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兵不血刃 敉平“两广”




说起特工，大家往往对行动工作比较感兴趣，尤其是暗杀啊、破坏啊。这很正常，一是情节曲折，二是总有一些细节往往不为人们所熟知。其实，行动工作只是谍报工作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情报是一切谍报工作的基础的话，那么，策反就是谍报工作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在策反方面，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有过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前面在殷汝耕案中讲到的，对冀东保安队的工作，就是通过策反达成的。虽然后来又被殷汝耕这个汉奸跑掉了，但不能因此而抹杀策反工作的成功。


在特务处的策反工作中，要说最成功的，就是在“两广事变”中的表现了，那真可以说是“蓝衣剑客踏雪无痕”，各条工作路线分进合击，丝丝入扣，兵不血刃，敉平“两广”。实在令人击节。

两广这块地方，挺有意思。

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两广，反而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




广东的军阀，中山先生都拿他们很头痛。先是陈炯明、然后是他请来的滇军的杨希闵、桂军的刘震寰（这两个人到了广东的所作所为，像极了汉末的李傕、郭汜）。等把这一干人等打垮了，中山先生也去世了。

上来的是另一个广东军阀陈济棠，接着跟老蒋对着干。好不容易到1936年广东归并了“中央”，没几天抗日战争爆发，广东很快又沦陷了，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算起来，从1923年3月1日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成立到1949年，广东就没消停过几天。


广西就更不得了，从1917年6月20日，陆荣廷唆使广东督军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联盟通电，宣布两广自主开始，广西始终把持在老桂系和新桂系手中，这当中，还有3、4年的时间，桂系连广东都抓在手里。


说起桂系，绝对是旧中国的一个“异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姑且从此就算他为统治全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直到1949年退出大陆，一共22年，其间，多少军阀都被蒋剃了头，唯一保持相对独立，且在国民党内、军内始终保持相当影响力的，唯有桂系。

去台以后，国民党内部曾经有一种说法，说国民政府之所以丢失大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桂系总在那儿“搅和”，争权夺利几十年，造成“党国”的不团结，最后大伙一块儿“洗洗睡”。

这种说法，失之于表层化，且有推脱责任之嫌，但细想起来，也有一定道理。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此前，李宗仁曾征求老蒋的意见，问就职仪式上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蒋说穿西服，于是李去赶做了一身燕尾服。等到典礼头天，老蒋又通知李宗仁，说改穿军服，于是李穿上他那身一级

上将的军装、别上几大排勋标，威风凛凛地就去了。结果到现场一看，老蒋穿了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风度儒雅之至。俩人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李宗仁是蒋介石的保镖呢。把李副总统给气得都快疯了。

一个“党国”的一、二把手之间，脑子都用到这些地方了，你说这个党、这个国，还能好得了！

广东和广西的关系，颇为独特，一会儿打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一块扯旗造反；有明明是广东人，却被称作桂系军阀的，有明明是广西人，却属于广东军阀的；就在这打来打去之间，打出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广西的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等，大家比较熟悉了。更早的，还有老桂系的陆荣廷，这个中学课本上是有的，其人功也、罪也，到今天还说不清。

同样，广东的军阀中，也颇有些了不起的人物。首先是陈炯明。




陈炯明的一生，以1922年6月16日炮轰总统府”而著称，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而且每当提及，必顺带提起宋庆龄女士在转移中流产之事，并着重指出此事导致宋庆龄终身不育。

实际上，除“六一六事件”以外，陈炯明还做过许多事情，是个相当不一般的人。比如他对广东的建设、比如他坚决禁赌、比如他的不蓄私财、比如他一手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造成为中国致公党，至今还是我国参政议政的一个民主党派。

1925年，被彻底打垮的陈炯明退居香港。1933年，陈炯明在贫病交加中病逝于香港，年仅55岁。

陈炯明死时身无长物，连棺材都没有，身边的人，只好用他为其母所备的一口棺材殓葬。



时人曾送给陈炯明一副挽联：




“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




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谤满天下，名亦随之”，是反用曾文正公的说法，用在陈炯明的身上，极为贴切。的确，“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只这一件事，足以使他“谤满天下”了。


其实，究竟有没有“炮轰总统府”这回事，或者是究竟谁往广州城里开了炮，历史上还有争议。当然，不管有没有，“六一六事件”都意味着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决裂，这是没有错的。

唯一从“六一六事件”中受益的，那就是成全了蒋介石。


1922年6月18日，痛感身边没有军事干部的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称：“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事紧急，盼速来。”





当时正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接到电报之后，在熊市的不利局面下，托虞洽卿又“操作”了最后一把，于6月25日携款4万直奔广东，并于6月29日,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此举令中
山先生终生难忘，甚至当时就露出了“传位”的意思：“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蒋介石一举奠定此后一生的事业基础。



人哪，其实一辈子就是那几步，走对了就走对了，走错了，也就甭怨天尤人了。




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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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之后，就要数陈济棠了，与老陈相比，小陈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陈济棠，1890年生，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

陈济棠17岁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并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军旅生涯，辛亥革命后进入粤军，积功升至团长。其中，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投在宿将林虎手下。

陈济棠在这之后的经历，实在太过复杂，一会儿跟着这个打那个，一会儿随着这个“通电”反那个。当然，不仅陈济棠，那会儿的军阀大都如此，尤其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就跟演戏似的，今天“通电”“反”某某人，明天就“通电下野”，后天就留洋，大后天没准又杀回来了。

