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被蒋痛斥为“不知廉耻”的曾扩情，事发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

曾扩情，1895年生，四川威远人。军校一期毕业。

曾扩情在一期生中，属于岁数比较大的，1924年入学的时候，曾扩情已经快30岁了，比很多教官都大，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叫他“扩大哥”。

按：军校一期生的年龄差距特别大。曾扩情生于1895年，还不是岁数最大的，最大的是1893年生人，有四个。还有像一期生中比较出名的李之龙，是1896年生的，都属于岁数比较大的那一拨了。

相反，一期生中最小的，是1907年生的，入学时才17岁，相比最大的同学，足足小了14岁，几乎差了一代人。

曾扩情他们这些个岁数比较大的，比较起那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同学，肯定要成熟得多，机会又好，有的提拔得特别快。

像李之龙，从军校毕业出来，第二年就当上了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海军少将，这时他才29岁。1926年，李之龙又代理海军局局长，晋升为海军中将，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曾扩情也是如此。1931年11月，36岁的曾扩情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曾是黄埔同学中第一个当上国民党“中委”的，比胡宗南都早。

1932年，曾扩情参与创建了“复兴社”，成为“十三太保”之一，由于他的岁数比较大，大家称之为“大太保”。

按：曾扩情是一期一大队的，这个队厉害，“十三太保”中占了仨，除曾扩情外，还有贺衷寒、邓文仪。

1934年4月，曾扩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京分会政训处处长，实际上是复兴社华北分社负责人，所以在这个阶段，曾扩情与华北分社书记郑介民是搭档。

这里所说的“搭档”是指复兴社的工作，而不是指特务处的工作。复兴社与特务处是两条线，而且复兴社是大概念，特务处只是复兴社的一个部门。

但是这种区别，外人是不了解的，往往把复兴社与特务处混为一谈，一说复兴社，就是特务。另外，在事实上，复兴社及其在各地的分枝机构，其工作内容，也确实包含着对军情、政情、社情的搜集，只是不那么太专业而已。所以，说复兴社整个就是一个特务机构，也不算冤枉他们。

因此，在1935年7月6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中，日方特别提出了：“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以及“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的要求。

1935年11月26日，蒋介石通过行政院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该会政训处处长曾扩情调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

12月12日，被外界视为“复兴社特务”的曾扩情，被杨虎城拘禁。

事发之后，张学良找到曾扩情，跟他谈了谈，希望他能够公开发表一个讲话，把“西安事变”的原委告诉世人。曾扩情同意了。

据曾回忆，在此期间，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说“蒋委员长在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很为平安。西安所发生的事变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有关人员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第二，给地处要津的黄埔同学胡宗南、贺衷寒等人写信，告诫他们“奔车之上无仲尼”，意思是说，如果想“领袖”平安，只能谈判，不可动武，否则，“象孔丘那样的人，坐在狂奔的车子上，也难免会跌倒的。”

第三，给“校长”也写了一封信，托张学良转交，其实就是张让他写的。信中，曾扩情先是自我检讨：“我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引为内咎。”

然后话锋一转，为张、杨“开脱”：“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以慰‘群伦喁喁之望’。”

最后，曾扩情又说了句官话：“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

“扩大哥”办的这三件事，把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几乎要毙了曾扩情。

要说这老蒋也没法不生气，自己都被人给抓起来了，曾扩情作为自己的学生、而且是重点培养的学生、亲信的学生，不与张、杨拼命也就罢了，居然还胳臂肘往外拐，为张、杨去讲“公道话”，说他们“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

试问：张、杨是“为了国家存亡”，那我老蒋是为了什么？曾扩情岂不是指着校长的鼻子在骂大街！

有这样的学生，当校长的蒋介石怎能不生气、怎能不寒心、怎能不说他“不知廉耻”！

因此，曾扩情一回到南京，在机场等候他的，正是军校的同学、复兴社的“同事”、西安事变的难兄难弟、不久前还命悬一线、如今却红得发紫的戴笠。

尽管如此，戴笠对曾扩情还是很客气，毕竟是一期的老大哥，戴笠这点顺水人情还是会做的，他还是亲热地叫着军校的“官称”，对曾说：“扩大哥，校长请你反省一下。对不起了。”随即将他送到羊皮巷，关押起来，并嘱咐看守善待老大哥。

这一下曾扩情被关了两年多，直到1939年，才由一期同学胡宗南给保出来，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但此后再也没担任过什么太吃劲的重要职务，与西安事变前的曾扩情相比，是风光不再了。

忘于江湖

第三个倒霉的，又是一个“复兴社”的高级干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

跟滕杰一样，在国民党史上，贺衷寒不算什么大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黄埔的学生，后来搞出名堂来的，大抵可分为三种出路：

一是带兵官，俗话说就是打仗的，这类人最多，在军内和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是最高的。这批学生，以军校一、二期的早期毕业生为主，其代表人物就是胡宗南，杜聿明也算一个，地位既高，同时也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这类人另外还有很多，大家随便一想就能列举很多。

第二类，是一小部分人，就是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军衔也最多是个少将，但极有影响力。

第三类，就是在国民党和军队当中专门搞“政治工作”的那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发轫于复兴社的成立，戴笠等人当初也属于此类，只是后来干得越来越“专业”，终于自成体系，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除了戴笠、郑介民等几个干特工干出名堂的，其余的人，几乎始终在国民党和军队中从事所谓“政训”、“政战”工作。所以为什么一提起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总让人觉得与特务工作好像是一码事，因为在最初他们是一个群体。这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贺衷寒。

提起贺衷寒，在当年的军校，就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想当初，曾经有“黄埔三杰”的说法，依次为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还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的说法，两个传说当中，都有贺衷寒在内。

贺衷寒，原名贺忠汉，1900年生，湖南岳阳人，军校一期毕业。

贺衷寒从小就是个才子，先上私塾，学了一肚子线装书，后来到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所以，贺衷寒脑子中的“旧”文化和新文化都有一手，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写诗词，新式国文也写得好，要不后来在军校怎么闯出一份“文有贺衷寒”的名头来呢。
　　贺衷寒参加革命很早，1920年，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贺衷寒成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1921年10月，中共组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将于1922年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出席，成员当中，还有同样年轻有为的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蒋伏生等人。

