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1935年10月，蒋介石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
总司令部，以对付到达陕北的红军。戴笠的嗅觉很灵敏，马上着手成立特务处西北区，以统一指挥西北的谍报工作。


作为西北负责人派驻西安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就是曾经找陈恭澍谈话的那位。


张毅夫也是湖南醴陵人，跟史铭是同乡，但他的资历可就老得多了。张毅夫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毕业以后，投入醴陵前辈程潜手下，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司令部任职，


1927年，蒋介石在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不见容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后经双方妥协，
以蒋介石暂时“下野”的代价，换取了“宁汉合流”。在蒋“下野”的这段时间，据后来
成为“CC系”重要成员的萧铮回忆，他们曾成立了一个叫做“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
的团体，致力于蒋介石复职、并由陈果夫、陈立夫执掌党务。到1928年2月1日，蒋介石复出，
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该团体的目的完全达到。据认为，这个“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
就是“中央俱乐部”即“CC系”核心组织的由来。


当年，任“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总执行秘书，主持日常工作的，就是张毅夫。


后来，受同乡邓文仪的邀请，张毅夫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主任秘书，
成为邓文仪的副手。后调查科整体并入特务处，张毅夫继李果湛之后，任特务处书记长，
又成为了戴笠的幕僚长。


戴笠对张毅夫的特别重用，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同学，普遍
文化水平比较低，像陈恭澍这号的，能到高中毕业就不错了。张毅夫是大学毕业生，
当然值钱。第二，张毅夫做过党务工作，而且是国民党中央层次的党务，由他来搞
情报，可以想见，比戴笠原来的手下要高出多少个档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戴笠要在调查科转过来的这些特务们心目中，塑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以示
自己“一碗水端平”，对于后来者无畛域之分，所以，一下把张毅夫放在特务处
“第三把手”的位置上。


问题是，戴笠这么想，他原有特务处的那些手下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认为
张毅夫抢了自己的饭碗，你一个“外来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还知道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


偏巧张毅夫又是一个干工作非常负责任、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人。遇上这帮
特务天天儿给他下绊子、使阴招，见了面儿亲热无比，扭过脸去就是一脚，
照死了往里头“搁”张毅夫，弄得没几天就干不下去了。


正好西北区成立，张毅夫是党派工作专家，身份地位又相称，派去陕西再合适不过了。


1935年10月，张毅夫就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
省区的特务活动，其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


据张毅夫回忆，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即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
下设有两个股。第一股股长是丁敏之，主要做情报工作，包括“指挥各
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报，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
破坏决策的参考。”


丁敏之这个人，虽然是个搞情报的，却是个刽子手，杀害宣侠父的就


是此人，抗战期间曾任重庆看守所所长。



第二股则负责行动。如特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
侦捕、刑讯与暗杀等等，股长是李翰廷。


李翰廷，1904年生，湖南宁远人，军校六期。


李翰廷是戴笠在骑兵科的同学，而且是跟戴笠一块儿被开除出黄埔的三个
人之一，另一个是郑锡麟。但李参加特务处的工作比较晚，不像郑锡麟从
学校一出来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并成为“十人团”之一，所以李翰廷在特
务处内地位也不高，


李翰廷同时也是西北区所属的西安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长。


张毅夫确实有才干，西北区成立以后，组织发展得很快。据张回忆，除原有的陕西、
甘肃两个省站以外，他又连续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三个大站。另外还有
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和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组，将近20个特
务组织。另外还有“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
陵川等地专对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


通讯方面，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陕西汉中人、特务处老牌的技术特务李秀夫为
支台长，各地站、组的无线电分台，有30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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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夫临行前，戴笠特别叮嘱他：“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这里要说明一下，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在名义上统辖三部分兵力，一是他自己的东北军、二是杨虎城的第17路军，三是胡宗南的部队。但他上任之时，蒋曾明确告诉他，胡宗南的行止，由“中央”直接决定。因此，推而及之，在名义上归西北“剿总”的张毅夫，与胡宗南并没有任何统属关系。但特务处上下无不知道戴、胡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要在西北混，非得求得胡的支持不可。于是，甫一上任，张毅夫便去拜会胡宗南，把他的主要工作任务汇报给他，并很谦虚地请他“指点”。对此，胡宗南自然非常得意，他对张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戴笠
字雨农）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
冷静。”
此后，张一直与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凡西北区所获得的情报，都同时报胡宗南一份，如果是涉及到胡宗南部队的情况，干脆连特务处都不报，只告诉胡宗南，由他自己去处理。胡宗南也让自己的手下经常与张毅夫通气，有时还让张帮他查一些案子。尽管如此，张毅夫对胡宗南却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他后来回忆说：“胡对他的部下却故作神秘，非常矫饰，说起话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见到他，有时候在家，也故意不见，部下也就不敢去见，而我却可以随时去找他。西安东仓门1 号胡宗南住的地方，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汇报西北各方面情况，以至和向戴笠请示一样去向他请示。1936年1 月，张毅夫离职另有任用（张曾三次任西北区长，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此位置），接替他的，是江雄风。江雄凤，1903年生，浙江温岭人，军校三期毕业。
江雄风也曾是共产党员，而且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宣侠父，不仅如此，1924年，宣还携江雄风一同赴广州报考黄埔。结果，宣进入一期，江不知怎么到三期才进入黄埔，1926年毕业。江雄风的同学当中，就有后来特务处的同事邱开基、翁一揆、翁光辉、柯建安等人，其中，江雄风是政治科的，邱开基是学财会的（当时叫经理科），其他几个人都是步兵科的。

