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借着张德兴提供的方便，监禁中的汪精卫写了很多诗词，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那首《被逮口占》，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句，不知为多少人传诵。
要说“偶像”，在当年，汪精卫是当之无愧的“偶像”，“粉丝”无数。
写到这里，笔者再一次慨叹造化弄人，假如汪精卫真的在1910年牺牲了，这一生却有多光彩！
在狱中，汪精卫还填过一首《金缕曲》，并特地注明了是“民国纪元前二年北京狱中所作”。
“民国纪元前二年”系1910年，即汪系狱后不久。在标题之下，汪精卫还写了一个小序，这个序，是在1940年，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出版的时候加的，讲述的是当年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值得全文引用：
“余居北京狱中，严冬风雪，夜未成寐。忽狱卒推余，示以片纸，摺皱不辨行墨，就灯审视，赫然冰如手书也。狱卒附耳告余，此纸乃传递展转而来，促作报章。余欲作书，惧漏泄，仓猝未知所可。忽忆平日喜诵顾梁汾寄吴季子词，为冰如所习闻。欲书以付之，然‘马角乌头’句，易为人所駴，且非余意所欲出，乃匆匆涂改以成此词，以冰如书中有‘忍死须臾’云云，虑其留京贾祸，故词中峻促其离去。冰如手书，留之不可，弃之不忍，乃咽而下之。冰如出京后，以此词示同志，遂渐有传写者，在未知始末者见之，必以余为勦袭顾词矣！此词无可存之理，所以存之者，亦当日咽书之微意云尔。”
感于陈璧君的一片真心，实际上，从此时，汪精卫已经接受了陈璧君的爱情，然而，面对着“永远监禁”的刑期，谁知道此生还有没有再相聚的机会呢，因此，这首《金缕曲》写得极为情真意切，儿女情长，迥不似“精卫”汪洋恣肆的文风：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馀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其中，“一腔血，为君剖”、“肠已断，歌难又”，堪比陆游的“红酥手、黄滕酒”了。
谁也想不到，重逢的日子这样快就到来了。
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14号楼上后的亭子间制作炸弹，准备起义，不慎炸药着火，孙当机立断决定当晚起事，10月10日夜，起义军攻占督署，是为“武昌首义”。
按：孙武等人制造炸弹的火药，就是1909年汪精卫等人刺杀端方未遂，留在武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火种，还是汪精卫留下的。
由于多种偶然因素和复杂背景的集合，经多次武装斗争失败的革命党人，在这一次事前准备最为仓促的起义当中，居然一举成功！
概括地说，“武昌首义”的成功，其原因有三：
第一，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老太后、也包括与他同时代的、籍着“平长毛”起家的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一时俊彦，这拨人的过于强势，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在他们之后的中生代和新生代政治家的成长空间；偏巧这些人又多长寿，退出历史舞台过晚，晚清四、五十年的时间，聚光灯始终照在这几个老头、老太太身上，龙套们连句台词都捞不着说，怎么可能成长。
当爹的太强，当儿子的难免就“怂”，由于新老交替工作没有做好。一旦没有了老佛爷压阵，以载沣为代表的新一代满洲亲贵，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忠厚则有之（宽大处理汪精卫一案足可证明），政治斗争的经验却不足，“扛”不住事。包括为人处事的道理，恐怕也没大弄明白，遇上袁世凯这号的，根本搞不清他说的话是真是假；至于处理复杂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云云，那就更甭提了。而新一代“佛爷”隆裕太后，事实证明，不论是长相、还是头脑、或是才具，与她的姑姑相比，差的不止一个档次——不是随便弄个老太太、穿上花盆底、梳个两把头，就可以当佛爷的。
第二，早在1900年，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策划所谓“东南互保”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开始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督抚居然把圣旨称为“矫诏”，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到《辛丑条约》签订，当年支持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的大臣们纷纷被砍了脑袋，更加证实当年的种种举动确属“乱命”，至此“朝廷”威望扫地、颜面尽失。迄所谓“民主宪政”的实行，进一步使清廷失去了集中的统一意志。而帝制的力量，全在于高度的集中统一，即所谓专制，失去专制的帝制，不具备任何抗击打能力，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要他的命。
第三，上述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袁世凯上下里外地这么一播弄，“大清国”顷刻之间就垮了台，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流血最少的就属这一次了。
按：袁世凯其人，本来是有希望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可惜一步走错，不仅坏了自己的名声，还间接造成了此后的三十多年，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总算起来，一点血都没少流。
不过，清廷也亏得有这么一个袁世凯，否则，不论“革命”以任何方式实现，满清皇室都不可能有那样好的一个结局。
“武昌首义”之后，清廷很快下了“罪己诏“，大赦革命党人，但其中却不包括汪、黄等人。
据黄复生回忆：“自九月初六，宣统下罪已诏大赦党人后，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具书质问刑部曰，朝廷既大赦党人，何以汪黄两人犹禁在狱？”

“刑部推诿此案系民政部送来的，不关我部事。又问民政部，讵该部亦推此案已经交过刑部，不关我事。后乃两部一齐质问，两部无法，乃奏请释放。当下上渝，略谓政治嫌疑犯某某等，着发往广东交张鸣歧差委。”
据张德兴回忆：“在汪先生行将开释之前，平市《顺天时报》曾载汪先生将开释新闻。余阅知此消息后，喜极急持报赴狱中，交汪先生读阅。汪先生虽未喜形于色，但亦甚愉快，彼时曾略询外间情形。盖彼时革命军声势浩大，清廷岌岌可危，京师人心惊慌，谣诼四起，故有谓清廷开释汪先生，以图缓和革命军，而进行议和者。”


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黄复生等被释放，一共被囚禁了一年半。黄复生说：“时九月十六日也。余等在狱计十七阅月。中间有御史请开党禁者，惟赵尧生先生一人耳。”
黄复生还说，御史当中，也有请求皇帝对汪、黄严加治罪的，这个御史叫胡思敬。当时他曾说过有“汪黄二逆，东西法律在所必诛”。当时黄在狱中愤极至极，“拟出狱后前往请教胡御史之‘东西法律’”。

据张德兴回忆：“汪先生出狱系在十一月间，天气异常严寒，是日奉堂谕提汪，黄，罗三氏上堂，由堂官告以开释原委，将三氏发交两广总督张鸣岐效力，并令立甘结，当堂去锁。余乃代汪先生雇得轿车一辆，陪送汪先生至骡马市大街泰安栈，暂住栈内后院南房，时已黄昏时候，汪先生书告亲友，令余分送各处，翌晨汪先生搭早车赴津沽，转往上海，余送至车站，依依不忍遽别，临行时汪，罗，黄三氏赠余像片一贞，余乃书为革命巨子某某，悬诸室中，以为纪念。”
当年被捕的汪、黄，今日荣归。可叹的是，当年得脱的喻培伦，却已经于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中牺牲，后与其他牺牲志士合葬于黄花岗，后人统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2年1月，29岁的汪精卫与21岁的陈璧君在上海完婚。
对汪、陈的结合，陈公博后来曾评价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1912年，汪精卫又填了一首《念奴娇》，词前词后，特地注明：“偕冰如泛舟长江中流赋此。”及“此词经冰如推敲再三，然后定稿。附记于此。”
词曰：
“飘飖一叶，看山容如枕，波痕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波微翦。翛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
记否烟树凄迷，年年飘泊，泪洒关河遍。恨缕愁丝千万结，才向东风微展。野蔬同甘，山泉分汲，蓑袂平生愿。呢喃何语，掠舷曾笑双燕。“
“翛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呢喃何语，掠舷曾笑双燕”，无论事业，还是爱情，这都是汪精卫最快慰的一段时光。
此后，汪精卫就要从一个革命党人转变为一个政客，尽管他并不十分地适合搞政治。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并于当年9月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以汪精卫为代理秘书长。
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注意到，在粤军司令部里。有一个与他同样眉清目秀的年轻人。这个人小他4岁的浙江人，叫做蒋介石，时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为时不久，蒋介石就跑到上海炒股票去了。
1921年6月14日，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病逝。下葬的时候，由汪精卫书写了墓志铭。
按：1947年4月2日，蒋介石于抗战之后首次回乡扫墓，发现由大汉奸书写的墓志铭居然还立在原处，颇感有碍观瞻，又不便毁弃，于是令埋入墓道之下。解放以后，政府将此碑取出，保护起来。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观音山”，孙中山携汪精卫等避入“永丰舰”并令当时正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速来护驾。6月29日，蒋介石登上“永丰舰”，这是蒋、汪二人首次共事。
8月9日，孙中山赴香港旋转往上海，据马超俊回忆：“未几，局势恶化，海军携贰，必须另辟途径，完成革命大业。乃由蒋公、汪精卫、陈群、黄惠龙、马湘、陈煊、赵植芝与余八人，及数名卫士陪同总理离永丰舰，径赴上海。”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外，大会还选出了17名候补“执委”，这17人中，连刚刚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毛泽东都有，可就是没有蒋介石。
根据大会决议，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6月16日，即“炮轰观音山”之后整整两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为校长。
此时，包括蒋介石自己在内，恐怕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军校的成立，对于蒋介石来说，意味着什么。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请孙中山“即日北上指导”。
11月4日，孙中山决定北上，并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则全权办理大本营事务。
11月9日，军校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对他们进行“诰诫”，并以他们为基础着手组建“新军”。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宣言，说明“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消灭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使其与国民结合，成为国民之武力，对于时局，主召集国民会议，以谋统一与建设，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先，召集一预备会，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
11月11日，孙中山令“新军”改为党军，任命蒋介石为军事秘书。
11月13日，孙中山偕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陈友仁、黄昌谷等自广州赴香港。11月17日抵达上海。