不奇怪，那个时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和规律跟现在完全两样。

陈济棠是个很会利用机会的人。

从1922年开始，先是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战争和讨伐陈炯明，当上了旅长。

然后——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陈济棠成为国民革命军师长。

然后——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陈济棠积极响应：“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赤色帝国主义者的苏俄，是我们最大最可恶的敌人。”这一响应，陈济棠又升了一格，1928年3月，任第4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广东编遣特派员。

然后——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陈济棠积极支持老蒋，成了第8集团军总司令。

然后——1931年，借着老蒋扣押胡汉民，陈济棠又通电“反”蒋，顺带手赶走了自己在广东最大的对头——广东省长陈铭枢。

然后——1931年5月，汪精卫等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改任第1集团军司令，独揽军权。

最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宁、粤复合，戴在陈济棠头上的帽子——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任两个机构的常委，集广东的党政军权于一身。名义上的负责人胡汉民，不过摆设而已。

如此这般，经过陈济棠这一番闪展腾挪，拳打脚踢，不过9年时间，陈济棠就从粤军的一个团长成为雄踞一方的“南天王”，这时陈济棠才41岁。

被他“闪”了的，包括老“天王”陈炯明、包括他在“护国军”时的老上司林虎、包括他当营长时的上司陈铭枢、包括他当旅长时的上司李济琛，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再过几年，陈济棠还要再“闪”一次蒋介石，不过这次没弄好，跟他的老前辈陈炯明一样，把自己给“闪”到香港去了。赔了。

前面说了，蒋介石曾于1935年封了9个一级上将，其中除了何应钦以外，全是各地的实力派和过气军阀，好像这种背4颗星的上将，专门就为安置这些人的。

这其中，除了张学良实在太过年轻，咱不跟他比——跟他也没有可比性，他的产业是继承的，不是自己打出来的。

其他的，就是李宗仁比陈济棠小一岁，1891年生。其他的，都比陈济棠岁数大，像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老前辈，比陈济棠大7、8岁呢，几乎差出“半辈”人去了！

军阀割据，对于国家来讲，自非善事。但作为一个某地区来讲，军阀主政，只要是本地人，桑梓情深，往往有他的好处，东三省、新疆，都是在军阀主政的时候发展起来的。

广东也是如此，你别看陈济棠一个军阀，他还是一个搞经济的长才，从1931年到1936年，号称广东建省的“黄金五年”。

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与我们要谈论的主旨关系不大，这里主要说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

说起整军，陈济棠利用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前面说了，1931年5月，以汪精卫为首，在广州又出现了一个国民政府。这已经是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分裂了。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仗着他手里的军权，抢了当时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权，史称“宁汉合流”，这是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分裂。

1930年1O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此时，春风得意的蒋介石觉得当国民政府主席有点不太过瘾了，各方掣肘太多，办起事来太麻烦，不如改为总统制，当总统。于是提出：“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选举总统。”

当总统，不是想当就当的，那得选出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这都不是蒋介石自己说了就算的，要做许多工作。

蒋介石的主张，从立法院那儿就过不去，胡汉民说了，“现在是训政时期，国民会议只能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不能作为权力机关。训政已有建国大纲作依据，不应再来一个什么约法，搞得不伦不类。”

胡汉民是立法院长，他不同意，这事还真是挺麻烦，没法往下操作。

胡汉民，1879年生，广东番禺人。


胡汉民可是国民党的元老了，想当年，胡汉民、汪精卫号称中山先生在世时的左辅右弼，1911年12月，胡汉民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的时候，蒋介石才是陈其美手下的一个团长。

说起来，胡汉民还是蒋介石的恩人呢，当年老蒋在南京“另立中央”的时候，大家都不买账，全仗着胡汉民帮他，说这个劝那个，出了好多主意，才把这个局面撑了下来。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的恩人，现在成了对头。


经过蒋再三做工作，经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同意，于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和代表选举。

蒋介石会搞小动作，胡汉民也不是吃素的。打仗打不过你姓蒋的，搞政治，那可是我的长项——你蒋介石不是要选总统么？选吧。

我让你选不上！

老蒋派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到各地去活动，了解一下代表产生的过程和结果，这一了解可坏喽！

没几个支持老蒋的，因为谁也不愿意选一个“新军阀”当总统，那选出来，肯定他一人说了算，大家还不全成摆设了！

相反，胡汉民是文人，当总统放心，大家都支持胡汉民当总统。

这不麻烦了？做了一锅饭，给别人吃了！

老蒋请出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让他劝胡汉民“离职休养”。吴去了，结果被胡汉民痛骂，说他是“无耻之徒”。

骂走了吴稚晖，这下蒋介石也没办法了，连吴稚晖的老面子都不给，还有谁能去跟胡汉民过话？

没办法，胡汉民的资格太老了，谁也奈何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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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哥们就是哥们，正在蒋介石一筹莫展之际，他的义弟戴季陶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戴季陶说，胡汉民不同意？这事好办哪，你把他抓起来不就得了么！

