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何应钦、黄郛二人首先找到萧振灜，探询他对“张北事件”的看法。

萧说：“日人由多伦入察镜。以无护照见扣，此正告我国之主权也。”

黄郛不同意他的看法：“今日如是，则影响中央之外交矣。”

萧顶了一句：“今日中央对日本之外交，余甚不赞同。”

黄郛见他抵触情绪这么大，也就不绕弯子了：“中央早拟调29军剿匪，宋哲元离察，此均为中央之决策，统希遵行。”

萧心中暗怒，他先是说：“此自当向宋军长报告，亦将向蒋委员长面陈请示。”

接着，萧振灜话锋一转：“但余为29军军代表，可以请即转报汪院长（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长，对各级官吏的任免权限在行政院），29军全体将士定将本喜峰口杀敌之志，决不会听一切卖国乱命，救国到底。”

说完，萧振灜愤然而去，把何委员长和黄委员长“晒”在了当地。

接着，萧振灜赶回察哈尔召集“8人会议”，商量对策。

宋哲元首先说：“余决不做于学忠第二，吾等如何对付，要用尽办法。”

张自忠站起来，杀气腾腾地说：“敌奸一律，起兵杀之。”

秦德纯建议：“可使陈觉生与日本联系，试解决此事。”

按：陈觉生，1899生，广东中山人。

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多是北方人，广东人可谓凤毛麟角。陈觉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到山西师范学校教书，曾任山西省政府教育厅科长。1928年任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1932年任29军少将顾问。

陈觉生日语很好，宋哲元与日本人打交道，就让他当翻译。

最后萧振灜说：“汪黄外交，对日委蛇，决不能餍其所欲，此等媚敌求荣之辈，无视国家，不要华北，我等只有挺身而起，挽救危亡。希望大家加紧备战，余当立即去成都向蒋委员长面陈，陈觉生系黄郛委任之亲信，此辈日本通中，有已是敌谍汉奸，陈有此嫌疑。中央亦不容许地方办理对日外交。”

听了萧振灜的话，宋决定：仍然由秦德纯对付黄郛，并继续与日本人保持接触；萧即刻去面蒋；部队则做好战斗准备。

会后，萧振灜返回北平，向何应钦汇报了29军的意见，随即到成都谒见老蒋。

1935年的老蒋，从年初就忙得不行。

1月5日，红军攻克遵义，从6日到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从此红军跳出樊笼，一会儿四川、一会贵州，川军、滇军、黔军跟在红军后面一通猛追，就是逮不着。无奈，老蒋只得亲自出马。

2月2日，老蒋离开南京去了庐山，并于当天发出了通缉令，“悬赏购缉共军首领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及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等人。

2月21日，蒋介石赶到武汉。3月1日，蒋介石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原南昌行营因红军已经离开江西，失去作用，于2月16日明令撤销），以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第二天，老蒋就去了西南，跟着红军一通猛跑。

算起来，老蒋在西南已经待了4、5个月了，这段时间，对日交涉的事情，老蒋是顾不上了，一直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主管。

按：1932年1月29日，汪精卫从孙科手中接过行政院长，从此一直是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直到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遇刺，时间接近4年，这也是蒋汪合作最“融洽”的一段时间了。

另外，1933年8月，原外交部长罗文干因《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而辞职，汪精卫又兼任了外交部长。因此，在后面两年多的时间里，对日外交一直是汪精卫在管。所以孙凤鸣刺蒋不成，改而刺汪，就是因为大家对汪精卫执行的对日政策不满意，认为他太软、卖国。

对此，汪精卫还觉得一肚子委屈，认为大家都不愿干外交，我来干，纯粹是本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在“跳火坑”，完全是为了国家，结果老百姓还不谅解。

萧振灜见到蒋介石，先是汇报了华北情况，蒋听了说：“华北如此，形同丧失。”

萧说：“29军屡次执行命令，均完成任务，喜峰口抗战更证明忠勇。今中央军已被撤离，请留之捍卫华北，并请仍由宋主察。”

对此，蒋表示同意，并说立即电汪，萧又乘机“历陈黄郛之不当，请由何应钦主持北方大局。”

对此，蒋仍表示赞同。

事情办得顺利，萧振灜很高兴，出了行辕，正碰上杨永泰，这当世两大谋士彼此都是神交已久，于是相约去武侯祠游览。结果没待一会儿呢，老蒋的侍卫来通知，说委员长刚接到一封电报，很生气，让萧赶快回去。

回到行辕，老蒋把电报拿给萧看，这是华北方面的一份情报，说土肥原贤二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就要把事情闹大。

老蒋让萧振灜坐他的专机速回华北，不巧，飞到重庆赶上大雾，耽误了三天时间。等萧赶回去，已经晚了。

6月19日，国民政府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令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秦德纯兼代。接到免职令，宋当即返回天津，正好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

萧振灜却不肯善罢甘休，他给老蒋写了一封信，令自己的副官缝在衣服里，亲自给老蒋送去，信中痛斥“汪、黄卖国”，“借口日本要求免宋哲元职，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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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纯也不愿趟这趟“浑水”，于是一直待在北平，没有赴察就任，土肥原贤二托人找了他好几次，要谈“张北事件”，秦都以“尚未接任”而推托不见。

该来的终究要来，躲也躲不了。6月23日晚，土肥原贤二找到了北平府右街秦德纯家里。

陪着他去的，是程克。

程克，1878年生，河南开封人。

程克也是留日的，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老同盟会会员，曾于1924年在孙宝琦内阁中短时间出任内务总长，此时正隐居天津。程克与殷同、袁良（此时正任北平市市长）、殷汝耕等四人并称民国四大“日本通”，但四人结局不同，二殷后来均落水当了汉奸。

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载了“交涉”的经过。

当时是土肥原贤二先开腔：“看报知道秦将军代理察省主席，张北事件发生于察省境内，所以来找你谈谈。”

秦推托说：“代理主席的命令我也是从报上看到的,但到今天为止,我并没有就职。我不是交涉的对象,不能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程斡旋道：“今天是来拜会性质,在国际礼貌上未便峻拒。”

秦说：“如果是私人拜会，我可以接待。”

土说：“今天愿意用私人关系交换意见。”

秦说：“就请你发表意见。”

