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12月12日一早，原定是检阅西安警察和义勇队的日子，内政部长蒋作宾就是专门为此事到西安来的，不料，也被当做“中央大员”打在网里。

与他一样躬逢其会的还有蒋百里。蒋刚刚从欧美考察回来，此次是专门来向蒋介石汇报考察情况的。12月11日才到西安，下午汇报，第二天凌晨就给抓了起来。

检阅仪式定在12日 一早，所以马志超当天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就打算去上班。走到革命公园附近时发现情形不对，此公还算机警，找个黄包车夫，花高价买下了他的车子和一身行 头，转眼之间，特务处陕西站长就变成了一个黄包车夫。为避免阴差阳错、万一有人来用他的车，还特地把一个轮胎弄瘪，拉着车子跑到莲湖公园、他一个熟人处躲 了一天，借了一身衣服，然后就直奔潼关，投奔他的一期同学、也算是陕西同乡、冯钦哉部的副师长郭景唐处去躲起来了。至于警察局和陕西站，马志超是管不了那 么多了。

据当时《西北文化日报》、《工商日报》派驻潼关的兼职记者徐文华回忆：

“就 在次日夜幕来临之际，潼关县政府传达室的陈彦亭接待了一位陌生农民打扮的人，要见县长马潜（长安人）。经传后，才知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长马志超（华阴人，军 统特务），他化装农民从西安仓惶逃出，日夜兼程跑了二百八十华里。马潜急忙请进他到房子吃饭压惊，并着人到商店为其制作缎袍料衣服，给狼狈不堪的马局长换 上了新装，马潜还和田科长陪马志超到公道澡塘洗澡。”

同样跑了的还有江雄风，但他比马志超负责任，逃跑的路上，找了一个没有暴露的电台，匆匆给特务处发报，简单地报告了情况。

没跑了的是大多数，比如马志超的下属喻耀离。

喻耀离，1902年生，江西万载人，军校五期毕业。

喻耀离也是洪公祠出来的，也就是说，他跟陈恭澍既是军校同学，也是洪公祠的同学。不过他提拔得没有陈恭澍那么快。

喻从洪公祠出来以后，戴笠先是让他到河南“实习”了一段，然后回江西老家当赣南组组长，当时的江西站站长是军校三期的柯建安。赣南是粤军余汉谋的驻地，喻利用军校同学的关系搞余汉谋部的情报，卓有成效。1933年，喻被提拔为江西站副站长兼临川办事处主任，临川办事处书记就是曾澈，后来去了天津，跟陈恭澍搭档。

1935年春，喻耀离升任江西站站长。1936年10月，喻被派到西安，任陕西省会警察局第二分局局长，也就是说，喻耀离是马志超的直接下级。

当天，由于有警察检阅，而且喻耀离是检阅的总指挥，因此他凌晨三点钟就起来了，招呼值班的警察起床、吃饭。四点钟，喻耀离派出警察分头去召集一同参加检阅的义勇队队员们到分局来集合。

一会儿，出去的警察都回来了，说戒严了，出不去。

喻耀离很奇怪，说没接到戒严的通知啊，再说了，戒严也是由警察来执行的，怎会不让警察出去呢？

喻耀离给总局打电话，找马志超，不在——马志超早就跑了，当然没人接。

总局值班的让查明再报。一会儿派出的警察回来了，说出不去，只看到“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都被包围了”。

此时枪声响起来了，喻耀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让大伙儿抄家伙，紧闭大门。顷刻之间，分局已经被包围——西北“剿总”的办公地点，正在第二分局的辖区，所以杨虎城的人来的很快。

外边喊，让赶快缴枪，喻自然不干，下令开火。杨虎城的部队虽然是杂牌军，但那也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军人，警察显然不是对手，不一会儿打死好几个。大家一看情况不妙，一哄而散，身边只剩下一个会计和喻的随从刘明山。

杨军冲入分局，将喻捆在廊下，开始搜查。

喻最担心的，是他与特务处通电的密码本。果不其然，被杨军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万幸的是，杨军不是特务，没注意这个小本子，扔在了一旁。喻的随从刘明山由于不是警察，因此杨军没有捆他，但这个人非常忠实，一直守在喻的身边。此时，喻给他使了个眼色，刘赶紧拾起来，悄悄收好。

这 时。杨虎城派来接收分局的人也到了，喻请他将被打死的警察先给收殓了，然后去找回了一部分警察，其中有一个叫赵和生的外事警察，是喻的亲信，受过特务训 练。赵悄悄放了喻耀离，将他送到可靠地方藏了起来，并用喻的密码本，通过没有暴露的电台给南京发报，报告了西安发生的事情。

在12月12日，除了西安、临潼，响应西安事变的，还有西北剿总管辖范围内的甘肃兰州。

东北军第51军的驻地在甘肃，军长于学忠同时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陕甘边区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则是朱绍良。12月上旬，朱、于都被召集到西安参加蒋的军事会议，行前，委托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从政、陕甘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分别代理朱绍良、于学忠的工作。

此时，于学忠参加了西安事变，朱绍良则已被软禁在西京招待所。

据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从政回忆：12月12日下午，他正在省府主持一个会议，陕甘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匆匆跑来找他，说西安出事了，随即取出于学忠的电报，电报中说：

