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王兆槐，1906生，浙江遂安人。军校四期。

王兆槐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分在四期入伍生队步一团步七连，同一连中，还有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另外还有胡涟。

王兆槐是标准的军人出身，还在接受入伍生训练时就参加了东征，毕业后又参加了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上尉军衔。

当时的参谋处长是林蔚，其参谋处人才济济，有少将高参熊式辉、有汤恩伯，还有刚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不久的上校参谋盛世才。

作为联络参谋，王兆槐主要的任务是传送重要作战命令。有一天，他奉命送一份文件给刚刚从孙传芳部下反正过来的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当时刚好杨杰和熊式辉赴前方，他们的车后面跟着一辆随从坐的卡车。王兆槐为争取时间，请求搭乘卡车，杨杰没说什么，熊式辉却拒绝了，他说：“你骑马去吧。”

王兆槐只好骑马去送公文，马不停蹄地跑了整整一天，才找到陈调元的总部，马也跑死了。王兆槐非常生气，我是参谋处的参谋，送参谋处的公文，怎么就不能搭一下参谋处的车呢？

当时戴笠也是上尉联络参谋，戴笠比王兆槐混得更惨，他的主要任务是在陇海路、津浦路上搜集情报，为老蒋服务。搞情报是要花钱的，戴笠并没有特别费，只靠上尉薪饷根本不够。只好靠母亲蓝月喜从家里给他寄钱。

这段时间是戴笠最为艰苦的时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跟着他的就是勤务兵贾金南，每天背着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行军床让戴笠睡，贾就睡在地上。王兆槐看了十分同情，给戴笠介绍了一家印刷厂，才算解决了住的问题。

正因为彼此是“患难之交”，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自然把王兆槐拉了进来。

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徒弟，恒社成员，因此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1935年，继吴乃宪、翁光辉之后，王兆槐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

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是特务处最早掌握的公开机构，也是对戴笠助力最大的一个单位，因此，不仅历任大队长，戴笠都派了军校“学长”去担任，还想尽办法往里头“塞”特务处的人，沈醉、程慕颐，还有后来落水当了汉奸的林之江都是最早派进去的，据沈醉回忆，最多的时候，特务处派进去十几个人。同时，对侦察大队中合乎自己要求的，戴笠一个个全拉进特务处，时间不长，几乎把侦察大队搞成特务处的分支机构。

之所以戴笠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侦察大队安插自己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淞沪警备司令是杨虎。

杨虎，1889年生，安徽宁国人。

杨虎这个人们说起来耳熟能详，但许多经历，其实并不为人熟知。

杨虎本姓胡，出身很苦，无奈家中将他送给同村杨姓人家，起名为杨德顺，以给人放牛为生。杨德顺发迹以后，为纪念本家和养父杨家，遂改名杨虎。

经种种难得的际遇，杨虎去了南方，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因其作战勇敢，又写得一手好字，于1913年成为孙的秘书兼卫士，并于同年与孙的另一位爱将蒋介石拜了把兄弟。1921年，孙中山于广州就任大总统，杨虎任大总统参军兼总统府卫队长。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在孙身边的就是杨虎，正是杨虎保护着孙中山逃上了“永丰舰”。

换句话说，没有杨虎，后边的历史不知道怎么写了。

1926年，北伐军兴，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1927年3月，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克上海，成立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就是杨虎。不久，杨虎即与陈群以及上海帮会人员制造了“四一二”政变。事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滩“三大亨”都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

此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杨仍为司令，同时，杨还兼任上海市政府保安处处长，加上他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从1927年到1937年，杨虎就是上海的土皇上。

据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回忆，早在1927年，戴笠就已经与杨虎和杜月笙拜了把子，当年的杜月笙与杨虎都是上海威风凛凛的人物，而戴笠还籍籍无名，可见戴笠与人交往确实有一套，而杜、杨二人“识人于未遇之时”，眼光也自了得。

没有杨虎的默许，戴笠不可能放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排特务，跟在自己家里似地。

另外，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是一位奇女子，对戴笠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戴笠第一时间赶到上海，会同杜月笙、杨虎等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负实际责任。书记长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八个组，王兆槐就是其中的总务组长，负责武器、粮秣的供应。

8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了一封信：“此次中日战争，固为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交，但亦为我领袖领导下革命团体生死成败之所系也。吾人在此时期，应如何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以报领袖与党国，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万望兄以身作则，立即激励所属同志，不畏难，不怕死，不分昼夜，努力工作。情报务期确实而迅速。

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后，接着就开始组织武装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不成问题，广大市民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但武器可是实打实的，谁也变不出来。

最后，杜月笙个人出资，购买了5000支“快慢机”，戴笠又从87师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就在8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信的当天下午，戴又找到王，交给他一项艰难的任务——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仓库内存放着一批武器弹药，令王不惜一切抢运到南市。

南市和仓库之间隔着黄浦江，入夜，江里的日本军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一旦被发现，全都得葬身鱼腹。

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仓库用铁锁锁着，锁环比大拇指还粗。王兆槐事先早有准备，他们用湿毛巾裹住锁环，用钢锯锯断锁环，等探照灯照来，大家马上匍匐在地上不动，这样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大门打开。仓库里，“崭新的马牌曲尺左轮手枪、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各种子弹、航空器材”堆积如山。从九点多钟，王兆槐他们一直搬到到第二天清晨四点钟，装满三条驳船，安全运回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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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与王兆槐是同期同学，而且还是拜把子兄弟，上海市民感于谢的英勇，募集了很多劳军的物资，苦于送不过去，不知是谁听说谢与王兆槐是铁哥们，于是大家把东西全送到王的家里。

王兆槐的夫人王持平并不是特务处的人，但她非常能干，于是代替王兆槐，想办法把物资全部送往四行仓库。到淞沪抗战的最后时刻，四行仓库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只剩下与王兆槐家的一条电话线，于是王持平又成了接线员，把四行仓库的情况传达给戴笠，戴笠转告有关方面后，再通过王持平转告谢晋元。直到淞沪抗战失败，王持平才奉命撤离。

此时，王兆槐还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戴笠给他5000快钱，要他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率所有重要干部离开上海，通过香港转往武汉报到。

要走了，问题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还关着四十几个准备处决的死刑犯，如何处理可犯了难。王兆槐觉得，都是中国人，如果在日本鬼子到达之前将他们处死，于心不忍。于是打开牢门，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死刑，敌人马上就到，我自作主张，把你们放了，希望你们从今以后，重新做人，不要再犯法，赶快去吧！”

犯人们感激涕零，跪了一地，给王兆槐磕头，感谢他救命之恩。

王兆槐从上海出来以后，被任命为特务处本部特务大队大队长——王兆槐相当于接替了刘乙光的工作，特务大队就是从原刘乙光的特务队升格而来的，后来特务处改为军统局，特务大队又升格为特务团。王兆槐为团长。

此次，王兆槐专门挑了12名特务，随戴笠到开封执行羁押、看守韩复榘的任务。

据张毓中回忆：“（1月11日）戴副局长走后不久，军统局王兆槐，奉戴副局长之命，率王鲁翘等干员来学校，拜会钱主任、王侍卫长和黎组长，洽谈押送韩复榘的事。等他们一接手，我们就卸下了这历史性的重任!”