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贺衷寒在中共党内的发展，前景估计错不了。没想到，此次苏联之行，不但没有培养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反而使贺衷寒蜕变为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张国焘，“一大”选出的中共核心领导层三人之一，张国焘本就是一个眼高于顶的人，面对这些“毛孩子”，怎么会把他们放在眼里，整日里颐指气使，今天训这个，明天骂那个，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偏生是21岁的贺衷寒要出这个头，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贺衷寒是大才子，从小也是被旁人吹吹拍拍惯了的，哪里肯吃他这一套。

据说，某日，张国焘又在摆谱，说什么“不是我张国焘，你们还想到苏联来！不听话，我把你们全开除。”

大家都不做声，心想你愿意说就说吧，有本事真把我开除喽。

贺衷寒听着心里有气，于是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张先生，我们是中央书记处派来的，你有什么权利开除我们？我看你这个团长当的是不是不耐烦了？你如果不想当了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

几句话噎得张国焘一口气差点上不来，张国焘何曾被人这样顶撞过，何况是一个小字辈！再说，当时的张国焘，虽说是“中央”领导，不过也只有24岁而已，同样是年轻人。听了这话，立时拍桌大骂，叫贺衷寒“滚出去”。

贺一听：“要滚你先滚！”谁怕谁啊！扑上去就要跟张国焘“放对”。旁人赶快上来你拉我拽，好歹是把俩人给劝开了。

如果换一个人，这事可能也就算了，以张国焘的身份地位，何必跟一个最基层的青年团员计较。但这不是张的性格，回国以后，张国焘一句话，果然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

从此，一个热血青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回国以后，贺衷寒到武昌一中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招生，经国民党元老詹大悲介绍，贺衷寒与自己在湖南旅鄂中学的同班同学、好友蒋伏生结伴南下广州，准备报考黄埔，当时他们先到上海，从上海坐海轮再到广州。

不料，等他们赶到码头时，开往广州的船已经启航。要说年轻人就是年轻人，胆子是真大，贺、蒋二人居然雇了一只小舢板出海追赶。

好不容易追上大船，怎么上去成了问题，幸亏大船上的一个年轻人援手，帮贺、蒋二人攀登上船。

三人互通姓名，那个年轻人自我介绍，名叫胡宗南，浙江人，也是到广州报考黄埔的。这是贺、胡订交的开始。

赶到广州，军校一期已经录取完毕。他们又结伴去找军校党代表、招生负责人廖仲恺，陈述自己“参加革命、反帝反封”的决心。谁知这时胡宗南又遇到一个新困难，因他个子矮小，不符合军校的录取标准。胡一听当场大哭：“谁规定的个子小就不能干革命！”

廖仲恺是个爱才的人，当即决定补录三人进入军校学习。贺衷寒和蒋伏生分别入一、二大队，胡宗南则进了四大队。

在军校期间，贺衷寒把他的反共决心和“才干”表现得淋漓尽致，孙文主义学会就是以他为首搞起来的，深得蒋的欢心。

1926年，受国民党委派，贺衷寒再度前往苏联考察，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31年，蒋介石任命贺衷寒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

1932年，贺衷寒与其他黄埔同学一起创办了复兴社，复兴社的《章程》，就是贺衷寒起草的。

1932年3月，蒋介石亲自召集了复兴社的成立大会，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干事。

蒋指定滕杰、贺衷寒、酆悌三人为常务干事，以滕杰为书记。

按：复兴社成立的初期，由于当时老蒋的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因此复兴社主要的工作任务很明确，就是搞军队的情报，其中包括嫡系、非嫡系部队主要负责人和各级军官的思想情况。

因此，大家一提复兴社，马上想到这是一个特务机关，因为它在成立的初期，确实是搞情报的。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蒋介石明确规定，复兴社的高级干部，不得吸收军校毕业生中那些带兵的主官担任，因为复兴社要监视的正是这些人，当然不能有他们。

但胡宗南是个例外，蒋介石指定胡必须参加，并且，戴笠也是胡所援引的。

1932年，贺衷寒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从此，这个机构就成了蒋介石在军队当中搞特务活动的大本营，也是复兴社活动的载体。比如，曾扩情曾先后担任处长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和西北“剿总”政训处，就相当于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的派出机构（同时也可以看做复兴社的派出机构）。

因此，从1932年到1936年，贺衷寒以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为依托，用了4年时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国军“政训帝国”，到最后，居然隐隐然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新的派别。所以，说贺衷寒在国民党和军队内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是，贺衷寒和复兴社的命运，在1936年底，被彻底颠覆了。

忘于江湖

12月12日，老蒋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此时，最活跃的就是何应钦了。

自国民党建军，何应钦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蒋做黄埔军校校长，何当总教官；蒋成立军校教导团，何当第1团团长；军校学生改建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是军长，何当师长；蒋做北伐军总司令，何升任第1军军长；1929年，国民党统一陆海空军，蒋做总司令，何做总参谋长。

这回，总司令老蒋出事了，何应钦顺利成章地成了“代总司令”，这是没有异议的，没有人会去跟他抢。

有异议的是何应钦本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把那个“代”字去掉，还是急于把老蒋救出来，他好接着去做那个军政部长。总之，从老蒋一出事，何就特别积极地要组织“讨伐”，要跟张、杨决一死战。

在何应钦的挟持下，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讨伐”张、杨的决定，授权何应钦负责军事，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最高统帅在对方手里做“人质”，要打，是个什么结果，三岁孩子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到日本去留学。连对蒋最“苦大仇深”的冯玉祥等人，都能顾全大局，主张政治解决。

反倒是何应钦这个老蒋的同学、亲密战友，不知是怎么了，仿佛一夜之间，他就成国民党内主事的了，一意孤行，非得要动武。还给汪精卫打电报，请他回来“主持大计”，真的把老蒋当成透明人、不存在了一样。宋美龄求他都不听，反而讥刺为“你一个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

