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作者启事





本打算一气呵成把“抗团”这个章节写完，大概三十段左右，但那样一来的话，一下就跑到四几年去了。由于1938年、1939年这两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如果现在不说，将来的许多事情，在叙述上多有不便，大家看着也费劲。因此“抗团”第一部分只好暂告一段落。

按我的计划，下面应该是“刺杀汪精卫”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要花点时间准备一下。为避免大家没的看，只好炒点冷饭，重贴修改后的一些内容（原来的一些东西，有的没有说清楚，有些又发现了新的资料，故这段一直在修改旧稿）。

从明天开始，更新修改后的“狙击王克敏”。


请大家谅解。


万千人

忘于江湖

重贴—— 狙击王克敏




让我们回到1937年7月29日。



据英国记者贝特兰在报道中说，“一早走出了东交民巷，我看见灰色的军装已经从城墙上消失。城门开着，一小群人力车在进出。接着我们拿到了报纸，已是最后一天发刊的《北平新闻》，宋(哲元)‘含泪’而去，已经退出了北平。”

7月29日一早，张自忠在外交大楼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同时宣布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石敬亭、石友三等人免职，增派张允荣、张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为委员，并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张允荣为平绥铁路局局长。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张逆自忠》、《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等新闻标题充斥着各大报章。

在张自忠，其种种举动，显然是委曲求全的意思，希望通过种种妥协，度过面前的难关，即像每次局部冲突一样，做点小让步，换取日军的撤兵，最低限度，也不要进入北平城里。

实际上不仅张自忠，由于自“九一八”以来，中日之间在华北争端频仍，造成许多人形成一种惯性思维，仍认为这只是一次局部的小“摩擦”，而没有意识到这是大战的开始。


然而，对张自忠的种种，日军并不领情。7月29日当天，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成立，日寇搬出了老政客江朝宗担任“会长”。
据时任北平武官的今井武夫回忆：“等到七月二十九日天明，我最先对北平市内巡视了一周，冀察军撤退后的北平，除去看到一些杂乱的麻包土袋等防御设施外，市内非常平静。城内虽留下了由冀察军第一百三十二师的两个团改编成的保安队，但为了维持治安并安定人心起见，我认为有必要从速组成中国方面的委员会。二十九日晨与松井特务机关长协商后，于是推荐北平市民中具有国务总理资历的元老、七十余岁高龄的江朝宗担任主席，总商会代表冷家骥，银行公会邹泉荪，自治会吕均，市政府周履安，公安局长潘毓桂担任委员，组成地方维持会，于第二天三十日即速举行了成立大会。”
江朝宗，1861年生，安徽省旌德县人。
在历史上，江朝宗以“一分钟总理”而闻名，实际上没有这么惨。1917年，“辫帅”张勋入京，“调停”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的“府院之争”，当时连内阁成员都不是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趁机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于6月24日卸任，一共当了12天。
由于日本人对张自忠采取的是不理不睬的态度，同时又涌现出大批的汉奸，随时准备发挥作用，张自忠的三个职务根本无法履行，不得已，张于8月6日住进德国医院，并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8月7日，张潜离北平。今井武夫说：“随着后来战局不断扩大，这个机构当然也就丧失了行政机能，于八月十九日白行解散，张改着便装逃亡南下，任国民政府军的师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自然消失了。”

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前后这段时间的种种，在历史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此前不久，张自忠曾率“冀察考察团”出访过一次日本，本已经惹得满城风雨，据张的侄女张廉瀛说，这个团出访日本后，都不敢经上海回国，“因为冀察考察团赴日访问没有请示蒋介石，担心到上海后，被蒋介石借故扣留。”再加上北平沦陷以后这一段时期的表现，使张自忠在当时被目为“汉奸”。

张自忠从北平逃出后，第一站是山东，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是张原来在西北军时的“袍泽”。张去见他，韩居然不见，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他见我干什么?”韩部师长、张自忠原来的下级李汉章也讽刺张：“我看你以前爱看书，你读的圣贤书都到哪里去了?”

时人对张自忠的观感，可见一斑。

其实，要想分辨张自忠是不是汉奸，或者说，张自忠想不想当汉奸，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看看一下，“七七事变”之后，凡留在京津的社会名流，基本上都落水当了汉奸，就很清楚了。

凡留下的，也包括后来回到京津的，不管他最初是怎么想的，但可以肯定，其内心深处，都把此次“七七事变”当成了自己人生的新际遇，都想在未来的新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才会留下，否则，他躲都躲不及，还会留下？

换句话说，张自忠要想当汉奸，他又何必走！既走，他就绝不是汉奸！

但不管怎么说，张自忠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确使自己陷于一种“百口莫辩”的境地。1937年9月15日，时在山东济南的张自忠曾给前线的李致中写过一封信，颇能说明其当时的心境：“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处。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此时站出来帮助张自忠的，正是他原先一直不大看得上眼的秦德纯。

据秦德纯回忆，“张于此时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我当即电呈何部长应钦，大意以我奉宋将军令偕同张自忠市长赴中央报告请罪，惟各方谣琢纷传，对张似有不利，可否前往，请电示等语。旋得复电嘱‘即同张市长来京，弟可一切负责’云云。我即将此情形面告张将军，会同赴京。”

秦陪同张赴京途中，“车到徐州站，突有学生三十余人要到车上搜查汉奸张自忠，来势颇为凶猛。我—面安排张将军暂避，一面请学生派代表四人到车上谈话，并到各房间查看，代表等未见张在车上，始下车而去。”

秦德纯还回忆了蒋介石会见张自忠时的情景，当时张说：“自忠在北方失地丧师辱国，罪有应得，请委员长严于惩办。”蒋说：“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

隔了两天，蒋再次会见张自忠，“对张慰勉有加，询问健康情形及所读书籍”。张说，“在阅读郭沫若日记。”蒋说：“应阅读有益心身的书籍，郭的日记不要阅读。”并说：“—俟你身体恢复，我决令你重回部队，俾得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并可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

秦说，在会见中，蒋“态度诚恳温和，俨如家人骨肉的亲切”。张自忠“泪流满面”地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不久，蒋介石发表张自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一场难关初步度过。

令张自忠回到前线的，是此前与张“毫不搭杠”的李宗仁 .

1937年10月，李宗仁奉老蒋召唤进京，“共谋抗战大业”。其时，正是张“出事”回京不久，正在赋闲，于是李宗仁“乃就西北军自忠的旧同事中调查张氏的为人。他们，尤其是张的旧同事黄建平，便力为辩护说，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指挥作战尤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断不会当汉奸” 。

对此，李宗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李让黄建平请张自忠来相见。李后来回忆：“孰知张君为人老实，竟不敢来，只回答说，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后经我诚恳邀请，他才来见我。”

李说：“当张氏抵达之时，简直不敢抬头。平剧中，常见犯人上堂见官，总是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对方则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我以为这不过是扮戏而已，殊不知抗战时期，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

于是李宗仁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是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毕竟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李还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晋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听到这里，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回去以后，李宗仁果然找到老蒋，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绝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

李宗仁的面子，老蒋是要给的，于是当即写了一个手令，“要张自忠即刻回至其本军中，并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张自忠赴任之前，特地来找李宗仁辞行，并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据李宗仁回忆，当时张“言出至诚，说来至为激动而凄婉。我们互道珍重而别。”

1939年，张自忠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到后来，张自忠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选择与日军决一死战，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以死来洗脱“汉奸”罪名之意。
1940年5月16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壮烈殉国，成为自抗战开始以后，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
抗战胜利以后，经冯玉祥提议，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和铁狮子胡同三条街道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沿用至今。
就在张自忠离开北平的第二天，1937年在8月8日，日寇进驻北平。当天他们还举行了“入城式”，2000余日寇自永定门入城，穿过正阳门前方的前门大街牌楼。随后，在东交民巷前的日军练兵场举行了阅兵仪式。

至此，千年的古都北平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此时，各种各样的失意政客们仿佛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有时候看那段历史，真奇怪素以讲求气节闻名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前面说了，早在7月29日，“北平市地方维持会”就成立了，但江朝宗一直躲在家里，没敢“就职”。一直到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之后才敢露面。8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对此，乔家才在回忆录中痛斥：“也只有像江朝宗那种老而不死，寡廉鲜耻的角色，才会出头来胡搞。”
相比之下，天津的高凌蔚可就比江朝宗“痛快”多了。1937年7月31日，天津沦陷的第二天， 高凌蔚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成立了“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给人的感觉，好象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高凌蔚也曾代理过国务总理，不过他比江朝宗干的时间可长多了，从1923年10月12日到1924年1月12日，整三个月呢！
有了平、津两地的“示范”效应，在华北的沦陷区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大批“维持会”，为日本人做事。
我不知道日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没有感到意外，即在被他们侵占的国家中，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主动与侵略者合作，而且是死心塌地的那种。
其实，看看当时的形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汉奸。
简单地说吧，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相比于日本，中国确实太弱小了，很多人看不到抗日的前途在哪里，既然没有前途，那还不如投机一把，分一杯“羹”。
话说回来，即便是看不到抗日的前途，毕竟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甘愿当汉奸的人，总归是少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甘堕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
当年的汉奸，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仔细分析一下，主要有四类人：
一是留日回来的，包括那些与日本有着种种瓜葛的人，如殷汝耕、如王克敏。
上世纪初，留日学生在中国政界和军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自清末的中国开始“睁开眼来看世界”之后，形成了一股留学潮，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又是当年的世界强国，大批的人到日本学习。这些人当中，自有大批的民族菁英，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形成了一批“亲日派”。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亲日派”朝哪个方向倒不问可知。所以郁达夫会说：“读书人当汉奸，应该罪加一等”。
二是失意政客，主要是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刚刚失去统治者的地位，急需找回他们的“话语权”，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不一定是日本人来，不管谁来了，只要是变了天，这些人不跳出来闹出点动静，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三是过气军阀，最典型的就是张敬尧、石友三辈。这些人的头脑中，本就没有任何民族大义可言，有奶就是娘，谁得势我就靠上谁，到什么时候也吃不了亏。
四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往往不是汉奸中的头面人物，但却是最凶残的那种，最典型的就是上海的吴四宝。这些人不但没有民族大义，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其危害反而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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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维持会”，毕竟重在“维持”，时间长了是不行的。而且，这些各地的“维持会”，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虽说都听命于日本人，但时间长了，在协调配合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急需“统合”起来。