土说：“张北事件有关人员，从军政首长以至张北县的赵师长、军法处长、北门守卫官兵，都要向皇军道歉，并且应该受处分。”

秦一口封死：“将军所谈的都是交涉问题,我不负交涉的责任，不愿再谈。”

程克看又谈不下去了，劝道：“大家不妨随便谈谈。”

土说：“希望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秦德纯心想你说的不是废话么！“张北事件”，责任完全在你方，与我何干，但还是耐着性子说：“如果日本一切照省政府和日本领事所协议的规定办理，自然不会有此类事件发生。”

土又说：“张北以北地区，希望29军的部队不要住在那里。”

秦据理道：“张北以北察省尚有数县，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中华民国的军队自然有驻扎的权利。”

土说：“张北以北的地区，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大量移民。”

秦说：“中国政府没有向张北以北的地区大量移民的计划，可是人民由内地自由迁移，我们政府亦不便阻止。”

土步步紧逼：“希望国民党和蓝衣社不要在察省活动。”

这次秦回避了国民党的活动问题，只是说：“在察省的政府机关里并无蓝衣社，个人的思想，在不妨碍地方治安的范围内，政府不便干涉。”

说了半天，仍不得要领，土肥原贤二焦躁起来，咬牙切齿地问：“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

秦德纯大怒：“那就由你们派军队进占我们的察哈尔，29军就是剩一兵一卒，也要拼战到底。”

此时秦德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卷起袖子，差点就要揍他，据秦回忆：

“但我立刻想到揍了以后无法善后，只有极力按捺，不禁心中一热，吐起血来。”

土肥原贤二一看谈崩了，只好走了。

事后，秦德纯将“交涉”经过写成报告，请示“中央”意见。

6月24日，“中央”对“张北事件”的批复回来了，除“令秦德纯全权处理”以外，还指示了处理的原则。据秦回忆，当时“中央”是这么说的：“在不妨碍我国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可以酌情办理，将交涉的情形及时电报中枢。”

次日，土肥原贤二向秦德纯发出最后通牒，限6月26日必须给出明确答复。

6月26日，“中央”回电，接受日方全部条件。

6月27日，由秦德纯、陈觉生等代表中方，土肥原贤二、高桥坦代表日方，又签订了一份“觉书”，其主要内容是：

“（一）热察边境改由保安队驻扎，军队撤退；（二）察省党务停止活动，某特种机关取消；（三）道歉；（四）停止鲁省向张北移民；（五）各项办法在商定后二周内实行。”

这份“觉书”，就是后世所说的《秦土协定》。

后来，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说：“这一份屈辱的协定，几乎是《何梅协定》的翻版，使我深受刺激，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谁也想不到，6月27日这一天，居然是29军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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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一种是大人物，否则他也上不了史书。

还有一种是小人物，很小很小，比如我们要说到的白坚武，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小虽然小，这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大家可以查一查史书，只要讲到抗战前的华北，必说白坚武。

对于29军来说，白坚武更是一个重要人物。

白坚武，1880年生，直隶交河县（今属河北省泊头市）人。

1910年，白坚武考入天津法政学堂，与李大钊成为同学，而且俩人曾并称为“法政二杰”。1921年，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后又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驻洛阳，任命白坚武为政务处处长。当时，各路人物为了结交吴佩孚，争相巴结白坚武，当时他才31岁，着实风光了几天。

可惜好景不长，1926年北伐军兴，吴佩孚大败亏输，白坚武也逃往日本，从此成为亲日分子，直至沦为汉奸。

热河沦陷以后，白坚武与日本特务纠合在一起，企图成立所谓“华北国”，他曾以此事商于河北省政府主席，51军军长于学忠。于也曾是吴佩孚的老部下，但在民族大义上，于学忠很清楚。劝说不成，白坚武动了杀机，他收买了于学忠的手下傅建堂、巫宪亭，企图暗杀于学忠，结果事情败露，傅、巫均为于学忠所杀。

白坚武与于学忠是“换帖”的把兄弟，为了当汉奸，他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其人格之卑下，可见一斑。

令白坚武进入史书的，是1935年6月27日的“白坚武事件”。

原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参与了处理“白坚武事件”的整个过程，据他回忆：

“六月二十八日凌晨一时许，我接北平市公安局长余晋和电话报告，谓有一部分便衣匪徒占据了丰台车站，并与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勾结，劫得该中队停驻丰台车站的铁甲车两列，向北平永定门方向开来。我接电话后立即请示王树常，宣布北平全城紧急戒严。余晋和亦命令公安局所属保安队紧急出动。驻南城的保安四队队长王光禄首先带队赶到永定门外，将东缺口一段铁道扒去。这时铁甲车在由丰台向永定门开进中，开炮十余发，北平城内听到炮声，极为慌乱。我用电话向鲍文樾及王克敏报告。

按：6月13日，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以河北交涉暂告结束，离开北平赴南京，令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其工作。此前，深感华北事情难办的黄郛早已一去不返，国民党中央也无可奈何，遂于6月18日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刘家鸾需要“向鲍文樾及王克敏报告”。

刘家鸾回忆:

“王克敏立即去卫戍司令王树常家中（王克敏眼力不济，一向有“王瞎子”之名，惊慌中一头撞在门框上，将右眼碰伤）。这时，驻平铁甲车队司令曹曜章匆匆来见鲍文樾及王树常，鲍命曹率队追赶。曹即由西直门率铁甲车第一中队及驻西便门的第二中队开赴丰台追击。旋接报告：因东缺口铁道已被保安四队扒去，汉奸便衣队的铁甲车无法开进北平，加以保安队及附近驻军的阻击，铁甲车已向黄土坡车站退去。曹曜章率铁甲车队赶到黄土坡站，将铁甲车带回，铁甲车第六中队长段春泽及便衣匪徒等已弃车逃窜。乃由黄显声部派一部分骑兵跟踪追赶，在香河县附近将段春泽、队副贾某（忘其名）和三名日本浪人捕获，带回北平。”

