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1938年1月13日，戴笠陪着张学良来到了溪口。
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学良写到：“早雨农陪鸾妹（赵一荻）来，她见我泪流，真儿女之情也，……十一点由南京起飞，米瑞风（峰）同行，余在飞机上想此行，有何上策，上可以对得起国家蒋先生，下可以对得起多年僚属及东北父老，惶（彷徨）万虑，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一点到，子文来接，先到文昌阁，有徐次辰（永昌）、张伯英在，张伯英谈彼去西安。”
文昌阁是溪口的一处名胜，蒋介石小的时候，蒋母王采玉就经常带着他来拜“文昌帝君”。1924年，蒋介石跟孙中山闹脾气，辞去“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于2月21日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来参拜文昌阁。
回来一看，建筑已经破败不堪，于是，蒋决定个人出资对文昌阁进行修缮，并责成其兄蒋介卿经理此事。当时，蒋介卿还有点心疼钱，说文昌阁是大家的活动场所，要修，大家一起出钱，凭什么要我们蒋家独自承担费用？蒋介石说：“兄长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
修好以后，蒋介石将文昌阁改名为“乐亭”。1927年8月14日，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遂将乐亭作为他的别墅和书房。就是在这里，蒋介石对他倾慕已久的宋美龄小姐展开了感情“攻势”，并如愿以偿地于当年12月1日与宋结为伉俪。
按：当时蒋介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求婚信，这封信颇见水平既情真意切又不失身份。此时，陈布雷已经来到蒋的身边，不会连这封信也是陈“捉刀”吧：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据实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不久前，蒋介石回到溪口，住在蒋母墓庐慈庵养伤，将文昌阁安排给了张学良，让他“读书改过”
戴笠自然不可能总在溪口陪着张学良，他选择了特务队长刘乙光作为看守长。
刘乙光，1898年生，湖南永兴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跟特务处的许多人一样，刘乙光也是教师出身，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学校的时候，刘乙光有个同乡加同学，叫黄克诚，俩人关系不错，毕业时，黄劝他到广州去投身革命。二人遂结伴来到广州，刘乙光顺利地考入军校四期政治三队，同一队的同学中，有一个日后名垂史册的人物，那就是率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另外，还有日后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娄剑如、还有在船上与周伟龙“比赛戒烟”的刘凤轩。
黄克诚并没有进黄埔，而是根据党的安排，考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毕业后适逢北伐，黄被派到北伐前敌政治部搞宣传，大革命失败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搞武装暴动。
1928年10月，湘南暴动失败，黄克诚准备到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千辛万苦来到南京，盘费用尽。于是，黄克诚去找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另一个同学，军校一期的曹日晖，想跟他借点钱。
曹日晖也是湖南永兴人，此时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团长，他不愿惹这个麻烦，但也没有出卖黄，对他说，我们的另一个同学刘乙光，现在中央军校工作，你去找他吧。
刘乙光同样参加了北伐，在武汉与部队分开，几经辗转来到南京，在中央军校帮忙，他借工作之便将黄等带到上海，并定期接济他生活费。不久，刘自己在中央军校的那份工作也丢了，帮不了黄克诚了。
经过许多波折，黄克诚找到了组织，并被派回武汉进行秘密工作。在湖北，黄、刘二人再一次不期而遇，此时，刘乙光任国民革命军第2师第2旅少校训练官。刘对黄，依然是那么热情，帮他伪造了小学教师的简历，并介绍他到第2师政训处训育科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授少尉军衔，为黄找到了一个掩护身份和经济来源。
此时的第2师政训处，处长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康泽，但此时，他那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委会“别动队”还没有成立。
1930年初，我党在武汉的组织被敌人破获，牵连到黄克诚，因此，组织决定令黄立即转移。恰在此时，第2师政训处撤销，所有人员均被遣散，这下正好省了黄克诚的事，免得向部队请假了。否则，干得好好的，突然不干了，显得十分不合乎情理，万一引起怀疑，还可能会牵连到刘乙光。
据黄克诚回忆，当他离开部队时，康泽还曾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黄说打算回老家去当教师，康说：“那很好嘛。”
黄克诚又去向刘乙光辞行，对自己今后的行止，黄没有隐瞒，“据实以告”，刘则表示，自己也想去当红军，等把家属安排好，就要去苏区。
刘乙光几次出手相助，给黄克诚留下很深的印象。晚年，他在《黄克诚自述》中说：“我对刘乙光这位同乡可谓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乐于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
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刘也没有去苏区，而是像黄克诚所说的，“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1932年，刘乙光被戴笠看中，选入“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留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1935年升任特务队队长。
刘乙光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人，执行上级命令丝毫不打折扣。因此，被戴笠选来“管束”张学良。
这个任务其实很难完成。
其一，张学良虽被判了十年，但已经“赦免”，从形式上讲，张是自由的，管束一个“自由”人，先就理屈。
其二，张学良曾经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在他面前，刘乙光不过一个无名小卒，要搁过去，刘乙光想见张副司令的面，上报纸上找去吧。别说刘乙光，像李烈钧这样的老前辈，都忌惮张学良“国军一级上将”的地位。
其三，张学良不仅是老蒋的义弟，也是戴笠的义弟，这可怎么“管”法，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既要给他一定的自由度，又不能让他跑了，更不能让他死了；既不能惹他生气，又不能跟他走得太近了，更不能逢迎；既要监视他的一切活动、随时报告，还不能引起张学良的反感。否则，以张的身份地位，虽在监禁中，要想给这几个小特务出难题，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最难的，还得说是保证张的安全，别叫东北军给劫跑喽。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刘乙光带着张学良东跑西跑，最担心的就是张的安全，哪怕自己死了都不能让张死了，整天提心吊胆，苦不堪言。
从1937年到1962年，刘乙光陪伴了张学良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比于凤至在张学良身边的时间还多一年。
这25年，张学良固然处于被幽禁的状态，而刘乙光又何曾有过自由。
25年是何等的漫长，张学良固然很清楚，刘乙光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冷暖自知呢。