孙中山的“北上”，本出自冯玉祥的邀请，其目的，孙自己说了：“一为召开国民会议，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果刚走到半道，冯玉祥垮台了，结结实实地把孙中山给“闪”了一道！
按：冯玉祥控制北京的时间不长，但在此期间，冯做了一件功垂万代的事情，把退位皇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一年之后的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
不仅国民大会开不成了，12月4日，美、比、英、法、意、日、荷等国会商承认以段祺瑞为“执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条件”，最后提出“承认临时政府，惟要求尊重条约，不得变更，并谓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之决议案愿尽早履行。”这个“照会”明摆着就是冲着孙中山“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来的。
这样一来，孙中山的“北上”变得毫无意义。
问题是孙中山恰好于此日到达天津，也不可能再回去了。
一到天津，孙中山先会见张作霖，张派他的儿子张学良来迎接孙中山，就这样，张学良结识了孙身边的李烈钧。当时李烈钧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6年之后，这个毛头小伙居然会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副座”。更想不到，整整12年之后，双方会重逢于南京的“高等军法会审”。
见过张作霖，孙中山就病倒了。此时，段祺瑞派人来“敦请”孙中山进京参加“善后会议”。孙大怒，说：“我在外面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求接受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敬他们，又何必来欢迎我呢！”
孙一气之下，病情更加重了，延至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到达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506房间。
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仰体总理意旨，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决不参加。”
同一天，在广东,“第一次东征”开始，粤军参谋长兼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率黄埔军校学生及刚刚组成的两个教导团（团长分别为何应钦和王柏龄）加入右翼粤军，当洪兆麟部。这就是锋芒初露的黄埔“学生军” 。
1月21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治疗，1月26日，诊断为肝癌晚期。经当时最先进的化疗挽救无效，2月17日，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致书孔祥熙、孙中山家属及中国国民党，宣告“绝望”。2 月18日，孙中山回到北京饭店，改为中医治疗，由于在饭店里煎药不方便，后又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
早在孙中山住院之前，孙曾下一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煜瀛、于右任、陈友仁五人组成了一个“政治委员会“，并要求凡重要事情，均由该会“议而后决行”，并以黄昌谷为秘书、以鲍罗廷为顾问。
黄昌谷，1889年生，湖北新店人。
黄昌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入同盟会，1920年回国后一直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
黄昌谷会速记，从1923年1月到1924年9月，孙中山每周日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现广东大学前身)演讲“三民主义”，黄全程跟随，并整理成文，即孙中山的著作《三民主义》。
当协和医院报告孙的病情之后，“政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起草一份文稿，作为孙中山的遗嘱，否则一旦变生俄顷，临时准备未必来得及。
受大家的委托，吴稚晖草拟了一份初稿，大家看了以后，认为其表述不甚得体，经会议讨论进行了修改，并由汪精卫执笔整理成文，作为孙的“政治遗嘱”，另外，还准备了一份“家事遗嘱”以及一份《致苏联政府遗书》。
可以想见，“遗嘱”这种东西，不到最后时刻，是很不方便拿出来的，否则，不仅很不“吉利”，且颇为失礼。特别是对于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这份“遗嘱”永远都用不上才好。所以，孙出院以后，大家一直都没有与他谈起这件事情，都在盼着孙的身体状况能够有意外的转机。
但良好的愿望终归代替不了残酷的现实，到2月24日，孙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据医护人员判断，孙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险。于是，经“政治委员会”公推，由孔祥熙、宋子文、孙科，还有汪精卫等4个人，一同拿着遗嘱去与孙中山“见面”。

忘于江湖

4人当中，孙科不必说了，孙中山的独子；宋子文是孙的小舅子、孔祥熙则是孙的连襟，都是至亲，除了宋庆龄，与孙中山最近的就数他们了。
及至孙的面前，代表大家说话的却是汪精卫。
仅此一点，就可以判断出汪在孙中山面前的地位，以及汪精卫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了。另外，这次谈话其实很艰难，道理很简单，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想，孙中山还健在，要跟他谈“遗嘱”，这话却如何开口？汪精卫素以“会说话”而著称，又是孙的得意门生，你不去说，谁去说！
2月24日下午4 点25分，汪精卫等来到孙的病榻前，请宋庆龄暂避。
孙中山问：“你们有什么话说？”

汪精卫小心翼翼地说：“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抱着最大希望，要帮助先生战胜疾病。只是中西医生屡次通知我们说，最好是在先生平安无事的时候，和先生说几句话，我们以为先生吩咐我们的话，不知何时才用得着，或是十年、八年后，或是二三十年后用得着都未定。所以，我们一面抱着希望帮助先生战胜病魔，一面仍然想得先生吩咐我们几句话。”

孙中山听了，说：“我以为没有话可说，因为病好，还有话说，死了还有什么话说呢。”

汪精卫继续劝说：“同志要本着先生所定的宗旨来做事的，如果先生吩咐同志几句话，可以增加同志无数的勇气。现时先生抱病好了之后，至少要静养一年半年，在这时间，先生吩咐同志几句话，也是必要的。”

于是孙中山问：“你们想我说什么话呢。”

事实上，汪精卫等人是希望孙中山能够具体地“吩咐同志几句话”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孙显然已经不大可能拿出比较有条理的想法，甚至留下文字的东西了。于是汪精卫说：“我们把先生常说的话，写出来了。”接着就给孙读了一遍：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所谓“遗嘱”，文辞不一定太讲究，关键是要精练，避免引起歧义。孙中山的思想博大精深，汪精卫把孙对后人的期望，用一百多个字概括出来，着实不简单。另外，因孙中山此次“北上”主要目的就是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因此，汪精卫在“遗嘱”的起草中，特地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目标突出出来，让大家去执行，应该说深得中山先生思想的精髓。

果然，孙中山听了“点头说”：“赞成。”

接着孙中山又告诫道：“你们如此显明是很危险的，因为政治的敌人，现已预备着等我死后，便来软化你们，你们如此强硬坚定，必然有危险的。”

汪精卫说：“我们不怕危险，我们一定要照宗旨做去。”

孙中山说：“我赞成。”

汪精卫又说：“夫人侍奉先生病，如此尽心，我们同志很敬重她，又很感激她。万一先生有什么意外，我们同志定然要尽心调护她的安全，只是先生也要安慰她几句。还有先生的儿女，我们也已拟了一篇说话，”于是又将拟就的“家事遗嘱”给孙念了一遍。

孙中山“闭目点头说”：“赞成。”

既然都“赞成”，于是汪狠下心来，接着追问：“先生可否签字？”

此时，宋庆龄在邻室恸哭起来，孙考虑宋的心情，于是说：“现在还用不着，等几日以后，你拿来我签字。”

当晚。汪精卫向“政治委员会”汇报了谈话的经过，兹事体大，汪特地将谈话情况整理了记录，并由当日在场的人以及在门外“旁听”的邹鲁签字，以为见证。

延至3月10日夜，孙中山的病情已经非常危急，经宋子文、何香凝事先征求宋庆龄的意见，何对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

于是，汪精卫领头，大家来到孙的病室，此时，孙中山已难于握管，由宋庆龄执着孙的手，在两份遗嘱以及《致苏联政府遗书》上签了字。汪精卫作为记录者，也签上了名字。

同时在场的其他9个人作为证明人，也签了字，他们是：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戴恩赛、吴稚晖、何香凝、戴季陶和邹鲁。

其中，除戴恩赛是孙的女婿以外，同他人均为国民党元老。

此后，孙仰卧病榻，口中不时低唤“和平”、“奋斗”、“救中国”。至3月12日凌晨，孙中山进入弥留状态，在京的国民党员齐集行馆，准备为“总理“送别。

据孙中山的侍卫李荣回忆：“12日晨一时，（孙中山）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

可见，孙临终前，除了妻子宋庆龄，唯一想到的人就是汪精卫了。汪闻声，忙抢到榻旁，孙张口却说不出话来，汪只得说：“请总理安睡。”

延至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溘然长逝。

此时，汪精卫守在孙的身边。蒋介石则亲率黄埔“学生军”，正在东征的前线“剧战”。在战斗的最危急关头，蒋曾说：“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事业也得遭到严重的挫折。”

3月13日，就在孙中山逝世的次日，蒋介石麾下教导一团何应钦部以少胜多，大破林虎于棉湖，这就是“棉湖战役”。籍着这一战，黄埔“学生军”名扬四海，并以此为起点，一步步地“统一中国”。

只是，这一切，孙中山已经看不到了。

按：也是凭着“棉湖战役”，何应钦得到了“能战”的美名，并终生以此为荣。从此每到3月13日，何都要请旧袍泽到家里会餐，以示纪念。所以，何应钦在国民党军史中所获得的崇高地位，是有其道理的，决非侥幸。 3月22日，在广东的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谭延闿、蒋介石等联名通电：“谨承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
此时，连国民党“中委”都还不是的蒋介石，已经有资格在“代帅”胡汉民领衔的通电上，“敬佩末座”了。
4月29日，这天对蒋介石有特殊的意义，就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党军”司令官，从此，蒋介石不就不光是黄埔军校校长了，而是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革命军队”的统帅了，尽管这支军队此时还甚为“袖珍”，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借着这个开端，蒋介石将在整整两年之后开府南京。
但是，在眼前，还要看汪精卫的。
5月8日，汪精卫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他从北京到潮州，去会晤了蒋介石。
汪精卫找蒋介石干什么？
他是来谈“个人行止”，即不久后，广东军政府改建为国民政府的事情。
接着许崇智也来了，到5月13日，廖仲恺、朱培德和苏联顾问加伦也来了。
他们来，都是为了这相同的一件事，要听听“党军”统帅的意见。
5月24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以竟总理未竟之志。”同时，宣言声明“除孙中山外国民党不能更有总理”，从此，国民党就把“党魁制”改为了“委员制”，直到1938年3月的“临全大会”决定增设国民党“总裁”。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令机关。“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产生“国府”委员 16 人，他们是：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
接着选举国府主席，当天的会议，因戴季陶、张静江、于右任、徐谦和林森等5人没有出席，因此，国府主席就要由余下的11人选举产生。
虽说是“选举”，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这16人当中，够格当这个“主席”的，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一是胡汉民。胡原本就代理着“大元帅”，这次又是把“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则胡汉民由“大元帅”转为国府主席，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在国民党“一大”上选举出来的24名中央“执委”中，得票最多的也是胡汉民（汪精卫排在第二）。
二是谭延闿，孙中山“北上”时，令其“全权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
三是汪精卫，汪是行刺摄政王的英雄，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之一，还是“总理”遗嘱的代言人，他不够格，谁够格！
这当中，自然是胡汉民与汪精卫的呼声更高一些。
据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陈公博回忆说：“那时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即是谁当第一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在我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条例的当时，广州社会的推测，国府主席不是推汪先生，就是推胡先生。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很顺理成章。”
选举由会议秘书伍朝枢主持，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
等选举结果一出来，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汪精卫居然以11票满票当选！
意外之一，胡汉民居然一票都没有！
胡汉民，论资历、论能力，都没的说，但性格上吃了亏。汪精卫曾对胡说：“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间谓兄精明，而弟长厚。”胡则认为：“精卫察言观人，或不如我，而处事条理周密，我不如也。我露锋芒，而精卫蕴藉，故时人有精明、长厚之评。”
应该说，胡汉民对自己、对汪精卫的评价，都很准确。胡汉民的处事，咄咄逼人，锋芒毕露，人缘上不如汪精卫。陈公博说：“胡先生更素来好骂人，他的词锋尖酸刻薄，经他批评，身受者都有些像挖心之痛。”
最关键的，胡汉民得罪了当时粤军中举足轻重的许崇智，对他极为不利。陈公博说：“那是陈炯明反叛之后，许先生由江西回师救粤，不幸在北江失败，许先生便带领着残部，和黄大伟、李福林等军队去打福建。胡先生以文人在军无用，由江西间道回至上海见孙先生，胡先生是当时大本营的秘书长，沦起失败责任，自然也不能完全诿卸。然而胡先生是素来自负聪明的，聪明人焉可以打败仗？所以虽然没有一定的要成则居功败则诿过，但至少对许先生下了许多苛刻的批评。许先生在福建时已经听见胡先生的评语，怒不可当，迨后来由福建回师广东，中途又打了几次败仗，孙先生对之更感不满。许先生以为孙先生对他不满，其故都由于胡先生的中伤，以一个素来骄蹇的人，自然更不会和他认为对头的自负聪明的人合作。”
陈公博说：“这次改组国府他（指许崇智）倒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他于是结合了一般将领的力量，得了最高干部的同意，内外合力，共同拥汪，遂使胡先生失却了把握中的国府主席。”