“今晨—时左右，张副司令和杨虎城主任共同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已将蒋留在西安，并对在西安的中央军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将胡宗南部的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结果如何，盼电复。于学忠文印。”
对于学忠的指示，周从政、刘忠干没有异议，坚决执行。
经研究，二人决定，周从政只负责解决特务处甘肃站站长兼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即可，其他方面，均由刘忠干派51军负责解决。
史铭是特务，是随身带枪的人，这个人怎么个抓法，可要仔细思量，弄不好别让他跑了可是后患无穷。
周从政想了一个办法——他找省府的报务员伪造了一封电报，大意是：
“兰州于主席，据确报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有重大违法事情，着即看管，听候查办。”
然后找了几个警卫，告诉他们要抓史铭，让他们着便装在办公室的外屋等候，然后约史铭来谈话。
史来了以后，周从政不动声色，上茶，请他抽烟，然后说：“请你来是为了商量一件想不到的事，今天接西北总部一封电报，我感觉愕然。”然后就把电报拿出来给他看。
史看后“面色灰败”，于是周从政说：“我们干工作的不免碰到这类事情，就来电看，并不是就认为是事实，还须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皂白自可分明。现下主席公出，就省府来说，不能不遵照电令处理，我想请你在后花园四照楼暂住几天，下一步请西北总部核示。”
史说：“同意，请秘书长关照吧！”周从政为缓和气氛，说：“你是省会警察局长，若说你有问题，我们省府也不得辞其咎！”此时警卫进来，下了史铭的枪，随即押到四照楼看管。

到12日晚间，兰州方面的蒋方势力全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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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兰州都还比较顺利，但关键在临潼那边、关键是老蒋。

否则，跑了老蒋，西安这边，人抓得再齐也没有用。张、杨最担心的，是老蒋在乱军中出了事，子弹可不长眼，别像邵元冲那样糊里糊涂挨一枪，又怕老蒋一时想不开别再自杀了，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劫持“领袖”是一回事，杀害“领袖”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特别是张学良，以他与蒋的关系和感情，跟杨虎城相比，自然又不一样。所以临潼的任务，张学良必须让自己的部队、自己最亲信的将领去执行，别人他不放心。

从临潼的枪一响，张学良就在焦急地等待消息。据赵寿山回忆，在西安的行动结束之前，刘多荃曾从临潼打过来一个电话，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

一会儿张又要临潼的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大怒，说：“如果九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

困“坐“愁城，这个时候张的心情可想而知，为了调整情绪，张、杨二人到室外去散步，省得坐在屋里，总盼着有电话来，来了电话又怕是坏消息。

赵寿山也出来跟在他们后面，听到张学良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

杨说的，其实正是张最担心的。

此时此刻，张学良嘴上说的，虽然是捉蒋之后的事情。但心里想的，百分之百是如果捉不到蒋、或者蒋出了事怎么办、如何收场！

幸好，就在此时，振奋人心的消息来了。打电话来的是白凤翔，报告蒋已捉到，正往西安送来。

张学良长出了一口气。

12月12日凌晨4时左右，白凤翔等人开始进攻华清池的蒋介石行辕，与蒋的侍卫部队交火。

蒋介石行辕的安保，分为四个层次，最外面两层，由张学良的卫队营负责。

最外一层，是十里铺到临潼的交通检查，有一个骑兵连，另外在灞桥（就是白凤翔他们集合出发的那个地方）驻有一个排。

再往里一层，是华清池头道门以外和周边地区的驻地警卫，又是一个连。

再往里的两层，就是“中央“派来的了，

从头道门、禹王庙那儿到“华清胜境”二道门，为第三层警卫圈，驻扎着70名蒋从南京带来的宪兵，就住在禹王庙里。

进了二道门就是华清池，上有小桥一座名“飞虹桥”，过了桥就是蒋的宿卫之处“五间厅”了，这是第四层警卫圈，也是安保的核心，由蒋的贴身侍卫日夜巡逻值守，侍卫长就是侍从室一处处长钱大钧，副侍卫长则是宪兵第3团长蒋孝先。

外边两道防线是东北军自己人，张学良事先已通知他们全力配合。

里面的两道。可是真刀真枪的干！

当晚值守的，是蒋介石的族侄孙蒋孝镇，他听到枪声，知道不好，赶忙叫起老蒋。这时又来了几个警卫，眼看前门是出不去了，蒋孝镇背起老蒋，穿过东小门就往后院跑，到得后院，没想到后门上了锁！

后门上锁，这是警卫工作的大忌！一旦出了事，别人肯定从前门攻进来，你让“领袖”往哪里跑，等死么？

此时，蒋介石就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

万般无奈之下，蒋孝镇等几个人搭起人梯，送老蒋翻墙而过，没想到墙里墙外不一样高，墙外要高得多。老蒋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迥不复当年身手，黑灯瞎火中，不慎摔了一跤，摔伤了腰，从此终生受腰疾困扰。

