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王立生的副手，则是湖南人谢厥成。

谢厥成也是黄埔的，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

据武汉分校六期生范继文回忆，他与谢厥成都是“广州政治讲习班”的，毕业以后，范被派到北伐第二军做政治工作，后经军党代表李富春推荐考入武汉分校六期学习。

谢厥成则被派到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部任团党代表，后因夏斗寅叛变，“所有该部政工人员，逃到武汉分校，临时编入校本部直属连。”

按：“广州政治讲习班”开办于1926年2月，其主要目的是对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湘军进行政治训练。所以这个班的学员大半都是湖南人，毛泽东、宋庆龄、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彭湃、蒋先云，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吴稚晖等等，都曾经为这个班授课。

当年，黄克诚与刘乙光一同到广州，刘考入军校四期，黄克诚进的就是这个“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以后，所有学员都被分发到部队中做政治工作。

陈恭澍也认识谢厥成。陈在入洪公祠特训班之前，被戴笠选中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这个班特别小，一共才14个人，班主任是酆悌。同学当中，据陈恭澍说，有一期的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等；有二期的张炎元；五期的则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陈恭澍本人。

这里，陈说谢厥成是五期的，与范继文说的不同，这不奇怪，陈恭澍本是军校四期生，后降到五期的。这是由于从三期开始，黄埔设立了入伍生制度，即招收的新学员先不分专业，一律编入连队，施以六个月的军事训练，经考试合格以后才能转为军官生。所以，文强、林彪在入伍生队的时候，是一个班的，等到转为军官生的时候，分到了不同的专业，文强去了政治科，林彪则选择了步兵科。

陈恭澍就是在入伍生转正的时候，考试不合格，只好延期入军校五期学习，所以，他对五期生的来历，并不十分清楚。

另外，到1925年以后，即五期招生的时候，“黄埔”的牌子已经非常响亮，全国的优秀青年源源不断地来到广东，简直取之不尽，录之不竭。因此只好人为地定一个时间点，在此前入学的为五期，此后的则为六期。因此、五期与六期之间，原本就没有太严格的界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戴笠才能有补录的机会进入军校，要都像一期那么严格，胡宗南正经八百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都因为身材矮小差点不要，中学都没上的戴笠，有十个也进不去黄埔。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陈恭澍，陈生于1910年，1925年考入军校四期的时候才15岁，比黄埔规定的最低入学年龄，足足小了三岁，真是够有本事的，不知道是不是“托”了人。

陈恭澍在读“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与谢厥成住一个宿舍，据陈说：“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陈恭澍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以后，被送到洪公祠继续“深造”，谢厥成则与文强、胡国振、罗杏芳等军校同学一起被戴笠派到“浙江警官学校”做督察。后谢厥成又被派到南昌，当江西站副站长。

起初，戴笠在分派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对王、谢二人明说是杨虎城要来，只是说：“不久将有某要人来南昌居住，请兄速觅租房屋一幢，以环境幽静之独立住宅为宜。房租多寡勿计，并盼妥予布置。”

王立生遵嘱租下“二纬路一号”的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并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佣。接着又根据戴笠的命令，准备轿车两辆，静候“要人”到来。

再说武汉那边，据王根僧回忆，“（12月1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

对此，杨虎城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

杨虎城拜访于右任的事情，王惟之也有回忆。

根据杨虎城的安排，王惟之护送杨的家眷回西安，他的行程与杨虎城完全一样，只是晚了两天出发。12月2日，王等一行乘飞机离港，先到长沙加油，然后到武汉。据王说：“下机后，凡是去西安的乘客，都受到武汉行营派来检查人员的盘查，尤其对我们几个人盘查更严。晚宿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给我们预定的旅馆。”

由于杨虎城等在长沙多待了半天，因此，王惟之一行到武汉的时间只比杨晚一天，换句话说，杨虎城两口子是分别于12月1日和2日两天、前后脚去拜访的于右任。

据王惟之回忆：“到达旅馆后，杨夫人迫不及待地就要去访于右任，经李志刚坚请，乃略进饮食后，即匆忙偕李前往，至深夜归来，面带忧容，精神沮丧。”

当时，谢葆真曾问王惟之：“关于杨先生的情形，你有所闻吗?”

王说：“从办事处职员口中，略有所闻，但不知其详。”

谢葆真说：“杨先生怀着一片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忠贞之心，请缨杀敌，被允回国，不料一到武汉就被戴笠派特务监视住了。杨先生去看于右任时，还有特务跟着，一直没离开左右。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接着于气愤地说：杨是回国抗日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并说杨先生和他见面后，第二天就和王根僧飞走了。”

王惟之回忆说：“杨夫人说到这里，慨叹一声，接着说：‘就目前情形来看，杨先生的行动现已受到限制了。’”

谢葆真说得不错，此时，杨虎城已经被软禁。

12月2日中午，也就是王惟之、谢葆真一行到达武汉之前仅几个小时，戴笠陪同杨虎城离开武汉赴南昌。

王根僧回忆，当时，戴笠陪同杨虎城到汉口空军航空站，戴笠准备了一架特别小的飞机，除驾驶员外只能乘三个人，即戴笠本人、杨虎城及戴笠的副官。

王根僧说：“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

武汉离南昌很近，只飞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南昌方面来“迎接”的，除了王立生和谢厥成外，还有时任南昌空军教导大队长的毛邦初。

当时王立生、谢厥成只看到戴笠陪着一位“身躯朔伟，衣藏青西服，口衔雪茄”的人下机，却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戴笠与王等三人握手，未及任何寒暄，即与杨虎城、王立生登车而去，谢厥成则陪着王根僧乘另一辆车子。

少顷，两辆车开到了“二纬路一号”，这就是江西站为杨虎城准备的秘密地点。

戴笠请杨上楼休息，随即问谢厥成：“你知道他是谁么？”

谢说：“不知道”

戴很失望，摇着头说：“傻瓜，傻瓜。”

这时王立生认出来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虎城吧？”

戴笠说：“对。赶快去把他的行李查一查。”

王立生检查回来，搜出一只“4吋左轮”拿到交给戴笠。

戴笠仿佛十分感慨，他说：“历史真会重演的，去年西安事变，我到西安，一下飞机便被扣留。杨虎城收去我的一只左轮，今天虽不是原璧归赵，总算也是一只左轮。”

此时，楼上的王根僧对杨虎城说，进门的时候，看到“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对此，杨依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王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于是王“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

王根僧回去报告杨虎城，据王说，当时杨“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忘于江湖

王根僧看到的布置岗哨的人，就是李家杰。

李家杰，生于1911年，湖北安陆人，军校八期毕业。

李家杰资历甚浅，此时才26岁，任南京警察厅特警科军事组租长，戴笠让他从特务队挑选了二十几个特务，担任内务警卫，另外还有一个宪兵八团的一个排，负责外围安全。

李家杰还有个副手龚国彦，龚是浙江人，其资历更浅，龚是“浙警”毕业以后被选入“杭训班”学习的学生，与张毓中、韩庆徇等是一样的，到这时参加特务工作才三、四年。

在软禁的初期，戴笠还亲自陪杨虎城住了几天，并陪着他外出游览，据王根僧回忆，曾去过青云谱、万寿宫等南昌的名胜。生活上照顾得也不错，据王根僧回忆：“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12月5日，戴笠陪杨虎城吃晚饭，杨虎城问戴笠，说听说蒋介石要来南昌，有无此事。戴笠说没这么回事。王根僧说：“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到12月9日，日军开始对南昌进行轰炸。据王根僧回忆，12月10日，戴笠对他们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并要杨虎城立即上车。

所谓“乡下”，是位于梅岭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一幢别墅，这里易于隐蔽，既可躲避空袭，又不易走漏风声。

王根僧说：“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军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