此时，日本在华北驻军的最高长官是寺内寿一。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军方三次从关东军征调部队到华北，加入华北驻屯军，接着又从国内征调第5、第6、第10三个师团进入华北，至此，华北境内的日军猛增至近40万人。日军方遂将华北驻屯军改为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方面军司令官，下辖两个军，第一军军长即原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
1937年9月，寺内寿一命喜多诚一接管了松井太久郎的驻北平特务机关，并改为华北方面军特务部。至于参与挑起“七七事变”的松井太久郎,则被调任关东军司令部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
喜多诚一，1886年生，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36年3月任驻华使馆武官。1937年9月4日，喜多诚一任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
喜多诚一与影佐祯昭、晴气庆胤、今井武夫，当然还有老资格的土肥原贤二，都是日军中的“谋略专家”，专事分化瓦解的“政战工作”，中国大批的汉奸，尤其是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在这几个人的“牵线”之下，粉墨登场的。
——换句话说，多是被这几个人送上断头台的。
9月6日，喜多诚一接到了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本直三郎少将“关干建立华北政权”的指示：“暂建立政务执行机关，以统治现在及将来的军占领区的中国方面各机关，且尽量使之成为将来华北政权的基础。”
既然是搞“建立政权”，总得有几个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来牵头，怎么也得是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人物，比如在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一级的，才像是那么回事。
像江朝宗、高凌蔚之流，形同儿戏般地当过一天半天“总理”的，肯定不行，民众的认可度太低，会坍了“新政权”的台面。
不过，到这个时候了，基本上，当年有头有脸的老“政治家”们，多已凋零。此时还在平津的，只有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等三数人，大体符合日本人的“条件”。
据曹汝霖回忆：“那时北京城内，风风雨雨，谣言满天飞。有说吴佩孚与土肥原条件讲好，即将出任主席。有说殷汝耕可能升格，当临时政府主席。又有说靳云鹏亦有意出来当此席。”
据今井武夫回忆，他在1937年年初就与靳云鹏有联系。今井说：“靳前一年秋天应蒋介石的邀请南下，并接受了要他努力打开当时在华北非常危急的日华关系的委托。他的想法是，要避开当时成为难题的政治经济问题，先从文化提携入手来改善两国的全面关系。他也曾把这个心意告诉过我，并要求我协助。他自己就这样开始了热心的活动。为此，我们曾相誓共同努力，而且已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时机看来已渐趋成熟，同时周围的形势也不容许再拖延了。于是靳就在五月十一日亲自来到北平，在棉花胡同他的家里和我进行细谈。”
今井说，当时靳云鹏的想法是这样的：“他想先取得蒋介石的承认之后，要使华北各地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人也在这个运动里和他采取同一步调，因此他借了佛教密宗会会长的公事这一表面理由，于六月底从天津出发，先到山东省作短期旅行，等待前往南方的时机。”
正在“等待时机”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靳也没能见成蒋介石，于是直接从山东回了天津。
下一个是吴佩孚，喜多诚一和他手下的总务课课长根本博都曾经与吴佩孚接触过，吴表示：“设无各国承认之国民政府与真正人民拥戴，我绝不出就任何名义。在过去，我曾反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但我不反对中国人，现在蒋委员长与其领导之国民党，为中国人做事争气，故我决不反对。”
寺内寿一曾打算与吴佩孚当面谈谈，亦被吴婉言谢绝。
现在只剩下曹汝霖了。
曹本就是“五四”的惊弓之鸟，当年宅子都给烧了，还差点挨了打，怎么还会出来趟这个浑水！
曹汝霖在回忆中曾提及高凌蔚、江朝宗二人，言语间颇为不齿：“日本人物色到这两大人物为会长，真属不易。而江高两人，以前任高官，不惜降格供人利用，抑何若是之无耻也。”并讽刺说：“江之子某，为市政府财政处处长，大发其财，父子同恶相济，总算名利双收。”
据曹汝霖回忆，某日，有一个“像军人，但没穿军服”的日本人曾找过他，看名片是“兴亚院”某部长，对曹说：“你们孙中山先生过日本时演说，主张大东亚主义。这主义应由我们两国领导，才可安定东亚。”并说：“我们这次极愿与贵国向来主张两国亲善的人合作，实行孙中山大东亚主义。”
曹说：“我没有见过孙中山，但听说他的大东亚主义，先要自由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像你们现在之行动，想以武力征服中国，怎能平等自由?怎能说是孙中山的主义?”
对方见“语不投机，即告辞而去。”
下一个来劝降的是土肥原贤二，他说，“京津维持会，仅属一时性质，不能有所作为。现在我们决定要设立华北临时政府，拟请您出来担任主席。日本军不日南下，若得了南京，即成为正式政府，主席即是大总统了。我们都知道您是向来主张两国亲善的，现在两国亲善的日子到了。您多少年来，受了多少的鸟气，现在正是您吐气扬眉的时候了。”
土肥原贤二不愧是“谋略专家”，挺会说话的，尤其是“您多少年来，受了多少的鸟气”这一句，不知是土肥原的原话，还是曹汝霖根据他说话的语气记录的，应该是正说到了曹的心坎上。
曹说：“不错，我是向来主张中日亲善的。但你们这样搞法，怎能讲亲善?”
对此，土肥原说：“因为南京政府反日，所以不能讲亲善，以后北京立了临时政府即不同了。”
曹说：“彼此要讲亲善，只要彼此有诚意，不论哪个政府都可以做到，不必要另立政权。但你们要如何主张，是你们的事，我不便多说。至于我呢，自从先父去世以来，现在只有八旬老母，她因为我搞政治关系，把老父的命送掉，她恐怕我再搞政治，时时对我垂涕而道。我已对老母言，誓不再入政界。我与段祺瑞先生的关系，你应知道的。他当执政时，我也没有出来，这是明证。且我有肾脏病，时发时愈，像这样多病之身，更何能当此重任?多谢你的好意，我是不能干的，请你们另请贤能吧。”
土肥原继续说：“看您精神很好，不像有病的人，且正当盛年，是为国服务之时，不能以家事而不管国事。”
曹汝霖说，“您在北方有年，您总见过人家在新年陈设的唐花吧。像牡丹、海棠之类，都是颜色鲜明，但一出屋外，受了寒冷，即枯萎了。我的身体亦是这样，若无事休养，还可过去。倘若出来担任重任，不久即将倒下。这只有我自己明白，他人何能知道?还请原谅。”
土肥原没有说动曹汝霖，喜多诚一只好亲自出马。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喜多骏一”，曹对喜多评价为：“这人虽属军人，然尚文雅，我见过几次，觉得尚诚实，没有嚣张之气。”
喜多说：“您跟土肥原君谈话，我都知道。我想您恐怕与军方磨擦，不好办事，故不肯出来。这层可不必顾虑，不久我将转任为联络官，若军方与临时政府有磨擦，我可在中间调和，请您放心。”
曹答道：“我不是顾虑这些，您若愿听，我可以心中之言相告。中日两国，从地理上历史上关系的密切，自应互相亲善提携，我向抱此愿望，惜才力不足应付，终至失败，反被人骂我亲日卖国，但我于心无愧，并不因此灰心。今两国不幸兵戎相见，到此地步，我实在痛心。您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决不能以武力屈服，以我的观察，日本决不能以强力并吞中国，中国亦决不能以武力抵抗日本。日本若想武力征服，中国恐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于日本有何益处，徒得了侵略之名，为各国齿冷。我想彼此迟早终有悔悟之日，言归于好。我以为临时政府之设立，似无必要。但这是你们的事，我不能置喙。若论主席，应以没有色彩超然之人为宜。万一局面有变，尚可发生作用，不必以亲日之人为限。这是我中心之言，不是徒托空言，亦不是含有恶意，希望您谅解。”
在这里，曹汝霖所说的“中华民族决不能以武力屈服，以我的观察，日本决不能以强力并吞中国，中国亦决不能以武力抵抗日本。日本若想武力征服，中国恐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这一句话，应该说是极有见地的看法，但不知是曹汝霖当时就这样想的，还是在写回忆录时追述的。
喜多听了曹汝霖的长篇大论之后，“频频点头，似有会意，只说领教了，可惜已晚了。遂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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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有个日本朋友，叫中江丑吉，其父中江兆民是明治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日文版的《社会契约论》就是他翻译的，故有“日本卢梭”之称。曹汝霖在日本留学时，就住在中江兆民家里。并与中江丑吉成了朋友。

中江丑吉从东京大学法科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工作，先在大连，后到了北京，就住在曹汝霖家中。
1919年5月4日，愤怒的学生来到曹家找曹汝霖“算账”，曹机警地躲开。结果学生们把恰在曹家的章宗祥误为曹汝霖，将其痛打一顿。当时中江丑吉还从旁力劝，并助章走脱，结果也被打伤。事后章的夫人曾说，当时若非中江丑吉挺身而出，章宗祥一定会被打死。
中江丑吉也是个学问家，专研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于《尚书》、《春秋》都有精深的造诣。
据曹回忆，中江丑吉听说日本人在做曹汝霖的工作，特地从北京到天津来找他：“听说日本军部方面已定设立华北临时政府，要请君为主席，君意怎样?”
曹汝霖说：“土肥原及喜多都已来劝过，我已决绝坚辞。”
据曹汝霖回忆，中江听了，当即起立，对他鞠躬，并说：“我来即是问君主意。君决意不就，好极了，我也放心了。”
跟着中江又说：“君若出来，自信能为百姓谋福祉，为两国谋和平，即拼此老命，也还值得。不然的话，还是保全晚节吧。”
曹汝霖后来回忆说：“日本人劝我不当伪主席者，惟中江一人而已。”
至此，日寇只能放弃原有的想法，退而求其次了，他们想到了老牌的亲日分子王克敏。
王克敏，字叔鲁，生于1879年，浙江杭州人。
王克敏是前清举人，清末曾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等，回国后任职于前清外交部。进入民国后转入银行界，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出任中国银行总裁等，并以此为契机进入政界，成为财政官僚，三度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
1931年，王克敏任北平财务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以后，王任委员兼财务处主任，1935年曾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王任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
看王克敏的照片，其外貌令人望而生厌，毫无政治家的风范，骨瘦如柴不说，整天佝偻着身体，像个晒干的大号虾皮。由于两眼畏光，王克敏终日戴着个黑眼睛，人称“王瞎子”。
实际上，这是老了以后，看王克敏年轻时的照片，模样还是比较周正的。
这时王克敏正在香港，喜多诚一派“黑龙会”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与王克敏接洽，并陪着他去了一趟日本，敲定了卖国求荣的一系列细节内容。
按：“黑龙会”是日本最早的黑社会之一，最初以谋取中国的黑龙江为目标，故名“黑龙会”。其头目，先是头山满，后是内田良平。
黑龙会的宗旨既是谋取中国的东三省，自然首先要推翻清政府，在这个大前提下，黑龙会曾与孙中山有过密切的合作。
内田良平早就认识孙中山，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这个会就是在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内田良平本人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开会的地点则是黑龙会的另一个头目头山满提供的。
山本荣治并不是军人，而是一个不法商人，很早就来到中国，结交了三教九流的人物，成了一个“中国通”。
1937年12月7日，王克敏回到北平，准备“出山”当汉奸了。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后闻王叔鲁在大连已与日本关东军接洽妥了，这问题就告一段落。”
王克敏到了北平，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曹汝霖。
曹与王早就相熟，还在前清的时候，曹当外务部侍郎，王是直隶交涉使，那会儿是上下级关系。再往后，俩人都进入银行界，分别当交通银行总理和中国银行总理，慢慢就熟了，也可以说是成了朋友，所以曹很了解王克敏。据曹说，王克敏“出身富家，乃翁子展先生，曾任广东某道，故他能讲粤语。他曾任黄膺白政整会总务厅长，记性特强，能背记簿记数目字，为宋子文激赏。”
按：“黄膺白”，即黄郛。“政整会”，即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王说：“日本方面很盼望您担任临时政府主席，您该知道，我是为您来铺路的。”

曹汝霖说：“您看我这样的病夫能当主席吗?土肥原和喜多都来过了，我已坚决表示不干，我想他们应该明白了解了。我们不必再谈这些，言归正传，请您把在大连的经过告诉我听听。”

曹汝霖很清楚，实际上，王克敏非常想出来干这个“临时政府”，而且他背后早就跟日本人都说好了。但曹的资历又使得王有所忌惮，因此特地来家里，其实就是想让曹汝霖当着面说一句“我不干，你来干”而已，因此他很干脆地结束了话题，扯到其他事情上去。

于是，王克敏对曹汝霖介绍了他与日本人“谈判”的经过，王说：“他们（指日本人）先在华北另立一政权，要我出来担任主席，一切到福冈再说。即预备飞机，接我到福冈去，与东京军部的人见面商量。到了福冈，东京军部方面的人已先到等我了，即说，华北设立临时政府，我们既已定议，我们希望君或曹君出来担任主席。曹君已由北京方面接洽过，因身体不好，不肯担任。请君到了北京，再与曹君接洽，最好能合作。一切事情，由北京军部方面与君商谈好了。我即告他们，要在北京立临时政府，必先取消冀东政权。其余的事，到北京再商。我与曹君久未通信，不知他的意见如何，见面再说。我又说，若设立政府，总要像一个政府才能发号施令，军方不能事事干涉，方可办事，他们也同意。我即来北京，这即是经过的情形。”

王克敏很清楚日本人的第一选择是曹汝霖，曹不干，才轮得着他，因此王再次对曹说：“他们对您未必就此死了心。”

曹汝霖听了王克敏的话，帮他分析日本人的心态：“您说要像一个政府，不能事事干涉，这是最扼要的话。他们既表示同意，很好。但只是一句口头话，又没字据，且日军方面人又多，这人这样说，他人未必这样说。日本人说话，向来不可尽信的。他们要你上台，什么都好说；上了台之后，即不是那么好说；这是您亦知道的。况临时政府，是在军司令部之下；虽不属于军司令部，您想那军司令能听命于临时政府?”