经过初步审查，刘家鸾搞清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二十七日夜间，由天津开往北平的列车到达丰台站时，有便衣匪徒百余人下车。二十八日凌晨一时，匪徒持枪将丰台车站占据，为首的系当过吴佩孚的政务厅长的汉奸白坚武。白到站长室后，驻丰台站的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即与其会合，声称已组成“正义自治军”，白坚武为总司令，并散发宣言，登上铁甲车向北平开进。白坚武在丰台站时曾用电话与城内联系，据闻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均准备于铁甲车开进北平车站后里应外合起事，接收北平各机关。铁甲车鸣炮，系与城内日寇汉奸联系的信号。因北平日寇兵营与使馆不同意日寇天津驻屯军的作法，北平日寇兵营临时未发动响应，此一场骚乱始得在紧急措施下消弭。 ”

“二十八日下午，将段春泽等押到平津卫戍司令部，王树常指定我与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北平公安局长余晋和及司令部军法处科长荆德文组成军事法庭进行审讯，由邵文凯主审。段春泽原系石友三部十三路铁甲车大队长，一九三○年石友三将全部铁甲车送给张学良后，段部人车调驻沟帮子车站编入曹曜章部为第六中队，段即任中队长。邵文凯在讯问段春泽时一再追问其主使人，并追究是否由石友三主使，段春泽矢口否认，不肯多供，只求速死。队副贾某则称全不知情。捕获的三名日本浪人，解到后即被日本领事馆引渡而去。我与邵文凯等将审讯经过报告王树常，王命将段、贾同处死刑，当夜即在北平陆军监狱中执行枪决。”

这就是历史上的“白坚武事件”。

由于《何梅协定》的签署，此时，诺大的河北，已经没有了中国的驻军，正是由于这一点，白坚武才会乘虚而入。对此，负实际责任的鲍文樾非常担忧，他与同为军分会委员的萧振灜谈起此事，怕再出现类似事件，难于解决。

萧振灜是什么脑子！马上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29军窝在察哈尔，发展余地太小，而况现在宋哲元也给撤了，没准连这块地方都保不住，如能开进北平，正好挟日军以自重。于是他向鲍文樾建议，“调二十九军一部拱卫北平”，鲍不虞有他，表示赞成。

萧急令驻张家口的29军37师冯治安部星夜进京，仅10个小时，冯部即赶到西直门。当时因城门关闭，37师参谋长张樾亭给刘家鸾打电话，刘当即命令开城。据刘回忆：当时“冯及其随从人员率部分队伍进入城内，大部分队伍则安排在西外与阜外一带驻扎。翌日，北平各城门即加派二十九军岗哨，作为城防部队使用。”

在萧振灜的“戏法”之下，一夜之间，29军摇身一变，成了北平的“城防部队”，此举，也为宋哲元在不久之后成为实际上的“冀察王”铺平了道路。

这是29军“三级跳”的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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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振灜给蒋写了那封声称“借口日本要求免宋哲元职，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的信之后不久，蒋介石电召宋哲元赴成都，宋不想去，他召集“8人会议”，说：“事处此状态中，怎能轻易前往，自缚手足，任由处置。”

大家谁也不说话，不是不想说，而是谁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办好。

萧振灜说：“余专责与中央之联系，是否前往，关系团体前途，军长不拟前往，岂能勉强，是否余再为陈请，俟华北局势稍定再往？”

大家都说这样好，于是，1935年7月7日，宋哲元给蒋发报，称自己准备“长期休养”。

蒋见宋不肯来，心里有点不“托底”，因为他们俩打交道不多，一直都是萧振灜代表29军与“中央”联系，蒋介石搞不清29军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子事，于是，蒋介石派魏道明、郑毓秀夫妇以私人名义北上，进行调查。

魏道明，1899年生，江西德化（今属九江市）人。

魏道明是留法的，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当律师。1927年进入国民政府，同年任司法部次长、代理部长，1928年任司法行政部部长，这时魏道明还不到30岁。

1930年，魏道明任南京特别市市长。1935年任《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总经理。由于魏道明的“报人”身份，派他前来，易于掩人耳目。

说起魏道明的夫人郑毓秀，那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郑毓秀，1891生，广东深圳宝安人。

郑毓秀的父亲曾在京为官，因此，郑是在北京长大的，受的是新式教育，1905年，郑毓秀赴日本留学，旋即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

郑毓秀虽是女流，其英雄气概却不让须眉，1910年，汪精卫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其所用器材就是郑毓秀送到北京的；其后，郑毓秀又参与策划行刺了大臣良弼。

1914年，郑毓秀谋刺袁世凯不成，被迫出国，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律，1924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与同学魏道明在上海开办了“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郑毓秀是中国第一个女法学博士，也是第一个女律师。同年，魏、郑二人结婚。

魏、郑夫妇借口游览长城，来到张家口。萧振灜深知此次“干部考察”对于宋哲元、对于29军的重要性，事前做了详尽的安排。

在谈话中，魏、郑夫妇首先问起秦德纯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的情况，然后又了解日本人对宋哲元的看法。

对此，萧据实相告，他说，日本人确实有扶持宋哲元反对“中央”的意思，但是，“余可保29军永远碧血丹心”。

郑毓秀一听，既然你说得这么好，那就请几个师长来谈谈吧。萧早有准备，马上叫来张自忠、冯治安二人。

魏道明说：“华北局势如是，诸兄重担在肩，深望有所指明。”

听了这话，冯治安站起来，指着长城方向，充满感情地说：“每念八千弟兄血洒长城，恨不能即举大刀杀向鬼子，复我河山，人在华北在。吾三人乃患难兄弟，生死与共，一切由仙阁大哥代表。”

张自忠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冯治安那么强，只是说“此言可对天日。”

郑毓秀比魏道明大8岁，社会阅历也丰富得多，听了这话已经心中有数，无须再谈，于是也站起身来，郑重地说：“三位短短数语已解决所向，并感人肺腑，因事在身，恕告辞矣。”说罢，偕魏道明飘然而去。

蒋听了魏、郑夫妇夫妇的汇报，非常满意。

1935年7月17日，“以长城抗战攘御外侮。著有功绩”嘉奖参战将领，授予33人“青天白日”勋章，其中29军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包括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张自忠、刘汝明、王治邦、黄维纲、董升堂等8人。

按：这次颁奖，颇值得考究。从33人的大名单来看，几乎凡是跟“长城抗战”贴边的，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部队，其参与者几乎全部囊括在内，最低的到团长一级。但直接参与“喜峰口大捷”的赵登禹和他当时的师长冯治安反而不在其中。