华清池的墙外，就是骊山。翻墙的时候，急切中，蒋介石的鞋子也掉了一只，忠心耿耿的蒋孝镇，脱下自己的鞋子给老蒋穿上，扶着他就往山上跑。不一会儿，蒋孝镇的脚就被磨烂了，实在跑不动了，只好让老蒋自己往山上去。

西安事变之后，蒋孝镇被送进医院，治了好几个月才把脚治好。

再说孙铭九，冒着枪林弹雨抢入“五间厅”，一看蒋没在，顿时心里凉了半截，抓不到老蒋，可怎么向张副司令交代呢？

确实，如果老蒋出了事，那就不是向张学良“交代”的问题了，而是从张学良起，大家一块全得“交代”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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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是凌晨4点半，据孙铭九回忆，当时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有一定温度，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命令搜查各处，但仍不见踪影。

此时贵妃池那边激战正酣，孙以为蒋介石在那里，于是赶快过去令对方缴枪，说“你们不要抵抗了，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又说“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炸死！”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扔了出来。

经搜查，没有老蒋，孙大失所望，赶快去向捉蒋的总指挥白凤翔报告。这时已经六点多了，刘多荃也来了，赶快给张学良打了一个电话，说“尚未找到委员长”。

孙铭九紧接着又回到“五间厅”，经仔细观察，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

蒋介石没有搜到，搜出了他的侍卫长钱大钧，躲在一个窑洞里，还挨了一枪。

钱大钧，1893年生，江苏吴县人。

蒋的手下，素有“八大金刚”的说法，即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黄埔军校教官出身。

钱大钧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21年到广东投入粤军。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钱大钧成为军校战术教官。

1926年北伐开始，钱大钧任广州警备司令兼广州市公安局长，替北伐军看家。

钱大钧虽然有一份日本士官学校的履历、而且还是军校的教官、而且还是专教“战术”的，但他却不怎么善于带兵打仗，所以更多的时候，钱都是以一种高级幕僚的面目出现。

1935年3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主任张学良，钱大钧任参谋长，“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1935年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改组为西北“剿总”，钱拒绝赴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

“侍从室”第一处负责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因此，保护老蒋，正是钱大钧的职守。

据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当天晚上，在与张学良的谈话中，他觉得张“形态奇异”、“形色匆忙”，“精神恍惚”，怀疑是“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再加上陈诚当天下午的提醒，使他产生了某种不祥之兆。因此，12月11日晚上，蒋曾有意召唤钱大钧，告诉他对“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但因太晚了，就没有叫他。结果真的出了事。

在乱军中，钱大钧被流弹击中胸部，打穿了肺叶，只好躲在一个破窑洞中。被孙铭九发现，其实真的是救了钱大钧，否则时间长了，非死了不可。

据白凤翔的副官回忆，当时钱大钧被送到白凤翔处，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一样，拉着白的手问：“瑞麟(白凤翔字瑞麟)，是怎么回事?”

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

钱说：“晚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

要说这钱大钧可真行，委员长让你当这个“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就是要你陪着“在一起吃点心”的么！挨这一枪真是不冤！

想起来也是报应——当初张学良让他入陕就任西北“剿总”参谋长，他说什么也不肯来。让你不来，这回挨一枪！

挨一枪，钱大钧总算还保了一条命，蒋孝先可是连命都给丢在临潼了。

蒋孝先，1900年生，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镇人，军校一期毕业。

蒋孝先是蒋介石堂兄蒋周益的孙子，因此，他跟蒋孝镇一样，也是蒋介石的族侄孙，毕业于浙江第四师范学校以后，适逢老蒋主持黄埔，遂前往投考，入军校一期一大队。

蒋孝先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此后一直干宪兵，1928年任宪兵第1团第1营营长。1930年曾赴日本考察宪兵业务，回国后任宪兵第3团上校团长，1933年升任北平宪兵副司令。后调回南京，任蒋介石侍从室组长，此次随蒋介石入陕，相当于副侍卫长，是钱大钧的副手。

蒋孝先的死，实在是咎由自取。

侍卫长钱大钧，不管他尽到责任没有，怎么说出事的时候他还在老蒋身边。

蒋孝先呢，作为蒋介石的副侍卫长，居然跑到西安“搓大饭”去了。

前面说了，12月11日晚，张、杨二人在绥靖公署安排了一个饭局，请来陕的“中央”大员吃饭，饭后还有堂会，请了戏班子唱秦腔。

按蒋孝先的地位，还不够“中央”大员的层次，但他是老蒋的亲戚，又在蒋身边工作，大家都让他三分，久而久之，你吹我捧，弄得自我感觉好的不得了。于是，听说张、杨请客，蒋孝先也人五人六地去了。

吃了饭、听了戏还不够，蒋孝先没有尽兴，又凑了一桌麻将，潇洒了一夜，早上4点多钟才往临潼赶。

他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最后一场戏、也是一桌麻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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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张学良卫队营副营长商同昌奉张之命，会同孙铭九一同赶赴临潼执行捉蒋任务，当天凌晨，他赶到十里堡会齐了孙铭九。当时因几辆车子的水箱出了问题，于是孙带一部分人先走，商同昌在十里铺等候，这时是4点多钟不到5点。

据商同昌回忆：“就在这个时候，从西安方面开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公路，小汽车开不过去。我上前一看，见小汽车上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

