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把处理西北军残部的任务交给了张学良。这就好办了，萧振灜是东北人，与张学良能说得上话。

萧先是给宋哲元发了个电报，告诉他自己要去看他，随即到奉天找到了张，与其探讨“合作”的可能性。张学良说，“恐中央不满其收留西北军”。话里话外，张本人并不反对“合作”——也是啊，谁不愿意手下多点部队啊！只不过此时张学良也是刚刚开始与老蒋“合作”，对他这位“义兄”不甚了解，所以比较谨慎。

听了这话，萧振灜心里就有底了，我们且看他下面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像不像战国的那些策士。

萧赶到太原，在山西大酒店见到了潦倒不堪的宋哲元。

此时的宋哲元，斗志全无，精神已接近崩溃，他握住萧振灜的手，一边哭一边说：“只待汝，唔后即回天津（宋的母亲常住天津），兵溃散仅余千人，已嘱交与刘汝明。”

言下之意，打算归隐林泉，从此不问世事了。

萧一听那哪儿行啊！随即给宋的参谋长张维藩打电报，告诉他：部队先不要交，等着我萧振灜，过几天去找你面谈。

接着，萧又鼓励宋哲元：“吾等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邪?今应思昨日之非，定明日之计”

宋说：“我等错误跟随冯，到如是地步，队伍已溃散，起义已晚，奈何？”

萧随即责以“大义”：“可邀集能合作的将领共建部队，起义无早晚，今日起义是吾等认识了冯的军阀本质，而投向中央是为了走革命救国的道路，中央必然欢迎。”

宋方寸已乱，毫无主张，只是一迭连声地问：“何人能来，如何进行？”

萧振灜告诉他：“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等可邀，同生共死，我去中央说明起义之诚，争取收编。”

宋一听居然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于是提醒萧振灜，“刘汝明恐不肯起义，以后邀他来。”其他的，“里外安排，我由你决定。”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际遇，跟性格、跟许多先天的东西是有关的。比如乾隆，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当皇帝的。萧振灜也是，好像天生就是为了当“大哥”而生的。

萧振灜这个人，会说话、会来事儿、有见识、有担当，兼以足智多谋、世事通达，乱世中生存的本事他几乎全都具备，许多人都很佩服他。所以，萧虽然到西北军时间不长，却很吃得开。加上他年岁比较大，西北军的封建色彩浓厚，特别喜欢搞“拜把子”那一套，大家都叫他一声“萧大哥”，格外尊重。正是因为萧有这样的人脉，所以他敢在宋哲元面前夸下海口。

首先要做工作的，就是后来成了抗日英雄的张自忠。

张自忠部驻在曲沃，此时还有5000人，是退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中势力最大的一股，他的态度举足轻重，张自忠如果不同意拥宋，其他的全是“白扯”。

果不其然，张自忠对拥宋有异议。不过也可以理解，你那儿1000人，我这儿5000人，凭什么服你当首领啊！但他也想听听萧振灜的意见，“以定未来”。

萧开始摆“大哥”的谱：“都是患难兄弟，弟等既听余，余拥宋，皆为兄弟之义，汝与仰之（冯治安）分率部队，赵登禹等依次，刘汝明若能来，另作安排。”

萧振灜这番话，听上去很简单，实际上意思很丰富。

首先，暗示张自忠——如果能争取到一个军的编制，那么张自忠和宋哲元的亲信冯治安则可以各自锁定一个师长的位置，你的部队，依旧是你自己带，别人不会插手。

其次，赵登禹、何基沣等等，只能委屈当旅长。

第三，关于刘汝明。刘汝明是冯的“十三太保”之一，论在西北军中原有的地位，几可与宋哲元相捋，比张、冯等人要高出一个档次，双方不是一路人。

所以，萧明确告诉张自忠，刘汝明即使来了，也是“另作安排”，不会影响张的位置。

另外，宋所说的“刘汝明恐不肯起义，以后邀他来”，也是顾虑到刘原来在西北军中的位置，担心他来了影响张自忠等人的积极性。所以，宋哲元的脑子，其实也是很清楚的。

萧振灜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当师长、继续掌握自己的部队，对于此时的张自忠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于是张说：“只要大哥领导来做，我必服从到底。”

离开张自忠部，萧振灜到运城找到了张维藩，张本是宋哲元的参谋长，宋打剩下那1000多人，此时就是他在带着，对于拥戴宋哲元，张自然是举双手赞成。

下一个是赵登禹了，萧振灜准备让他当旅长。赵手下也有一部分部队，而且他原来是25师师长，当旅长等于是降了一格。所以要听听他的意见。

赵登禹也是一个血性男儿，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儿，一听萧的来意，慨然应允：“干不干由大哥决定，能报国，作团长营长都行。”

班子基本上搭起来了，萧振灜把这些人统统召集到运城张维藩处，有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等等。会上，萧振灜告诉大家，他准备拉起一个军的编制，组织“起义”，推宋哲元为军长、张、冯为两个师长、张维藩仍为参谋长，其他人都当旅长。

班子是搭起来了，但目前的一切还都是萧振灜在“自说自话”，不作数的，需要得到南京的认可。于是，萧振灜回到山西，向宋哲元汇报了一切，就准备启程奔南京。

当时这俩人真是穷啊，穷得叮当响，没钱，连去南京的路费都没有。好在山西的钱庄、票号多得很，最后，萧振灜从太原“聚义银号”借了两千块钱，作为川资，就只身去了南京。

接下来，且看萧振灜如何用这两千块钱，去“套”那一个军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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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振灜来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

他首先要见的，是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中极为少见的西北人，原籍陕西泾阳，1879年生于陕西三原。

于是前清举人，后来到上海震旦学院读书，在此期间与邵力子等人共同创办了复旦公学（后改名复旦大学）。1906年，于右任赴日本考察，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为交通部次长。1924年，于右任出席了国民党“一大”。会后，根据大会的决定，他推荐了许多“优秀青年”到广州报考黄埔。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董钊、郭景唐、周凤岐、杜聿昌、阎奎耀、关麟征、张耀明、杜聿明、杜聿鑫、萧洒等等。军统的马志超，也是由于右任推荐的。军校一期之所以会有那么多西北人，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周凤岐、杜聿昌、关麟征、张耀明、杜聿明、马志超等人加入国民党，也是于右任介绍的。