这时王再次说：“我又不会说日本话，日本情形又没有您熟悉，所以希望您出来合作。您如出来，我愿以主席让您，我另担任一部，共同合作。”

曹汝霖很简单又很决绝地说：“这话不必再提了。我因老母在堂，不能离开这里。”

同时，曹汝霖又提醒王克敏：“我能帮您忙的地方，我一定帮忙。但我若见了不顺眼的事，我也要替沦陷的人尽我的微力，那时也要请您帮我的忙。事已如此，您是有手段的，总可相机应付。老实说，这政府说不到有什么主张，能为沦陷区人民尽一分力，使人民少受一分苦即很好了。”

“这政府说不到有什么主张，能为沦陷区人民尽一分力，使人民少受一分苦即很好了。”曹汝霖的话说到这里，笔者倒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曹的确是这么的，对王克敏而言，倒不失为一句十分“剀切”的劝诫——既然不得不做坏事，那就尽可能也做点好事，既是为人、也是为己。

回过头来看，八年抗战，大小汉奸不计其数，但几乎每一个汉奸都曾经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程度上做过“好事”。特别是那些“顶级”汉奸，每个人在法庭上都能拿出厚厚一叠申诉书，证明自己为沦陷区的老百姓免于“涂炭”做过多大的贡献，而且一查还是真的，有人可以证明。

这不奇怪，谁不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呢，而且越是大汉奸，他做好事的“余地”就越大，因为他有权力嘛。

听了曹汝霖的话，王克敏“慨然”道：“我的脾气，您亦知道的，我王某亦不是肯听日人指挥的人。这局戏不知如何唱法，过一天，算一天，不久拆班亦未可知。但由日本军人胡天胡地的搅下去，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有一个政府在旁看着，总比他们胡搅好一点。我哪敢说为百姓解除痛苦，我亦像您说的尽一分力罢，只好做到哪是哪里。”
曹汝霖说：“对了，这个临时政府只要能为人民尽一分力，即算已有交代，不必说有什么主张。为人民尽一分责任，即是为国家保存一分元气，这是为自己的良心，不是为日本人服务，更不是为图富贵。我们到底是好朋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盼望你这样干，亦可对得住良心，对得住国家。”

王克敏很高兴地说：“今天说得很痛快，真是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您在养病，不应过分兴奋，我先告辞，过日再谈。”

事后，曹汝霖评价说：“（王克敏）喜赌博，好挥霍，致景况日窘。此次出来，亦为贫而仕，未必为附日。可见安贫守己，亦不是容易的事。”

1937年12月14日，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字起得极为可气，因为它与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名字完全一样！
后世史家为了避免叙事上的混淆，往往加一个定语，称中山先生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对王克敏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称其为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许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伪府的成立，怎么会定在12月14日这么个日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再等几天，到1938年元旦的时候不好么？再急也不差这半个月啊。
实际上，按王克敏的原意，确实是打算着把新“政府”放在1938年1月1日“开张”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他的“部署”——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日本方面认为，趁着中国首都的陷落，新“政府”紧接着第二天登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表现出“连续性”，同时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打击”，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令王克敏于第二天将新“政府”挂牌。
据曹汝霖回忆，1937年12月13日，喜多诚一还在天津利顺德饭店摆了一桌饭，请的客人，除曹汝霖外，还有靳云鹏、陆宗舆、齐燮元、朱深、王揖唐、龚心湛等等。
这其中，靳云鹏、陆宗舆，大家很熟悉；齐燮元、朱深、王揖唐，大家就更熟悉；只有龚心湛稍微生疏一些，其实他也曾短时间代理过北洋的总理。
喜多请客，自然是有目的的，他要请赴宴的各位大佬，都要出席第二天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权”的“开业典礼”。喜多说：“日军此次行动，出于不得已，以后成立政府，希望速成和平，两国恢复亲善，一致反共。”
喜多接着说：“诸君为华北负有重望之人，务请多加指教，共同协力。”
据曹汝霖回忆，当场明确表示不肯去北平的，有他本人、陆宗舆，还有龚心湛等三人。靳云鹏则说：“你们把我家乡山东搞到如此之糟，叫我有何面目跟你们协力?”
齐燮元、朱深、王揖唐，则没有辜负喜多的“厚望”。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成立，由于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家元首”，以“行政委员会”负实际的责任，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
头天晚上与喜多吃饭的几个人当中，军人出身的齐燮元当了“治安部”总长，要实权的王揖唐捞了个“赈济部”总长，老资格的司法行政专家朱深则依然干他的本行，当了“司法部”总长。
由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头头脑脑们均为北洋余孽，遂决定恢复已于1928年废止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北洋时代的“卿云歌”为“国歌”，同时决定改北平为北京，并作为“首都”。其实，此时的“临时政府”辖区，不过平、津两市以及北平附近的几个县而已。
日后，殷汝耕的“冀东”伪府被并入，又加上相继沦陷的省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全盛”时期，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及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
因应伪府的成立，日寇军方也做了相应调整，华北方面军总司令部着手迁往北平铁狮子胡同，司令部所辖特务部，改为联络部，仍以喜多诚一为部长，常驻北平，对伪府起指导作用。
12月14日，伪府“开业典礼”之后，由王克敏率全部文武官员到天津“谒见”寺内寿一，这是“新政权”开张的最后一个步骤，意思是对寺内的“襄助”表示感谢。至此，伪府的成立就算“礼成”了。
据曹汝霖回忆，“谒见”之后，王揖唐和伪府“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就来家里看他，当时曹讽刺他们说：“觐见完毕了？”
对此，王揖唐假装没听出来，说：“因北京总司令部尚未修理好，寺内总司令在津，不过是仪礼式的访问罢了。”
汤尔和则很生气，“怒容满面”地说：“我们这次本是入地狱，你爱惜羽毛，不肯合作，还说这些风凉话，岂有此理?”
曹汝霖则说：“我的羽毛早已给人拔光了，哪里还有羽毛可惜!”
曹汝霖这话是话里有话，“五四运动”发生时，汤正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并因而去职。所以曹说：“他（指汤尔和）听了心里明白，因他与五四运动亦有关系。”
此后，根据日方的要求，伪府给曹汝霖和吴佩孚各安了一个“顾问”的头衔，每月发给1000元，曹汝霖回忆说：“余想中国顾问，都是有名无实，不若日本最高顾问，真要办事，若再不干，怕要闹僵，遂应允。”
所以，抗战胜利以后清算汉奸，最初连曹汝霖一块抓了，不是没有原因的。
王克敏欣欣然地当上了汉奸，陈恭澍的“买卖”又来了。

忘于江湖

1938年1月，戴笠电令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剋日赴平，对王克敏、汪时暻二逆予以制裁。”
按：汪时暻，字翊唐，1887年生，安徽旌德人，与前面说到的老汉奸江朝宗是同乡。
汪时暻也是一个财税官僚，1916年冬，汪时暻入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第二期留学，与王芃生和殷同是同期同学。汪时暻毕业后回国，曾任中国银行武汉分行经理、沈阳分行经理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汪时暻任伪“财政总署”署长。
基本上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日寇就开始筹备建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委托日本经济顾问阪谷希一经理此事。最初，按阪谷的本意，这个银行，最好请曹汝霖“出山”才够意思。
曹汝霖连“国家元首”都不当，怎么会出来搞银行。正好汪时暻到日本军方托人，想当这个经理，但是阪谷嫌汪资历浅，怕他上来没有“号召力”。于是曹汝霖对阪谷说：“汪君本银行出身，在中国银行担任经理多年，经验丰富。现长财政，兼了银行总裁，财政金融，联络一气，最为合宜。”
后来军方也对阪谷说“曹君不肯就，即让汪时璟干好了”。于是，1938年1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以汪时暻为总经理，并发行“联银券”。
据曹汝霖回忆：“有一天晚上，我去看叔鲁，正与叔鲁聊天时，汪翊唐(时璟字)来了，神气很得意，向叔鲁伸了两指说，报告委员长，联银券已发行到两亿了。叔鲁听了，即大声说，你是来表功吗?这种滥纸，少发一张，即为百姓少受一张的痛苦，我正设法筹划增加发行准备，你亦应有点打算，不要一味讨好他们，这是你的责任。翊唐本来表功，想不到反受了一顿埋怨，遂无精打采，连称是是而退。”
由此可见，汪是一个经济汉奸，其危害不在王克敏之下，故亦被列为陈恭澍的“制裁”之列。
这事也怪了，陈恭澍在北平的时候，天天办天津的案子，这会儿到到天津上班去了，又一趟一趟地往北平跑，办北平的案子——特务处没人了是怎么着，就显着你能了？
北平沦陷的时候，王天木、乔家才等还在北平。然而，此时他们都已离开，北平区又是一番新天地了。
乔家才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北平沦陷之初的一些情况。
7月29日一大早，北平第一站站长乔家才像以往一样，骑着自行车到区部去“上班”。区部在东单，北平区区长王天木约了乔家才谈事。
当天是个好天气，乔家才说，“晨光微曦，空气清爽，早上的太阳红得像一只火球，缓慢地从城垛爬上来”。

上了大街，乔家才发现气氛不对，街上聚集了很多的人，仨一群、俩一伙，聚在一起嘀嘀咕咕，脸上的表情十分紧张，还有些人愁眉苦脸，“好像大祸已经临头”。

一打听，乔家才方知29军主力已经撤离，北平成为一座空城，日本人很快就要成为北平的主宰。

乔很着急，赶快跑到区部，到了一看，王天木不在，只有两个工友，慌慌张张地在搬家具，堆得一世界都是，一问，原来区部已经搬到西单去了。这个王天木也真是，都这会儿了，你忙着搬什么家呀！

乔家才不打算再去找王天木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局，任何人都会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样应付新的环境。任何人都急于了解真实情况，希望获得精神上的安慰。我必须立刻去做一件事，去看每一位外勤同志。”

当天，乔家才走访了属下的全部40多个外勤，对他们说：“我们不是常常谈到，迟早会有今天这种局面出现么？所以今天的变局，对于我们并不陌生，值不得大惊小怪。还有，我们头上并没有可这中央工作人员的字样，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看穿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尽可以大大方方，照常活动，不必恐惧什么。

“过去我们坚守工作原则，不敢有丝毫疏忽，暴露身份，就是准备迎接今天这种局面的来临。我很高兴在这个大时代中，有机会和你一块儿在北平工作。我们今天的工作，将比以往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应付目前的变局，必须沉得住气，千万不可张皇失措。因此，我想到一件很小，但又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搬家。因为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越久，嫌疑也就越小。日本人占据北平以后，绝对没有力量同时调查北平市的一百万居民，加入他们着手调查，也只能放弃大多数的居民，而集中力量调查极少数有嫌疑的人，这极少数的人，也许就是北平变色以后，新移动的户口。所以现在搬家，最不合宜。”

至此，特务处在北平的活动，彻底从“秘密工作”转为“地下工作”。早先，他们虽然执行的也是秘密任务，但毕竟置身于中国的地盘，一旦暴露身份，调往他处即可；即便是在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亮明身份，告知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俾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谅解。所谓保密，更多的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如今不同了，北平、天津均已沦陷，大家都从“秘密工作者”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潜伏者”。一旦暴露了，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那是要出人命的，必须加倍小心。所以，现在的保密，更多的是性命攸关，不是玩的。
日军进城以后，在北平成立了日本宪兵队，本部就设在沙滩“红楼”，在各区也成立了分支机构。乔家才说：“敌人宪兵队经常实施突击检查，在重要的街道路口搜查行人。假如你的态度略现慌张，他们会从你的头顶一直摸搜到脚底。如果你的表情更为可疑，准会把你带到宪兵队，灌你几桶凉水，揍你一顿皮鞭”。
乔家才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工作方式的改变：
“往常我同同志们见面，为了时间经济，大部分在公园的各个角落，或者约定在咖啡馆里。现在公园里散布着敌人的眼线，咖啡馆和餐馆的侍者大部份接受了敌人的训练，已经替敌人工作，所以这些场所不再适宜于接头和谈话了。我觉得马路上碰头不会为人注意，而且彼此还可以留神有没有人跟踪。所以我们接头改在马路上，按照预定的时间和方向，走向预定的地点，碰面以后，边走边谈，或者偕往说话方便的地方。我们同志们约会，一向遵守时间，从来没有先后差过五分钟。在这非常时期，非常地区，遵守时间的习惯，对我们更有帮助”。
“在先前我们的交通人员很少注意掩护职业，都是为了交通而交通。现在环境变了，越变越恶劣。我们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大意。因此，选定了一位最忠实，最能吃苦，不为四邻所怀疑的卢同志做小贩，给他五十元钱做资本，为他做了一辆两轮小推车，沿街兜售糖果瓜子饼干一类的食品。他每天经过一定的路线，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接受某一位同志的报告，最后用这些报告纸张包上各样食物，交给内交通，带回机关里。如此接头，就不会为人所注意。”

乔家才说：“为了应付环境，为了适合需要，我们的技术和方式也在改变。穷则变，变则通，只要能变，就能存在，敌人就奈何不了我们。”

乔家才所说的“我们的技术和方式也在改变”，不仅是工作方式，还包括生活方式。1937年9月，乔家才的二女儿出生，乔说：“原先请好的助产士，因为敌人常常在白天断绝交通，夜间又禁止通行，恐怕耽误事，事先就辞退了。到了生产的时候，只好临时在附近找人，谁知讲来的那位广东女人，生手生足，几乎要出乱子。不得已只好自己动手帮忙，居然平安地生下来。人到不得已的时候，没有什么能不能，懂不懂了。”

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凌晨，乔还没有起床，突然有人敲门，把乔家才两口子吓了一大跳，以为是日本宪兵队来抓人的，尤其是乔的太太，吓得“脸上的苍白颜色，好久还转不过来”。
按：1935年春天，乔家才在太原工作，那时的山西，还没有归顺“中央”，是阎锡山的独立王国，结果乔被抓走。当时乔的大姨子生病恰好住在乔家养病，因受到惊吓，事后不几天就死了，这件事使乔的太太受到了极大刺激。
乔家才说：“对于一个女人，这种打击太惨酷了。当自己的丈夫活活被人捉走，情感最深的同胞姐姐又于此时死去，而自己被两名宪兵监视着，跟进跟出。事后余悸犹存，一合上眼皮，不是看见他的姐姐，就是看见宪兵，要不然就是看见我被人家杀死，满身血淋淋的，非常可怕。一直等她来到北平以后，才把过去的事情慢慢忘掉，可是一听到门铃响，心总会蹦跳的。”
乔家才不知道，他的太太日后所受的苦难，还远不止此。
乔开门一看，“进来的不是日本宪兵，而是我的上级负责人王天木先生”。
王天木一开口就说：“不好了！”乔当时就想肯定出什么大事了，有可能是谁暴露了甚至被抓了，因为王直接到家里来找他，是严重违反工作纪律的，既来，必有大事。
王开门见山：“昨天晚上给上级发了一份联名的电报，要求撤退到天津租界。事后想来，这是临阵脱逃，要杀头的。”
按：“七七事变”之后，戴笠下令各地区、站、组等外勤单位，一律不得因所在城市沦陷而擅自撤离，必须继续潜伏，否则军法从事。
乔听了，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就说：“再发一份电报，更正一下，不就好了吗?”
王天木说：“你要知道，我手头没有密电本子，想借用你的密码本子发一份电报。”

乔又问：“你究竟用那些人的名义发出那份电报?”