从中国中学出来，王兆槐一行带着韩复榘直奔开封火车站，一列升火待发的专车早已等候多时，由汤恩伯派一个连押车。等韩复榘上车即刻出发，直奔武汉，在王兆槐早已安排好的一幢二层小楼上将韩复榘安顿下来。

就在韩复榘被送走的同时，蒋介石派陈调元与韩手下的两个军长孙桐萱、曹福林谈话，“晓以大义”，并令他们尽快赶回部队，不得使军心动摇。当夜，孙桐萱、曹福林即返回驻地。1月14日，孙、曹发出通电，誓死抗战到底。

韩复榘伏法之后，孙桐萱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沈鸿烈则接任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1月12日，军事会议继续召开。中午，老蒋与所有出席人员会餐，出任意料的是，当天安排的是西餐。据张毓中回忆，在午餐接近尾声时，老蒋站起来，“面带笑容”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所吃的西餐。是国际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完全了解西餐礼仪的人还不多，现在国际西餐宴会已很普遍，今天就有德义俄各国顾问在座。现在我请餐厅服务人员，跟大家讲解西餐常识，并作示范表演，希望大家留心的听，仔细的看。”

教大家吃完了西餐，蒋介石说：“现在我向大家报告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已于昨晚被扣押，解送武昌查办了。”

张毓中回忆，“这时领袖神情严肃，语气郑重，和刚才谈吃西餐常识时的轻松自如，完全不同。”

说着，蒋介石激动起来，他接着说：“韩复榘罪应该杀，第一，他违抗命令，擅自撤退，可杀!第二，他强缴民间枪枝，可杀！第三，贩卖鸦片，可杀！第四，擅侵邻省（河南），可杀!第五，私运财物二十多辆南下，可杀!”

张毓中回忆说，当时老蒋一口气连说十个“可杀” 其中有些因年代久远记不清了，“句句锋利，怒气腾腾，是领袖演讲中从未听过的。”

张还说：“当领袖提到韩复榘被押时，全场一片惊讶，振奋与戚叹之声四起，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及领袖厉声连说韩复榘十大罪状，和十个可杀时，大家凝神静听，全场一片肃静。突然在会场右后方有一群人（约二十人），一致起立，高举右手，齐声欢呼‘委员长万岁！’一面劈里啪啦的鼓起掌来，立刻全场跟着起立，热烈的高呼‘委员长万岁！’声音之响，震动瓦宇。”

会议的最后，老蒋以军委会名义，发布了《作战奖励办法》十条及《作战惩罚办法》十条，至此会议结束。

据李宗仁回忆，大会结束以后，老蒋又召集了一个小会，参加的人除了李宗仁、程潜以外，还有白崇禧。李回忆说，大家刚坐下，蒋就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当时程潜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李宗仁和白崇禧则“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

再说韩复榘，被押到武汉以后，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能出门，在此期间，陪伴他的一直是王兆槐。

1月19日，军法执行总监部组成军事法庭，以何应钦为审判长，由秦德纯、徐源泉等陪审。前后共开庭三次，均由王兆槐陪同出庭。期间，韩曾要求与何应钦单独谈话一次，何接见时，嘱韩复榘安心等侯法庭判决。

1月24日早晨，像往常一样，王兆槐请韩复榘下楼吃饭，当韩走到楼梯上时，执刑官从背后连发两枪，韩当场毙命，终年48岁。

1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对韩复榘的判决书：“被告韩复榘，不尽其守土之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出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牵制敌军之命令，均不遵奉；复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员长继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令，节节后退，迄鲁西济宁，后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韩复榘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被枪决，成为整个抗战期间被法办的最高级将领，与以同样衔级在抗战前线捐躯的张自忠对照，同为西北军出身的这两位高级军官，恰成两个极端。

白崇禧后来说：“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原部第三集团军在孙桐萱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在此以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阳奉阴违，经此整肃，无不遵守。惩办韩复榘是抗战期间整顿纪纲之一大事，幸赖委员长乾纲独断，杀一儆百，藉此树纲纪，因而士气振作，良心奋发，且树抗战胜利之先声，维护军中之命脉。”

韩复榘死后，初葬于鸡公山。解放以后，由其子女移葬北京万安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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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时代
1938年3月29日，也就是陈恭澍等在北平刺杀王克敏的次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自国共合作改造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迄国民党退出大陆，只召开过这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因此许多文献将这次大会简称为“临全大会”。
当时已是战时，为了保密，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于3月29日白天，在重庆象征性地搞了个开幕式，由丁惟汾代蒋介石宣读了开幕词，然后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消息，说代表没有到齐，正式开会还要等一等，云云。实际上，头天晚上，临全大会已经在武昌召开了。
按：在重庆举行临全大会的开幕式，除了保密的需要以外，尚有另一重含义。因国民党党章有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必须与国民政府所在地，是同一个地方，否则为非法。
此前，1937年11月，由于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南京危殆，国防会议于11月16日决议迁都重庆，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迁都”的效率很高，当天晚上，国府主席林森即登上了前往重庆的“永绥”舰，次日凌晨离开南京并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
行前，林森极为伤感，他对送行的人说：“今晚老夫就要离京，我这就向各位告辞了。”接着又说：“我老了，今生再回南京，不作此想了……但你们一定会抗战到底，坚持到最后胜利的。”说着，泫然涕下。
这时，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张群说：“林主席不要难过，又不是上别的地方，是上重庆啊．重庆就是重复庆祝嘛，预示着我们的胜利。”
林森一语成谶，1943年8月1日，林森因突发脑溢血在重庆逝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享年76岁。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称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自此，重庆名副其实地成为“战时首都”。
实际上，当时多数党政军机关没有直接迁到重庆，而是因战事的需要，暂时移驻武汉。因此，此后的十个月，军政重心一直在武汉，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弃守。
由于国府与“中枢”主要机构事实上的分离，为了确保临全大会大会在法理上站住脚步，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决定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在重庆举行开幕式，而将大会本身放在武汉，具体的地点就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
保密的第二个措施，是大会全部在晚间举行，一般都是下午五、六点钟入场，到夜间一、两点钟结束。这样，从29日到4月1日大会结束，4天的会议，尚称顺利。
临全大会在国民党史上、在抗战史上，都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决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些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确立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
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实行党魁制，一切事情均决于孙中山。孙逝世以后，国民党改为常委制，仅党章中保留了“总理”一节，作为对孙中山的永久纪念。
所谓常委制，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机关，而由中常会实际行使这一权力。但在事实上，由于中常会只管党务而以中政会主管政治，久而久之，中常会反而成为摆设，党内的威权逐步集中到蒋介石个人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此前，最起码在表面上，蒋主要以军事和政府工作为主，而没有确立在党内的地位。
在临全大会《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有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确规定领袖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辅弼。”
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临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汪精卫为副总裁。在临全大会《宣言》中说：“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
至此，国民党基本恢复了孙中山时期的党魁制，从此，蒋介石不论从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均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其二，取消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集中全国优秀青年于同一组织，以求国民革命新力量的集中。”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蒋自任总团长。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临全大会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最关键的表述如下：“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总裁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外交上，本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的永久和平；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的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行动。军事上，加紧军队的政治训练，使官兵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以利国策决定与推行。”
其中，“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总裁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以及“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以利国策决定与推行。”等等，对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此后不久，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汪精卫为议长，毛泽东、陈绍禹等7人代表中共成为参政员。
在临全大会上，还做出了一项决定，与前几件事相比，这个决定所涉及的事情很小，但它很重要，尤其对戴笠而言，尤其重要。尽管涉及到特务处的，仅仅是这个决定的一半，但已经足够了。
1935年5月，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下设三个处，一处为党务处，由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三处则是丁默邨的邮检处。