看起来，某些人似乎只等着两边打起来，老蒋在“讨伐”中“玉石俱焚”那一天了，自己好借机来个“凤凰涅槃”。

所以，也难怪蒋介石毕生不相信任何人，就这么一帮人，也着实不可人疼。

静极思动的人很多，这其中，就包括贺衷寒。他找到刚刚经改选上任的复兴社书记邓文仪，建议有所举动。邓文仪年纪轻，被他撮弄，召集了复兴社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武装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公开拥护何应钦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

这还不算，贺衷寒、邓文仪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打出“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的旗号。

其实，贺、邓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谁也看不出西安事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既然不能谈，那就只有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再说了，既然老蒋已经靠不住了，还不趁早另做打算，还等什么呢！谁不想着“拥立”之功啊，再晚了，让别人抢了先，什么事都耽误了。

贺、邓的打算，并没有错，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了。

遗憾的是，这次，贺衷寒、邓文仪跟错了。

12月26日，老蒋回到南京，首先找的就是复兴社书记邓文仪，把他叫去一顿大骂：“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这时，还是戴笠站出来说了“公道话”，说这事还真不怨邓文仪，都是贺衷寒在后面出的坏主意。

蒋介石又找来贺衷寒，痛斥他忘恩负义。老蒋曾对胡汉民说“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但事实证明他很会说话，最起码很会骂人。贺衷寒被骂得羞愧不已，放声痛哭，蒋看他哭，更生气了，说“你还有脸哭，给我滚出去哭！”随即免去了贺衷寒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职务。

此后，贺衷寒基本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不复往日的风光了。

实际上，老蒋对贺衷寒依托复兴社和“政训”工作，逐渐坐大的态势，早有忌惮，借着这次事变，正好归罪于复兴社，打掉“政训”这个山头，岂不快哉！

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1938年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1938年7月9日，三青团中央团部组成，蒋介石自任团长。至此，前后维持六年的复兴社走到了尽头。

要说算账，最应该清算的，自然是何应钦，但这个人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老蒋奈何他不得，只好心里骂骂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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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的帐算得差不多了，该戴笠了。戴笠要好好的把账算一算。

追究责任，首先是陕西站，马志超。

马志超不但事先没有得到西安事变的任何消息，且由于违反特务工作的保密原则，导致在意外发生时，站部和电台被别人连锅端掉。这还不算，面临危险，不是设法潜伏，继续工作，而是第一时间悄悄溜走，置工作与“同志”的安危于不顾，可恶至极！

论错误的情节和性质，马志超象极了陈恭澍的那次“畏罪潜逃”，但区别在于，陈恭澍的“擅自离职”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而马志超这次可是老蒋被扣，中国历史上，没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事。

因此，马志超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对他执行特务处“最严重之处分“，并不为过。

但是，处理马志超，有一层重大滞窒，马志超是胡宗南的关系，又是一期学长，处分了他，胡宗南面子上“须不好看”。

所以马志超这件事，戴笠非常难办。考虑再三，只能学老蒋——算了。把他晒了一段时间，抗战开始以后，又将马志超派到兰州，去当甘肃站站长。

原来的甘肃站站长是史铭。提起史铭，此君差点丢了一条命。

在西安事变的副产品“兰州事变”中，史铭给抓了起来，一直软禁在省府。12月24日，即在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甘肃省政府代主席周从政还安排在次日召开审判大会，拟当场处决史铭的。孰料12月25日，以张学良亲自送蒋飞离西安为标志，宣告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于是，兰州方面赶快把会议给取消了。同日，于学忠回到兰州，释放了史铭，史死里逃生，险过剃头，捡了一条命。

抗战开始以后，史铭任粤汉铁路警察署少将署长，兼军事委员会铁路运输司令部粤汉线区司令部警务处长。

马志超处理不了，接下来就是西北区暂代区长江雄风。江对陕西站的工作显然有失查、失管之过，要负领导责任。问题是此时的江雄风已经调到胡宗南部，等于是以“客卿”的身份，在给戴笠帮忙。况且事变发生后，江雄风在万般危险当中，还给特务处发报，报告了西安出事的消息，虽然是马后炮，总归是忠于职守的表现。不能处分。

陕西站书记岳烛远曾坚持原则，提醒马志超，不要把公秘单位混在一起。因此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升任河南站站长，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河南站副站长尚玉，曾参与策反张庆余的工作。

陕西省会警察局第2分局局长喻耀离，坚守岗位，有功。调任公开职务，任国营招商局护航总队长兼上海水陆交通总站站长。

这个有功，那个无过，难道这样大的事就算了不成？

那不行，别说戴笠不干，外界也不允许啊。西安事变，“校长”都给抓了，你特务处一个人都不处理，也太说不过去了。

看来看去，戴笠看见了远在上海的王新衡。前不久，本来是让他接替王天木去西北的，结果他说有事，要耽搁些日子，只好让江雄风暂代。

这下就好办了，戴笠当即以失职之名拘禁了王新衡，送到羊皮巷，与曾扩情就伴去了。

王新衡无端受过，当了戴笠的出气筒。直到抗战开始以后，王才被放出来，接替邢森洲当香港站站长。

西安事变结束了。不久之后，抗战的烽火就将燃遍神州。

忘于江湖

抗日军兴

1937年7月7日，22：00，北平、宛平县、卢沟桥。

驻丰台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日军所部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集合归队的时候，以一名日军“失踪”为借口，要求入宛平县城搜索，并开枪示威。

丰台怎么会驻有日本军队，这话得追溯到30多年前的“庚子国变”。

1900年6月12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仓皇离京，行前，诏令“补锅匠”、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京，应付残局。

经过长达11个月的艰苦谈判，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清廷与英、俄、日、德、美、法、意、奥、比、西、荷11国公使签订了《辛丑条约》。整整两个月过后，李鸿章就在北京贤良寺溘然长逝，享年78岁。

李鸿章从广东出发来京时，曾有人问他，有什么办法能把中国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李说：“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此时，最后的和尚死了，再没有人给大清国撞钟了。

根据《辛丑条约》第7、第9两款之规定，允许上述11个国家在北京以“保护使馆”为名驻军；驻守地为：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地方。

当时日本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驻军400人，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处驻军1250人。另外，在《辛丑条约》签字之前两个月，日本以“护路”、“护侨”为名向中国派遣了驻屯军，其名曰名“清国驻屯军”，司令部驻天津。因此，对日本在中国的这支部队，有叫“中国驻屯军”的、也有叫“天津驻屯军”的，我们一般称其为“华北驻屯军”。这是日本在中国驻军的缘起。