在历史上，于右任与西北军曾有相当的渊源，想当初，受李大钊委托，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参加北伐的就是于右任。冯“五原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时，代表国民党、国民政府监誓、授旗的也是于右任，并任国民军联军副总司令。

在1930年11月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于右任刚刚当选为监察院院长。正因为于是西北军在“中央”少数能说得上话的人之一，因此萧振灜首先就要托他办事。

于右任很痛快，答应帮忙。

接下来，就是“挂号谒蒋”了。“挂号”这个说法是萧振灜遗著中的原话，极为传神，而且特别像现代的表述方式，大家要知道他这本《华北纪实》可是1944年写的。

老蒋的“号”当然不好挂——此时，正是老蒋志得意满的时候，正因为准备当“总统”，跟胡汉民闹得不可开交。因此这个“号”一挂居然挂了将近一个月。

好不容易见到了蒋，说明“宋及余等救国救民之志，故乃重组部队起义”等等。

其实，萧的这套说辞当中，存在一个重大漏洞——你们早干什么去了！队伍都给打得稀里哗啦了，想起“起义”来了，不嫌晚了点么？

而且蒋介石似乎挺了解萧振灜，因为据萧回忆，当时蒋特地提到“我曾去苏联以及释放数千被捕青年之历史。”对此，萧“答以实际”。

不承认也不行啊。

幸好，老蒋似乎并没有“翻旧账”的意思，他说：“于院长特推荐汝为西北军中之革命同志，希望今后共同为国效力。”

原来是于右任起了作用，看来“朝中有人”确实好办事。

接着，老蒋让萧振灜去找何应钦，商量具体的事情。

何应钦是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这个角色很厉害，大凡“陆海军建设改进、人马之维持补充、交通通讯之整备，及全国总动员之筹划”、“陆海军军需、粮秣、被服、装具、营缮及其他军需品之筹办、分配”、“军械弹药之筹办分配、场厂仓库之建设管理”等等，统归军政部管理。

据郭汝瑰回忆：“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这与何应钦在国民党军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是相称的。

所以，具体办事的何应钦比蒋介石的“谱”还大，他对萧振灜说，因为“原有二十七路军编制，业行取消”，因此“容侯安排”。

这个所谓“容侯安排”，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说，就是当别人托你办事，而你又不想办或者觉得不太好办，但又不愿直接拒绝的时候，你会说：嗯，好吧，再说吧，看机会吧。

比如，你找单位领导，谈到你个人的一些事情，比如调动啦、薪酬啦，等等，听到的，经常是这么一句话。

对，何应钦也是这么一句话，就把萧振灜给打发了。

看起来，何应钦对萧振灜所讲的“起义”的故事不太感冒，这事情还真难办了。何应钦是实权人物，老蒋同意了，何拖着不办，萧振灜是一点辙也没有。

困守愁城，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何应钦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显然是根本就没打算办这件事。

想到远在太原眼巴巴等待消息的宋哲元，还有在寒风中缺吃少穿的士兵，萧振灜急得不行，还得找老蒋！

可找老蒋说什么呢，总不成告何应钦的状吧，说“你批了的事，何部长拖着不办，你看这事怎么整？”

这天，萧振灜在中央饭店看报纸，忽然，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

萧振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了，找老蒋进言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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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蒋介石的“号”着实难挂，再等一个月，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临走借那两千块钱也所剩无多。不行，还得托人。

萧振灜通过第二集团军（即西北军未打散前的番号）的政治部副主任凌勉之，把老蒋的秘书高凌百约了出来，请他吃饭。

席间，萧振灜直截了当提出来，有事情想面见“蒋总司令”，请高帮忙。

高说，总司令很忙啊。

萧说，这件事关系到北方的局势，否则我不会随便求见总司令的。

别说，这个高凌百还真是信人，当晚，萧振灜就接到通知，让他次日一早六点到老蒋官邸等候“晋见”。

兹事体大，为了想好第二天见了老蒋怎么能够把话说得更得体，一向能说会道的萧振灜居然一宿未眠。

早上5点，萧振灜整肃衣冠前往蒋官邸，行政院长谭延闿已经率“文武百官”，肃立等候老蒋训话。

少顷，蒋着军服下楼，见到萧振灜，问：“萧代表有事？”

萧说：“现在是五时二十五分，可否三分钟谈话？”

蒋很客气，说“不忙，请坐下。”

萧说：“昨见报载奉天宪兵至太原，将接收兵工厂事，总司令见否？”

蒋说：“是的。”

就此，萧开始谈古论今，这一大段话，颇值得全文引用，学学人家萧振灜是怎么说话的：

“民国以来中国循环内战不息，阎锡山之所以能为北方患者，非其才能有过人之处，特太原地势使然，太原北有雁门之险，东有太行娘子关之固。乃军事枢纽，东控冀鲁，北接察绥，有太原，则陕甘宁青各要害，尽易于掌握。自古辽金以未得上党，而不能保有天下，元占上党，始克入主中夏，赵宋集全国之力，三下河东，俱不能胜，卒以诱计降杨业，北汉始行瓦解，故得太原者得天下。今张学良据东北，人才大聚，如得太原而得地利，则革命将增艰难矣。”

估计头天这一晚上，萧振灜肯定是看了一夜《三国志》，要不说的话怎么那么像《隆中对》呢，只不过是把荆州换成了太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这一番话，显然是打动了蒋介石，跟着就问：“然则如何？”——那你说怎么办呢？

萧振灜要的就是他这一问：“使晋中八将拒张以迎中央，晋主席一时不予更换，温寿泉在上海，可使归晋策动。”