我问：“你们是那里的？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干什么的？”小汽车上一个人掏出名片给我并回答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情。这一位是×××（我忘了他的姓名和职务）。”

按：另一个人是侍从室的财务人员蒋和畅，也是蒋介石侄孙辈，但他隔得比较远一点，所以不按“孝“字排行。

我接过名片一看。上边印着两行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官”，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中间三个字是“蒋孝先”。

我看了名片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的。车子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我把我营部政治指导员张××找来。我告诉他说：“这小汽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名卫队坐在他的车子上，别让他们跑了。要他跟着我的兵车后边走。捉到蒋介石后，再处理他们。”我回头带领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到小汽车前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子坐不下，我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吧！”这时蒋孝先和那一个人面如土色，一句话也没有说。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后，就上了小汽车。这时我们大汽车已装好了水，我率领第八连张万山部队的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随即到了临潼。当我率队到达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的第七连已打死华清池外围卫兵冲进大门了（大门内分几个单独小院子）。我即刻加入战斗。

至于蒋和畅，他脑子还比较快，一看势头不对，于是说自己是搭车的，由于他当时没穿制服，结果幸免于难。



商同昌将蒋孝先送到临潼，派人将蒋看管起来，随即投入战斗。适逢白凤翔、刘多荃检视俘虏，一眼看见蒋孝先，刘多荃登时想起张学良曾对他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蒋孝先在北平当宪兵副司令的时候，多次与东北军发生冲突，因此东北军个个恨之入骨。此时，刘多荃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对白凤翔说：“还把他(指蒋孝先)送进城里干什么？”于是白对自己的副官说：“把他弄下来给拾掇了。”

冲撞了张学良的蒋孝先就这样死了，少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按：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追晋蒋孝先为中将军衔，埋葬在奉化老家。不久后，张学良也被送到奉化幽禁，张还送了蒋孝先的遗孀一笔钱以“超度亡魂”。

这时，一个战士发现了蒋遗失在墙下的鞋子，赶快报告孙铭九，孙由是断定蒋已经上山了，赶快又去找白报告，并跟着传令搜山。

首先发现的是脚已经扎坏的蒋孝镇。孙问他，委员长在哪里？蒋不说，孙急了，用枪比着他：“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

蒋孝镇还是不肯说，但不由自主地往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随即让人把他押下去，然后上山搜查。

不管怎么样，蒋孝镇在枪口之下，也没有直接透露蒋介石的下落，已经对得起他那位“叔公”了。

这时天已大亮，卫队营班长陈思孝（商同昌回忆中名为陈至孝）忽然发现一个洞口似乎有人，一闪又消失了，于是喊：“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里面传出声音：“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随即，一个人站了出来，只见他“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孙铭九闻讯，赶忙抢将上来，定睛一看，不是蒋介石而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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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孙回忆，当时蒋介石冻得“浑身发抖”。

蒋从4点多钟跑出来，穿着一身睡衣、睡裤，鞋子也跑丢了，已经在寒风中冻了两、三个小时。12月的天气，还差10天就冬至了，大山里，冷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如果不是靠着一股“逃生”的欲望在顶着，换一个人，冻也冻死了。

按：西安事变解决以后，蒋介石把他在此期间的日记整理为一本名为《西安半月记》的小册子，公开发表。在这本书中，老蒋总想着表现自己在逆境当中那种“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的英雄气概和“领袖风范”，因此竭力回避、掩饰当时的窘迫之态。

其实大可不必，当时那个情况下，换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反应。这里所说的“逃生”，没有什么丢人的。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那都是说说而已。再说也得分什么事，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不跑那是傻子，换了苏洵，也是一样，别听他吹大牛。

“三军统帅”的威严，其实并不来自统帅本人，而来自于他所面对的人群和这个人群所持的态度，离开了这个人群，或者失去了某种特定环境，他就什么也不是。比如某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平日里在单位指指戳戳，吹胡子瞪眼睛，大家都很怕他。下了班，跑到集贸市场去买菜，他照样得换一副脸孔，为什么？因为人家不认识他，如果还弄“假牛×”那一套，人家得揍他！

在“兵变”面前，“三军统帅”的威仪，一钱不值。

孙铭九捉住了老蒋，喜不自胜，当时就跪在地上给蒋磕了一个头，说：“委员长你可救了我！”

孙的这个举动，一方面是真情流露，因为抓不到老蒋，或是老蒋出了事，他真的没法跟张学良交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老蒋确实是救了他。

另外，孙铭九的这个举动，从客观上确实缓解了蒋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绪，让他知道，自己还是把蒋当做“上官”的，你不用紧张，我绝对没有恶意。因此，从这件事上来看，孙铭九还是很会来事的，难怪张学良把他引为亲信，确实办事让人放心。

按：孙铭九磕头这件事，他本人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记载，可能他有他的想法，但在蒋介石日记和商同昌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这件事，这俩人应该不会瞎编。

于是蒋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孙说：“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于是蒋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孙回答：“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又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这时蒋可能是实在站不住了，一下坐倒在地上，很生气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这时孙不再与蒋啰嗦，同时他也看出蒋确实摔坏了腰，于是背起蒋送到山下。