蒋介石心想你可真会出主意，胡汉民是立法院长，能随便抓么？

还别说，戴季陶虽是文人，却比“武人”蒋介石胆子还大，敢想敢干。

戴季陶说没事，各路军阀不都已经被你给码平了么，估计没人敢说什么。这事交给陈果夫他们兄弟俩去办，没问题，放心吧。你就甭管了。

甭管了？出大事了！


1931年2月26日，蒋介石给胡汉民送来一封请柬，请他于28日到陆海空总司令部赴晚宴。

胡汉民哪里知道这是“鸿门宴”，就去了。去了一看没人，只有一封蒋介石给他的信，信上先写蒋如何如何尊重胡汉民，然后就开始数落胡的不是，说他处处与蒋过不去，最后，蒋说我是干革命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革命到底，这是我的光荣职责！

信是写的冠冕堂皇，把胡元老气得够呛，又不好跟底下人发脾气，于是对送信的人说：你去请介石来，我有话跟他说。

对方当然不会去请，只是说请您先吃饭，有什么事情吃了饭再说。

胡汉民说我吃什么饭！你去请介石来，我要问问他是什么意思。


对方当然不会去请，只是说请您先吃饭，有什么事情吃了饭再说。

胡汉民说我吃什么饭！你去请介石来，我要问问他是什么意思。


对方说蒋先生没什么意思.

这下胡汉民也火了：没意思！没意思这封信什么意思，搞什么鬼？


对方看胡汉民急了，只好说了实话，说“蒋先生想请您自己辞去立法院长的职务”。

胡汉民一听更生气了，说行啊，不让我干可以。但必须介石来跟我说，何必躲着我，这是能躲得了的事么！

快夜里12点了，蒋介石还真来了。胡劈头就问：“你最近有病吗？”

蒋介石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说我没生病啊。

胡汉民说“那好，我以为你得精神病了。”

蒋介石哭笑不得。

俩人坐下来，胡汉民开始给蒋介石上课。胡汉民比蒋介石大十来岁，又是国民党元老，给蒋上上课，一点不新鲜，蒋也只有听着的份。

胡汉民逐条驳斥了蒋介石信上罗列的罪状，最后说，从今天起，我什么也不干了，不管了。你爱干嘛干嘛。


蒋一听胡汉民说不干了，还挺高兴，说：我是最尊重胡先生的，以后有什么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天您肝火太盛，我又是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肯定说不过您。但我肯定不会乱说，不会冤枉你胡先生的。

蒋介石说自己“不会说话”，当然是一种自谦之辞。但是，单就这几句而言，还真是说得不甚得体，徒然给对方递“话把儿”。

蒋既然表示尊重胡汉民，胡乐得倚老卖老，数落得更起劲，说：你做得不对的事，只有我能教训你，现在你不一样了，除了我，还有谁能教训你。你不要以为我怕你，我这么大岁数了，太太可以自立，孩子也大了，我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除了党国，没有我胡汉民再惦记的事了。

当着手下的侍卫，蒋介石听着心里直蹿火，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不是站不是。好不容易胡汉民说完了，蒋介石赶紧说：您休息吧，我告辞了。

第二天，胡写了一封辞呈给蒋介石，辞去立法院长职务。蒋介石把胡汉民送到南京汤山，从此就算被软禁了，后来胡汉民回忆那段时间的情况时说：“幽居一室，空气恶劣，窗外便是兵警，擎着枪，枪影从窗中照映入来，更令人难堪!”

蒋介石以为这就算完事了，让著名的老好人林森接替了胡汉民立法院长的职务。好了，没有人捣乱了，这下可以选总统了。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一个堂堂的立法院长，蒋介石居然能给抓起来，登时舆论哗然，美、英、法等国严厉抨击，斥为“践踏民主”。

各路军阀，倒是的确没人出来管这个闲事。炸了窝的，是党内的“同志”们——你蒋介石还没当总统呢就这么猖狂，以后当了总统，还不得把我们这些人全宰喽！

大家都是文人，文人有文人的办法，你蒋介石不是能耐大么，你自己干吧。

首先辞职的是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然后是立法院长林森，接着是司法院长王宠惠，去了欧洲。

一共五个院长，走了俩，其中的王宠惠还是“约法”起草委员，都走了，这个总统还选个头啊！

1931年4月30日，古应芬、林森、萧佛成、邓泽如等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陈济棠首先从香港把古应芬接到广州，通过古应芬，赶走了压在自己头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广东省长陈铭枢。然后联系了去年还打得昏天黑地的桂系李宗仁，建议他们联合反蒋。


接着，5月3日，陈济棠领衔粤军各将领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都陆续到了广州。

5月24日，汪精卫、孙科、许崇智、唐生智、陈友仁等各路党国元老、过气军阀齐集陈济棠的公馆，会商“党国大计”。

5月27日，在粤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

5月28日，这些人彷照中山先生在“护法战争”时的做法，同时也是效蒋介石的故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陈济棠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汪精卫倚为干城。

这下娄子大了吧，你看戴季陶这馊主意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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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军事委员会”常委了，陈济棠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陈济棠的粤军，在此之前的名称，叫做“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

1931年6月，陈济棠将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整编为第1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常委嘛，自然要排第一。

与此同时，李宗仁也把他的部队恢复为原有的名称“第4集团军”，至于2、3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原本是准备等广东国民政府“做大做强”以后，给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留着的。

改名以后，陈济棠将原来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所辖的3个师扩编为3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警卫旅五个。另外还有1个宪兵司令部、1个虎门要塞司令部。经过不断的扩编，到1932年8月，第1集团军的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

陈济棠还学蒋介石，也成立了一个军事学校。1931年，在第8路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的基础上扩编而成，驻广州沙河燕塘，故又称燕塘军校。陈济棠自任校长。你有黄埔，我有燕塘，你是蒋校长，我是陈校长。

