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在1938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九时赴航空学校讲演。十时辞出，经飞机场时，见有队伍及军乐队，沿途均有宪兵布岗，异甚!抑蒋先生或汪先生来昆欤?蒋来必坐专机，何以航校不知?汪来何以春圃不告?”
周佛海猜得不错，龙云布置了军乐队要接的贵宾，正是汪精卫。
陈春圃后来回忆说：“现在追忆起来还记得汪精卫到昆明机场的时候，看见龙云以外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他很生气地问我，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知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也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的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我急极了，再见龙云请他下令收旗并不要张扬，但已来不及。”
前面说了，龙云喜欢讲排场，那么，既然蒋先生来了要隆重接待，汪先生来了也不能怠慢，否则岂不很“失礼”？
于是，龙云恰好利用这种谁也没有道理指摘的“热烈欢迎”，表示自己在汪精卫“莅临”昆明这个问题上，心里没有“鬼”——换句话说，我哪里知道汪精卫到昆明干什么来了，汪精卫此后干的事情，与我更没有半点关系！
在日后的回忆中，龙云依旧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

汪精卫成功“出走”，最高兴的，自然是周佛海，他说：“旋与陇体要步行出外午饭，遇公安局长，询知，系汪来，喜甚。饭后至省党部，适秀山、存藩接汪回，知已到达。十余日来心上一块石，今始放下。偕秀山、存藩游筇竹寺、海源寺。五时返寓。适汪先生缄召，当即晋谒。相见握手欢然，始悉蒋先生尚在渝，此行极险。谈三十分钟辞出，电港报告。今后能否离昆，惟在治舟态度，大约不至留难。今晚汪先生与治舟谈话，结果必甚佳，因此刻尚未见召；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

事后，汪精卫对陈春圃谈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同时也解释了周佛海所说的“此行极险”的由来。他说：

“既然托词演讲而来，但实际上是借路溜走的，接见的人越多就越难对付，而且待到他们将来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所以只好一律不接见(当时由曾仲鸣转述汪在机上因颠簸太甚，脉搏又间歇，改日延见为词挡了驾)，同时更重要的是上了飞机后，忽然发见周至柔(当时的蒋帮空军司令)也同在机上，鬼知道他有没有作用的，所以心里一急，打定主意在昆明不多耽搁，越快走越好。幸而现在没有问题了。”

汪还对陈春圃说，18日当晚，他“已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的赞同”，在谈话的最后，汪精卫说：“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指龙云)，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

汪精卫说，对他最后这就句话，龙云说：“汪先生说哪里的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汪精卫说：‘如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

汪精卫对陈春圃说：“龙云听了后就拍胸脯说：‘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龙云的回忆，可不是这么说的。龙说，当日汪精卫对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

龙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

汪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

龙云回忆说：“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

龙云的回忆，实际上是把18日和19日，汪精卫与他的两次谈话混在一块叙述了。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十二时赴汪处，适龙治舟亦在，同谈一小时。与龙第二次晤谈，觉其有毅力，个性甚强，头脑实际。”

当天，陶希圣亦从重庆飞到昆明。据陶的太太万冰如女士在回忆录《逃难与思归》中所说：

“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0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第二次是12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话之后，即往重庆。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至此，除了不想参与“和平运动”的陈公博，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隆庠已在香港。要“走”的人已经凑齐了，可以出国了。

周佛海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说：“九时返寓，希圣已来，偕谒汪先生，闻下午二时可包一机飞河内。乘机较快而有危险，乘车安全而需坐候两日，机欤?车欤?二十分钟内变化七、八次，仲鸣出而追回者三次，最后决定冒险乘机。”

对此，陈春圃回忆得更详细：“当陈璧君告诉他（指汪精卫）要准备明天天气不好万一不能起飞，要迫着改乘火车走的话，那到河内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狼狈的，因此已指定我趁翌晨发河内的火车先走，以备万一时，汪听了笑逐颜开地赞同，并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就这样．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陈常焘、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等一行十余人于l938年12月19日乘了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了。”

行前，汪精卫还交给卫士许少泉一个任务——把自己的小舅子、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等人送到河内。

许少泉说：“（12月18日）中饭后，汪精卫把我叫去，夸奖我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接着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昆明多呆几天，把汽车送走以后，再把昌祖(即陈璧君之弟、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陈昌祖)、国强(即陈璧君之侄、飞机制造厂机械处处长陈国强)送到老关(中越交界处)，一同到河内来。’”

接着，汪又嘱咐许少泉说：“军统在这里有不少人，你千万小心，把工作做好，不要出问题。”
　　
汪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还真出问题了。

许回忆说：“我把手枪交给龙云并向他告别后，便和陈昌祖一道乘火车去河内。一上火车，我们便发现有特务盯梢。火车开到蒙自，陈昌祖被军统抓去。我立即下车给昆明的龙云打电话，要他找军统昆明站交涉放人。龙云在电话里把军统昆明站站长臭骂了一顿。昆明站站长原是汪精卫的老部下，接到龙云的电话后不敢怠慢，马上把陈昌祖送给龙云。龙云知道这是件麻烦事，若蒋介石过问起来就很不好办。龙云交待属下挑了一部卡车，在车厢铺上个‘床铺’，又买了面包，配好茶水，在卡车车厢门上加锁，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把陈昌祖送出了老关。一切办妥后，我于12月底到达河内。”

忘于江湖

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二时半赴机场，龙亲往送。三时一刻起飞。”

送走了汪精卫,龙云马上给蒋介石发电报，向他报告了汪精卫飞至昆明之事：“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

对此，蒋在12月21的日记中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注意，此时的蒋介石，还尊称汪精卫为“汪先生”。

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蒋的态度急转直下，破口大骂：“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以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尤者也。”

仅过了一天，在蒋介石的笔下，“汪先生”就变成了“无廉耻之徒”，怎么突然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原来，龙云见汪精卫已经安抵河内，这样，自己再说什么、做什么，也不会因此而对汪产生不利后果了，遂将汪与他的谈话对蒋和盘托出。蒋介石说：“接龙志舟电，称汪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谈中倭和平事件，不料胡涂卑劣至此，诚为无可救药矣！”

蒋在日记中还提醒自己：“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存有影响乎？”

蒋介石所料不错。仅过了一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即发表了“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在声明中，近卫称：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注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三次声明”，也是梅思平、高宗武早就与日方谈好的、“一等到汪逃出到河内，就立即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

罗君强说：“因汪行期延缓，故近卫特托故往京外一行，宣布声明将稍迟发表。及至汪飞抵河内的电讯一到东京，近卫即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对中国招降的声明，也就是无形中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说法。”

12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指出，“近卫第三次声明”系“日本破坏中国独立完整”，“关闭中国门户之基本政策，丝毫未变。”

12月26日，针对“近卫第三次声明”，蒋介石发表讲话：“总观近卫的这个声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于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

蒋还说:“我可以断言，在这篇声明表现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祸，自他这个声明发表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明大义识事势的中国人再存和平妥协之想了!”