这时，商同昌已经集合了部队，白凤翔、刘多荃以及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也赶来了，大家一道劝蒋去西安，蒋说什么也不去，口口声声说“让你们副司令来”。

但这时由不得老蒋，大家半请半推地把蒋介石拥上汽车，由唐君尧带着孙铭九将其“护送”到西安。

唐君尧，1899年生，辽宁辽阳人。

唐君尧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前身东三省讲武堂第五期，1934年任105师第2旅旅长，他的师长就是刘多荃。12月4日，刘多荃飞赴西安参加蒋介石的“剿共”会议，由唐君尧暂代师长。12月11日事变发生前夕，张学良急召唐君尧到西安，并令他担任进攻临潼的“内线”总指挥。

唐君尧是个大块头，据说身高在1米九零以上，做“解差”是再合适不过了，谁也跑不了。

12月12日上午8点多钟，蒋介石被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西安新城大楼。

至此，张学良的“兵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在西安、临潼两地的战斗中，蒋方的重要伤亡，除邵元冲、蒋孝先以外，还有蒋的秘书萧乃华、宪兵第1团团长杨镇亚等人。

杨镇亚，1902年生，湖南石门人，黄埔四期步科毕业。

西安事变时，杨镇亚任宪兵第1团上校团长。12月9日，蒋介石闻听西安的大学生要来临潼请愿，曾派杨镇亚带宪兵到半途截击，如果不是张学良到灞桥劝阻学生，极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

12日凌晨，杨镇亚率仅有的几十名宪兵死守华清池，力竭而死。

1951年，去台的国民党政府为蒋孝先、杨镇亚等人“壮烈殉职之忠贞洁烈精神” ，将每年１２月１２日定为“宪兵节”，“以缅怀西安事变壮烈牺牲之宪兵烈士”。

据《中央日报》当年12月23日的文章说，蒋介石此次前往西安时，“随从官佐共52人，殉难者46人”。

另据商同昌回忆，在临潼的战斗中，蒋方死伤共为17人。

当天，以张、杨领衔，通电全国，这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联署的，还包括在陕的一部分“中央”大员。

据晏道刚回忆：

“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招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由于这份文件十分重要，兹全文附录于后：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

暨各部院会勋鉴：

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议，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巨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惜，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抢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邪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叩。文。】

忘于江湖

从12月12日凌晨，张、杨分头在西安、临潼“动手”时起，两地与南京的通讯就中断了。

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杨手下有军队，事变一开始，先把所有“中央”方面的军事通讯设施控制住，第二步，把广播电台和电报局、报社控制住，基本上也就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

因此，由于事出突然，全部“中央”势力在陕的全部机构，没有一个来得及向外部发出任何一个示警信号，便已就范。

至于戴笠寄予厚望的陕西站，由于马志超创造性地将站本部和电台与警察局合署办公，因此，在12日凌晨被孔从周来了个连锅端，马志超仅以身免。

因此，当西安事变发生后最初的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没有消息，本身就是一种消息。

蒋出行在外，其“行辕”与南京的联络，是无一时中断的，一旦中断，则出事无疑。

此时的南京，已经乱做一团。国不可一日无主，平常大家都看着蒋介石不顺眼，这时候才明白，没有这样一个角色还真是不行，国家的一切事情突然没有人做主了，挺不习惯。

老蒋出事的时候，戴笠正在广州处理缉私事宜，听得西安情况有异，马上飞回南京。

特务处的电台，可说是全中国最勤奋敬业的，所有报务人员三班倒，每人八小时，不论什么时候，南京总台的灯光总是亮着的，确保与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支台、甚至分台、组台的联络。

眼下，总台与陕西的联络，居然全部中断，令戴笠大为光火，心中早不知把马志超的祖宗问候了多少遍，不知下达了多少次“几点之前必须叫通”的死命令。问题是那边无人应声，你有什么办法！戴笠急得跟什么似的，只恨自己不能乘着无线电波飞到西安去！

第一个报道西安出了问题的，正是曾报道“藏本英明事件”的路透社记者赵敏恒。

当天，张道藩突然打电话问赵，“有没有西安方面的消息？”赵说没有，张又问，“西安有没有路透社记者？”，赵又说没有。张接着又问“能不能与西安联系上”等等，仍不得要领。于是，张道藩没再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了。

赵敏恒是记者，有一种特有的敏感，对送上门来的新闻线索，自然不会放过。他先是找铁路方面的熟人，问陇海路是否畅通，对方告知只能到华阴。

根据这些情况，又联想到张道藩的紧张情形，赵敏恒第一个发出了“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和依据完全正确。

跟着，张、杨发布《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瞬间传遍全球，轰动了世界。

这个时候，国民党衮衮诸公的众生相，用句俗语：真是“够十五个人看半啦月的”，许多人都有一种“这下机会来了”的感觉，其中表现最“出色”的，南京有一个何应钦，另一个是还在国外的汪精卫。前面说了，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中央党部遇刺，此后一直在欧洲将养身体，事变发生时，汪正在法国戛纳。