王天木说：“第一是我，第二是你，其次是（吴）安之、（陈）资一、（毛）万里。”

乔一听就急了：“你们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列进去呢?”

按：乔家才的反应不是偶然的，他跟王天木之间早就有“茬”，王天木曾告过乔的状。

据乔回忆，那是“七七事变”之后没几天的事，周世光来找他，给他看一封“控告信”，乔说，那是“一张十行纸，上面粘着拼在一起的十行纸字条，是王天木先生具名的报告，有王先生的亲笔顶批。内云是控告我三大罪状。”

乔家才说，这三大罪状，除了说他“脾气不好”属实以外，别的都是“莫须有”。周世光对乔家才说：“这张报告撕碎了扔在痰盂里，区里有位工作同志，对这件事颇为不平，所以捡起来洗净交给他。”周世光还劝乔家才要防止“被人暗算，不可太大意”。

王天木看乔家才急了，赶紧解释说：“所以我要同你商量，我重发一个紧急的电报，建议把不必要的人移到天津，我们仍然留在北平，你觉怎样？”

乔家才说：“好，除非中央调走我，否则我绝不会请求离开这里的。一个革命军人怕死，那是耻辱，请你拟稿吧！我负责替你译发好了。”


乔家才做得是对的，此后不久，保定站站长侯化民就因逃跑被枪毙了。
“七七事变”以后，保定成为军事重镇，于是戴笠连续给保定站站长侯化民发了两封电报：强调“保定为军事重心，该处工作务希加紧推动，消息务求灵通而确实，并希将所得情况，随即以限即到电牯岭，以便就近转呈委座。”
问题是侯化民的公开身份本就是军人，大家都认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不具备潜伏工作的条件。9月24日保定沦陷，侯化民随着29军一起撤离，事前也没有向戴笠请示。
戴笠说到做到，毫不犹豫地以“临阵脱逃”罪将侯化民枪决，侯成为抗战开始以来特务处第一个因逃跑被枪毙的高级干部，比老蒋枪毙韩复榘还要早。
对此，乔家才评论说：“以后八年抗战，军统局的同志，能死守岗位，从事工作，也许就是侯化民牺牲的代价。”

然而，“中央”的调令，终究还是来了，1938年2月底，戴笠电令乔家才将工作交给周世光，立刻赴湖南长沙特务处临时本部报到。

3月7日，平、津两地几乎所有人员在王府大街锡拉胡同的“雨花台饭庄”摆了一顿大酒，给乔家才饯行。

按说，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这种聚会是绝对禁止的，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此前，平、津两地已经多次出现这种“违规操作”，今后，还将继续出现。

在整个抗战期间，军统在平、津的组织多次被日伪连锅“端”掉，直到最终彻底荡平，个中缘由，生存环境恶劣自是首要因素，但其几任负责人在工作纪律上的不严谨也是重要原因。

据乔家才回忆，当天的饭吃得很热闹：“陈恭澍兄带来两瓶外国的陈年葡萄酒，那天酒吃的真不少，吃完葡萄酒，又要了四斤花雕。最后万里大嫂要敬我酒，我要求以三对一对饮，我吃了九碗，她只吃了三碗，已经快要酩酊大醉了。我们是多年的患难朋友，这种宴会不同于普通酬酢，所以安之、资一、汉三、世光、恭澍和万里诸兄都吃了不少的酒。那天晚上，敌人防空演习，灯火交通都受管制，一直等到十点半钟才离开雨花台。”

第二天一早，乔家才离家，准备经天津坐船南下道上海，再辗转赴湖南。临行，乔的太太要送他到车站，乔不同意，因为“像车站这类地方最为复杂，是非最多，一不小心，就会招致意外灾祸”，头天晚上，他已经拒绝了平、津两地“同志”送行的要求。乔家才说：“所以我也拒绝了妻的要求，她只好送到门口，还没有等到我转身，她的眼泪已经像泉水般涌出来。别离，总是令人伤感的。”

在天津要等候一个星期，才有南下到上海的轮船。此时在天津主事的是天津站书记曾澈，曾也打算给乔家才饯行，并问他愿意不愿意“同天木见面”。

此时，王天木已经卸下了北平区区长的职务，搞武装斗争去了。


大家还记得成立于1937年8月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吧，当时是为了民族救亡而在上海成立起来的一支群众武装。与此同时，为适应北平、天津等重要敌占区的武装斗争，戴笠要求平、津两站合作，在北方也拉起了一支类似的部队，名字叫做滦榆游击司令部，两千多人，总部就设在宝坻乡下、天津站特务王文的家里。戴笠委派王天木为滦榆游击司令部司令、陈恭澍为副司令，王文为直属大队大队长。戴笠令王天木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斗争上，因此王常驻宝坻，也就没有参与3月7日给乔家才的饯行。

对此，乔家才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北平的工作，没有再同他见面的必要。曾澈则认为王天木是特务处的老人了，此次乔回到本部工作，跟他聊一聊，“可以知道许多人事上的问题”，所以还是请王来作陪。

见了面，王天木一边跟乔握手，一边面带歉意地说：“你这次到南方去，一定会被关起来。我要向本部发一个电报，声明过去用我的名义报告你的一切，都是诬告。”

乔家才立刻想起了周世光给他看的那封“控告信”，但他没有说破，只是说：“不必多此一举吧?我相信我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至于别人告我什么，那倒无所谓。”

王天木说：“你不清楚，我一定要发一个电报，不然的话，你一定要被关起来。在我的良心上讲，非这样做不可。”

乔家才想：“由我们王区长出名控告我的，一定不止一次，所以王先生这样说。不过戴先生很了解我，绝不会接纳那些不真实的控告，糊里胡涂把我关起来。不过我却明白了这次调离北平，同他所说的话多少有些关系。”

事后很多年，当乔家才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很感慨地说：“在敌后工作，不能各凭良心，同舟共济，而为个人私见去闹意气，不但可耻，而且太危险了。大家既是同患难，共生死，在那种险恶的环境里工作，还有什么意气可争呢?”

所以，乔家才说：“我是一个军人，虽置身险境，绝不退却，但是也不会留恋这种环境吧?现在要我离开敌后，那就是让我脱离虎口，我不但不会怨恨那些撵走我的朋友，相反地，我真是非常感激他们。”

忘于江湖

河内刺汪案

河内刺汪，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了，然而，这确是一个直到今天，也还说不清的事情。

原来说不清，是因为大家都三缄其口，谁也不肯说话。

1982年，“刺汪”行动的主角，陈恭澍的系列回忆录《英雄无名》的第二部《河内刺汪始末》出版，大家都以为，这下，真相总该大白于天下了。

在此书的前言中，陈老杀手信誓旦旦地说：

“笔者私下有个愿望——祈求写好这本书，一在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二则也让好奇者欣赏故事；另方面，我个人还是一本初衷，用忏悔的心情，纪念我们为抗战而牺牲奉献、为锄奸而杀生成仁的无名英雄们！”

孰料，看过这本书以后，给人的感觉，不但没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反而让我们这些“好奇者”，更加觉得“河内刺汪”这件事，实在是太令人莫测高深了。
这不奇怪，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波诡云谲，本就不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芸芸众生、所能够理解的、所应该理解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心情，坐在这里写帖子、看帖子，怡然自得、饶有兴味地发出一些令政治家们看了、不禁哑然失笑的思古之幽情。
1938年12月18日，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汪精卫从重庆出走了！
汪精卫，我们以前写过一次了，在这里，还是要多罗嗦几笔。
汪精卫，1883年生，原名汪兆铭，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禹。
汪兆铭的父亲汪椒，是客居于番禹的一个浙江商人，但他是一个读过书的商人，读书没搞出名堂来，不得已才去经商。
因此，老来得子的汪椒（汪精卫出生时，汪椒已经62岁，汪兆铭是他的第10个孩子，在男孩中排老四）十分重视这个小儿子的学业，汪兆铭很小的时候，汪椒就开始教他认字、读书。汪精卫说：“我只记得父亲是一个勤学的人，七十一岁以后，眼生蒙翳，不能看见细字，耳又重听。当我傍晚由书塾放学回家的时候，父亲必令我大声诵读王阳明传习录等书两三页，倾耳而听，又令我在一块白漆木板上写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诗，或陆放翁诗，两三首，背手徐看，直至背诵得出方才罢休。”
不幸，在汪兆铭14岁那年，父亲去世，长兄如父，从此，汪兆铭就靠比他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教养。及至年龄少长，自己还是个大孩子的汪兆铭，就开始出去教书了。他后来回忆说：“至十七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得十元修金，兼去各书院应试，往往取得优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银二十元左右。十八岁，三兄病殁，十九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恃此度日。一言蔽之，我幼时的生活，是贫薄的，悲苦的。”
汪兆铭是个念书的种子，1901年县试，年仅18岁的汪兆铭与其二哥和侄子三人居然同时考中秀才，当时的广州知府龚心湛喜欢汪兆铭的文章，特将其拔为第一。
但汪没有继续走科举这条路，而是出国留学去了。1904年10月，21岁的汪兆铭考上了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而且是公派的，不用自家花钱。
按：晚清，慈禧老太后准备“仿行立宪”，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法政人才。大概是由于屡败于日本吧，觉得日本之迅速强大，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因此“仿行”的对象选中了日本，“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于是锐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即中国舆论，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
为适应大批学生赴日学习法政的需要，日本当局在法政大学开办了“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并于1904年5月招收了第一期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既然是“速成”，当然不可能学四年，第一期原定为一年,从第二期开始，则延长为一年半，汪兆铭考中的，就是第二期，同学中，还有同为广东番禹人的朱执信和胡汉民。
胡汉民后来回忆说：“同学多俊秀，亦非曩日之比。余尤与汪精卫、朱执信、张伯翘、李君佩、古湘芹、陈协之契合，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汪、朱固有民族革命思想，余尚气敢言，而汪、朱器量之宏远，心思之精密，皆足以匡余之不逮，则交益深。”
汪兆铭的日本之行，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正是在日本，汪兆铭结识了他的导师、革命党人孙中山。汪后来回忆说：“乙巳年，我二十二岁，孙先生到东京，我和朱执信等几个人前去见面，加入中国同盟会，是为我献身革命之始。”
1905年7月，汪兆铭加入了“兴中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
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后因日本政府的干涉，“中国革命同盟会”改称“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
同盟会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汪精卫为评议部评议长并兼任执行部书记长，至此，汪一跃而成为与革命先驱黄兴比肩的人物。
同盟会的机关报即《民报》，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都是主要撰稿人。在这一阶段，汪兆铭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精卫”，取为了革命不屈不挠、奋斗到底之意，名噪一时。以至于从此而后，大家都称其为汪精卫，至于其本名“兆铭”和字“季新”，后世反而不大有人提起。
没想到，多少年以后，“精卫”居然落水投敌，没的玷污了填海的精卫。
1906年6月，汪精卫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并与朱执信一道被评为优秀学生。
跟现在一样，当年的公费留学生，同样有“回国服务”的义务，汪精卫当然不打算为“鞑虏”服务，于是他滞留日本，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一方面维持生计，同时继续自费读法政的专科，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为革命鼓与呼上。
对这一段生活，汪后来回忆说：“自费的钱，是从译书来的，只是那时的译书，只为得钱，如法规大全等等，纯是雇佣式的。官费的时候，每月只得三十元，自费的时候，每月所入，竟有五六十元，除了自己使用之外，还可以帮朋友的忙。”
迫于请政府的压力，1908年初，日本政府将孙中山“礼送”出境，流亡于南洋各地，汪精卫自然是忠实的追随者。
在南洋，汪精卫结识了一位富商的女儿，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璧君。
陈璧君，1891年生，字冰如，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其父为南洋巨富陈耕基。
1906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槟城分会，15岁的陈璧君成为最年轻的女会员，不久，又介绍自己的母亲卫月朗入会，母女会员，成就了当年的一段佳话。
1908年3月，汪精卫来到南洋为革命筹集经费，结识了陈耕基。汪是著名的美男子，又是年轻的革命家，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一见之下，居然芳心暗许，发誓非此人不嫁。
早在出国之前，汪精卫的大哥汪兆镛就为他许了一门亲事，后来，汪精卫跑到日本留学，走上革命道路，此时，汪兆镛正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据汪回忆：“有一日岑春煊喝醉了酒，硬要我长兄将我交出来，不然就要对不住。我长兄急得没法。我得此信息，便写了一封最后的家信，署名‘家庭之罪人’。”
为避免给自己的老哥哥找麻烦，汪精卫效谭嗣同的故智，给汪兆镛写了一封信，声明断绝与家庭的关系，同时把已定的婚约也给退掉了，他说：“事已发觉，谨自觉于家庭，以免相累。……望纵之，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惟寡嫂孤侄望善抚之，不然，死不瞑目。亦此非罪人之所宜言也，与刘氏女曾有婚约，但罪人既与家庭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从此，汪精卫发誓，革命不成功，誓不结婚。
陈璧君的性格，尤胜于男，那可不是你一句不结婚就能挡得住的。从此，陈就算黏上汪精卫了，1908年3月，陈璧君学也不上了，跟着汪精卫去了东京，经孙中山特批加入了同盟会，并分派在《民报》工作。
这下可好，汪精卫连躲都躲不了，但他坚持只是那几个字，革命不成，绝不结婚。陈璧君也很有韧性，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能在一起就行，反正你不跟我结婚，不也不会跟别人结婚么？走着瞧！
这时，汪精卫做出了一件大事，也促成了彼此的姻缘。