第一句话好理解，“使晋中八将拒张以迎中央”，是向蒋建议由宋哲元为首整理西北军残部，这也是萧振灜见蒋的主要目的。

后面几句话多少有点费解，需要解释一下，又得往前翻一下历史。

“中原大战”之后，事败的阎锡山、冯玉祥于11月4日同时通电下野。冯玉祥下野之后去了山东，到泰山隐居去了。阎锡山却赖着不走，他当然不想离开经营了半辈子的山西。但老蒋不干，明告诉阎锡山，必须出洋，否则就要派飞机轰炸太原。阎锡山无奈，只好于11月29日潜往天津，12月22日赴大连隐居。

行前，阎锡山将所有的班底都交给了他的老伙计徐永昌，因此，阎虽然“下野”，却躲在大连，通过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暗中操纵一切。

正因为山西依然掌握在阎锡山的手中，所以，萧振灜给蒋介石出主意：从目前的情况看，山西省政府主席一时半会儿换不了，不听指挥，可以派温寿泉“归晋策动”。

温寿泉是山西洪洞人，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在山西军政界很有影响力。因此，萧振灜建议蒋介石派他回到山西，暗中策动山西反对张学良入晋。

对萧的建议，蒋介石显然很感兴趣，马上传令谭延闿让大家散了，今天不训话了，并让夫人宋美龄下楼，一同请萧共进早餐，并“详询一切”，“半日方毕”。

谈话过后，老蒋让萧去找孔祥熙——何应钦不办事，索性不找他了，改找孔祥熙了，找孔干什么呢，要钱——萧振灜不是没钱了么。

见了孔祥熙，说明一切，孔还真是大方，一下批给萧振灜两万块钱。

接着，蒋介石又发表萧振灜为军委会中将参议——萧的原职就是第二集团军参议，不过此参议不同于彼参议，那个是杂牌军的，这个可是“中央”任命的。

此时，山西方面的消息也到了，在温寿泉的策动下，山西各界群起反对东北军入晋，张学良只得作罢。

不久后，蒋正式批准，由宋哲元集合西北军残部，给他一个军的编制，在山西运城整训，并令萧去向张学良“请派令”。

萧的神机妙算，全部成功。所以为什么说得看历史书呢，学点历史，不光可以“知兴替”，还有助于“办实事”。

不过，老蒋的批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萧振灜还要去对付被他暗中下了绊子的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因此，萧振灜的“建军”计划，可以绕过何应钦，但绕不过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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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已经是稀里哗啦了，大家都面对一个改换门庭的问题，谁也没有等着天上掉馅饼。

因此，惦记着投奔张学良的，不光是宋哲元，孙良诚也很热衷。

孙良诚，1893年生，天津静海（当时还属于河北省）人。

孙良诚是西北军的“十三太保”之一，1912年投入冯玉祥部，1927年北伐的时候已经是军长了，到1929年，已经当上了西北军的副总司令。论资格，不比宋哲元差什么。

替孙良诚奔走的，是郑道儒。

郑道儒，1897年生，天津市人。

郑道儒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吴国桢都是前后同学。据吴回忆，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中，周名列第5，抡元的就是郑道儒。抗战胜利以后，郑道儒曾任吉林省政府主席。

郑道儒也算是西北军的人，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郑道儒在其外交处做事。因此，孙良诚就托他这个天津小老弟来找张学良，希望以自己为首来“整理”西北军残部。

12月6日，张学良刚从南京回到天津，此次南京之行，张学良风光至极，不仅自己跟老蒋拜了把子，夫人于凤至与宋美龄结为干姐妹，还列席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并于11月17日的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演说，当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正式完成了从军阀到封疆大吏的转变。

此时的张少帅，位高权重，找他的人可多了，想挂他的号，跟挂老蒋的号，难度差不多。

萧振灜依然是他的老招数——托人。萧振灜办事，为什么一办一个准儿，因为他从来都是事先做好了铺垫再去，绝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贸然地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

萧振灜本就是东北出来的，熟悉颇多的高层人士，如刘哲、万福麟等等。在他们的帮助下，抢在郑道儒前面见到了张学良，帮宋哲元抢到了这个军长。

12月17日，宋哲元会同庞炳勋、傅作义一起从山西到天津拜谒了张学良。

12月24日，张学良宣布，晋军缩编为4个军（均为二二制的乙种军，每军2师、每师2旅、每旅2团），分别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任军长。西北军缩编为1个军，另1个师，宋哲元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军长，庞炳勋为步兵第1师师长。

前面说过，“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曾经把东北军整编过一次，整编之后，以“旅”为基本建制单位。1930年入关时，张带了10个旅约8万人，编为东北边防军第1军和第2军，分别由于学忠，王树常为军长。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于驻河北、王驻天津。

所以，这次给宋哲元的番号，是跟着入关的那一部分东北军起的。

东北边防军第3军下辖两个师， 按照萧振灜与大家的约定，第1师师长为冯治安，第2师师长就是张自忠。

此时，商震惦记上了散在山西的这些西北军残兵，因为冯玉祥下野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由商震统领西北军余部。于是，商震托人给萧振灜带话，责备他不应自行成军。

萧振灜听了这话，怒不可遏，此前一直以“策士”、“说客”、“纵横家”等一类面目出现的老萧，此时终于露出了军人本色：“何物商震，此乃余等各自纠合起义，与冯何与！我等，商亦敢来指挥耶！”

谁都怕横的，萧振灜一瞪眼，商震马上缩了回去，再不掺和这事了。

事情办成了，萧振灜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做了汇报，随即准备回山西召集部队。行前，蒋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困难。萧说，东北边防军第3军的经费，每月只有5万元，如果每个月能有30万元“特别费”，即可“逐月补充成军”。蒋听了随即下了一个手令，每月批给萧振灜30元，第一次先发两个月的。

萧振灜一句话，就带回60万元，在当时也是一笔很大的款子了，西北军的士兵，这是首次拿到全饷，有了钱，很快就把部队整合起来了。

次年6月，东北边防军改为“国军”番号，即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参谋长为张维藩,为宋哲元立下汗马的功劳萧振瀛仍然干他的老本行，军法处长。

宋哲元以次，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副军长，排在前面的，是刘汝明，手下没有部队，给了他一个副军长的虚衔。到1932年，将他的部队以暂编第2师的名义编入29军，这样，29军就扩大成了三个师。