但戴笠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欣赏“众生相”。

因为，当前的戴笠，与哈姆雷特一样，正面临着一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豪无疑问，如果蒋介石完了，那么戴笠也完了。戴笠没有公职，不是经过政府任命的特任、简任或荐任的官员，只是一个群众团体的中层干部、部门经理。而这个群众团体，是以保卫“领袖”为天职的。现在，领袖在他们出色的工作下，成了阶下囚，可以想见，这个团体，面临着的前景会是什么样的。

果不其然，老蒋一出事，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戴笠。首先开火的就是复兴社的那些军校同学，原来关系越近，现在骂得越狠，落井下石，唯恐落于人后，大有一种必置戴笠于死地而后快的劲头。

大家众口一词：

“特务处负有保护领袖的责任，今领袖蒙尘，戴某人不得辞其咎！”

“戴笠负特种工作责任，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

“应杀戴笠以谢天下。”

“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戴笠算帐！”

从他们的言辞看，好像戴笠比劫持“领袖”的张学良更“可恨”。

之所以这样，并非戴笠人缘不好，相反，戴笠很会交朋友，他之所以能“黑白”两道平趟，与他朋友多、“路子”广直接相关。

但是，自戴笠执掌特务处以来，不到几年时间，后来而居上，俨然成了蒋的亲信，大家看着不舒服，不可避免地，也有几分嫉妒。

另外，仗着蒋在背后，戴笠作风越来越强势，处理问题越来越霸道，得罪了不少人。

最重要的，戴笠和他的特务处，虽然拥有着相当的权利和影响力，但在背后，并没有与此相当的政治地位来匹配。所凭依的，唯有老蒋的信任而已，离开了蒋介石，戴笠什么也不是，跟马志超一样，白扯！

很不幸的是，目前，戴笠的处境，似乎已经离“白扯”不远了。

如果老蒋从此不再回来，那什么都别说了，戴笠和他的特务处，一起“洗洗睡”。如果老蒋回来了，那与戴笠也没什么关系。相反，你的工作干成这样，还能指望校长给你什么好脸子不成？最起码是捆送军法执行总监部，问成个“失职”，其结果，基本可以肯定，一样是“洗洗睡”。

如果想避免这样的结果，戴笠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找一块白绫子，找一根承重的横梁，往上一栓，再把自己往上一吊。或是让胡子萍去买一坛戴笠最喜欢喝的绍兴老酒，再配以一定量的砒霜，往里一搀，一喝，同样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如果换一个人，也许就认了，听天由命了。况且，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看起来，就像保卫萨拉热窝的瓦尔特所说的，“很难改变什么了”。

戴笠不这样看，戴笠从不是一个屈从于命运安排的人，否则，凭他一个农家子弟、一个高小都没有毕业、好不容易考上黄埔又被赶将出来、到了三十岁还一事无成的人，绝挣不到今天的份上。

戴笠这个人，不管你怎么看他，戴笠身上有一种特质，为常人所不及。那就是他坚强、他百折不挠，认定一个目标，坚决往前走，有点一条道走到黑的意思。

眼下，戴笠要做三件事，一要救老蒋，二要救自己，三要救自己的团体。

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救出老蒋，是最好的自救，保住了自己，也就保住了自己的团体，也就保住了今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是，在这当中，尚有一层重大的关节，即在救出老蒋的过程当中，必须体现出戴笠的存在和作用。否则，即便救出老蒋，没有戴笠的功劳，那么仍旧要追究你“失陷领袖”的责任，说不定死得更快。

恰在此时，宋子文给了戴笠一个机会。

小玲

男人比较喜欢的片子。

忘于江湖

据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载，在他12月20日第一次赴西安并与张、杨初步讨价还价之后，他决定要做几件事情：



其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其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其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次日，宋子文返京，并分别与宋美龄和戴笠交换了意见，据他回忆，“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戴建议，我应与一些政府要员交谈，努力寻求和平解决。”

宋子文的建议，等于是给戴笠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多方设法，终告无效的情况下，戴笠的眼前，出现了第三条路，那就是亲赴西安，营救领袖。

在这里，“营救领袖”是虚的，一个大权在握的戴笠都救不出领袖，跑到西安自投罗网，对“营救领袖”能起到什么作用？别说我们不信，连戴笠自己都不信。

对戴笠此时的处境，前人曾评价为“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确如此。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把头伸出去给别人砍。隋炀帝曾揽镜自顾：“好头颅，谁当斫之！”换成戴笠，这句话再贴切不过——这一刀，就是要砍，也得让张学良来砍；这颗头颅，就是要掉，也要掉在校长身边。

说得再明白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在用自己的命赌博，赌的是他和“校长”都能活着回来，他好收这“身入虎穴，舍命勤王”的“不世”之功。到那时，即便去了西安什么也没做，“校长”心里怎么会看他，还用说么？

戴笠不愧是戴笠，换任何人，不敢走这么一条“舍不得自己套不着校长”的路——不一定是想不出来，关键是能不能豁得出去，蝼蚁尚且贪生，谁不想多活几天！

不过，也就因为这一念之差，让我们知道人之为人，终究是有高下之分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要说戴笠的西安之行，完全是去送死，也不客观。戴笠不是傻子，一点不靠谱的事，他是不会去干的。