据王根僧说，他离开武汉，准备经汉口回部队，结果还被监禁了一段时间，怕他说出杨的事情，直到1938年2月21日才被释放。

王根僧一走，形单影只的杨虎城更加孤单，每天在苦闷中度过。为防止杨虎城闷出病来，于是戴笠准许杨夫人谢葆真带着孩子杨拯中来陪伴杨虎城。

同时，戴笠还特地增派了他的同学王蒲臣来“照顾”杨虎城。

王蒲臣与戴笠，不是一般关系，颇值得重点说说。

王蒲臣，1902年生，浙江江山县人。

王蒲臣并不是戴笠在军校时的同学，而是他在文溪高小的同学。

王蒲臣出生于江山县城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医生，还是江山县议员。王蒲臣上边有8个姐姐,夭折了7个，因此到他这儿，王家已是三世单传，极为珍爱。王蒲臣从5岁就跟着父亲读书，学习《论语》、《孟子》等等。1911年，王蒲臣进江山县立模范小学，1912年，王被保送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级小学，当时他才11岁，是学校里最小的学生之一。

王蒲臣说：“文溪高小是我们江山县城内最完备、历史最悠久的小学。所以各乡镇的学生，都纷纷争取从乡下进城，慕名而来。这批学生，大都读过私塾，念过古书，年龄比较大，由乡镇进城，都住在学校里，叫住宿生。我家住在城里，每天放学回家，不住校，叫走读生。”

住宿生不能随便外出，因此经常托走读生帮他们买东西，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年龄大的学生，还要挑三拣四，嫌东西不好、嫌买得贵等等，经常骂王蒲臣他们不会办事。为了避免找麻烦，把东西卖得又好又“便宜”，王蒲臣只好把家里给的午饭钱贴进去，给这些大同学买东西，自己饿肚子，等放了学再回家猛吃东西。

据王蒲臣回忆，某天，一个名叫姜润才的同学把王蒲臣按在地上当马骑，叫他在地上爬，王大哭。正好被戴笠看到，据王回忆，当时戴笠说：“同学们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你不帮助他已经不对了，怎么还可以骑在他身上取乐呢?以后不许这样。”

在这里，王蒲臣隐去了一段，可能是觉得实话实说会影响戴笠的“形象”。实际上，据其他人回忆，戴笠当时并没有这样彬彬有礼，他不是这样的性格。

事实上，是戴笠当时就把欺负王蒲臣的同学给狠揍了一顿，据王回忆：“从此以后，同学们以为我是戴笠的朋友，或与戴有亲戚关系，就不再有人欺侮我了。”

这件事给王蒲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此终身服膺戴笠。

王蒲臣与戴笠，只同学了一年。1913年，戴笠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一中，并于不久后被开除，就此开始了十年打流的生活，

1920年，王蒲臣考取浙江省立第九师范，1925年毕业，回到家乡江山教书，学生中，就包括戴笠的独子戴善武。

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就是后来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陈很器重王蒲臣，1930年，年仅28岁的王蒲臣，出任浙江省江山县教育局局长，此后还曾任武义县教育局局长。所以，很多年以后，当王蒲臣再回到大陆的时候，地方上是把他当教育界“老前辈”来接待的。

1935年12月，王蒲臣从武义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上卸任，来到南京，住在自己的姨表兄李直家中（李直也是戴笠和王蒲臣的老师）。此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已经换成了周佛海，王被发表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但他不想去，准备离开南京另谋出路。行前，他去找此时已经担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辞行。

王蒲臣一生的命运在此转折！

王来到鸡鹅巷53号，戴笠没在家，却遇到了他在江山县立模范小学时的同学张衮甫。

张衮甫，本名张裕荣，号衮甫，生于1898年，浙江江山县人。

张衮甫的太太叫王秋莲，王秋莲的母亲蓝月爱与戴笠母亲蓝月喜是亲姐妹，因此，张衮甫是戴笠的表妹夫。张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时，戴笠正在上海打流，就住在张家里。对这个不务正业的表兄，王秋莲极看不上眼，反倒是张衮甫经常帮助戴笠，给他钱用，戴笠非常感谢。

张是学商业的，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就将张衮甫请来帮他管财务。后来，张衮甫改名为张冠夫，军统局成立以后，张曾任经理处处长。

张衮甫见到王，很高兴，说：“戴先生虽然不在家，老太大、太太都在，不妨进去坐坐。”

王蒲臣回忆说：“我和戴家颇有渊源，戴氏本人和我是同学，与我姐夫也是同窗好友，他的太大和我姐姐是干姐妹，他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因此他一家大小，我无一不认识。张兄一说，我就进去拜访老太太和戴太太了。”

正聊着，戴笠的太太说：“回来了，要不要去见他?”

王说：“当然要，我今天来，就是为要看他。”

于是王蒲臣拿出自己的名片叫人送进去——此时的戴笠已经今非昔比，要见他的人很多，需要“求见”了。

王蒲臣回忆：“他见到我的名片，马上请我进去。二人多年不见，相谈甚欢，并与我共进便餐。”

谈话间，戴笠问王正在做什么工作。王说：“目前没有适当工作，我又想离开，另谋别途。特来向你辞行。”

戴笠一听，马上邀请王加入他的“革命工作”，王回忆说，当时他“摇头拒绝”。戴问：“我这里就是专做革命工作的地方，你为什么耍摇头?大家求还求不到哩!”

王蒲臣说：“不是我不来，而是不敢来，你干的这种革命工作，我没有念过这种书，可说是一窍不通。”

戴笠说：“只要有心革命，潜心研究，时时注意，处处留心，三年便可成为专家。我过去何尝念过，现在还不是搞得蛮好。”

王蒲臣回忆说：“这样一来，我便没话说了。当时就答应他姑且试试看。”

戴笠很高兴：“好!下午就开始办公。”

王蒲臣一听赶紧说：“不行，我的行李还在李老师那里。”

戴笠说：“没有关系，我派人去拿就是。”

忘于江湖

1935年12月5日，33岁的王蒲臣加入特务处，任机要室（甲室）秘书，月薪100元。据王说，这个工资，比他当县教育局长，居然高出一倍！

据王蒲臣后来回忆，对他的“不辞而别”，陈布雷和李直都很不高兴，认为不可能吃一顿饭就能把工作决定了，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据王蒲臣说，他参加特务处工作的前8个月，没有出过大门一步），一定是早就和戴笠串通好了。王自己也说：“就一般情形来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百口难辩。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得到他们谅解。”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王蒲臣随戴笠赴上海，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部秘书。

1938年，戴笠派王蒲臣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驻赣办事处上校主任，负责物资转运。

王蒲臣的办事处就在南昌，正好派他来照顾杨虎城一家。

最初，王蒲臣觉得他们几个人都是大老爷们，“照顾”女眷多有不便，于是经请示戴笠，调来一个女特务蔡霞光来照顾谢葆真，结果谢认为是来监视她的，很不高兴。

于是，王蒲臣把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从乡下接到南昌陪伴谢葆真，并请谢到家里做客。当时，王的三儿子王清临还不到5岁，谢葆真一见就特别喜欢，一定要收为义子，王也答应了。

与王蒲臣同时被派来的，还有另一个特务谭良谱。

谭良谱，1899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湖南酃县，今天称为炎陵县。不知为何，酃县入黄埔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六期就有近20人，再往前推，因李公朴、闻一多案闻名的一期霍揆彰也是酃县人。

由于特务处另一个元老、同为军校六期的唐纵就是酃县人，所以酃县有不少人进了特务处，除了唐纵、谭良谱，前面说过的罗杏芳也是。

谭良谱进入特务处很早，据沈醉回忆，谭曾被派入上海肇和中学做事务主任，暗中做情报工作。

王蒲臣说，当时他和谭良谱、谢厥成，没事的时候就陪杨虎城打打麻将，“因而大家相处得很好，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6月，马当失守，接着九江沦陷。九江一失，南昌、武汉都失却了最后的屏障，为安全计，奉戴笠之命，李家杰将杨虎城转移到湖南长沙梓园，这里其实就是特务处临时本部，后又转移到湖南桃源吴家大屋，“文夕大火”之后，桃源也待不住了，只好又往贵州跑。