排在后面的，就是秦德纯。

秦德纯比萧振灜到西北军的时间更晚，他是在北伐前后才因偶然的机缘到冯手下的，当23军军长。最初的一段时间，秦颇不得志，因他觉得自己跟冯素无渊源，带部队多有不便，于是连续6次请辞，冯都不批，最后让他跟冯治安对调，冯去23军，秦当14军军长，秦仍不干，于是冯调他做副总参谋长，这回他去了。

秦德纯对自己的估量是对的，他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但军人跟军人不同，秦德纯是一个极好的幕僚型的军人，站在主官背后出谋划策，时隐时现，当个“智囊”、“军师”，他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但并不太适合带兵打仗。

据秦回忆，有一次，冯玉祥与秦闲谈，请他对西北军和冯本人“尽量批评”，态度很诚恳，于是秦说：

“我到这里时间很短，部队没有详细看过，不十分清楚。但我在总司令部看到各处负责人员，一切都奉命唯谨，对于重要的决策从来不做主张，所有军政大计，统统由总司令个人决定。我认为这一切应该加以考虑。”

秦德纯劝诫冯玉祥：“用师者王，用友者霸，总司令要能延揽人才，集思广益，才有更好的效果。”

秦德纯不愧是秦德纯，就这几句话，正说在西北军的病根儿上。

冯玉祥听了，极为满意，他也是老军头了，对自己部队的毛病，岂能不知。于是站起来，与秦握手，然后极为郑重地说：“绍文先生，此后总部分两方面办事，一方面是决策部门，由各处首长分别负责；一方面是执行部门，由各处办事人员根据原则自行处理。务必请你站在指导的地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从冯的这番话来看，他还真是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不过西北军的用人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岂是一个秦德纯所能解决的。冯最后的事败，也肇因于此。

“中原大战”之后，秦德纯在北平闲居，秦的长处，宋哲元是了解的，于是请他当自己的参谋长，整理部队。到了山西以后，秦德纯说“经年苦战，心力交粹，不想再担任作战的任务”，于是改任总参议，后改任副军长，专事宋哲元的对外交往。

就这样，走投无路的宋哲元，在萧振灜的一番折冲樽俎之下，居然一跃当上“国军”的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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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入主平津的前奏，是控制察哈尔。

29军成军以后，最初驻山西阳泉，日子过得很滋润。人员也渐次来归，逐渐壮大，为吸取西北军败亡的教训，避免内讧，宋哲元跟萧振灜俩人商量，“以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维藩、秦德纯，及吾二人为核心，凡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这是一个领导集体的内部排名，不能公开的。大家注意看，这个排名很有讲究，并没有按照官阶大小，也没有完全看资历，挺有学问。

宋哲元排老大没什么说的，萧振灜既是宋的灵魂，又是大家的粘合剂，他拍第几都没有关系，影响力在那儿摆着呢。

接下来，是张自忠和冯治安。张、冯、还有张维藩三个人，号称“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张自忠、冯治安各占领29军的半壁江山，排名靠前很正常。

张、冯之下是刘汝明。刘是西北军元老，论资历仅次于宋哲元，比之张、冯等等，不是一个级别的，排第5已经够委屈的了，不能再往后排了。

赵登禹，29军成军以前，赵登禹的部队，是除了张自忠部以外最为完整的了，结果委屈他到冯治安手下当了旅长，所以得排在张维藩之前。

秦德纯，与西北军将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瓜葛，基本上属于宋哲元的私人朋友，帮宋哲元个人办事，不太参与军事意见，只能排在最后。

应该说，宋、萧的这一招很有创意，避免了西北军自己打成一锅粥的传统。用萧的话说，“在此组织下，大家群策群力，我军逐步成长壮大。”

正在“成长壮大”的时候，29军遇到了他们成军以后的第一次危机。

因为——阎锡山又杀回来了。

自1930年底，阎到大连“隐居”，半年多了，虽然暗中操纵一切，毕竟静极思动，于1931年8月悄悄潜回老家山西五台县河边村。

说是“悄悄”，以阎老西的身份，哪能保得住密，张学良马上就知道了，严令阎锡山，必须离开山西，否则不客气。

正在这个当口，“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张学良因丢失东三省闹得民怨沸腾，只得自请解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老蒋更忙，不仅被“九一八”事变搞得焦头烂额，还因为选总统与胡汉民决裂，想召开个“四全大会”都开不成，哪里还有心思跟阎锡山较劲。

不单不能较劲，老蒋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于是，在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上，蒋介石指出：

“我们自己若还不能团结一致，戮力对外，则党国的危亡就在目前。”

“我们这一次真正做到牺牲一切的自由权利，无论在选举上或是在讨论和决议上，一切都以党的团结为最大目标，无论怎么牺牲都可以。”

在蒋的主导下，先是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后又恢复了因国民党内部党争而被开除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1932年2月27日，阎锡山回到太原，就任太原绥靖主任，就此东山再起。

“阔别”一年多的功夫，阎锡山忽然发觉自己的眼睛里多个钉子，一向视山西为禁脔的阎老西，怎么能容忍自己的独立王国中出现一支“中央军”！

于是，阎派徐永昌到北平，鼓捣张学良，让他把29军调离山西。正好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缺少部队，于是命令29军赴江西。

电报是打给萧振灜的，萧当时在天津，他意识到事情不妙，马上回电：“电悉，我另有建议，请侯余到行辕面呈。”

当天，萧即动身返回阳泉，与宋哲元、秦德纯、门致中等人商议对策，宋哲元表示不能离开山西。他表明了态度，萧振灜就可以替他拿主意了：

“太原重要，山西现为我军根据，何能轻离。今汝（指宋哲元）赴平向张报告阎返晋后更换军官及召集人员在河边村办公等情况，并对调军剿匪表示服从；由门、秦二位分访万福麟、戢(音ji）参谋长（指戢翼翘，时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参谋长），说明阎归而予以坐大之害，请为转张。余再面张详陈利害，当可解决。”