意外之二，汪精卫投了自己一票。
据邹鲁回忆：“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然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这样便揭穿了汪兆铭自己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面红耳赤。”

本来嘛，圣人都说过，“当仁不让于师”，为了救民于水火，投自己的票，并非坏事，反而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问题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汪不知道是心里没底、还是谦虚客套、抑或是扭捏作态，多次表示自己坚决不当这个国府主席。陈公博说：“当日空气中充满汪先生再三辞谢的消息，尤其他的夫人陈璧君不赞成他负那种大任。”

结果一投票闹个大笑话，其虚伪暴露无疑。
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个选举结果表明，在大家的心目中，已经将汪精卫当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这是毋庸置疑的。
7月2日，在广州十万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汪精卫庄严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7月3日，国民党中央改组了于1924 年12月24日成立的军事委员会， 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
政权、军权都抓在了汪精卫手中，现在，只差党权了。

忘于江湖

挡在汪精卫前面的，正是他的同学、好友，也是在国民党“一大”上，选举中央“执委”的时候，唯一比汪精卫票数多的那个人——胡汉民。
谁也想不到，“国府”主席的选举刚刚结束还不到三个月，胡汉民就垮台了。
据陈公博回忆：“记得当日中政会的情形，大家差不多不欢而散。因为国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推定了汪先生，只把政治委员会主席让之胡先生，那种冷暖之情，已使胡先生极感不满。后来更因国府草创，仅先成立两部，财政部定了廖先生，而把外交部定了胡先生。胡先生便借题大发脾气，说他本人不懂外国语而任为外交部长，迹近玩笑，不待议终，当即发怒离席。鲍罗庭花了许多唇舌，扮作调人，说李鸿章也不懂外国语而为有名的外交家，在国府筚路蓝缕之时，非有一人才干如胡先生者不能胜任，这不是玩笑，而是大任。这样唇焦舌破才把僵局挽回。”

回忆起这段往事，陈公博感慨地说：“后来廖先生的被刺，西山会议的召集，种种恶因，都种于国民政府改组的当日了。”

没有选上主席的胡汉民，只当了个外交部长，本就窝了一肚子的火。但他没有想到，不久以后，还有件更窝火的事情在等着他。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身亡。
廖仲恺是革命元勋，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居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今后还得了！陈公博说：“无疑的这次事变是予国民党以重大的损失，因为十三年改组国民党，廖先生主持最力，改组之后他赞襄孙先生也最多。这次损失固然难以计算，而今后国民党的前途，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已横了一重阴暗的云雾。”
“于是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三个人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件，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是汪先生、许汝为（许崇智字汝为）和蒋介石三个人。委员会的权力是受之中政会，不止可以调动军警缉凶，而且可以扩张范围乃至于镇压反动。”

侦查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居然牵连其中。
胡毅生也是留日的，当年还是由他引荐胡汉民给孙中山的，后来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
陈公博说：“特别委员会对于廖案，认为若不彻底办去，反动即生，于是由蒋先生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极有关系的林直勉。同时得许汝为的同意，革去第一军长梁鸿楷而代以李济琛，扣留两个粤军统领粱士锋和杨锦龙，更解散几枝杂牌军队，因为这些军队都与右派有渊源，而于这次暗杀案恐有相当的关系。不过认为主要人物胡先生的堂弟胡毅生是逃走了，当时哄动一时所谓右派十入团的组织因此受了打击。”
不仅胡毅生，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也给帮了不少“倒忙”。
胡清瑞是广东省财政厅的一个科长，“品级”不高，却仗着有一个“代帅”弟弟，平日里极为张扬。胡清瑞喜欢赌博，因此凡是想见胡汉民的，都必须得陪他赌博，否则就见不成。对这样一个人，连他的顶头上司，广东省财政厅长廖仲恺，都拿他无可奈何。
当胡清瑞被捕的时候，胡汉民怕在乱军中糊里糊涂送了命，于是“仓皇避到他亲戚的家中”。后来还是汪精卫担心胡的安全，特地让陈璧君陪他到黄埔军官学校暂住。
据陈公博说：“汪先生后来告诉我，许汝为还想藉这机会杀胡先生，汪先生对于这个提议不赞成，说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因此通不过。”
对此，陈公博认为：“平情而论．这次有组织的暗杀是不是和胡先生有关呢?汪先生说得好：胡展堂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这个解释也很明了，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暗杀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阻止，这是事实。”

陈公博说：“因此胡先生的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及后算是由中政会派他到莫斯科考查政治，暂离中国，而胡先生则认为这是一种放逐，引为终身之恨。”

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被迫赴苏联“考察”。

从此，胡汉民、汪精卫这对好友，就算“掰”了，即便以后再有什么合作，那也是仅仅出于利益上的思虑，友情云云，那是想都不要想了。
9月14日，汪精卫接替了廖仲恺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的职务。
搞倒了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接着对付许崇智。
许崇智，生于1887年，广东番禺人。
许崇智本是世家子弟，其叔祖即前清闽浙总督许应骙，但其父早逝，许成了孤儿，在许应骙的帮助下，许于1901年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学习，次年被保送进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是同期同学。正是在日本，许结识了孙中山，并接受了他民主革命的思想。
1904年，许崇智学成归国，入新军，驻福州，1906年加入同盟会。许崇智是职业军人出身，“武昌首义”、“二次革命”，许都积极响应，后成为孙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在国民党“一大”上，许崇智当选为监察委员，后孙将广东的各种部队整编为粤军，以许为总司令，他的参谋长，就是蒋介石。同时，同时，蒋还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许、蒋二人也是拜把子兄弟，但蒋要出头，非得将这位把兄“请”走不可。
据许崇智的粤军总司令部宪兵营长林祥回忆：“蒋介石对许早存不臣之心，伺机而动。许亦知道蒋的行动色水不同，成为一种隐忧。手下人物最亲信的就是个同族兄弟许济，当第四师师长，是一个软弱无能之辈。因此后来他的参谋长蒋伯诚、旅长谭曙卿，皆受蒋介石收买而倒戈。”
1925年9月19日晚8时许，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派出一个连包围了粤军总司令部。并令粤军第四师参谋长蒋伯诚带着他的一封亲笔信交给许崇智。
按：蒋伯诚，1888年生，浙江诸暨人。
蒋伯诚毕业于苏州武备学堂，曾任保定军校教官。后在中原大战中，蒋伯诚曾参与策反韩复榘。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以后，蒋伯诚作为“委员长代表”被派往山东工作。
当晚，林祥正在司令部带班，据他回忆，蒋伯诚去会见许崇智之后，“约半个钟头左右，桌上电话铃响，是许崇智对冯次琪（粤军副官处长、军法处长，系许的亲信）的讲话。冯把耳筒放下后，即对我说，刚才蒋伯诚持参谋长的亲笔函见总司令，函内大致说广东军队把持财政，总司令太过忠厚，无法处理。请总司令暂行离开，赴申三个月，俟处理就绪，请总司令回来等语。”
不一会儿，许崇智又打来一个电话，说：“我将今晚之事用电话告知汪先生（指汪精卫），汪先生答我说：赴申是对的。你应该明日去上海暂住，等大家整好财政、军事后，请你回来就好了。汪先生都这样说，我没办法了。”
这个许崇智也真是，明摆着，汪精卫跟蒋介石串通起来要摆布他，到这会儿了还看不出来，还给汪打电话求援，不糊涂么？
林祥说：“20日拂晓，黄埔学生军进入总司令部，把全部公物冻结，不许乱动，全部接收了。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陈铭枢早晨带蒋之亲笔函面呈许崇智，要陪同许崇智即日启程赴申，船票早已定好了。许崇智已成被动，任人摆布，于是颓然随陈铭枢赴申。”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至此，在汪精卫走上“革命”道路20年之后，他终于登上了自己人生的顶峰。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原本连候补“中委”都不是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将成为他一生的对手。1926年3月20日，又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刚刚代理海军局长没有几天的中共党员李之龙，被蒋介石抓起来了。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大家在中学课本中都学过，其前因后果，因过于复杂，且其中有些事情说不清楚，不再赘述。
“中山舰事件”令汪精卫极为气愤，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在公然挑战其权威，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
陈公博说：“汪先生从来不肯说这种自负的话，大约当日真是气极。”
一气之下，汪精卫居然辞职了，出国了。
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随即于5月11日前往法国。
自从汪精卫出狱，并与陈璧君一同到法国旅行结婚以后，法国就成了汪精卫的“心灵鸡汤”，有点不顺心的事情，就往法国跑。
之所以说汪精卫不太适合搞政治，因为汪的性格类型有点缺陷，不甚坚强，又好意气用事，稍有点挫折就灰心丧气，辞职、下野、出洋，以为能“拿”人一把。殊不知，你走了正好给别人腾地儿。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选举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由蒋介石等“筹备”北伐。
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在“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四条的规定中指出：“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这条规定，自然是冲着共产党来的。因此，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伯渠不得不辞去职务。
按：1924年1月，经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来的宣传部长，是理论家戴季陶，秘书则是后来被指控暗杀杨永泰的刘芦隐。后汪精卫接替了戴的职务，以毛泽东为秘书。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事务繁忙为由，提议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0月7日，毛泽东到宣传部就职。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国民党中央在会上作“宣传报告”并继续当选为国民党候补“执委”。在此后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仍推举汪精卫任宣传部长，汪则照方抓药，继续提议由毛泽东代理，秘书则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沈雁冰。
赶走了在国民党中央身居要职的共产党人，蒋介石继续拳打脚踢，首先是自任至关重要的组织部长，以陈果夫为秘书。
考虑到汪精卫的影响，宣传部长、农民部长都给了汪系的人物，以顾孟余为代理宣传部长（这个职务，汪并没有辞去，所以顾只能“代理”），甘乃光任农民部长。
此时，胡元老汉民已经回国，蒋介石给他安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人部长。另外又安排叶楚伧接替了原本由吴玉章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
对蒋介石来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他在党内发展个人势力的初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在此时崭露头角。同时，对我党来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则是一次重大挫折，从此，中共在国民党内就没有话语权了。
1926年6月4日，国民政府特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专命北伐”。
1926年7月4日，基本上是在被蒋气走的汪精卫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整整一年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决定“将前后方之军政各机关划一组织，如交通宣传民众团体”一并划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指挥，任命蒋介石为为军事部长，“有任免革命军及军事机关党代表权”。仅隔了一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召开“临时全体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代理。
至此，只用了一年时间，蒋介石凭着手里掌握的军权，驱走胡汉民、拿下许崇智、气跑汪精卫，只差名义上的国府主席了，而这，也不过指顾间事。
按：张静江，1876年生，浙江湖州南浔人，本名张人杰，字静江。张与蔡元培、李煜瀛和吴稚晖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由于张在党内的崇高地位，终生以字行。
张静江家是南浔富户，早年结识孙中山之后，即成为孙的“后勤部长”，在经济上对孙助力甚多，孙称其为“圣人”。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三个“贵人”之一。第一个自然是孙中山；第二个是陈其美，没有陈，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有与孙中山交道的机会。
第三个就是张静江。想当年，蒋介石加入中国革命党，就由张静江为他“监誓”，后又推荐蒋到粤军司令部当作战科主任。为资助革命，1920年，张静江带着蒋介石在上海搞股票。1922年，蒋介石辞别张静江，到“永丰”舰随侍孙中山，事后，蒋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由张静江资助出版。此后，蒋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都有张静江的推荐之力。
为投桃报李，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张静江力辞此职，最后由蒋担任，并由张静江代理。
此后，在1927年，张又与吴稚晖等人，力助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可以说，没有张的提携，就没有蒋介石，因此，蒋尊称张静江为“革命导师”。
1926年7月9日，意气风发的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即“督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至10月10日，即“武昌首义”之后整整15年的那一天，北伐军攻克武昌。到11月拿下江西全境。
1927年1月1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以国民政府名义，划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准备迁移。
按：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初，具体地说是1月4日，被国民党免掉了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回到湖南，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他老家湘潭及附近的长沙、醴陵、湘乡、衡山等5个县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并于2月18日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其名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的是高人一筹。22年之后，“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的毛泽东，站上了天安门城楼。
接着，国民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拿下福建、安徽、江苏。1927年3月21日，东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进驻上海龙华。3月23日，攻克孙传芳的老巢南京。
同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上海龙华，旋即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
正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回来了。