除了强大的陆军以外，陈济棠与各路传统军阀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他有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这才是陈济棠敢称“南天王”的最大本钱！

广东的空军，最早是在华侨的资助下，由孙中山先生建立起来的，在1922年前后，即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时，就创立了航空局，后来又创办了航空学校。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部将航空局缩编为航空处。

1931年，陈济棠以广州“国民政府”的名义，将广东航空处及所属的航空部队扩编为“广东空军总司令部”，隶属于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没过几个月，等广州“国民政府”一取消，陈济棠马上以用武力接管广东空军，撤销“广东空军总司令部”，改为第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以黄光锐为司令。

这样一折腾，原本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广东空军，从汪精卫的“广东国民政府”过了一道手，成了第一集团军的了，陈济棠等于分文没花，白捡了一支空军部队。

到1932年，第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辖4个飞行大队，拥有各式飞机130余架。另外还有空军教导总队、三元里空军学校等等。

这样的一支空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可匹敌，被视为陈济棠的王牌军，后来陈敢于起兵反蒋，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

陈济棠的海军，其由来与空军如出一辙，也是巧取豪夺而来。

本来，陈济棠的海军实力比较有限，只有一些用于海防、内河的小型舰艇，另外还有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1933年7月，原属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其海军的实力。陈济棠又先后从国外购买鱼雷艇4艘、扫雷艇1艘、驱逐舰2艘，自制改装炮舰、运输舰各1艘，共9艘，建立了鱼雷艇队及其基地，并自任海军总司令，

至此，接着广东国民政府这个“壳”，陈济棠孵出了自己的“蛋”，那就是强大的陆海空三军。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陈济棠“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的目标完全实现，可以跟蒋介石掰掰手腕了。

拜手腕，需要一个机会，或者说，需要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还是胡汉民给提供的。

事情仍然要从国民政府的分裂说起。

戴季陶出的主意，把老蒋的“总统”彻底泡了汤，政府都分裂了，哪还有心思选什么总统！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选不成，老蒋的总统，迟到了整整17年，而且还只当了一年，就跑到台湾去了。


既然总统不选了，也就别再关着胡汉民了。10月14日，蒋介石臊眉搭脸地把胡汉民放了出来。

这下胡汉民算是把蒋介石给恨苦了，从此回到广东，真的开始“处处”与蒋介石作对。

从1931年5月，中国就有了两个国民政府，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广州，各说各话，互不买账，如果不是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谁也说不好要僵持到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种分裂。

这个意外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炸毁了以小段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这就是作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索的“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日军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并同时开始袭击北大营。

到1931年11月，仅两个月的时间，黑、吉、辽三省重要城市已陷落殆尽，情势极为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必须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党国”的大计。

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和代表“国”的政府，都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个会怎么开？

能开。中国人的智慧，往往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既然说不到一块儿，那就索性各开各的。因此，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成了世界上最滑稽的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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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国民党的历史，你会发现，国民党的“四全大会”，在三个地方、开了三次。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派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对日侵略暴行的决议》，还通过《恢复党籍案》，宣布过去几年间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恢复党籍。

汪精卫一看，你蒋介石也太过分了，我都没在，你自己就把会给开了。你开我也开。


六天之后的1931年11月18日，汪精卫等其他派系在广州也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个会开得不是太成功。此时，陈济棠已经逐渐暴露出了“曹操”的本色，通过大会安排了很多自己的人，排斥汪派等其他派系。汪精卫跟他说有几个人需要安排，被陈一口拒绝。

汪精卫没有想到，在南京要受蒋介石的气，回到自己的老家广东，居然又要受陈济棠的气。一气之下，汪精卫说：“与其做小军阀的走狗，毋宁做大军阀的走狗。”于是带着汪派、西山会议派等200多人中途退出大会。

但广州“四全大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退出而休会，而是继续召开并选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临时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等。


退出了广州的“四全大会”，汪精卫越想越生气，一不做二不休，非得把这个会开了不行。于是跑到上海，于1931年12月3日，重新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163人，会议补选了“中委”。

国难当头，总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况且光开了一个“四全大会”也没有用，党的领导机构还没有产生，于是南京方面邀请粤、沪两方到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胡汉民没有离这个碴儿，汪精卫还比较给面儿，说回去可以，但蒋介石必须付出代价。

经过一番桌上握手，桌下踢脚的斡旋折冲，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各方势力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一周之后的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出席了开幕式之后即回到家乡浙江奉化。会上对南京、广州、上海三次“四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执监委员一概承认。经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轮流当主席；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为孙科。


广州方面，亦于12月底结束反蒋的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1932年1月1日，按照宁粤议和时的妥协，在广州设立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则担任两个机构的常委，大权在握。

按：孙科好不容易当了行政院长，可他这个院长当得实在不是时候，刚一上台，面临着的就是“一二八事变”。此时，几个原来主事儿的，行政经验比较丰富的，蒋介石在乡下老家；胡汉民在广东，连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都请假了，没有参加；汪精卫担任的是一个党的职务，不在前台。大家都在饶有兴味地观看孙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此时大家才知道，没有蒋介石还真是玩不转。无奈，怎么把人家轰走的，还得怎么把人家请回来。



1932年1月25日，孙科内阁辞职。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恢复于1928年10月明令“停止运行”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等人为委员。