所以为什么说萧才是29军的灵魂，第一是萧头脑清楚，遇事能拿出办法；第二是有担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全心全意为别人出谋划策的，因为他会考虑到很多其他的因素。

经过宋、秦、门轮番进言，张学良初步认可了29军的说法，于是张找到萧，问他“将如之何”。

萧早有准备：“我军可藉此调动之机，进驻榆次、阳泉，以扼太原咽喉，则阎之行动可予控制矣”

萧的意思是，不但不撤离山西，反而接着这次调动的机会，把部队拉到阎锡山的眼皮子底下，威胁阎的根本，令他再不敢轻举妄动。

经张批准，1932年3月，萧安排张自忠等军事主官假意按照阎锡山指定的路线开拔，萧还邀请了阎的代表黄胪初一块到平遥去观摩，意思是请他监督，29军真走了。

为了让29军尽快离境，阎锡山还安排沿途各地为29军预备了毛巾、香皂等日用品，慰劳士兵，对军官，则以盛宴款待。对此，萧振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意是“阎司令待我军之厚，今后至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等等，让黄去向阎报告。

第二天，29军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赵登禹部进驻榆次车站，炮口直指太原；张自忠进驻阳泉，冯治安、刘汝明进驻和顺，与阳泉形成犄角之势。

阎锡山做梦也没想到29军给他弄了这么一手，气急败坏地派人找萧振灜，说“山西地界，不准任意驻扎”，萧哈哈大笑：“山西亦中国土地，我军愿驻此，即可驻此也。”

随即，萧振灜面蒋，对他指出：“29军不仅能解决西北军残余之改编问题，淘汰军阀之残余，保存爱国之志士，更将能在华北起稳定之作用，请对此予以支持。”

蒋沉吟半响，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在不久之后的1932年8月17日，发表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灜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间接地对29军的作为表示了肯定。

察哈尔省是29军直接掌握的第一块地盘，从此不再仰人鼻息。用萧振灜的话说，“29军团体从此进入又一新阶段”。

控制察哈尔，是宋哲元称霸华北的第二部曲。

忘于江湖

29军初露锋芒，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开始酝酿进攻热河。

3月3日，一架日本飞机对热河首府承德进行了轰炸，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吓得心胆俱裂，当即携细软逃到滦平。

汤玉麟，1871年生，辽宁阜新人。

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曾救过张的命也曾背叛过张。汤酷爱老虎，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枪杀东北军参谋长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督军常荫槐，“老虎厅”中摆着的两只老虎标本，就是汤玉麟献给张作霖的。

汤玉麟颇爱财，聚敛了不少财富，在天津购置了大批房产，有的保留至今。3月1日，日军已经迫近，汤还从承德运送鸦片入古北口贩卖。

3月4日，128名日军开进承德，标志着热河陷落。

热河是华北各省最早陷落的，受日军荼毒最深。承德的避暑山庄，老建筑也被烧了，古树也被砍了，铜器都抢去熔化做了武器，连外八庙筒瓦上的包金也给刮走，都是拜日军所赐。

说起来，汤玉麟还是张学良的叔辈，他这一弃守，可把张学良害苦了。

3月7日，国民党监察院弹劾张学良、汤玉麟，并建议军法惩办。

次日，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汤玉麟。

3月12日，国民政府批准张学良辞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由何应钦代理。同日，张学良由北平飞抵上海，随即出洋。

整整一年之后，张学良又回来了，但他没有再回北平，而是去了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张学良不会想到，此生他永无再回北平的机会。

热河是华北的屏障，热河一失，门户大开，从此华北再无宁日。

此前，29军已经奉命将一部分部队从山西调到平东蓟县、通县一带，承德陷落以后，29军奉命移驻喜峰口。

由于汤玉麟不战而退，热河失陷实在太快，当29军以每日120里的速度急行军赶到喜峰口的时候，这个长城著名隘口已经被日军攻陷。

3月9日，29军开始强攻喜峰口，由于日军占领了高地，昔日的长城反而成了日军的工事，我军从下往上仰攻，等于是以血肉之躯往日军的炮火上送。

此前，萧振灜去南京向老蒋汇报29军的部署情况，奉蒋之命，陪同邵元冲等人到前线“劳军”。据他回忆当时战斗之惨烈：“一连士兵，生还者不过二、三人，连而继之以营、营而继之以团，牺牲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下了死命令：“纵全军牺牲，必得高地。”

张自忠、冯治安等人见到“萧大哥”，诉说将士前赴后继的悲壮情形，都哭了。

萧振灜鼓励他们说：“今日吾人全军战死，亦无负国民倚畀矣。”他与在火线上的37师119旅旅长赵登禹通话：“闻你腿部受伤？”

赵说：“很好，没有关系。”

萧说：“希望都死于前线，为国尽忠。”

赵说：“好！”

当夜，赵登禹从火线赶回，建议间道奇袭，并提出由他本人承担这个任务。据萧回忆，当时大家看他已负伤，都不同意，“赵以佩刀柱地蹶然而起，疼剧至全身为之战栗，毫毋顾、强行，奋然曰：吾必破贼，勿复我留！”

后面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3月14日，赵登禹等夜袭潘家口日军阵地，“挥刀冲击，杀声震陵谷，敌气为夺；将士奋力格斗，只见风影电击，敌颈血四溅，死亡枕籍；未及膏于我军锋锷者奔散逃脱。”至3月14日，29军夺回喜峰口高地。

喜峰口战败之后，日军转而进攻罗文裕。镇守罗文裕的，是29军暂编第3师刘汝明部，从3月17日至3月20日，双方激战三天三夜，日军终于退去。

以喜峰口、罗文裕胜利为主的一系列战斗，在历史上，统称为“长城抗战”。

经此一战，29军名扬四海，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以来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赵登禹积功升为132师师长，晋升陆军中将。刘汝明部则改为143师，刘仍为师长。

此后，29军又收编了一部分东北义勇军，改编为骑兵第9师，师长，原拟由萧振灜兼任，因萧担负着与“中央”联系的任务，经常外出，最后改由郑大章担任，就是那个在“中原大战”中差一点劫了蒋介石专列的郑大章。