江雄风曾经是共产党员，水平自然不一般，没干多长时间，胡宗南看着他不错，跟戴笠商量，想把江雄风要走。戴笠和胡宗南的关系，到了那种“干部如衣服”的程度，彼此交换一下是常事。前面说了，马志超就是他的人，给了戴笠。另外，“浙警”的校长赵龙文，后来则到了胡的手下。还有梁干乔，抗战开始以后，不安于特务处的工作，一心想带兵，也投到了胡宗南的手下。

既然是这种关系，胡宗南要江雄风，戴笠自然没有异议，于是就答应了，西北区长换成了王天木。
前面说过，王天木因“箱尸案”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回，借着对日形势吃紧，戴笠把他给放出来，派到西北工作。

这还不算完，王天木西北区长的位子还没焐热乎呢，戴笠又换人了。1936年底，华北形势危殆，戴笠觉得王天木是留日的，又熟悉平、津情况，把王天木调回华北区当区长去了。西北区长，换上了跟张学良关系极其密切的原上海区长王新衡。

要说呢，戴笠想的是不错的，王天木去华北，王新衡来西北，都是用人所长，但问题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西北区长居然三易其人，不可避免地会对工作造成影响。

你想啊，张毅夫、江雄风、王天木、王新衡，固然都是一时之选，但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没有在西北工作的任何经历，三、四个月的时间，还不够熟悉情况的呢，连手下有几个特务都数不清楚，当什么区长！
况且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不可能马上见成效的，情况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在在都需要时间。西北区本就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工作基础可言，这时需要的是静下心来，一竿子插到底，这样频繁换马，当区长的怎么可能有精力去抓情报，不出事才怪！

这些都是情报工作最基本的原则，戴笠自然不可能不懂。但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他坚持要实行“干部”轮换制度。

在戴笠看来，他觉得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时间长了会产生许多弊端，比如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拉帮结派；比如长期从事过于熟悉的工作会产生惰性，没有创新精神等等。另外，外勤干部的轮换有助于了解全面的情况。

这些道理，说着都对，问题是具体到西北区，干部的轮换，似乎稍微勤了点，换来换去，把正事全给耽误了。

另外还有一点，最后换的这一次，王天木已经到北平上任去了，可是王新衡因故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到任，只好让江雄风暂代。

偏偏就在王天木走了，王新衡还没到的这个“掯节儿”上，“西安事变”发生了。

你说这事赖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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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作为警示，已经出了几次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几件事都发生在马志超身上。

马志超临走的时候，戴笠跟他说，你找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只要这两个人找对了，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当你的警察局长了。

督察长，马志超用的是岳烛远，事实证明岳很够格，最后马志超出事，跟岳烛远没有关系。

侦缉队长，马志超用的是许忠五。

许忠五，1903年生，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跟赵理君是同学。

据各种黄埔军校的史料记载，都写许忠五是湖南道县人，但军统所有老人的回忆录，都说许是湖北人，有可能跟马志超类似，原籍是某处，但在另一个地方长大。

许忠五是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早在戴笠“密查组”时期，他就跟着戴笠。换句话说，许忠五够“十人团”级别的，但他善始却没有善终。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密查组”是戴笠起家的根源，在这里有必要集中介绍一下。

所谓“密查组”，要从胡靖安说起。胡靖安这个人挺有意思，他本来是戴笠的上司，弄来弄去，反成了戴笠的下级。

胡靖安，1903年生，江西靖安县人，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

胡靖安幼时家中比较贫寒，没有念过什么书，后去了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也就是说，胡靖安与史铭是校友。

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之后，胡靖安进入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以后，胡靖安跟着蒋介石做副官，到1926年，军校六期入伍生队进入黄埔，23岁的胡靖安一跃而为六期入伍生队政治部主任，挂少将军衔！

此时，戴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了两次，才刚刚进入六期入伍生队，做一名学兵。

按，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早期，军制、官制都不甚严格，所以经常会看到某人年经轻轻就做将军。比如范汉杰，进黄埔之前就是粤军的少将，当时他才30岁。1925年，李之龙当上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授海军少将的时候，也才28岁。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令胡靖安和另一位军校二期毕业生蔡劲军各自找了些军校的学生，为蒋介石搜集情报，其主旨是“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这就是所谓“密查组”。胡靖安的这一组，主要有被军校六期开除的戴笠，还有五期的成希超、许忠五，六期的东方白，等等。

1927年4月，蒋介石“开府”南京，造成国民党分裂，后经双方妥协，蒋介石被迫于8月13日“下野”。

按：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他并没有闲着。其一，他去了一趟日本，以求得日方人士的支持。其二，1927年底，老蒋忙里偷闲，与宋美龄成了婚。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1929年1月，蒋蒋介石送胡靖安去德国留学，“密查组”留给了戴笠。戴以此为阶梯，一步步地走到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

据军统特务郭旭回忆，戴笠的表妹夫张冠夫曾对他讲过戴笠当年的窘迫。蒋介石下野之前，撤销了“密查组”，给每个人发了三个月“维持费”。当时戴笠等都住在胡靖安的家里，结果胡拿了这笔钱之后，并没有发给大家，只是给他们留下一些伙食费，然后自己带着家眷悄悄回了江西老家。