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举行，如愿当上了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投桃报李，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从此之后的14年，蒋介石一直被称为“蒋委员长”，直到1946年5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其所有职能划归国防部。


3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就职。

从此，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架构形成，并一直维持到了抗战开始，这也是国民党政坛难得清静的几年。


按：正是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在黄杰的倡议下，一部分黄埔学生酝酿成立了“复兴社”。1932年4月1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两机构”）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个怪胎，而且还是连体婴儿。

你可以查一查，在民国时期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一级介乎于省和中央之间的机构，无论是国民党系统，还是政府系统。

这是因为，“西南两机构”是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决定设立的。按当时的议案，是这样设计的：

“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在若干省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府指导之下监督各省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

从条款上理解，不仅“西南”，全国各地都要按片成立这样的两个机构。但不久之后，宁粤复合，广州“四全大会”的议案自然也就不作数了，但已经成立起来的“西南两机构”，就作为彼此妥协的一种条件，给保留下来了。

“西南两机构”的人员：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设常委6人：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则有委员27人，其中常委5人：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

名义上，“西南两机构”均由胡汉民主持工作。

大家一定很奇怪，明明是管辖两广的机构，为什么叫“西南”，而不叫“华南”。这是因为，按最初设计的“西南两机构”，管辖范围并不止两广，尚包括云南、贵州等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云贵还把持在军阀手中，“西南两机构”的权利所及，只能管到两广。

实际上，两广中的另一广——桂系，对“西南两机构”的号令，能服从到什么程度，也是天知道。

好在胡汉民并不是十分想管那么多省，那么多事，他只是把“西南两机构”作为他反蒋的一个大本营，专心致志地搞他的“新国民党”。几年下来，卓有成效，本就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又多了一个“西南反蒋派”。

蒋介石真应该好好感谢他那位义弟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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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会发现，作为广东的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是唯一在“西南两机构”中同时担任常委的，由于胡汉民的“恬淡”，“西南两机构”的大权完全掌握在陈济棠手中，胡汉民正好给他做了一堵挡风的墙。

其实“西南两机构”本身并没有多大权力，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顶多了，可以说它算是一个联络机构。但是，有没有用，要看这个“空架子”掌握在谁的手中，此后几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治理地方，之所以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与他打着“西南两机构”这个“空架子”的大旗不无关系。

最明显的例子，原广东的空军、海军两个司令部，就是陈济棠打着“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先给取消、然后“拔”到广州“国民政府”名下、然后又划到他自己的第1集团军去的。

可惜好景不长。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与他的大舅子、“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的时候，因思虑过度，突发脑溢血，延至当晚不治逝世，享年57岁。

临终时，胡汉民留下政治遗嘱：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的死，令陈济棠顿失凭依。

早就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看着有气的蒋介石，终于把胡汉民给“等”死了。5月13日，蒋派孙科等大员为代表，到广东吊唁胡汉民，顺便向“西南两机构”——实际上是向陈济棠——提出了蒋介石对广东问题的意见：

据陈济棠的旧部凌仲冕回忆，孙科等人先是给陈带了几顶高帽子，如“举国团结，系于一身”等等。跟着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什么“真正统一，必须集中武力，是抗日的前提”，“破坏真正的统一，要受共产党同样的惩处”等等。最后，是蒋介石的主旨：

——取消“西南两机构”；

——改组广东省政府；

——广东部队各高级军官由军事委员会任命；

——取消广东货币，代以法币。

这几条，好像每一条都是冲着陈济棠去的。

——本来就是。

蒋介石要动手了。

陈济棠怎么办？

实际上，陈济棠憋着反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陈济棠有个哥哥叫陈维周，是个阴阳术士，早年在老家防城给人看相、看风水，陈济棠最信他的话。

1935年年底，陈济棠曾派陈维周代替他前往南京述职。并求见蒋介石。

陈维周的这一趟，还真是不白去，给陈济棠带回两个惊人的消息。陈认为他哥哥这趟南京去得太值了。

其一，蒋介石向陈维周透露了下一步“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国民党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不变。”并要他给陈济棠带话，让陈积极配合。

陈济棠听了以后，高度怀疑蒋的动机，因为两广虽然是对头，但在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桂系完了，蒋腾出手来，就要对付广东。所以，陈济棠不但没有听蒋的，反而与桂系的联络更紧密。

其实，老蒋这个话，可能也是一种策略，故意刺激陈济棠，促其早露反迹，早反遭收拾嘛。

否则，以老蒋的身份，与一个江湖术士谈这些东西干什么？

其二，陈维周到浙江奉化去察看了蒋介石的祖坟，其结论是“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

“伯南”是陈济棠的字——当年，他听了陈维周的话，曾经以天价买下了广西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安葬其母，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地方。现在一看蒋家的风水不如“芙蓉嶂”，陈济棠还能不高兴。

现在，该是我收拾你老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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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去世，各路人物都来吊唁，桂系派来的，是白崇禧。

据陈济棠的旧部李洁之回忆，白崇禧在与陈济棠的会晤中，先是给陈狠灌了几碗迷汤，说他治理广东“成绩斐然”，我们都很钦佩等等。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劝陈起兵“反蒋抗日”。

白崇禧说：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蒋绝无余力可以南犯。

白崇禧又说，“如老兄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以全力支持。”

不愧是“小诸葛”，为打消陈济棠的顾虑，连进兵的路线，白崇禧都给他设计好了，白说：湖南的何键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他不敢承担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无法抽出大军阻止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