特务处在贵州有个“大后方”，这就是息烽。

息烽的“繁荣”，得益于“息训班”的建立。

“息训班”即息烽训练班，“息训班”实际上是“临训班”和“黔训班”的延续。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在湖南临澧办起了军统临澧特训班，这是戴笠大规模培养干部的开始，也是军统的“训练”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为了使“临训班”尽可能显得比较“正规”一点，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前来学习，最初，戴笠想把这个班纳入军事教育体系，曾多方活动，希望能将“临训班”作为“中央军校”的一个部分。但这事没办成，最后老蒋拍板，将“临训班”划入中央警官学校范畴，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但军统内部仍沿用“特训班”的名称。

到1938年冬天，“临训班”第一期毕业，因时局影响迁至湖南黔阳续办第二期，并改称“黔训班”，此后，戴笠仍感黔阳不太安全，于是又迁到贵州息烽继续办第三期，这就是“息训班”。

据“息训班”理化实验室“研究员”毕琪回忆，“因为这一期是迁息烽伊始，基建工程极多，可以说是大兴土木的一期。”

据毕琪回忆，先后建起来的设施有：学生营房七座，都是两层楼房；医务所，有50多张病床，可以做一般性的手术；教官楼一座；体育室；专供文体演出的“中山室”；还有理化实验室、1000多人的大礼堂、操场、风雨操场；有500米长的障碍赛跑的跑道，另外还有图书馆等等，这些，即便放到今天，应该说也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教育培训场所了。
所谓“大兴土木”，并不仅仅因为来了个特务训练班，更重要的原因，从1938年开始，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这就是“息烽集中营”。

上世纪三十年代，息烽还是一个很偏僻的县，正因为这一点，被当局看中——据在息烽被关过四年“禁闭”的李任夫说：“反动派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此就有转移集中管理的必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一方面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而息烽又位在万山丛中，比较安全，并容易保密；另方面则此地距贵阳不远，且在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息烽两字，有平息烽火的意义，预示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之兆。”

息烽集中营并不在城里，监狱嘛，当然不能在城里。李任夫说：“它坐落在息烽县城外15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的山窝里。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此处稍为四平。集中营本部，被包围在重峦叠嶂之中。黔渝公路虽然从它的面前穿过，但因为山形掩蔽得很好，身过此间的人，如果没有人指点，是不会知道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庞大秘密魔窟的。”

除了息烽集中营和“息训班”，息烽还有一个大单位，即军统局的“息烽总台”。

军统成立以后，其第四处即电讯处，处长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电讯处设有四个总台，前三个都在重庆，后因日机不分昼夜的疯狂轰炸，戴笠担心总台一旦被毁，则军统的指挥系统立时瘫痪，于是在偏僻的息烽底寨建立起了第四总台。跟着又建立了配套的水电站和电机制造所；为了培养学生，又建立了电讯班。

有了这么多的重要机构，保卫工作又成了问题，经老蒋批准，从贵州第十六编练处调特二团归戴笠节制，负责息烽、开阳和修文三地的保卫，团部驻息烽。

随着上述三个大单位及附属机构的到来，接着西安事变的两位大人物张学良和杨虎城又先后被幽禁于此，息烽成了军统在后方的一座重镇，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得有十五、六个。全盛时期，军统方面常驻息烽的达到了15000余人，而息烽县城才2000人，整个息烽县，不过5000人而已。

李任夫说：“从人事上看，息烽自县长到乡镇长，都是清一色的军统人员，最少也是外围分子。至于息训班的教官与学生，以及息营的干部，那更不必谈了。息烽在名义上与行政上，虽属于贵州省府管辖，而事实上则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特务处盘踞息烽之后，派到息烽的第一任县长，就是前面说过的广西人邓匡元，之后是徐羽仪，然后是陈国桢。

陈国桢也是江山县人，毛森入衢州第八师范学校的时候，陈是该校教师，后曾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当法官。另外，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也曾是陈国桢的学生，由陈来担任息烽县长，再“合适”没有了。

如果沿用现今的说法，把息烽称为“军统城”，一点都不过分。

杨虎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送到息烽来的。

忘于江湖

军统特务廖雄原是南京警察厅特务大队便衣队班长，1937年11月底，奉命前往南昌看守杨虎城。据他回忆，“次年（1937年）三月，将杨将军由梅岭移往湖南桃源。十一月，又秘密转移到息烽玄天洞。这时，我们这个队的名称叫玄天洞特务队，有队长李家杰、副队长龚国彦、指导员张兴宇、督察廖雄、分队长曹泽民、会计石学廉以及队员三十余人，由重庆军统局本部直接管辖。”

杨虎城到息烽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0月6日。最初，杨虎城被安置在“息烽集中营”，即阳朗坝看守所，后来戴笠觉得这里离公路太近，不安全。经勘查，发现离此大约30里以外的南望山上，有个玄天洞道观，挺合适的，于是赶走道人，将杨虎城迁居于此。

息烽集中营，人称为“大学”，本来就戒备森严，张、杨来了以后就更甚。李任夫说：“息营直接指挥的武力，除了营中行动组（即第二组）配备的大批便衣特务之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专负保卫息营之责，都配有一色的最新美式自动武器和特种武器。这些武力，都由息营主任直接调遣。营内营外，岗哨重重；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碉堡，日夜校巡守望，任何人想要通过，非有特别证件关照，是很难走得通的。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到这个禁区樵采。况集中营本部，除几重围墙之外，还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流设备，真是寸步难行。至于围墙以内，则道路迂曲，纵横交错，高下不一，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除了三十几个人的“玄天洞特务队”，据廖雄回忆：“为了不让杨将军被关押在玄天洞一事被外界察觉，还须加强对玄天洞周围的控制。队长李家杰向军统局呈报批准后，就着手组织情报队，担负玄天洞特务队外围的情报搜集工作，并指派我具体负责。”

于是，廖雄在玄天洞附近“挑选了三十余名青年，让他们免除杂役，进入情报队当队员。我担任队长，假称姓王，队员们就叫我‘王大队长’。队员内部称情报员，对外称玄天洞宪兵情报员，由我直接领导。队员之间，规定不发生横向联系，搜集到情报须向我一人反映，然后由我提供给李家杰。”

搜集情报的范围，廖雄规定得很细，包括：“本地区共产党和地下人员活动情况；本地区民间团体活动情况；学校、厂矿中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情况；有关社会言论和各种事故；有关经济方面的情报，如物价涨落等。”

不愧是特务处出来的，大凡政情、社情、民情，廖雄都囊括在内。但笔者十分怀疑，以他找来的这些乡农，能否搞到这样的情报。

前面提到的特二团，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做好对张、杨看管的外围警卫工作，其団附张文昌后来回忆：“我到息烽后，一见特二团的布防情况，第一营主要控制修文阳明洞，第二营主要控制开阳刘衙，那两处正是军统囚禁抗日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地方，第二营和团部驻息烽，正是维护军统驻息烽各机构组织的警卫、以及控制囚禁抗日将领杨虎城将军的玄天洞。”

沈醉亦曾回忆这一期间张、杨的情况，他说：“至于张学良将军，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是很严的，除武装警卫外，还特派一人同住，名为照拂，实则监视，非经他许可，不能接见任何人。他偶尔去过贵阳，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的。在他押禁息营期间，我只听到有两个人来看过他，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息，照例要去探看一下，不过是看看情况，好向蒋报告而已。他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张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可见其苦闷与愤怒之情。杨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他的夫人也同居一处，生活与监视情况，大致与张学良相同；但行动限制，还在张学良之上。其夫人曾在息生一小孩。她因受刺激过度，有精神失常状态。两个随从人员，都关在息营本部。

从沈的回忆看，尽管都处于监禁中，但张学良的情况，很显然地，要好于杨虎城，最起码还有人去看他，还可以“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杨虎城就不行了。

首先是住的条件，玄天洞是一个很大的洞，洞里能盖房，你说它多大吧，但是有一样——特别阴暗潮湿，不是宜居之地。

沈醉回忆说：“这个庙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地势干燥的地方过惯了，住此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在洞外修间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帮他向戴笠请求，得到批准。杨高兴地拿出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修建时又偷工减料，搞得十分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就下去。”

生活条件也差得很远。沈醉说：“当时，我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时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曾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有不少东西，因而张的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在此期间，杨虎城和谢葆真生过两个孩子，第一个男孩没几天就夭折了，第二个是女孩，起名杨拯桂。不久以后，谢葆真就精神失常了。