1935年，先是汉奸白坚武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夜袭”丰台火车站，到11月28日，日军强行占领了丰台。次年4月，日本向华北增兵6000人，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中驻丰台日军2000人。

到1936年9月18日，通过两次“丰台事件”，29军被迫撤出丰台。就此，日军突破了《辛丑条约》有关外国在中国驻军的限制，独占了丰台。这样，北宁、平汉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丰台，被日军死死掐住。

北平的南大门——宛平，已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关于宛平，值得多说几句。

在前清，北京的地方行政机构叫顺天府，辖24州县，其中宛平、大兴两县的管辖范围，是以北京的中轴线为界，以东为大兴县、以西为宛平县。今大兴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所在地，就是原大兴县署，宛平县署则在西城区的东官房。

因此，在前清，大兴、宛平两县是北京城的“首县”，外地高官进京，“首县”要负责接待、迎来送往。所以，“首县”的县官虽然品级不高，却是经常见大场面的人，几年“首县”干下来，都锻炼得特别会来事。前清有个“十字诀”形容这些人侍奉高官、左右逢源的本事，极为传神：

“红、围融、路路通、认识古董、不怕大亏空、围棋马吊精工、梨园子弟殷勤奉、衣服齐整语言从容、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当然，像李鸿章这类“宰相”级的高官进京，就不劳“首县”伺候了，不单不用伺候，连面都见不到，也就是到辕门递一个“手本”，听里面说一声“挡驾”，就算当了差了。

这是前清，进入民国，北京被改为北平特别市，宛平县署迁到卢沟桥拱极城，即宛平县城。大兴县署则迁至黄村，归属于河北省。

1952年，宛平县所属地区复归北京，并入附近各区县，“宛平县”的建制被撤销。

其实，宛平县撤掉可惜了，应该留着纪念抗战。

宛平县县长是王冷斋，他以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宛平县县长，该公署辖宛平、大兴、通县、昌平四县。

王冷斋，1891年生，福建福州人。

王冷斋虽是文官，却是军校出身。从小入福州陆军小学，1909年18岁时，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与李宗仁、白崇禧、秦德纯等都是同期同学。

毕业以后，王冷斋从军，参加过讨伐张勋的战争，后入北洋政府工作。在此期间，王冷斋还曾经办过报纸，后因抨击贿选等丑闻，与邵飘萍等人被军阀通缉，被迫南下上海。

秦德纯主政北平之后，于1935年请自己的老同学王冷斋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1937年1月1日，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下辖宛平、大兴、通县、昌平等4县，王冷斋被任命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由于该区域的特殊性，王冷斋同时担负着处理中日交涉事宜的艰巨任务。



关于王冷斋

王冷斋　　福建省福州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参加了讨伐张勋的战争，后弃武从文，1935年12月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兼宣传室主任。1937年1月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宛平、大兴、通县、昌平）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临危受命后奉令与日方多次谈判、交涉与周旋，致使日方在丰台圈地六千亩的阴谋落空。在卢沟桥事变期间，他置身危城，奔忙在“谈判息争、和平解决”的另一战场，在烽火刀尖上与蛮敌折冲，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当日军用大炮轰击宛平县政府衙门以至房顶陷落无法办公时，他将书桌搬到院中办公，代表了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在卢沟桥抗战紧张的时日里，他以古诗的形式写下了《卢沟桥纪事五十首》，真实地记录了宛平前线强敌压境的紧张局面及二十九军大刀队威风凛凛打击侵略者的形象。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到大后方参加抗战，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王冷斋赴东京出庭作证。解放后，任第二届政协委员、民革成员、北京市文史馆副馆长，1960年在北京逝世。

忘于江湖

最先接到报告的，就是王冷斋。

王冷斋很敏感，得知此事，马上意识到日人此举显系构衅无疑，于是，王冷斋第一时间将此消息汇报给了“外交”主管部门——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

如果说，冀察政务委员会，下边设有一个叫“外事委员会”的专门机构，以处理“冀察”地区与外国某地区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的相关事务，那并不奇怪。

但现在的问题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下边居然设立有“外交委员会”，可谓荒唐至极！

所谓外交，主体是国家，外交权是指国家元首、政府、外交部门和使领馆所拥有的职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居然拥有外交权，岂非咄咄怪事！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的华北，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有多么尴尬了。

接报的，是“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还有专门负责对日“交涉”的“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

兹事体大，魏、林二人不敢擅专，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此时北平的最高长官秦德纯。

秦德纯，1893年生，山东沂水人。

与其他多数老西北军高级将领不同，秦德纯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山东陆军小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校一路念下来，毕业以后投入直系部队。秦德纯并不是西北军的老人，很晚才到冯玉祥手下，到1928年“二次北伐”，冯玉祥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秦德纯任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二十三军军长。

中原大战以后，西北军被打散，冯手下的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等人的部队都被打得稀里哗啦，不得不退入山西。

经过一番艰苦折冲， 1930年11月，蒋介石终于同意将西北军残部和一部分晋军改编成边防军，受张学良节制，秦德纯就在这个时候与宋哲元走到了一起。

1931年1月，东北边防军第3军成立，宋哲元为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为副军长，下辖两个师，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同年6月，在国民政府对全国军队的整编中，东北边防军第3军被改番号为第29军，后来扩充为5个师。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6年之后，这支部队在现代史上，会有那么大的名头。

1937年的秦德纯，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另外两名常委是东北诗人刘哲和后来当了汉奸的王揖唐）、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宋哲元不在，北平的一切事都由秦德纯说了算。

7月7日下午，秦德纯还在市政府开会，邀请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张知本等20多位北平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城布公恳切指示”。会后又吃饭，到晚上10点才散。

据秦回忆:当夜11点40分，他接到魏宗瀚、林耕宇的电话，说：“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当时秦德纯详细指示了对日方答复的口径：“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同时责成魏宗瀚、林耕宇和王冷斋与日方交涉。