蒋介石的话，似乎是说给河内的汪精卫听的。

但汪精卫没有时间听他说话，此时，汪正在紧张地准备如何响应敌方的“招降公告”。

在12月25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时近卫宣言全文已到，译出共读，并研究。汪先生宣言内容，明日由汪起草后，再行讨论。十一时寝。”

12月26日，周佛海又说：“汪先生宣言已拟就，嘱研究后下午四时讨论。午睡一小时。先与公博、希圣讨论，增加及修改两点：一为日本须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一为抗战在求民族之独立与生存，今以和平方法能保全民族之独立与生存，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陈公博是12月20日抵达河内的。他后来回忆说：

“汪先生是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左右离渝了，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数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时日已记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左右，汪先生派一个副官来成都通知我，叫我务于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气关系，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飞云南，但汪先生已先一日赴河内，我只好赴河内。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在12月27的日记中，周佛海说：“八时起。与希圣及公博夫妇散步。十时返。汪先生出示其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并略讨论。”

12月29日，根据汪的指令，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携着汪精卫“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离开河内，并于当天抵达香港，准备交林柏生的《南华日报》发出。

罗君强说：“陈公博在河内小住数日，汪精卫即把响应近卫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与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持往香港，嘱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交林柏生在香港发出。”

林柏生，1902年生，广东信宜人。

林柏生也是汪精卫的亲信，1924年就成为汪的秘书，后汪送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北伐军兴，1926年9月，林柏生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30年，奉汪之命，林柏生在香港创办《南华日报》，并担任社长。1932年又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

《南华日报》、《中华日报》都是汪派的喉舌，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中华日报》因资金缺乏停刊，林遂赴香港，专办《南华日报》。

《中华日报》还是金雄白帮助林柏生创办的，金与汪精卫的另一个亲信曾仲鸣是好朋友。据金回忆：

“当民国二十一年汪氏从海外回国,我以记者职务关系,到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访问的时侯,我又遇到了随汪氏回来的曾仲鸣。民十六汪氏住在上海善钟路七十七号,我与仲鸣相处得很好,几乎是朝夕相见的人,在那时,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随汪去国,已几年不见,这一天在甲板上见到我,他为我介绍一位我所没有见过的人,那是林柏生。他说柏生奉汪先生之命,来沪创办中华日报,他是广东人,对上海情形不熟,希望我给以协助。此后,在中华日报创刊前后,柏生经常为了报务与我联络,我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尽我所能做的帮忙他,我之如此,纯粹为了仲鸣的嘱托。我既没有参加汪系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受过中华日报的酬劳,事实上我仅是中华日报的一名技术顾问。”

金雄白说：“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淞沪抗战,国军后撤,中华日报停刊了,柏生也回到香港。在他离沪的前夕,他到我家里来向我辞行:他说中华日报只有经理叶雪松等寥寥数人留守,他再三托我就近予以照顾。”

忘于江湖

陈公博说：“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12月29日，周、陈、陶等三人到达香港。刚出机场，陈公博即被相熟的记者认出，三人遂分开，周佛海、陶希圣间道走脱，陈公博则依汪的嘱咐，去找顾孟余“研究商量”。

顾孟余，1888年生，祖籍浙江上虞，生于北京。

顾孟余在京师大学堂学过德语，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1年，顾回国参加了武昌首义，并在教育部任职，袁世凯窃国后再度赴德国。后回国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顾孟余通数国语言，据说他在北大讲课的时候，先用中文讲一遍，再用德语、英语、法语各讲一遍，学生惊为天人。

1924年，国共合作，顾孟余加入了由张继、李大钊等人主持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1925年，顾孟余南下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校长，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顾孟余也是汪精卫的亲信，1929年3月，因参与“改组派”的活动，顾孟余被蒋介石给予“开除党籍三年”的处分。蒋汪合流以后，顾孟余的党籍被恢复，并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顾孟余转任交通部部长，1937年卸任后去了香港。1938年4月，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任命顾孟余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周佛海、董显光为副部长。因顾在香港，遂由周“代理部务”。

罗君强说：“顾孟余原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他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挂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因看不起蒋介石，长住香港不赴任。”

由于顾与汪的渊源，因此汪特地嘱咐陈公博，一定要与顾孟余商量之后再定行止。

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对他的做法，他多年的老部下顾孟余表示了激烈的反对。

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正就寝，公博及柏生来，谓顾孟余坚持汪先生宣言不宜发表，并嘱柏生停发，电汪阻止。”

对此，周的态度是：“余深不以为然，主立即发出，多数人数日商量之结果，决不能以一人之意见而改变。公博主张不论汪有无回电，明日再发，余亦同意。”

罗君强回忆说：“顾见此电稿，坚决反对，认为汉奸决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周佛海力主发出。林柏生说：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出名，你们无权反对。”

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七时电思平，闻宣言尚有问题，本日能否发出，尚未可知，当请即至《南华》报馆，督促柏生即发。待至八时半尚无电话，焦甚!如今日不发，则一切计划均破坏无余矣!因径电柏生询问，始知已发出，心为之安。”

林柏生“已发出”的“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实际上是汪精卫给“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由于是以“通电”的方式发出的，时间是12月29日，依“电报代日韵目”，史称之为“艳电”。

在信中，汪精卫说：“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第二点,为共同防共。……第三点,为经济提携。……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在信中，汪精卫充满“激情”地说：“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罗君强说：“臭名昭著的汪精卫《艳电》，终于在林柏生手里发出，留下了历史罪证。顾孟余从此和汪方绝缘了。”

对于汪精卫一伙来说，1938年12月29日是个“坎”。

在此之前，纵使梅思平、高宗武已经代汪精卫与日方签署了“重光堂密约”，毕竟都还是地下的，汪精卫并没有以官方的身份与日方公开媾和，可以说签了白签，不作数的；同时，即便有汪精卫12月18日的出走，也还可以勉强解释为与“当局”“政见不合”，依民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合则留、不合则走，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算大逆不道。多少年来，汪精卫也是一贯如此，能干就干，干不了就出国喝鸡汤。

迄“艳电”发表，性质就完全变了。“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那边浴血奋战，这边却要与对方“交换诚意”。就凭这一句话，任何人都否认不了汪精卫一伙在“通谋敌国”。试问，“通谋敌国”，不是叛国是什么？

再说得明白点，有了这一纸“艳电”，汪精卫一伙的叛国投敌，就是铁案——最晚从1938年12月29日起，汪精卫等人已经是汉奸了。至于后来的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还都”、“组府”，等等，不过加重其罪行而已。
“艳电”一出，举国哗然。当年，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坐牢时，与看守张德江结下了深厚友谊。多少年以后，张在回忆汪精卫的时候，犹充满感情地说：“今则汪先生荣为行政院长，余谨祝其政躬康健，永为国宣老。”今天，汪精卫一变而为汉奸，大家对汪的忿怒，可想而知。
193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痛斥：“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今幸自行暴弃，必于党国与抗战前途一大进步也。本日，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1939年1月1日，先是例行的元旦团拜，大家聚在一起，蒋介石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旋即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临时会议，商讨汪精卫一事。
陈布雷回忆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会，讨论对汪发表艳电后之处置。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
按：“溥泉”即国民党元老张继。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于中央党部遇刺，张继曾奋不顾身地将枪手孙凤鸣扑倒在地。
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临时会议发出决议：“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务。此后一以上月二十六日蒋总裁之演词为标准，奋斗不屈。”
“蒋总裁之演词”即蒋介石针对近卫第三次声明的反驳，这篇讲稿亦出自陈布雷的手笔。陈后来回忆说：“二十六日为蒋公撰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张季鸾君谓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经蒋公再四审阅，于二十八日发表，次日汪精卫即在河内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之艳电矣。”
汪精卫逆迹已著，此时，远在天津的一个小人物，正悄然南下。

忘于江湖

这个人，就是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

陈恭澍后来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元月，中日战争在剧烈进行中，我军政指挥与领导中心，已移至四川重庆。有一天，实在想不起是那一天了，突然接到戴雨农先生拍来的电报。时限等级，列为‘十万火急’，是发自香港而由重庆转到天津来的。报头上的保密区分，注明‘亲译’二字。待我亲自译成明文一看，却只有‘克日来港电话******联络’这么几个字。”

陈恭澍说：“电报来得的确突然，事先一点征候都没有，实在估不透是什么事情。我把电报拿给书记曾澈同志看，意在征询他的看法，他沉吟了一会子，又把那张小纸条翻来覆去的想了老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别以为只是一张小纸条，这就是上级给我们的‘紧急命令’，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也不容稍事迟延，既然命令我克日赴港，我得立即摒挡就道。”

前面说过，除了天津站站长以外，陈恭澍还兼着军统在北方的一支游击队即“苏浙行动委员会北方支队”的副司令职务，在陈的回忆中，他将这支部队称为“滦榆游击总部”。天津站的“站务”，他照例交给了曾澈代理。至于“滦榆游击总部”的工作，原来陈恭澍就没有太多参与，所以也不用去向“总座”王天木辞行。