到此，29军已经发展为5个师，成为一支谁也不敢小觑的劲旅。

至于“逃跑将军”汤玉麟，在走投无路之下，一度投靠了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3年10月，宋哲元将汤的残部收编，给了他一个29军总参议的闲职。1934年1月，国民政府取消了对汤的通缉令，后汤回天津做了寓公，于1937年5月抗战爆发前病死。

汤玉麟的手下还出了个著名的汉奸，我们以后要讲到，那就是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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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的胜利没有改变长城抗战的最终结局，4月11日，晋军商震所部镇守的冷口失守，导致一点突破，满盘皆输，长城防线瞬间土崩瓦解，4月27日，日军进入河北。

此前，日军已经收买了大批汉奸、地痞、失意政客，在平津地区从事分化活动，甚至打算行刺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负责人何应钦，颠覆政权，一时间，平津各地妖雾笼罩，谍影憧憧。

为确保华北稳定，惩办汉奸，杀一儆百，特务处王天木、陈恭澍、白世维等人奉命于1933年5月7日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了张敬尧，另一个过气军阀孙传芳闻风而逃。

热河失陷，日军进关，当务之急是阻止日军继续南下。

在接替张学良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主持下，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简称《塘沽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不复杂，实质内容一共只有4条：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由于《塘沽停战协定》的初稿是日本人拟定的，而且在谈判中，日方代表、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明确告诉中方代表、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对这个协议不能更动一字，要签就签，不签就算了，因此这个协议的口气，完全是以日方为主体表述的。

为了省去大家查阅历史地图的时间，用通俗的话来说，《塘沽停战协定》造成的后果有二：第一，热河主权丢失；第二，绥东、察北、冀东地区主权半丢失，日军势力侵入河北，千年的古都北平一夜之间变成了边疆。

既然这样说，那么，是不是这个《塘沽停战协定》就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呢？

由于主持了《塘沽停战协定》和其后的《何梅协定》的签署，何应钦被骂了几十年。其实，客观地说，这两个协定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还不完全一样。

首先，《塘沽停战协定》不得不签。不签，就要继续打，而打下去的后果不言自明。

其次，既然日军占据上风，那就不得不承认现实。城下之盟的滋味，从来就没有特别舒服的时候。

对于中国来讲，《塘沽停战协定》的关键，就在于“停战”二字。不管怎么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被延迟了，在当时，这是最重要的。

评论任何一件事，都都要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不能坐在书桌前空想，假如我去了一定如何如何。否则就容易说出一些非常动听、但于事无补的话来。

举个例子，比如历史上的大宋王朝，由于边患始终比较严重，因此这个朝代的文人非常有特色，很突出的一点，特别向往军旅生活。天天坐在家里幻想自己去带兵，每每喝得“酒酣胸胆尚开张”，然后就产生一些很不靠谱的想法，比如“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比如“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等等。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想得更多的，其实是带兵打仗有何等的“拉风”，“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词是写得真好！气势真是雄豪！

但很可惜，没有用，也就是想想而已。真正在边塞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没有，有得是。但人家留意的，绝不会是自己有多么威风！人家眼睛里看到的，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人家心里想的，是“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悲天悯人，这才是宰相情怀！

更典型的是晚清，每逢“海疆不靖”，准是一批不通世务的人在那里鼓吹打仗，鼓吹我“天朝大国”如何如何。谁说不能打，就是卖国贼，就要骂得狗血喷头。等打输了，还得让“卖国贼”去谈判、擦屁股。为什么，因为鼓吹打仗的那批人连擦屁股都不会，让他去谈，赔的银两只会更多。

所以说清谈误国，书生做事，往往很容易说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来，因为他根本不用负责任，又可以在史上博一个好名声，何乐不为。

《塘沽协定》的签署，暂时地止住了日军的南进，赢得了一些时间，但同时也拉开了日本人推进“华北特殊化”的序幕。从此以后，日军的要求越来越离奇，弄到后来，日本人对中国人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跟在自己家里似地，丝毫不带“见外”的。

最典型的，就是后面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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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17日，发生了一件 令后人看上去十分滑稽的事情——在不停地打打闹闹中，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当天由”公使级”升 格为”大使级”。

中国首任驻日大使为蒋作宾，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则是原驻华公使有吉明。

当时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兼华南支局长的记者松本重治记载了有吉明向国民政府递交国书的情景：

“上午十点钟，有吉大使从南京总领事馆出发，前往国民政府大礼堂。他的随行人员包括大使馆海军武官佐藤修 少将，掘内、有野、山田、松村、田中各书记官，以及须磨总领事，驻南京的雨宫、北浦陆海军武官助理等。他们穿着整齐的大礼服，经中山路到大礼堂附近，然后 穿过左右排列的仪仗队，到达礼堂门口。参军长吕超、典礼局长张希骞、外交部国际科长林桐实出来迎接。在《君之代》的乐声中，大使一行进入了大礼堂递交国书 后，林森主席致答谢辞，并祈祝天皇陛下健康。”

松本重治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出身，他是明治维新“九大元老”之一松方正义的孙子，从1932年到1938年常驻中国达6年之久。

松本重治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麽的智囊，也是他的私人驻华代表。日后，汪精卫派高宗武与日方试探媾和，就是通过松本的牵线，介绍 高认识了犬养健。松本重治还参与了将汪精卫从河内“营救”到上海。因此，松本重治这个人，本身就是个间谍。

松本重治认识内山完造，也认识鲁迅，还一起吃过饭。

中日两国关系的“转暖”，是有其背景的。

一方面，1931年以来，日本通过军事行动，先 是攫取了我东三省，后于1933年侵占热河，强行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接着，于1934年3月1日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

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调整。

1934年10月21日，日本召开“五相”会议，决定“调整日华关系”，“实 现日、满、华三国互助合作”，目的是使中国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演讲，称要与中国“亲 善”。据此，日驻华使节于先后会见汪精卫、蒋介石。2月20日，汪精卫表示：“对任何友邦，我国均愿以平等互助之精神，缔结友好关系， 况乎同文同种之日本？”2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认为广田“有诚意”，表示要“制裁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从表面上看， 中日两国首脑间，频频相互示好，从而在1934年到1935年 中的一年半时间，似乎形成了中日关系相对缓和、战事相对平静的一种局面。