忘于江湖

其实，汪精卫在国外，早就待不住了。




早在1926年9月29日，汪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声明“前事无嫌”。蒋投桃报李，当时就给回了一封信，并于10月3日电汪，请他“销假回国，共荷艰钜”，并请张静江、李石曾亲自去国外“劝驾”。




10月17日，蒋介石又电国民党联席会议，仍然是敦请汪精卫“复出”，态度十分“诚恳”。




次日，国民党联席会议请汪精卫“销假”，并推举何香凝、褚民谊等为“迎汪代表”，并发出“迎汪电”。




此时，汪却十分闲适，始终按兵不动。




早在10月初，蒋介石攻克武汉以后，国民政府就在筹备着迁到武汉。到11月，经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此事。蒋介石却把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了刚刚攻克的江西南昌，并坚持认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也应该留在南昌。这下大家坐不住了，都在猜测蒋介石的用意，怀疑他要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其实大家都太小看蒋介石了，他何必要“挟”天子，自己做天子岂不更省事！




延至1927年2月8日，已在武汉安家的国民政府再次“电促汪兆铭回国”。




这次，汪精卫大概是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于是施施然地从欧洲启程，经莫斯科回国。




3月10日，以武汉方面“执委”为主导的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拿掉了蒋介石的组织部长，换上了陈公博。另外，由蒋介石担任部长的军人部，索性给裁撤了。同时改组了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等五人为常务委员。




说实话，这次会议的召开，从政治策略上讲，并不聪明。首先，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和代理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张静江等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也就是说，有意地排斥了一部分倾向于蒋方的执委，从法理上讲，先就吃亏。日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谈话会”，实际即效仿武汉方面的“故智”。




另外，通过这次会议，表面上看，蒋介石的权势被抑制了，但实际上无所谓，有一支强大的“国民革命军”掌握在手中，蒋介石怕什么呢？




何况，蒋介石手中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胡汉民。




胡汉民是1926年4月底回到国内的，正好赶上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给了他一个工人部长的名义，胡汉民觉得没啥意思，于是去了上海，“韬光养晦”。




胡汉民刚刚回国的时候，蒋正在“兴头”上，“火”得不行，对胡并不感冒。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到了借重胡汉民的时候了。




与汪精卫一样，孙中山去世以后，胡汉民也是旗帜性的人物。所谓旗帜，就是可以用来做虎皮的那种，披上这面虎皮，不是老虎也成了老虎。有了胡旗帜，对于蒋介石来说，汪旗帜合作不合作，都无所谓了。




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蒋介石而言，胡汉民、汪精卫两位元老，如果能“团结”其中一个，进而打压另外一个，往往能收到奇效。所以，蒋头脑清醒的时候，一定是拉汪倒胡，要么就是借胡反汪。反过来说，如果俩人一起得罪，一定要“触霉头”。这既是经验，也是教训。




在胡汉民，早已恨透了汪精卫。说起这件事，又要提起许崇智被驱逐出广东之事。陈公博说：




“因为汪胡后来之极端交恶，与此也有极大的关系。我前文不是说许先生（指许崇智）藉着廖案想要杀胡吗？许先生这次走沪，自然恨极汪先生，因为他的意思，以为汪先生之任国府主席，他有殊勋，此次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因此到沪之后，后来会见胡先生，反说廖案之时汪实在要藉故杀胡，所以没有实行，完全靠他反对的力量。胡先生平常已很难容物，现在先入许先生之言，真以为实有其事．后来汪胡始终不能合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胡汉民、许崇智先后失势，俩人并不恨蒋介石，却不约而同地把账都记在了汪精卫的头上。




说起来，汪、蒋、胡、许四人角力，实在只便宜了蒋介石一人而已！




这一回，蒋介石再次出手，他又要用胡汉民，跟汪精卫扳扳手腕。




4月1日，汪精卫好整以暇地回到上海。4月3日，汪、蒋在孔祥熙宅举行了正式会谈，因大家担心俩人打起来，特地请宋霭龄做东道主，“居间斡旋”。




其实，大家都多虑了，汪、蒋都是有头有脸的“政治家”了，桌下踢脚是有可能的，面对面地撕破脸皮，怎么会做这么有失风度的事情。




会谈中，彼此的“风格”都很高，蒋介石主动表示要发出通电：“所有党务政治均由汪负责，统一于中央，本人专心军旅，对汪完全服从。”汪则答允“制止武汉派之反蒋运动”。关于党务问题，双方商定，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予以解决。




4月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到武汉“就职”去了。




4月15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如期在南京举行，只不过，这次会议是在汪精卫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




汪精卫不在没有关系，有胡汉民足矣。头一天，即4月14日，在南京的国民党执委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柏文蔚、萧佛成；监察委员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邓泽如、陈果夫等人，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由胡汉民任主席。




由于国民党执委大半都在武汉，凑不够法定人数，原定的二届四中全会实在是开不了，于是决定将4月15日的会议改为“谈话会”。




由于早期国民党的特殊性，这种“正式会”改为“谈话会”、“谈话会”改为“正式会”的情况，多次发生。




但是，就在4月15日的这次“谈话会”上，决定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如取消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如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如成立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如建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等等。




蒋介石的这一手，把武汉的汪精卫都快给气疯了。汪是那种“君子可欺之以方”的人，文人气质过浓，办事讲究游戏规则，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大家约好了的事情，我还没去呢，你怎么就把会给开了，哪有这么办事的！




所以，汪精卫这样一个人，如果把他扔在文人堆里，永远出类拔萃。李宗仁曾评价他：“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




等汪精卫碰上蒋介石，好比周瑜撞上孔明，在在都处于下风，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往东不行，往西也不是，明明无比有理的事，到最后每次都搞得灰头土脸。实在没辙了就只好“撂耙子”。但“撂耙子”跟“撂耙子”还不一样，蒋介石也撂过耙子，每次都是过不几天就让人给请回来。汪就不行了，愿意撂你就撂，什么时候高兴了，请你回来。不高兴，你就在国外待着吧。想想也确实气人。




不过生气没有用，蒋介石手里有军队，有江浙财团，有枪有钱，他当然不怕。汪精卫呢，除了一张漂亮的脸孔，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以外，什么都没有。所以，蒋介石从来都做实权派，汪精卫，那就只好委屈你当当旗帜算了。
南京的蒋介石不会去管武汉的汪精卫生不生气，4月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4月16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议决：自4月17日起，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同一天，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国民党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第一集团军全部由武汉军事委员会指挥。
对此，南京方面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只当武汉的汪精卫是透明人。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发表建都南京宣言，并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会上，发表了《国民政府宣言》，其中称：
“在此国民革命急速进展与民众热烈盼望国民革命完成之时期中，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依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愈益重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最先响应的，是随蒋北伐的何应钦和桂系，4月24日，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否认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决议及所产出机关之一切命令，一致完成北伐。”
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产生之机关所发命令，一律否认。”
至此，蒋介石正式将汪精卫甩在了一边。下面的事，就是怎么样把两个政府、三个中央（上海还有一个南京、武汉都不承认的“西山会议派“中央”）捏到一块了。这个事，蒋介石不管了。
8月12日，蒋介石宣布辞职，称：“中正稚鲁无文，自熏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设立中央政府于南京乃总理指定。”“所蕲求者，唯在吾党统一，吾军团结，完成北伐与建国之二大使命”。“中正以总理死后之信徒，负党国重大之付托”。等等。