1935年8月14日，蒋从自成都飞抵庐山，召秦德纯汇报华北局势，并托秦给宋哲元带几句话，蒋说：

“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秦德纯在庐山住了10天，8月24日回到天津，把蒋的话转述给宋哲元，

8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名正言顺地接管了平津防务，秦德纯则实授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至此，戴在29军头上的帽子，又少了一顶。目前，“中央”在华北的机构，只剩下何应钦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了。

再过四个月，这顶“帽子”也要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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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宋哲元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在就职仪式上，宋发表讲话，称决心“本中央睦邻意志”做事。

这个讲话，说得很耐人寻味。

你不能说宋哲元说得不对，因为“中枢”的确是这么个意思，何况，老蒋还特地让秦德纯带话，令宋“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

但是，在这个时候,宋哲元说这个话，总让人感觉有点“弦外之音”。

只过了三天，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就发表了《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其态度之强硬前所未有，声称“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服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同时，多田骏在讲话中提出了“盼华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的说法。

9月26日，日本通讯社在发表多田骏的讲话时，将其主旨进一步引申为“对华北第二步方针，使五省成自治团体，甚至在经济上使之脱离中央关系。”

9月29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原则。

10月3日，宋哲元到天津，会晤了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再幼稚的人，都会怀疑其中的关联性。

此时，华北与“中央”的关系，29军与日本人的关系，中日两国的关系，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了宋哲元一个人的身上。

在日本人看来，宋哲元是争取的对象，“华北五省自治”要着落在宋哲元的身上；

在老蒋看，把华北交给宋哲元，纯属无奈之举。宋哲元入主平津，已是既成事实，不用他是不行的；况且，再怎么说，宋哲元也是中国人，有一支中国人的军队驻在华北，你不用他用谁？

在宋哲元的角度看，要的就是这个局面——好比一架天平，日本人和“中央”在两边，他来做这个“支点”。

刘家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评价了当时的局面：“日寇乃将求诸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宋哲元则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萧振瀛建议鲍文樾调二十九军拱卫北平的作法，是全部计划的头一着棋，目的在于造成既成事实。蒋发表宋为平津卫戍司令，亦系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评价十分准确，刘家鸾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有了这个基本的观点，再回头看当年宋哲元与日本人的种种“默契”之举，就不奇怪了。好比慕容复斗段誉，段誉蒙着眼睛以“凌波微步”应对，其实是你打你的，我走我的，彼此本着不同的目的、各自在做不同的事情，两下一凑，恰成一场好斗。

刘家鸾的老底子是东北军，并不是29军的人，他是宋哲元留用的。

宋的前任是王树常，因为南京在很突然的情况下，免掉了王树常平津卫戍司令的职务，令王十分不快。于是，未等宋前来接任，王树常已经走了，临走让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护印”，等着宋哲元来接任。

宋也很会办事，知道王树常有情绪，于是他没有马上到任，而是派秦德纯和萧振瀛来和刘家鸾接洽，请他在北平的名馆子“东兴楼”吃饭，并传达宋哲元的好意，请刘不要走，留任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职务，并代宋办理接收事宜。对此，刘表示：“我替王树常办理交代，目前当然不能离去，但希望宋派人接收。”

次日，萧振瀛又陪着刘家鸾去天津见宋哲元。据刘回忆：“宋留我吃饭，并嘱我饭后原车回北平去。我即取出平津卫戍司令印信交宋，并婉陈只代王树常交代，请宋派人接收之意。”

宋把印接了一下，跟着又还给刘家鸾，说：“这就交代完毕，明天起你就是我的参谋长，并暂代司令职务。”又说：“庭午（王树常字庭午）如没有新职，我决不去接；现庭午已发表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我始肯接此任。你们大家追随张副司令多年，我若不是张副司令帮助，哪能有今天，张副司令的人我一个不动，你可继续代我负责，告诉所有各处长，人事一律照旧。”

按：王树常、刘家鸾都是随张学良入关的老东北军，所以宋哲元要格外假以辞色。

刘家鸾见宋很诚恳，就留下了，不久，平津卫戍司令部撤销，宋哲元又任刘家鸾为天津保安司令。

刘家鸾不是29军的人，因此由他来评价宋哲元的所作所为，是比较公允的。

正如刘家鸾所说，从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提出“盼华北五省自治”的“概念”开始，到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为止的三个月，既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暗中角力的三个月、其波诡云谲，令人目不暇给；同时，也是宋哲元走上前台，充分展示“个人才华”的三个月。

在此前，我们所看到的宋哲元，仿佛是一个被萧振灜提在手中的傀儡，萧不发话，宋就不知所以；又仿佛是躲在秦德纯背后的一个影子，见不得光。

我们都错了。此时的宋大帅，早已不是昔日山西大酒店里那个手足无措、进退失据的宋哲元，他已经蛰伏了太长时间，他的脑子里时刻都在思考问题，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萧振灜、秦德纯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在铺路，而这个路，终究是要宋哲元来走的。

忘于江湖

关于日军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经过，不妨看看侵略者的自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资料很丰富，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笔者在这里就直接引用了，其中有颇多的教训值得汲取。

“由于上述两协定（指《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华北间题告一段落，但这又成为下次飞跃的基础。

1935年8月，更换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由多田骏少将到天津接任。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少将，此三人由奉天、新京、天津紧密合作，华北工作进一步飞跃发展。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

首先开展了察哈尔的工作。8月5日在张家口缔结了《松井(源之助—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张允荣协定》，确定口北六县由蒙人保安队担任治安维持工作。同年12月驻扎在察东特别自洽区的李守信军，根据关东军的指示进驻这一地区(察东事件)，迫使宋哲元交出口北六县的行政权。

10月又在察东的香河县揪起了农民自治运动。殷汝耕(根据塘沽协定设立的蓟密停战区督察专员)于11月24日将停战区22县归其管辖。在通州设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6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南京)实行自治。随着冀东政府的出现，从大连方面向冀东沿岸地区的商品输入频繁起来，因而刺激了国民政府，加深了日中之间的隔阂。

宋哲元在8月末，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十九军主力也移防至平津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土肥原少将去天津，策动宋哲元建立新政权。到12月8日.南京政府也承认了河北、察哈尔的自治，确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称，并且赋予该委员会以军事、外交、财政、人事、交通等方面广泛的权力。其管辖区为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于同月18日宣告成立。”