同样出于这个 原因，当我们把目光移到江西，我们可以发现，这也是蒋介石“剿共”发力最狠、也最有“成效”的一段时间。我中央苏区在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之下，不得不放 弃根据地开始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利用这个机会，得以从北方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

但是，在“平静”的背后，是日方的阴谋。

这个阴谋，就是“分离华北”。

与“五相”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1934年12月7日， 日本冈田内阁出台了一份所谓《对华政策》，提出了下一步侵略华北的主要策略，即：

“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至少使其党部事实上停止活动。”

“把华北政权下的官员更换为便于推行我方政策的人物，使华北地区官民造成在该地区不进行排日的先入为主 的观念和气氛”。

“使华北政权 的当权者无论更换何人，也不能无视该地区日满华特殊关系。”

上面这些从日 语翻译过来的表述，挺绕口，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扶植代言人，逐步把华北分离出去，造成“华北自治”、甚至“华北独立”的局面。

换句话说，不打仗，一样让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在日方这种政策的指导下，1935年的河北度过了一个多事之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多事 之“夏”。

先是5月初，天津的两个汉奸，在两天之内相继被人暗杀。

1935年5月2日晚，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遇刺身亡。

第二天凌晨，天津《振报》社长、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又白逾桓遇刺身亡。

《国权报》的背景是日本特务机关，白逾桓本身就是伪“满洲国”的记者，可想而知都是亲日分子，且俩人都是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内被刺杀的，摆明了就是要日本人的好看。

5月15日，又发生了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长城以南“非武装区”的事情。

孙永勤是河北 承德人，“九一八“事变后，于兴 隆县黄花川举行抗日武装暴动，建立民众军，后改为抗日救国军。1935年5月15日，为躲避日军 的进攻，孙永勤曾率抗日救国军逃到遵化，并试图与遵化县县长何孝怡接洽入城，被拒。5月24日，孙永勤牺牲，抗日救国军多数战死。

以上这几件事，在历史上合称“河北事件”。

发生了这样的事，以日军之刁蛮，没茬都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杀了他的人，怎么可能不生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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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河北事件”大做 文章的，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武官高桥坦。

酒井隆，1887年生，1924年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在 任期间曾策划了“济南惨案”，并杀害了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1934年8月，酒井隆调任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驻天津。

自5月11日到6月10日， 酒井隆和高桥坦先后5次与何应钦交涉“河北事件”。由于在名义上应该主持华北政务的北平政整会委员长黄郛经常离开北平，何只好独自苦撑危局。在谈判中，日方不断加码，所提之要求越来越令人匪夷所思， 到最后居然提出要求“蒋介石离职”，直把中国当成了日本的属国，其倚强凌弱之势令人发指！

多少年以后，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何应钦仍余恨未消，他说：“虽在疑谤丛生的情况下，始终忍辱负重”，又说：“为中日和解计，不意受此侮辱，终生难忘”，其所受刺激之深，可见一斑。

5月11日，高桥坦约见何应钦，指“蒋中正为两重外交，张学良仍操纵 河北省政，天津暗杀事件系中国有力团体所为，应彻底查明”等等。

5月20日，高桥坦照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提出：“遵化县县长确有 庇护孙永勤的事实，追问责任；孙永勤股匪受官方庇护，才向贵国领土逃遁，日军不得已，自动将所需兵力进入遵化一带，以期彻底消灭之”。

5月29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天津两 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之被暗杀，热河孙永勤之扰遵化，均与中国官厅有关，系排外举动，要求（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巿 长张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部，河北各级党部，否 则采取自卫行动。”

作为配合，次 日，天津日军即集结到天津河北省政府附近示威。5月31日，关东军又发表声明，对“河北事件”支持天津驻军主张，保留自卫权之发动。

萧振灜与于学 忠很熟悉，据他回忆，有一天忽然找不到于学忠了，一问说是到天津商量“辞职”的事情去了。当即给于打电话，于说日本人要他辞职。萧说：“日本人要辞职即辞 矣！官不做，人不能不做,高级官吏随敌人意旨任意更调,成 何传统!此辈汉奸只知有日本,今日纵至决裂,也不辞职,29军誓为后盾。”

跟着萧振灜就 去见何应钦，对他说：“于学忠今以日寇之要求而他调，继则必要求宋哲元离察哈尔，与我公之离平矣，今奸敌同谋，此等无视国家利害办法，我等一定拒命不 受。”

6月1日，根据日方要求，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驻北平宪兵 第3团团长蒋孝先撤职，“与中央有关之团体停止活动”。同时，河北省政府开始自天津迁往保定。

按：河北的省 府，在这100年中，恐怕是变化最频繁的了。

在前清，河北称直隶，设直隶总督，由于密弥京师，直隶总督的位置特别重要，号称“疆臣领袖”，直隶总督署设保定。到后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遂在天津设办事机构。　　

北洋时期，直隶省府驻天津。“二次北伐”成功以后，1928年6月，改直隶省为河北省,省府仍驻天津,10月迁北平。1930年10月,河北省府又迁回天津。

解放以后，河 北省府也多次搬迁，最后定在石家庄。

６月２日，酒井隆称：“国民党、蓝衣社、宪兵队均须逐出华北，最后蒋 中正必须离职。”，同日。蒋孝先 的宪兵第3团撤离北平。

6月3日，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离开天津赴保定。

６月４日，何应钦回覆酒井隆、高桥坦，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遵化县长援助匪贼（孙永勤）事，已命于学忠调查；（二）天津两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暗 杀事件，已严令缉凶犯；（三）蒋孝先、曾扩情已免职；（四）关于撤换于学忠及天津巿长张廷谔，已电请中央；（五）党部之撤退，非本人权限；（六）否认‘蓝 衣社’之存在。”

同日，行政院 决议：以王克敏代张廷谔为天津巿长。

6月5日，河北省遵化县县长何孝怡因“孙永勤事件”被免职。

6月6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被免职，改派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 令。