白崇禧最后说：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注意，白崇禧一开始说的是“反蒋抗日”，中间说的是“挂起抗日的招牌”，最后的几句话，透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抗日是口号，是招牌，反蒋则是实实在在的。

本就认为老蒋“气数已尽”的陈济棠，被他的宿敌白崇禧给说动了。

第二天，他就约自己手下的心腹、第1军军长余汉谋等人到公馆中商议，让大家自己去考虑，但不得外传。

听了陈济棠的话，大家议论纷纷，心存疑虑，有些人明白对陈说，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为人不老实”，他的话你也能信？

要说这人啊，在某些重大关头，可能谁都会失掉自己的判断力——陈济棠看大家对此都不感冒，居然让白崇禧直接跟大家见面，意思是让他给自己的手下做工作。

于是，白崇禧又把他与陈说过的那一套鼓吹了一番，并补充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

接着，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又把他与日本驻粤总领事馆联系，并取得对方谅解的情况介绍给了大家，意思是让大伙放心，日本人都支持我们，还怕什么。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有余汉谋比较直爽，他站起来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粤汉、平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把握，请总司令再详加考虑。

此后几天，大家都在私下里谈论这件事，逐渐形成两派，李洁之他们属于反对派，曾经想请余汉谋牵头，劝陈济棠打消造反的想法，甚至想到“制止无效时就必当机立断，多方设法把他推倒。并请资望较深的第1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陈。”

中间，陈济棠曾经放出风来，说已经打消此意，让转告大家，可以回驻地了。大家额手相庆，以为陈济棠终于想明白了。


5月30日晚上，余汉谋在家里宴请手下的高级军官，准备践行后就让他们回去。正吃着饭，谁也想不到，陈济棠忽然来了。

陈济棠一来，自然反客为主，对大家说：我正要找你们谈话，现刚好大家都在这里。

陈济棠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现在双管齐下的机会已经到了。近几天我又作了反复的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总之我们这次行动，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达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南昌挺进，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上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

陈济棠最后说：“日本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使蒋背腹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

完了，聪明一世的陈济棠，就这么活活地让白崇禧给带到“沟”里头去了。

6月1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言“抗日”，并发动了游行示威，以壮声势。

6月2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发出“冬”电，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抗日。

6月4日，第1、4两集团军将领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发出“支”电，请“西南两机构”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在这里，“冬”电是幌子，“支”电才是真的，没有“支”电，两广的出兵就没有借口。

按白崇禧给陈济棠的设计，走的是与当年太平天国一样的一条进军路线，北上，走湖南。

湖南，就是白崇禧口中“决无障碍”的何键。

可惜，陈济棠听白崇禧的，何键好像不怎么听。

在热情接待陈济棠使者的同时，何键将两广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并听任中央军占领了衡阳，北上的路给堵死了。

双方几十万军队集结于湖南，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这时，忽然从角落当中，站出一个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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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戴笠。

针对各路军阀搞情报，是戴笠的重要工作之一。

前面我们说过，戴笠在西北曾经通过向影新做过杨虎城的工作。包括与张学良的交往，其实都是特务工作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前者是暗的，后者是明的；前者让人知道了生气，后者嘛，戴笠会与人打交道，张学良跟他关系还处得很好。

两广的情况很特殊，如同铁板一块，很难派进人去，否则，“制裁”王亚樵也不用费那么大周折了。

戴笠只能在周边想办法，当然，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港澳。

特务处有许多广东人，要不，也不会形成一个“广东派”。当然了，广东人再多，也不如特务处的湖南人多；湖南人再多，也没有浙江江山一个县的特务多。

派到香港的，是邢森洲。

邢森洲，生于1895年，广东海南文昌县人。

戴笠的手下，多数都比他小，有的比他小十几岁，所以戴笠在特务处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骂这个骂那个，跟骂自己儿子似的，一方面是长官的权威，另一方面，跟他岁数比别人都大，也有一定关系。

邢森洲是特务处里少有的比戴笠岁数还大的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公”。

邢森洲是学中医的，1916年毕业于厦门中医学校，然后就返回家乡文昌，开了一个诊所，挂牌行医。

中医这个行当是讲究经验的，所以大家都愿意找“老中医”看病，邢森洲当时只有21岁，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少人去找他开方子。

诊所开不下去，邢森洲心想，中国的中医比较多，没有人来找我，那么我出国，到外国去，看中医的一定有的是人。于是，1918年，邢森洲去了新加坡，开了一家叫“华山医寓”的诊所。

没想到，跑到新加坡，当地人与国内一样可气，照样不认“小中医”，无以谋生。邢森洲是学中医的，读过不少线装书，笔下很来得，于是他找了一家报馆，白天在诊所看摊，晚上到报馆兼职，当编辑。

时间长了，邢森洲才知道，他所供职的这家《新国民日报》，是国民党人在新加坡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在海外宣传国民党的主张，扩大影响。于是，为谋求工作的稳定，邢森洲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外各地国民党的分支机构都要派代表出席。新加坡也选出了几名代表，到回国的时候，其中一名代表临时有事不能成行，空出了一个名额，于是邢森洲要求顶这个名额回国出席大会。

就这样，阴差阳错，在国内都没有混出名堂的邢森洲，居然在海外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山先生决定开办黄埔军官学校，并要求代表回到各地以后，积极保送“优秀青年”到黄埔受训。

