可能跟着走，这个事情，当仁不让地应该由特务处来承担。
“勤王“归来的戴笠，此时正红得发紫，心情舒畅得不得了。回到南京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找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特务股股长黎铁汉，一通暴吹。
按说，黎铁汉和他的手下是应该陪着蒋介石去西安的，事实上，黎铁汉也确实给老蒋呈了文，要求随侍西安之行。
为什么没去成——这事要问蒋孝先。
1935年，蒋孝先的宪兵3团被日本人挤出北平，改驻重庆，蒋孝先则留在南京，任侍从室第一处第三组组长。这下可好了，原来直属侍卫长的侍卫各组，均降一格改为“股”级单位，这样一来。原本直属于侍从室的黎铁汉，等于凭空多出来一个上级蒋孝先！
蒋孝先亦是眼高于顶的人物，背着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又是蒋介石的亲戚，寻常没人招惹他，搞得骄狂无比，眼睛里没谁。用张毓中的话说：“他的出身与背景更非一般人之所能及，在当时被公认为日后必会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的重要人物。
这样一个人，戴笠派来这几个小特务，怎么能入他的“法眼”！
张毓中说：“当蒋组长接事之初，因为种种政治渊源，我们已有寒冬即将来临的不祥预感。不过我们仍天真地认为，以蒋组长的才智与气度，应当不会有门户之见。谁知就在极短期间之内，蒋组长所流露出来的冷漠与轻视，比以前的宣侍卫长更加令人难堪。他视我们如一般宪警，甚至要我们担任岗哨工作，他对我们特务股的轻视，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按：“宣侍卫长”指宣铁吾。其实宣原本对黎铁汉等人很器重的，是特务处自己把事办“拧”了，结果与宣铁吾关系搞得很僵，这件事以后再说。
1936年9月，老蒋飞广州处理“两广事变“的善后事宜，9月24日回到南昌，从此一直到西安出事，特务股与蒋介石之间，就被蒋孝先隔离开来，始终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黎铁汉曾往西安发电，“请示特务股人员行止”，蒋孝先连理都不理。张毓中说：“被打入冷宫的的感受，真有说不出的凄凉。”
据张毓中回忆，蒋回到南京之后，马上追查特务股为什么没去西安，黎铁汉把自己给蒋孝先的密电底稿给他看，老蒋看后“默然不语”。
是啊，蒋孝先命都没了，还能说什么呢。
同时，张毓中很自信地认为，如果特务股随从蒋介石去西安，“情况必大不相同”，他说：“我们特务股的工作大致分成经常与临时两种。领袖巡视各地时采取的是临时警卫，也就是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作资料搜集，配合领袖的节目和行动拟定警卫计划，并和军统局、宪兵等单位密切配合，周密地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
张毓中说：“东北军分子复杂，军心不稳，被中共渗透的情报，早已不是秘密。照理说领袖去西安，理应提高警觉，加强警卫部署，采取严密防范措施才对。而西安之行，不但特务股被排挤留在南京，侍从人员也毫无警觉之心，对叛逆部队的调动、实施戒严、包围华清池等的一连串行动，居然一无所知。……以这次西安事变来说，叛军深夜戒严部署等行动，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然侍卫人员居然毫无警觉戒备。”
张毓中认为：“这并不是说特务股去了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但我们自信，至少会发现一些叛军的行动迹象。”

同时，张毓中也说：“不过，退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去了西安，我们也可能早已为国捐躯，一去不返了。”

因此，戴笠一回来，就找到黎铁汉，研究进一步加强安全工作的措施，同时顺便炫耀一下自己“舍身救主”的光荣业绩。

黎铁汉与张毓中的关系很好，曾对他讲了与戴笠谈话的情况。当时，戴笠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了西安事变后，内心的悲痛简直无法形容，当时只想已死以报知遇之恩，但冷静一想，事变真相未明，领袖生死未卜，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而且死要死得轰轰烈烈，要有交代，更要紧的就是先要知道领袖是否受到伤害。”

“对去西安，我早有应变的计划和措施，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嘱咐（郑）介民、（毛）人凤兄等作后事准备。想到此行任务之艰巨，临行之前，免不了生离死别，凄苦悲痛，泪流满襟。”

“我自信长于分析，有应变能力，只要我能随夫人同机到西安机场，再同车到西安见到了张副总司令，我相信就有死里逃生的机会。我和夫人同机同车抵达西安，由于保密的成功，以及夫人的爱护，在对方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终于成功的会见了张副总司令。”

“我和张副总司令有深厚的友谊，当他看到我出现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迟疑了片刻他对我说：‘你不该来的，我没有把握保障你的安全。……’”

“我严肃沉痛的回答：‘我是来求死的，只要知道领袖平安，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但是我要死，也一定要死在你副总司令的面前……’”

“最后当我见到领袖时，蒙领袖关爱慰勉，感慨的说：‘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很明显的，领袖足诧，在众多学生中，只有我冒险赴难，我听了悲喜交加，激动得泣下成声。”

戴笠这一番话，前面讲的，基本合情合理，最起码靠谱。到最后引述老蒋这一句，即“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恐怕就说不清了，反正谁也不可能找老蒋去核实。

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安事变，使老蒋对戴笠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这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