忘于江湖

刘乙光之下，特务队副队长，是曾经参与暗杀史量才的许建业（与《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同名）。后来中美合作所成立，许被调去任汽车总队队长，接替他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
熊仲青也是杭州特训班甲班第一期毕业生，与张毓中是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特务处直属特务队工作。
熊仲青跟随张学良的时间是最长的，比刘乙光还多5年。
看守当中，也有跟随张学良时间很长的，比如邱秀虎。
1936年12月27日，邱秀虎等由特务处本部特务队选调出来的十个特务，跟随刘乙光“进驻”宋子文公馆，对张学良进行监视，从此，邱秀虎一直跟随张学良，直到1946年11月，张离开大陆移居台北井上温泉，前后整整10年。
据邱回忆，张在宋子文公馆的6天时间，基本上还是自由的，想去哪里都可以，只是由特务们暗中跟随。等移居孔祥熙公馆，暗中监视就变成了公开的，出门也不行了。孔公馆二楼张学良卧室门口，不仅有武装宪兵，还有特务处和宪兵司令部各一名便衣，公馆的楼下和大门外也加了武装警卫，不得随意出入。
据邱秀虎回忆，31日张学良被审判那天，门前来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国军”军服，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将军的弟弟，请你们允许我去看望他。”
当时正赶上邱本人当班，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
对方再三恳求，邱等狠起心肠，说“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满眶泪水”，在门前伫立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邱等喝斥他赶快走，“他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
邱说，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正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当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
在孔祥熙公馆住了两个星期，邱秀虎等“陪同”张学良来到奉化溪口，入住乐亭。
张学良在乐亭只住了10天，即移居中国旅行社雪窦山招待所，这才是老蒋为他安排的正式住处。
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后来回忆：“据当时侍卫张学良书房卧室的张宝顺说，南京派往雪窦寺别墅的武装宪警及便衣特务共为五十余人，多数是戴笠的部下，再加上其他厨师、工友、轿夫以及勤杂人员等二十余人，为软禁张学良一人所需的监卫杂务人等总计竟达七十人其上，俨然形成一个小兵营。”
按：武岭学校虽名为学校，其实包含许多机构，甚至包括农场等等，一切均由张明镐管理，所以，张的职责多少有点类似于黄仁霖，即老蒋在家乡的小“内务府总管”，因此张明镐对当时的情况非常了解。
雪窦山是溪口的名胜，中国旅行社一共有十几间房子，刘乙光把这些房子全部包了下来给张学良住，有寝室、会客室、书房、洗澡间等等，由刘乙光、徐建业两个队长陪张学良住在这里。其他警卫和一个宪兵连则住在500米以外的雪窦寺。
据邱回忆，张学良所住的这个别墅，在当时有一个官方的名称，叫做“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相应地，刘乙光他们这支“特种部队”，就叫做“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除了队长刘乙光、队附徐建业以外，尚有负责财务的副官、专事为张学良办理伙食并采买各类应用物品的事务员等等。警卫人员大约有30人，分成4个小组，轮流值班，“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做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
张学良在雪窦山一共住了11个月，在这段时间中，前期，主要是配合蒋介石处理西安事变的余波。
据张毓中回忆：“领袖自到慈庵，名为休息疗病，实际上每日接见宾客、召见部属、批阅公文、电话指挥等等，依然日理万机，辛劳万分。”
“慈庵的中式平房，隔音设备极差，不论办公室、客厅和卧室，不分昼夜，只要我们当值，都能听到室内谈话。领袖召见的人，以戴笠和张冲两先生为最多，几乎每隔一天，领袖就会派专机去接他们前来。戴、张两位先生都以神秘著称，凑巧戴先生是我的老师与长官，张先生是我温州小同乡和本家，我平时就很清楚他们的神秘任务，当然也知道戴先生之来与东北军的调防与整训有关，张先生则为了协调沟通等特殊任务而来。”
西安事变的解决，其实分为两个阶段，蒋介石被释放，只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老蒋一回南京，就万事大吉了，西北还有几十万军队在那儿等着张学良回去呢。
殆张学良被扣押，接着又判了十年刑，西北立时就热闹了。
1937年1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等9人连名发出“歌”电，其中称：“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
“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非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计有……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犹疑，是始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
“歌电”表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纵然不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耸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中枢”与西北之间，再一次走到了战争的十字路口，情势万分危急。
据张毓中回忆：“一天早晨，我听见领袖在电话中命令何应钦部长：‘……限他们（指东北军》于今天十二时前遵照所颁命令行动，如再有违抗拖延，就在下午开始轰炸……’很明显的，东北军仍有要挟抗命之意。这也显示情势之演变，已到了危急的局面，一旦中央采取军事行动，内战势所难免。”
张学良在1月8日的日记中说：“雨农由奉化返，交来蒋先生一函，今亲函虎城及各军友，要遵中央令。”
戴笠是头一天来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要他给西北方面做工作，不要跟“中央”对立，这封信是这样说的：“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正)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部分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内战。而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从1月7日到1月29日，张学良给杨虎城及他的东北军老部下，一共写了8封信，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放弃对立，并明确指出：“若今日再不接受(中央方案)，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按：所谓“中央方案”，是指老蒋提出来的和平解决双方对立的两个方案：
甲案:东北军调往甘肃,17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乙案: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17路军调去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到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在张的劝说与斡旋之下，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发表通电，杨虎城、于学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处分，分别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通电并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
1月23日，顾祝同开始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采取军事行动，以给西安方面造成压力。1月28日，东北军与顾祝同达成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渭河北岸的协议。同日，第十七路军同意采取蒋介石提出的甲案。
至此，西北与“中央”的对立局面结束，张学良在1月29日致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中说：“顷闻大家节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诸兄对良之爱护，听闻之下，十分感愧。……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现陕事委座已交由顾主任全权处理，瑞风、韵卿两兄亦已代表兄等前往接洽。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良在此一切甚好，请勿过念。兹因顾虑前方情形，特修此书飞送转达。”
平心而论，东北军驻扎在渭河南岸还是渭河北岸，以及是否屈从于老蒋的压力、面子上好不好看，等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部队的完整，才能保持对老蒋的压力，才有营救张学良的砝码，因此，这个结果并不算太坏。
对此，张学良心里很明白，保住东北军的独立存在，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需要，只是不好在信里明说就是了。东北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恰恰是一部分不明白的人坏了事。
三天之后，西安就发生了少壮派军人杀害王以哲的“二二事件”，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就此，情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就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37年2月8日,顾祝同进驻西安,随即召开东北军整编会议。此后，东北军被改编为6个军，除骑兵军外，各步兵军均由每军4个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2个师、每师2个旅的乙种军编制，并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分割调配到全国各个战场，风云一时的东北军，就此不存在了。