具体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经过，资料很多，一不留神就成为抄袭，所以笔者再一次躲懒，仅提出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1月3日，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北平市市长袁良辞职，以宋哲元暂代。

11月6日，行政院决定：任秦德纯为北平巿长，萧振瀛为察哈尔省主席，萧暂时不能到任，由张自忠代理。

11月7日，日本驻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武官雨宫访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提出“华北自治”问题。

同一天，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与土肥原贤二等召集会议，提出了“华北自治”的要点：以“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为自治政权的名称，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平津二市；委员长为宋哲元、顾问为土肥原贤二；开发湖北矿藏，使之与“日、满结为一体”；脱离“法币”，建立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关联；保留南京的“宗主权”地位。

上述“要点”，实际上成为日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蓝本。

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迫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就“华北自治”问题表示最后态度。

11月15日，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向“中央”要求华北自治。

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述外交方针：“内求自存，外求共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抱定最后牺牲决心，而为和平最大努力。”

同日，秦德纯、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流，“说明华北近况”，教育界人士请宋哲元“力撑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受分裂损害”。

11月20日，日本大使有吉明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央政府勿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队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蒋答以“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无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可商谈之结果。”

11月25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县成立，池宗墨、王厦才、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元声、殷体新等为“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

11月26日，行政院决议：（一）裁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拿办殷汝耕，裁撤河北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

11月20日，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何应钦北上赴平。为打消宋哲元的顾虑，何出发以后，蒋介石还专门给宋哲元发了一通电报：“何部长昨乘车北上，约明日可到平。临行之前，中正已面允其不就‘长官’职责，而专为兄解除目前之困难、协助兄处理一切；并授兄以后对内、对外各种之机密，尤其对于各种机构之如何改组、与任务之如何分配，皆请兄与之开诚切商，勿稍客气是盼。”

12月3日，何应钦到北平，偕陈仪、熊式辉与宋哲元、萧振瀛、秦德纯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实际上成为29军对“中枢”的一次“交底”，在会谈中，萧振灜表明了“吾等始终主张何（应钦）来平主持之意”，然而，何应钦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

12月4日，何应钦电蒋介石：“职到平后，观察所及，认为‘驻平长官’一职，绝对不能就任。以对内言，钧座致明轩既以已面允‘职不就长官’之言告之；职晤明轩时，亦告以‘此来专为帮助其职，不就长官’之言告之；又就对外言，日方种种压迫永无止境；职为国民党党员，又系中央重要官吏，对于重重压迫，岂能长久忍受？故冀、察之事，仍宜畀宋负责处理。”

果不其然，12月5日，宋哲元赴西山“休息”，后又移住颐和园谐趣园，称“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12月7日，何应钦电请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央“电覆照准”。

12月9日，北平学生大游行，提出六点要求：（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二）宣布此次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指“剿共”）；（六）准许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这场抗议活动，是为“一二九”运动。

12月12日：国民政府令：（一）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二）任命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三）任命萧振瀛为天津巿长。

12月18日，宋哲元发出就职通电：“案奉国民政府令开特派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李廷玉、贾应耀、胡毓坤、高凌蔚、王克敏、肖振瀛，秦德纯、张自忠、程克、门致中、周作民、石敬亭、冷家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此令，并奉令颁下冀察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等奉此，哲元遵于本月十八日依照组织大纲，将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成立，并偕在平各委员于是日同时就职，谨电奉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叩。”

至此，在29军于1930年12月24日成军整整五年之后，宋哲元坐拥冀察平津二省二市，成为了实至名归的“冀察王”，威风八面，回想起1930年住山西大酒店时的窘迫，恍如隔世。

忘于江湖

威风是威风了，讨厌的事情也很多。

首先是名声不好听，大家都说他们是汉奸。

想在冀察混，跟“中央”的关系处得怎么样还在其次，但首先是必须跟日本人打交道。

说到三十年代的中期，在华北的这片地方，中日两国军队的关系，可以说十分奇怪、十分微妙、十分滑稽。

你说互相敌对吧，双方的高级将领又时常馈赠礼品，觥筹交错，一喝就喝个烂醉，29军的一些人还曾经应邀赴日本访问；你说双方是“友军”吧，彼此又冲突不断，为了一点小事就能骂起来、打起来，甚至出人命，也不是太少见的事，经常要办交涉，一交涉就是中方道歉、处分责任人。搞得宋哲元非常头痛，于是，他依旧把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秦德纯。

秦德纯也不爱干这事，据他后来回忆：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我全国爱国忧时人士以及爱护我们的友好纷纷函电以大义相责，报章亦诋毁备至，我当时忧心如焚，深恐万一失足百死莫赎。某日，携带友好责勉我的函电十余通，唔宋将军痛陈利害，不觉失声痛哭。”

当时，宋哲元对他说：“我们奉中央训示，委曲求全来支持此危局，此中内幕不便向国人公开，当然难为人人所谅解。现在报上用5号小字骂宋哲元、秦德纯是汉奸，我绝对负责保证，将来一定有一天报上用头号大字登载宋哲元、秦德纯是民族英雄，请你放心好了。”

其二，29军内部也出了问题。

想当年，大家在山西喝西北风的时候，称兄道弟，啥事都没有。到现在手下不光有军队，还个个都占有一块地盘，事情反倒多了，彼此的矛盾也出来了。

首先出问题的，依然是秦德纯。

前面说过，老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多是行伍出身，而秦德纯是正规军事院校出来的，属于“学院派”，与29军的大多数人都不是一路；另外，他又是后到西北军的，跟大家多少有点格格不入的意思；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秦德纯为人处事比较“圆通”，这本不是坏事，可其他人都是急脾气，直肠子，说话讲究个痛快，看不上秦德纯的那个劲，觉得他没什么本事，光凭“拍马屁”混饭吃。

用张自忠的副手李文田的话来说：“宋找来的幕僚秦绍文（秦德纯字绍文）是长于手法、善于拍捧的人物，终日伺候宋左右，察言观色办事，在萧面前大哥长、大哥短，背后一直用手法反萧。”