但是，陈恭澍却很想与他的几个好朋友打个招呼，其中一个是天津站的行动组长、“滦榆游击总部”大队长王文；另外两个都是他的军校同学，“滦榆游击总部”参谋长齐庆斌、政治部主任张作兴，这两个人都是经他介绍，到“滦榆游击总部”工作的。

陈恭澍说：“可是他们都在宝坻新安镇乡下，一时之间已经来不及了。当我即将离津赴港之际，原以为还会回来的，所以连家眷都没有安顿，就像往常到北平去一样，匆匆就走了。”

陈恭澍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再回到北平，已经是八年之后的1947年！

陈恭澍更不会想到的是，平、津两地的许多“同志”，如曾澈、如王文、如周世光、如陈资一，此生再无相见的可能！

陪同陈恭澍赴港的，并不是天津站的工作人员，而是戴笠的“好朋友”胡永荃，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在“殷汝耕案”中，戴笠派来给陈恭澍帮忙的。

此时，胡永荃不仅与陈恭澍成了“好朋友”，同时也基本上成了天津站的编外人员，叫干什么干什么不说，工资一分钱不要，还往里搭钱！因此陈恭澍要去香港，不带自己手下任何一个人，却主动要求胡永荃一同出行，

胡将陈恭澍送到上海，他留下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胡本就是上海人，在当地有自己的买卖），陈独自一人来到香港，住在“跑马地一家半大不小的山光饭店”。这家酒店也是胡永荃介绍的，陈说，这里“既清静、又便宜，要比湾仔那一带乱烘烘的好得多了”。

住下之后，陈就根据密电上的电话，与戴笠取得了联系。

从1935年回到特务处接受“处分”，陈恭澍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见到“老板”了。陈说：“戴先生和我总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们虽照例的握了手，可是淡淡的却缺少久别重逢的那股热情。这并不表示他对我的冷漠，应该谅解到他的心事太重，顾不得多事周旋，也许有好多问题正等待他解决？”

陈恭澍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默默相对，彼此都没有开口，我想他正在考虑另外的一件事。就这样又过了一两分钟，我心里虽急，也只有耐着性子等他先开口。”

戴笠终于开口了，可他说出来的话，却令陈恭澍莫名其妙：“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

按：戴笠口中的香港区，原来叫香港站。

前面说过，香港是特务处最初的据点之一，首任站长就是有“阿公”之称的中医邢森洲。后邢曾随郑介民到北平工作，后来又回到特务处本部当督察股长。

此后，香港的地位日益重要，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香港成为内地与外界联系、转运的唯一口岸，戴笠遂将香港站升格为香港区，以郭寿华为区长。

郭寿华的经历，像极了前面说过的严灵峰，只不过严是福建人，郭是广东人。

郭寿华，1902年生，广东大埔人。

郭是私塾出身，国学底子很不错，据说还学过少林武术，也是个允文允武的人物。

1920年，郭寿华考入省立潮州金山中学，正赶上新校长上任，这位校长，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惊世骇俗的张竞生博士。

按：《潜伏》中，几个太太打麻将时，马太太和陆太太曾经眉飞色舞地谈到“性，那是学问”等等，说的就是这位张大博士的理论。结果被守旧的站长太太嗤之以鼻，翠平则不知就里，还接茬说“我们乡下讲究在山坡上”什么的，引得马太太无限神往。

其实张博士的学问并不仅仅是所谓“性学”，还包括许多其他内容，比如，他在金山中学校长任内，大力宣扬“计划生育”（当时不这么叫，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避孕、节育等等，应该说在都是领风气之先的。

郭寿华虽然岁数不大，却读了一肚子线装书，可能思想上比较保守一些，看着这位校长不顺眼，居然带着一帮同学搞学潮，要驱逐张竞生。可想而知。跟校长对着干，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最终郭寿华被开除。

按：张竞生的结果也比郭寿华好不了多少，就在郭被开除不久，张也被人驱走，前后干了还不到一年。

张竞生一生坎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被人提起。

被开除的郭寿华倒不愁没学上，前脚离开潮州，后脚到广州，轻轻松松地又考上了广东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与陈公博是前后校友）。在校期间，郭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学生部部长。

1927年，郭寿华转为中共党员，并在毕业后，受党的委托，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政经科学习，后又进步兵学校学习。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郭寿华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大会的会务工作，担任大会秘书处记录科记录员。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以后，郭寿华没有回国，而是去了南洋的亲戚家，并在此期间脱党。此后，郭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行政法专业，1930年毕业。

1931年，郭寿华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讲师，同时任宪兵第三团、中央军校中校教官。1933年，郭寿华任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中校秘书，后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转入特务处。

比较特殊的是，郭寿华的“关系”转入了特务处，但人却没有进特务处，原因是他早在1933年即奉派赴民国政府驻意大利大使馆副武官，后又代理武官。

1937年抗战爆发，郭寿华回国“归队”，此时特务处已扩大为军统局，郭寿华是广东人，又有长期驻外的经历，戴笠遂将郭派赴香港，任扩大后的香港区区长。

此后，郭被调回重庆军统局本部，接替他的是“湖南三李”之一的李崇诗；再往后，李崇诗去了广东韶关，当财政部广东缉私处处长，换上来的，便是我们久违了的王新衡了。

抗战胜利以后，郭寿华曾任广东湛江市市长，后去台，转而做学问，放下手枪拿起笔，倒也像模像样，著述颇丰，虽不比严灵峰蔚然大家，也是成就斐然。

忘于江湖

听了戴笠的话，陈恭澍很不满意，他后来回忆说：“这两句话听得我不明不白，而我最关切的是不远千里到底来干什么？和他一起去那里？我正待发问，他说还有好要紧的事情，非要马上处理不可，竟而一转身走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了。我心里好不舒服，这算什么！”
随戴笠一同来的，还有他的警卫——神枪王鲁翘。
陈恭澍与王鲁翘并不太熟，他在回忆中说：“笔者和王鲁翘同志在南京见过一次，握手寒暄，并未交谈，如此而已。王鲁翘山东人，警校毕业，原任戴先生侍卫，此刻正从广西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后，留港待命中。”
按：陈恭澍所说的“从广西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即前文所讲的，1936年11月21日，特务处将王亚樵狙杀在广西梧州。此后，王未回南京，留在特务处香港站工作。
于是陈就问：“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
王鲁翘比陈恭澍小五、六岁，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很痛快的说：“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接着，王将陈送回“跑马地饭店”，陈恭澍回忆说：“我很想多知道与我有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够不上谈心事的交情，有些话也不便多问。在他，无论知道不知道，更不敢多说，如果我问了，他是知道的而又不便告诉我，岂不使他为难。鲁翘临去，嘱咐我多休息，少出去，以免有事通知找不到人。”
此时，即使是政治上再不敏感的人，恐怕也能够猜着“到河内去”的使命了，何况是陈恭澍这样的职业特务。他想：“至于到河内去干什么？我想，这当然与汪精卫之背离重庆有密切关系，王鲁翘不是说他也一同去吗？他不是刚从广西对付了一个‘职业打手’之后，调到香港来的吗？我不是在华北指挥或参与过许多次行动工作吗？据此推论，思过半矣。”
同时，陈又想：“也不尽然，因为汪某的身份地位特殊，与一般的通谋敌国者又有所不同，当不致于对他怎么样吧？”
次日，戴笠携陈恭澍、王鲁翘二人离开香港赴河内。陈恭澍回忆说：“我们几个人在飞机上：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鲁翘是后面一排，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始终不开口。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响太大，小声说，总不清楚，如果放开喉咙，在这种场合，又恐被人家听了去，因而泄露了事机，当然不好。”
就这样，在沉默中，陈恭澍陪同戴笠来到河内，见到了戴笠早就安插在河内的特务方炳西。
方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据当时任香港站助理书记的王方南回忆说：“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总领事馆，总领事是许念曾。军统原派有一个名叫方炳西的人在该领事馆担任秘书。据方炳西说，戴笠为了利用该领事馆作为掩护，曾秘密去过河内一次，他对许念曾封官许愿，极力拉拢，答应事成后给许以高官职位。许念曾为了升官发财，也乐于巴结戴笠而甘愿为蒋介石效力（后来许念曾经戴笠推荐一度出任驻埃及公使）。是河内总领事馆便成为戴笠刺汪的活动据点。”
按：许念曾英语极好。日后，许调回重庆任外交部主任参事，1942年8月，军统与美国海军方面的代表梅乐斯谈“中美情报合作”问题，当时由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起草了“合作协议”初稿，由戴笠的英文秘书王友竹译成英文；又先后经军统另外两个外语长才黄天迈、马佩衡校订。戴笠还不放心，令许念曾做最后的校勘。据鲍志鸿回忆，当时正值初秋，重庆的“秋老虎”厉害，闷热难耐，又没有电扇，为免许念曾分神，戴笠亲自在一旁给许打扇子，由“许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逐条斟酌校正英文翻译”。
王方南，许多文献说他是浙江人，其实是把王与他的老上司、老搭档刘方雄给搞混了。
王方南，1906年生，湖南城步县人（今属邵阳）。
王方南毕业于黄兴创办的明德中学，1927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1930年加入国民党。
1931年，王方南大学毕业，到南京《新京日报》当体育栏目编辑，后曾短时间到浙江嵊县中学教书。1933年夏，王方南考入中央军校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一期学习。
按：在铨叙年功的时候，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一期毕业生比照军校十期毕业生，所以，王方南也算是有军校的学历。
1935年，经特务处汉口站负责人、汉口警察分局局长周伟龙介绍，王方南入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当了一个“编审员”，禁烟督察处是受特务处“运用”的单位，至此王方南再进一步，成为特务处的外围组织成员。
1935年秋，杭训班第六期开班，周伟龙以军统汉口站名义保送王方南到杭州学习。因此，王方南与张毓中、毛森等人的出身是一样的，都是杭训班毕业。不过王要晚的多。
后来，王方南回忆说：“我是1935年5 月在汉口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同年10月，我被调往军统杭州特别训练班第六期受特务训练。这个训练班设在浙江杭州警官学校内。训练班的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余乐醒，书记长是王孔安。训练班分为六个队，一、二、三队主要进行警察治安训练，第四队进行全能性特务训练，第五队进行汽车驾驶训练，第六队电讯训练。