忘于江湖

张学良在“工作”之余，还要会客。
很显然地，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见张学良的，所有来的人，都是衔蒋之命来的，凡来的，不是出于“斡旋”西北情势的需要，就是来给张学良洗脑的。
来得最勤的，自然是戴笠，恨不得一天跑一趟，一方面是经常要传达老蒋对张学良的指令，另一方面，戴笠也是尽可能找机会来看看张，也视察一下“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的内卫、服务等等。
再就是东北军的老部下，都是老蒋派来的，让他们做张学良的工作。戢翼翘、刘哲、莫德惠等三人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去的。
戢翼翘我们原来说过，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驻北平的时候，戢是他的北平行营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刘哲是张作霖的好友，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东北的著名诗人、书法家，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莫德惠是满族人，本姓为莫尔登氏，曾首倡建立沈阳故宫博物院，并曾任东北大学校长等职。
这三个人都是东北军的元老、重臣，也是张的父执，劝说张学良会有一定效果，因此，1937年1月2日，蒋令何应钦写信给戢翼翘，让他们去南京，找张学良谈两件事：第一是安慰他，告诉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危险的”；第二，老蒋准备派王树常到西安去，代替张指挥东北军，要他们让张学良给东北军写信，要求他们服从王的领导，不要出事。
1月4日，王树常与戢翼翘等一同去看张学良，“到了别墅，看到武装卫队整齐严肃。”
戢翼翘说：“政府派王树常去代你管理东北军，请你给他们一封信，叫他们服从。”
张一听就急了，说：“不行，非我回去不可，杨虎城一定维持不住，军队一定要出事，王树常是好人，一去一定要受收拾的。一定要我回去。”后来又一再说：“非我回去不可，我回去不会出事。要出事了！要出事了！”
戢翼翘回忆说：“我们讲话时，有四个人监视，拿着簿子记，显然讲什么都记起来。张也没写什么，他似乎有自杀的意念，中央就怕他自杀。我们劝他忍耐些，安慰他，告辞出来。”
几个人出来以后，就去找何应钦，向他建议：“第一、要减轻他的精神负担，外面不要武装卫兵，铁门不要加锁，警卫人员改用和气一点的便衣人员，在附近暗中警戒，铁锁去掉后有人出入时不会哗啦哗啦响，反正他跑不掉的。第二、把他的太太接来，让他们一起住，才不会一个人想不开，也有人在旁安慰，好过一点。”
此后，对张的看守果然稍稍“人性化”一些了
张被软禁之后，与他盘桓时间最长的，就要数刚从西安被“释放”不久的邵力子了。
在西安被扣押的高级官员们是12月25日被释放的，据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回忆，当天下午，杨虎城忽然来看他，说刚刚把蒋介石送走，张学良也跟着一块去了南京。然后即向邵力子“诚恳道歉”：“这次的事自问动机纯洁，做得却不够好，因而使您受惊，夫人受伤，真觉不安。”
邵力子说：“事变既得和平解决，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都不必再谈，惟愿一致救国的愿望能够迅速实现！”
杨又说：“即日要欢送事变中扣留的各将领回南京，但希望您能留下来，继续主持省政。”
邵力子说：“我还可以主持省政吗?”
杨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都希望您留下来。”
26日晚，杨虎城摆酒宴请扣留高级将领和其他人，同时也是为他们明天乘飞机回南京“饯行”。在当时的情况下，谁都想赶快逃离西安这个是非之地，因为老蒋虽然走了，但双方的对立局面并没有结束，不定哪天就打起来了。但邵力子看杨虎城的态度很诚恳，就留下来了。
晚宴过后，邵力子家中，来了两位令他意想不到的客人。
邵力子说：“中国共产党应邀来西安的两位领导人物来看我，这两位是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代表还有博古，没有来)。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叶剑英先生也是那年在广州认识的，都是我最敬佩的人。这晚宾主间的谈话没有拘束，我全神贯注地静听客人的话。他们谈了这次来西安的经过，到西安以后的工作，这次事变解决的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他们也谈了当前中国的处境和前途，全国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
按：邵力子也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是周恩来的后任，不过中间还隔了卜士奇和包惠僧两任。邵所说的“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是指1925年的第二次东征，是年11月4日晚8时，时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率东征军第1师攻克汕头。次日下午，蒋介石同参谋长陈倬、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等，在各界5000余人的欢迎中进驻汕头，这是周、邵二人订交的开始。
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邵力子，还是公开参加组织生活的中共党员。
邵还说：“周恩来是参加张、杨同蒋的谈判的。据说蒋在看到张陪同周见他时，神经似受极度震动，面色惨白，随着周对他和蔼的态度而逐渐恢复常态。周当时即开诚地谈中共对于国难的态度，并表示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这以后，张、杨与蒋谈判抗日纲领时，他都参加。”
到28日，杨虎城拿着张学良的亲笔信来找邵，信中说，蒋盼望邵力子即日回京，张已同意。“杨表示惜别，并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来陕西。我表示谢意，并说后会有期，愿努力。”
邵力子回到南京之后不久，老蒋就派邵力子夫妇到溪口为张学良“伴读”。邱秀虎说：“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据邵力子回忆：“我到时，已有一位徐道邻(徐树铮之子)在伴读，我只挂一个名而已。张读什么书，现在已记不起来。
邵力子说，有一天闲谈，张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坏了！”
邵力子说：“张讲这话时，神情似兴奋又似懊丧，我觉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只能答复他说：‘这已是过去的事，您也不会有所追悔，还是安心多读一些有益的书吧。’”
邵力子看张学良看得很透，他这句“英雄主义真浓厚”，评价得也很准确。
另外，还有一些人经蒋批准，来看望张学良，自然，这都是身份非同一般的人，如汪精卫、宋子文、钱大钧、吴国桢、陈布雷、贺耀祖，还有外国人端纳，还有曾在洛阳高呼“打倒张学良”的祝绍周，等等。
这些人中，有的待一会儿就走了，有的留下来吃顿饭，如汪精卫、端纳、莫德惠等。
待得时间最长的是宋子文，住了一晚上，可见“国舅爷”确实不一样，蒋对他也无可奈何。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来，张陪同他游览山上名胜。他们谈话比较随便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宋在山上住了一晚，晚间与张抵足而谈，第二天清晨始离去。分别时，有依依不舍的表情。
按：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宋二人就有很好的私交，张学良的毒瘾就是在宋子文的帮助下戒断的。

忘于江湖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被囚的初期，特别是刚刚被“判刑”、住在孔祥熙公馆的时候，心情非常坏，整天一句话都不说。
当时特务们发现张在睡觉时，总是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地垫在床上，然后睡住背心上，他们觉得十分可疑，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有武器，但又不敢去检查，于是就向宪兵特高祖反映。特高祖听了，就派了一个宪兵，趁张学良睡熟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结果被张发现，张非常生气，大声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据邱说，“这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忿懑！”
到了奉化以后，夫人的到来，令张的情绪大为好转。
先来的是于凤至。于凤至与张学良已经分别整整3年了。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因热河失陷“通电”辞职，次日即到上海，等待宋子文为他办理出国手续。
在此期间，张学良办了一件令他受益终生的大事——戒毒。
张最初是吸食鸦片，后来又改为吗啡，当时张的毒瘾已经非常严重，据其部下王卓然回忆：“他每日要打400多药针，才能过瘾。你知道这400多药针有多大力量吗？据医生说，这400多针，若是一次给无病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宋看了十分痛心，他对张说，你这样跑到国外去，别人不更得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了么，张深以为然，于是痛下决心，准备戒毒。宋为他请了有名的上海疗养院的米勒博士，米勒与张学良也是朋友，否则也不敢承担这个任务。
据张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情景时说：“我在昏迷时，我的部属，曾对米勒大夫声言，假如把我给戒死了，他们会把大夫给枪毙了。”可见戒毒之艰难。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下定决心的张学良终于戒掉了毒瘾，随即于4月11日携于凤至等出洋，据张说，之所以走的这么匆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换一个环境，远离毒品，以免复发。
期间，张学良游历意大利、英国等国，1934年初，张奉蒋之命回国，因孩子在英国读书，所以于就留在国外，没有与张一起回来。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回国抵上海，2月4日，蒋介石在杭州与张学良、宋子文、孔祥熙会谈。期间谈到张学良的工作问题，张本人表示愿意担任蒋的侍从室主任，“随侍学习”。蒋不同意，让他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给自己当副手，主持工作。张学良一开始不想去，但推也推不掉，只好于3月3日在武昌就职，并于1935年9月尾随红军进入西北，没想到这一去落得这步田地。
对此：于凤至后来说：“当时我身在英国，在这关系汉卿一生自由的关键时刻，我不在他身旁，我一生痛悔的事，就是没有阻止他陪送蒋先生去南京。”
邱秀虎说：“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闷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
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大约一个月，就回上海去了。接着来的是赵四小姐。据邱回忆：“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这个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那个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
1937年3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生的儿子张闾琳也从美国来到了雪窦山，张学良非常高兴。张闾琳当时只有6岁，由于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不会说汉语。邱秀虎说，如果他要吃蛋炒饭，会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闾琳走的时候，张学良夫妇都恋恋不舍，赵四流下了眼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对于凤至和赵四带来的东西，特务们都要进行检查，怕他们暗中携带枪支弹药。但是，碍于张的身份又不敢太过分，于是每次于或赵来的时候，都是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以迎接的名义，授意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检查，但始终未查出什么名堂。
事实上，张学良夫妇对特务们都很好，经常给他们一些礼物，一次，于凤至从上海来，带了很多东西让刘乙光分给大家，“每人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卡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加送派克钢笔一支。”
看守张学良的特务们，以南方人居多，只有邱秀虎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又负责一些行政事务，跟于凤至有时能聊一聊。据邱说：“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浃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邱秀虎有个毛病，特别怕打针，1937年夏，不知因为什么传染病，大家都打了疫苗，邱坚决不打，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了都不打针。”张学良听了跟他开玩笑说：“你害霍乱病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邱还是不打，于是，张就拿了两片药给邱，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
谈到张学良的“读书”，一开始真是拉开了很大的架势，老蒋还给他派来了一个老师。这位老先生姓步，据说是前清进士出身，奉命来教张学良学国学。
为了营造学习的良好“氛围”，不光张要学，看守张的特务们也要跟着学，于是，刘乙光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本人、许建业，另外还挑了几个特务，买了四书五经，准备了纸笔，煞有介事地开始学习“国学”。