1909年，汪精卫决定回国刺杀满族高层人物。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的孙中山遇到了两个大难题。
在外界，与梁启超的论战升级。众所周知，在反清的大目标上，孙中山与梁启超是一致的，但实现的方式不一样。孙中山是“革命”派，崇尚武装斗争，疾风暴雨，摧枯拉朽；梁启超则是“改良”派，和风细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两派的《民报》和《新民丛报》就成了论战的阵地，打得不亦乐乎。
老实讲，就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而言，“改良”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能够“改”而趋“良”，当然是好事，因为对社会资源的破坏性小嘛，何乐而不为。奈何在中国这样一片土壤上，长不出“改良”的果实，庶民与士大夫之间、士大夫与帝王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界限，彼此过不上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个“良”，却如何“改”法？
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那么，谁挡道，就只好“革”他的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除了传说中的尧、舜、禹让了几次，还有几个父亲给亲生儿子让了几次以外，只要是改朝换代，都是革命“革”出来的，从没有听说能商量的。
按：所谓“禅让”，其实都是瞎掰，尤其是唐朝那几位，高祖李渊禅位给太宗李世民、睿宗李旦禅位给玄宗李隆基、玄宗李隆基禅位给肃宗李亨，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想不“禅”都不行。包括尧、舜、禹的所谓“禅让”，俩人来回来去推，一个非要让、一个说死了也不干，摆明了就是演戏，别人看了，既可笑，又虚伪。
唯一让人有点敬佩的，就应该说是南宋的偏安皇帝、高宗赵构禅位给孝宗赵昚了，不仅让了，还顺带手把皇帝的位子还给了赵匡胤这一支，就冲这一点，历史上也应该有他一笔。
孙中山走的也是这条以暴制暴、以血洗血的路，从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组织了多次武装暴动，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依然为革命而“屡败屡战”。
以此，梁启超将孙等革命派人物讥为“远距离革命家”，说他们自己在国外住高楼大厦，却让别人去卖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
内部，同盟会的重要干将，主编《民报》的章太炎于1908年底与孙中山分手，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孙“独裁”，二是说孙将《民报》的经费挪作他用。
按：孙中山的外表虽然十分温文尔雅，但性格却极为强势，说一不二。这一点，在当时讲求“民主”的新派人士中，颇有人指摘，说他“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甚至有人说：“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就是指孙。
章一度与同盟会闹得很僵，他退出《民报》之后，该报不得不停刊了一段时间，到1909年，汪精卫将《民报》复刊，章还曾写了一篇《为民报检举状》加以声讨。此事把黄兴气得够呛，黄曾对孙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指章太炎）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出于这两方面的压力，这一段时间，孙中山及同盟会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以牺牲“小我”的方式，证明同盟会为了革命不惜一腔热血，而决不是“远距离革命家”。他决定赴北京、刺杀清政府的高层人物，以挽救同盟会。
他给孙中山写了一封《致南洋同志书》，说：“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汪精卫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实际上，“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这样一种思想，在汪精卫，是一以贯之的，包括后来“忍辱负重”地去担负对日外交，甚至于包括后来与日本人谈和、组织伪府，在汪的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去当汉奸。相反，他同样是抱着“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的态度去的，他觉得自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而不惜牺牲名誉甚至其他更多的东西而做的，基本上相当于古语中所说的“舍生取义”，至不济也是“割肉喂鹰”、“舍身饲虎”，是“大慈悲”对此，汪认为很“高尚”。
对于汪的狂热之举，孙中山并不赞成，他主要是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这样死了太过可惜。对此，汪精卫说：“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
孙中山说：“由黄冈至河口等役，……先后六次失败，经过六次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
临行，汪精卫给好友胡汉民留下一封血书，其中称“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我今天当柴禾烧了，后面看你的了，你这口锅要把满清这顿饭给做熟。与“我为其易，君为其艰”的意思，基本差不多，但更为悲壮。
在《致南洋同志书》的最后，汪精卫反用伍子胥的临终高论：“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其雄姿英发，豪迈警策，令人神往，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
行刺的助手，汪精卫挑选了黄复生和喻培伦。黄、喻二人都是四川内江人，黄复生与汪同岁，喻培伦则小汪三岁，二人都是同盟会中的爆破专家。
不出意料地，陈璧君坚决要求参与行刺，汪拗不过，只好答应她。
最初，汪精卫选定的刺杀目标，是两广总督端方，因当时听说端方有可能转任直督，汪等打算趁机下手，因此，他与黄复生赶往汉口，找到了同盟会会员孙武，并运来一批炸药。
结果，不知端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潜行离开，汪精卫等失去了机会，只好将炸药留在汉口，自己暂回香港。
不久，汪精卫决定进京，刺杀清廷亲贵，这样影响更大。于是他请黄复生、但懋辛二人先期前往北京，建立秘密据点。
1909年底，汪精卫与黎仲实、陈璧君三人到达天津，与他们接头的是清朝户部官员的女儿、同盟会会员郑毓秀。不久，炸药也运到了天津，在郑的协助下，汪精卫等将炸药运进北京。
据说郑毓秀也爱慕汪精卫，这完全有可能，彼此都是革命志士，双方又郎才女貌（陈璧君虽在妙龄，其容貌却不甚美丽，面相显得比较老气。郑毓秀与陈璧君年龄相若，论姿容则胜于陈），可说天生一对，但汪精卫已经做好必死的准备，如何肯牵累他人。
后郑毓秀赴法国学法律，回国以后，嫁给了小她8岁的同学魏道明。
1910年1月，汪等来到北京，黄复生已经在琉璃厂东门建立了一个据点，对外以“守贞照相馆”的名义做掩护，接着就开始准备行刺。
最初，汪精卫选择的刺杀对象是两位年轻的满洲亲贵、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和载洵，但没有成功。据黄复生回忆：“精卫偕余携皮包，内置铁茶壶，满贮炸药，赴东车站相候，拟于下车时炸之。讵因为时过晚，见满站皆戴红顶者，恐误中他人，遂怏怏返。”
后来，汪精卫又想炸当朝的庆亲王奕劻，又找不到机会。
一不做二不休，汪精卫决定直接行刺“今上”（即小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黄复生说：“时庆亲王最专横．余等复欲炸之，因不得间，嗣乃决议擒贼擒王，始以摄政王载沣为目的物。”

忘于江湖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10年3月31日夜，喻培伦、黄复生觅得机会，将炸弹埋设在后海某处，并决定由汪精卫伺机引爆。
关于埋藏炸药的具体地点，有“甘水桥说”和“银锭桥说”。
黄复生是这样说的：“余复多方调查。最后测定什刹海旁之一小桥，名甘水桥，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出入必由之地。桥之北行阴沟一道。可将铁坛罐埋于桥下，人则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伺其过桥时，则接机关，电流—通，电气雷管遂起作用，而使炸药爆发。””
按：载沣住什刹海，但那并非摄政王府，而是醇亲王府。
载沣的父亲即醇亲王奕譞，其兄则是光绪帝，后载沣承继了醇亲王的爵位。光绪死后，慈禧挑选载沣的儿子溥仪当皇帝，这样，原来的醇王府就成了“潜龙邸”，照规定，载沣就不能再住了。于是，清政府在府右街为载沣另建摄政王府，因当时清朝内外交困，财力支绌，新府很长时间建立不起来，载沣只好暂时仍住老醇王府。
老醇王府在后海北岸，府邸后为卫生部机关所在地，花园则为宋庆龄故居。
汪精卫本人则持“银锭桥说”。他后来被判处“永远监禁”，押在法部监狱，看守张德兴对他甚好。据张德兴回忆，关于行刺一事，他曾与汪谈起。当时汪是这样说的：“是夜余与友二人至银锭桥下，埋置炸弹毕。”
其实，他俩说得都不对。
据亲手拘捕汪精卫的金样瑞后来回忆：“在载沣府之迤东，鸦儿胡同迤西，有一小型石桥(无名，往北通甘水桥），这是载沣每天必由之路。”
金样瑞是个“黄带子”，其时充任醇亲王府的马队卫士，载沣出门，除了警察之外，金样瑞他们也要随扈。
金样瑞是“老北京”，又常住什刹海，对附近的一草一木，想是比广东人汪精卫、黄复生要熟悉得多。况且，自乾隆开始，“银锭观山”就是燕京八景之一，如果真是银锭桥，金样瑞怎会称之为“无名小桥”？
在埋设炸药的当夜，出了点小意外。汪精卫说：“因导火线过短，不能应用，故修理将至天明，无结果而罢，故将铁罐炸药弃置桥下，用草及土掩蔽，以待翌日继续修置。不料翌日竞行事发，风声甚紧，正欲待机而动，已为警探侦之。”
在这里，汪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他把几天晚上的事混在一块了——据黄复生回忆：“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余与喻君往桥下工作，不知何来多犬狂吠。幸次夜往埋、异常清静。埋毕，敷设电线，不图线太短，所差甚多。”

也就是说，3月29日，黄、喻就来了一次，结果受到意外干扰，没有成功。3月30日又来，这晚倒是很清静，结果当黄复生安装炸弹的时候才发现，带来的电线太短了，不足以拉到引爆人的藏身之处。

第三天即3月31日，白天，他们去买了足够的电线，“至晚间十二钟后，余与喻君复往工作”，正干得起劲时，意外发生了：“喻君于桥下举首上望，讵见一人蹲于桥上。喻君以日话私谓余曰，桥上有人，吾等之秘密恐已被其窥破矣。”

据黄复生回忆，等他们被关入监狱以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始知其人系一赶大车者。因其妻三日未归，彼见桥下有两人，方以为系其妻与奸夫也。”

黄复生听喻用日语跟他说已经暴露，“闻之骇然，乃嘱其速往告精卫避归，余将看一水落石出。”

由于守贞照相馆在南城琉璃厂，离北城的“作案现场”太远，交通不便。于是汪精卫等在什刹海旁边找了个破庙，此时汪精卫就藏在那里，准备黄、喻二人装好炸弹之后，他适时躲入“阴沟”，等天明之后，载沣上朝，汪引爆炸药，与载沣拼个鱼死网破！

这就是他们的计划，要说想得很周全，但阴差阳错，连续三天都出现状况，也许是上天觉得汪精卫和载沣都俩寿数未到吧，不让他们死。

再说黄复生：“喻君去后，余择一巨树因而窥之，初见一人持小灯笼下桥。且照且寻，移时姑夫。余伺其去后，乃疾驰至桥下，将电线收回，拟将螺旋盖取转，以坛罐太重，一人不能携也。讵正退螺旋之际。突闻桥上步屐声其急，因螺旋太深，仓卒不能退去，无已，始将电线结为一束，随以沙土覆之，乃潜匿树后，窥其究竟。时见有三人一为警察，一为宪兵，一即普通人也。持灯笼二。下桥寻觅，良久乃出。”

至此，黄复生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于是“乃仓皇还东北园，即夜开紧急会议”，东北园即守贞照相馆旁边，汪等的宿舍，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和陈璧君。

商量的结果，黄复生说：“云纪（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仲实、壁君赴南洋筹款，余与精卫则留守，待炸药至乃继续进行，以所余之药无几。”

都到这会儿了，还想着“继续进行”，汪精卫们太小看清廷的“刑警”了。
“刑警”就是金样瑞。
金样瑞回忆的情况，与黄复生说的略有出入。他说：“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夜，小桥附近一个居民起来在门外大便，看见小桥下边有二个人影，分不清是男是女，这个居民认为非奸即盗，回到院里一喧嚷，街坊们都起来出外查看，二人已走。”
按：“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是阴历，公历即1910年4月2日，这个时间应该是金记错了。
金样瑞说：“到天亮在桥下发现一个二尺多高大铁罐，有套丝盖，傍边有一罗丝，拧着一根电线往北通，一直到甘水桥下，并衔接着一个类似西门子电话匣子的铁盒子，还连着一个手电门，于是大家就报告了果子市东头提督衙门的官厅（是本管地面）。层层上达，一直到内务部尚书善耆（肃王），九门提督衙门正堂毓朗（朗贝勒）及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诸人均亲来勘查，一致认为是革命党人谋炸摄政王无疑。”