王方南就被分在第四队，接受了所谓“全能性特务训练”。据王回忆，对这个队，戴笠非常重视，其学员的来源，“除了几个专人介绍来的以外，其余都是从军统所属的各地机构中抽调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特务。”
王方南说，当时学习的内容有：“（1）情报（包括密写通讯和药水反应等）；（2 ）侦探（包括侦查、化装。跟踪、脱梢等）；（3 ）爆破（包括炸弹装制、手枪拆装、烈性药物炮制等）；（4 ）密码（包括电码排列和翻译等）；（5 ）照相（包括摄影、洗印、放大等）；（6 ）擒拿；（7 ）汽车驾驶；（8 ）手枪射击；（9 ）政治；（10）外文（英、日等语）。”
从学习的内容看，与陈恭澍在洪公祠的课程设置差不多，确实是按照“全能性特务”来训练的。
王方南也参加过“宣誓”，他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在受训快要完毕的时候，曾举行过一次集体宣誓。那天半夜，集中在警官学校操坪上，然后把所有人的眼睛都用毛巾蒙住，装上汽车送往郊外傍山的一幢大房屋内。屋旁半山坡上有一盏绿色的电灯，光线暗淡，显得恐怖。政治指导员董益三把全队人员带到屋内，只见厅堂里挂着蒋介石的头像。董益三要全队人员列队向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王孔安领着全体受训人员宣誓。宣誓的内容是：我们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袖，努力工作，不怕牺牲，如违誓言，愿受严惩。宣誓完毕。当场杀了一只公鸡，把血淋入酒内，全体人员各饮一杯鸡血洒，作为盟誓。”
在今天看来，这种仪式，既有点神秘、又有点恐怖，还带些封建色彩。
1936年6 月，王方南等从杭训班毕业，照例又要到特务处的“最高学府”——洪公祠进行“实习”，也相当于镀金吧。不过为时甚短，仅两个月即于8 月前后分配工作，王仍回汉口站，当了一名“直属情报员”。
至此，通过“中央军校学员、特务处外围组织成员、特训班”的“三级跳”，王方南就算是成为特务处的特务了。
1937年2月，一直在武汉工作的周伟龙转任上海区区长，将王方南也带到上海，任助理书记，负责情报编审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上海区大批干部被戴笠调到内地，王方南改任情报组长。
1938年夏秋之际，王方南与上海区另一个情报组长刘方雄被上海“公共租界”以“暴徒”的罪名逮捕，后经戴笠多方想办法营救出狱。当年11月，刘方雄、王方南均被调到军统香港区，刘方雄任书记、王仍当助理书记

忘于江湖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一）



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军曹大山勇夫及士兵斋藤要藏驾摩托车直闯我虹桥机场，被我守军击毙，这就是“虹桥机场”事件。和一个多月前北平郊外的日军“失踪”事件引发“七七事变”一样，“虹桥机场”事件成为淞沪抗战的导火索。


8月11日，蒋介石命令京沪区警备司令张治中将驻常熟、江阴、苏州，无锡等地的第36、87、88三个师及重炮兵两个团推进到上海周边。

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就中日双方可能在京沪地区的开战，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

7月27日，海军部长陈绍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奉军事委员会令，在江阴方面封锁长江航道，要求有关各部会采取配合行动。



孰料，就在次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据曾与王凡生一同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顾高地回忆：“当日上午汉口方面日侨突然奉命紧急撤退，原在汉口装货待发之日本商轮临时将货卸下，日侨随即蜂拥上船，随身衣物大都未及携带，有的就餐未毕即奔赴码头，其仓皇狼狈情态使人大为吃惊。”




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所有日舰、日军、日侨立即全部向上海撤退。显然，陈绍宽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对此，蒋介石怒不可遏，严令查明严惩。




经查，此项绝密计划系由行政院秘书黄浚所泄。




黄浚，生于1890年，福建侯官人。




黄浚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历任北洋政府陆军部、财政部、交通部参事等职。据顾高地回忆，1932年，经黄浚的福建同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介绍，黄浚入行政院任秘书。




黄是大学问家，所著《花随入圣庵摭忆》为陈寅恪所激赏。




黄浚泄密的渠道，就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顾高地说：“须磨向以接近军部对华强硬著名，上海同文书院、东京帝大出身，通汉文，最初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浚，见黄以名士自居，经常出入夫子庙为歌女捧场，入不敷出，乃以小恩小惠加以收买，使按时提供行政院会议有关情报。一九三五年须磨以副领事藏本事件处置操切，被调回国内，仍由南京总领事馆派人与黄保持联络。”




1937年7月27日的行政院会议，恰由黄浚负责记录，当晚即将此项绝密情报透露给日方，“从而使这一可能改变战局进程的重大措施归于失败”（顾高地语）。




据黄浚的同事陈克文说：“黄平日喜弄笔墨，喜打听消息，尤喜以消息灵通自诩，即此一端，识者早知其将取祸矣。




1937年8月11日，黄浚被逮捕。8月26日，黄浚及其子、国民政府外交部职员黄晟，因“通谋敌国”在南京被枪决，这是抗战开始以后审理的汉奸第一案。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其党羽16人，受黄浚的牵连，其中6个是他的福建同乡。另外，黄浚还有一个女儿在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馆工作，亦被撤职。




当天，行政院曾专门召集会议，通报黄浚一案内情。陈克文在日记中痛斥黄说：“闻其自白书中有言‘于己有利，于国无损’，义利之不辨如此，死有余辜也。”




8月13日，日军在闸北及虹口公园北的八字桥附近进行“火力搜索”，与我88师孙元良部发生前哨接触。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八一三”淞沪抗战就此打响。