戴笠也会分析形势，之所以他敢去，最大的凭依是，自己与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当年的人们，头脑中的神鬼概念还比较深刻，不会完全把结拜时发的恶誓当成“放”那种“气”。因此一般来讲，对结拜兄弟，最起码得差不多。当然，政治人物另说。

张学良这个人最讲义气，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人，为了朋友，能够在自己的左右两个肋部各插上一把刀子的话，那么张学良一定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有张学良在，戴笠怕什么，踏踏实实去，大大方方回，怎么去，怎么回。

不过，在这种信心面前，有一个事实，必须予以充分考虑，那就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也是拜把子兄弟，最后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见了。

因此，虽然宋子文的日记中写得很轻巧——“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对宋子文兄妹来说，去趟西安，总的来讲问题不大，张、杨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但对于戴笠而言，此行是玩命！

张学良不是一个头脑中有许多框框的人，领袖他敢扣、省党部他敢抄，共产党他敢联络。在张学良的字典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只看他想不想做。用张自己的话说，“长这么大，我就从来没有过上级！”

从这个逻辑推而广之，作为“领袖”的义兄可以劫持，另一个义兄不是领袖，杀掉又何妨！古话说，“大行不顾细谨”，李世民为了当皇帝，连自己的亲兄弟、亲侄子都敢杀。杀了又怎么样？改一改史书，照样是千古明君。

翻翻历史，凡是搞兵变的，或是搞所谓“清君侧”的，不管他说得有多好听，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奔着上边盘着九条金龙的那张黄椅子去的。最典型的，除了李世民，还有赵匡胤。不过赵匡胤没有李世民那么狠，所以他死了，位子就让他弟弟给夺了，直到187年以后，才由宋高宗赵构还给赵匡胤的嫡传子孙。

既然如此，谁知道张学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万一他想问问传说中的那几个鼎到底有多重，杀个把义兄也没什么新鲜的！

再说了，就算张学良有意维护戴笠，别忘记了那边厢可还有一个杨虎城，戴笠可以与张学良攀交情，跟杨虎城可攀不着。1935年，戴笠就曾通过向影心搞过杨虎城的情报，派马志超去搞杨虎城，又被白冠五把消息给捅破。杨虎城虽然认字不多，记性可很好，17路军好几万人，万一谁的枪走了火，正好打死戴笠，也未可知。

还有一层——西安的共产党。据说当年军校政治部的周主任，目下正是张学良的座上客，万一他看见当年被开除的的学生、眼前的“国特”，还是头子，一生气，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戴笠思来想去，此行，生还的可能性固然存在，最坏的算盘也不能不打，因此，行前，特地召集南京特务处本部的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个告别会。

会议在洪公祠1号特务处本部召开，想当年，这处宅子，正是张学良赠送给戴笠的。

大家都很明瞭，说是话别，极有可能相当于临终的嘱托，因此会场沉闷至极，几同丧仪。据乔家才回忆，戴笠是这样说的；

“领袖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校长。此去凶多吉少，如果校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奋斗到底。尽忠报国的责任，全在各位肩上了。”

听到这里，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有些跟戴笠时间比较长的、感情深的，抑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戴笠看到大家这样，非常欣慰，于是说：

“你们哭什么，成功，成仁，是我们革命者的抱负。我既以身许国，就无可惧之事。只要俯仰无愧，就能内心平安。大家应该为我高兴才是，我不要你们用泪水为我送行，大家应该以掌声壮我行色。”

当时会场上掌声雷动。

会上，戴笠指定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和书记长梁干乔代理他的工作。

话别之后，戴笠回到鸡鹅巷53号，此前，他已经叫回了在上海大同大学念书的独子戴善武。要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儿子不能不见一面。

最后，戴笠来到母亲蓝月喜房中，拜别母亲。戴笠是个孝子，凡出远门，必事先向老母辞别。

但这次，他不知道怎么说了。

最后，他说：“母亲，自从迎养你到南京来以后，孩儿奔忙国事，少尽孝道。不要说席履丰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现在，儿子要离开你，去很远的地方，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我因为做了国家的儿子，以后，可能……”

说到这里，戴笠实在是说不下去了。

蓝月喜是一个非常明理的老太太，她看戴笠如此，心知必有“非常大事”发生，也意识到此一去，可能就是永诀，但她没有说破，也没有哭哭啼啼，只是说：“今天看到你为国家做事、为长官分忧，我很高兴。你能为国尽忠，又能有这样的孝心，我就放心了。我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很健康，如果有什么变动，我会与家人回乡居住，你不必挂怀，去做你的事情吧。”

上面这段对话，也出自乔家才的记载，戴笠母子的谈话，乔当然不可能在现场，但衡之以情理，应该与实际情况差相仿佛，故照录于此。

忘于江湖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端纳以及戴笠等人飞抵西安。这是十天之内，“中央”第三批来陕人员了。

第一批是12月13日，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

第二批是12月20日，宋子文。

第一夫人驾到，非同小可，张、杨亲自在机场迎候，张学良且到飞机上问候宋美龄。

寒喧之后，宋美龄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说：“岂敢！岂敢！”