原北平市公安局长鲍毓麟由于工作关系，跟29军的高级将领都很熟悉，经常一起聚会。他也说：“29军之中，秦德纯素以善于拍捧、八面圆滑闻名，在与日本联系中，以《秦土协定》取得关系，为宋所重”。

据鲍毓麟回忆，有一次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几个人在他家里聚会，谈到秦德纯，都是“连损带骂”。赵登禹说：“这会儿秦桧当道，29军快完了。”张自忠说：“秦二哥心眼可是太多，咱们可得小心，别让他玩了。”

有一次“8人会议”，秦德纯说到“为团体甘愿担过，然不愿再负责与日本洽谈”，张自忠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仙阁大哥行前曾嘱不能与日签订协定，虽受逼亦确不妥。”指责秦德纯不应该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秦德纯一听更生气了。萧振灜赶紧出来打圆场，说“绍文不仅为团体，亦为国尽力矣。”宋哲元也说确实如此，才算为秦德纯解了围。

一个团体，最怕的就是不团结，秦德纯不为大家所接受，还有萧振灜可以排解，可接下来出问题的，正是萧振灜本人，而且他的问题，是直接对着宋哲元去的，这事就比较麻烦了。

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评价萧振灜为：“萧为人直爽，个性特强，名利心比较重一点。他的口才很好，经常代表宋到南京各地，周旋于政要之间。因为他代表中央所发的款项，请客送礼，一掷千金，毫无吝色。”

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出在这个“一掷千金”上。

很多人都回忆，萧振灜花钱很“冲”，其“豪爽”程度甚至超过了宋哲元。

抗战前夕，宋哲元曾给他的母亲做过一次寿，据当年的“名票”孙曜东回忆，为了让老太太生日办得体面，宋哲元的手下建议他请“四大须生”之一的余叔岩到家里来唱堂会。当时余叔岩已经“倒仓”，轻易不肯出场。最后宋哲元是托的张伯驹，请出了轻易不上台的余叔岩，在中南海唱了一场堂会，大轴戏是当时几乎已经失传的《打棍出箱》，北平所有的梨园界人士都来捧场，连不相干的人也要千方百计混进来，一瞻余大师的风采，轰动一时。

萧振灜可好，你做寿，我也做寿，据秦德纯回忆：“有一次他母亲做寿，大张筵席，北方军政首要，以及四大名旦，俱已到齐，较宋哲元为母做寿时，热闹数倍。”

萧振灜的世交、长期随他做事的胡瑞峰也曾经谈到萧振灜为母做寿的事，那是1936年，当时萧振灜任天津市市长。据原北京文史馆馆员赵锦生回忆，胡瑞峰对他谈到：

“就在这年萧振灜为他母亲大办寿辰，萧家院里高搭彩棚，棚内挂满了形形色色的寿幛，摆着很多礼品。宋哲元送一尊金佛寿星，二十九军各头领也都送了重礼。天津市工商各界送来万民伞及其他贵重礼品。整日大开筵席，不管远近亲友，随来随入席。”

“据负责办喜事的刘振洲说，汉奸陈觉生（此时已当了北京铁路局局长）的寿礼是负责全部筵席费用约计三千余元；另外还送有京剧堂会，听说仅余派一出戏价银就一千元。在寿辰那天，宋哲元带着两个小儿子亲到寿堂行了跪拜礼，可见宋萧间的关系。”

按：刘振洲是东北人，原是石友三的部下，当年萧振灜就是通过他与张学良的侍卫长联系，抢在孙良诚的代表郑道儒之前见到张，为宋哲元拿到了“东北边防第三军”的编制。此后，刘振洲就一直跟着萧振灜做事。“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萧振灜帮刘振洲当上了北平税捐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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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萧振灜与宋哲元“斗富”还只是“生活小节”的话，那么另一个问题，就使宋萧矛盾逐渐激化了。

据秦德纯回忆：“萧在军中，手面也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因此宋颇不满。一般带兵将领就怕自己的队伍被别人拉走。宋当然不能例外。

秦德纯的话，讲到了宋萧矛盾的根本。

29军，根子上还是军阀的部队。所谓军阀，指军队为军头个人所有，每当乱世，必出军阀。最典型的是汉末，从董卓开始，凡是上了陈寿那本《三国志》的，不是军阀，就是军阀的附庸。

明清以降，军队为国家所有，迄太平天国起事，八旗、绿营均已糜烂，不得已，咸丰用了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让民间练“勇”。结果，曾国藩开了这个军队为个人所有的恶例，不仅国家要受到曾的挟持，连曾的手下，也是各自听自己“营官”的，曾国藩都没有办法。当年曾“九帅”久攻南京不下，曾国藩让他撤军、让李鸿章助剿，他这个老弟就是不听，曾国藩也徒唤奈何。

不过，说句题外话，如果没有曾九的坚忍不拔，“天京”什么时候能够拿下来，真的很难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国藩拿到那个“一等肃毅侯”的爵位，真要感谢他弟弟。所以后人评价，曾国藩这个人，内心深处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智慧与狡黠，明知曾九不会撤军，非得做出令李鸿章“助剿”的姿态，以示大公无私，免遭物议。

对于宋哲元来讲，也是如此。萧振灜对于29军的成军，功莫大焉，没有萧振灜，大家哪有今天的风光。正因为如此，宋的内心，最为忌惮的，也是萧振灜。好比赵匡胤对石守信所说的，你们今天能把那件黄袍子披在我身上，明天是不是也能够披在别人身上呢？如果大家都只知道萧振灜，那还要我这个军长干嘛！

另外，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和汉奸的挑拨也起了一定作用。据萧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齐燮元、潘毓桂、张璧等（均为亲日派，后成为大汉奸）在日本人的指使下，“以酬宴，打牌天天包围宋哲元，游说反蒋，煽惑独立，谗言余为蒋效命自重，挑拨离间宋与余之谊，及指使陈觉生、张允荣等迭造谣言，制造混乱，对余进行污蔑攻击。”

萧回忆，某次，他到北平参加“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会议。秦德纯深夜来访，对萧说：宋哲元准备将齐燮元吸收进“冀察政务委员会”当委员，宋还说，萧振灜肯定要出面反对这件事。