最后，蒋介石说：“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国民之大业，荏黄不见发展。然武汉等同志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国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
8月13日，蒋介石正式电南京国民政府辞职，第二天就回奉化老家去了。南京的事，交给别人去“吵包子”。
9月22日，蒋介石由张群陪同去了日本，找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去谈自己与宋的婚事，此前，他已征得宋美龄本人的同意，就等老太太一句话了。
蒋介石走了，国民党内更拎不清了，再加上李宗仁、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在里头这么一搅合，打成了一锅粥。不得已，只好“敦请”蒋介石“出山”。
恰好蒋在日本的事情也办完了，正合适回来结婚。11月10日，蒋介石回国。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完婚，同一日，冯玉祥、阎锡山电请蒋介石“复任总司令职”。
12月8日，蒋介石反客为主，倒劝上别人了，他发表了一份《告同志书》，要求大家“捐弃前嫌，一致合作”，促成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听那话头，仿佛他反而成了局外人了。
12月10日，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召开，汪精卫忍着气提出“催请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总司令职权案”：
“而蒋同志之能胜此大任，已有不朽之事功为之证明。中间虽经宁汉分裂，稍行扦隔，然自宁汉合作以后，则此等痕迹，已经消逝。国民革命军诸部队夙归蒋同志节制，决无稍持异同之理。况冯、阎两同志早经倡议，更可徵国民革命军人心理之同呼。蒋同志辞职，本未得中央允许，今兹以预备会议之决议，催促继续执行职权，实为义不容辞。”
看提案的意思，竟然是在求着蒋介石赶快回来“复职”，汪精卫的心情可想而知。
经会议决议：“即日促蒋介石同志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以完成北伐，并筹备全体会议之进行。”
这个决议说的是两件事，第一，蒋介石回归已经成为定局。第二，由蒋介石负责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换句话说，蒋介石将主导二届四中全会。
预备会议结束，心灰意冷的汪精卫当即表示“引退”。
要说这人倒霉吧，喝凉水都塞牙，就在“预备会议”的第二天，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起义，李济琛等人把此事扣在汪精卫的头上，说“广州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搞得汪极为被动。
12月14日，吴稚晖发表《想当时的一席话》，痛斥汪精卫。在上海的广东人也哄起来，要求通缉汪精卫，上海租界马上把汪以及与他走得比较近的人给看起来了。
至此，汪在国内是彻底待不下去了。12月17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喝他的法国鸡汤去了。
汪是4月份回国的，前后8个月，这8个月时间，在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中极其失败。汪此次回国，由于在政治形势上缺乏精准的判断，在政治手腕上也不够老辣，本想利用别人，反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自知。其结果就是怎么做都不对，每做一件事就开罪一两个派别，几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最终不仅威望大跌，且名誉大损，给别人搞得如同跳梁小丑一般，眼看离“革命领袖”的位置是渐行渐远了。
从此以后，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以外，再没有人寄希望于汪精卫了。
1928年2月7日，经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议：以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
同时，会议决定：“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北伐全军总司令，统筹全局，从速遵办。”
二届四中全会在国民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此前一直被广东人控制的国民党，转而以浙江人为主导。
原有的广东籍元老，除廖仲恺、邓铿、朱执信先后遇害以外，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古应芬、伍朝枢、邓泽如等等全部边缘化，只留下了一个孙科；而浙江籍方面，蒋介石自不待言，张静江、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等地位也显著上升。为避免地域色彩过于浓厚，还特地将国府主席的位置给了湖南人谭延闿。
也是从二届四中全会开始，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中，开始占据主导位置，汪精卫用了十几年奋斗得来的地位，蒋介石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忘于江湖

前面说过，1931年，因为选“总统”的事，蒋介石扣押了胡汉民，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国民党再次分裂，胡汉民、汪精卫各拉着一拨人奔了广东。
同时得罪了胡元老和汪元老，这下蒋介石可有大麻烦了。1931年11月18日、11月23日和12月3日，国民党在南京、广州和上海分别召开了三次“四全大会”，把一个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搞得如同儿戏一般。
不得已，蒋介石又一次使出了自己的老招数，于12月15日辞去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的职务，第二次“下野”。
蒋介石走了，总算可以踏踏实实坐下来开会了。
1931年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为避免矛盾，决定对经南京、广州和上海召开的三次“四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执、监委员”采取“全部承认”的态度，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会议”。同时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不设主席，而采取常委制，经选举产生的三个常委也并不出人意料，即党内威望“最高”的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
四届一中全会的这套做法，本意自然是为避免蒋的独裁，但其做法并不高明。汪、蒋势同水火，大家都知道；汪、胡原是好友，但早在1926年就已经反目成仇；蒋、胡之间，更不必说了，本来，蒋“开府”南京，得胡之力甚多，但蒋一上台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不久前又把胡抓起来，酿成一场祸事，胡早把蒋恨到姥姥家去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