在临全大会上，老蒋决定，以戴笠的特务处承继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简称“军统”；原党务处则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老蒋同时规定，军统局的局长，例由军委会委员长侍一处主任担任，此时是贺耀祖，戴笠为副局长，负实际的责任。
军统局是一个中将级的架子，贺耀祖授中将，那么戴笠就只能屈就少将了。至此，当了多年“黑官”的戴笠，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义，同时也弄上了少将军衔，总算可以在领章上镶一颗金星了。
而他的副手郑介民，早在1935年任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的时候，就已经是少将了。
按：上面讲的都是实际任职的时间，如果说按国民政府公报所发表的时间算，那他们的授衔还都要晚的得多，如郑介民的陆军少将，是在1943年2月10日公布的，同一批的还有张炎元、还有参与发起复兴社的滕杰。
戴笠就更晚了，他的少将是在1945年3月8日、即抗战胜利前夕才公布的。同一批的，还有被他策反的冀东保安队的张庆余。而实际上，戴笠早在1943年就以军统局代局长的身份，挂中将军衔了。
如果以国民政府公报为标准，那么军统当中最早授将官军衔的，是曾经策反广东陆军的张君嵩，1942年1月31日授陆军少将，同一批的是冯玉祥的连襟“佩剑将军”张克侠。
对此，原军统局湖北站站长唐新评价说：“戴氏宁愿作一副贰，可以说是谦逊，亦可说是他高明处。他要蒋公知道他比别人恬澹，不计较名位。他不致太过突出，使入侧目。实际上，军统局自内至外，人人心目中，只知有一戴先生，局长为谁，是无关紧要的。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凭他个人威信，领导工作，不须藉官位以自重。在他升任代理局长以后，他的部属，亦从无人称呼他为局长。
军统时代就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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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做副局长，其实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利于摆布郑介民。
原本，在特务处时期，郑介民以副处长的身份，那是铁定的二把手。现在军统局成立了，戴笠都只当了个副局长，郑介民自然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接着做副职。于是戴笠“顺理成章”地给郑安排了一个主任秘书的位置——等于是特务处升格了，郑介民反而从“副首长”降为“幕僚长”。
不仅如此，郑介民以外，还多了个唐纵。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1922年，唐纵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入黄埔。毕业以后，唐当了几天排长，就到南京，与六期的几个同学郑锡麟、陈奠南、左曙萍等创办了一份《文化日报》。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不知道登载了什么消息，老蒋批了个“文化日报记载不确，造谣惑众，即行停刊”，没办法，只好改名为《建业日报》，还请陈立夫写了报头，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复兴社成立以后，将该报“收编”，并改名为《中国日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
1931年底，唐纵被戴笠拉进“密查组”，就此参加了戴笠的“团体”。唐在1931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到戴笠家里，谈及对时局转变的问题，大家都是疾首蹙额。戴仍然在做秘密工作，而且要扩大的努力，他要我也参加。在蒋总司令下野的时候，已得了总司令的允许，成立一组，十个人，分布各地。联络与考核各同学的行动与态度。他本要我担任书记，适其时，我在汉口，现在要我到江西去。我是立刻答应了。答应的原因，一是解决生活，二是有机会同校长接近。他要我辞了报社的事，我也愿意辞了这事。”
以上唐纵的日记，成为迄今为止所谓“十人团”的形成最直接的资料。因此，唐纵也是特务处的元老，同时，由于特务处的湖南人很多，唐纵后来逐渐成为所谓“湖南派”的领袖人物。
1932年3月底，唐纵奉戴笠之命回到南京，任特务处书记，后来又负责情报工作。
唐纵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做工作也很认真，但偏偏是这样一个人，给特务处捅了个“大娄子”。
1933年下半年，时任南京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的赵世瑞得到情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秘密集会，当时戴笠、郑介民都不在，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于是赵去请示唐。据沈醉回忆：“唐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用秘密逮捕办法来处理。当时在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
因此，在一年的“工作实录”中，唐纵说：“在此一年中，全部工作与心力，都在尽忠职务上下功夫，故能取得主官之信任，但其结果不佳，亦一憾事也。”
1936年，唐纵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1938年底回国。
与郑介民一样，唐纵也不太安于特务处的工作，因此他回国之初，本来想借机离开戴笠手下的，结果戴笠又让他主持特务处的内勤工作，前面所说的临全大会，就由唐纵为警务处特务科科长，负责大会保卫。
对此唐很不满意，但又没有办法，只好暗自埋怨：“戴把我看成对外不行、对内必须，他把我看成是生成的秘书人材，永远替他做内勤的。”
正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到唐纵面前，老蒋的侍从室第二组改组，主管军事情报，戴笠向老蒋推荐了唐纵，唐纵非常高兴，他说：“侍从室工作，是一件多荣誉的事，我当努力尽忠职守，报答委员长。”同时，唐纵也知道戴笠推荐他到老蒋身边的目的：“雨农近来感到侍从室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唐纵确是“生成的秘书人材”，在侍从室干的顺风顺水。不到半年，1939年5月，侍从室成立第六组，综合编审所有情报，唐纵被任命为第六组组长，晋升少将军衔。
唐以为从此终于可以摆脱戴笠了，再也不干令人厌烦的特务工作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1943年，老蒋一纸命令，让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
总办、会办、帮办、坐办，都是前清的称呼，一般都是在临时设置的机构中出现，多少有点类似现在的“××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中很多个相关而又不相统属的部门，“齐抓共管”某一项重要工作。请一位品级极高的官员挂名，但不一定需要视事，仅取其影响力而已，那么，这个人物，就叫总办；代替总办负责此事的，就叫会办；再次之的为帮办；具体做日常工作的，就是坐办了。
具体到军统，显然不是一个临时机构，而且戴笠的脾气唐纵很清楚，这个人从来都是独断专行，一竿子插到底，顶烦的就是别人插手军统的事情，几任挂名的军统局长，都不管戴笠的事，唐纵的这个“办”如何“帮”法，真的是很难。
思来想去，唐纵只好采取“办”而不“帮”的方式来处理此事，即还像从前一样，把自己看成戴笠的下属。凡戴开口的事，只要不是太离谱，我能办的尽量帮忙。比如唐纵负责情报工作，只要是军统的报告，唐尽可能优先处理，这样，不论什么重要的事情，老蒋最先看到的报告，总是军统报上来的，等于是不动声色地帮了戴笠的忙，几年下来，戴笠十分满意。
据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回忆：“戴特别叮嘱过我，说唐的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今后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我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不要等唐开口，应主动地去照顾他的生活。唐当时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小平房，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我每月都去他家，除了送日用品外，经常问他老婆家中缺少什么，随时派人送给她。唐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一笔现款，也是交给他老婆。”
同时，唐纵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尽可能地做到“一碗水端平”，凡外界对军统的攻击，以及不利于戴笠的评价，唐纵同样原封不动地给老蒋送去看。戴笠做得太出格的事情，他也同样会拒绝，以免遭“物议”，对此，戴笠倒是也能理解。
据沈醉回忆，某次，军统和其他单位起了冲突，彼此都想“恶人先告状”，生怕自己的报告送晚了，老蒋怪罪。由于沈醉经常给唐送礼，戴认为他在唐纵那儿有“面儿”，于是叫沈去找唐，让唐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看。
唐听了之后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
沈醉一听他这样的口气，心里很不高兴，没说什么，起身就走。这时唐纵可能也觉得有点后悔，活说得太硬了，于是又说：“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力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
沈醉说：“我回去还是原原本本把他先后所讲的话告诉了戴笠。戴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忘于江湖