秦德纯还说，齐燮元等人曾经对宋哲元说，萧振灜这个人，不知道他究竟是你宋哲元的人，还是蒋介石的人，从他是否“坚持拥蒋”，就可以试探出来。

第二天，萧振灜就去找宋哲元，表示坚决反对齐燮元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他说：“齐固旗帜鲜明之倒蒋叛国军阀，何能开门揖盗？”

宋哲元忍气吞声地说，齐燮元就是来了，也不一定能起什么破坏作用。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反对，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宋哲元的言下之意，已经这样了，你就同意了吧。

按说，作为上官、“兄长”，宋哲元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换做旁人，一般都不会再坚持了。

但萧振灜不：“余实羞与为伍，其来，余当走。”听这话茬，竟是以去就相挟。宋只好再次息事宁人说：“何如是，容再议。”

宋哲元一忍再忍，到了1936年6月，宋萧之间的矛盾，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据萧回忆，那是在“两广事变”发生以后，某天，宋哲元令他到北平来，对他说，“决定讨蒋。”

萧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宋说“日本已答允只供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渠、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唯汝一人尚异议耳。

宋的话，已经带刺了，没想到萧振灜比他还强硬：“吾等受蒋栽培，方有今日；更大敌当前，日寇必欲亡我，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唯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

宋哲元听了萧振灜的话勃然大怒，终于将心底埋藏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汝不我听，孰敢不听。无怪有人谓汝听蒋而不吾听也！”

萧振灜听了，痛心疾首地说：“既如此当自裁，以全兄弟之义。”说了拔出手枪就要自杀，宋哲元赶紧抢过手枪，二人均放声痛哭，谈话不欢而散。

到了这个地步，萧振灜已经不可能继续与宋哲元合作。据秦德纯回忆，当时宋哲元曾对他谈起，要免掉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职务，秦问：“萧的出处怎么安排？”宋说：“要他出国看看好了。”

1936年6月17日，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被免掉。以张自忠接替，刘汝明则接替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患难与共的兄弟，到此也不得不分手了。

离开华北之前，萧振灜找到宋哲元辞行，萧说：“是余将行矣，余意我军交由仰之（冯治安）负责，作此布置余可心安。”

宋说：“悉由汝安排。”

萧说：“诚兄弟也，吾等可自慰矣。”接着又说：“荩忱（张自忠）在前，子亮（刘汝明）在后，仰之主冀居中，准备应变，望多珍重，好自为之。”

说完，二人痛哭而别。

这一场男儿泪，相信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军交由仰之”，“荩忱在前，子亮在后，仰之主冀居中，准备应变”，这是萧振灜为宋哲元和29军最后的献替，从后来的情况看，宋哲元还是听从了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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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振灜走了，宋哲元终于可以依自己的意愿行事了。

据刘家鸾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宋哲元延揽了大批汉奸如齐燮元、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王克敏、张璧等，委为委员、顾问等职。替宋牵线的大汉奸陈觉生被委为北宁铁路局长，另一个大汉奸潘毓桂被委为冀察政委会的政务处长，安置在宋的左右。就在冀察政委会成立的同一天，日本浪人猪上清四郎筹办的《新兴报》也在北平出版，并大肆宣传冀察政委会是“华北特殊化的新政权”。这当不是偶然的。”

对此，原29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戈定远也回忆：“所有华北较大的税收机关，如统税、关税、盐税等等，都由宋哲元一一派人接收过来，提用税款。南京政府管不了华北的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让出税收，因此冀察的军政各费，不愁支绌。”

“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不管宋哲元的真实思想和目的是什么，石友三、王克敏等人都是这个时候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石还担任了北平保安司令，王克敏则接替了萧振瀛“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另外，汉奸白坚武的通缉令也是这个时期取消的，宋还给了白坚武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的名义，每月送车马费200元。

1936年，宋哲元曾跟华北的日本鬼子吃了一顿饭。

这顿饭很出名，不亚于“鸿门宴”，司马迁在《史记》中可没有记载“鸿门宴”是哪一天吃的，在鸿门什么地方吃的，而且从他的记载看，想象的程度恐怕还比较多。

宋哲元的这顿饭可不一样，史书上可以查出来具体是哪一天、在哪里吃的。

1936年7月29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公署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联队连长以上的军官，事前通知29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军官作陪。

这顿饭吃得刀光剑影，热闹无比，29军许多人都有记载，流传最广泛的，是38师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和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的两份回忆。

这两份材料略有出入，笔者采用的，是李致远的记载。

李致远回忆，当时双方出席的，中国方面，有29军军长宋哲元；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38师副师长李文田；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114旅227团团长杨干三等。另外，宋哲元还邀请了在北平的“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

日本方面，有5月16日刚刚到任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北平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有3月7日接替土肥原贤二主持华北特务机关的松室孝良，还有顾问松岛、辅佐官樱井德太郎等30多人。

据李致远回忆：当时“每桌三四个日本军官坐客位，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相陪。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河边、松室、松岛、樱井、吴佩孚等共坐两席，是主坐席；其余的双方军官们分八张坐席入座。在两张坐席旁各设一张空桌，供上下菜肴使用。宴会开始，东道主宋哲元致祝酒词，松室孝良致了答词，大意是说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应该亲善之类的话，接着双方穿插排列队形一起照了相。”

“酒到半酣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立即上桌唱了一首《黄族歌》，以示应战。又有日军官唱日本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个桌下舞蹈。”

这时，冯治安看这些日本鬼子太过猖狂，于是走到董升堂这桌上来小声说：“谁出去打套拳？”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时董升堂上去，打了一套西北军流行的拳术。这时日本人又建议一人打一人唱。于是李致远站出来，又打了一套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引起席间中日主客们的注意。

李致远回忆：“当我归座的时候，好几个日本人都到我跟前来敬酒碰杯，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这时日方已舞过两三起倭刀了。董升堂也实在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好我的新柳叶刀也取到，我立即换上传兵令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

日本人比较尚武，看李致远又打拳又耍刀子，功夫了得，于是都向他敬酒，称他“李武术家”。李致远回忆，当时“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估计李致远不是太能喝酒，于是李“到厕所中吐干净酒之后，回来再喝。我想：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

眼看着喝酒、唱歌、练武都没有占到上风，日本人开始搞怪，“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