这样三个人，如何能在一起共事！
接下来要选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了，这是蒋辞职后空出来的两个职务。国府主席是国家元首，这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谁当都问题不大，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行：第一，资格老，“德高望重”；第二，派系色彩不能太浓，手中最好没有军队。湖南人谭延闿经常被被推出来扮演这个角色，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反之，蒋介石坐在国府主席的位置上，总让人感觉不大像那么回事，除了其“新军阀”的面目以外，资历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问题是谭延闿早在1930年就去世了，于是大家推举了林森。林森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了，早在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林森就是参议院院长，到袁世凯在北京成立政府，林又“蝉联”参议院院长，论资格无人能及。且林森生性恬淡温和，崇尚“与幽人语自生悟，得静者相能永年”，从不与人相争，把他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从此一直到1943年8月去世，林森当了整整十二年国府主席。林在这个位置上确实很合适，据说，当年有的官员进京前去拜访他，林说：“文官去见汪，武官去见蒋，不用见我。”
国府主席好选，行政院长就不好选了，这是个负实际责任的位置，如选汪精卫，胡汉民肯定不干；选胡汉民，蒋介石又绝不会同意。
没办法只好三个人都不干，行政院长给了孙科。
1932年元旦，孙科上任。由于财政部长宋子文与蒋同时辞职，孙手里没钱，这个行政院长可怎么当？
从1924年宋子文回国，就一直管钱，先当商务部长，后转财政部长，又兼中央银行总裁，没他，别人还真是“兜不转”，借钱都没处借去。偏巧军政部长何应钦不知道是成心还是受蒋指使，三天两头来申请军费，搞得孙科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1月9日，孙科不受这个罪了，他也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只好请蒋、汪、胡三人“出山”，到1月25日，孙科内阁辞职。
恰在此时，“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顺理成章地出来“拯救危亡”，就在“一二八事变”当晚，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孙科改为立法院长，以罗文干为外交部长。
汪精卫如愿当上了行政院长，对蒋也得有点表示，于是，在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汪提议由蒋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月6日，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蒋介石的这个委员长，当得比林森的国府主席时间更长，一直当到1946年5月底，军事委员会裁撤，其职能归国防部为止，干了十五年。
同时会议还决定，由蒋的亲信陈立夫任组织部长、汪的亲信陈公博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从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折腾了五、六年，汪、蒋此起彼伏，打得不亦乐乎。到今天，终于确定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格局。国民党内，终于可以稍微消停一下了，同时，这也是蒋、汪合作最为“水乳交融”的一段时间。
到1933年12月，罗文干辞职，汪精卫又兼任了外交部长职务。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汪精卫替蒋介石挨了三枪，不得不出国养病，让出了来之不易的行政院长职务。
在此后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重新对党、政主要负责人做出了安排：由胡汉民、蒋介石分别担任中常会正、副主席；由汪精卫、蒋介石分别担任中政会正、副主席；由蒋介石、孔祥熙分别为行政院正、副院长。
粗看起来，还是汪、胡、蒋的“老一套”，问题是汪精卫在德国养伤，胡汉民在广东，一心一意地经营他的“西南两机关”，根本不管“中央”的事。蒋介石遂以国民党中常会副主席、中政会副主席、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总揽党、政、军的全局。
至此，蒋介石一举奠定“革命领袖”的地位，其他人，再也无法与之争锋了。
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同时选举孙科、叶楚伧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居正、覃振为司法院正、副院长；戴季陶、钮永建为考试院正、副院长；于右任、许崇智为监察院正、副院长。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以后。像戴季陶的考试院长、于右任的监察院院长，都当了许多年。1938年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副总裁。
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最后一个职务。
这也是最令汪精卫生气的一个职务。
实际上，连这个副总裁，都是老蒋千方百计、想了很多办法才“施舍”给汪精卫的。
将国民党改回“党魁制”，表面上的原因，自然是出于抗战的要求，同时，也是蒋介石集权的需要。
自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把“总理”的头衔永远留给了中山先生，领导体制改为委员制，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这一权利，简称“中常会”。
另外，孙中山在世的时候，为分担孙的工作，国民党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后来又曾改名为“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
最初，“中政会”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临时机构，对孙个人负责。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汪精卫曾先后担任“中政会”主席，并将“中政会”的体制固定下来，定位为：“关于政治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名义执行之。”换句话说，“中政会”成为国民党指挥政府工作的指导性机构，即连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桥梁。
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工作重心向政府偏移是很正常的事情，久而久之，参与政务的“中政会”地位越来越重要；反之，作为国民党最高权利的化身的“中常会”，由于只管党务，反而显得无足轻重。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党内的地位原本很低，通过几年来的拳打脚踢，成为了实际上的“革命领袖“，大家会看到，在1935年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不论是管党务的“中常会”、还是管政务的“中政会”，蒋介石都是负实际责任的副主席，党内的威权已经逐步集中到蒋介石个人身上。
但不管怎么说，此前，最起码在表面上，蒋主要以军事和政府工作为主，而没有确立在党内的地位，上面还各有一位国民党的元老压在头上。尽管胡汉民已经去世、汪精卫已经基本上被打趴下，但这层盖子必须揭去，蒋介石必须明证言顺地成为党的“一把手”。
另外，抗战刚刚开始，急需事权的统一，“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这倒也是一个可以摆得到桌面上的理由。
国民党设总裁，这个位置，自然是给蒋介石的，这个大家都明白。
难于处理的是汪精卫怎么摆。
以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和对“革命”的贡献，又加抗战时期，“团结”为重，从哪个角度考虑，蒋介石都不可能无视汪的存在，必须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
经过考虑，蒋介石决定在“总裁”之下，增设一个“副总裁”，让汪精卫当。
问题在于，无论总裁、还是副总裁，都不是任命的，这是党的代表大会，都是要经过代表选举才算数的。
自己选总裁，蒋介石知道问题不大。汪精卫就难说了，万一选举当中出点岔儿，大家不同意增设这个位置，或是选上一个不相干的人，这番做作可就都白费了。
为了确保汪精卫“选”上副总裁，蒋介石花了很多心思。
其一，在表决方式上做手脚。通过大会“议事规则”规定，举手、起立、投票三种形式，都可以用来表决，这样就回避了大难题，凡是可能引发意外的表决项，一律以“起立“的方式表决，这样，多一人起立少一人起立，都问题不大，便于打马虎眼。
难办的是，“议事规则”也是需要经大会通过的。于是，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事前安排，由国民党元老居正向大会建议，因“议事规则”很长，如果逐条念下来，然后再讨论，很浪费时间，建议省略这一项，直接通过算了。
居正的建议合情合理，前面说过，为保证安全，“临全大会”是用了四个晚上的时间召开的，每次都搞到深夜，时间确实很宝贵。另外，与会者也没有想到蒋介石要通过这样一个“规则”，在“保”汪精卫的问题上搞小动作，于是，“议事规则”就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
其二，创造性地规定，总裁、副总裁两个职位一起选举。要么都同意、要么都不同意。这样，要选蒋介石当总裁的，只好同时“捎带手”把汪精卫的副总裁一起选上。
“选举“的当天，据龚德柏回忆：“这天是由于右任主席。此老那时已六十岁，虽不算甚老，但其说话声音最低，虽在四五排亦听不清楚，后座更不待言，故会场始终混乱不宁。后来秘书长叶楚伧代为说话，始能进行议事。这时代表中对于设总裁一案固少反对，对于设副总裁则持异议者不少。”
龚德柏本人就反对设副总裁，他说：“因之设副总裁案，若以正当程序付表决，恐难通过。于是付表决时，秘书长叶楚伧乃宣称：‘赞成党内设总裁、副总裁者请起立。’”
龚德柏说：“这种表决方式是违法的，因为设总裁是一件事，设副总裁又是一件事。有人对于设总裁赞成，而却反对设副总裁。这样表决，将使人不能抉择。”
龚德柏说错了，他肯定没有仔细阅读经大会预备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这种表决方式”一点不违法，蒋介石早就料定了大家会有这样的异议，从程序上先站住了脚步。
龚德柏很生气地说：“故我几乎要起立反对这种表决方式。但忽然又想：我已决定作死牛死马不发一言，又何必在此重要关头，作此要讨人们厌恶之事？遂不起立，而默认其表决方式。该案遂通过。”
党内设总裁、副总裁的议案“顺利”通过。接着出场的，是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由他提出分别选举蒋为总裁、汪为副总裁的提案。吴还特地做了一个说明，指出：
“总理发明了世界上唯一的三民主义，经积年不断奋斗，才树立了党的中心力量。当时本党的基础在广州，担任军事方面责任的，就是蒋同志；担任政治方面责任的就是汪同志。他们好像亲灸学生，把总理所要给我们同志的遗训，都接受下来，传达出来。以后本党发展，总理自己并没有看到。而总理中心主义未来的发展，还要靠两位同志与各位同志不断的努力。”
通过“说明”，吴稚晖强烈地暗示大家，只能选“蒋同志”和“汪同志”，不要胡来。吴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由他来说这个话，是比较合适的。
吴稚晖说完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该“选举”了。
龚德柏说：“叶楚伧偷关漏税，秘密输入副总裁之诡计既获胜，第二诡计又来了。他又以‘赞成推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的请起立’的方式，再秘密输入汪兆铭为副总裁了！”
至此，汪精卫“顺风顺水”的选上了国民党副总裁。
至此，汪精卫彻彻底底地被蒋介石打翻在地。
对蒋介石而言，他肯定以为，自己很对得起汪精卫这个老对手了。而从汪精卫的角度，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上位”，而且是“屈居”在党内的后辈蒋介石之下，其心情可想而知。
据与会的陈布雷后来回忆说：“推蒋公为总裁，而汪副之。盖蒋公意存谦让，以汪为革命旧人，望其兼负领导革命之责。然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余等皆察觉之，颇引以为忧。”
龚德柏则说：“汪兆铭终于被推为副总裁后，起立说话时，脸上青一块白一块，态度很不自然。所以我断定：他之投敌是由此时决定。”
龚德柏进一步分析说：“若分别表决，则设副总裁案可能被否决。副总裁既不设，则汪兆铭当副总裁之事就没有了。汪不当副总裁，则他虽不能当总裁，亦会不致如当副总裁之受屈辱。因为他平时自命为党中之老资格，今乃使之屈位第二位，实大大的侵犯他的尊严，而使他永久认为耻辱。”
龚德柏说得很对，蒋施舍给汪这个副总裁，不管蒋的本意是什么，对汪来说，此举都意味着绝大的侮辱。胜者有胜者的骄傲，败者有败者的尊严，汪精卫的“被”副总裁，其内心深处的感受，与当众被别人抽两个耳光，估计没什么区别。
龚德柏断言：“他（指汪精卫）的决心投敌，甘作傀儡，大约由此时起已作最后决定。试观三月三十日被选为副总裁，五月间即派高宗武赴东京与敌勾结，而甘心作傀儡以自慰。”

忘于江湖

龚德柏提到的高宗武，其实是蒋介石的亲信。
说起高宗武，又是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小人物”，曾经两次改变中国抗战的格局。
高宗武，1906年生，浙江乐清人。
高宗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律的，1931年回国。他后来回忆说：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曾经留学日本，蒋委员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我的时运不错，l93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加入南京《中央日报》，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日本现状的文章，引起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汪精卫的注意。虽然之前从未晋见过他们，但我依然于l932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员长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
1932年，高宗武被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看中，进入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
高宗武回忆说：“1932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汪。他写了张字条召见我。他要见我是为了我在南京《外交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日本国内状况的文章。我们单独谈了两个半小时。跟其他人一样，我对他的魅力和美貌(像戏台上的英雄或童话中的王子)、活泼的脸部表情、沉静的仪态以及从而显示出的思想深度、生动感人的语气，为之印象深刻。五十岁的他，看来顶多三十出头，尽管那时他已为糖尿病所苦。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
高宗武还评价了陈璧君，他说：“汪夫人一直讨厌汪的年轻相貌，因为她一辈子都被当作汪的母亲看待。”

1934年5月，高宗武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仅一个月后即升任亚洲司副司长。
高宗武回忆说：“从这时起，我的麻烦开始了。”
刚刚上任，高宗武就面临着“藏本事件”。他说：“ 1934年6月8日晚上，一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职员，藏本英明，突然失踪了。事情发生在中国首都，在中国的日本官员们立即认识到这是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的好机会。”
“藏本事件”，我们前边是说过的，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的亚洲司副司长高宗武，与他打交道的就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

对须磨，高宗武及其厌恶，他说：“须磨是个咄咄逼人、横眉竖眼、体重200磅、绝对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报纸在官方指引之下大幅报道失踪事件；须磨为了加大讨价筹码，在向记者谈话时刻意提高藏本的身分，说他是副领事或代理副领事，须磨坚持藏本为中国宪兵谋杀。”

高还说：“在所有日本人当中，我最讨厌须磨，所有中国人也一样。他办事虚伪，处理 ‘事件”’的手法绝对卑鄙。中国人一听到须磨的名字就变脸。”

最终，“藏本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高宗武说：“日本人和须磨当然大为狼狈。虽然有些日本人敢于批评须磨，要政府召他回国，可是须磨在南京继续待了三年，然后升任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接下来，高宗武面临的，是一项更加棘手的工作——协助谈判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通邮问题。

高宗武说：“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之后，中国政府即下令中断两边邮政及通讯。1933年的《塘沽协定》中有一条，即中日代表应通过谈判恢复通邮。日本给予华北中国官员极大压力，逼迫他们早日解决日本提出的各种对日本有利的难题。压力背后永远是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

本来，主持谈判的是“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高宗武说：“他处理日本问题的方式受到中国人的批评，说他软弱。黄郛于是要求政府从南京派一名代表来北平处理通邮问题。”

这个任务，落在了高宗武身上。他说：“我对接受这份差事很犹豫。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满意的日本人杀掉，或因仅仅退让一寸，而被那些认为我软弱的中国人杀掉。但是为了延迟日军进一步的军事活动，以便我方做好军事准备，我可能被迫退让得比一寸更多。”

1934年9月，高宗武赶往北平，他说：“我的首要训令是必须在不涉及中国承认傀儡‘满洲国’的前提下谈判。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我们一面要说‘我们不承认你’，一面又要说‘我要跟你讨论重要事情’。不过，想到长久以来不能与在长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亲戚们通信的东北四省同胞，我并不十分在乎这些。”

与预料的一样，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高宗武说：“许多问题中，最难的问题是傀儡‘满洲国’在中国的不承认政策之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邮票。中国不能接受印有‘满洲国’字样的邮票；中国也要求在长城设立输送邮件的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满洲国’邮局直接接触。”

在这种自相矛盾，近乎自欺欺人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谈判”，令高宗武的态度极其“难拿”。最后，高将自己谈判底线定为：“根据中国不承认日‘满洲国’的政策，我们只能讨论邮政技术问题，不触及政治。如果我们达致协议，我们将完成这个协议，但不签名用印，只能以备忘录的形式作为以后的参考。”

对此，日本人当然暴跳如雷，谈判旷日持久，无法达成一致，中国方面也不满意，高宗武说：“黄郛责备我，说我年轻调皮。殷同警告我，‘这些谈判出不了英雄’。我以负全部责任来安抚黄郛，然后向胖胖的、圆眼睛瞪着我的殷同说：‘我离开南京之前就知道不会成为英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

按：殷同，1889年生，浙江江阴人。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高等科，与前面说过的汪时暻是同期同学。

殷同也是亲日分子，曾与何应钦、熊斌共同参与《塘沽协定》的谈判，后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顾问，1933年10月任北宁铁路局局长。因此，高宗武讽刺他，说“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