戴笠等人无钱度日，于是就抬着胡靖安家的箱子去质典，打开一看都是小孩子的衣物，当铺根本不收。这下可坏了，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时，许忠五知道戴笠认识杜月笙，建议他去找杜借贷。

戴笠找到杜月笙，借了50元钱，交给许忠五，让他统一打理大家的伙食。结果许忠五拿了这笔钱，也学胡靖安，溜之大吉，回了武汉。

戴笠只好又找杜月笙借了50元钱，才得以度过难关。幸亏不久蒋介石复职，戴笠接胡靖安的班，继续“密查组”的工作。这时，许忠五居然厚着脸皮又回来了，表面上，戴笠没有记他的仇，但从此对许印象极坏。

就这样一个人，马志超用他当侦缉队长，怎能不出问题！

据张毅夫回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侦缉队分队长白冠五还自呜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

实际上，有些情况张毅夫并不了解，他只看到了“监视宋绮云”的事情被泄露，而不知道原因何在。

白冠五，1906年生，陕西神木县人。

白冠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地下党。1930年底，刘志丹在策动军运的时候不慎被捕，白冠五与地下党员南汉宸邓同志通过杜斌丞的关系积极营救，经杨虎城批准，将刘志丹释放。后白冠五曾在刘志丹的游击队担任副大队长。1935年，白冠五进入陕西省会警察局任职。1936年，刘志丹牺牲以后，白冠五失去了组织关系。

从上面的情况看，当时还是地下党员的白冠五显然是有意将“监视宋绮云”的事情泄露出去，以便向宋示警的。

派共产党员去监视共产党员，马志超用许忠五这样的人，能不误事！从此，马志超名扬西北。杨虎城知道马志超在搞宋绮云，大怒。等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杨虎城第一个要抓的就是马志超，要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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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处有一条铁打不动的原则——“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

特务处工作的初期，纯粹做的是秘密工作，因为它不掌握任何公开机关，比如陈恭澍的北平站，王天木的天津站，全靠几个特工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去开辟情报渠道，所以非常吃力，尤其是遇有刺杀等行动工作的时候，每每力不从心。

逐渐，随着特务处工作的开展，戴笠慢慢的把一些公开单位抓在手中，最先是上海。据沈醉回忆：

“到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长，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

上海是特务处工作的重镇，也是戴笠开始渗透公开机关的开始，此后，戴笠的触角逐渐伸展到各地的警政部门，到抗战开始以后乃至国民党退出大陆，警察一直是军统、保密局的禁脔。

手里掌握的公开部门多了，就出现了一个孰主孰次的问题，这个主次，不仅仅是谁指挥谁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的问题，也就是说“谁是脑袋、谁是屁股”的问题。

对此，“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这个原则，很明确地指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谓“秘密运用公开”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所有公开机关单位的特务要绝对尊重秘密组织，强调所有公开机关都必须接受当地秘密特务站的运用；二是指利用公开机构为特务工作提供一些工作上的便利条件。

就像沈醉说的，特务处控制了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之后，“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这样，所谓“公开掩护秘密”就好理解了，一是公开单位只是一个“壳”，其存在的必要，是掩护特务身份，二是明确了“脑袋”与“屁股”的关系，明确告诉大家，秘密工作是你的本行，不要搞拧了。

在这个原则当中，保密是唯一的目的，用张毅夫的话来说：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第二条还是“秘密”。

要想保密，“运用”是关键，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运用得当，对工作是个促进，运用不当，给你再好的条件，也是白扯！

马志超基本上就属于“白扯”的那种。

本来呢，马志超以陕西省站站长而兼任警察局长，省去了秘密单位与公开单位之间的摩擦与扯皮，一手托两家，多好的便利条件！

而且戴笠还告诉马志超，找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把警察局长干好。实际上是告诫他，不用花太多精力放在警察局长的工作上，关键是利用警察局长的便利条件，干好陕西站站长的工作。

对于马志超来讲，戴笠的话太隐晦了，过于深奥，他以为自己懂了，事实上没有搞懂。

根据“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所有的秘密机关，与公开单位须绝对隔离，否则还有什么“掩护”可言。尤其强调的是电台，必须另择合适地点设置，与站本部都要绝对隔离，怕的就是一旦出事，连人带电台被一网打尽，这是特务处的厉禁。所以为什么特务处的无线通讯这么发达，还需要大批的交通员，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来回来去送那些电报稿的。

偏生马志超不信这个邪，这老兄可好，一到陕西，先到警察局就了任，然后就将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一并搬进了警察局，他倒会省事，把公、秘机关来了个“合署办公”，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

对此，岳烛远感到极为不妥，曾经劝过马志超，但马不听，岳烛远也拿他没有办法。

等到特务处西北区成立，等于是在陕西站上面加了一层“盖子”，张毅夫成了他的上级，包括后来的江雄风、王天木，都是老牌特务了。但戴笠换人换得实在太勤，基本上仨月换一个区长，结果谁也没有过问这个事，闹的西安城内人尽皆知，警察局长马志超是戴笠派来的特务，特务机关就设在警察局里。马志超一天到晚还挺美，心想你不是说“公开掩护秘密”么，我把陕西站“掩护”在警察局里，总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吧。