与郑介民的地位下降相伴的，是原本很不起眼的毛人凤在悄然崛起。
毛人凤，原名毛善余，1898年生，浙江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村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一期肄业。
1910年，毛善余考入江山县立文溪高小，同学当中，除了戴笠，还有王蒲臣、姜绍谟、姜超岳、周念行等人。1913年，毛善余与戴笠一道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发榜时改名为毛人凤，取“人中龙凤”之意。
入学不久，戴笠因作弄“舍监”被开除，毛则顺利毕业，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黄埔军兴，毛人凤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不久即因病离校回乡。
1926年春天，毛人凤偶遇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同学戴笠，此时的戴笠正潦倒不堪，毛人凤当即告以“革命的希望在黄埔”，劝他到广州从军、干革命。此番偶遇，成就了戴笠以及毛人凤本人一生的事功。
也是在这一年，毛人凤当年在文溪高小的同学周念行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毕业回国，并参加了北伐。当北伐军攻克湖北省黄陂县以后，由周出任县长。毛人凤跟着周念行到黄陂县当了县政府的一个股长。
1929年，毛人凤当年在文溪高小的另一个同学、时任浙江省政府秘书的姜绍谟牵头成立了一个汽车公司，集资修路，聘毛人凤为文书，常驻江山县城处理日常事务。
1934年，毛人凤的弟弟毛善高报考戴笠主持的“浙警”，结果为戴直接录取进特务处，参加了“革命工作”，并改名为毛万里。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毛万里与戴笠提起自己的五哥毛人凤正在浙江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戴笠马上给毛人凤打电话，邀请他参加“团体”。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并被戴笠派到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当了一名书记，授上尉军衔。
毛人凤是一个极富心计的人，虽然他是戴笠的同学，又是戴“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但他从不以此自矜，甚至从不与人提起此事，就当与戴笠没有关系，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用现在的话说，行事极为“低调”，与同事们的相处也十分相得。
不久，毛人凤晋升为少校军衔，并被派到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任第一股股长。同年年底，西北“剿总”成立，特务处成立西北区，张毅夫为区长，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毛人凤也在此时被派到西安，在张毅夫手下工作。
前面说过，为了做杨虎城部的情报工作，戴笠通过他的朋友、湖北省会警察局长蔡孟坚结识了其时在杨虎城部工作的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并令毛人凤与向保持单线联系，孰料，通过接触，二人居然暗生情愫。后向友新被派到北平，协助毛人凤的弟弟毛万里暗杀殷汝耕未遂被捕，向以极端的智慧和不可思议的手段逃出北平。后向友新改名为向影新，并嫁给了毛人凤（去台以后，向影新又改名为向新）。
1936年春天，刘培初奉戴笠之命，到各省站进行过一次视察，当时毛人凤还在西安工作。刘对他的印象是“深藏不露，忠实努力，旧学根底甚好”，回来以后，刘培初在向戴笠的汇报中特别提到毛人凤，说毛如能在戴的身边做个秘书，“甚为理想可靠”。
在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刘培初感慨万千地说：“没想到这一吹嘘，使他（指毛人凤）在十年之后做了局长。”
1936年，毛人凤被戴笠调回南京，任特务处书记，并晋升为中校军衔。
毛森曾经评价说：“我第一次见到毛人凤，见他温文尔雅，谈吐有条有理，思虑周详，见解独到，实一最优秀之幕僚长，只欠外勤实际经验。”
加上毛为人谦恭，乐于助人，大家有事没事都愿意到他那儿坐坐，聊聊天，人缘也很好。渐渐地，在众多秘书当中，隐隐然有脱颍而出的趋势。
按：戴笠的特务处，有两个秘书室，一个是“乙”室，处理一般文件；另一个则是“甲”室，即机要室，经手的都是顶级的机密文件，王蒲臣初入特务处时，就被派到“甲”室，由此可见戴笠对他的信任。
由于有两个秘书室，所以，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相应地就需要很多很多的秘书，为戴笠处理各种不同的事物。而且，很多人初入特务处时，戴笠都让他们先到秘书室干一段时间，搞情报分析，以熟悉情况，掌握全局，再派到其他岗位去工作。
因此，大凡后来搞出名堂的特务们，几乎都有过当秘书的经历，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乔家才、刘培初，还有情报专家李叶、专门写大报告的刘启瑞、戴笠的机要秘书毛万里、特务处撤离后留守南京的钱新民、戴笠的国学“顾问”周念行、后来当了“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的郭履洲，无不如此。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例外的，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陈恭澍，从“洪公祠”一出来，就干外勤，几乎没有任何“机关工作”的经验。由于陈所受的职业训练是不完全的，因此，陈恭澍在“职业素养”上，存在着许多先天缺陷，比如纪律性不强，胆大妄为；比如唯我独尊，不能与人合作，等等，都是做一个特工人员的大忌。后来，陈恭澍领导的上海区，之所以几乎被汪伪连锅端掉。以及他自己的落水，与陈的工作经历，是有一定关联的。
当然，戴笠对陈恭澍的过于信任、以及由于这种信任而带来的无原则的迁就和纵容，同样要负很大的责任。
接着说毛人凤。
毛是1934年才到特务处的，甚至比他弟弟毛万里都晚，而且起点也很低，从“浙警”的秘书干起，到抗战开始，也仅仅弄了个中校。此时，最早加入特务处的那批人，比如“十人团”，早已牢牢地占据了各个要津，稍晚一点的，如乔家才等人，也已经独当一面了。即便戴笠再信任毛人凤、毛人凤就再是戴笠的小学同学，提升的空间也已经非常有限，因为没有位置了。
恰在此时，郑介民的自行“淡出”，给毛人凤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前面说过，从特务处一成立，郑介民就不太喜欢这个“工作”，一是感觉屈就在戴笠手下有点“冤”，二是郑确实不太喜欢当特务，总想着去做“正经八百”的军事工作，几次找老蒋申请调离，都没有得到批准。
不过，蒋介石也考虑到郑在军事情报方面，确实有其专长，于是让他兼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主管对日情报工作。后又任军事委员会第一部第二组组长，到1937年，郑介民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第三组组长，主管军事情报。这样，郑介民就有了很多借口，不到特务处去“坐班”，特务处的事，郑介民是能不管就不管，让戴笠自己去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彼此正好“两便”。
到1938年8月1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汉口广顺里正式成立，后又迁到武昌平阅路30号（这也是王兆槐临时羁押韩复榘的所在），戴笠就任副局长，郑介民被任命为主任秘书。此时的郑介民，全部精力都放在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工作上面，你戴笠爱让我当什么就当什么，反正我也不去。
郑介民不想干没关系，想干的人有的是，此后不久，戴笠顺理成章地给了毛人凤一个“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替自己主持内勤工作。
从此，毛人凤就没有离开军统局本部一步，死死地把这个重要位置抓在手里。
与唐纵一样，毛人凤也是一个“生成的秘书人才”，所有的材料，都是先送到毛这里，由他拟一个初步的处理意见，签上“以炎”的化名，然后该给戴笠的给戴笠，该交其他部门的转其他部门处理。这样几年下来，除了外勤工作没有做过，不太熟悉以外，毛人凤把军统局本部这点事搞得纯熟无比。
由于戴笠经常外出，他不在的时候，军统局的一般性事务，均由毛人凤做主，俨然成为戴笠的化身。1939年，因刺汪“失机”的陈恭澍回到重庆接受处分，第一次见到毛人凤，陈的感觉是，“那时候他（指毛人凤）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事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借着“代理主任秘书”的这个阶梯，毛人凤后来而居上，逐渐超越其他资格老得多的同僚，成为军统实际上的“内当家”，直到戴笠死后接过其衣钵。
以后的事情还很遥远，眼前，毛人凤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戴笠处理“张超事件”。