秦的答复，首先明确指出日方侵犯了中国主权，站住了自己的脚步——明告诉你，“走失士兵”跟我们没有关系，“进城检查”更是想都别想。但是又允诺“代为寻觅”，算是给对方一个面子，不当面揭穿你在胡说八道。应该说，这套说辞，既有政治家的圆通与滴水不漏，又不失守土军人的堂堂正正。

同时，秦德纯还做了两项决定，一是责成魏宗瀚、林耕宇和王冷斋本着上述原则与日方交涉。二是通知部队、特别是卢沟桥守军严加戒备。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帽子下，所有冀、察、平、津二省二市的行政长官均由29军高级军官兼任，所有二省二市均由29军负责守卫：

宋哲元：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秦德纯：29军副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北平市市长。

佟麟阁：29军副军长。

冯治安：29军37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北平警备司令。部队驻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等地。

张自忠：29军38师师长、天津市市长。部队驻天津大沽、沧县、廊坊等地。

赵登禹：29军132师师长。部队驻河北大名、河间等地。

刘汝明：29军143师师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部队驻张家口、张北、怀来、涿鹿、蔚县等地。

郑大章：29军第9骑兵师师长。部队驻通县，南苑等地。

根据上述兵力分布情况，守卫北平的，是冯治安的部队。因此冯虽然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却兼任北平警备司令。

守卫卢沟桥的，是37师110旅219团第3营。旅长是何基沣、团长是吉星文、营长是金振中。

几个小时以后，29军37师的这几位中层将领，就要名扬四海

忘于江湖

据王冷斋回忆：“1937年7月7日夜间，日军又在卢沟桥附近演习，11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城东门外，城内守军当即加以严密注意。”

“12时后北平市长秦德纯来电话对我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已被我方拒绝。究竟真相如何，迅即查明，以便处理。”

“我接到电话后，就通知城内驻军营长金振中切实查询各守兵。经查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而且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更可证明。另一方面，我又令警察在各处搜索，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

王冷斋把这个情况向北平市政府做了报告，随即按秦德纯的指令，赴日本特务机关部进行交涉。

据王冷斋回忆，当他到达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部时，已经是7月8日凌晨2时左右。当时在座的，中方有“外委会”主席魏宗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则为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辅佐官寺平忠辅和冀察绥靖公署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等人。

彼此坐定，松井说：“日本军队正在卢沟桥一带演习中。你们驻回龙庙的军队突向日本军队用步枪射击，约有十四五发，所以决定双方派人到现场视察一下。”

王反驳说：“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我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绝不是我方所发。就是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不少一枚。所谓失落日兵一名，经派警察向各处搜寻，也毫无踪影。”

松井坚持说：“演习日兵确实有一人失踪，城外搜索无着，必须进城搜索，方可明了究竟。”

王冷斋心想你在胡说八道：“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就是退一步说，果有失落，也绝和我方无关。是否效当年南京日领事藏本自行隐匿的故伎，企图作要挟的借口？”

松井当然不会承认有此等事，最后决定先由中日两方面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于是商定由王冷斋、林耕宇、周永业和日方的樱井、寺平及秘书斋藤共同前往日本兵营“调查”。

据周永业回忆，当时他与樱井一辆车，王、林和寺平一辆车先后开往卢沟桥。

正在此时，王冷斋得到报告说“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500余人并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进发，事态甚为严重。”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约见王冷斋。

王等只好途中改道，与林耕宇、寺平一同前去会见牟田。

牟田口廉也，1888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毕业。

1936年，牟田口廉也来到中国，任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下车伊始的9月18日，牟田口廉也即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

当天，驻丰台的29军37师某部孙香亭连演习归来，正与日军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怒目而视。这时，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催马冲入我军队列，踏伤了士兵。孙部士兵用枪托袭击马背，日军当即将孙香亭连包围，并劫持了孙香亭。这时，驻北平的牟田口廉也当即亲自率部增援，将我丰台驻军分割包围起来。

在此事的处理中，宋哲元经再三权衡，仍旧采取了忍让的办法，于次日将丰台驻军撤走，从此，日军独占了丰台。

在1937年7月7日当天，适逢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赴秦皇岛检阅步兵第2联队，由牟田口廉也代理旅团长职务，因此，作为事发时日军的最高指挥官，牟田口廉也成了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魁。

见到王冷斋等人，牟田口廉也劈头就问：王专员此行，能不能对事件的处理负全责？

王说：“顷间在机关部所商，系负调查使命，事态未经明了，尚谈不到处理；此事责任应由何方担负，此时亦不能臆断。”

牟田口廉也又说：“假使事态明了，总以当地处理为宜。日本方面现已决定，由森田联队附全权处理，因事机紧迫，势或不及请示，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发生事件，系在贵署管辖境内，自有权宜处理之权。”

王冷斋心想你少来这套，事关两国关系，我怎么能答应你“全权”处理，于是坚持先进行调查，处理的事以后再说。

彼此僵持了有半个小时，牟田口廉也见王非常坚决，只得答应“先行调查”。

这时，彼此已经扯了有一、两个小时，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在王、林二人与日本人一同乘车回宛平“调查”的路上，先后见到8辆军用汽车，满载日军往卢沟桥方向进发，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

当王冷斋回到离宛平城约一里的东北角沙岗时，“见该处已为日兵占据布防，士兵多数伏卧，均作射击准备。”

此时，寺平忠辅突然喊停车，让王、林二人下来，并取出一张地图，指指划划地对王说：“现事态已十分严重，不及调查谈判，应请贵专员迅速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地点，再行谈判。”

王冷斋心想你算老几！于是说：“此系在贵机关部商定先从调查入手，适间牟田口所求处理责任，我已拒绝，贵辅佐官所云，离题太远，究奉何方命令，本人实未明了。”

寺平又说：“平日日军均可穿城而过，已有先例，何今日演习不能进城？”

王说：“恐尔来华不久（寺平到特务机关部任职不到3个月），尚未明了此间情况。向来日军演习，均在野外，从未有一次穿城而过；尔所谓先例，请指出某月某日事实，以为佐证。”

寺平被问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称：“此项要求，系奉命办理，事在必行！请君见机而作，以免危险。”

此时，与王、林二人同行的、被牟田口廉也授命“全权”处理“日军士兵失踪”案的森田联队附见说不通王冷斋，于是转而劝说林耕宇。他请王、林二人下车，让他们看日军的阵容，并警告林：“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十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无眼，殊为君等危！”