最初学的是《论语》和《中庸》，每天由步老先生讲一个半小时，但效果很不好，首先是张学良没有什么兴趣，特务们就更甭提了，刘乙光是师范毕业的，可能还稍微好一些，其他的人简直如同听天书一般，不知所云。据邱说，大家都被“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意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其实，张学良并不是不爱看书，但他的兴趣不是“国学”。据邱秀虎说，张在溪口的书房，“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从他上海住所运送来的。”

宋子文经常在上海给张学良买书，再通过特务处给张寄过来，每次都寄来二三十本。或者是于凤至、赵四来的时候，给他带一些。特务们去宁波采购东西时，张学良也会开个单子，让他们帮助买书。

这个时期，张学良还有看报的权利，据邱说：“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宇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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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好热闹的人，老看书也不行，邵力子来的时候，张就曾经诉苦：“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力子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张学良在奉化的这个阶段，是整个张在幽禁期间最放松、最“自在”的一个时期。
邱秀虎说：“张将军在溪口这段时期，经常有人前来看望，陪着他游玩，生活和各方面招待也都比较好。雪窦山名胜较多，活动范围广阔，住所也较宽敞舒适，当时张并不感寂寞。他住在招待所时，对外没有保密，当地人和外地游客，都知道张住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张在溪口期间，情绪还不是很苦闷的。”
邱秀虎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张学良进行“管束”的各项“措施”、“工作流程”等等，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实践”，日臻”完善”，不用不错眼地搞“盯人防守”，所以，张的生活反而轻松了一些，甚至有心情外出游览了。
张学良经常拿着地图，告诉刘乙光他们，要去哪里哪里玩，特务们就根据他“提出的时间、地点，先行布置，准备好游览和野餐的工作。”
去得最多的，是溪口的风景区千丈崖，那里有一个大瀑布，“高数百丈，水流湍急，很是壮观。”这个景区现在还在，网上有照片，那瀑布真可以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形容，比庐山那个强多了。
当时，千丈崖边还有一个庙，当游客们观看瀑布时，“和尚用美观的盘子装了许多枚大爆竹，供游客作游戏。游客将大爆竹点燃以后，用力向对面大瀑布扔去，爆竹发出的声音特别响，游客就给和尚钱。”
久而久之，这个叫“天地晌”的爆竹钱就成了庙里的一项收入。张学良去的时候，一开始，和尚每次都用盘子端出“天地晌”来，张很感兴趣，但特务们并不是每次都给和尚钱。后来张学良再去的时候，和尚就不再提供这项服务了，跟他们要，也只拿出二、三个来。到最后再要，和尚干脆说没买，搞得张很扫兴。于是张对邱秀虎说：“可能是我们没有拿钱给和尚，所以他不肯拿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买来放吧!”
离溪口约一百多公里的新昌县有个名胜叫大佛寺，张很感兴趣，于是通知刘乙光说要前往游览。去外地，刘做不了主，经请示戴笠同意，于是张学良和赵四、刘乙光、许建业四个人乘卧车、另外十几个警卫乘大车，浩浩荡荡地就去了。和尚一看来这么多人，知道不是一般人，“便由方丈出来迎接，并向张将军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沿革及其他情况，张听得津津有味，在寺内游览了一番。方丈还准备了三桌丰富可口的素餐招待我们，张和赵四小姐一直赞不绝口。”

饭后，刘乙光向张建议应该捐点钱给大佛寺，于是张送了六十块钱，还说：“这个大佛真不小，可惜庙子没有很好修整。”

某天，张学良游览归来，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山寺庙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方向是朝着我们的。当时还听不清楚她在骂谁，越走越近，骂的话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原来这女人连哭带骂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将军。张当时很生气。”
特务们一问，方知是蒋孝先的遗孀袁静芝，她是来雪窦寺给死去的丈夫做佛事的，见张游山归来，就破口大骂起来。

当时张极为不爽，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后来气消了，觉得也有对不住蒋孝先的地方，于是拿出一笔钱来，给蒋孝先作法事，超度灵魂。

解放以后，袁静芝选择留在了大陆，曾任宁波市政协委员。
1937年阴历3月20日，蒋介石的堂兄蒋介卿下葬，蒋家办白事，排场自然小不了，有头有脸的人都得来，当时祭奠灵堂设在蒋家祠堂，来宾则住在武岭学校。据张明镐回忆，“其中最引起溪口人注目的是冯玉祥，因冯是倒蒋反蒋的有名人物。他和居正同来，蒋介石特别接见了他们。武岭学校里的招待人员特别安置他们在大礼堂内一间小房间休息。”另外还有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等等，杜月笙、王晓籁等人也来了。
自然，张学良也去了，当时是刘乙光带着4个警卫陪他去的。回来以后，前来吊丧的人多来顺便看看张学良，热闹了一番。
蒋介卿出殡，所有费用全部由蒋介石承担，因此借着这次丧事，蒋介卿家还挣了一笔。据张明镐回忆，当时蒋的遗孀单氏曾去找总管丧事的蒋孝祥，说：“阿叔(指蒋介石)是不在乎的，他帮我家的忙也只有这一次了，你在账目中可以多报一些”，后来一算，单氏“干落“了4000快钱。
据邱秀虎回忆雪窦山时期的张学良说：“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发已经开始秃顶了。”据我们看到的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照片，明显还是一个翩翩美“青年”，刚几个月的功夫，怎么会变成一个胖子，头发也掉了？

其实很容易理解，心情不好，肯定要掉头发。至于身体发胖，则明显是失掉了原有的生活规律造成的。因此，张学良十分注意锻炼身体。

由于张不同寻常的出身和经历，把他锻造成了一个大玩家，各类体育、娱乐活动，没有他不精通的。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喜欢游泳，夏天经常到离雪窦山十里以外的沙堤大溪去游泳，从雪窦山别墅到沙堤，“中间有五华里是险峻的山坡，上下需用藤轿代步。监卫人员后来就在寺旁挖一小池，专供张游泳，从此就不到沙堤大溪去了。”
很多体育运动是需要别人配合的，张学良一个人没法玩，得特务们与他一起玩才行，邱秀虎说：“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排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长也陪他打。”
但特务们毕竟不像张学良那样多才多艺，有的能陪，有的还真陪不起。邱秀虎说：“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执意不肯，张看见王的那个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起来。”
在这时，张学良与特务们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每天晚饭后，张就找几个人陪他玩。“他从房里拿出外国跳棋、高尔夫球和其他玩具，到饭厅里教我们玩，有时他也打乒乓球。”
张学良爱下象棋，而且下得特别好，邱秀虎说：“午饭后他略为休息，有时找我们警卫中的人下象棋。下得较好的余鉴声、吴时泰、王文晓、韩庆勋等都陪他下过。”

邱秀虎说的韩庆勋，准确的名字，叫做韩庆恂。韩庆恂也是杭训班学员，与我们前面说过的王鲁翘是同学。
推荐韩庆恂进特训班的，是他的堂兄韩庆堂。
说起韩庆堂，武术界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位继往开来的武术大师。
1929年，杭州举办过一次“国术游艺大会”，实际上是全国武林高手的一次大比武，曾轰动一时，经过比武，选出了前十名，其中第7、8、9名为山东即墨人包揽，获得第7名的就是韩庆堂。
韩庆堂生于1901年，是长拳名家姜本河的弟子，习少林功夫，后又进马良的山东武术传习所学习。1928年，韩庆堂入南京中央国术馆首期学习，1930年毕业，后被浙江警官学校聘为武术教官。

特务们下不过他，觉得没劲，时间长了，就不爱下了。后来张就让他们一个车，让一个车也不行，就再让车、马。有一次，张找特务胡祥林来下，说：“我让你车、马，要是谁输了，就打三下手板。”结果胡祥林下了两盘都输了，挨了两次手板。以后胡再也不敢陪他下了，张乐得够呛。