实际上何待她言，倾慕宋美龄的，不仅是胡宗南，张学良也是其中之一。

戴笠可就没这个待遇了，戴是最后一个走下飞机的，刚一露头，就被杨虎城看见了，随即示意卫士上前搜身，下了戴笠的手枪，此事令戴笠始终耿耿于怀。

此后，据多数文献记载，都说张学良马上令从人将戴笠单独送走，弄到金家岭公馆，找了个地下室，软禁起来。

但据宋子文记载：

“抵西安后，我告诉他们先让蒋夫人去照顾委员长。我与张、杨进行了讨论，戴与蒋鼎文将军亦在场。”

谈话之后，张将戴笠送到自己公馆的地下室里，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戴笠没有想到，连跟蒋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至于“营救”云云，更是闲话一句了，他预感到自己的时间恐怕不多了。在此期间，戴笠曾留下一份遗书，这份遗书，军统一直保存，做为后来培训干部的重要教材。遗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这份遗书，本人高度怀疑是后来补写，当然仅仅是怀疑，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是真的，那就算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毕竞我们是常人，而戴笠不是常人，因为历史上有他一笔，而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出现在将来的任何一本历史书上。

戴笠有点过于悲观了。谁也想不到，事情的转机来得这样快。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于当日亲自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

如同事变的发生一样，事变的解决也毫无征兆，三天时间就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在西安的许多问题还存在诸多变数的情况下，张学良单方面释放了老蒋。

之所以特别强调“单方面”，是因为张的举动，未得到任何一方面的充分谅解，张学良再一次表现了他不为任何人左右的一面。

事变的发生，固然以张学良为主导，但并不意味着张有权漠视他人的存在。

首先，张的坚强盟友杨虎城（此时已经成了难兄难弟），对此坚决反对。这一点，张本人的回忆，宋子文的日记，都透露了这一点，无可怀疑。两人一度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张回忆甚至“拔枪相向”。短短三天之内，两人已经几乎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杨虎城不同意，张学良的另一个盟友共产党也不赞成，因为蒋并没有在双方协定上签字，只是口头保证“以领袖人格”担保，一定会履行诺言。问题是，蒋介石是政治家，政治家的人格，能不能用来担保，恐怕还要讨论。

当然，这个诺言，老蒋后来确实兑现了，但非常费劲，要不是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国共双方到什么时候能够谈拢还很难说。

再有一点，就是张学良自己的东北军内部，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是直接站在捉蒋第一线的那些人，如刘多荃，再就是以应德田、孙鸣九、商同昌为代表的那些青年军官、中下级军官。张学良贸然地送走了蒋介石，而且在事前未与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通气的情况下，在即将与蒋介石一起登上飞洛阳的飞机之前，交给杨虎城一道“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张学良此举，连蒋介石都觉得不妥，据《西安半月记》记载：

“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

张学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手下的那些骄兵悍将，哪里是杨虎城能够指挥和约束的。张只看到了他们对自己唯唯诺诺的那一面，而忽视了这些人的独立人格，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幼稚程度。

这不奇怪，因为——张学良本人，在政治上就不甚成熟，遑论其手下！

张走后不久，东北军内部就发生了兄弟阋墙的悲剧，最终导致东北军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军事集团于不久后的土崩瓦解。

12月25日，蒋介石到达洛阳，并在洛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

当老蒋与特地赶来迎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的时候，他身边站着的，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之外，还有面带微笑的戴笠。

忘于江湖

良“请”到西北当参谋长的晏道刚。

12月30日，蒋介石发出手令，大意是：“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据晏道刚回忆，他本人于12月28日被杨虎城第二批释放，当天乘飞机回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30日，军事委员会一个副官找到他，给他看了军委会办公厅抄录的蒋介石“手令”。

晏当即问他，“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对方说：“这是军委会办公厅朱培德主任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

晏又问他：“这是什么罪名?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也曾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办公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

晏说：“好!我同你一道去。”

从此，晏道刚就算被关起来了，地点就在羊皮巷，与戴笠关押特务处犯了纪律的“同志”的“乙”地，是一个地方。

其实，晏道刚真的很冤，要说在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最不应该受到到指责的，就是晏道刚了。9月份，拿着张学良的材料亲自去向蒋汇报的，正是这位晏参谋长。当时蒋介石说他“胡说”，现在反过来又指责晏道刚有亏值守，毫无道理。

不过，官场上，哪有那么多讲理的地方！

所以，颇有人为晏鸣不平,于是有人找军法处处长王震南，说：“晏甸樵（晏道刚字甸樵）是个无罪的人，要他在军法处不过是委员长在西安受伤，回来发泄他的脾气而已，你处要优待他。”

晏道刚自己，也多次催军法处“定案”，其实也是讨一个“说法”的意思。否则，不明不白地就这么关起来，算怎么回子事？

催了几次，也没人理他这个茬。直到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才下了一道手令，释放了晏道刚。

1937年8月，经何应钦保荐，晏道刚曾担任军政部武汉办事处主任，后又任重庆抗日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都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位置，与他原来承担的职责相比，那是天差地别了。

1945年8月，晏道刚被勒令退职。解放以后，晏道刚被选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任省参事室参事。

晏道刚于1973年去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