王冷斋是军人出身，上过战场的，这点伎俩怎么可能唬得住他！于是王说：

“仅奉命调查，他非所知，危险更无所顾虑。且第一步调查办法，系在特务机关部决定，前后方不应矛盾如是。此处非谈判之所，如君等依照后方决定原则办理，即须在城内从容相商，否则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

见王冷斋不为所动，森田、寺平无奈，只得让寺平同王、林二人进城“谈判”。

此时已是7月8日早上将近5点钟了。

忘于江湖

据秦德纯回忆，7月8日凌晨3点半左右，他接到驻守卢沟桥的37师110旅219团团长吉星文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
吉星文，1908年生，河南扶沟人。抗日英雄吉鸿昌，就是吉星文的族叔。

吉星文也是属于“投笔从戎”那一类的，1923年，吉鸿昌回乡省亲，将当时还在扶沟县立师范学校念书的吉星文带到了西北军。

吉星文是读书人出身，又会些国术，可谓文武双全，在西北军这样一支比较缺少文化底蕴的队伍中，可谓凤毛麟角般的人才，因此，15岁的吉星文很快就被提拔为军官。

中原大战之后，吉星文进入29军。到1933年，已经成为37师110旅219团营长。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３月３日，得知平泉失守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当即放弃省会承德，逃往丰宁。次日，日军占领承德。

偌大的热河居然两天之内即陷于敌手，舆论大哗，已经在“九一八事变”中付出了代价的张学良再一次站出来承担责任。上一次，张学良丢了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这一次，张学良没有更小的官可当，只好辞职、出洋“考察”去了。

热河的丢失，其损失是战略上的，华北就此失去了最后的屏障，日军从东北推进到关内，从此之后，就是日甚一日的“华北特殊化”了。否则，到“七七事变”的时候，华北也不至于遍地都是鬼子。

日军占领承德后，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关口。３月９日，日军进犯喜峰口，3月11日，29军赵登禹、王志邦等率部夜袭喜峰口，以大刀砍杀鬼子，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从此以后，宋哲元“抗日英雄”的称号不胫而走。

按：喜峰口在今河北省迁西县境内，是明大将徐达在燕山山脉首建的32座重要关隘之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惜在1976年修成了水库，把喜峰口淹了，否则作为革命教育基地是再好不过了。

吉星文也参加了喜峰口之战，因作战勇敢，人送外号“吉大胆”，并积功升为37师110旅219团团长。

同年5月26日，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打起了反蒋的旗号，不久后事败，吉鸿昌被迫流亡国外。从此，吉鸿昌、吉星文这叔侄二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被枪决。

1935年6月29日，以“白坚武事件”为契机，29军进驻北平，37师110旅219团团长吉星文奉命驻守卢沟桥。

此时，秦德纯向年仅29岁的吉星文团长做出了一番部署：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秦德纯的这番话，在此后的岁月里，被无数人无数次地引用，尤其是最后一句，堪称中华民族八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写照。

同时，久经战阵的秦德纯指点吉星文：“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距离内（三百至四百公尺）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

形势已经非常险恶，得知情况的29军37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北平警备司令冯治安此前已经从驻所保定赶回北平。

冯治安，字仰之，1896年生，河北故城县人。

在29军的高级将领中，冯治安是最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历史上很少提及，顶多了，就是在讲述张自忠为国捐躯之前，会说到张曾给他的副手、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写过一封绝命书：

“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小兄张自忠手启五月六日于快活铺”

此后仅10天，张自忠即在对日战斗中牺牲。

由于29军的多位高级将领均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因此，冯治安的声光，全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人所掩，甚至不及他的下属何基沣、吉星文。

实际上，在当年的29军，冯治安虽然仅是一个师长，但以影响而论，却当仁不让的是仅次于宋哲元的“第二把手”。

1912年，16岁的冯治安投入西北军，最初当伙夫，因勤学好问，提升很快，到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冯治安已被提升为师长，年仅30岁。

1930年，冯玉祥的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被打散，在萧振瀛的奔走下，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等人一力拥戴宋哲元成立“东北边防军第3军”，后来一同成为29军的骨干。1937年，当宋哲元离开北平回老家山东乐陵期间，指定秦德纯负责“外交”事宜、而以冯治安代理29军军长，负责军事工作。

按：很多人认为，副军长“官”很大，如果宋不在位，理当由秦德纯或29军的另一位副军长佟麟阁来代理军长，怎么会是冯治安？

道理很简单，战争年代，一个军人的实际地位，决定于你手下有没有军队。有自己的部队，哪怕你当连长，也能独占一方，否则，你就是叫“司令”，也是白搭。因此，除宋哲元以外，29军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几个师长手中，这其中，冯治安既是西北军的老底子，又是宋哲元的心腹，因此，特别受到宋的信任。

秦德纯就不同了，他是“东北边防军第3军”成军以后才到宋哲元手下的，与历史上的西北军没有任何渊源，手中又没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就是让他“代理”了军长，也跟“假的”一样。但秦德纯资格老，为人圆通，与“中央”又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宋对他还是比较信任，命他主持冀察的“外交”工作，也算得其所哉。

佟麟阁就更不可能。1933年，佟麟阁曾与吉鸿昌、方振武等人一同参加过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事败之后心灰意冷，在香山隐居。是宋哲元将佟麟阁请出来，主持29军在南苑举办的“军事训练团”，并任命他为29军副军长。这个“副军长”基本上是一个虚衔，完全是为了听着好听的。

正因为冯治安在29军的这种特殊地位，他才得以一个师长而任冀察地区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河北省政府主席，并以其37师拱卫北平。

1937年7月8日4时50分，按捺不住的日军终于开火，吉星文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奋起还击。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就此打响了。

忘于江湖

金振中，生于1902年，河南固始县人。
金振中1924年进入西北军“西北边防陆军干部学校”，中原大战之后进入29军，任37师110旅219团第3营营长。1933 年，金振中参加了喜峰口战役，1936年春，奉命接管宛平城和芦沟桥防务。