金样瑞说：“对这爆炸物，当时无人敢往外起，后由善耆电传内务部一个技术职员，名何次青者，才从桥下起出，打开看时，见罐内装黄色及黑色药面，纸桶包装，据说这是英国产物，还有像皮糖的胶质药品。后在德胜门外校场进行试验，配合了约百分之一的一点药品，爆炸后将地炸成一间屋大的深坑。以此推测，倘原埋在桥下铁罐整个爆炸，即掌握电纽人亦难活命。”


这个罐子是黄复生亲自定做的，他后来回忆说：“以其（指载沣）出入扈从太多，恐铁茶壶之力量太小，乃由余向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匠铺交涉。定制大铁坛罐。圆径约一尺一二寸，高可尺许，能贮炸药四五十磅。”
按金样瑞的推算，无论是汪精卫，还是黄复生，不管届时是谁来引爆炸弹，都将与载沣同归于尽！

侦破此案的任务，就由金样瑞和另一个马队卫士仓春弯承担。这么大的“谋逆”案件，居然只安排这样两个小角色来负责，如果放在今天，不可想象。
侦查的方式，也很简单，金说： “于是二人白天或往茶馆、澡堂，听闲话，找线索，或到街头巷尾，找可疑人。晚间即在鼓楼附近，逡巡侦查。”
金样瑞的判断非常准确：“果于一日傍黑，在鸦儿胡同遇见一辆洋车，拉一青年，装束特别，像外省人，往西拉去。”
事情就有这么巧，被金祥瑞盯住的这个“青年”，正是黄复生！
黄是被陈璧君“撺掇”来的，据黄回忆：“次晨璧君妙想天开，坚谓所埋之坛罐必未经发现。果尔，则今夜重行施放也。余与云纪到当地探视。”


此举铸成大错！

黄复生说：“云纪由西而东，余则自东而西。余方行至什刹海附近，远望甘水桥上鹄立持枪警察三，余遂未前进。少焉见一人乘人力车，似熟睡者，偏偏倒倒通过，而三警察皆极注意其人，盖即云纪也。余恐有侦者，尾其行，遂未与语，而还东北园，云纪早已归矣！”

黄复生还担心喻培伦被警察盯住，殊不知，喻倒是没暴露，自己反倒被人跟上了。
金祥瑞说，当他发现黄复生后，“我即在后面紧追，见坐车青年下车住小石桥附近走去，我即隐身在一家影壁后面，注目侦视。那青年转到桥下，循着沟往北走，随走险往沟里看，直到甘水桥。当他已发现埋的东西没有啦，又折回往东走，经鸦儿胡同出烟袋斜衔往南，在路东一家干果店买东西。”
“我在外边从玻璃往里看，他掏钱时脸朝外，我发现他衣兜内有枪把。他出铺子一面吃买的东西，一面往南走，到地安门，他雇车，说到东华门。我也雇一辆车，在后面跟踪我向拉车的说，前边车上是我的同事，喝醉啦，我不放心，跟着他，你离远一点，不要叫他知道了发脾气。他到东华门，过了桥出东安门（此门正拆除），顺皇城根往南走，又雇车去琉璃厂东门。我又雇车在后面跟踪。我恐其注意后边车，把原穿青马褂里朝外变变颜色。”
金样瑞说：“既到厂东门，他下车走入火神庙西夹道，刚进胡同就听一声铃响。我随着走进胡同，人已不见，只见路西一个门内灯光很亮门口像个买卖，料他是进入这个院内。出口见有一小饭铺，我就进去，一面喝着酒，一面和掌柜闲谈。”
金问：“这口里路西是一家什么买卖？”
掌柜说：“是家照像馆。”
金说：“怎么照像馆开到一个小胡同里？”
掌柜说：“处处特别，大年三十开张，并且净是些年轻的南方人，时常还穿着洋服，也不知什么人干的，闹不清楚。”
金祥瑞听了以后，没再问什么，“我吃完饭，到延寿寺街买个纸灯笼，又到西夹道里那个门口，看了看，没有动静，就赶紧回队。”
无须再问了。金样瑞断定，他已经发现了有关谋刺摄政王一案的重要线索。
此时，黄复生还懵然无知，还在为“云纪早已归矣”而高兴。于是，黄“白壁君，始释然。又明日，三人遂首途矣”。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需要翻译一下，黄复生的意思是说：他把炸弹已经暴露的事情告诉了陈璧君，于是大家都放弃了继续行动的念头。第二天，喻培伦、黎仲实和陈璧君三人就离开了北京。
汪精卫、黄复生都没有想到，喻培伦此去，竟然是与他们的永诀！
4月3日，守贞照相馆来了一个客人，这个人叫吴操。
吴操是化名，其真名叫做白逾桓，大家看这个名字觉得眼熟吧。
白逾桓，1876生，湖北天门人。
白逾桓也是留日的，学法律，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了。白曾与他人办过一份《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后来这份刊物改名为《民报》，并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可惜，白逾桓晚节不保，后来堕落为汉奸，并于1935年5月3日被不明身份者刺杀身亡。此事与前一天发生的胡恩溥被刺事件一起，成为“河北事件”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了《何梅协定》的签署。
不过，此时的白逾桓依然是同盟会的“同志”，黄复生说，白“时在帝国日报主笔政。盖余抵北京，彼初未尝至此”。
黄福生说：“白逾桓相见即询余曰：日来报纸登载什刹海旁之炸弹案，君知之乎！”
黄复生当然不会跟他说实话，说：“因相馆事忙。连报都无暇阅。”

接着，黄就问白，报纸上怎么说的。白说：“前夜当地警察发现地雷后。即报当局，无敢动者。后乃请日使馆某技正前往启视。据云。幸未爆发，否则北京城当陷大半矣。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谓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宇样也，议论纷坛，莫衷一是。而各机关凡有侦探者，悉出全队以侦之，举凡茶馆、酒肆、妓寮、戏园莫不密布侦探，我劝同志可暂避腥风，勿当此大难。”

黄复生听了，继续“装傻”，说：“我开此照相馆，炸弹案胡与我事？”

白逾桓心中暗笑，说：你一个留学生，回国不去当官，跑到北京来开照相馆，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哪！（“归来留学生孰不来考小京官。岂肯营照相馆业者。幸勿欺人以自欺也。”）

黄复生咬死了就是不说（余复力辩之），白本是一番好意，见他死不承认，也就不“较真”了。于是换了个话题：“有程永生同志拟与君晤谈，可否见允？”

程永生即程家柽，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

黄问：“在何处？”

白说：“姚蓉初家。”

黄又问：“姚何人？”

白说：“名妓也。”

黄复生一时拿不准能不能见程，于是说：“请迟至九点钟，或当奉命，过时请勿待。”

白走后，黄即找汪精卫，对他讲了白逾桓说的事情，并问他，可不可以去见程家柽。汪精卫说：“程家柽固老同志。第其人粗豪，恐窑子里一言不慎，反生波折，不如不去之为愈。”

汪、黄都没有想到，日后为救援他们出了大力的，正是此时他们不肯相见的程家柽。

黄复生说，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白逾桓又来了，说：“炸弹案闻昨日在芦沟桥捕获一人，已枪决矣，君知之否？”

黄说：“不知道啊。”

后来黄复生回忆说：“前此私心窃谓报纸所载纯系清廷自相残杀，今复悯无辜之人为余等替死，然对吴君前，仍未敢形诸辞色也。”

黄复生还在为子虚乌有的“无辜之人为余等替死”而伤心，殊不知，一张大网早已悄悄张开。

忘于江湖

这一个多星期，金祥瑞并没有闲着。
就在跟踪黄复生的当夜，金向上级汇报了此事，当时值班的“官长”戴保安已经睡下了，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金认为事关重要，“就奔往刘海胡同内右五区，报告刘警官，他也睡觉，门卫先不肯惊动。我说有要紧事，一定要见刘警官，他披衣起来见我。当向他报告了前后经过，他说这事可别放松，又掏出十块钱给我，垫备车钱，叫我明天继续侦查，并要向年警官报告一下，才合手续。我即答应遵办。”

按：“刘警官”即内右五区（地址德胜门内刘海胡同）署长刘思联，“年警官”则是中一区（地址在地安门内银闸胡同）署长年德俊，载沣每日上朝，必由这两个署的管界经过，换句话说，“案发现场”在他们的辖区，因此“上峰”责成他二人领导此案的侦破。

次日，金祥瑞又来到这家“照相馆”，金回忆说，当时他看到“字号是守贞”。于是金便让他们给照了一张相，并问几天能取等等，与他们攀谈起来。
据金样瑞回忆，这时，“我想起那修版的，是青云阁商厂里，一家照像馆的伙计，在他那里照过像，就想找机会和他接近，能得到一些情况，就在附近守候。果见他出来吃饭，我就和他攀谈叙旧，并说在附近住，二人随走随谈，到百景楼（煤市衔路西）同桌吃饭喝酒，这才知他叫王星甫，本京人。守贞的人到他们那里照像，托经理替他们找个修版的，那时王和柜上相处不太好，就被荐到守贞。”
王星甫对金样瑞说：“南方来的柜上一共七个人，都没辫子，在帽子上缝个假辫子，有时穿洋服，时常叫整桌菜吃，简直不像个做买卖的。……他们的信件来往，都由东交民巷一个什么地方转，花钱很冲。还有宿舍在东北园路西，院里就一排北房，晚上他们都住在那里。”
按：汪精卫等人勇气可嘉，但毕竟不是职业特工，没有收过专门训练，其实早已露出许多破绽而不自知。
吃完饭，金祥瑞以“看版”为由，又与王星甫一同回到“守贞”。“这次在一张桌子底下发现一盘电线，有手指粗，粉红颜色，和桥下起出的电线一点不差。”
王星甫还给金祥瑞看一张照片，是七个人合照的，并把他们的姓名告诉了金祥瑞，“一个姓喻、一个黄复生、一个汪兆铭，一个罗世勋，在吏部学制馆当差。”
另外三个人，金祥瑞在回忆的时候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被他记住的4个人。
金祥瑞说：“从像片看，我跟踪的还不是汪精卫，而是黄复生。王说他们为首的是姓喻的。”
此后，王星甫又向金祥瑞反映，听到他们几个人议论说：“这次是失败了，下次要在后门桥下边做。”王还说，“过了两天，姓喻的就回南方了”。
至此，真相已经大白。
“嫌犯”已经落实，还需要在证据方面下点功夫，金祥瑞想起了那只装炸药的铁罐。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北京工业亟不发达，能做套丝铁桶的，只有东单牌楼临记洋行的铁工厂。于是就找内左一区（东总布胡同）署长路廷秋，以本管区署秘密把临记洋行负责人找来，进行追究。做铁罐事果然有的。遂把经手人找来，详问经过。据说共做四个，二个二只多高，二个一只多高，不叫送去，自己雇车来拉走的。叫经手人看那像片，当指出其中的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事已证实，无可犹豫，决定入手逮捕。”
据金回忆，逮捕的时间是“三月初八日早晨”，即1910年4月17日，这一点又与通行的说法1910年4月16日有所不同。
逮捕由年德俊和刘思联指挥，由金祥瑞执行。考虑到“内线”王星甫的安全问题，金向他们建议：“先把王星甫诱出来再动手，以免拒捕时开枪伤了人家。”
于是，“我（金祥瑞）就写了一个便条，叫一人伪称是附近饭馆伙计，约他到饭馆来说句话。等他出来，我叫人把他带到一个胡间，不叫他动，然后向他说明情况。”
金祥瑞说：“恰好在这时，黄复生向西夹道走来，我就用右臂把他一夹，放在年德俊的轿车上解走。我又奔东北园，一进口碰上汪精卫，我一脚把他踢倒逮捕了。从他身上搜出现洋五十块，金表一支，帽子落地发现辫子是假的。”
黄复生是被金祥瑞用计骗出来的，他后来回忆说：“不图三月初七日午前十一钟顷，余正在东北园宅中与精卫谈话，而余等所雇之小厮名达子者，突来谓汪曰：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内有人请黄老爷去。余问何事？彼曰：为甚么执照上的事咧。余谓汪曰：想该无甚事罢。汪亦曰，该无甚事罢！余于是遂去。”

黄说：“讵甫行至琉璃厂大街。突一人挝着余胸，谓余曰：汝使得好假钞票呀！是盖所谓当头闷棒之术。余曰：我的事我明白，汝等不得无礼。旋来多人扔余至厂店。二人执余左右手褫余衣核查之。即随招一骡车前来，拥余登车。车去，至大栅栏，始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其初盖皆匿于肆中也。”