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是这么块料，他用的侦缉队长许忠五是那么块料，西北区的领导层又是如此的动荡。张、杨之所以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有所“异动”，而西北区几乎懵然无知，也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因此，最先对西北形势有所警觉的，反倒是远在北平的特务廖划平。

廖划平，原名廖维忠，1898年生，四川内江人。

廖划平是非常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肄业之后，1919年，廖划平加入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行列，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廖划平与吴玉章等人，一起作为四川省籍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廖划平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当时廖划平教授的课程是《社会进化史》，讲义是他自己编写的，后经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正式出版。

当时，文强是军校四期学生，听过廖划平的课，给他的印象，廖划平是一个“肥胖臃肿”的人，一口四川口音。

此后，廖划平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以后，廖回到家乡四川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0年以后被派到北方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等职。

1931年，廖划平被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并叛变，旋即加入特务处，戴笠令他就地潜伏，以“北平宪兵司令部法官”的掩护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给他指派的联系人，就是陈恭澍。

据陈恭澍回忆，他在军校时也听过廖划平讲的《社会进化史》这门课，想不到再相见时，彼此竟是这样一种情况。廖划平属于上级“交联”的人物，所谓“交联”，即交给你负责联络，但不归你指挥。此后，毛人凤、毛万里兄弟先后奉戴笠之命联系向友新，也是所谓“交联”。

北平宪兵司令部司令邵文凯是张学良的老部下，与西北军联系很广，廖划平不愧是原共产党员，非常敏感，他从邵文凯处得到了张、杨“有所异动”的消息，并及时报告了戴笠。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工作检讨中，特务处因保护“领袖”不力成为众矢之的，为证明自己工作的有效，特务处曾经查出了“事变”发生之前，经他们上报的关于“张、杨异动”的全部情报，给大家看，表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言外之意，西安事变这事可不赖我，我报了，委员长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就差说委员长去西安，结果被扣，纯粹是他自投罗网、自讨苦吃了。

不管特务处有没有上报相关的情报，也不管报了多少。事实上，是“西安事变”发生了，蒋介石被扣了，在这个大前提下，你就是说破大天去，也是失职。

试想，你的情报再准确、再有效，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有什么用！你找谁去推这个责任？找老蒋么？

忘于江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安事变，蒋的被扣，还真是咎由自取。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当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是这样说的：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心中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据军委会“监印官”姜辅成回忆：

“次日（12月26日）由办公厅主任林蔚领队，大家乘五、六辆公用汽车到机场列队恭候。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面有赧色，不如平日那样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

旁人观察的“面有赧色”，与蒋自称的“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是统一的，此时蒋介石心情的复杂程度，殊不是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可以臆测的。但其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党国忧危，元气耗损”的起因，在于蒋轻率地身蹈险地，“督教无方”有没有道理，咱们另说。“防范不力”倒是真的，给国家造成了大麻烦，差点酿成巨祸，这是蒋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作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其行止不是个人的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中，不能使自己处于危险地境地，是最起码的一条，在这里，“身先士卒”并不是什么值得渲染的美德。当年明英宗“御驾亲征”也先，之所以大臣们拼死反对，怕的就是出事，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果不其然，“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全军覆没，几乎动摇国本，如果不是天照应，朝中有个于谦，大明王朝在传到第75年的时候就挂了。

因此，12月28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

辞职一端，更多的，固然是政治人物的一种惺惺作态，但确实也是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如同封建时期的“罪己诏”，谁也不会相信他真的出于本心去辞职，但最起码做出了一种姿态，传递出一种信息，表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为此表示不安。

西安事变之后，很多人在探讨，蒋介石在明知道张、杨有所“异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样轻率地跑到西安去？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出事么？

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回忆：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察觉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上述情况后（即指张学良对于“剿共”战争产生动摇的相关情况），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从而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交他核阅。”

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蒋介石正在广东，住在黄埔岛上。蒋看了材料以后的反应，令晏道刚啼笑皆非——蒋批示了几个字：“胡说，交张副司令阅。”

当然，蒋介石此举，更多的是政治手段，让张学良相信，彼此亲密无间。

然而，这段有名有姓的回忆，明确告诉人们，在此之前，老蒋已经确切无误地了解到张、杨在西安的状况，绝非懵然无知。

明知可能发生不测，而仍然要不顾一切地跑到西安去督战，究竟是为什么？在这里，如果仅仅用“大无畏的什么精神”去解释，显然过于肤浅。

蒋自信不会出事，这种自信缘于他对自己的认识，也缘于他对张学良的认识。

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此时的老蒋，“声望日隆”，几乎达到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按：最高点是在1943年10月，英美两国带头“放弃在华治外法权”，接着其他各国竞相效仿。此举，意味着中国在法理上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国家，老蒋的声望就此达到顶峰。

人一旦自我感觉过好，就容易失去判断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乾隆天纵聪明，年轻的时候乾纲独断，何等英明，没有人能蒙他，但再英明的人也架不住五、六十年如一日地听别人说“皇上圣明“，到一定程度就糊涂了。

另一方面，老蒋认为，他了解他这个把弟张学良，讲义气，重然诺，蒋自己认为他完全对得起张学良，也能把握张学良。至于张在西北的种种“异动”，不过“年幼无知”而已，但绝不会对自己有二心，更不会不利于己。

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自己，老蒋并不看重，因为他从来也没信任过杨虎城。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西北就不会出问题。