1937年，殷同改任铁道部顾问。接替他的，就是没有潘毓桂那么“像日本人”的陈觉生，后陈被日本人药死。

高宗武说：“谈判破裂后第三天，我收拾行囊准备回南京，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手段。不过，不出所料，日本人派了个人来提议再开一次会，我当然同意。他们发现我并非虚张声势，因而做了一些让步。……三个星期后，没有签名的备忘录终于为双方接受。”

“双方妥协的结果，中国自由区与日本占领区之间的邮递，至今通行无阻。换句话说，占领区的邮政制度，仍然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按：高宗武所说的“至今通行无阻”，是指他写作回忆录的时间，即1944年。“通邮谈判”使高宗武名声大噪，1935年，年仅29岁的高宗武晋升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后来回忆说：

“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

高宗武说：“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没有一个中国人有我那么多与日本人谈话的次数。”

高宗武说：“我经常被叫去设法化解日本人要求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压力。除了日本外交官之外，陆军和海军武官，和他们的代表人，也时常来找我。包括冒充南满铁路局官员的西义一将军的弟弟。对付不断的恐吓，我说：‘我常住暴风海上，所以不怕晕船。’”

按：“西义一将军的弟弟”即西义显。此时的高宗武还不知道，日后，他与西义显打交道的时候还多着呢。

话虽然这样说，无休止的谈判，还是令高宗武身心俱疲。高宗武说：“我自己也疲倦透了。我向外交部请假，事实上我想辞职，可是张将军告诉我他即将离职。所有中国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触。张将军坦诚地告诉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劝他把接触日本人的事留给我。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中国官员，不管他们多么爱国，风险都非常大，下场都很不好。”

按：“张将军”即张群，原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之后接任外交部长，遗缺湖北省政府主席则由杨永泰接替，结果杨接任不久，即因“亲日”被刺身亡。

高宗武在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个同学、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秘书松村喜寿，曾经很坦率地对高说：“对日交涉的中国官员，不管他多么能于，多么苦干，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松村还说：“一些中国政客认为一旦中日发生战争，西方列强会帮助中国。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对中国没有好处。我怀疑一旦中国被侵略，没有哪个国家会出来帮助中国。”

松村说得很准，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真的不会有一个站出来帮助我们。

张群当外交部长，对日交涉全部委诸高宗武，据高的友人周谷后来回忆说，有一次蒋介石打来电话，张群接的，蒋一听是张，也不寒暄，直接说：“我找高宗武。”可见蒋对高的倚重。

所以，高不但不能辞职，还要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汪精卫正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蒋在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讲话之后，因平津战局急转直下，遂结束了第一期谈话会，匆匆下山主持军务去了。


第二期谈话会由汪精卫单独主持，在谈话会上，汪精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我们当日若不忍耐而孟浪牺牲，则牺牲为无意义，今日若不牺牲而犹言准备，则准备为尤无意义。‘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则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质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
“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虽不能挡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在阐述了“傀儡”与“牺牲”的问题之后，汪精卫说：

“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

汪精卫的这篇讲话，就是这样结束的。琢磨起来，让人听着有点不是味——

“我们虽不能挡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听汪精卫的话茬，好像“抵抗”即“牺牲”、“牺牲”完了，“抵抗”也就完了，换句话说，“抵抗”的结果，除了“牺牲”，没有别的。总体来讲，调门比较低沉。

调门低的，还不止汪精卫。

就在蒋介石“下山”的同时，由于平津已经沦陷，从北京来的几个代表，如胡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有家难回，于是就去了南京。

7月30日，应高宗武之邀，胡、蒋、梅等人到高家做客。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席间，胡曾就中日战争征询高宗武的看法，说：“先生有何高见？”

高说：“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

这就是“低调俱乐部”的由来。

经过讨论，胡适说：“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件事﹕一、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负此大任。”

次日，胡适等人又赴蒋介石的午宴，胡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伯苓”即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就在前一天，天津沦陷，南开被日军炸成废墟，张伯苓怎么可能不“附和之”。

对此，胡适有不同的想法，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氛围下，任何“泄气”的话都说不出口，于是，胡适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

对此，蒋介石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胡适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说：“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

也就是说，在抗战爆发后不久，蒋、汪同时在第一时间想到了高宗武，觉得他能够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发挥作用。

还是在7月31日的日记中，胡适说：“宗武谈甚详。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 〔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对于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高宗武语焉不详，只是说：“没有训令，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的军事准备尚不完备，应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不过在8月初，上海的情势濒临爆炸。8月7日我奉委员长命令去上海，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中国将抗战到底。那将不会再有什么‘塘沽协定’或‘上海协议’。川越仅仅说他会把委员长的‘口信’转报政府。”

在回忆录中间，高宗武特地强调：“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日本人的正式会晤。”

换言之——此后，高宗武与日本人的一切会晤，都是“非正式”的，都不代表政府。

忘于江湖

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之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之新中国。”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此举，意味着陶德曼等人的“调停”彻底告终。

这个声明发得毫无道理。且不说“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叫不叫人话，单说其核心意思：“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就已经说明，日本政府已彻底为“统帅部”所挟持而失去理性。

实际上，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前，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不再继续扩大战争的意见，但在此之后，日本政府自己关闭了与中国合法政府谈判的大门。对此，今井武夫评价为：“日本政府就这样放弃了自己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会谈的地位，丧失了解决事变的对策，造成了长期苦思焦虑的结果。”

日本众议院议员犬养健也将这个“声明”斥为“毫无道理”，他说：“对于军事上已成为交战‘对手’的外国政府，在政治上却不以它为谈判对手，这究竟是要干什么？”

按：犬养健是前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儿子，时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在日后的“和平运动”中，犬养健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犬养健说：“‘不作为对手’并不是法律上的词语，让人明显感觉到的只是对于‘对手’的侮辱。”

从此以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所有关于所谓“和平”的努力，就都转入“地下”了。

高宗武就在进行地下的“和平运动”。他后来回忆说：

“在一次与委员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于是我离开汉口。几个星期后，我带回来一手情报。委员长于是批准我的第二个建议：我辞去外交部的职务，赴香港定居。此后，我只会在有情报的时候才去汉口。为了不露痕迹，我和几个朋友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

高宗武的回忆录，从此一下跳到1939年，即汪精卫出走之后，也就是说，1938年的几乎一整年、也是所谓“和平运动”最关键的一段时间，他干了什么，高没有说，这也是他这本“回忆录”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简而言之，在这段时间里，高宗武做了两件事：

第一，高宗武去了一趟日本，先后会见了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科科长今井武夫等人。

对此。今井武夫回忆说：“高留在日本期间，同陆军大臣板垣、参谋次长多田等都会谈过。我参加了会谈，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收拾日华两国间事变的方案似乎已经断念了。”

影佐祯昭回忆要详细一些，他说：“昭和十三年（ 1938年）春，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和原任亚洲科长董道宁来到东京。我以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同两人见了面。”

影佐祯昭说，高宗武此行的目的是：“日本政府既然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汪氏因痛感中日问题有早日解决的必要，曾经主张和平，但国民政府内部不予接纳。因而只有从政府外部唤起人民展开和平运动来以求转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理解此点。”

对此，影佐祯昭说：“我为他们专程而来的热诚所感动，相约和他们为此而协力，并且得到了参谋次长多田中将的同意。”

从上述两个日本人的回忆看，应该说比较明确地透露出一个意思，即高宗武首先提出了“既然蒋介石不谈，就找汪精卫谈”。

不过，按笔者推测，高宗武与蒋、汪二人都不是一般关系，因此高应该不会主动地提出把蒋撇在一边，把汪捧出来；另外，私下与敌方“媾和”不是什么光彩事，让汪去“跳火坑”，应该也不是高的本意。况且，以高宗武一个外交部的卸任司长，芝麻绿豆大的官，还不够谈这个事的级别。

究竟是谁提出来的，高宗武刻意地没写，那么我们只好再找一个人作为旁证。

这个人就是犬养健。

1938年7月初（据犬养健回忆是7月2日或3日），经松本重治介绍，犬养健在一个内部“派对”中认识了高宗武，并于次日与高宗武进行了一番长谈。

据犬养健回忆，当时高宗武是这样说的：

“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但汉奸(卖国贼)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当不当汉奸必须明确。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我认为您是可以信任的，因此一开始就说明这一点。

犬养健说，高宗武与他谈到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并曾探讨能否由日方主动收回这一说法。

对此，犬养健认为：“你的意思是说，如能改变近卫声明就好办了，是吧?这总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变更的嘛。况且，又是必须这样做的。然而，作为事实问题，就在一月间刚刚发表的声明，怎么能简单地更改呢? ”

就这样，话题引到了汪精卫身上，请注意高宗武下面这段话：

“这两三天，多次地与参谋本部的人讨论这件事。中国班班长今井是这么说的：日本政府也有公开的立场，总理大臣的声明不能那样简单地取消。本来尽管参谋本部那样反对，仍然发表这一声明，也是事出有因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怎么样?也有人提出以汪精卫为谈判对手来开展和平工作，中国课课长影佐也讲了同样看法。他们主张，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轨，立刻通过汪精卫先生的推荐，改换成以蒋先生为正式的谈判对手。”

很显然，请汪精卫“出马”出自日本人的建议，而且正是今井武夫和影佐祯昭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对此，犬养健经向高了解蒋、汪二人的情况后，同样表示赞成，他说：

“尽管辛苦，最初的‘爆破’任务还是请汪精卫来完成吧。借汪先生的‘爆破’作用，就好比在困窘的隧道工程上打开一个缺口。”

对此，高宗武说：“是啊，虽然它充其量不过是次善之策，但也可能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次善之策了。”

犬养健的父亲当过日本首相，因此政治上十分敏感，在当晚的谈话中，他曾三次提醒高宗武，不要把自己给“搁”进去：

“蒋委员长不动，而由汪副总裁出马。这样一来，这个和平运动方向一偏，不是会有出现反蒋运动的危险吗?”