金祥瑞说：“当时发现缺少罗世勋，想起他在吏部学制馆作事，我即由守贞找到一张黄复生的名片，带着几个人，雇一辆轿车，到前门里户部街吏部学制馆去找。号房指给我他的办公屋子，我持黄复生名片，说我是东北园街坊，受黄先生托来找你回去一趟。他问有什么事？我说不知道，说完就往外走。他稍一迟疑，就随我出来。到门外就把他逮捕，六人（原七人，喻姓回南）一同解往内左一区，转解内城总厅。在搜查时发现每人都在内衣（即现在背心）里边装着一本孙文主义。”
汪精卫回忆自己被捕的情形时说，当时警察在他贴身的内衣中搜出了他写的《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及《告别同志书》等三篇文章，就问他：“为什么将这些文章，藏在身上？”汪回答说：“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
从金祥瑞侦破“谋刺摄政王”一案的整个过程看，此人思考问题心细如发，做事张弛有度，兼且身手不凡，当是满洲宗室当中的一流人物。

次日，汪精卫等被捕的消息传遍全球，当时孙中山正在纽约，闻讯后说：“昨日精卫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
当时在巴黎的张静江则说：“使我费十万金，购一汪精卫来，亦所甘心。”
“谋刺摄政王”是“滔天大罪”，因此，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汪精卫、黄复生能够逃出生天。汪精卫本人，则从来北京的那天起，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据金祥瑞回忆：汪等被捕以后，“据说六人中五人夜里辗转反侧，只有汪精卫醉饱鼾睡，形若无事。”
在回忆录中，黄复生详细记录了被拘捕之后的情形：“车既风驰电掣．俄顷间，即抵内城之总布胡同左一区署。两人各执左右手，令余面墙立，略问姓名籍贯后，少息于—斗室。两人仍各执左右手而坐。少焉，—人来叱此二人去，且以亲善之词谓余日：黄先生今日受惊矣！我等为职务所迫，万祈原谅。余曰唯唯。”

“未几，—人坐公案。二人挟左右臂而立。其人初以惊堂本一拍曰，汝是黄复生。余曰是。又曰：汝干得好事，可速画供来。”

黄复生还抱着侥幸心理，他觉得“其时实无所谓证人证物也”，于是还嘴硬：“究犯何罪？所画何供？余犯罪之证据何在？”

对方听了，也不与他“抬杠”，说：“请休息一下罢。”

“约午后二钟许，即见大车将余等东北园宅中所有一切器具咸运来矣。更见一骡车，所载者即精卫也。”

黄复生说：“时余知事全败，自分万无生理，心反坦然，精神转觉疲怠。余谓守警曰：余倦思睡，彼辈以门板令余就寝。”

睡得正香，有人叫黄复生起来，这时已经半夜了。黄复生说：“忽见灯烛辉煌，余意以为必至刑场也。”

黄随即被带到中午“过堂”之处，“巍然高坐者”还是中午审讯他的那个人，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左一区署长路廷秋。

令黄复生很奇怪的是，“第其时（路廷秋）忽变为最亲善之态度，以极亲切之口吻呼余曰”：“复生！汝之精卫先生，我已请至此，且已录供词矣。”

于是黄复生说：“我想见见汪精卫。”（精卫何在，余将晤之。）

对方说：“不可。”

黄又说：“那你给我看看他的供词。”（然则供词又何在耶？遏以示余。）

对方说：“那哪儿行啊！”（是乌乎可。）

接着，路廷秋令从人将“所余之炸药及电线手枪等悉陈于案”，问黄复生：“中午你不是问我有没有证据么，这是什么？”（昼问汝谓无证据，此诸物者，宁非汝之证据耶！）

过了一会儿，证人也来了。黄福生回忆说：“俄而鸿泰永之主人亦至，指余而言曰：畴昔来我家交涉造铁坛罐者，非子也耶？”

眼看人证、物证俱在，黄复生不再做无谓的口舌之辩，于是说：“汝今已至，夫复何言．可将纸笔来，余书供词。”

拿过笔来，黄复生开始写“自供状”：当写到“此次之事，纯余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余处”的时候，路廷秋打断了他，说：“你给我重写”（彼务令余易之。）

黄复生说：“事实如斯，余胡能诬我良友。”

此时，路廷秋“动容曰”，说：“异哉，精卫亦如是供也。必不可易，亦已矣！”

此前，汪精卫确已如路廷秋所说，写下了“亲笔供词”。他是这样说的：

“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麓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思闻价言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在这里，汪精卫所说的“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拟留书黄君自白”等等，显然都是在为黄复生开脱，打算自己单独把这样一款“滔天大罪”给领下来。


正是因为路廷秋看到了这伙“革命党人”居然有如此英雄气概，所以不由得不出以“最亲善之态度”，他是由衷地感到一种敬意。
被感动的，还不止路廷秋。
汪等被捕后，经过左一区的初审，后被押往内城巡警厅，厅丞就是后来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的章宗祥。
章宗祥，字仲和，1879生，浙江吴兴人。
章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03年回国，先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后被清政府清廷“赐进士出身”，从此走上官场，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
“谋刺摄政王”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案，由章宗祥“亲鞠”。黄复生说：“一星期后，移拘内城总厅。次日，由厅丞章宗样召集全所职员作第二次之审讯。即所谓清供也。俭事顾鳌也在座。”

此事，章宗祥的好友、另一位因五四运动“名扬四海”的曹汝霖也有回忆，他说：“仲和为内城厅丞时，适逢汪兆铭行刺摄政王未遂之案。汪在地安门什刹海银锭桥下埋设炸弹，是处为摄政王每朝必经之路，正在工作之时，被巡警发见逃走。后侦知汪未婚妻陈璧君与黄复生，在外城琉璃厂开设一照相馆，汪亦同住，遂被捕。捕后由章仲和亲自鞠讯，汪不答言，但索纸笔，席地写供辞，洋洋数千言，力言革命之起，由于朝政腐败。”

忘于江湖

汪精卫在“清供”中是这样说的：
“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观之，则数十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稍减于囊昔，且日以加甚者也。”
“其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余年以来，且日益加厉，而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
“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致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
“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实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
“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钓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其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有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结，而因以攫大利矣。
“今日国人之思想，已由贱外排外一转而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体面，遂亦竞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此无它，由人人心目中以为已预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益可藉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猥曰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真有不忍言者矣。“
最后，汪精卫断言：“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这一篇洋洋洒洒近4000字的长篇“供词”，不啻为一堂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课，令在座所有的人气为之夺。
汪精卫是天才的演说家，这一点，汪的好友胡汉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章宗祥同样为之动容，据曹汝霖回忆：“其时各省革命党，屡屡起事，前仆后继，都遭镇压。仲和以革命党非杀戮所能戢止，又以汪之文才，杀之可惜，拟设法拯救。若交刑部，必处大辟，乃商之衮父，请肃邸设法拯救。”
按：曹汝霖回忆中提到的“衮父”指汪荣宝，时任民政部右参议。“肃邸”则是肃亲王善耆。
警政归属于民政部管辖。因此，处理汪、黄行刺案的，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章宗祥就是善耆的直接下级。
善耆是清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的后裔，肃亲王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传到善耆这儿，是第九代、第十个王爷。除了豪格，这一支多籍籍无名的人物，只有第七代的华丰，历史上有他一笔。同治初，慈禧太后“诛三凶”，其中肃顺被绑赴菜市口，监斩的就是时任宗人府宗令的华丰。
善耆出生于1866年，此时四十出头，在“满洲亲贵”中，相对属于比较新派的人物。同时，善耆也是中国现代警政的奠基人，曹汝霖说：“肃王开始设警察，聘日本川岛浪速为顾问，设内外城厅丞，专司市政，内城厅丞为章仲和（宗祥），外城厅丞为朱桂莘（启钤），于是内外城均添修马路，编查户口，每家编门牌，盗贼案顿减少。”
因此，处理“谋刺摄政王”一案，善耆是至关重要的人物。
由于“若交刑部，必处大辟”，因此章宗祥的意思是不走司法程序，就在民政部、善耆的权限内解决此案。曹汝霖回忆说：“（章宗祥）并以供词呈阅（善耆），由肃邸提讯过一次。衮父又向肃邸力言，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汪兆铭供词，政府可作参考。”
据黄复生回忆，就在章宗祥“亲鞠”的第二天：“有萧君者，前来安慰余曰：为黄先生报—喜信。略谓昨因汪先生曾为一文，洋洋数千言，堂官（指肃王）阅之甚为感动，对于两公力图营救，此案大致可无生命之危矣。”

黄复生则说：“感君盛意。不过吾等此次之所为，即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人民谋幸福不成，死亦分也。”

第二天，又有客人来访，黄复生说：“次日，余正翻阅残书，忽闻室外有人耳语声。少焉，即见—人启帘入。询余日：贵姓是黄？余曰是。向余一揖，余亦报以一揖而退。”

黄复生说：“时余之外室有持枪警察四人，昼夜监守。余叩以斯人为谁？曰伦贝子也。”

“伦贝子”即贝子溥伦，也就是白逾桓口中的“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

溥伦是道光帝的直系曾孙，属于“天潢贵胄”，不过他的爷爷、道光帝长子奕纬只封了个郡王，而且也不是“世袭罔替”，因此只能逐代降袭，到他这儿降成了贝子。

1904年，中国参加了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代表团”团长就是溥伦。

1907年，溥伦与光绪的师傅共同筹备成立资政院，并担任总裁。

溥伦有个弟弟，比他更出名，那就是“民国四公子”的之一的名票友、“红豆馆主”溥侗。可惜溥侗在抗战期间出任了伪职，有损清誉。

黄复生说：“余忖其必以震惊革命党三字而来，在彼之意，必以为系三头六臂，不图乃一白面书生也。” 又过了一天，肃亲王善耆居然亲自来狱中看望黄复生。

黄说：“又明日午前，警察来告，谓肃王将来谈。”

一会儿善耆来了，见黄复生正在看书，于是就攀谈起来。说：“现在正是读书的时候，不知道你家祖先是哪一位，是黄汉升呢？还是有一个叫黄什么的，曾经在监狱里要求跟夏侯胜学习《易经》，当时夏侯胜说，‘马上就死了还学什么《易经》？’黄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呢？”（“此时正好读书也，犹忆从前令先祖，不知是黄汉升，还是那一位，曾在狱中与夏侯胜学易。夏侯曰：此时还学什么易经？黄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黄汉升”即三国时蜀国五虎将之一、老将军黄忠。随“夏侯胜学易”的是黄霸，那是西汉的事，两者不“搭杠”。在这里，善耆是想考一考黄复生的学问。

这个当然难不倒黄复生，于是黄说，学《易经》的是黄霸，字次公，不是黄汉升。

善耆听了很满意，说：“你的书读得很熟，很好很好，我再去跟精卫谈谈。”就走了。

写到这里，笔者倒觉得，在前清即将走到其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这个王朝确曾在向着开明的方向走去，也的确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菁英人物。像溥伦、善耆，作为皇室贵族，能够向平民百姓行礼；能够与犯了“十恶”之罪的在押犯、要“革”他们的“命”的对头，心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能够认识到“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着实是了不起的气度。与历史上所有的其他王朝，那种越是接近崩溃，越是倒行逆施的疯狂举动，迥然不同。

恐怕这就是因为时代毕竟在前进吧。


据金祥瑞回忆：“清朝末季五大臣中，肃王头脑比较清新，他是内务部尚书，内务部是内城总厅的高级衙门。鉴于各地人民反满情绪日高，所以对本案当然有所暗示，在鞠讯汪精卫等时，不准用刑，也不叫下跪。在肃王亲讯时，因语言不通，给以汪精卫纸笔，令其笔录，乃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肃王更有爱才之意。六人未被处死者，肃王关系至重。”
时任内城总厅主事的王劲闻，当时主管汪精卫的这个案子，许多年以后，他曾对金祥瑞说，当年，善耆曾把他叫去，对他说：“案中都是青年人，不要过于为难。”
王劲闻还说：“叫汪精卫在他的供辞上捺手印时，汪看上面写的不是谋炸摄政王，而是因列强对中国耽耽虎视，危如累卵，国人都在沉睡不觉，藉此震醒国人等语。汪看不是原供，不肯捺压。几经劝导，并说肃王向摄政王就这么说的，他才捺了。”

曹汝霖说：“肃邸听了衮父之言，又爱汪之文才，乃转陈摄政王，力请从宽办理，以示朝廷宽大，使革命党感激自新，若杀一汪兆铭，反可激起无数之汪兆铭也。”

4月29日，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

黄复生说：“至三月二十日午前八点钟．巡官来谓肃王请汝等询话，导余至一客厅，精卫亦至。”当时在场的还有厅丞章宗样及俭事顾鳌。

据黄复生回忆，当时善耆“以滑稽态度”对他和汪精卫说：“汝二人亦久违矣，今特来为汝等介绍，有什么话，尽管随便谈谈。“

善耆继续说：“此次之事，王爷（指摄政王载沣）甚震怒，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如今已争到徒刑，但是在有期无期间，我还是为汝等争也。”

说到这里，善耆给汪、黄二人透露了一个信息：“不过此次有一人很费得力呀，其人为谁，即程永生也。”