张学良有时也逗特务们玩，有一次，他问韩庆恂：“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韩说：“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张学良听他是山东口音，就问：“青岛有个警犬学校，你是山东人，我当你是那个警犬学校毕业的哩。”韩不知张有意作弄，还一本正经地说：“哪里有警犬学校嘛？”张哈哈大笑。
1937年11月7日日夜里，中国旅行社社后厨突然起火，因山上汲水困难，无法抢救，所有房屋被全部焚毁。
起火的原因，据邱秀虎回忆：“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
起火以后，张学良并不慌乱，只是指挥特务们全力抢救他的四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
此后不久，战事吃紧，刘乙光奉命将张学良转移到黄山，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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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学良与特务们的相处，可谓“前人之述备矣”，尤其是特务们对张的“虐待”，说得活灵活现，好像自己也参加过“虐待”张学良似的。这些说法当中，肯定有些是接近事实的，因为彼此之间，总归是看守与被看守的关系，不可能事事都由着张副司令的脾气。但如果说有意虐待，个人以为，就是借刘乙光们几个胆子，这些人也不敢。
第一，张学良是戴笠的把弟，以戴笠之心狠手辣，他手下这些人去虐待张学良，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第二，老蒋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要关张学良一辈子。张被终身监禁，是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结果，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万一哪天老蒋把张学良给放了，以张的身份地位，要“反攻倒算”几个小特务，如同碾死蚂蚁。除了自己找“不自在”，没有人会故意同张学良过不去的。
引起争议最多的，自然是刘乙光，此人一辈子的最大成就，就是“管束”张学良，当了一辈子看守，最后熬成将官，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骂名。
据说刘乙光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刘没有公开这些东西。既然刘自己不愿说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听听旁人是怎么说的。
为了解当时的情况，郭冠英曾经采访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
按：郭冠英，生于1949年，时事评论家。
郭冠英在台湾政治大学读新闻系的时候，与一位政治系同学王一方成为好友，这位王一方正是王新衡的儿子。
王新衡，我们前面说过，与蒋经国是留苏的同学，回国以后，曾在张学良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当科长。1959年，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从此开始与张学良第二次“来往”（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读书时，就曾经与张学良就伴），蒋经国考虑到王新衡与张学良有很好的私交，令王协助自己与张打交道。此后，张学良、张群、王新衡，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还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定期聚会。
正是通过王一方，郭冠英结识了他的父亲王新衡，又因偶然的际遇，认识了张学良。从此，用郭冠英的女儿郭采君的话说：“我爸爸不但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宝库，他还想尽量打开库门，叫对张学良历史有兴趣的人，渴望着、争相想在他们画的史龙上点眼的人，进到这个宝库。”
据郭冠英记载，关于刘乙光一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刘伯涵是这样说的：
“我八岁就和张先生、赵四小姐生活在一起。张先生、赵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的子女一样，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躺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还送了路费，后来他成为了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和赵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张先生开朗幽默，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了个大西瓜，叫我们回家来吃。我那时已经在巡逻舰上服务了，有时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以望见院宅中的大西瓜。”
张学良确实很喜欢刘乙光的孩子，1956年9月15日，张学良曾在日记中写道：“老刘(指刘乙光)谈到二麻子(刘次子的小名)即将出国，前拟赠之旅费，心领不受，惟拟借两万元的存单一用，用去作抵，两月后即可交还，余慨然诺之。”
郭冠英又问刘伯涵：“你父亲对张先生和赵四小姐到底怎么样？”
刘伯涵说：“有许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甚至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的寡情牢头，把张先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的身体一直健壮。……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和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陪张先生与四小姐。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没有见到张先生面露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当然，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张、刘之间的关系：
1954年年12月25日，张学良写：“早起写上总统及夫人（指蒋介石夫妇）信，交老刘请他派人送去。老刘阅后，认为他要自己亲送。于是我同他谈了我的心愿，彼愿传达，恐言错误事，请我写一简略给他。”
事情的起因，是刘乙光要到台北阳明山去参加“高级官员集训班”，张学良听了，突发奇想，打算请求蒋介石，让自己也去参加集训。
这件事，刘乙光觉得非常重要，担心派手下去送信误事，于是张学良把自己的想法又给他讲了一遍，讲一遍还不行，刘乙光又怕自己转述不够准确，让张给他写一个大概，他见了老蒋好照着说。
12月27日：张学良写：“老刘由台北返来，告知彼到后即报到，总统夜九点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承允，说好了。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
“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是说当时蒋答应了张的请求，刘乙光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哪知道蒋介石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变卦了，觉得放张出来不妥。对此，张学良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在2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脾气，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Edith(指赵四)亦加劝言。……”
29日，张又写：“老刘今早未行，又来余室，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余深感其意(老刘好意可感也)，立即再改，交彼即去台北。”
起码在这件事中，张学良连续五天的日记非常能说明问题，即他与刘乙光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看守与犯人的关系、否则，刘乙光不会因看到张学良即将获释的曙光而高兴得“一夜未能好睡”，张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在刘面前“大发脾气”，刘更不会因张学良“胡写信”而来“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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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乙光的日记，我们是没机会看到了，但张学良的部分日记已经公开，披露了许多生活点滴，通过这些材料，颠覆了许多我们过去想当然和以讹传讹的事情，上面讲的刘乙光替张学良传信的事情就是一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937年11月13日，张学良奉命离开奉化移住黄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说：“下午七点动身离山（指雪窦山），七点半由入山亭汽车开动，余自开车，夜十一点半到嵊县汽车加油，经东阳、永康、金华，在金华渡河，天色已亮，在兰（溪）再渡河，约九点半时停于兰属永昌镇休息并宿焉。因避空袭昨连夜离开危险地带。”
次日，张又说：“晨五时起身，约六点五十分在寿昌附近渡河，至淳安午餐（约九点多），经威坪、界口、徽州，约三点许到黄山，暂住于黄山旅行社。余两日来自己开车，行约千里，只睡数小时，身体甚好。”
在这两则日记当中，要注意的是，在两天来的迁徙中，始终是张学良在自己驾车。
张学良会开车，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张连飞机都会开，开个汽车并不奇怪——1936年12月11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与其他中央“大员”一起到临潼“聆训”，回来的时候，就是张学良亲自驾车，拉着陈诚等人一同到西安新城大楼，参加为“中央”进陕人员的宴会的。
奇怪的是，以张此时处于禁闭中的身份，居然也可以“自驾车”。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司机不够，而是张静极思动，想过一把开车的瘾，而刘乙光等人又拗不过他，只好由他去。
这样的自由度，作为一个囚犯来说，够可以了吧。
12月25日，开车开得“兴起”的张学良，与路边的火车赛跑，结果车速过快，出了车祸。他自己在日记中说：“因为今日路程不远，九点许方起程，先渡江，经来阳，过黑虎口自己开车撞伤一挑担行人，付给几十元钱。”
11月18日，浙江嘉兴陷落，身在黄山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亲自打来（长）途电话，令我等到萍乡赴衡阳。”
就在一周前的11月11日，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会议”决议迁都重庆。老蒋在焦头烂额之际，居然还会打来电话安排张学良的行止。难怪在这里，张学良用了“亲自”两个字，想必，他也对老蒋的这通电话有所感触吧。
张学良是11月21日到达萍乡的，住到12月16日，一共25天。
我们来看一下张学良在此期间的日记：
11月24日：“萍乡有一大成图书馆，小有规模，图书馆管理人告知萍北杨岐山有刘禹锡之墓碑，现尚完好。”

11月27日：“昨有一现教先生告余三侯庙有一位阳兑先生，能知咎，我们步行十余里至大田村的三侯庙来访问这位阳（欧阳也）先生，知他是一斋公，在此一方，有点势力，他不在家，余等空返。”