淞沪战起的当天，戴笠即赶往上海。8月15日，戴笠到华格臬路216号，去拜会了他的老朋友——杜月笙。


杜月笙，原名杜月生，1888年生，上海县高桥镇人。

杜月笙是上海浦东人。《杜月笙传》说：“高桥镇，旧名天灯下，又称天灯头，位于上海县城东北三十六里处，地属高昌乡，第二十二保。由于一条黄浦江，将上海县横剖为二：江东的地区叫浦东，江西的地区曰浦西，因此，杜家素称浦东人。”

据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回忆：“我父亲出生在浦东高桥，家里很穷，他14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6岁的时候母亲为他生了个妹妹，产后就死了，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他们用席子把她卷起来，拿烂泥土把她埋一埋，后来这里长了一棵树。之后他成了孤儿。”

自然，在这样一种家境下，杜月笙没有可能接受教育。后来他成名以后，深感自己没有文化，让别人看不起，于是处处学着读书人的样子，每逢见客，必穿上长衫，同时努力地学习认字。渐渐地，居然能大体看懂报纸上的新闻了，也能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杜镛”了，不过要讲写字，杜也只会写这两个字，别的字是不会写的。

13岁那年，杜月笙第一次走进了赌场，赌本是五角毫洋，从此，他就与赌博结下了不接之缘。《杜月笙传》说：“终其一生，杜月笙对他十三岁从事赌博的这一幕，可以说是无时或忘，骤然的被人注意，被人重视，被人谈论，被人拥护，使他得到从所未有的喜悦骄傲。那一场五毛钱的赌博，对他一生具有极大影响。他从这一件小事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不是累赘，众人嫌的厌物，死活无人过问的孤儿，他也是一个圆顶方趾，具有生存权利的人，同时，只要他有所表现，他就可以获得人家另眼相看。成功发迹以后的杜月笙，参透人情世故，看穿大千世界，他以无比丰富的社会经验，人事阅历，他不时用四句上海人的打话，告诫他的部属和门人：‘吃是明功，着是威风，嫖是落空，赌是对冲’。而他自己一生，不讲究吃着，唯独对于赌博，兴趣之高，终身不渝。即使他往后的起家与发达，也和睹博具有密切的关系。”

终于有一天，杜月笙突发奇想，要卖掉他名下的祖屋，到上海去闯天下。这还了得：“平时早就把杜月笙看不顺眼，如今听说他胆敢起意出卖祖宅，老娘舅朱阳声闻讯赫然大怒，他亲自去把杜月笙捉来，捉进祖宅堂屋，不由分说，将他痛打了一顿，一边打时一边破口大骂，骂他是杜家不肖的子孙，天生成的败家精。同时他再向杜月笙提出警告，他再敢提一句卖祖屋的话，不但老娘舅还要将他狠狠的打，而且他的姑丈万春发说过了的：他那边也要请杜月笙‘吃生活！’”

至此，杜月笙在家乡是呆不下去了。1902年，14岁的杜月笙离开家乡，临行，他对送行的外婆发下“毒誓”：“高桥家乡人人看我不起，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我发誓永远不踏这块血地！”

就这样，杜月笙到上海十六铺码头的鸿元盛水果店，当了一名学徒。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得到了一个“水果阿三”的绰号，据说他能把一个梨削下来的皮拼成一个完整的梨型。

十六铺码头有个青帮弟子陈世昌，想在这里混，离开陈的“照拂”是不可能的，于是，杜拜陈世昌为“老头子”，就此踏入青帮。陈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按“大通悟学”的排行，杜月笙属于“悟”字辈，单以辈分而论，杜月笙比陈恭澍还低一辈。

但一个人辈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帮”中的地位。此后，杜月笙“傍”上了当时早已在上海滩站住脚跟的法租界“华探头”的黄金荣，并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从黄金荣身边的诸多“佣差”中脱颖而出，并最终与黄金荣、张啸林比肩，成为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一。

其时，蒋介石在上海搞投机生意，与杜月笙有诸多往来。1927年，杜月笙因积极协助蒋介石“清党”，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杜月笙还特地穿上制服，照了一张军装像。

也是在此时，经杨虎介绍，杜月笙结识了比他小几乎十岁的戴笠，三人结为拜把子兄弟。其时，杜月笙恐怕还不会想到，这位毫不起眼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上尉参谋，五年之后，居然会成为复兴社特务处的掌门人。

忘于江湖

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


话说，戴笠的特务处，与杜月笙最初的相处，并不愉快。

据《杜月笙传》记载：“这一军事委员会的核心组织，重要组织（指特务处），和杜月笙第一次交往，就闹得很不愉快，一日执行科长邱开基专诚到华格臬路拜会杜月笙，有要事商谈，当时邱科长穿一袭蓝布长衫，上门来时一不递名片，二不说来由，他为保持机密百事讳莫如深，杜公馆的司阍却无法侦知他是甚等样人，一语不合，拉长了脸，硬将这位执行科长给轰了出去，邱开基难免愤懑不平，口出怨言。事后不久遂为杜月笙所侦知，他三尸暴跳，极为懊恼，除了重责有眼不识泰山的司阍，苦于莫测高深，无从解释，为此，他曾一再扬言干脆把烟赌两挡都收了，免得动辄得咎，脑筋伤透，纵使做煞也是吃力不讨好，四面八方，应付难周。”