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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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许多大事件，仿佛很自然地就应该发生，到了那天，到了那个点，就一定会发生某些事情。

其实不是，许多大事件，往往起于偶然，起于并不起眼的小事情。比如前面谈到的“通州事件”，假如不是日本特务细木繁在通县文庙大门口遇到张庆余，并充满挑衅意味地问了那么一句话，冀东保安队的反正不一定是那一天，也许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是另外一个结果。

所以，历史人物之所以为历史人物，与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小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可能会引发大事情；他的个人情绪，喜怒哀乐，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换成我们，所谓的高兴与不高兴，一般来讲，也就是自己生生闷气，充其量也就是会影响一个家庭，一顿晚饭吃得不痛快，如此而已。

我们读历史，往往被教诲，某事某事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这话说起来肯定没错，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一不“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否则，也就不成其为“重大事件”了。然而，如果仅仅是这么来解读历史，对每一个事件都这么解释，往往给人一种稍显空泛的感觉，也就是让人觉得说了基本上等于没说。

或者是换个说法，我们打个比方，历史，本来是一台彩电，色彩十分丰富，让我们一解释，成了黑白的了。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发生，一方面是蒋轻率地身蹈险地。另一个主角，就是几乎比他小一辈人的义弟张学良了。

西安事变，以张学良为主导，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论张学良在事后怎么说，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张学良都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而不可能是杨虎城。

道理很简单，以张学良的性格，不是一个别人能够轻易对他施加影响的人，以张学良的地位和影响力，他要做的事，杨虎城反对也没用；反过来，杨虎城要做什么事，张学良如果不同意，这事也办不成。

要说张学良，对蒋介石，那真是一百一。当年，如果不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哪来的老蒋北伐成功，统一中国的“不世奇功”；如果没有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蒋、冯、阎，谁能笑到最后，还在未定之天！


反过来，蒋对张也不薄。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大礼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蒋介石派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张群代表国民政府致词，并特地派了9架飞机飞到沈阳上空，散发传单，以增张的威仪。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应邀赴南京，老蒋派何应钦、朱培德、宋子文到站台迎接。张学良过江时，停泊在江心的“通济”舰鸣礼炮19响欢迎张上将莅临。接着，蒋介石夫妇以对等的身份为张学良举行欢迎酒宴，并与张共同检阅部队，拜谒中山陵。
更令张学良意想不到的是，不仅蒋介石和自己结拜为盟兄弟，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还将于凤至认作干女儿，宋霭龄、宋美龄与于凤至结拜为干姐妹。
老蒋可谓给足了张学良面子，张学良在给东北部属的电报中，受宠若惊地说：“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的想象。”
正因为彼此是这样一种关系，蒋对张深信不疑。而张学良之所以能出以“兵变”的激烈手段来对蒋，其内心深处所受的煎熬，远非我们今天的人翻翻书、上上网，看几篇历史文章，不咸不淡地评论几句那么简单。
关于张、杨二人“联共”的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在这里重复一遍，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比当事人写得更新鲜，写多了且有“抄袭”之嫌。
因此，仅就西安事变的酝酿过程以及张学良的心路历程当中，一些关键的节点列在这里，以说明问题。

甲：三次惨败

1935年10月1日，即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前一天，东北军67军110师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

1935年10月29日，第67军107师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正是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

1935年11月22日，第57军109师被歼，走投无路的师长牛元峰令副官将自己打死。

甫入西北，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张学良就失去了两个整师外加一个团，其心情可想而知，当109师出事的时候，张正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接到消息，张学良马上返回陕西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张学良痛责部下“无能”，并声称再这样下去，他就要“引咎辞职”。

张学良的话，不但没有起到他预想的激励作用，且遭到部下的激烈反弹。有的说：“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 ”

还有的就更直截了当：说“（张学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张学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

此后，张学良请求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蒋介石不但没有如数拨给，反而将第109、110两个师的番号都给取消了。

按：东北丢失以后，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所有军人的家眷都要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入陕的，不仅包括部队自身，几乎有多少军人就有多少军人家属；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

东北军的老底子，是军阀的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靠的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

面对这样一支部队，此时，张学良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初入陕西的三次惨败，是对张学良的第一个重大刺激。用他自己的话说：“……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乙、“艳晚事件”

1936年8月29日，东北学生代表宋黎等人被特务以陕西省党部的名义抓走，一同被抓的还有张学良的秘书等人。幸亏宋机警，在被押解的途中示警，把事情闹大，传到了张学良的耳中，张闻听此事怒不可遏，当夜即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叫来质问。

据邵回忆：当时张以为他同时也是陕西省党部负责人，于是声色俱厉地说：“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

邵赶忙解释，“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一直由杨虎城兼任，我继杨任省主席后亦未更动。当然，杨也只担名义，未管省党部的事。”然后赶快叫人去了解，才知道是特务干的。

盛怒之下，张学良不计后果，当即派第51军第105师副师长谭海率部武装劫回了被抓的宋黎等人。同时，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连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一块给抄了，据说查出了许多东北军的“黑材料”，张学良令全部销毁。

当天是29日，在当时习惯使用的电报代日韵目为“艳”字，因此这件事史称“艳晚事件”。

动用军队查抄国民党省级机关，跟“武装叛乱”没什么区别。事情发生以后，冷静下来的张学良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来了个“恶人先告状”，给蒋介石打了个“自请处分”的电报。