11月30日：“绛园左邻有一位黄道腴先生，为一大学教授，往拜访，谈甚洽。黄先生告余甘卓垒故址，下午同刘、许等去芦溪镇（距萍约五十里），谒甘卓庙，登甘卓垒。”
12月4日：“同刘、许等乘自行车赴安源，行约十五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国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12月8日：“游星子石。”


12月10日：“乘自行车游洞口泉，约二十余里，洞深大，可容千人，归来已夜八点矣。”


12月11日：“早访黄先生访问古迹，彼言在东区有一禅台，驱车游之，无可观游处。”


12月12日：“同凤至、步先生大家游星子石野餐。”
25天之内，张学良安排了9次活动，凭吊名胜古迹、访问遗老乡贤，其中11月30日一天安排了两个活动。他要去哪里，刘乙光、许建业就得跟着他去哪里。
12月17日，张学良移至宜春，后又至湖南郴州苏仙岭、刘乙光的家乡湖南永兴等地，在此期间，依然优哉游哉。我们再来看张从1938年元旦到3月3日这两个月中的日记：
1月1日：“中午下山，再乘汽车至下湄桥（距县城约四公里），步行约一里多至温泉口，有一甚好温泉，池甚大可游，有谭祖峦石刻。”
1月2日：“下山，拜访此地士绅陈九韶，访问乡胜，彼告以将军石穿窍为一大洞，桥行可通行，万华岩、陷池塘等。”
1月3日：“下山游陷池塘，附近有一温泉，此地甚好，余甚喜之。”
1月8日：“游将军石，无甚可游观，下山去温泉口。”
1月9日：“游白鹿洞，观宋代三绝碑。”
1月10日：“游万华岩，早六点下山，改乘汽车行约十数里，改乘轿子，行约三十里，抵万华岩，洞大干燥平宽，内有小河流出，叹为奇观，在安和圩午餐，归来已四点多了。”
1月12日：“下山赴温泉洗澡。”
2月20日：“同刘（指刘乙光）、童等参观儒林煤矿，为一土作矿场，完全用人力，黑暗痛苦。”
2月21日：“至永兴县城，渡便江，游观音岩，参观宝兴煤矿，为一机作矿场。”
2月22日：“游白马仙，在庙中午餐。”
2月23日：“乘车至来阳，遇雨未游而返。”
2月24日：“至永兴乘船到上游里许，登鸡公山有一小庙，在该地野餐。”
2月25日：“至永兴乘船行约六十里到大河滩午餐，由陆路乘轿返（约五十里），返家已灯火矣。”
2月26日：“至车田看土作铁锅制造过程。”
2月28日：“谒衡阳船山书院，中途遇空袭，暂避警报一次。船山书院，在湘江中，为彭刚直创建。王船山故里之船山在距衡阳卅里处。”
3月3日：“至相（湘）阴渡，曾泅水一小时，又开车至风渡巡玩一周。”
两个月之内，张学良又是安排了16次外出活动，2月25日，为了一顿野餐，能坐船行60里地，再坐轿子50里路回来，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从活动内容上看，张学良的视野大大拓宽，不光把目光盯在名胜古迹上了，增加了大量访贫问苦的时间，不仅慨叹煤矿苦力的“黑暗痛苦”，而且连乡下“土作铁锅”的制作过程，张学良都看得津津有味。
大家会注意到，从一月下旬到2月上旬，没有张外出的记录。这是因为在1月22日，于凤至病了，第二天张学良本人也病了，发烧。刘乙光派人去衡阳给他们请医生，1月25日，张学良说：“来两医生，注射一针，吃些药。”次日，张又说“余病见好。”
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后期的情况：
1946年9月21日，被监禁在贵州桐梓的张学良说：“刘队长告知，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将去渝请示一切。”
10月1日：“因将离去，老刘言可外出一游。同Edith（赵四）、刘氏夫妇孩子们，先到兵工厂之大山洞，再到兵工厂的招待所午餐，游桐南十六公里处之红花园，什么也没有，一个小村子，游元田坝，风（峰）岩洞，风（峰）岩洞倒不坏。”


10月15日：“自从得知要搬家，将近一月，昨日汽车才来。早四点廿分由桐梓出发，约十点在东溪午餐，下午约六点抵渝，住渝郊外之松林坡。”
按：松林坡即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抗战期间，戴笠在这里为蒋介石修建了一座秘密别墅，但老蒋基本没有来过。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保密局将这里改为“戴公祠”，祭祀戴笠。不知张学良看到他这位昔日把兄的牌位，心中作何感想。
松林坡是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期的最后一站，1946年11月2日，张被转移到台湾，次日入住新竹井上温泉。
以上都是张学良自己说的，根据这些情况看，如果硬要说张处在“虐待”之中，恐怕与事实（最起码是大部分的事实）是不沾边的。

忘于江湖

我们再来看张学良的生活用度。
前面说了，幽禁中的张学良，旅游是常事，不仅在溪口如此，转移途中，依然轻裘缓带、好整以暇，十分潇洒。
旅游就要吃饭，因此野餐的机会也很多。据邱秀虎回忆：“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前面所引的张学良日记，也能看出，野餐的记载相当的多。
生活条件最好的，要说是在溪口的时候。邱秀虎说：“在溪口时，张将军每天起床后，都要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他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赵四小姐与他同吃，有时是四小姐送到房间里去给他吃。他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桔子。”
这是早餐，再看正餐：“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明天吃什么菜，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他喜欢的是花旗桔子、美国苹果，其他好的新鲜水果也喜欢，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

邱秀虎说：“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吸烟。有时在饭后，只偶然吸烟，但吸半支就不吸了。”

张学良很注意保养身体，邱秀虎说：“他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当按摩医生。”

关于物资供应，主要是特务队去采购，邱秀虎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桔子，宁波有时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罐头。”

再就是朋友们送，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曾给他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

据张毅夫回忆，1946年11月，郑介民让他去看望张学良，当时，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

对于穿着，张学良不太讲究，邱秀虎说：“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只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常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穿一件茄克。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下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特务们刚到溪口的时候，需要集体定做便装，但溪口没有服装店。于是副官应汉民就找到宁波的利康西服店，让老板每周带着衣料来一次，给特务们量体裁衣。由于他常来，就知道张学良住在溪口。“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总要拿些高级的西服衣料样本给张看，张都未理。只有一次，张做了一条花呢的长灯笼裤，价约十七八元。”后来张说：“那个西服店老板总想做我的生意，我衣服很多，我也不穿西服了，做一条跑裤算了!”
由于家当太多，到张学良离开奉化的时候，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载运人员物资，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个排在前面开路，再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离开溪口，浩浩荡荡前往黄山。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物资日趋匮乏，供应困难；加以不断迁徙，跑跑颠颠，张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这也是事实。邱秀虎就说：“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1938年底，张学良被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后来又到贵阳、开阳、息烽等地，这是他在大陆幽禁时期条件最差的一个阶段，也是他心情最坏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管束”的措施越来越严格了。为保险起见，军统局派特务王崇武当了修文县的县长，又派邱秀虎为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后来邱被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由接许建业任特务队副队长的熊仲青接替邱任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邱秀虎说：“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军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我这里，交换情报。如象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1942年2月，张学良转移到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军统局又派特务李毓桢当开阳县县长，派刘育乡本地出身的特务王尧为刘育乡乡长。

会客也没那么自由了，在麒麟洞养病期间，戴笠看张学良实在闷得慌，于是派军委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人来陪张聊天、打扑克，聊以解闷。

这些有机会见到张学良的客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军统特务。其他的人，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会见张学良，邱秀虎说：“在修文时，就连贵州保安处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厅长周诒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1946年4月22日，张在日记中写：“本月十五日莫柳忱来寓探视，由处长李肖白陪同，带来家人及朋友信件多封跟亲友们赠送的甚多物品。莫在寓小住五日，谈话时李、刘常是在座。彼告余之东北人寄予我的热情，使我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而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我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莫柳忱即我们前面说到过的东北元老莫德惠，经蒋同意来看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亲友的信件。因机会难得，多少年没见过军统以外的人了，所以张“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李肖白，军统著名的“湖南三李”之一，时任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是来监视莫、张会面的。


其次，这一时期，张学良精神上极其苦闷，只好以打麻将消遣，再就是看报。每当看到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张学良就会感慨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

无奈之下，张开始研究明史，多少年之后俨然大家。
1940年，已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的邱秀虎去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张很高兴，说：“邱秀虎，你在警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

邱秀虎回忆，此时的张学良，“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1943年，邱又到开阳去看张学良，此时的张精神更加颓唐，他对邱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死光了!”