邱开基，1905年生，云南景东人，军校三期经理科毕业。


邱开基是特务处最早期的骨干分子之一，特务处成立之初，一共只有两个科，其中副处长郑介民兼任侦查科长，邱开基则为执行科长，可见其资格之老。
其实，早在复兴社创始之初，邱开基就是干事之一，戴笠不过是个候补干事，若论在复兴社中的地位，邱开基还高于戴笠。不仅如此，邱还兼任着一项重要职务——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查处缉私主任。
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刚刚建立，还不是政府的正式机构，因此用于特务活动的经费不能列入国家的预算开支，只能走蒋介石个人的“特别”经费，十分有限。于是，征收烟税的巨额收入就成为了特务经费的主要来源，把这样一个机构交给邱开基，老蒋对邱的重视不问而知。
基于同样的原因，戴笠早就想把禁烟督查处抓到自己手中，苦于邱开基当时正是老蒋的红人，急切间动他不得。
禁烟督查处驻武汉，偏巧，特务处汉口区区长周伟龙也是个不甘人下的角色，早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于是，他叫自己手下搜集了许多禁烟督查处“违法乱纪”的材料，托戴笠交给老蒋。可戴笠也有戴笠的难处，不管怎么说，邱开基还是自己的手下，明着整他，传出去不好听，于是把材料压了下来。
周伟龙不是善罢甘休的性格，几番密告，不得要领，于是心一横，亲自进京，直接找老蒋告“御状”，并声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愿在京待罪请命”）。最终，经周与邱开基当面对质，老蒋免掉了邱的缉私主任职务，不过也没有亏待他，派他回到家乡云南当警保处长，少将军衔。
周伟龙搬倒了邱开基，却没有如愿当上缉私主任，老蒋另派了军校三期的沈开樾接任。不仅如此，复兴社高干邓文仪等人对周还颇有微词，认为他对自家人背后捅刀子（周伟龙是复兴社驻武汉干事），手段太过毒辣。鸡飞蛋打的周伟龙心灰意冷，表示不愿再回武汉工作。
前面说过，周伟龙是于戴笠有过大恩的人，况且，此番折腾，也算是为“团体”出力，为表示对周的酬庸，戴笠调周伟龙为特务处最重要的上海区区长。
接着说戴笠。眼下，戴笠要借重杜月笙的时候就到了。
此前，杜月笙已经参与了由上海总工会、市商会、学生会、慈善机构、宗教组织共500多个团体联合成立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委员会”，并与王晓籁、黄炎培、钱新之、潘公展等九人组成了主席团。杜月笙同时担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学生朱学范则负责“技术委员会”，表现出了极大的救亡热忱，同时也显示了帮会组织在上海的地位。
长久以来，戴笠一直想拥有自己的一支武装部队，苦于没有名目，也没有经费来源。眼下的淞沪抗战，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杜月笙手下，有人有钱，如果能组织起来，那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杜月笙的事业根基全在上海，所有的徒众都要仰仗他吃饭，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于公于私，他杜月笙都绝不会坐视不管。
在这个时候，戴笠和杜月笙，彼此都需要对方提供一个机会。
《杜月笙传》中详细地描绘了戴笠与杜月笙的这次谈话：“极其兴奋热烈的，戴笠滔滔不绝，向杜月笙透露他的惊人计划，他希望这支新军能有足够的兵力，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正式协助国军作战。”
由于戴笠的计划过于“宏伟”，杜月笙心存狐疑，于是，他问：“戴先生所讲的足够兵力，大致需要多少人呢？”
戴笠很干脆地说：“最低限度，要一万人。”
杜月笙听了，登时“倒吸一口冷气”，他心想：“旦夕之间要组成一万大军，真是谈何容易？如果是打相打，吶喊助威，聚众滋事，凭杜月笙在上海工商两界的庞大势力，白相人地的无上权威，莫说万儿八千，便要十万八万的人马，也是叱嗟可办，然而戴笠是在说编组军队，在顽强敌人的大炮机枪飞机炸弹之下，叫黄浦滩上吃油着绸，纸醉金迷的少年儿郎，脱下便服，着上军装，长期离开家庭，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上火线去打仗。杜月笙容或豪情胜概不改，脱得下这件长衫，再去当一名中将少将，可是，他能拖得动上万儿郎不惜拋头颅，洒热血，为国牺牲吗？”
杜月笙的担心，应该说都是实情，他的那些手下，打架斗殴、敲诈勒索，自然都是行家里手，真要说上战场，跟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会不会“拉稀”，谁也不好说！
戴笠见此，进一步鼓励他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抗战前途，与此大有关联，所以，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跟蒋委员长请过示了。委员长认为事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的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杜听了说：“既然这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大家帮忙。”
戴笠等的就是他这句话，马上掏出纸笔：“我们彼此商量，开一个筹备者的名单出来。”
不一会儿，俩人就拉出一份名单，除了杜月笙、戴笠以外，还包括上海市市长兪鸿钧、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界的则有吉章简、蔡劲军等人。此外还有一位老桂系的军头、其时正闲居上海的刘志陆。
领头的有了，如何成军，还需要斟酌，戴笠早已胸有成竹：“杜先生，幕集一万人马，其实并不太难。我说的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我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集中起来，编一支队一特务大队绰有余裕。还有此刻正在受训的高中以上学生，要他们投笔从戎，自动参加，我想得个两三千人，应该没有问题。照这样算起来，杜先生你这边只要号召个六七千人，编成三个支队，就尽够了。”
听到这里，杜月笙以为自己听明白了，很起劲地说：“方才我也想到了的，上海各区的保卫团，有人，也有枪，而且多少受过一点训练。他们的团长，多半是我的学生，譬如说闸北保卫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长唐承宗……，叫他们去问问保卫团的弟兄，愿不愿参加？我想，找个千把人，或许不生问题。”
戴笠一听，知道杜月笙还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于是点了他一句：“杜先生，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
“那两个？”
“陆京士和朱学范。”
听到这里，杜月笙才意识到戴笠找他的真正含义：“戴先生的意思，是到工人中间去征集？”
“当然。上海工人有一百多万，他们大都是爱国不肯后人的，请陆京士他们站出来一号召，集合几千人，那还不是言话一句？”

忘于江湖

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三）





就在戴笠与杜月笙会谈的第二天，戴笠给自己的手下王兆槐写了一封信：

“此次中日战争，固为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交，但亦为我领袖领导下革命团体生死成败之所系也。吾人在此时期，应如何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以报领袖与党国，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万望兄以身作则，立即激励所属同志，不畏难，不怕死，不分昼夜，努力工作。情报务期确实而迅速。”

王兆槐，1906生，浙江遂安人。军校四期。

王兆槐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分在四期入伍生队步一团步七连，同一连中，还有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另外还有胡涟。

王兆槐是标准的军人出身，还在接受入伍生训练时就参加了东征，毕业后又参加了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上尉军衔。

当时的参谋处长是林蔚，其参谋处人才济济，有少将高参熊式辉、有汤恩伯，还有刚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不久的上校参谋盛世才。

作为联络参谋，王兆槐主要的任务是传送重要作战命令。有一天，他奉命送一份文件给刚刚从孙传芳部下反正过来的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当时刚好杨杰和熊式辉赴前方，他们的车后面跟着一辆随从坐的卡车。王兆槐为争取时间，请求搭乘卡车，杨杰没说什么，熊式辉却拒绝了，他说：“你骑马去吧。”

王兆槐只好骑马去送公文，马不停蹄地跑了整整一天，才找到陈调元的总部，马也跑死了。王兆槐非常生气，我是参谋处的参谋，送参谋处的公文，怎么就不能搭一下参谋处的车呢？

当时戴笠也是上尉联络参谋，戴笠比王兆槐混得更惨，他的主要任务是在陇海路、津浦路上搜集情报，为老蒋服务。搞情报是要花钱的，戴笠并没有特别费，只靠上尉薪饷根本不够。只好靠母亲蓝月喜从家里给他寄钱。

这段时间是戴笠最为艰苦的时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跟着他的就是勤务兵贾金南，每天背着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行军床让戴笠睡，贾就睡在地上。王兆槐看了十分同情，给戴笠介绍了一家印刷厂，才算解决了住的问题。

正因为彼此是“患难之交”，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自然把王兆槐拉了进来。

王兆槐也是杜门中人，而且还是骨干、“恒社”成员，因此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1935年，继吴乃宪、翁光辉之后，王兆槐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

按：“恒社”是杜门徒弟、门生的一个组织，以民间社团的面目出现，其目的是加强联系、扩大影响。所以，并非所有的杜门中人都是“恒社”成员，只有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才有资格加入“恒社”。

查1934年的“恒社”会员录，共324人，除了朱学范、陆京士等知名的杜门中人外，颇多知名人士，如政界的吴绍澍、陈君毅；文化界的张石川；商界的黄香谷；著名中医陈存仁，等等。由于“恒社”的聚会经常要唱戏，因此，梨园界的成员颇多，如高庆奎、马连良等等都是“恒社”成员。

戴笠的手下有两个“恒社”成员，除了王兆槐以外，另一个，就是后来曾经为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公共租界捕房探长刘俊卿。

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是特务处最早掌握的公开机构，也是对戴笠助力最大的一个单位，因此，不仅历任大队长，戴笠都派了军校“学长”去担任，还想尽办法往里头“塞”特务处的人，沈醉、程慕颐，还有后来落水当了汉奸的林之江都是最早派进去的，据沈醉回忆，最多的时候，特务处派进去十几个人。同时，对侦察大队中合乎自己要求的，戴笠一个个全拉进特务处，时间不长，几乎把侦察大队搞成特务处的分支机构。

之所以戴笠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侦察大队安插自己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淞沪警备司令是杨虎。

杨虎，1889年生，安徽宁国人。

杨虎这个人们说起来耳熟能详，但他的许多经历，其实并不为人熟知。

杨虎本姓胡，出身很苦，无奈家中将他送给同村杨姓人家，起名为杨德顺，以给人放牛为生。杨德顺发迹以后，为纪念本家和养父杨家，遂改名杨虎。

经种种难得的际遇，杨虎去了南方，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因其作战勇敢，又写得一手好字，于1913年成为孙的秘书兼卫士，并于同年与孙的另一位爱将蒋介石拜了把兄弟。1921年，孙中山于广州就任大总统，杨虎任大总统参军兼总统府卫队长。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在孙身边的就是杨虎，正是杨虎保护着孙中山逃上了“永丰舰”。

换句话说，没有杨虎，后边的历史不知道怎么写了。

1926年，北伐军兴，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1927年3月，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克上海，成立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就是杨虎。此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杨仍为司令，同时，杨还兼任上海市政府保安处处长，加上他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从1927年到1937年，杨虎就是上海的土皇上。