６月８日，何应钦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河北问题一切处置，已如日方之希望，且得蒋委员长、汪院长 之采纳。”

同日，何应钦 手谕：“严密取缔平津一带有害邦交之秘密结社及秘密团体。”

同日，北平军 分会政治训练处“停止办公”。

至此，日本在1934年底出台的《对华政策》中提出的“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至少使其党部事实上停止活动”，仅过了半年时间，已经“超额”实现。

这还不算完，6月9日，酒井隆、高桥坦 再次约见何应钦，给他送来一份华北住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的“觉书”（日文“备忘录”的意思），把此前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列在其中，让何签字。意思是你做 了还不行，还得给我一个书面的东西，省得以后反悔。

这份“觉书”不长，一共只有两大条：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 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 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 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何应钦阁下：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这份“觉书” 就是所谓《何梅协定》中“梅”的部分，至于“何”的部分，后面的事情稍微有点复杂。

何是老资格的政治家了，十分敏感，看了“觉书”，知道不能签这样的东西，一旦签了，于公于私都没有任何好处。于是何拒 绝签署，并称此事需要请示“中央”。

当天，何应钦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汪精卫告知此事。

6月11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拒绝签署“觉书”。

7月6日，何应钦经请示汪精卫、蒋介石批准，给高桥坦写了一封回 函：

迳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此函于7月8日发给高桥坦。

梅津美治郎的“觉书”与何应钦的这封回函，合在一起，就 是所谓的《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不言自明，这一点，连日 本人都不得不承认。用当事人高桥坦的话来说：“这个协定，使中国蒙受了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因外国的压力而自行撤退的奇耻大辱。战后酒井隆参谋长被判处死 刑，高桥武官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国对此协定之愤恨，由此可见。”

忘于江湖

按下葫芦起来瓢，“河北事件”还没有搞定，又出了“张北事件”。

张北县，位于张家口之北，故得名张北，民国时期隶属于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们平常所说的“坝上草原”，其中就包括“张北坝上”。

驻张北的是29军第132师赵登禹部。

所谓“张北事件”，其实先后发生过两件事。

第一次是1934年10月2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外务书记生池田克己等8人，由张家口前往多伦旅行，途经张北县。卫兵令其停车进行例行检查时，遭到川口等人拒绝，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放行。

10月29日，日方向29军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称中国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次日，日本武官高桥坦又向在北平的宋哲元提出了抗议。

为息事宁人，11月25日，宋哲元令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免去了“肇事士兵”的连长的职务。这还不算，12月1日，中国政府又许诺日本人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旅行”，不须检查携带物品。另，中国军队撤退至长城以西。

第二次是1935年5月31日，日本驻哈巴嘎旗特务机关长及其属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4人，乘车从多伦出发去张家口。6月5日下午4时许到张北北门，132师哨兵拦车检查，发现日方没有携带护照（察哈尔政府曾与日本领事馆商定，必须由领事馆致函省政府，才能批发护照），而且态度极为蛮横，准备抢关通过，卫兵遂将几个日本人带到132师军法处。

兹事体大，师长赵登禹做不了主，于是打电话给北平的宋哲元请示。

宋哲元和秦德纯都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委员，每周三都要到北平开会，当时的通讯不够发达，结果赵登禹没有及时联系上宋哲元，这样就耽误了一段处理的时间。

据秦德纯回忆，出事以后8个小时，宋哲元才得知此事。他们二人商量，觉得总这么扣着也不是个事，于是决定放了，但下不为例。

宋以为他的举措是开恩了，孰料日本人却不领他这个情。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当即以华北驻屯军的名义提出抗议，并与国民党中央进行“交涉”。

土肥原贤二，1883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毕业，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还有阎锡山都是同学。

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矶古廉介并称为日本陆军的三大“中国通”，土不但能操一口“京片子”，据说还会好几种方言，原因是他在中国时间太长了，1912年就被派到中国工作，因此还耽误了升迁，1927年才升为大佐。而那位与他同岁的中国同学阎锡山，早在1916年的时候，就是山西督军了。1928年，时任国民党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的阎锡山，统管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三省二市的时候，土肥原贤二还在给张作霖当顾问。

1928年6月4日，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一同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的死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张学良在短时间内稳住阵脚并旋即倒向南京，日军方高层极为震怒，将河本大作开除军籍，并将土肥原贤二撤职。

“九一八事变”以后，曾短时间出任“沈阳市长”的土肥原贤二献策，建议由前清废帝溥仪来担任即将成立的伪“满洲国”的首脑，得到允可。土肥原贤二亲自到天津张园会见溥仪，最终将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拉下了水。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将吉林长春改名为“新京”，并就任“执政”。同年4月，以策划伪“满洲国”成立有功，年近50岁的土肥原贤二终于晋升为少将。

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之后，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统管华北特务机关。

负责处理“张北事件”善后的，是何应钦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

按：热河失守以后，张学良辞职，原由张学良领衔的华北地区政务机构“北平政务委员会”被撤销。华北一切事务均由何应钦说了算，但是，何应钦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是一个军事机构，直接处理民政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亟待有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机构来掌管政务，借机把一直把持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手里的华北事务接管下来。因此，1933年5月3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统管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政务。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委员长的角色，更多地要和日本人打交道，因此蒋介石选定了他的义兄黄郛担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因为黄郛也是留日的，而且他并不是国民党党员，没有浓厚的“中央”色彩，较易为日方所接受。

5月17日，黄郛到北平就任，甫一到任，就与何应钦共同主持了《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随后，在“接收”滦东、平北等在热河抗战中形成的“交战地区”的过程中，黄考虑到这里已经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区”，遂设立了两个行政督察区，即“滦榆”区和“蓟密”区，“滦榆”区专员为陶尚铭、驻唐山；“蓟密”区专员为殷汝耕，驻密云。

对此，萧振灜曾评论为：“派殷汝耕为专员，实留置华北之祸根。”为此，萧还专门给老蒋写了封信，“说明黄郛如此措施，将贻国家以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