1944年，张学良被转往贵州桐梓县，此时，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邱秀虎回忆：“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在贵州监禁期间，张学良还生了一场急病。

那是1941年7月6日，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刘乙光非常着急，因为，对于张学良的生病及治疗，军统局是有详细的规定的，外科找谁、内科找谁，都安排了“可靠”的大夫，不能到外边随便看医生的。然而，看张学良的病势，刘乙光认为找这些大夫都不行，必须马上送贵阳，找大医院。

然而，张要离开修文，须打电报请示重庆军统局本部，一来一回，万一耽误了时间，人死了怎么办！

于是，刘只好去找自己原来的手下、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邱秀虎商量对策。经讨论，刘乙光决定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再说。

吴鼎昌，1884年生，原籍浙江吴兴。吴本是银行家，曾先后任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董事长。1922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成立四行储蓄会，吴鼎昌为主任（谢晋元死守的四行仓库，就是这四家银行联合出资在上海修建的仓库），后吴鼎昌成为财政官僚。抗战开始以后，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吴鼎昌听了此事，知道非同小可，当即同意将张转送贵阳治疗。刘、邱又到贵阳医学院找到了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给张开刀。

邱秀虎回忆：“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中央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中央医院附近放哨监视。

经检查，张学良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为了保险起见，当时杨静波只给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术后，在张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同意他暂时移居贵阳麒麟洞。当年冬天，张的阑尾炎再次复发，刘又将杨静波大夫接到麒麟洞，为张学良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张才算度过一场大劫。

对于刘乙光担着干系送他到贵阳治病这件事，张学良一直心存感激，到晚年仍念念不忘。

忘于江湖

在郭冠英对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的采访中，刘伯涵曾谈到：“在相处的时光中，我父亲有时会因为限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的行动，加上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圆滑，引起争执不悦是难免的。”在这里，刘伯涵特别提到：“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云云。
张严佛就是张毅夫。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一下飞机，便被送到宋子文公馆，当时负责“押送”的就是张毅夫，他带着刘乙光和邱秀虎等10个便衣在机场接上张学良，张毅夫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不宜与张学良“朝相”，于是就躲在人群中。因此，张严佛早就见过张学良，但张学良却没有与张毅夫打照面，
张毅夫与张学良初打交道，是十多年以后的1947年10月。当时，军统局已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并迁回南京，但军统在重庆盘踞了十来年，不是说搬走就搬走的，有许多后续事宜需要处理，于是成立了一个“结束办事处”，让张毅夫当主任，处理这些乱糟天的事。
这天，张毅夫接到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电：“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
随后刘乙光到了重庆，张毅夫和刘商定：张学良到了以后，将他安排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张毅夫指派“结束办事处”保管组组长侯桢祥、警卫组组长庞进祥协同刘乙光看守。
为了保密，张毅夫特别指示刘乙光两个问题：第一，押解张学良到重庆的时候，不要进市区，而是在离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以免被人发觉。第二，不要把送往台湾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而说是送他到南京去。同时，张毅夫派总务组组长郭斌向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北市的专机。
张学良曾在日记中记载：“在渝期中有张严佛夫妇、李云波夫妇、杨继云、许远举等人来访。”
张学良笔下的“许远举”就是大名鼎鼎的“徐远举”，时任保密局渝特区区长、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
张毅夫也回忆说：“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
飞台北的专机联系好以后，张毅夫到松林坡告诉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还很高兴。次日，张毅夫两口子又赶到白市驿机场，为张学良和赵四送行。
这是二张第一次面对面地打交道。
1947年10月，刘乙光那位早已患了精神病的太太在台北住院，刘请假一个月去医院陪护。因此郑介民令时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毅夫临时去陪张学良几天。
据张毅夫回忆，当时是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起与他谈的话，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搞不好，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还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还好，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不能抽身，打算派你去陪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
对此，张毅夫认为：“（郑、毛）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的好听一些。”
张毅夫跟毛人凤不对付，保密局成立以后，张被排挤得够呛，先是被借故留在重庆处理善后，不让他回南京，然后又成立了一个毫无实权的所谓“设计委员会”，让张做主任，一天到晚没有任何工作可做，烦得要命，正好借机会到台湾去散散心，于是就答应了。
张毅夫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怪病，大概是神经方面的疾病，好了以后留下一个后遗症，鼻子变歪了，所以形容十分古怪。
张学良是美男子，最重仪表，1946年初见张毅夫的时候，很不愉快，心想保密局是没人了还是怎么着，派这么个人来看我。
但张毅夫是大才，据说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很肯定他，说他鼻子虽然是歪的，但心却不歪，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果然，一谈之下，张学良发现张毅夫不是一般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然而，恰恰是这个“无话不谈”的朋友骗了张学良，说是去南京，结果把他送到了台湾。不过，对此，张学良并没有怪罪，他也理解张毅夫，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是耳。
所以。1947年10月的这次见面，对二张来说，是故友重逢。同时，这么多年了，终于出现了一个刘乙光以外的人，憋了几十年的苦水终于可以倒出来了。
解放以后，张毅夫曾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张学良的谈话，他说：“刘乙光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的面，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吐了。他谈到了十年的刑期届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了十多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报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是一字一泪，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
张学良说：“当初宋子文和戴笠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派刘乙光来保护你们。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边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们。但是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看成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份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的面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要我找好的。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张汉卿住。刘乙光当时满口答应了，但是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们夫妻儿女们竟占住了我现在住的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忍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那几间房子让给我住，唉。”
“我们初到台湾来的时候，身边有几位下女。那是陈仪让雇来照顾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让刘乙光给打发走了。十几年来，蒋夫人和亲友们不时会给我和四小姐送来一些东西，可是也让刘乙光夫妇给苛扣了。他们有的时候只截留了一部分，有时候会全部截留，与来信上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闹翻了，更加受罪。所以只好默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刘乙光一家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在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叫人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去饭。刘乙光的老婆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子，实际她是在骂四小姐。可好，现在你来了，刘乙光一家人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天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人准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这就是刘伯涵所说的“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的由来。
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张学良说的这些情况，肯定曾经发生过，特别是刘乙光的精神病太太对张学良、赵四造成的伤害，的确是我们局外人所难以想象的。但是，关于刘乙光的孩子们，确实如刘伯涵所说，与张的关系非常好。
据张学良在1937年12月25日（就是他驾车与火车赛跑，结果撞了人的那一天）的日记记载：“刘乙光两个孩子来看爸爸”，那么从这时算起，张与刘的家人相处已经近十年了。时间能改变一切，即便双方有什么深仇大恨，天天朝夕相处，也处出感情来了。况且，张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不在身边，所以特别喜欢刘乙光的孩子，从他的日记中、信中，许多地方都能看出那种长辈对少年人的慈爱。
在张学良给赵四的一封信中，张说：“今晨黄玄又送来公家买的月饼和水果。你跟细蛮子、小胖子（都是刘乙光的孩子）他们说，叫他们快点上山，我借他们的肚子用一用，把这些替我装进去。”
即便是刘乙光的精神病太太，与张学良、赵四的关系，也绝非不共戴天。
1957年1月5日，张学良写：“刘太太明日返台北，我把买的一本日记送给了刘淑慈交她带给他。这几天，因刘太太在这块儿，弄吃的，又吃的多了些。”
从文中看，显然是因为刘太太从台北来了，张学良令厨房做了很多好吃的，结果自己也吃多了。临行，张学良又买了一个日记本让刘太太送给刘乙光的女儿、在台北上学的刘淑慈。
1月29日，张学良写：“请刘家全家吃年饭，吃了蒋夫人送来的香槟酒，大家开洋荤，又吃了老莫送来的维士克，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
1957年的春节是1月31日，刘乙光全家都来陪张学良过春节。张很高兴，请他们吃饭，并拿出宋美龄送的香槟和莫德惠送的威士忌来待客。从张学良所说的“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来看，他是真的很高兴。
2月4日的日记：“抖了一天湖南跑胡，亦圣人之训乎，一笑。……年已过完，等刘太太他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2月4日是“破五”，张学良玩了一天。“跑胡”是我老家湖南常德的一种牌，似乎多少有点像麻将（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笔者并不会玩这个牌），这个牌并不普及，东北人张学良之所以会玩，显然是因为长期与湖南人刘乙光一家相处才学会的。
这时张学良已经开始写他的回忆录《杂忆随感漫录》，所以张感慨说“年已过完，等刘太太他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第二，既然彼此基本上跟一家人一样，那么，每一个家庭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在张、刘之间就都可能发生，况且，刘本身就承担着“看守”的特殊使命，再加上他的精神病太太，彼此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否则倒奇怪了。
这些不愉快、甚至委屈，平常可能不说，可能忍了。问题在于，现在张毅夫来了，而这个人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张学良憋了这么多年，可以想象当时肯定是千言万语、千愁万恨一起涌上心头。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想象，张学良所要说的，肯定不会是这么多年来，“幽禁”的生活有多么幸福。况且，以张学良的身份地位、以张学良之心高气傲、以三十多岁的英年，一关就是十年，他心里有多少话要向人倾诉，可想而知！
要说张学良够不错的了，从三十多岁关到七、八十岁，居然还能能活到百岁！换个人，窝囊也窝囊死了！
张毅夫的回忆，是比较早地披露张学良生活情况的一个材料（另一份材料是张治中的回忆），也是许多有关张学良受到刘乙光“虐待”的说法当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份。
在张学良与张毅夫的谈话中，还曾经透露了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事情。