忘于江湖

张超是戴笠的一员爱将，也是特务处的元老，很早就被派到福建工作。
福建，是特务处乃至军统局的重镇，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特别多。
特务处在福建的派出机构，是从浦城开始的。
翻开地图可以看到，浦城虽然在福建，却紧邻着戴笠的老家浙江江山，因此，福建可以说是特务处的“后院”。特务处成立不久，就在浦城建立了特务处浦城直属组，派军校四期生、出生于浦城九牧乡的郑寰雄为组长。
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戴笠又建立了厦门直属组，组长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福建泉州人连谋。
按：据陈恭澍回忆，1931年底，“一二八事变”刚刚发生时，戴笠曾让他帮着往老蒋设在徐州的总司令部送过一封信，此时，正是陈刚刚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结业，还没有进“洪公祠”的时候。送信回来，戴笠问陈恭澍：“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同学？”
陈恭澍回忆说，当时他“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我介绍他们见了面。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因此，连谋的加入特务处，其实比他的“荐主”陈恭澍还要早。另外，戴笠早在1931年底就已经开始在福建预埋“棋子”，这一份预见性，也颇为不凡。
按：福建事变的平息，戴笠的特务处出力颇多，其表现之“精彩”，殊不亚于两广事变。可惜没有当事人留下更多翔实的资料。
福建事变平息以后，戴笠令厦门直属组移到省会福州，并升格为闽北站，郑寰雄仍为站长。同时将厦门直属组升格为闽南站，以连谋为站长。
为配合秘密机构的工作，此后不久，特务处又掌握了福建的几个公开机构。其中两个在福州，一个是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派军校四期生、福建人卓飞为组长。
按：福建省会警察局长是李进德，李是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亲信，陈主闽之后，派李为警察局长，李是复兴社分子，但并不听命于特务处。与其类似的，还有驻福州的宪兵四团团长吉章简，此时也还不是特务处的人。
福州的另一个公开机构，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戴笠派来做股长的，是军校六期生、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福建人邱尧勋。
闽南站那边，戴笠亲自到福建找陈仪活动，推荐了原南京警察厅厅长王固磐担任厦门市警察局长，并由连谋担任了厦门市警察局长侦缉队长。以后，又由沈觐康接替了王固磐。
按：沈觐康是福州人，其曾祖是咸、同年间的名臣沈葆桢。沈家与林则徐的林家，还有另一位晚清名臣陈宝琛的陈家，并称为福州的三大家族。这三家与福州的另一个望族萨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姻亲关系，比如沈葆桢就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觐康又娶了陈家的小姐陈露西为妻。沈觐康本人是留德回来的，专攻警政，曾在“浙警”当教官。
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是特务处在福建最初掌握的两个公开机关，闽北站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这个两个机构的掩护下开展的。
1934年，戴笠将郑寰雄、邱尧勋同时他调，派卓飞以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兼任闽北站站长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
卓飞一身兼任三职，大权在握，狂得不得了，因卓与保安处一科员卓高煊有隙，遂指使特务组的行动员将卓高煊痛打一顿，卓高煊是复兴社骨干，此事造成了特务处与复兴社的矛盾。同时，因卓飞与驻福州的宪兵四团团长吉章简也闹得很僵，于是1935年，戴笠令“军统三毛”之一的毛森，接替了卓飞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的职务。
至于闽北站站长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两个职务，则由原本就在福建工作的张超接替。
张超是福建长泰县人，肄业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与特务处的岳烛远、龚仙舫、董益三等等都是同学。张1933年加入特务处，旋即被派回家乡福建潜伏。
戴笠派张超接替卓飞，原本是想缓和特务处与当地的矛盾，没想到张超的种种行事，比卓飞更加过分，而且其矛头，直指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
陈仪，1883年生，浙江绍兴人。
陈仪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五期步科，1911年归国参加了辛亥革命， 1926年投入北伐军。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结束之后，蒋介石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
陈仪是政学系的中坚人物，同时也是“老革命”了，自视甚高，对特务处颇为不齿，从不假以辞色。加上张超不知收敛，看他做的几件事，给人的感觉，简直是故意地在与陈仪较劲。
令张、陈交恶的第一件事，是“二刘事件”。
“二刘”指的是创办福州电气公司的刘家兄弟中的刘崇伦和其侄子刘爱其。
福州电气公司是上世纪初期福建著名的民族工业企业，主业为电灯和电话业务，其全盛时期，刘家兄弟曾有“电光刘”的美称。
1937年10月19日，即抗战开始不久，张超即绑架了刘崇伦和其侄子刘爱其，并将二人杀死。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张超家偷电，被福州电气公司发现，准备处以停电的处罚，张觉得刘家是利用陈仪的权势欺负人，于是杀掉二人以泄私愤。另一种说法是张超发现刘氏叔侄二人有汉奸嫌疑，故将其二人“制裁”。
不管是什么原因，张超以其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的公开身份，并没有司法权，更无权杀人，纯属草菅人命，明摆着不把省政府当回事，自然令陈仪恼火。
这两起暗杀一出，张超在福州人的心目中成了杀人魔王的代名词。据张超的外甥、军统“临训班”林菁说，当时在福州，大家一看到张超的专用车“11号车”，“人人胆寒”。
据曾任闽北站内勤的沈逑回忆：“当时的省主席在案发后大发雷霆，但抓不到谍报股杀人的证据。……因之省政府和保安处对谍报股的活动极为不满，矛盾日深。”
“二刘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邝汉事件”。
邝汉，1906年生，广东台山人。曾任福建龙溪县政府秘书，1936年9月被任命为金门县县长。
金门县设于1914年，辖大嶝、小嶝及金门岛，县治设在金门岛。
金门，一头是日军占领的台湾，一头是福建，如果日军要在厦门登陆，必先攻取金门，其地理位置有多重要，不问可知。
然而，这么重要的战略据点，岛上居然没有一支正规的作战部队驻守，只有一些没有经过训练保安队。因此，“七七事变”之后，邝汉曾向福建省政府发电报告：“如敌来，必要时撤退大嶝。”