对此，邢森洲很当回事。新加坡的中国人多得很，经过邢森洲的认真物色，他发现一个咖啡厅的茶房，也是海南文昌人，条件不错，于是邢森洲将他作为“优秀青年”推荐回国，报考黄埔。

邢森洲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辈子，都得仰仗这个人混饭吃。

根据邢森洲的推荐，这个“优秀青年”回国，顺利地考入军校第二期，他就是郑介民。

到了1927年，郑介民摇身一变，以蒋介石副官的身份，负责华南地区情报工作。后来，郑介民之所以不愿意屈就在戴笠手下，就是这个原因。他给蒋介石当副官、主管方面工作的时候，戴笠才考上军校一年时间，连“领袖”长什么样，都只能从相片上看呢。

郑介民是个很念旧的人，饮水思源，如果没有邢森洲，自己恐怕还在新加坡给人家端盘子呢。于是，他邀请邢森洲回国，驻香港，为他收集情报。

1932年特务处成立，在郑介民的推荐下，邢森洲任特务组香港组组长。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汉民以“西南两机构”为依托，开始进行反蒋活动，因此，戴笠交给香港组的任务就是全力监视胡汉民的活动情况以及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的情况。

1934年，邢森洲曾调回南京特务处本部做督察长。1935年，因两广情势越来越不稳定，戴笠将香港组升格为香港站，邢森洲遂成为香港站第一任站长，任务是全力做好对两广的情报和策反工作。

接着，戴笠又派出龚少侠潜入广州，暗中联络黄埔同学。

龚少侠，1902生，广东乐会人，军校第一期第二队。毕业后龚少侠曾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二营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连长等等，所以他认识的军校同学特别多，很快，就在广州安插了一大批“钉子”和眼线。

戴笠还怕不保险，又将原上海区区长吴乃宪派回了广东。吴乃宪也是广东海南人。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经把全国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四个区域，每区派出一个特派员，这个特派员并不具有指挥权，仅仅负责工作督导。刺杀张敬尧的时候，郑介民就是以特务处副处长的身份兼任华北区特派员。

同一个时期，吴乃宪则担任华南区特派员，所以他对广东的情况也非常熟悉。

有这么多的广东人在做工作，几年下来，到1935年、1936年的时候，戴笠对两广、特别是陈济棠的情况，可说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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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戴笠对陈济棠部下的策反，早在他造反之前就开始了。

最早下手的，是海军。

前面说过，1933年6月，原属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广东海军的实力。

“海圻”是一代名舰，原属于北洋海军。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不是已经全军覆没了么，而且当年也没有“海圻”这么一号啊。

1894年，北洋海军惨败，到1895年，威海卫军港失守，北洋海军剩下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全部被日军掳走。只有一艘被解除武装的“康济”号，因载运就义的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等人的遗体，被交还中国。

到1896年，清政府决定重建北洋海军，不惜血本从西方各国订购了大批军舰，到辛亥革命前夕，新的北洋海军已经拥有包括“海圻”、“海琛”和“肇和”等3 艘巡洋舰在内的各类舰艇十余艘。

其中的“海圻”舰于1899年投入使用。排水4300吨，是中国最大的军舰之一了，其装备的两门8吋主炮在当时首屈一指。

进入民国，这些军舰成为各路军阀争抢的对象，到1933年6月，当时归属于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肇和”等3舰因内部纠纷而出走，在姜西园的带领下投奔了陈济棠，7月25日，3舰抵达广东,陈济棠将他们改编为粤海舰队。

据黄埔海军学校十八期毕业生许耀震回忆，由于当时“海圻”冉鸿翮、“海琛”关继周、“肇和”杨超仑这三个舰长都与陈济棠没有任何渊源。为了达到控制3舰的目的，陈济棠采取“掺沙子”的方式，逐渐撤换3舰的东北籍军官。他先是把“海琛”舰长关继周派到海南岛负责秀英炮台；后又派自己的“福游”舰长陈浩任“海琛”舰长，将“海圻”副舰长唐静海调“福游”任舰长。

另外，还派出一批黄埔海军学校18期刚见习期满的学员到3舰上监视大家，许耀震就是其中一个。

对此，率领3舰出走的姜西园并没有表示异议，因为他自己也在向陈济棠靠拢。

1935年4月，陈济棠通过姜西园控制了3舰之后，突然宣布把粤海舰队并入第1集团军，自己兼任总司令，姜西园、张之英为副总司令。

这件事成了导火索，3舰本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现在又连形式上的独立性都失去了，整个被陈济棠吃掉，大家都很不满。恰在此时，邢森洲、龚少侠等找到了他们。

3舰的军官，多出身于各个海军学校，邢、龚等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原“海圻”舰长唐静海、“海琛”军官陈精文等人，约定趁适当时机，再次出走，投奔“中央”。

1935年6月15日夜，乘姜西园及“海圻”舰长方念祖均不在舰上，陈精文率“海琛”官兵绑架了舰长陈浩，与“海圻”原副舰长唐静海“带舰出走”。“肇和”舰因主机损坏正在修理，不能行驶，只好将“肇和”舰东北籍官兵接来一同离去。

陈济棠得到报告后大怒，适逢当晚2舰通过莲花山水域时,因天黑且遇退潮,“海圻”舰搁浅，“海琛”舰拖带时也一并搁浅。陈济棠令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轰炸，但下属提醒他；全国军舰本就不多,目前日寇正虎视眈眈，如果炸沉2舰,自毁长城，要考虑舆论因素。