沈醉说：“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她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总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予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难以下咽，怡好遇到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腿便跑，回去便说她有很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旧回到玄天洞庙内一个人去居住。”

后来，谢葆真真的得了精神病，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终于在1947年去世。

据沈醉回忆，在1942年冬天前后，有一次戴笠去看望杨虎城，杨提出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

李家杰因看守杨虎城有功，被调回重庆，任中央训练团警卫组副组长，上校军衔，后又任交通部运输局稽查组长。

除了戴笠、沈醉，经常去看杨虎城的，还有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这是因为，“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

沈醉说：“周经常去陪杨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1946年，息烽所有机构奉命结束，杨被解送重庆歌乐山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与此同时，张学良则经重庆、被直接送往台湾。

再往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

忘于江湖

密捕韩复渠


韩复渠，1890年生，河北霸县人。

韩复渠和他之前另一个盘踞山东的军阀张宗昌，都曾留下很多笑话，比如张宗昌的“大炮开兮轰他娘”、“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比如韩复渠的“大家都靠右走，左边留给谁？”、“开会的人都来了吧，没来的请举手。”等等。

这当中，有些可能是真的，有些则显然是拿人“开涮”。说到底，当年的这些军阀，不过从小扛枪，书读的少而已，毕竟不是白痴，怎么会说出这种蠢话。况且，韩复渠还不是粗人，而是西北军中少见的“细人”。

据韩复渠的儿子回忆，韩的父亲韩世泽是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韩复渠“自幼聪明好学,受到祖父偏爱,特送到本村小学读书。毕业后因贫穷再无能力去外地读中学,就随祖父在私塾中读书达七八年之久。其间熟读十三经,能诗,善属文,尤以书法见长。婚后,父亲到县衙任‘帖写’,相当于现在的文书。职务虽卑,但也需相当的文化程度,决非文盲老粗可以问津。”

1910年，韩复渠投入冯玉祥手下，正是由于韩读过些古书，受到冯的赏识，让他做了“司书生”，掌理一些文案。此后连长、营长，一路上升。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时候，韩复渠已晋升为旅长。

我们来看一下西北军部分军官当时所担任的职务：

第一师师长鹿钟麟；第一旅旅长韩复渠；警备第一旅旅长刘汝明。

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第三旅旅长孙良诚；

第十一师师长宋哲元；第二十一旅旅长佟麟阁；

第六师师长李鸣锺；中央第四混成旅旅长石友三；卫队旅旅长冯治安；炮兵旅旅长孙连仲；

很显然，在这份旅级以上干部名单中，我们还看不到张自忠、郑大章等等后来耳熟能详的名字。

我们再看看1926年冯玉祥通电辞职、赴苏联考察的时候：张自忠任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韩复渠为第八军军长；宋哲元则成为统领他们的“西路军”总司令。

至此，用了15年的时间，韩复渠成为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后又与刘汝明、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等被并称为“新五虎将”。

按：前面讲过，宋哲元与萧振灜谋划投蒋后的干部配置时，宋特别提醒萧，过一段时间再让刘汝明“入伙”，其原因就在于刘汝明的资历比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等人高出太多，他来了摆不平。

很有意思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全盛时期，到最后垮台，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都有韩复渠的份儿。

1929年，蒋桂战争之前，李宗仁、白崇禧曾与冯玉祥联系，希望联合反蒋。冯玉祥表示同意，并派韩复渠为总指挥。等蒋桂双方打起来了，冯却不明确地指示韩应该怎么做，准备“见机行事”，看谁不行了就打谁。韩的按兵不动，间接导致李、白延误了战机，最后大败亏输。此战过后，蒋介石和桂系都对冯玉祥不满意，冯落个两头不讨好。

不仅如此，韩复渠在驻湖北“观望”期间，还忙里偷闲地去看了趟武汉，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了顿饭，据说蒋还给了韩一笔军费。

1929年5月15日，在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渠等的“拥戴”下，冯玉祥通电就任“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要求蒋介石去职，否则，就要“率五十万大军与之周旋”。

仅过了一个星期，5月22日，韩复渠、石友三、马鸿逵在洛阳通电“服从中央”，被蒋“覆电嘉奖”，韩复渠被蒋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

随即，冯玉祥被国民政府“褫去本兼各职，协缉拿办。”——蒋冯战争还没打，冯玉祥就败了。

实际上韩、冯之间早有过节。1928年底，韩复渠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乘机把他兼任的20师师长给免了，夺了他的兵权。有人在韩面前说，“过去拿你当儿子,现在连师长都不让你当了。”韩十分生气。

西北军素以封建色彩浓厚而著称，大小事一律决于冯玉祥一人，责罚部下跟骂自己儿子似地。据说有一次他给吉鸿昌打电话，不知什么事不高兴了，于是在电话里就说：“跪下！”吉鸿昌拿着电话就跪下了。跪了还不行,冯还问:“跪下了没有?”吉鸿昌说:“报告总司令,跪下了。”

某次，冯召集军事会议，韩提出异议，冯斥责说：“小孩子，谁让你多嘴！”韩复渠据理力争，冯大怒：“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到院子里给我跪下！”

韩以“省府主席”之尊，居然要当众跪下，虽然在冯积威之下，不敢不跪。但从此衔恨于心，终于在冯最需要他的时候，从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子。

按：当年杨永泰曾给蒋献策说，冯的部队都驻在苦寒之地，部下多有不满，只要善用收买之策，即可瓦解西北军，事后再看，杨的眼光果然不一般。

1930年9月5日，国府任命韩复渠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在此前的9月1日，冯玉祥、阎锡山等刚刚在北平召开了“扩大会议”，选举推阎锡山、唐绍仪、汪兆铭、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

此后，9月18日，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山西人阎锡山去了东北大连“隐居”，安徽人冯玉祥则“释权归田”，去了山西汾阳。

到1932年，在昔日部下韩复渠的邀请下，已成“光杆司令”的冯玉祥去了山东，到泰山读书去了——冯玉祥与山东有缘，最终他也葬在山东。

与陈济棠类似，韩复渠也是一个整军高手，初入山东时，韩的所谓“第三路军”号称有3个师1个旅，其实不过两万多人，充其量一个乙种军的编制而已。

进入山东，有了自己的地盘，韩复渠一下把部队扩充到6万多人，编成5个师1个旅。中原大战之后，老蒋曾以缩编军队为由，规定第三路军的编制仍为原有的3个师1个旅，限额为4万人，韩不听那一套，以种种巧妙手段，不但不减部队，反而扩充到10万之众，仍维持5个师1个旅的编制。

特别是他多出来的那一个“手枪旅”，4000多人，号称韩复渠的卫队，武器精良，战斗力几乎相当于一个师，旅长，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率先攻克南京“总统府”的吴化文。