10月24日，日军开始进攻金门。福建省政府电邝汉：“守土有责，应与城共存亡。……如情势加紧，当固守待援，不得仓皇退却，致于重究……”
对于这个严厉的警告，邝汉没有当回事。10月26日凌晨，日军炮击金门，邝汉带上县保安队60余人及家属逃往大嶝，跟着又逃到漳州。
邝汉的弃职，引起舆论大哗，陈仪当即将邝羁押起来准备论罪。此时，据说有人曾提醒陈仪，说邝汉曾任保安处谍报股科员，有军统背景，建议陈不要自行处置，交军统处理即可。哪知不说还好，这一说好似火上浇油，早就看着军统这些人有气的陈仪勃然大怒，严令立即枪决。邝汉遂于1937年12月17日以“弃职潜逃”罪被枪毙。

杨过

下面引用由蜗牛发表的内容：

看过~

但更喜欢中央一台刚播完的<江姐>,还有一部说白洋淀的小八路如何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的故事片,一时忘了叫什么名字,只记得那些小八路很有看头,其中一个小八路是由<家有儿女>的张一山扮演,噢,对...

《小兵张嘎》~~

小玲

天啦，好长......

忘于江湖

邝汉的被杀，固属咎由自取，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原因是在此后不久的厦门战役中，守将75师师长宋天才弃城而走，导致厦门失守，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置。两相比较，显失公平，大家不免会对邝汉表现出一定的同情。
当时，厦门诗人钟文献曾写过一部纪事诗《厦门沦日百咏》，其中一首《伏诛》是这样说的：“退缩宰官理应诛，无殃丧地将雄师。赏刑失措徇偏袒，效死难求孰拯危。”钟还加了一个注解，说：“金门县长邝汉，仅仅有24名法警，退大磴办公，地失伏诛；宋天才师长将万兵，把厦门放弃不问。”
看到“民心可用“，张超又跳出来了。
福建有个《南方日报》，是由在福建工作的黄埔军校同学所创办的，于是，张超撺掇该报总编辑闵佛九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为原金门县长邝汉鸣冤》，其大意是“去年金门沦陷，县长邝汉因守土失责被枪毙，而厦门守土不力的官员却未作处理”，并指陈仪以“浙人治闽”，是在杀人立威，等等。
陈仪看了怒不可遏，当即将闵佛九免职。
这笔账，又记载了张超头上。
其实，在张超刚刚接任闽北站站长的时候，与陈仪的相处还是不错的，甚至，陈仪还对他的“才干“有所欣赏”，据曾任福建省水警总队长的余钟民回忆说，“由于他（指张超）敢作敢为，也办了几件大案，从而得到了陈仪的赏识和器重。当时张在陈仪面前，可谓红极一时。经他保荐的县长和省政府参、咨议不下二十余人。”
余钟民说，“张超为人心粗胆大，任性逞强。当他显露头角时，更加跋扈骄横，独断独行，有时连对陈仪都不买帐，这样也使陈仪不能不有所戒备和注意，对张的信任渐不如前，有所请求，也不一定如愿而偿。而张拉拢‘民军’土匪的唯一诱饵便是封宫许愿，当一旦保荐人员而未获允准时，不免心怀怨望，常因此与陈仪面争，背后则到处詈骂，日久渐由对张不满的一些人传入陈仪耳中，更引起陈对张的猜忌厌恶，这便是陈、张反目的起因。”

等到张超暗杀了黄丙丁和“二刘”之后，张、陈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只不过陈仪找不到张超杀人的证据而已，于是，陈仪想了一个办法，以抑制张超的权势。他在福建绥靖主任公署下成立了一个叫“情报处”的新单位，准备就此把军统、中统、宪兵特务等特务组织“统一”管理起来。

对陈仪此举，张超并没有意识到是冲着他来的，还满心高兴地等着当这个“情报处处长”呢！结果任命一发下来，令张大失所望——情报处处长，派了福建省警宫训练所所长胡国振。

胡国振，生于1901年，浙江东阳人。

胡国振是老资格的军统特务了，与“十人团”之一的马策是同乡。1932年底，戴笠被任命为“浙警”政治特派员，随即又掌握了浙警省会警察局，为加强对“浙警”和警察局的控制，戴笠于次年派出了一批军校同学担任“浙警”的教官，同时作为派驻警察局各分局的督察，这其中，胡国振就是浙警省会警察局总督察。

此后，胡被戴笠派到福建，担任省警宫训练所所长，同时任闽北站督察。
胡国振与张超，虽然都是军统的人，但这俩人之间，却不对付。
据余钟民说：“他（指胡国振）当时的公开职务是省警宫训练所所长，秘密职务则兼任军统闽北站的督察，负有监督闽北站内外勤工作之责。在省警官训练所内却没有设立军统工作组，因而不受闽北站指挥。戴笠对福建军统特务人事上作这样的部署，实际上是故意让他们互相监视、互相攻讦，以便于戴笠直接控制的一贯手法。可是张超竟然以站长领导地位自居，常用军统所谓‘秘密指挥公开’的组织原则，对胡发号施令，而胡也毫不买账，两人经常闹到公开互骂的地步。”

余钟民是1937年从日本回国的，旋即经戴笠找陈仪活动，派任省水警总队总队副。据余钟民回忆：“我去南京谒见戴笠吋，他给我以直属通讯员名义，发给密电本和军事委员会印电纸，要我回来秘密监视张超，并嘱暂不要与军统闽北站发生联系。我回福州后，对张超行为报过数次，并复查军统交下张超贪污案两起：一为张敲诈南台某大木商两千元：一为张在查办禁烟督察处副处长程某私卖烟土案中贪污舞弊。”