忘于江湖

张毅夫转述张学良的话说：“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在附近闹事，也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二二八事件。那些日子刘乙光非常紧张，那几天他狠狠地盯上了我，好像要把我活活吃下去，话也不跟我说了。他指挥宪兵和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们连续不停地在我房子前面巡逻。并向室内窥视动静，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他可以称台湾的乱民们来劫狱，幸而台湾事变没几天就平息了，否则，很难说，我今天还能和你在这里见面。”
张学良前面所说的生活方面的事情，我们不去考究，因为毕竟都是琐事。最后说的这件事，即“二二八事件”的前后，张学良的日记当中也有记载，这也是张学良、刘乙光二人的相处当中，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
1947年3月1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刘乙光告诉我，连日台北、竹东民众暴动。袭击衙署，专打外省人在台为官吏者。”
这就是“二二八事件”，当时，张学良既看不到报纸，也没有广播可听，所有的时事、新闻，只能听刘乙光告诉他。
对当时的乱局，张学良很敏感，他在日记中接着说：“我到台湾第二日。已有此感觉，已见我写的莅台初感，非是我事后有先见之明。当局如不善处，台湾问题，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又过了几天，3月5日，张学良说：“昨晚竹东来一卡车，米、面、菜蔬不少。这是怎么一回事，起初一点不知道。后来刘队长告知了一些，但真情还不能知道。一夜十分紧张，我也未能好睡。”
“连日沉闷，昨晚来了一辆卡车带来米、面、菜蔬。赵献瑞也来了，一刹工夫，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部卫兵，并皆手持武器，这是怎么一回事?请老刘过来想问问，他说有事不来。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令人烦闷，三请老刘，仍不来，余到刘的屋去看他们，十分仓皇，刘太太和孩子都改换了衣服，问刘是怎么一同事，他含混回答，仅说竹东也出事了，把区公所烧了。连日沉闷和鬼祟情形，使我十分不痛快。”
3月7日的日记：“今天他们又对我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就装模作样的到处偷偷地察看。一定是外间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也不外乎那一套，想了想，睡我的大觉去罢。”
3月8日：“一早，刘太太又偷偷地来了，假辞借烟，可笑!吃饭时，老刘避而不见，我想想好生气，我对他们以诚相向，并以善言导之，又以好言讽之，使其自觉，他还是那鬼祟小伎俩对我。后来想一想，这是他的职务。但是又一想‘士可杀不可辱’，他这种无礼貌的不诚实的举动，真叫人可气，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的告诉，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祟拿我当傻瓜，可气!想了一想，他们可怜又可笑!后来‘细蛮子’(刘乙光之子)来到我房子玩，我看见赤子天真，与虚伪鬼祟相对照，真使我有甚大的感觉，古所谓，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正此之谓也。我气他们，我……也心不赤子了!慢慢想想，我即以赤子之心对任何人，他们也是任何人之一，何必生气，所以气也就消了。还是以客观的眼光，查看他们的行为，以作自己的借镜。”
张学良所说的：“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掌握了确实的材料，或者是他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刘乙光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授权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张、赵二人杀掉。
我们可以想一下，即便是在颠沛流离的抗战期间，刘乙光带着张学良，先后辗转了16个监禁的地点，那时遇到的情况岂不更复杂？不比台湾的情况更加令人莫测？张学良也没有发现刘乙光对自己有任何居心叵测的地方，怎么这次面对“二二八事件”，刘就会一下子变得这么心狠手辣了呢？
不过，即便没有证据，我们也可以理解张学良，一个处于长期监禁中的人，经常会出现“境由心生”的情况，其思想方法和敏感程度，远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可以揣测的。
所以，那几天，张学良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对张毅夫说：“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
就在张毅夫临时“看守”张学良的时候，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到台湾休假，偕夫人和孩子也到井上温泉来看望了张学良。据张毅夫说，张治中在那里吃了一顿饭，谈了两三个钟头。但张毅夫很知趣，他没有“旁听”张学良、张治中的谈话，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
据张治中回忆，因老蒋有规定，监禁中的张学良不得随便会客，因此张治中找了他的学生、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的彭孟缉，彭不敢答应。张治中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
张治中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感于张治中来看自己的高义，张学良赠给他一首七言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当时，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还给他们俩照了合影，就是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
张毅夫走的时候，张学良给他也写了一首诗：“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并说：“你到了南京，如果看见莫德惠，请把我在这里的情形告诉他。”
据张毅夫回忆，当年年底，刘乙光到南京见到了蒋介石，曾对张毅夫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
张毅夫的回忆、张治中的回忆、还有前面多次提到的邱秀虎的回忆，是有关张学良幽禁生活的最直接的材料。多少年以来，由于能够亲眼见到张学良的人极少，而其中像老蒋、小蒋、宋美龄、王新衡等人又不肯公开谈起此事，因此，这几份回忆材料就成了有关张学良后半生生活的最权威的资料，也是所有有关张学良传闻的蓝本——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这么生发开来的。
直到多少年以后，张学良部分恢复自由，特别是张的部分日记、信件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所看到的许多东西，不免荒唐与浅薄。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