据宋黎回忆，张学良在电报中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等等。

如前所述，晏道刚曾亲自到广州向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的情况，其中就包括“艳晚事件”在内。当时，蒋还特地从广州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发电，了解情况，并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邵复电为张缓颊说：“省党部事，张已复电中央，且已完全结束；东北军人不忘抗日，情有可原，张对抗日事仍必服从命令。”

连国民党的省党部都敢抄，还能有什么事干不出来！老蒋对张学良的“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极为愤怒。但以当时“两广事变”余音尚在，蒋正集中精力处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不愿横生枝节。为避免刺激张学良，不得不对张格外假以辞色。于是蒋给张学良复电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这样马马虎虎过去了。

当然，蒋不会想到，4个月以后，张学良还会干出一件更加“惊天动地”的大事。

“艳晚事件”是对张学良的第二个刺激。

忘于江湖

丙、三次“进谏”

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离开南京“避寿”。10月22日，蒋介石到达西安。

按：蒋介石生于1887年，中国人办整寿，有庆“九” 不庆“十”的风俗，因此，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大寿。为了给蒋介石祝寿，他的子侄辈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想出了一个“绝招”——发动全国各界人士捐款购买飞机，以此作为给蒋介石的寿礼。

应该说，在当时日军步步紧逼，国防形势吃紧的情况下，借此整顿军备，的确是一个挺好的主意，能够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因此收到了良好效果，很短时间内收到捐款1200多万元，从美国买进了50多架飞机。

“献机”祝寿仪式，定于10月31日、蒋的生日当天在明故宫机场举行。

在此之前，蒋介石考虑到当时的对日形势，为避免刺激日本人，决定赴外地“避寿”，他在日记中说“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

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在与张、杨谈话中，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痛斥。据说盛怒之下，蒋说出了诸如“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之类的极端语言。

这是张第一次“进谏”被拒。

10月27日，蒋介石借着向参加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高级干部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的机会，再一次指桑骂槐，敲打张、杨。他说：

“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

10月29日，蒋离开西安赴洛阳。次日， 张学良特地请上了阎锡山、傅作义等人，以祝寿为名飞抵洛阳。当天张学良等拜会蒋介石，第二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见他们人多势众，当即问他们：“你们只答应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

此时正逢绥远形势紧张，张学良要求率部增援百灵庙。蒋介石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不然，就把你换掉！等我死了，你再去抗日。”

在谈话中，彼此越说越僵，张学良气极之际，口不择言，把蒋介石比作袁世凯。蒋介石气得浑身哆嗦，戟指痛斥：“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

11月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训话中说：
“共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人有什么用处？”
“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党同声相应，甘心为共党下面的二等汉奸。任何想与共党联合的人都是殷汝耕不如！”
听了这话，张学良登时如堕冰窟，他后来回忆说：“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产党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11月29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洛阳布置“剿共”，并放出消息说，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不积极进攻红军，则将他们分别调往安徽和福建。
张学良得到消息，亲自驾军用飞机孤身前往洛阳，第三次进谏。
这次张做好了“尸谏”的思想准备，行前，张声称，如果蒋介石不满意，随时可以把我当场打死。
然而，这次谈话，再一次不欢而散。于是，张学良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
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
“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蒋介石说是这样说，但实际上他心里很有底——到什么时候，张学良也是他的一个小兄弟，哥哥的话，他可以不听，但绝不会做出什么对哥哥不利的事情来。
据晏道刚回忆：
“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汉卿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我召集东北军旅长以上的军官于十二月二日以前到西安听蒋委员长训话。蒋于十二月四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四日下午四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和我们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
三次“进谏”无效，张学良已经几乎绝望。
据张后来回忆，就在这个时候，杨虎城提出了“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的建议，张学良“闻之愕然”，然后说：“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杨虎城讽刺张学良“以私忘公”。
张学良则表示：“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指杨虎城）之意见也。”
张学良还在犹豫，想趁着蒋介石到西安的机会，做最后的努力。

忘于江湖

捉蒋的人选，毋庸置疑，孙铭九是一个。

孙铭九，原名孙明久，1909年生，辽宁新民人。

孙铭九于192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是同学，回国以后一直在张学铭手下。后张学铭将其介绍给张学良，1936年时任张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是张最亲信的人了，亲兄弟介绍的嘛，还能有错？

但孙铭九一个人肯定不行，况且他只是一个营长，分量不够，只能是动手抓人的角色，还得有现场指挥，掌控全局，以及居间调度的。



经过深思熟虑。张学良选中了这样几个人，白凤翔、刘多荃、刘桂五。



白凤翔，1897年生，河北围场人。




白凤翔出身草莽，1928年，其部被张学良改编为骑兵第6旅，白任旅长。1934年，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白凤翔升为骑6师师长。




白在庐山训练团受训时，蒋介石曾有收买他的意思，但白不为所动，从此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


刘多荃，1897年生，辽宁凤城人。刘多荃与白凤翔同岁，但与白不同的是，刘是东北军的老底子。

刘多荃是科班出身，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炮科后即入东北军。1929年1月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张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以后，刘担任他的北平行营卫队统带，后改任北平绥靖公署卫队统带部少将统带。所以，刘多荃是张学良的高级亲随，属于嫡系中的嫡系。