据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回忆，早在1927年，戴笠就已经与杨虎和杜月笙拜了把子，当年的杜月笙与杨虎都是上海威风凛凛的人物，而戴笠还籍籍无名，可见戴笠与人交往确实有一套，而杜、杨二人“识人于未遇之时”，眼光也自了得。

没有杨虎的默许，戴笠不可能放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排特务，跟在自己家里似地。

另外，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是一位奇女子，对戴笠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

此后，王兆槐任浙江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淞沪抗战爆发以后，随戴笠赶赴上海。

就在8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信的当天下午，戴又找到王，交给他一项艰难的任务——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仓库内存放着一批武器弹药，令王不惜一切抢运到南市。

南市和仓库之间隔着黄浦江，入夜，江里的日本军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一旦被发现，全都得葬身鱼腹。

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据乔家才回忆，当时仓库都用铁锁锁着，锁环比大拇指还粗。王兆槐事先早有准备，他们用湿毛巾裹住锁环，用钢锯锯断锁环，等探照灯照来，大家马上匍匐在地上不动，这样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大门打开。仓库里，“崭新的马牌曲尺左轮手枪、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各种子弹、航空器材”堆积如山。从九点多钟，王兆槐他们一直搬到第二天清晨四点钟，装满三条驳船，安全运回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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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四）




经戴笠与杜月笙研究，“新军”筹备处的地点，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即我们前面讲过的，为了培养电讯特务，戴笠责成魏大铭在上海办的那个无线电培训学校。



这当然是戴笠私心自用——目前的三极无线电学校，已经成为特务处在上海的“前进指挥所”。并且，戴笠手下的一员大将，已经到那里坐镇了，他就是文强（文强在回忆中，称之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
早在淞沪战起的第二天，文强即接到郑介民的通知，戴笠从上海打来电报，令文强即刻赶赴上海报到。
其时，文强正在“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调练班”（简称“参训班”）任中校政治指导员，“参训班”是以参谋本部的名义举办的，其学员毕业后派回原所属各部队任谍报参谋，因此该班由时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的郑介民为负责人，淞沪开展以后，所有学员中断“训练”，全部回到原部队准备参战。
文强的新职务，是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以下简称“三极电所”)所长，他说：“三极电所是为特务处初步培训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学校，分为训练报务员及工程人员两大类。初中文化程度到高中以及大专学校毕业的青年男女都可以公开投考。”
文强于当日乘京沪特别快车抵沪，前往法租界拉斐德路枫林桥三极电所“就任”。文强回忆说：“我到所视事后，才了解这所学校已经停办，决定迁往武汉，但我仍以所长名义视事。这是为了保持上海三极电所这块校牌来对付租界当局，而实际上则是在戴笠主持下开展对日工作的秘密中心。”
文强到达上海以后，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工作。
据文强回忆，在他到达上海的一周之后，即8月20日夜间，戴笠在三极电所二楼办公室召集特务处在上海的一些骨干谈话，当时在场的，除了他和原上海区区长余乐醒之外，尚有罗国熙、周迅予、刘戈青、王业鸿等人。
四人当中，罗国熙和周迅予都是黄埔毕业生；王业鸿是杭训班甲班学员，戴笠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是郑介民的亲信。刘戈青则是军统“七小杀手”之一，我们今后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此时暂且按下不表。
戴笠说：“上海战役爆发是日军挑衅，派遣浪人闯入我飞机场捣乱，企图走一二八战役侥幸取胜的老路。南京最高当局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战争爆发前夕，我军已将闯入我机场的日本军曹处死，敌方便大举进攻。此事只许在座诸位知道，应严守秘密，不准泄露。”
戴笠说，此次的任务是到“浦东的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调查勘测，谨防日军偷渡登陆，危及我军侧翼及后方补给联络线，以策安全”。戴笠将他们的行动小组起名为“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并指定余乐醒为组长，文强为副组长，罗国熙、周迅予、刘戈青、王业鸿等四人为参谋。

行前，戴笠令他们到上海劳动协会找一个人接洽，由他介绍帮助。

这个人，就是戴笠与杜月笙的谈话中提到的、杜的两员大将之一、大名鼎鼎的工人领袖朱学范。

朱学范，1905年生，上海金山人。

朱学范的父亲是一个当铺的店员，因此他进入一家典质业的职工子弟小学读书，读到高小毕业，这在当年的贫寒子弟当中，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不容易的是，朱学范后来又接着学了一年多的英语，此后，他能从众多的工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工人领袖，与其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是有很大关系的。

1924年，朱学范考入上海邮政局，当了一名邮务生，这在当时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据他回忆：“当时在上海社会上，把考进海关做事的，叫做捧了金饭碗。考进邮局做事的，叫做捧了铁饭碗。因为邮局实行公务员制度，从职员到差工，一律招考录用。……工作上没有错误，不会失业。”

按：笔者曾参观过上海天潼路上的邮政博物馆，即当年的上海邮政总局，那大楼堪称美伦美奂，与外滩上那鳞次栉比的银行大楼相比，毫不逊色。当时，一个担任保安的退休老邮工还义务为我们进行了讲解，其言谈举止充满了自豪感。

“五卅运动”以后，上海邮工成立了上海邮务工会，并逐渐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工会、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报业工会、南洋烟厂工会、英美烟厂工会以及华商电气公司工会比肩的上海七大工会之一，朱学范与好友陆京士都是其中的骨干。

按：陆京士，1907年生，江苏太仓人，与朱学范同年考入上海邮政局。

为扩大上海邮务工会的影响力，陆京士提议把青帮势力引入上海邮局，他认为：“上海的主要工厂、大百货公司、公用事业、码头、报馆等等都在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市政府的力量都达不到。我们要在劳工界打开局面，必须在租界有个靠山。”

对此，朱学范认为很有道理。于是，1928年，经杜月笙的门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介绍，朱学范、陆京士二人拜杜月笙为“先生”。

朱学范说：“杜月笙对于邮局职工拜在他的门下，认为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因为邮局是国民政府办的，局长是外国人，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

1929年、朱学范、陆京士等人成立了全国邮务总工会，朱、陆被推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时，朱学范24岁，陆京士更小，才22岁。

1931年6月10日，杜月笙终于实现了当年的诺言——在家乡浦东高桥建成了杜氏祠堂。据杜月笙的好友、四川军阀、袍哥大爷范绍曾回忆，当时替他操办此事的，都是所谓的“海上闻人”，如“典礼”的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等。范说，当时国民党和政府的显要都送礼表示祝贺，他记得蒋介石送了一面“金匮”，上面写着“孝思不匮”，还送了一篇祝词。

作为门生，朱学范、陆京士二人自然也要“意思意思”，但他们二人都是穷工人，哪儿有钱送礼。于是，他们利用“职权”刻了一个“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这份礼物可真是别开生面，既不花钱又让杜月笙很有面子，他认为“纪念邮戳使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名扬全国”，极为得意。

朱学范说：“我们私刻纪念邮戳，找邮局规定本是不允许的，由于党政要人都纷纷向杜月笙祝贺，在上海轰动一时，邮局当局摄于声势，只好默许。”

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买杜月笙的账。为了庆祝，杜月恒在天蟾舞台连唱了三天大戏，京沪两地梨园界的名角儿几乎到齐了，只有余叔岩例外，就是不去，不给杜月笙捧这个场。当时杜的门下给余带话，说：“如果你以后还想在上海这个码头混，就老老实实地给我过来。”谁知道余叔岩也很倔，不吃这一套，说“不混就不混”。从此，余叔岩真的没有在上海唱过一出戏。

1932年，杜月笙成立“恒社”，朱学范、陆京士都是常务理事，从此成为杜身边的“哼哈二将”。

1932年，朱学范当选为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委员（后改称主席），同年创办“大公通讯社”，走上了他工运生涯的顶峰。