到后来要抓韩复渠时，大家最为忌惮的，就是他这个“手枪旅”。

忘于江湖

韩复榘是个精明的人，精明的韩复榘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
　　
　　当时在山东盐务税警团当下级军官的马节松有个“忘年交”,即第三路军少将高参甄绩成，甄曾对他讲过不少韩部的“内幕”。
　　
　　据甄讲：“张、杨发动兵谏扣蒋之初，韩复榘持观望态度，其间韩曾与他的亲信及智囊们秘议此事。在蒋被扣压l0天这一事件仍未出现解决的迹象时，韩坐不住了。12月21日，他命令他的秘书协拟一个支持张、杨扣压蒋介石这一行动的电报发往西安，即所谓‘马电’。但是由于韩的秘书和参谋处工作的拖沓，这个通电直到l2月25日才发到西安。而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张学良的护送下回了南京。韩复榘这一通电成了马后炮。”
　　
　　应该说，这个电报不仅“成了马后炮”，还惹了大麻烦。
　　
　　当时，蒋介石派遣蒋伯诚以“冀鲁豫特使”的名义驻济南，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在韩身边的“监军”。蒋伯诚跟甄绩成也是好朋友，蒋曾对甄谈到，说他得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韩复榘，结果韩不信，说“哪里会那么容易就放”。蒋还对甄说：“委座已回到南京了，韩主席还发通电响应张、杨，真是太胡闹了!”
　　
　　事实上，韩复榘支持张、杨的电报刚刚发出，蒋伯诚就知道了，是韩复榘身边的另一位高参李天一跟蒋伯诚聊天的时候告诉他的。蒋一听大惊，马上给韩复榘打电话验证此事，韩断然否认。
　　
　　事后，韩复榘得知是李天一告诉蒋伯诚的，大怒。不久，李天一就被人暗杀了，当时人都说李的死肯定跟这件事有关。
　　
　　但杀了李天一没有用，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上边白纸黑字写着“韩复榘支持张、杨”。于是，韩复榘把这事推到了具体办事人的身上。
　　
　　据时任第三路军军医的乔新生回忆：当张、杨通电全国之后，山东省政府就发出了复电，电文大意是；“拥护张、杨的正义行动，支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韩复榘“感到震惊”，于是把秘书长张少堂叫来，韩狠抽了张几个耳光：“谁让你往西安发报不通知我！”接着，韩复榘命令往南京发电，大意是：“慰问蒋回到南京，提到往西安发报之举，言说此事我（韩复榘）不知道，这是手下人办的，我已将该人体罚。”
　　
　　韩复榘的儿子韩子华也曾回忆过韩复榘所发出的两通电报，他说：“西安事变时,我还小。但我记得,父亲连夜从北京跑到济南。那天我们都睡下了,突然父亲回来了。他笑嘻嘻地进来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赶快起来,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他说, ‘张汉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行啊,这小子胆子真大。’”
　　
　　 “这个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山东日报》那边就问父亲,明天的稿子标题怎么标?父亲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表明态度,那个时候全国对张学良、杨虎城一片骂声,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就说, ‘你们打算怎么标?什么张逆、杨逆呀?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不就完了吗?他们是不是将军啊,是将军不就完了吗?谁给他们起名叫张逆、杨逆的? ’可见父亲是支持张学良的。”
　　
　　韩子华还回忆：“后来父亲发了两个电报,一个叫马电,另一个叫宥电。宥电是联名发的,而马电是个密电,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宥电我看过原文,马电却没有看到过。”
　　
　　查电报代日韵目，“马”字正是21日，也就是韩复榘支持张、杨的那一通电报，结果耽搁在路上，正好在老蒋回到南京那天发出。“宥”字则是26日，是韩复榘采取的补救措施。韩子华的回忆非常准确。
　　
　　韩复榘想得太简单了，这么大的事，岂是能糊弄了事的。据蒋伯诚说，蒋介石见到韩的通电后，当时就说；“韩复榘这个人太靠不住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情况下，韩复榘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站错了队嘛，你能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盛世才就比韩复榘多了个心眼。
　　
　　盛世才这个人，邓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狼种猪”，真是贴切，除此以外，真的找不出其他的词汇来形容这个人，其种种思维与行事，思之可怖。
　　
　　据民国时的边政学家周东郊回忆，1936年以前，盛世才治下的新疆，是坚决反蒋的，不仅反蒋，连“三民主义”一块反。周东郊说：“到一九三五年，学校中的党义课程一律取消，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一律禁止发售，各图书馆收藏的也都销毁或封锁起来。一九三五年，南京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到迪化时，盛虚与应接，暗中监视。邓所参观的机关、学校，临时奉命准备孙中山像张挂，因为找不到，有的单位只得草绘一幅点缀。”
　　
　　1936年7月19日，盛世才发出“盛督办皓电”，即“七项救国纲领”，该电公开表明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亦即不言而喻地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
　　
　　在盛的这种思想影响下，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新疆日报》马上发出了“号外”，据周东郊回忆，这是盛世才上台以后，《天山日报》、《新疆日报》第一次发出号外。“人们大都认为盛世才一定通电响应张、杨。一般反日反蒋思想比较激烈的人，更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这一次国内外局势将有巨大转变，抗日大旗可以高高举起。迪化以及其他各区的《新疆日报》除了立即报道外，都连夜赶写社论，对张、杨表示赞助，准备发排。”
　　
　　据周东郊回忆，“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督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 三、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 ”
　　
　　盛世才给大家每人发了一张白纸，让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态度，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交卷。
　　
　　周东郊说，收卷后，盛世才看了就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世才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这是白天的事，据周东郊回忆：“就在当天晚上，《新疆日报》社社长万献廷收到塔斯社的新闻稿，他又去驻迪化的苏联领事馆了解，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各区的《新疆日报》，有的在当地收到塔斯社报道，有的得到通知，也都不发评论。”
　　
　　由于媒体的态度与盛世才的倾向性完全不同，大家都不理解，许多人问“新疆对西安事变为什么不表示支持态度?” 周东郊说，“有些高级军官还对盛世才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盛未作正面答复，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据周东郊回忆，事后过了很长时间，盛世才还心有余悸地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

忘于江湖

1937年8月，韩复榘的第三路军被改编为第三集团军，隶属于第五战区，以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就是李宗仁。

李是10月份到南京的，据李回忆，“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日，蒋先生即自庐山拍电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白崇禧和我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我们接电后，不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白崇禧于8月4日飞抵南京，旋即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白在回忆录中说，8月5日，日本报纸报道了他入京的消息，并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言下颇为自得。

李宗仁说，当时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先后来电劝阻，让他们不要去南京，“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

对此，李宗仁复电认为：“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 李宗仁还劝他们“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李宗仁的“全省动员事宜”进行得很顺利，从1933年开始，广西就采取 “寓兵于农”的政策，即新兵入伍训练一年即退伍，换一拨人接着训练，一年一换，所以，到1937年，广西民间已经有四拨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老百姓”，因此征兵非常容易。李说，由于“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

这样，李宗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下编成40个团，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投入抗日前线。

李本人则于10月10日，“参加桂林各界庆祝双十国庆节后，乃专机北飞，参加抗战。”据李说，飞机起飞的时候，他看了一下表，正好是10点10分。

淞沪抗战失利以后，李宗仁于11月12日到达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第五战区辖山东全省和江苏、安徽两省在长江以北的部分，其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津浦路。用李宗仁的话说：“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行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

既是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我们来看看第五战区的部队：

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部，辖两个军：第12军、第55军。

青岛——第51军于学忠部，辖两个师。

江苏——第57军缪澂流部、第89军韩德勤部；各辖两个师。

砀山——第三军团庞炳勋部，辖五个步兵团。

苏北——第31军刘士毅部，辖3个师。

以上一共是不到7个军，除第31军是广西的子弟兵，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以外，其他的全是“杂牌部队”，要说也真是够难为李宗仁的。

这其中，势力最强的，当然是韩复榘了，因此老蒋还特地给了他一个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而且韩也处在防区的最北端，一旦日军渡过黄河，则津浦路再无险可守，

既然韩复榘的地位是如此举足轻重，李宗仁觉得有必要与他见个面，当面谈一谈。李说：“我初到徐州时，即顾虑到韩氏抗战意志不坚定，乃亲赴济南一行。在韩氏的总司令部中住宿一宵，和他作竟夕之谈。”

李说：“这是我和韩复榘第一次见面。韩氏虽识字不多，言谈也很粗俗，但是却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骤看之下，俨然是一位白面书生。”

据李宗仁回忆，当时他跟韩复榘谈了一夜，主旨是：“我们的抗战是不得已的。日本人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有‘抗战’与‘亡国’两条路。我们选择了‘抗战’！须知日本侵略中国，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的事，它是有国际性意义的。日本入侵我东北，国联无力制裁，鼓励了日本，同时也鼓励了西方德、意两国的侵略集团。西方今日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长，吸引了英、美、法的注意力，也增加了日本侵华的勇气，才有今日的战事。所以东、西两方的侵略势力是相互为用、相互影响的。今日日本侵华得手，世界各国莫奈伊何。你看德、意两国一定要步其后尘，如法炮制。以今日形势来看，欧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欧战爆发了，英、法、荷等国自顾不暇，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便成了俎上之肉，听任别人宰割了。到那时，日本这头贪狼岂能坐视肥脔在侧而无动于衷？”