眼看着张超在福建搞得越来越不像话，戴笠感觉有必要采取组织措施了。
1937年底，戴笠令张超卸下职务，到武汉去“述职”。
同时，为加强保密工作，戴笠令闽北站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分开，不再由一人担任，谍报股股长一职交给了金颂康。
金颂康也是浙江东阳人。金是大学生出身，毕业于金陵大学，加入特务处以后被派到福建工作，此前任闽北站书记。
按：要在福建工作，有一个特殊条件，语言必须得过关，因为福建方言非常难懂，外乡人去了，不仅没法交流，且非常容易引起他人怀疑。其中，闽北方言有点特殊，比如浦城方言，就与浙江吴语比较类似，所以派到福建的特务，除了本地人以外，浙江人也比较多，就是这个原因。
接任闽北站站长的，戴笠选中了严灵峰。
说起严灵峰，此人是个奇才。
戴笠的特务处，颇多杰出人物。风高月黑、杀人越货、走低纵高、鸡鸣狗盗之徒固然有的是，能写大文章，会写个诗了、“干”了的也不少。像前面说过的梁干乔就喜欢研究《庄子》，收集了好多版本，还自己搞注释，可惜天不永年，否则成就不知如何。至于说老了以后写个回忆录什么的，那更是小菜一碟，整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那都不在话下！
但是要说军统当中的学问家、要说大师，那么非严灵峰莫属。
严灵峰，原名严明杰，生于1903年，福建连江人。
严明杰也曾信仰过共产主义，而且他是福建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年9月，共青团连江特别支部建立，严明杰就是特支书记。此后严明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曾经短时间出任共青团福州地委书记。
1925年，严明杰离开福建到苏联学习，推荐他的是恽代英，严后来回忆说：“我乃往黄埔军校，找到恽代英，并晤见萧楚女和张太雷。由恽代英向中共中央推荐，派我往苏联留学。通过当时中共青年团委书记李求实的通知，命我前往上海报到。”
同年，严明杰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按：莫斯科东方大学，全名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亦简称“东方大学”，始建于1921年。这个学校与另外一所名称类似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不是一回事，不要搞混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要晚一些，是在1925年。到1928年，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于是中山大学遂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直到1930年停办。
由于这两个学校有一定程度上的传承关系，名字又类似，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学校，其实莫斯科中山大学要出名得多。像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邓小平、蒋经国等等就更加出名。还有我们多次提到的邓文仪、郑介民等等，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当然，莫斯科东方大学也出了许多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等，还有翻译家曹靖华，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刘少奇还是在这儿从共青团员转为党员的。另外，瞿秋白曾在这个学校当翻译。
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是严明杰成为了一名托派，在这里，他还认识了日后在军统局的“同事”梁干乔，以及曾在上海站当书记的张师等等。
如前所述，1927年11月7日，梁干乔等人居然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上高呼“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等口号。这一天，基本上可以看做中国托派的起源。
对此，斯大林的回答是，将这批托派学生全部控制起来，经甄别后，有的遣送回国，有的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力，这其中，严明杰是前者、梁干乔则是后者。
只是，此时的他们，还想不到，日后，还将在不同的阵营中，两次聚首。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大批托派分子从苏联回国，逐渐与国内的托派会合一处，并慢慢地形成了几个小圈子。
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以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学生为主组成，其标志是1928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将其组织定名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并选出了“中央”机关“全国总干事会”。梁干乔就是这一派的，由于他在赴苏联学习前，就曾经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回国以后，中共中央又派他到广东海陆丰一带，协助澎湃进行农民运动，因此梁干乔在广东根基深厚，于是，“全国总干事会”派梁干乔为华南区主干事。张师则曾担任宣传部长。
次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创办地下刊物《我们的话》，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同时，《我们的话》对于托洛茨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的作用也是最大的。
再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29年春天成立，因主办有《无产者》刊物而得名“无产者派”或“无产者社”。陈独秀曾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总书记，有这样的“金字招牌”，当然，这一派最为人多势众。
第三个成立的是“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以从“我们的话”派中分离出来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为首，因其机关报为《十月》，史称这一派别为“十月社派”。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组织叫“战斗社派”，因主办机关报《战斗》而得名。“战斗社”成立于1930年7月，次年5月，“托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即在上海举行，因此“战斗社派”仅持续了不到一年。
但是，这一派当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严明杰，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改名为严灵峰。严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上海艺术大学当教授，这个学校集中了大批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分子，以至于他们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托派的“支部”。
另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多次讲到的王平一。
王平一，1905年生，山东益都县人。
王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回国，化名王鉴堂。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就是王平一带回国内的。
1931年5月，“托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势力最强，因而，统一的托派组织沿用了这个名字，以表明自己仍然是共产党中的一派。会议选举出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在大会上，“战斗社派”取得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传部的主导地位，严灵峰、赵济等成为宣传部干事。
以这次大会为标志，表明中国的托派组织形成了气候，但这个“气候”极为脆弱。这固然与当时的时局有关，但与许多托派分子的思想基础也有关系。
托洛茨基有句名言：“人类的生命是如此之美丽。让我们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彻底地从它之上洗去，而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
托洛茨基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的终极理想，可惜的是，他的中国信徒们只承继了他性格特征中对理想追求的狂热、或许还有点愤世嫉俗，而对于托洛茨基所说的“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从彻底地它之上洗去”，却没有理解到点儿上。过分地专注于与中共和斯大林的理论论争，而不是在考虑在什么样的主导思想下、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只破不立，动口而不动手，尚空谈而不去做具体的事情，本末倒置。时间长了，或遇到某种挫折，马上就是意志消退。于是，所有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幻灭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蜕变，而且蜕变到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程度。
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当中，仅军统就有五个人是托派出身，而且还都干得像模像样，这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梁干乔和张师。
在表面上，四个托派组织统一到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之下，实际上，其内部依然矛盾重重。
其中，“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梁干乔又是托洛茨基亲自接见过的两个中国托派分子之一，自认是“老大”。当时，“我们的话派”曾打算吸收陈独秀，以扩大影响，并委托刘仁静与陈“谈判”。结果条件谈得差不多了，回来一商量，梁干乔坚决反对，此事只得作罢。陈独秀气得痛骂梁干乔，刘仁静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我们的话派”，“自立门户”。
事后，梁干乔和张师又联合起来，指责“我们的话派”“全国总干事会”被“陈独秀金钱收买”，声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带走了所有相关人员的联络方式，使“我们的话派”内部联系中断。
1930年4月，“全国总干事会”召开会议，对梁、张进行谴责，令他们写检查。对此，梁、张二人坚决拒绝，5月1日，经“全国总干事会”决议，梁干乔、张师被“我们的话派”开除。
此后，梁干乔到上海办报，跟着复兴社成立，梁成为“十三太保”之一，后来进了特务处，并担任书记长，成为戴笠的得力助手之一。
张师被开除以后，一度投奔了另一个托派组织“战斗社派”。后进入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当了特务，并随调查科整体转入特务处。
中国托派中出的第三个军统特务，是谢少珊。
谢少珊，原名谢德磐，也写作谢德盘，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
1931年5月23日，刚刚成立20天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遭到了一次灭顶之灾，因叛徒告密，其“中央”被破坏，九个“执委”一下被抓了五个，只得予以改组。此后到1932年5月的一年时间中，“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接连三次改组，在最后的一次改组中，陈独秀将执委会的“书记处制”改为“常委会制”，并派年仅23岁的谢少珊为“常委秘书”。
1932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常务委员会在谢少珊家开会，因叛徒告密，徐恩增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将当天参会的“常务委员会”整个堵在谢少珊家里，唯一幸免的是没有参会的陈独秀。
当晚，未经用刑，谢少珊即主动招供，因他是“常委秘书”，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托派中央”的秘书长，因此他知道所有人的情况，结果特务来了个连锅端，不仅陈独秀、彭述之，包括王平一等托派重要干部，几乎全部被捕。
经“审判”，陈独秀、彭述之等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王平一无罪释放，谢少珊则并不在被“审判”的范围之内。
事后，谢少珊改名为谢立功，似乎是纪念自己“为国民党立了一功”的意思。
很奇怪，“托派中央”这个案子，是徐恩增所破的，但谢立功却没有加入徐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而是进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转入特务处之后，谢立功再一次改名为谢力公，并与余乐醒、汪祖华等人一起，成为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之一。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谢力公有个亲兄弟，就是协助赵理君暗杀唐绍仪的谢志磐，但是，早在谢力公“参加革命”的时候，二人就已经断绝关系了。幸亏谢志磐回到重庆不久就死了，否则，不知道这“恩断义绝”的两兄弟，在新的“阵营”里如何相处。
至于王平一，被释放以后，接着又被逮捕，随即宣布脱党。此后，王平一与张师、谢力公一样，先进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转入特务处。