29军37师110旅219团侦察参谋孙文涛于1937年春被派往宛平，组建“前方团部”，与金振中和王冷斋都打过交道。据他回忆：

“前方团部设在（宛平）城西门里路北第一个大门。房东也姓孙，是个久居的老住户。第二个门是营部，第三个门是三营包扎所。我到任后见到了营长金振中。金振中是个身材不高而彪悍的河南人，约长我几岁，带兵英勇善战。1933年喜峰口抗战立过功，受到冯治安师长嘉奖；1936年在京西斋堂村捣毁“冀西防共自治政府”的 战斗中率部打先锋，勇于穿插敌后，俘敌千人，还有二十多名日军顾问，获得特等奖，不愧为抗日的民族英雄。金营长介绍部队防务和日军演习情况，还谈了冯师长 对守桥、城的指示精神：我们既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又要保住本军的现实处境，以不惹事，不怕事为原则。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王县长也熟悉了。战斗打响 后，他来前方团部的次数就更多了。王冷斋曾自办远东通讯社及《京津晚报》，他发表的文章正直开明。现在我与之朝夕相处，从他文质彬彬的外貌中透出了干练， 是处理对外事务的强手。”

金振中营是个“四四编制”的“特大号”加强营，虽然叫“营”，其实比“团”都大。据孙文涛说：该营“辖4个步兵连。事变爆发后，团部又配给它1个机枪连，轻重迫击炮各1个连。该营还收编了1个保安队（连），合计约1400余人。相当于军队一个半正规团。每个步兵班都有一挺轻机枪或掷弹筒，弹药很充足。像这样强火力的部队，在旧中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得益于金振中营有这么强大的火力，从自7月8日凌晨至7月11日，该营先后击退日军5次进攻。在战斗中，为保卫铁路桥东端阵地，该营第11连死守龙王庙，打到最后只剩下连长和司号员两个人。

据孙文涛回忆：“龙王庙是守铁桥的要地，失守三次又被夺回三次，战斗惨烈。最后时刻只能由司号员爬到死尸上找子弹，用压弹机为连长压子弹。当敌人进攻时，连长打机枪，司号员躺在战壕里仰天吹冲锋号。我一生参加过多次战斗，像11连这样顽强悲壮的阻击战还遇到不多。”

7月11日凌晨2时，金振中率部强攻铁路桥东端，终于将阵地夺回。在战斗中，金振中身负重伤，先是被炸断了左腿，接着又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但金营长命大，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没死。据金振中回忆：

“在 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竟被隐匿之敌以手榴弹把我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从我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将我抬出战场，护送 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得以痊愈。住院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慰问，我感愧之余，只有继续努力杀敌，以答举国同胞的盛情和期望。”

在金振中营的浴血奋战之下，从7月7日直到7月29日、29军撤离北平，宛平城和卢沟桥始终掌握在中国手中，令日寇不得越雷池半步。

卢沟桥打起来的时候，王冷斋等人还在同日本人“谈判”。

据王回忆，7月8日约5时，他与林耕宇会同寺平进入宛平，到达专员公署，此时，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已经在此等候，刚坐下还不到5分钟，枪声就响起来了。

此后，从7月8日凌晨到7月11日，以王冷斋为主的“交涉小组”与日方四次达成“停火协议”，日本人四次背信弃义，每一次都是中方正在执行“协议”的时候，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然后再谈、再协议、日本人再动武。

供职于上海《新闻报》的记者陆诒，曾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到北平采访，据他后来回忆：

“（1937年7月19日）午刻到长辛店，首先至警察局访问驻在那里的宛平县长王冷斋。他是卢沟桥事变中的新闻人物，来往于宛平县城与长辛店之间，既要办理宣抚居民、供应军队需要的各种物资，又要经常与日军谈判交涉，每天办公达十二小时以上。

他在百忙中抽暇和我谈话，略述事变经过。自从丰台被日军强占以后，日军经常到卢沟桥举行实弹演习。七月七日晚上又来演习，收队时说失踪日军一名，坚持要进宛平县城武装搜索，我方据理拒绝，日军即开枪挑衅，引起武装冲击。

到 八日清晨，日军牟田口联队长亲率步、炮兵四百多人，发起攻城，我军奋起抵抗，一排人壮烈牺牲，后援部队闻警赶到，始稳住阵地，不让日军冲进城内。八日下午 三时，日军送来两封信，限我军于六时前撤退。当天晚上八时，王冷斋正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在县政府谈判之际，城外日军即以重炮攻城，炸毁县政府及附近民房。 九时后，我军忍无可忍，冒着敌人的炮火展开反攻，即将卢沟桥夺回。九日上午，日军一面提出要求停战，一面仍坚持必须撤走原有驻军，改由保安队换防。日军要 求停战只是一种烟幕，事实上从未停止其咄咄逼人的进攻，尤其令人愤概的是当换防的保安队通过大井村时，竟遭到日军从背后袭击，我军伤亡甚多。从十日起，战 斗时断时续，我军仍在原有阵地，始终坚守卢沟桥与宛平县城，而外交谈判则从当地转移至平、津进行。”

从王冷斋和陆诒等人的回忆，都间接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最初的一个时期，日本人也在犹豫。

犹豫什么呢？

—— 日本人在考虑，对“七七事变”的处理，究竟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是将其扩大化呢，还是像以往每一次中日冲突那样，先是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借助军事上的强 势，逼迫中国让步，就像以往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那样，一步步地蚕食中国的领土、侵犯中国的主权，以达到其推进其“华北特殊化”的目的。

之所以日本人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犹疑不决，并非鬼子心慈手软，而是在此时，他们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工作。况且，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北平的牟田口廉也、秦皇岛的河边正三所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司令、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所能决定的。

因此，日本人只好借着“谈判”拖延时间，等待国内做出最后的决定。

所以，也不妨这么说，日本人的挑衅、不守信义，固然是事实，但他的“谈判”，也不能说完全是假的。

以7月11日为前后界限，日本人开始变脸，变脸的标志，是“五相会议”。

日本的所谓“五相”，是指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

1937年7月11日，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举行了“五相会议”，会议的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多小时。

会议的结果，统而言之，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不扩大”；二是向中国增兵，并决定派香月清司中将到中国接替患了炭疽症、快要病死的田代皖一郎中将。