李宗仁还鼓励韩复榘：“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待世界局势的转变。我们能拖得愈久愈好，千万不能泄气。我们如果泄气了，投降了，侵略者势力东西相呼应，则可能西方被侵略国家也不敢蹈我们的覆辙，作不量力的抵抗。如果欧战因之不能爆发，或爆发后，不旋踵即为德、意侵略势力所扑灭，则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实现，我们就永远做日本的奴隶了。”

李说：“韩复榘对时局的看法，便完全以我这番话为依归。他也认为抗战是长期的，是有前途的，汉奸是当不得的。”

然而，最终韩复榘还是让国人失望了，对此，李宗仁分析说：“他的愚而好自用的简单头脑终于误了他。他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那两军部队，断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而在短期之内被消耗了。他不能与日军死拼，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

李说得很对，韩复榘唯一的信条，就是保住我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其实不光韩复榘，是军阀都如此。

据吴锡祺、王式九等原29军人员回忆，29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之后，在河北战事不利，其一部准备撤往山东，此时，韩复榘居然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韩复榘部驻德州的师长展书堂，见了冯治安，态度异常冷谈，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说，使冯治安十分气愤。”

吴锡祺说，为了行军便利，他向冯治安建议打电报给韩，请其予以关照。冯说：“你真是太实在啦！我们不是给他打过两个电报了吗？到现在连一个复电都没有，他的态度已很明显，还理他干什么。”

吴锡祺还说，当冯的总部经过山东某地时，有一位小学校长对冯等说：“你们还往南走吗？听说韩主席有命令，先剿匪后抗日。匪就指的是你们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

12月22日，日军渡河南进，12月24日开始进攻济南。此时，韩复榘眼看地盘是保不住了，于是退而求其次——先保住自己的军队再说。

当夜，韩复榘悄然退出济南。此时，蒋介石闻听济南被困，当即电韩复榘，严令不得放弃济南，但是，此时韩已退到泰安。12月27日，济南陷落。

从此兵败如山倒，1937年的最后一天，韩复渠放弃泰安；同日，青岛弃守。津浦路北段尽失，南段的大门徐州已经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战局顷刻间就搞得不可收拾。

据白崇禧回忆：“李长官见其执迷不悟，将其态度转报军委会。蒋委员长接此报告甚为重视，召集军委会高级幕僚开会，出席者计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政治部长陈辞修将军与我（时任副参谋总长），众皆以为若让韩部自由进出而不加制裁，军纪荡然，民心丧失，如此不独参加抗战的一百八十余师及四十余旅丧失信心，战事亦无法指挥，故一致主张严办，以振纪纲。委员长亦有此决心。”

此时，韩复榘距他生命的尽头，还有24天。

忘于江湖

1938年1月，第一、第五两个战区的师长以上军官接到通知，要求大家凡可以暂离阵地的，均须于1月11日到开封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

李宗仁后来在以后在回忆录中说：“我心知这一会议系专为惩治韩复榘而召集的。”

这个任务，自然又交给了戴笠。

早先几天，戴笠就赶到了开封，预先安排一切。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位置重要，因此特务处在河南的单位特别多。前面说了，淞沪抗战伊始，梁干乔在10天之内，沿着平汉线在9个城市布置了9部秘密电台，其中一多半在河南，接着，潜伏电台又增加到16部，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部署了潜伏组，不过这都是比较小的单位。

大单位，一个是特务处河南站，站长，先是刘艺舟，后是岳烛远，就是原来在西安跟马志超搭档的那一位；

第二个是特务处华北办事处，驻郑州，办事处主任，原来是梁干乔，后来奉调到军委会第二厅任副厅长。目前的主任是李叶。

李叶，字叶超，所以很多人也叫他李叶超。1928年，李叶毕业于青岛大学，次年，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军校四期的几个学生刘凤轩（就是曾与周伟龙假装戒烟的那个）、侯志明等人，然后他们就在南京办了一份“大京日报”。后来，李叶与刘凤轩一同被派到江西做党务工作，复兴社成立以后，在各地成立政训处，所有做党务工作的人都被合并进来，李叶就这样进了复兴社。

再以后，李叶、刘凤轩等人都被吸收进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被派到武汉工作。调查科与特务处合并以后，刘凤轩仍留在武汉工作，李叶则在特务处本部第一科（情报科）科长唐纵手下任华东股股长，搞情报分析。

李叶是大学生出身，新闻、党务、组织、政训都干过，是老资格的情报专家了。

特务处河南站和华北办事处都是秘密单位，戴笠在河南还掌握着一些公开单位、如郑州市警察局长、河南省会开封警察局长、河南省保安处等等，先后担任这几个单位负责人的，就是军统的另一位重要干部杨蔚。

杨蔚，生于1905年，河南商城人。军校四期。

河南商城是名城，历史上曾出过一位大人物，那就是前清咸、同年间，曾协同恭亲王奕?和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的大学士周祖培，并且，“同治”的年号也是他给起的。

商城名门望族颇多，且有文名，杨蔚的名字起的就很有学问，杨蔚字庭芳，显然取“云蒸雾蔚满庭芳”之意，估计祖上也是读书人。

从军校毕业以后，杨一直做军队工作。1934年，经同学赵世瑞介绍，杨蔚进入特务处。

杨蔚是军统中少有的去过延安的特务，而且他是大大方方去的。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国民党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向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提出，准备派一个视察团到陕甘苏区视察,并说准备派康泽带队。

经周向中共中央汇报，当天毛泽东即电复周恩来，同意南京来人，但不同意用“视察”的名义，建议改为“考察”；另外坚决反对让康泽这样的叛徒来延安，“此等人员如冒充进来谢绝接待”，建议以张冲为团长；第三，“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的表现”。

经周恩来与在西安的顾祝同、张冲商议，顾等同意将“视察团”改名为“考察团”，并保证考察团进入苏区后,“态度谦和,绝不致有破坏事”。但考察团的团长没有派张冲，而是派了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涂思宗。

涂思宗是粤军出身，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用涂思宗自己的话说，“周、叶本在粤多年同事，叶剑英在粤军中历史亦久，第一次东征时，充粤军第二师张明达师部参谋长，我当时在粤军杨旅当营长，调归张明达师长直接指挥，任东征前锋，故与叶剑英日夕见面；东征部队到达潮汕东江，叶剑英兼任梅县县长，我亦兼任大埔县县长，周恩来当时任潮梅行政专员，亦常见面。”

此时涂思宗正在顾祝同手下，他去延安，也是挺合适的人选。许多年以后，涂思宗写了一篇回忆录，谈到当年的种种，读来饶有兴味，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如谈到初入延安时受到热情接待：“当晚在招待所设宴，为我等洗尘，毛泽东、朱德以下，共党政军人员都来分数席作陪，互找对象劝酒，谈笑风生，席间由毛泽东致欢迎词，随即祝林森主席、蒋中正委员长的健康而干杯，各席间宾主自由交谈，互相敬酒，酒味极佳，皆地道高粱佳酿也，菜肴亦极可口。因连日路途劳顿，散席后各自回房休息。”

最难得的，这篇回忆，基本上还算客观，较少刻意的歪曲和矮化。如涂思宗谈到他们快到延安时,“我们下车休息，适路旁坐一小脚姑娘，曲线玲珑，年约二十余岁，望之不似陕西妇女，团员中有问来自何方；小姐落落大方，答原籍江西，随军北来，作军中政工。同人闻之莫不惊叹，盖以三寸金莲小脚，何能一步一步，从数千里步行来此，诚不可思议。”

又如谈我军的军事素养：“他们的部队从排级单位起，都有一个地上沙盘，塑造各种地形地物，为官兵讨论战术战斗之用。我们心中都觉，共军的训练方式，有其积极性的一面，有若干地方值得我们研究与参考，今后对共军的战斗力，更不可估计太低。”

涂思宗还谈到对我一些领袖人物的印象，颇为传神。

毛泽东：“毛穿灰布棉军服，与士兵穿的相同，惟领钮未扣，待人接物，礼貌颇周”。“毛陪坐台下，手执香烟一枝已完复摄一枝，神闲气定，静听至散会。”