忘于江湖

再说张超，卸去了福建的职务，赴武汉向戴笠“述职”。
张超此行，并不是一个人去的。据余钟民回忆：“抗战发生后，戴笠开始注意发展特务武装，先后在江，浙等地建立‘忠义救国军’，对福建的地方武力也有所注意。张超知道了戴笠的意图后很高兴。他这吋正丢了闽北站站长职，此较闲空，自信搞地方武装很有经验，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初拉了一批民军首领和失意军官如钱玉光，王懋、吴艺五，金振中、陈维远等到汉口见戴笠，颇得戴的嘉许。
福建的民军曾经很出名，以至于“福建民军”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1913年12月，以李厚基担任福建镇守使为标志，意味着北洋军阀的势力进入福建，从此开始直到1934年2月陈仪主闽之间的20年里，福建一直把持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军阀手中，有“小四川”之称。
既处乱世，必有揭竿而起之辈，这些人，良莠不齐，当然，“良”固然“良”不到哪儿去，“莠”则是肯定的，因此称之为农民起义军也好，叫做土匪也罢，都不太准确，只好称之为“民军”。由于这些民军在各自势力范围内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任何地方军阀都不可能无视其存在，而且还要加以利用。于是，福建政局的每一次动荡，都成为这些“民军”发展的良机。久而久之，“福建民军”成为了一种现象，任何人要在福建混，都不能忽视其存在。
到陈仪主闽时期，几股大的民军，已经次第平定，如陈国辉在福建事变时被十九路军枪毙，张贞部被收编。但还有许多小股民军，十分活跃。对这些民军，无外乎两个办法，要么是剿，要么收为己用，张超采取的是后者。
据余钟民回忆：“张超在特务活动中，最感兴趣的是拉拢‘民军’土匪，一方面以此在戴笠面前显示他在福建有办法，同时也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曾把福清、平潭著名海匪林荫、高诚学等人拉过来，收编成两个水警中队，林荫任水警中队长，高诚学任福清养淡工程处主任。”
余钟民提到的林荫、高诚学，都是福建民军中的风云人物。林、高是同乡，都是福建省平潭县人，其中，高诚学是大哥，生于1897年，林荫则生于1908年，是高的小兄弟，其一生的事功，都因高诚学而起。
高诚学是读书人出身，曾在福州协和神学校读书，毕业以后，在福州传教。据福建早期工运领袖陈碧笙回忆，此时，一个美国牧师对高十分欣赏，于是推荐他到北平燕京大学念农学院。
1928年，高诚学曾返回平潭，在大富村组织抗捐，并将税官蒋启修押到县城游街示众。
此次回乡，高诚学还做了一件跟他的专业有关的事情，他在北平选购了一头良种猪，送回家乡与当地土猪杂交繁殖，效果很好，当时大家把这种猪称为“诚学猪”。这件事写入了《平潭县志》，据说直到现在，福建的一些地方还有这种猪在饲养。
毕业以后，高诚学去了上海，与上海大厦大学教授张公怀、张文理和张圣才等人一起搞“人民生产党”，但没搞出什么名堂。
按：张圣才，1903年生，福建厦门人。日后也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
1933年，高诚学参加了福建事变，被陈铭枢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福清筑堤养淡督工处主任（所谓“筑堤养淡”即现在的围海造田）。
福建事变失败后，高诚学回到家乡平潭，与林荫一道组织武装，从此开始民军生涯。不久，高诚学就干出一件震惊全国的事情来。
1935年4月底，高诚学打听到涵江码头的“鹭江轮”上装有某日商的货物，即将起运至厦门，于是高、林等伙同平潭海匪张逸舟劫了这条船，将上的物资和乘客的贵重行李及现金洗劫一空，逃往厦门鼓浪屿，此时在当时曾轰动一时。陈仪闻听此事大为震怒，严令水警总队长李国典缉捕归案。
高见事情闹大，即与林荫潜逃台湾，随后设法将劫来的财物也运到台湾，准备兑换成银元后购买武器，重回平潭，东山再起。
当时的台湾还是日据时期，当局许诺免费为高提供武器，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不得用于抗日，高诚学坚决拒绝，结果台湾当局将财物扣押，不予兑换。
高在台湾待不下去了，只好跑到香港，投奔李济琛、蔡廷锴等人组织的“中华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
张超上任以后，感到高诚学可以利用，于是通过张圣才，联系上了高诚学，并亲自到香港说服高诚学。当时高正处于进退维谷之际，于是接受了福建省政府参议的名义。张超还带着高诚学面见了陈仪，高向陈大谈其在福建事变期间“围垦海堤”的情况，陈十分赞赏，当即令高任养淡工程处主任，重操旧业。
据余钟民回忆，“以后张超又跑到香港对参加过‘闽变’的人，进行分化拉拢，把葛越溪，江秀清、陈炳麟、叶大猷等一批人拉了回来。”这批人，也是通过高诚学策反的，其中，江秀清后来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
高诚学的表现，令张超非常高兴，后来经过张的保举，高诚学又被陈仪任命为福建省福安县县长。
张超的手中，掌握着一大批类似高诚学这样“民军”出身的人，比如前面提到的海匪张逸舟，此次也同张超一起来到武汉，受到了戴笠的接见。
张超的设想，包括两个步骤，即先举办一个“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基本干部，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把福建的民军组织起来，拉起一支武装部队。
张超不愧是戴笠的心腹，他的想法，与戴笠在上海搞“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路子几乎如出一辙，而且，此时，正是平、津的王天木、陈恭澍拉起“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的时候，因此戴笠听了非常高兴，令张超马上回到福建，经办此事。
据余钟民回忆：“张不久回到福州，曾对我说，戴要他负责组织民众武装，决定先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武装部队作准备。并说戴许他一个‘司令’名义，等干部训练完成吋才正式发表，言下大有失之东隅、收之桑褕的意味。张超打算把训练班设在古田水口镇，因为民军首领钱玉光在水口有‘水口王’之称，对古田、闽清一带地下土匪武装势力有一定号召力，而且钱在水口有一所大公馆可供训练班之用，但后来又说要设在建瓯。”

余钟民还说：“张超此次回来，洋洋得意，比以前更加神气十足。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崭新的小汽车，到处请人观赏。他还以办训练班为号召，进一步拉拢地方武装力量，整日与民军、土匪头目在一块花天酒地，颇引起各方面人士注目。”

张超的动作很快，通过军统局在福建的南、北两站，一下子招了100多个学生，据余钟民回忆，有庄尚德、程小春、庄毓英、张声亚、姚继重、王仁贵、陈寿团、林成基、邱成康等。另外又把郭则杰、叶大猷、金振中等人聘为政治教官。
余钟民说：“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筹办工作将届完成，张就去找陈仪商请解决训练班的装备问题，不料遭到陈拒绝。”
张超忽略了一件事，举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这件事，他又没有征得陈仪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