1933年，朱学范开始在上海市总工会内部收“门生”，次年，仿照杜月笙的“恒社”，朱学范主持成立了他自己的组织，并援引“恒毅为立身之本”的意思，起名为“毅社”。

与此同时，陆京士当选为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至此，朱学范、陆京士二人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帮会成员了、甚至不仅仅是工人领袖了，而已经成为政治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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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五）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朱学范正在国外，出席国际劳工组织第二十三届大会，在从马赛返国的邮轮上，他听到了蒋介石那篇“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讲话。朱学范后来回忆说：“当时，在轮船的餐厅里，原来安排我同日本乘客同桌，我就向餐厅主管提出，日本已成为中国的敌国，我不愿同敌国的人坐在一起吃饭。他就安排我在另一个桌子上用餐。”

按：从1936年6月开始，作为中国的劳方代表，朱学范连续出席了自二十届到二十三届的国际劳工大会，并在1937年的第二十三届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候补理事，成为中国第一个被选入劳工组织理事会的中国劳方代表。从此，朱学范作为工人活动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8月7日，朱学范回到上海，马上投入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委员会”的工作。

根据戴笠的嘱咐，文强找到了朱学范，当时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先向我们介绍向导，后介绍了自川沙县经南汇、奉贡两县到金山卫的大致情况，并向我们交代，沿途有更熟悉的向导引路和介绍情况。朱学范先生非常热情，在工人中有威信，为了爱国抗日，所派遣的向导及沿途的向导们，不辞辛苦，不畏敌机轰炸扫射，勇往直前，从无畏缩之态，对我们起了可敬可爱的模范作用。”

通过4个昼夜的勘察，以文强为主，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特别提及两条：

“根据调查勘测资料，浦东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一线，常发现有可疑的敌谍活动，夜间不时发现有奸细发射信号枪弹，且有散布谣言等情。建议派警备部队配合自卫团巡逻瞭望，限日肃清敌谍内奸的滋扰活动。”

“金山卫硬滩地带居多，港湾水深，乃明清两朝严防倭寇入侵之重点设防区域。建议加派重兵守护，并注意纵深配备，加强重机炮火力，比之白龙港的防守更为重要。”

事实证明，文强等人很有战略眼光，日后，日军正是在这个区域登陆的，最终导致淞沪抗战的溃败。

另外，文强等人的勘测，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在调查勘测途中，还发现太湖湖盗首领丁锡山其人，因杀人案被囚于奉贤县监狱，判处死刑，尚未执行。同时又了解到太湖湖盗中有一股最剽悍的(数百人)唯有丁锡山可以收服。经我们建议，获得批准，由杜镛出面保释，命其待罪图功，将湖盗收编，由丁统率用于抗战杀敌。于是海匪湖盗纷纷投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按：丁锡山与另一个水匪黄八妹，都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网上资料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勘测”归来，文强承担的第二项任务，就是协助戴笠在上海成立武装部队。

自8月15日戴笠与杜月笙的谈话之后，经大量的准备工作，9月4日，蒋介石电谕戴笠：“限期一月内，组织成抗日别动部队一万人的武装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战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的活动。”因4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支”，这一通电报被称为“支电”，日后，戴笠便以奉到“支电”之日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和隶属于该会的“别动队”建立的纪念日。


文强回忆说：“九月四日上午八时许，戴笠带机要秘书毛人凤来三极电所，急忙要我看蒋介石的来电。电限戴、杜二人在一个月内合作组织一万人的部队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戴胸有成竹地说了建军的原则：在武装游击部队之上，建立一个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军事领导机构，然后在该会之下，建立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部队。”
当时戴笠还对文强详细地谈了“别动部队”的编制原则：“这支武装力量，打算成立五个支队，每支队约等于一个步兵团的编制，下采三三制，每一支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一个步兵营，下辖三个中队；每中队约等于一个步兵连，下辖三个区队，每区队约等于一个步兵排，下辖三个班，每班为列兵十二人。在五个支队之上，设一个总指挥部，统率全军。”
戴笠令文强立即起草一份行动大纲及编制表，并限当晚七时前写成草稿，“修改定稿后，连夜缮正，以便明日(九月五日)晚间与杜月笙会谈，议出结果，限三日内向蒋介石呈复。说完，他便到前线视察去了。”

文强说：“晚七时整，他带着周伟龙一道听我念初稿(周伟龙与我在黄埔四期同学，从武汉调来)，念一条，改一条，很快就修改完毕，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并征询了周的意见，改动了几个字，置入他的皮包，笑哈哈地说，此稿要由他本人亲自缮正，明日与杜月笙会谈。”

1937年9月5日，戴笠率大批人马赶赴刘志陆公馆，去找杜月笙“会谈”。文强回忆说：“五日晚七时许，戴笠与杜月笙约好在法租界赵主教路某号刘志陆的公馆会谈。戴笠率领一批高级骨干分坐三部汽车，由三极电所出发，同行的有余乐醒、周伟龙、王兆槐、毛人凤、谢力公、潘其武、方超、唐玉昆、陈旭东、黎天才、赵理君和我等人。我们下车到会议厅，杜方的人员已先到达，其阵容我记得姓名有杜镛、刘志陆、陆京士、朱学范、万墨林、陶一珊等，此外还有三四位穿长袍马褂的，忘记姓名了。”

会谈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文强草拟的“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预算书，并决定将拟议中的武装部队命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文强说：“其实这次会谈不过是一种形式，戴、杜两人早有默契，当无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我意料中的事。”

9月8日晚七时，双方原班人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商讨高级人事的安排问题。文强说，关于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人选，“由戴笠控制”。最终的名单是：

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宋子文（财政部长）、张治中（军方代表）、杜月笙、戴笠、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俞作柏、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帮会代表）。


其中，张啸林是杜月笙硬“塞”进来的，《杜月笙传》说：“由于张啸林在抗战初起时便不断的发出颓废悲观论调，使杜月笙关怀旧侣，防患未然，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很显然，几个政界、军界的大人物都是用来做“虎皮”的，具体的事情指不上他们，因此会议推举杜月笙、戴笠、刘志陆担任常务委员，戴笠并提议由杜月笙担任主任委员，刘志陆同时担任“别动队”总指挥。

至于戴笠自己，则以书记长的名义，负实际的责任。

“别动队”的高级指挥官，戴笠与杜月笙早就商量好了，由杜月笙在会上提出来，这样让杜有面子。文强回忆说：“支队长人选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同学。如第一支队长何天凤是黄埔第二期同学，第四支队长张业是黄埔第三期同学，第五支队长陶一珊是黄埔第六期同学，表面上看是杜月笙提名，实际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仍为戴所控制。第二、第三支队的陆京士、朱学范都是邮电工会的负责人，戴笠在他们下面不是按上黄埔学生做副支队长，便是做大队长、中队长等，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以后又在总指挥部安置杨振华为参谋长(杨振华原是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参谋长)。同时以黄埔第四期同学王兆槐为总指挥部的直属特务大队长。这么一来，杜镛推荐的陆、朱两支队长变成了高级人事中的少数。”


《杜月笙传》说：“杜月笙很佩服戴笠的神机妙算，料事不爽，陆京士、朱学范在各工厂中原有不公开的护工队组织，他们以护工队为基本骨干，征求自动报告从军，不出几天，四千名的员额居然登记届满，如果再招，只有更多，爱国工人的热烈表现使‘行动会’的委员大为感奋，于是第二、三支队顺利组成，分由陆京士、朱学范每人率领两千队伍，书生报国，当起独当方面的作战指挥官来。
第一支队长何行健同时也是杜月笙的门徒，他所率领的两千多人，来源都是青洪两帮的帮会分子，《杜月笙传》说：“听了杜先生的言话一句而来白相人地界的朋友肯着二尺五的军装，抗七斤半的步枪，跟东洋正规军队抗命、打仗，由此可见杜月笙对于他们，有多大的影响力量。”
另外两个支队则是戴笠的“子弟兵”，特务处原来在京沪一带的部下，统编为第四支队，由军统干部张业任支队长。另外，还有大量前来投效的青年学生，以及高中以上学生军训总队的全体人员，编为第五支队，支队长陶一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