接着，日本人“又提出来要笔墨纸张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我们也写一张。我想写字用不着我们比啦，有吴佩孚那样的名流就能占上风了。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我们那吴佩孚的醉笔，他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写一行大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据李致远回忆：“这时，日本人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举了一阵子，又有几个日人把秦德纯也举了一阵，我们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不约而同地把日本河边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彼此使个眼色，把河边脱手往上甩，然后在下边接着。另有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冯治安怕出岔子，叫我们放下来。此刻席间确有一触即发之险！”

此时宋哲元看势头不好，再折腾一会儿恐怕就得打起来，于是赶紧讲了几句话，河边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会很好，应当“互相亲善”等等，宴会就此结束。

李致远在席间的表现，令日本人印象很深。据李回忆，散席以后，日本顾问松岛请他“出去转转”，被李拒绝，后来日本人说“不要害怕”。李心头火起，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于是就跟着他们走了。当时李“身上带着一把短剑，是专门定做的折叠钢刀，很锋利。我想万一他们要害死我，我也要拼他一个够本。”

令李致远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将他拉到了一个日本妓院，请他喝酒，并请他表演中国武术，李推说喝多了，于是又被他们硬按着喝酒到很晚。

此后不久，李致远的驻地调到北平南苑，松岛又找他，约他“到城里去玩玩”，被李谢绝。

李致远很有政治头脑，他后来总结说：“由此可见他（松岛）对我的工作是下了功夫的。为什么我到南苑驻防，他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能直接到我的住处找我？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想见日本人对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是如何熟悉。”

李还说：“当时日军方面，知道用硬的方法来对付第二十九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而采用卑鄙下流的软化办法，来从思想上、政治上分化第二十九军，另一方面利用大小汉奸来包围第二十九军上层人物。那时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而下级军官则生活朴素，埋头苦干，准备交锋。由于这些矛盾，日本人便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第二十九军的军官进行分化、拉拢、收买和软化工作。”

忘于江湖

李致远能发现的问题，戴笠不可能注意不到。

为了加强华北工作，1936年初，戴笠采取了两项措施：

第一，调整北平区机构，增设北平第二站，派陈资一为站长，专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派他的同期同学、特务处元老乔家才到北平，任北平第一站站长。

乔家才，1906年生，山西交城人。

1923年，乔家才考入山西太原平民中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1922年由60多个在北平上过大学的山西籍教育界人士共同捐资举办。

乔家才入学时，校长是李汾，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回忆录中，乔家才对这位李校长极尽赞美之辞，认为他是一个最好的校长，可谁知道，当年的乔家才，几乎被这位校长开除呢。

那是乔家才入学后第三年的春天，学校组织植树，每人分到的树苗是三颗。刚好那天乔有点私事，于是就托一位同学帮他完成。据乔说，当时他怕一个同学扛不了六颗树苗，还特地又多找了一个同学帮忙。

安排好了一切，乔去找李汾请假，校长的答复是“不准”。

乔家才可有主意，他心想，我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一切，又不耽误学校的事情，凭什么不准假，这不是与民主自由的思想背道而驰么？于是，乔家才没有理那个茬，自顾自地走了。

这一下可闯了大祸了，等乔回来，有同学告诉他，你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乔大吃一惊，赶紧到学校的布告栏自己去看，果不其然，同时被开除的还有高他一级的郭紫峻和另一个同学。

按：郭紫峻，天津人，从山西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西北工作，抗战胜利以后曾任陕西省党部常务特派员，1947年任党员通讯局（即原中统局）副局长，后任天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主席。

同学们都劝乔家才，去找校长认个错，求求情，也许还有救。偏赶上乔家才是个“杠头”，死倔的那种脾气，说开除就开除吧，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也没做错什么，低三下四去求人，不去！于是就收拾东西，准备退掉伙食费，然后就走人。

正在这时，同学们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乔等三个人的“开除”处分已经取消，改为“记过”了。

至于校方缘何这么快就收回成命，据乔自己分析：其一，其时他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在山西发展一个党员不容易，轻易开除了很可惜，所以，可能是国民党从“组织”的角度做了工作。

按：山西属于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国民党在山西的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直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才公开“挂牌”。但好景不长，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无法立足，不得不逃到天津。直到“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下野”，到大连“隐居”，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才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太原。

其二，据乔家才回忆，同时被开除的郭紫峻是“特许进来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属于“条子生”，有“后门”，而且郭紫峻是有名的好学生，不能开除。既然不开除他，那别人也就都不能走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乔家才的学籍算是保住了，他觉得，校长李汾能不顾“师道尊严”，收回成命，值得尊重。于是，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李、乔师生之间，反而成了“忘年交”。

1926年，20岁的乔家才高中毕业，跟着就去了广东，顺利地考入黄埔，进军校六期学习。同学当中，就有后来成了他的上司的戴笠。

1927年，李汾也离开了平民中学，到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任校长。

平民中学、山西省立第一中学都是山西很好的学校，一直延续到现在。

1929年，乔家才从黄埔毕业，没有工作，在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义务帮忙，这时，军校一期“学长”黄宝循（字“珍吾”，通称其黄珍吾）建议他回老家，帮助联络山西同学。

恰在此时，李汾有事来到南京，见到昔日的弟子很高兴，要求他到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当训育员，同时兼任“三民主义”课程教师，月薪80元。

法币80元，在当时相当于部队中上尉的工资收入，对于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学生来说，已经很优厚了，况且发出邀请的又是昔日恩师，乔家才很高兴地就去了。

这个“训育员”的角色，多少有点类似现在中小学的“班主任”、大学里的“辅导员”，要管学生每天从早上出操、到晚上就寝的一切相关事宜，学生有什么思想问题，还要跟他们谈话。乔家才分配到初三年级，两个班，120个学生。乔是军校出来的，于是他用军人的一套管理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令行禁止，很有效果，他带的学生，纪律性比别的班要好得多。李汾觉得他很称职，经常夸奖说，“训练管理学生，的确需要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来负责。

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干了半年，据乔家才回忆，当时阎、冯已经开始酝酿“倒蒋”，他不愿在山西继续待下去，于是就离开了太原。到1931年，乔回到自己的母校平民中学，又当了一段时间教师。

1932年，应军校同期同学戴笠之邀，乔家才进入特务处。因此，除了“十人团”的几个人，是在“团体”成立之前就跟着戴笠“跑单帮”以外，乔家才属于特务处成立以后最初的班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