1933年，刘多荃任东北军独立第105师师长。

刘多荃的堂弟刘澜波是共产党员，曾利用刘多荃的关系在东北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刘桂五，1902年生，辽宁朝阳人。




刘桂五是白凤翔的老部下了，1928年随白一起投奔张学良，任骑6旅18团1连连长，1935年6月升任骑6师第18团上校团长。




东北军骑6师17团团长李崇忠曾经给刘桂五当副手，刘桂五曾对他讲过：




“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副司令面前宣过誓，保证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副司令也曾用各种方法考验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




从此以后，张对刘桂五格外信任。




据刘桂五回忆：




“我这次八日到达西安后，晚七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时半才见我。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 ’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刺杀杨虎城，你敢不敢? ’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你害怕了吧?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 ’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




至此，捉蒋的人选已经有了，其他的，就是发动的时间了。


12月11日下午，白凤翔、刘桂五根据张的要求来到金家巷公馆。张学良见到二人，沉吟许久，又站起来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似乎心情十分沉重。最后，张学良说：



“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现在我交给你们两人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题。”




白凤翔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就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刘桂五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张学良听了很满意，他说：“现下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




张特别叮嘱：“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




白凤翔说：“反正就是要活的不要死的!”




张再次强调：“你们可特别注意不要伤害他。”




二人诺诺而去。


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原定于在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宴请在陕的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中央大员，不料这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叫张学良、杨虎城去临潼参加军事会议。


原来，当天下午，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忽然觉得西安的气氛似乎有些异样，他即赴临潼告蒋。于是，蒋介石临时决定当晚令张、杨到临潼开会，以为试探，如果不来，就证明有问题。

据张学良的秘书李荫春回忆：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通知以后，因不知蒋的意图，又怕消息已经走漏，颇为疑虑。经与杨虎城商量，因担心如两人都不去会引起蒋的怀疑，决定杨仍按原定计划在绥署请客，自己去临潼。孙铭九怕有不测，要求陪他同去，张学良坚决拒绝。

忘于江湖

晚上8点，张学良才由临潼回来，亲自驾车，拉着陈调元、陈诚、陈继承、卫立煌、蒋作宾等等一同到临潼开会的“中央”大员，一起回到绥靖公署。张不动声色，会同杨虎城尽地主之谊，席间，宾主尽欢。晚10点左右，席终人散，张学良回到金家巷公馆。



此时，除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外，全部东北军高级军官均已到齐，张学良开始动员，据孙铭九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




张说完后，仍然是比较沉稳老练的于学忠问了一句：“第二步怎么办?”




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于学忠两次提醒张学良，抓起来以后怎么办，他问的是对的。张学良凭着胸中一股激荡之气，扣押了蒋介石，后面怎么办，他真的没有想过。




此外再无人提问，于是张学良对孙铭九说: “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小心！”没等孙铭九说话，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领命欲去，张学良又盯问了一句：“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




孙说：“有把握！”




这时张学良十分郑重地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接着又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




孙铭九敬礼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则鼓励了一句：“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张学良动员完毕，留下缪澂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他带着其余的11员大将赶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




12月12日凌晨2点，打点好一切的白凤翔、刘桂五赶到灞桥，孙铭九率卫队营已经提前在这里等候。




搞“兵变”不是小事，况且让部队劫持自己的“统帅”、“革命领袖”，这话还真不容易说出口。为了节约时间，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战士们“统一认识”，白凤翔在事先已经想好了一套说辞：




“我们都是东北人，为什么回不去老家?蒋介石不抗日，还把抗日的张副司令扣起来了，卫队营的任务，是保护长官的安全。我们要把蒋委员长请到城里换回张副司令，但不要伤害他。”




白凤翔的这番话效果不错，在场官兵听到这个消息都是悲愤交加，有的都哭了。




白又接着说：“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打死蒋委员长，要活的。能不能完成任务?”




大家说：“能！”




白说：“很好，出发！”




白凤翔等一出发，张学良那边就只有坐等消息的份了，西安这边，要看杨虎城的。杨将这个任务交给了17路军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




据赵回忆：12月11日晚9点多钟，杨虎城令17路军38军军长孙蔚如、陕西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孔从洲来到他的公馆。经商议决定由杨和孙蔚如在绥署掌握全局，“动手“的任务则交给赵寿山和李兴中。




恰在此时，张学良带着11名重要将领来了，张一进门就开始打哈哈：“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




当时孙蔚如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




张说他已派白凤翔、刘多荃、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五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




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当时二人商定，待临潼方面动手以后，根据情况决定西安的发动时间。




大约到12月12日早上4点多钟，临潼方面的枪声响起来了，赵寿山经请示张、杨之后，随即发出“开始行动”的信号弹：




按事先的安排：由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




西安，一场全城的大搜捕开始了。

忘于江湖

相比于临潼，西安的行动非常顺利，到8点钟为止，已经解决了所有蒋方势力的武装。

陕西省政府是要重点控制的。据邵力子回忆，头天晚上，他因为参加张、杨的招待酒会，夜里12点才回来就寝，因为疲劳，睡得很沉，“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我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因即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一会儿，杨虎城派人来，告诉他“张、杨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了八项条件；张、杨各向部下宣布，说是对蒋实行兵谏。”，并将邵力子“请”到了绥靖公署新城大楼。

从名义上讲，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虽然是张学良的部下，但他们都是“中央”的人，需要控制起来。