前面说了，程永生就是程家柽。
程家柽，1874生，安徽休宁人。
程家柽其人，不太为人所熟知，其实，对于对于同盟会的成立，程家柽可说居功至伟。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复会都是在程的联络下，统一到同盟会当中的。
1899年，程家柽被两湖书院送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在日本，程家柽结识了孙中山，接受了三民主义的主张。1905年，程家柽与宋教仁、陈天华、白逾桓等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程家柽联络宋教仁、陈天华等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孙中山会见，商讨组织“革命团体问题”，为不久后同盟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在这次会见中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会上，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想到的事情。据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记载，“有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者，崛然起立，诘问于孙文曰”：“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教我！”
按：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除了推翻满清这一共同目标以外，其政治态度其实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就拥护帝制，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后来光复会部分会员退出同盟会，与这种根本分歧，有很大关系。之所以有人这样问孙中山，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
宋教仁说：“其在会场近三百人，正演说畅酣，闻诘问之言，忽如裂帛中止。孙文、黄兴不知所谓，默然莫对，会之成否间不容发。”
眼看会议就要被搅黄了，这时，挺身而出的，正是程家柽。
宋教仁说：“君（指程家柽）知事急，乃越席而言曰：‘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惟在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孙先生以帝王民主也。’”
程家柽一言九鼎，至此再无持异议者，“议乃决，争具盟书名之曰中国同盟会。”
会后，程家柽等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忘于江湖

1906年2月，程家柽回国，被京师大学堂聘为农科教授。

由于程家柽的父亲程承翰是清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弟子，利用这种渊源，程有机会结交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就这样认识了善耆，程家柽的妻子还当了善耆的家庭教师，为他的家眷补习文化。

当时，对于“谋刺摄政王”一案的处理，颇有人主张“严惩”，如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都主张凌迟处死，还有领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再加上摄政王载沣本人是“苦主”，自然都是这个态度。

于是，程家柽找到善耆，向他指出：“今则民族之义深中人心，兆铭岂畏死者，徒激天下之怒。” 善耆认为有道理，于是去找载沣。在清朝末年的大臣中，载沣也属于比较明白的，听了善耆的话，“亦以为然，欲为保全，苦无其例。”

是啊，谋逆大罪，不仅凌迟，要“满门抄斩”的。善耆又问计于程家柽，程给他举了榎本武扬的例子：“日本维新之初，德川家臣榎本武扬者，以叛其政府擒于战阵，因其曾习海军，不忍刑戳，惟拘囚之以俟悔过。而日本之海军卒为武扬所兴，人才难得，奚必逆我者而弗能用也。”

凭着这套说辞，程不仅说动了善耆，善耆还做通了载沣和奕劻等人的工作，认为汪等人的谋刺行为系“误解朝廷政策”所致，因而此案“罪状非关私事”，而是今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的问题。

按：另据溥仪后来回忆，当时，曾经有日本人向善耆施加过压力，请他从轻发落。

当然，善耆也是“心怀大志”的人，后来曾两次谋划所谓“满蒙独立”。其内心，恐怕也有他的想法，其用意自然是想着今后为我所用。因此，从汪精卫们一“进来”，就得到了善耆的“曲意回护”，并最终助汪等逃出生天。

谈完程家柽，善耆又开始与汪、黄二人探讨“革命的道理”，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天讨”（《民报》增刊）所插的画（为苏曼殊所画翼王夜啸图及射狐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不过《民党》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

这一番话，当然有“投其所好”、“套近乎”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善耆颇能接受新思想，对于“革命党”的主张，显然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对此，汪精卫不软不硬地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

听了此话，善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竖一拇指”，说：“到此生死关头，尚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据黄复生回忆，当天，“直谈至午后三钟，刑部方面屡催起解，彼犹依依不舍，谓为相见恨晚。” 旋即宣布判决：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永远监禁”，罗世勋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临行，善耆说：“我这面惜无房舍安顿二位，刑部监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然办。”

黄复生说，善耆走后，“旋即用骡车派军队护送至刑部，狱官问姓名毕，即入狱。所幸者，顾巨六为余等交涉作官犯办，得享小屉，用自己袱被衣服等优待。其他如全部刑具以及饮食等，皆与常犯无异。”


1934年，汪精卫已贵为“国府”行政院长，曾有记者采访过当年法部监狱的看守张德兴，谈到汪精卫在监禁中的生活，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谈到汪精卫等被移送法部监狱的情形时，张德兴说：“先是，余等奉官长命令，谓将解来革命党要犯，应加意看守，不得稍有疏失，彼时因在前清帝王时代，故多呼革命党人为反叛，当汪先生解至法部监狱中，市民多赴法部门外观次谋炸清廷摄政王之要犯，市民多呼汪先生为反叛，彼时余等脑筋简单，不知革命犯即系高尚之政治犯，只为反叛二字所麻醉，故彼时之心理，对汪先生是为重大要犯，不敢稍有疏失。”

“是日汪先生经法部收发所收押后，即送交余所管辖北所，余依向例，接收犯人需用项锁将犯人套入狱中，故彼时亦用项锁将汪先生引入房中，当时审查汪先生系一文弱书生，并非以前余所理想反叛必系强暴之人，因此心中不安之念，已一扫而空。”

“旋有班长胡俊，前来检查犯人，狱中有一检查犯人手续，即犯人入狱之时，须将全身衣服，脱得赤裸裸的，详为检查，恐犯人暗藏自杀或违禁之物，或有意外之变，此种手续狱中人呼之为‘洗差事’。洗差事之事，率多令狱中其他犯人代为办理，司检查者不过在旁监视而矣，此种陋规，亦不外敷衍从事。是日汪先生入狱。亦照例举行席的手续，惟汪先生不名狱中规矩，对于令其脱去全身衣服，甚不满意，似有士可杀不可辱之势，余当向前解释，并说明必须检查理由，汪先生始谅解，而受检查，此第一日入狱大略情形，余则并无特殊情事可追忆。”

据黄复生回忆，当时他们几个人都是单独囚禁，“余居第三监，精卫居第四监，罗伟章（即罗世勋）居第二监。


从此，汪、黄等人就算正式开始“蹲监狱”了。


宣判那天，善耆曾经说：“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然办。”曹汝霖也说：“肃王又特嘱刑部监狱，加以优待，故汪氏在刑部狱中，尚能阅报作书。”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汪精卫的牢狱生涯，没有那么“舒坦”。
看守张德兴与汪精卫相处近一年半，对汪多有照顾。后来，他回忆了狱中的许多情况，读来饶有兴味。

如谈到吃的方面，张介绍说：“彼时囚粮系由米仓领出之极劣老米，狱中呼此米为老米干，盖系仓中久存之米，色黄褐。……在前清时代，京都商民，多食老米。则狱中犯人囚粮，亦为老米，惟系次等之老米耳。汪先生南方人，在广东久食白米，故入狱之后因习惯之不同，饮食极感不便，厥状甚苦，但汪先生甘心忍受，从未言及老米饭之不能食。余观汪先生每日食极次之老米干饭，大腌萝卜一块，菜汤一碗，为状甚苦。”

黄复生吃了几天，实在忍无可忍。据张德兴回忆：“与汪先生同案之黄复生先生，因不能食老米饭，每日两餐不能下咽，致饥饿不堪忍受。黄先生被迫无法，乃要求改食白米饭，但狱吏不为呈报，黄先生焦灼万分。是一日法部堂官查监，黄先生乘机请求改食白米，并申述南人因习惯不同，不能食用老米，请求恩典。当时堂官即为允准，准黄先生改食白米饭，每日发白米一斤，以为囚粮。嗣后禁役告之罗世勋，罗先生援例请求，亦蒙准许。”

张德兴说：“时余亦劝汪先生请求改食白米，以便果腹，汪先生当答，余既为狱中犯人，应守狱规。余炸摄政王，虽为国为民，但在清廷法律之下，即应得死罪。今能不死，以属幸逃法网，尚何能争食白米与老米，故余不愿有所请求，情愿食此老米等语。因此汪先生始终在狱中食用老米。

张德兴还分析说：“盖汪先生所云，非以不死为侥幸，而不请求食白米，是系不欲以请求食白米之小事，而自损其牺牲精神，汪先生虽不明言，余亦审知其意，故余对汪先生不再劝解。”

张德兴还说：“一夜适天气暑热异常，人在室中挥汗如雨，余曾欲将汪先生刑具脱除，以期凉爽，汪先生认为不可，乃笑谢云，君盛意虽可感，余殊不愿领受，盖刑具除却之后，设为汝长官查知,则君将获罪，君以爱余之故，而使君获罪，余不忍也，请勿再谈此事，余闻此言亦感佩汪先生人格伟大，与识见高超，从此再不敢以庸人之仁，施诸汪先生。”

从张德兴讲述的这些事情上看，他能够理解汪精卫“自讨苦吃”的做法，这还真是一个很“明白”的看守，脑子很清楚。

既然汪不愿求狱方“法外开恩”，张德兴就拿自己的食物给汪精卫吃：

“余每日在狱中食饭，系自购白面制作，彼时余乃劝汪先生与余同食面物，汪先生初则坚持不肯，经余劝之至再，始肯食用。为日既久，汪先生亦能食面类，如北平之炸酱面，汪先生甚喜食之，每夜余作更看守，必食点心，长久夜坐，腹中饥饿，故每夜购烧饼充饥。有时汪先生与余深夜长谈，腹中饥饿，余必请汪先生食烧饼，汪先生亦颇能食此物。”

据张德兴回忆，某次，他与汪精卫闲谈中，曾向汪请教：“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有什么好处”

汪说：“因为满清专政，一人独裁，不顾人民利益，故人民团结起来，革除此不良政府，另组民主政治，复兴中国，使中国人民得享幸福，将来革命成功，人民教育增高，工商业发达，各尽所能，各事其力，国家社会无游民，均有职业。”

张又问：“到那时候，人民生活程度如何？”

汪的回答也很有意思：“那时候人民生活程度亦增高，土地昂，房价贵，一切生活物品，亦均腾高价格。”

在这里，汪讲的是其实是经济学的道理，张德兴怎么可能听得懂。他后来回忆说：“余当时甚不明此理由，复问为何如此，汪先生告云，人民程度增高，生活已随之而上，当时余仍不甚明了，迄今思之方行明白。”

关于“阅报作书”，则确有其事，但并非出自善耆的安排。张德兴说：

“法部监狱中，向不准犯人阅书写字，狱中犯人唯有终日枯坐，以消磨岁月，汪先生入狱之初，每日枯坐房中，抑郁不堪，为状甚苦，故余暗将报纸，携入狱中，送交汪先生读阅，聊以解闷，如彼时之《北京日报》，《大同报》，《顺天时报》，汪先生在狱中，均曾读阅，有时更写字消遣。”

“斯际狱中同事，均知汪先生有学问，纷向汪先生请求代书对联扇面，汪先生正藉此以消遣，故同事中有求无不应，因此汪先生每日在狱中写字极为忙碌，从此汪先生在狱中写字，几成公开之秘密，仅长官不知。”

张德兴还说：“汪先生为余所书扇面对联甚多，惟以年来奔走衣食，未曾妥为保存，二十余年之久，多行毁损，现所存者仅一扇面耳，余已视若珍宝，善为收藏。”

说到这里，张德兴拿出当年汪精卫所画的扇面给记者看，并说：“惜保存之不善，业为虫蚀毁三分之一，所幸上下款尚存，字迹挺秀，展览此扇，有如身在当年相处之境，故余视为珍宝，不肯轻易示人。”

当时，记者看到“扇上所书下款贞惠”，就问，“贞惠”是不是汪先生的别号？

张德兴说：“前已言之矣，狱中不能写字，汪先生在狱中作书，仍是瞒上不瞒下，故汪先生与人所书对联扇面，仍不能公然书其汪兆铭或汪精卫字样。盖恐此对联扇面，落下真款，为外人所悉，传入长官之耳，则将发生问题，而获罪咎。因此汪先生特将真名隐讳，改书假名为贞惠，贞惠者，即将真名隐讳之意。”

张德兴还说，汪精卫出狱的时候，有一个叫王玉山的青年人与他同日被释放。在狱中，王曾服侍汪精卫，因此，“当其出狱之时，曾恳求汪先生为书对联等物，皆落真款。迨后王玉山在北新桥地方开设一铭贤公寓，柜房中悬汪先生所书对联，一般青年学生因崇拜汪先生乃系革命伟人，知该铺长王玉山与汪先生友善，对王玉山亦甚敬重，相约住居该公寓，因此该公寓一时实实兴隆，大有人满之患。

记者又问：“观君之扇面上款书剑峰，系君之别号乎？”

张德兴说：“然，剑锋二字亦系汪先生在狱中所代拟者。汪先生博学，人皆敬重，故狱中同人多向汪先生请教，余因汪先生时呼余为张先生，故心甚不安，乃请汪先生为余起一别号。汪先生喜甚，乃代拟一剑锋之号（按此有在监中相逢之意），盖希望将来前途之高大也。从此汪先生即呼余为剑锋，嗣后并代犯人王玉山起号为岚峰（按此有患难相逢之意），亦高大之意。余等皆系不学之人，对于字意不甚了解，惟知汪先生希望吾等将来前途高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