朱德：“朱德身材不高，面多斜纹，操烂熟之云南官话，且能说流利客语，自语为经商滇中之客人后裔。彼说话较为中和，眼神有光，内含充足，外射有力。”

彭德怀：“彭德怀为人短小精干，望之如乡下农夫，打灰布绑腿，装束与士兵无异，这就是毛词所赞的‘彭大将军’”。

涂思宗对贺龙极口称赞，说他“识字不多，但是相貌堂堂，比其它人长得方正，一口湖南腔国语，讲得很有趣味。”

相反，涂对林彪的印象似乎不甚好：“林彪身躯不高，貌不甚扬，眼露蓝光，喜俯视”。“林彪谈话，与毛泽东同一口气，声音不大，常俯视地面，而目露蓝光，如头鹰眼，其貌颇异。”涂两次提及林彪，都没有好话，不过其中那一句“林彪谈话，与毛泽东同一口气”倒是说得很准确，反映涂思宗其人，眼光还是很独到的。

考察团的成员，一共17人，涂思宗说：“余奉命为视察团团长，萧叔萱为副团长，以留学日本之李英华为顾问，李在滇军中历史，素有渊源，久与朱德为老同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有邵华，陕省府有张廷镛，中央军校有萧树金、杨蔚、王根生等。”

杨蔚是戴笠给涂思宗派出的随员，特为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了解延安情况。事后，杨蔚给戴笠写了一个报告，谈到他在延安看到的一些情况，并重点写到了他陪同涂思宗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

杨说：“（毛泽东）与涂团长是早年就认识的故人，颇有旧雨重逢之慨，他曾很郑重地质问涂团长：‘国共既然合作抗日，国民党又何以公然宣布根绝共匪的决议案？’涂团长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早有准备的，他说：‘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敌时，依国法不得不称之为赤匪；今后共党如成了合法政党，红军成了正式国防军，赤匪不就已经根绝了吗？这是过去的事何必介意？’涂团长的答话，他（毛泽东）笑了笑，也没话说。此后谈南京、上海民心士气的问题，毛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内在的矛盾完成团结抗日任务：目前国民党的措施，对共党内部还存在着很多误会，我将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努力加以说服。’他们谈话时，我以随从参谋身份，举起笔记本摘要记录，毛也毫不介意。”

忘于江湖

对杨蔚的这一趟延安之行，戴笠非常满意，此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戴笠认为有两个地方特别重要，必须由特务处掌握其警察局。一个是江西九江，“九江为庐山的门户，领袖常往庐山，考虑军国大计，其重要性自不在话下。”另一个是河南郑州，“郑州为平汉铁路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当时抗战的主要战场在华北，而郑州扼黄河南岸，握北方的运输枢纽，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

经请示老蒋同意，九江市警察局派了老资格的黄埔学长、曾代表戴笠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柯建安；郑州警察局局长派的就是杨蔚。不久后，杨蔚又被改为河南省会开封警察局局长。

杨蔚见到戴笠，没说几句，就谈到韩复榘，杨对韩的“不战而退”多有指责。不想戴笠听了立时“大怒”，严词指责杨蔚：“韩主席是委员长的重要干部，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以后这种话不准再提。”

几句话把杨蔚骂得莫名其妙，心想即便我不应该说，韩复榘“不战而退”总归是事实吧？我也没说错啊；况且我这也是向你反映情况，没必要发这么大火吧。

拘捕韩复榘，要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处置韩的卫队，这件事由戴笠本人亲自操办；二是解除韩复榘贴身警卫的武装；三是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即对韩本人的羁押和看守。

从济南逃出以后，韩复榘率部屯兵于鲁西南巨野、曹县一带。接到开会的通知，韩复榘还特地派专人来找李宗仁，“问他应否亲自出席这一军事会议”，李宗仁自然说“应该去”。于是，韩复榘乘陇海铁路局为他准备的专车，从手枪旅挑了一个连，欣欣然地到开封“开会”去了。

1月10日，车到开封，韩复榘改乘小车去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公馆下榻，这是戴笠为他安排的“驻地”。韩复榘的“手枪连”则被拦在了火车上，戴笠派出的特务伪装成接待人员，对他们说：没想到韩主席带这么多人来，临时安排招待所有困难，请他们在火车上“凑合”一宿。

“收拾”韩复榘的贴身警卫这件事，戴笠交给老蒋的“侍从室”特务组租长黎铁汉去办。

据张毓中回忆：老蒋是1月10日从武汉动身的，当时他们乘平汉线专车到开封，并不下车，张毓中说，“领袖到开封，驻节在专车之上，我们当然随侍，并依照领袖的节目活动，展开安全措施。”

出发之前，张毓中就感觉气氛有异：“这次侍卫人员与往日差不多，不同的是特别增派了武装卫士一区队，负责专车和会场卫兵的任务（这任务一向是由宪兵担任），这情形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此外，这次黎组长亲自率领戚南谱（皖北人，军校六期）、范树鹏（徐州人，军校三期）、郭文年（河南人，军校六期）和我四人同时到开封来，显示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我们四人之中，除了我是浙江籍，其它三人都是半北方人，在开封展开工作，可得人、地和语言的便利，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按：黎铁汉以及他带的四个人，都是特务处的人，只不过是安排在老蒋身边工作而已，其中的戚南谱还是“洪公祠”特训班出来的、陈恭澍的同学。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黎铁汉就来找张毓中，交给他一项“绝密任务”。张回忆说：“十日，时近午夜，我正准备就寝，黎组长忽然单独来访，我一看他表情严肃，神情紧张，就马上直觉到，必有重大事故发生。”

张回忆说，当时黎铁汉“关门关窗，神秘兮兮的，压低了嗓子”对我说：“刚才钱主任（钱大钧）、王侍卫长（王世和）一起来找我，要在明日下午军事会议后，秘密拘押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转饬我特务组负责执行，因为这项任务非常重大，所以我奉命之后：心情沉重，马上就过来和你商量。”

黎铁汉说：“我有正确情报，知道韩复榘已乘火车专车抵达开封，仅带一连手枪连卫队随车护卫，驻扎在专车上待命，今夜他下榻河南省主席商震官邸，明天只带副官和司机来开会。我和王侍卫长商量过了，决定将监视他副官和司机的任务由你执行，伺机逮捕他们。”

黎铁汉特意提醒张毓中：“北方人多会武功，他的副官和司机说不定都是武林高手，所以明天我会去武装卫队中找几个精明干练、孔武有力的卫士作你的助手，至于如何联络，如何应变，等明天实地考察研究再定，现任务必封锁消息，不能走露半点风声。”

张毓中是1910年生人，当时才28岁，接受这样一项任务，可想而知是既兴奋、又紧张。后来他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时说：“黎组长离去后，夜已深，人欲眠，但想到明天的任务，心情紧张不已，所有的假设情况都一一浮上心头，使我了无睡意。”

11日一早，黎铁汉带着张毓中去会议现场“踩点儿”。

军事会议的现场，在开封中国中学，张玉中说：“中国中学位于中山门外，靠近城河边，占地广大，礼堂操场等设备齐全，学校四周有围墙，墙内环植高大常青树，绿意盎然，环境整洁优美，是一所难得一见的中等中学。学校大门是一双扇形的栏栅式铁门，闲杂人等很难混入。传达室在大门左边，大门右边为一字形的三间房间，为会客室与办公室。大门外有大型停车场，和一条直通开封的大马路。”

根据学校的环境和会议的议程，黎、张二人“反反复覆的研究了又研究，商量了又商量”，张说，“逮捕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并非易事，只有凭机智、沉着行事。黎组长对我一向有信心，我也从来没有叫他失望过，不到上午七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黎组长就欣然与我握别了。”

8点钟之前，张以会务人员的身份站在签到处，静候韩复榘的到来。一会儿，张毓中的目标出现了：“韩复榘果然乘一辆黑色轿车准时到来，一如情报，他仅带了副官和司机两人，在签到处前面下车，一看到他的到来，我马上就紧张了起来。”