晏道刚，1889年生，湖北汉川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基本上也就是老蒋“剿共”的那一段时间，他身边有两个人曾红极一时，然后几乎同时在政坛消失得无影无踪，给人的感觉，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两个人似地。

这两个人，文的，自然就是前面说过的杨永泰，已经于一个多月前在汉口遇刺身亡。武的，就是晏道刚了。

晏道刚1907年入武昌陆军中学堂，1911年18岁入伍成为一名学生军排长，三个月后恰好赶上辛亥革命。因此年纪轻轻的晏道刚，参加过武昌首义，这在当时的“革命者”当中，是一份极度不平凡的简历。

此后，晏道刚进保定军校第一期炮科学习，随即入北京陆军大学。这两个学历，在当时的军界，有一个就是了不起的学历了，老蒋也不过是一个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的学生嘛！

1926年，晏道刚以陆军第2师参谋处长的身份参加了北伐，并加入国民党。至此，晏道刚具备了一切飞黄腾达的条件，只等着一步一步高升就行了。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1931年，晏道刚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第一厅就是前面说过的所谓“三分厅”，厅长是贺国光。1933年3月，晏道刚更进一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参与密勿。

所谓“侍从室主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除了卫士，睡觉的房间离蒋介石的寝室最近的那个人了。有什么紧急电报，都是先交给他，然后再由他去把蒋介石从睡梦中叫起来，听蒋说完了处理意见，再把记录交给机要拍发出去。不是最亲信的人，干不了这个位置。

到1935年10月，蒋介石把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原班人马几乎照搬到西安，唯一的例外，是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钱大钧，不知为何，怎么也不肯入陕。

于是，张学良只好向蒋介石保举了三个人：贺国光、晏道刚、林蔚，请蒋介石选择一个任参谋长。最后蒋定的是晏道刚，晏向蒋辞行时说：“我的能力差，恐怕做不好。”蒋说：“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1936年2月，晏道刚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衔。

张学良不知道，他把晏道刚弄到陕西来，可算是把晏给害了。当然，包括蒋介石、还有晏道刚本人，都不会想到，晏的政治生涯，会在1936年底，走到尽头！

据晏道刚回忆：

12日凌晨，他听见城里枪响，马上打电话给特务处暂代西北区长江雄风，江自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江又来电，说好像杨虎城的部队兵变了，正在抢银行。

这时枪声越来越密集，晏道刚呆不住了，打电话给张学良金家岭公馆，张不在家。晏道刚还怀疑因为杨虎城的部下兵变，张学良跑了。于是又往临潼打电话，结果线路不通。

没办法，晏只好打杨虎城的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正是张学良，张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晏道刚判断，如果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与张学良，那么张学良怎么可能替杨虎城接电话呢？再联想张平时的言行，肯定是张、杨有所举动，扣押了蒋介石！

晏道刚猜得不错，早上，张学良派人把他接到金家岭公馆，见到了留守的缪澂流，缪“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并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随即派车将晏送到西京招待所软禁。

来陕的“中央”大员此前均集中下榻于西京招待所，此时，现在，这里成了他们的临时“集中营”，晏道刚一看：陈诚、马占山、朱绍良、万耀煌、蒋百里、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还有先送来的邵力子，另外还有来陕公干的蒋作宾，除了“随节”的钱大钧、蒋孝先，该来的基本上都到齐了，只少了一个邵元冲。

因为在拘禁他们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悲剧——邵元冲在乱军中被打死。

邵元冲，1890年生，浙江绍兴人。 我们知道邵元冲，多半都是因为周恩来，因为邵元冲曾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前任。

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但他只干了一个月。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和张继打架——不错，就是在1935年11月1人汪精卫遇刺现场非常勇敢的那位张继。

我们知道，戴季陶的早年，本就是信仰过共产主义理论的，而当时又逢国共合作时期，身为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戴季陶，自然更要摆出一副“左派”的脸孔。但由于戴在国民党里，本就属于“后生新进”，一班元老，哪里会把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其中，顶看着戴季陶不顺眼的就是张继。

某次，俩人一语不合，居然扭打起来，戴季陶是一介书生，写文章可以，打架是不行的，居然被年长他9岁的张继打得鼻青脸肿。戴当场大哭，扭脸就走，政治部主任不干了。

继任的就是邵元冲。

邵元冲也是国民党元老，1904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孙中山成立军政府，邵元冲为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权。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邵元冲也是遗嘱见证人之一。

1924年7月，戴季陶不辞而别，邵元冲继任为政治部主任，但他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并不合适。究其原因，邵元冲虽然是搞政治的，但政治部主任有特定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技巧，比如思想发动啦、政治宣传啦，团结青年啦，这些，让邵元冲这样一个旧式文人来做，显然是勉为其难。

于是到1924年11月，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经征询校长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意见之后，决定请共产党推荐一位合适人选接替邵元冲，这就是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1927年，蒋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邵元冲任杭州市市长。

12月4日。邵元冲应蒋介石之命来到西安。出事当天，邵听到枪声，即从窗户探出身子查看，士兵令其不要动，邵仍欲跳出窗子，结果被开枪击中，尸体掉出窗外，当场身亡。

此外，比较狼狈的还有陈诚，这老兄一听到枪声，马上钻到一只啤酒桶内，弄了一身土，最后也被搜了出来。

唯一令杨虎城遗憾的，是他最想抓的马志超，没有抓到，被他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