这看似矛盾的两个决定，导致了“七七事变”最终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导火索。

我们再把视野放得开一点，1945年的8月6日和8月9日，日本连续两次尝到原子弹的滋味，这个结果，似乎早在8年前的7月11日，就已经决定了。

只是，当年开会的这5个人，还想不到这个结果。

忘于江湖

根据陆诒的记载，当年他还采访了抗战第一线的吉星文团长：
“二 十日清晨，由王县长派向导带路，徒步走五里到达卢沟桥。桥南入口处堆满沙袋，防卫森严，只能让一人侧身通过。桥上二十九军战士横擎着上刺刀的步枪，胸前束 着沉甸甸的子弹带和两颗木柄手榴弹，肩荷系有红色绸带的大刀，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核对口令后，始通过此横跨永定河上的大桥，进入宛平城，我发现城门口已 改由保安队布岗。进城后，先到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所属的团部，访问吉星文团长。

吉 团长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之侄，当时年仅二十九岁，长得粗眉大眼，身材高大，具有豪迈的军人气概。由于指挥作战中负伤，头部还裹着几层厚厚的纱布，两眼因连续 失眠而发红，但他绝无倦容地接见了我。他说：‘事变前，刚从南京中央军校高级军官训练班受训归来，原想告假回乡探亲，继思日军常到卢沟桥我团驻地演习，军 心愤懑，可能会引起冲突，还是先回部队的好。军人守土有责，人若犯我，我们绝不能毫无抵抗。这次作战，与连年内战大不相同。最显著的是民众十分踊跃支持军 队作战，宛平城内居民大部分没有逃跑，愿为我军挖战壕、做工事、挑水、烧饭，协助部队守城。’”

与民众的“踊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9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生，山东乐陵县人。

宋哲元只比冯玉祥小三岁，资格非常老。而且在老辈军人中，宋哲元属于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1910年毕业于北洋陆军武备学堂。1912年，袁世凯窃国，宋哲元进入袁军“左路备补军”前营任哨长，基本上相当于排长吧。

前营的“管带”就是冯玉祥，相当于营长。因此，宋哲元在冯玉祥还在做基层军官的时候就跟着他，俩人是老关系了。

冯玉祥的老西北军，素有新老“五虎”的说法，所谓“新五虎将”，指的是韩复榘、孙良诚、孙连仲、石友三、刘汝明，“老五虎将”，则是指鹿钟麟、宋哲元、张之江、刘郁芬、李鸣钟等几个人了。


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所部改编为“国民军”，宋哲元任旅长。

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所部被改编为“西北边防军”，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

此后，直到1930年，宋哲元一直跟随冯玉祥，在冯所经历的“五原誓师”、“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等足以载入中国现代史的几个大事件中，那一次也没少了宋哲元。

正是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走了麦城，从此再也没翻过身来。

跟着他同时倒了大霉的，自然也少不了宋哲元。1930年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名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宋哲元等则退往山西。11月16日，宋哲元、孙良诚等26人给蒋介石、张学良发报，称“阎已下野，请祈训示”。

这一通电报，如果换成老百姓说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认输了，以后怎么办，听你的。” 如果再说得“白”一点，就是“算你狠，请你放我一马。”

的确，此时的宋哲元，手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了，如果蒋介石、张学良准备赶尽杀绝的话，只能任人宰割。

但谁也没想到，中原大战的事败，居然是宋哲元“咸鱼翻生”的开始。

令宋哲元“东山再起”的关键人物，是萧振瀛。

萧振灜是一位奇才，往近了说，丝毫不亚于杨永泰，往远了说，跟春秋战国那帮子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天下的人比，也不逊色。

萧振灜，字仙阁，1890生，吉林扶余县人。

萧振灜是西北军中少有的东北人。

1916年，萧振灜毕业于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此后就进入了东北军，在孙烈臣手下当营长，后来以武改文，当上了吉林田赋局局长，因政绩卓著，于1922年当选为北洋政府国会众议院议员。

按：孙烈臣是张作霖的得意干将，据说他死以后，张作霖曾抚尸痛哭半个小时。

但是萧振灜在东北没弄好，原因是他在吉林搞所谓“民治促进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抨击政治，结果被当时的吉林省省长王树翰给抓了起来，经东北军的元老刘哲、莫德惠等人力保才给放了出来。

这时孙烈臣也死了，萧振灜在吉林呆不下去，遂经好友李鸣钟介绍，于1924年投入西北军。这时萧振灜已经34岁了。

李鸣钟是冯玉祥的老“五虎”之一，因此，萧振灜最初很受冯玉祥的重视，曾经作为西北军的代表被派驻苏联工作。

1926年12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当时的五原县县长正是萧振灜。同年，冯军攻克西安，宋哲元任陕西省省长，萧振灜则被任为西安市市长兼第四方面军军法处处长。

正是在西安市市长任上，萧振灜捅了个大“娄子”。

那是1927年，冯玉祥响应蒋介石的“清党”，在自己的辖区搞反共，抓了大批共党“嫌疑分子”，令萧振灜处理。

萧振灜可有主意，他认为这都是些爱国青年，不过言语激烈一些，有什么罪！于是，他跟谁也没商量，也没请示任何人，利用自己“军法处处长”的职权，把这些人全给放了。

冯玉祥闻讯大怒，令陕西省省长宋哲元杀掉萧振灜。

宋哲元早就认识萧振灜。

那还是萧振灜刚刚进入西北军的时候，当时他在绥远省临河县任职，这是宋哲元部队的驻地，萧振灜竭尽全力为宋办粮台，深得宋的赏识，这是宋、萧两人订交的开始。后来，冯玉祥“五原誓师”，宋将萧要过来，当自己的西路军军法处长。后来宋当陕西省省长，推荐萧振灜主持西安市政。

眼看着萧振灜性命堪忧，宋哲元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联合了西北军的一些老人力保，救了萧振灜一条命。但西安市长是干不成了，调他到第二集团军当了个总参议的闲职。

从此，冯、萧二人决裂。

不过，此时宋哲元还想不到，自己的后半生，之所以能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多半都着落在萧振灜的身上。

眼下，宋哲元倒霉了，萧振灜投桃报李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