张毓中他们赶紧过去招呼韩的司机，把车子停在指定的位置。这时韩复榘手下的军长孙桐萱、曹福林等一大帮人也来了。张说，当时他们都凑过来，准备在签到簿签名。这时韩伸手一拦，说：“你们不必签了，快进会场去，统统由我代签就好了!”于是韩在签到簿上写了“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军师长等十八人”几个字，“就昂首阔步的走进会场去了”，张毓中说：“他专横跋扈的表现，令人侧目。”

蒋召集的这次军事会议，共到师长以上军官80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苏联、意大利、德国的军事顾问十多人。会议分为两天，第一天纯属是为抓韩复榘而提供一个的“平台”，按李宗仁的话说，是“会而不议”，所以，当天，韩复榘并不是会场上的焦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因第十八集团军序列属第一战区，因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率他的副手彭德怀和三个师长林彪、刘伯承、贺龙也出席了会议。

李宗仁说：第一天的会议，“首先由委员长训话，鼓励大家奋勇作战。随即面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我分别报告战况。报告毕，委员长遂宣布散会。”

这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张毓中带着他的人，已经等了一天了。

忘于江湖

这一天非常难熬，张毓中一直在严密监视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他说：“除了小心翼翼，暗中监视之外，我又利用服务员身分，不时的带着工友前去分茶送烟，尤其午餐时间，我特别观察两人神色，似乎一无异常。他们大部分的时问，都在车上看书或打盹。”

下午3时许，黎铁汉派来的四名武装卫士来找张毓中报到，“他们个个体格健壮，精神饱满，服装整齐，彬彬有礼，各佩带德国制新式二十发连发木壳枪。”

张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动员，他说：“委座昨晚下令，今天散会后，扣押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我们五人负责逮捕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成败与否，关系重大，上级要求，一定要行动秘密。”

张说：“此事执行起来并不简单，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现在我把你们分成两组，第一组二人枪上膛，于四时正，接大门口的卫兵岗：第二组两人于四时半枪上膛，携在手中，隐藏于门边的传达室中，注意我的举动。当你们看到我步出大门，就是我设法诱骗韩复榘副官和司机进学校的第一步。他们可能会起疑心，拒不入内，但经我一整天的观察，我看他们丝毫无怀疑之心，只要藉口合理，相信他们会深信不疑。但是，如果他们要反抗逃脱的话，我们也别无选择，只有断然处置，绝不允许他们脱逃而走漏半点风声。”

一切布置妥当，张毓中静候散会，他后来回忆说：“一个人心中有事，时间就过得特别的慢，真是度时如年。好不容易，挨到了下午四时，一切早巳就绪，只有耐心的等待最后的演出了。”

大概下午4点半的时候，会场的大门口，终于开始有人出来了，张毓中“顿时紧张起来，全神贯注，注视着四周，看到开会的政要和工作人员相继离去，最后只剩下韩复榘的一辆汽车，和我们伪装的两辆汽车，静悄悄的停在停车场上。这时，就是我动手的时候了。”

张毓中暗示4个武装卫士做好准备，然后走向停车场，假装问：“请问那一辆是韩主席的车子?”

张毓中说，韩复渠的副官和司机，显然已在焦急的期盼，忙不迭地说：“我们是!我们是!”

张说：“我是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上将的张参谋，钱主任命我来找你们，因为委员长在会议后召见韩主席，有要事商谈，还要一起晚餐，看样子会耽搁一些时间，所以钱主任要我来找你们，请你们把车子开到学校里面去，再进去喝茶吃晚饭。”

俩人听说这是“钱上将的随从”，态度又非常客气，于是受宠若惊地说：“不敢当!谢谢!”看上去，显然毫无戒备之心。

张说：“你们不必下车了，还是跟着我，把车子慢慢开进学校好了，免得总司令出来跑一段路。”

此前，张毓中已令第一小组将铁栅门关好。只用右边的小门，同时命第二小组做好准备。

张毓中说：“停车的位置到大门，其实很近，至此，已密锣紧鼓，好戏的最高潮就要到了，我们机警沉着的一一按照计划进行。”

因铁栅门已被事先关闭，韩的副官和司机须下车步行，此时，张毓中用手抓了一下头，这是他们事先已规定好的暗号：“第一小组在会客室前看到我的抓头暗号，说时迟那时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出其不意的在他们背后，紧抱他们背腰，使他们动弹不得，同时第二组马上用木壳枪，对着他们的头部，同声高喊：‘不许动! ’使他们不能反抗，我也从白脸变成黑脸，拔出左轮枪助阵。”

这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韩复榘的两个人，在突然的变故面前，毫不犹豫、“极有默契”地双膝跪地求情：“我们没有错，请饶命。”

张毓中说：“想不到他们非但没有反抗，竟连一点挣扎也没有．他们的驯服安静，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经搜查，只有副官带了一支手枪，司机连枪都没带，“武林高手”云云，那是更谈不上了。

张毓中请他们站起来，命卫士将他们押到会客室严加看管，并对他们说：“不用怕!你们没有错，只要老老实实，不要乱动，不会为难你们的。”

办完了这件“大事”，张毓中松了一口气，冷静的观察了四周，末见任何异象，就命卫士将韩的车子推到校内找个地方停下，随即去报告黎铁汉。

黎铁汉正守在会场后边的休息室门外，休息室里，就是钱大钧和韩复榘了。据李宗仁回忆：“当与会众人纷纷离去之时，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

到了此时，韩仍然不虞有他，很坦然地去了休息室，由钱大钧陪着，等候“委员长有话要同他讲”。

反倒是“离会众人遂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

此时，韩复榘是真“糟了”。

据张毓中回忆，黎铁汉听说韩的副官和司机已被解决，“他对我嘉勉了一番后，命我在礼堂右后方的楼梯口等他。找到楼梯口不到一刻钟，就看见黎组长带着武装卫士，前后各两人，押著名扬全国、使中央头痛的韩复榘，到大礼堂后面右边的一问空教室中软禁，时间是下午五时半。”

张毓中说：“韩复渠身材魁梧，威严中有书生气质，头戴上等皮货的‘四块帽兽’，披厚皮夹克，囚在空洞的教室中，不时低头来回徘徊，似沉思，又似懊恼，谅他心中有无限的辛酸，万般的无奈和愤慨吧!”

这时，戴笠来到了会场，他已经解决了韩复榘的“手枪连”。

当这边散会的同时，开封的火车站突然响起了警报。韩的专列被告知需躲避空袭，随即火车风驰电掣一般开出了火车站，进入了预先安排好的包围圈。此前，戴笠已经与汤恩伯商量好，安排部队在此等候多时了。这样，不费一枪一弹，韩复榘的“手枪连”就被缴了械！

戴笠听张毓中汇报了这边的情况，十分满意，“对我慰勉有加，称赞了一番”。这时，戴笠突然看见韩复榘的汽车还停在校园中，马上转喜为怒，大骂张毓中没有脑子：“韩复榘人不在，汽车在，不是很明显的告诉人家韩复榘出了问题吗?你想到了没有，这会影响大事的！”

张玉中说：“我被骂得口服心眼，惭愧不已，马上将汽车推到隐蔽的地方，加以伪装。”

事后，黎铁汉对张毓中讲述了他们拘捕韩复榘时的情形。他说：“知道你成功的逮捕了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后。我马上率领武装卫士，到钱主任的休息室去，韩复榘正神色自若的和钱主任聊天，钱主任以委员长要召见他研商要事为由，邀他在休息室等候。韩复渠见我带卫士来，有一些惊讶，但他只看了钱主任一眼，并不疑有他。”

这时，钱大钧说：“韩总司令，很对不起，我这里有委员长手令，你过目后就明白了，请不要难过，跟这位黎组长去吧!”

据黎铁汉说，老蒋的手令是这样写的：“查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着即扣押查办。”

当时韩复榘并没有什么惊恐的表情，只是叹了一口气，仿佛自言自语的说：“我的防线这么长，我的兵力又不多，叫我怎么能防守得住！”

这时，特务派来前来看管韩复榘的人也到了，他就是不久前在淞沪抗战中冒死抢运武器的王兆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