陈济棠听了决定劝降,但到了白天涨潮,2舰于当晚冲过虎门炮台，安全到达香港。

特务处香港站站长邢森洲送来了蒋介石的电报，称“一切问题均可解决”，并派出空军护航，7月12日，“海圻”、“海琛”2舰抵达南京。

唐静海于抗战胜利之后任军政部海军教导总队总队长，陈精文后积功升为海军少将。

1937年9月25日 ,为保卫江阴防线,“海圻”、“海琛”和“海容”、“海筹”等4舰自沉于江阴。

留在广州的“肇和”舰，在1937年9月14日凌晨的虎门海战中，被日军击沉。舰长方念祖，经军法审判认定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被执行枪决。

至于当年率领“海圻”、“海琛”和“肇和”3舰从东北海军出走、后又被陈济棠任命为第1集团军海军副司令的姜西园，于日军侵华以后落水当了汉奸。

1940年，姜西园任伪“海军部”政务次长，1943年任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副指挥，1945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0月10日，姜西园晋升伪“中将”军衔。

1945年8月16日，姜西园被军统以“通谋敌国”罪逮捕,后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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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空军是陈济棠的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最大本钱，因此，如能策反广东空军，不啻为釜底抽薪！

担负这个艰巨任务的，是特务处书记长梁干乔。

梁干乔，生于1903年，原名梁昭桂，广东梅县人。

军统的梅县人很多，除梁干乔以外，还有二期的张炎元、十一期的邹宇光，另外还有刘志陆。

梁干乔出生于一个渔民家庭，由于家里穷，中学没有毕业，就供不起他了。于是梁干乔就帮他的表哥照料一家米店。梁是有文化的人，小店一天天红火起来，结果亲戚家的人不但不感谢他，反而怀疑他要把小店据为己有。梁干乔一气之下走了，不管了。

离开亲戚家，梁干乔去当了五年小学教师，适逢军校招生，梁干乔的族叔梁龙是北京法政大学校长，也是当时的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经他的推荐，梁干乔到广州报考黄埔。

当年，要到广州，须先到香港再转往广州。在去往香港的船上，梁干乔没钱，只能睡通铺，其实也就是甲板。这时，过来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走路不看地下，一脚正踏在梁干乔的身上。踩了人，这个贵妇居然没事人似的，看都不看梁干乔一眼，扬长而去。

梁干乔大怒，待要与她理论，又觉得好男不跟女斗，不要失了身份，于是在心里暗中咒骂：“总有一天，要打倒你们这样的人，让你给我当佣人！”

事情就有这么巧，多少年以后，梁干乔家雇用了一个做饭的陈嫂，正是当年踩了他一脚的那位贵妇！

军统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净出这种邪事儿。

梁干乔虽然连中学都没有读完，但他很爱学习，曾经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注释《庄子》，诗也写得不错。以他的水平，考军校自然一考即中，进入军校一期三大队学习，同一个队的，就有后来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吴乃宪。

1924年5、6月间，梁干乔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毕业以后，1925年，梁干乔等一批军校一、二、三期毕业的同学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后来与他并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同期同学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二期的郑介民、三期的康泽。另外还有张炎元，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宪兵创始人之一的张镇，我们这边的有抗日名将左权。

在苏联，梁干乔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成为一名“托派”。而且梁干乔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从不藏着掖着，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托派”似的。

1928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梁干乔居然敢跳出来，用俄语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那还能有好结果！当场就给抓了起来，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还别说，这老兄还真是有点本事，不知他想了什么办法，居然搞到一本假护照，又买通了看守，从西伯利亚这等地方逃回国内，真不是一般人，难怪后来当了特务。

回国以后，梁干乔搞了一段时间的“托派”小组织，跟着就彻底投向了国民党，1932年，作为“十三太保”之一，梁干乔参与创办了复兴社。

后来梁干乔加入戴笠的特务处，并继李果湛、张严佛之后，担任书记长。

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梁干乔被戴笠派回广东，承担策反公东空军的任务。

此时进入广东，是十分危险的事情，陈济棠早知特务处势力无孔不入，盘查得很严，“中央”的势力很难侵入。

粤军第5军第16师师长练炳章，是一个老军头了，据他自己说，“前清末年在河北省保定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旅之事时，曾与蒋介石同学。”后练炳章为戴笠所罗致，利用他在粤军中的老关系策动军队，并企图控制民团，结果为陈济棠发现，杀掉了练炳章。

梁干乔本就是广东人，又当过教师，当地熟人很多——正是因为他熟人多才派他回去的。但是，反过来说，也很容易暴露。

梁干乔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他化装成一个人力车夫，潜入广州，与他的族侄梁伯仑取得了联系。

梁伯仑是广东空军的电台台长，通过梁干乔的工作，梁伯仑同意投向“中央”——这是策反广东空军的必要前提。一百几十架飞机出走，非同小可，如果没有通畅的联络，不可设想。

这边做通了梁伯仑的工作，南京的戴笠，找到了魏大铭，让他与一个名为“XSF—DE—XHOB”的电台联络。

这个任务有点没头没脑，既无波长、也不知道方位，怎么联系，还真新鲜了！

那也没办法，戴笠交办的任务，是不能打折扣的，也不能讲价钱的。



魏大铭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著名话务员——张我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