“煞费苦心的和平运动倘若变成反蒋运动的话，就会适得其反，结果是鸡飞蛋打……”

“高先生，汪和蒋两位先辈都很信任你，你是个幸福的人。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幸福也是你迷惘的原因。我倒有这样一种感觉。”

对犬养健的警告，高宗武表示认可，他的回答是：“大概是吧。但我决不在蒋、汪之闯脚踏两只船。可能的话，为了中国，希望实现以蒋为对手的和平。我有这样的想法，灰心断念还为时过早。”

根据犬养健的回忆，可以看出，高宗武初到日本时，对于所谓“和平运动”如何开展、以及推定谁来做领袖，并没有明确的腹稿，或者说倾向性。是日本人帮他做了一个抉择、帮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即“日本政府认为和平运动以汪精卫为中心是适宜的”。

经过日本人的轮番劝说，高宗武认可了对方的判断，并愿意以此为目标，推动所谓“和平运动”。但他的“和平运动”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底线，即“实现以蒋为对手的和平”

事后，犬养健又找到了影佐祯昭，与他交换了看法。在与犬养健的谈话中，影佐祯昭对高宗武做出了一个判断：“高先生有男子汉的功名思想，一心想最早把和平工作搞成功。”

影佐把高宗武看得很透，高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私下与日本人谈和，其“功名思想”是关键，即凭着一己之力结束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也就是实现胡适所说的“奇迹”。

包括高宗武后来“令人费解”的中途退出，同样出于这一点。 7月22日，与高宗武一同前去日本“谈和”的周隆庠带着高给蒋介石的报告，回到了汉口，同时带来的，还有高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按：周隆庠，1905年生，江苏无锡人。

周隆庠也是日本通，跟高宗武一样，属于日语说得比汉语还好的那种人，原任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后随高宗武一起到香港搞“日本问题研究所”，成为高的得力助手。

接到高宗武这份报告的，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

周佛海，是高宗武之后、促使汪精卫落水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也是促成所谓“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之二。

提起周佛海，大家并不陌生。周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1921年就以留日共产党员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一大”，但同时，他也是最早退出共产党的那拨人之一。

周佛海，1897年生，湖南沅陵人。

1917年，周福海赴日本留学，1924年，受刚刚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宣传部长的戴季陶邀请，中断学业回国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在广东大学当教授。据周自己说，当时，国民党刚好在香港创办了一份报纸，戴令他去当主笔，结果，因周不熟悉新闻工作，出了几次差错，无奈只好辞职，回到日本继续读书。

同年9月，周佛海退出中共。

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以后，周来到上海，加入了当年曾风云一时的《孤军》杂志。据罗君强回忆：“他又参加以福建人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孤军社先出《孤军》杂志，后改名独立青年社，又出版《独立青年》杂志，社址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12号。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我当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增益介绍加入独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间里开始认识的。”

按：罗君强，1902年生，湖南湘乡县人。原中共党员，1925年脱党。

北伐开始以后，依然由戴季陶推荐，周佛海当上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其间，多有波折。罗君强说：“1926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周佛海持着戴季陶的介绍信，前往投靠蒋介石。这时蒋在南昌，由邓演达代见，派以中校秘书名义。周嫖妓，染上梅毒，躲入汉口日人医院治疗。蒋介石回武汉传见周佛海，找不到人。周在医院碰见何思源，得讯急往见蒋，密献‘反共’之策。蒋、周两人倾谈两小时以上。第二天蒋即派周为新筹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是少将（该校教育长是张治中）。我由罗增益介绍任该校政治部科员，主编《革命生活》日报。”

从此，罗君强一直是周佛海的亲信，并随他叛国投敌。

“七一五”以后，周佛海逃离武汉去了上海，结果给抓了起来。罗君强说：“1927年初，武汉开始反对蒋介石，我请示了周佛海，报纸应持何种态度，周说随潮流走好了，其实他自己是打算逃跑的。５月，周佛海携带妻子，在轮船上写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册子，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蒋介石。讵知到上海即被杨虎、陈群捕押于龙华警备司令部，性命危急，杨淑慧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蒋对周佛海是谅解的，遂派员迎提到南京释放，并派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略予降级。”

按：杨淑慧即周佛海的第二任太太。曾参与中共“一大”的会场布置，前面说过，解放以后，“一大”会址就是杨淑慧找到的。

杨淑慧的性格，有点类似于陈璧君，用好了，是老公的好帮手，用不好，则适足以济其恶。像周佛海这次被捕，落在杀人如麻的杨虎、陈群手中，要不是杨淑慧，闹不好脑袋就给砍了。

这件事，周佛海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也是他在《《孤军》杂志》时的同事萨孟武也曾留下回忆。他说：

“当我在总政治部工作之时，周佛海也逃出武汉而至上海，登陆之时竟为上海政治部主任陈群抓去，欲处以死刑，是日为星期六，星期日停止办公，周太太杨淑慧女士急到南京，要求我们设法挽救，我们与陈铭枢商量之后，即用总政治部的名义，令其引渡到南京，陈群不肯接受。后来似由蒋公下令引渡，佛海来到南京之后，即关在总政治部一个房间之内，我们因为同学关系，时时往问，并予安慰，佛海是很聪明的，在船上就写了一篇“逃出赤都”的文章，意欲借此以表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后来此篇文章曾在各报上发表，而蒋公且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改称中央军校，以周佛海为政治部主任。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出国养病，其亲信陈公博同时辞去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主任职务，后该委员会改为民众训练部，以周佛海为部长。

上面这些，都是军职和党内的职务。在政府方面，周佛海只做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但他的名声似乎不甚好。前面说过，原本在浙江好几个县当过教育局长的王蒲臣，一听说周佛海接了朱家骅的职务，马上辞职不干，改当特务了。

周佛海在官场上的转机，起于1937年抗战之初。

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八月初旬，承命撰发军事宣传品约六七种，顾脑力极不济，某日撰《告空军将士书》，费十六小时乃写成，仅二千余言耳，而濡滞若此，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任。乃上呈乞辞。”

在这里，陈布雷是说，自从抗战开始一来，每天奉蒋之命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文思滞膣，本以“快手”著称的他，写一篇2000字的文章，居然用了16个小时。陈本来就有严重的失眠，至此实在是难于支持，只好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值此紧要关头，蒋介石怎么可能放走他的“文胆”，陈布雷说：

“蒋公留置不报。书再上，请辞名义，仍留供笔札之役。蒋公乃嘱熊天翼等慰劝，许添一副主任，以周佛海君任之。九月改组侍从室第五组，将原任秘书八人及五组书记司书各二人均予解职，盖为战时行动便利，不能不缩小编制也。李唯果秘书以九月入侍从室任事。佛海兼任第五组长。”

在1937年8月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五时半布雷来，出示蒋先生委余为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手谕，闻听之余，毛骨悚然。此事极不易做，惟国难如此，绝不能辞，奈何？”

这样，周佛海意外地成了蒋介石的近臣，参与密勿。

1938年4月，在“临全大会”之后，国民党紧接着又召开五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任顾孟余为宣传部长，周佛海、董显光为副部长。因顾一直在香港，由周“代理部务”。

忘于江湖

周佛海与汪精卫，原本并不是一路，而且一度还很对立。那是在大革命时期、周刚刚退，。，。党的时候，汪不值其为人，曾对周佛海的一个朋友说周“拆烂污”。后此话传到周的耳中，对汪切齿痛恨。

1927年7月，周佛海写了一篇文章《逃出了赤都武汉》，旧事重提，大骂汪精卫：“汪精卫有次对我一个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泥〔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我现在却要学他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按：1943年2月，即汪、周共同当了汉奸以后，周佛海曾经给一本叫《汪精卫先生行实录》的书写过一篇序，其中提到他初次见到汪精卫时的情景，酸得“紧”：

“我乃是中国国民党的后辈，虽然在庚戌之前，还是在乡村一个塾童的时候，就闻到了先生的大名，但是直到民国十三年春天，于无意之中，才在上海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风采。那个时候，国共已开始正式合作，共产许多分子，有许多已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也加入国民党，做宣传部的秘书。我那时因为还在日本京都留学，所以还是共产党员，没有加入国民党。我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赴国民党党部去看他，当时党部是在环龙路四十四号。”

按：此处，周佛海的记载有误。“民国十三年春天”即1924年春天，其时，国民党刚刚结束“一大”，其中央党部设在广州。设在上海的是国民党的一个派出机构即“上海执行部”，以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负责日常工作。汪精卫同时兼任宣传部长，秘书恽代英；胡汉民则兼任组织部长，秘书毛泽东。

另外，军校相当多的一些学生后来曾回忆说，是毛泽东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把他们推荐过去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事。

周佛海继续说：

“当我和毛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忽然一位身材高大的伟丈夫，破门而入。我当时不知道是谁，毛替我介绍道：‘这是汪先生。’一位神仰十余年的革命先辈，忽然从天而降似地站在我的面前，一个渺小的学生，真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报告我的名字之后，汪先生似乎知道我的名字，和我握手，并寒暄了几句，然后和毛谈了一刻的事务。这便是我第一次拜见汪先生的经过。”

对这次会面，周佛海评价说：

“晤谈虽然只有片刻，我立即感觉到和这样热诚的人物接近，真正如坐春风之中，使人温暖、使人愉快，使人心醉。我立即又感觉到这位人物，对于群众的魔力、对于群众的吸引力，一定不小。我因此又感觉到这位人物，将来一定是有着广大群众拥护的政治家，一定是能够领导广大群众去奋斗的革命导师。这便是我第一次拜见汪先生的印象。我的印象的正确，以后的事实替我证明了。”

看了这段回忆，再想起前面所说的汪、周二人互相訾骂的情景，不禁令人喷饭。

据罗君强回忆，1932年，蒋、汪合作的基础形成之后，蒋介石曾对周佛海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周在文章中曾骂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

谁也想不到，周佛海与汪精卫这一“联系”，居然越走越近，罗君强说：“周佛海得此密旨，所以力求和汪精卫接近，不怕蒋介石猜疑，以致当上了汪精卫叛国降日汉奸集团的‘总参谋长’。”

罗君强说得不错，没有高宗武，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路子就走不通，这话固然不错，然而，如果没有周佛海一力撺掇，汪精卫决不至于落水当汉奸。

某种意义上讲，汪精卫是被周佛海一手拉下水的。换句话说，汪精卫的叛国集团，那么多人最后都吃了枪子儿，这条黄泉路，就是周佛海带出来的。

周佛海也是“低调俱乐部”中的一员。

据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周佛海曾对他说：“当时在西流湾八号（周在南京的家），你们已到长沙来了，北京的胡适、陶希圣及梅思平，就住在我们家里，大家一起发表了一些不太支持抗战的言论。”

周佛海还对周幼海说：“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这件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

解决的办法，周幼海说，在这一阶段，周佛海曾对他说：“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

前面所说的，1937年7月31日，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赴蒋介石的午宴，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提到此事：

“七时起，接见吴绍澍，旋访希圣，公达亦至，咸以为须立即开展外交活动。”

这是周佛海第一次在日记中谈到中日之间的战争问题。

在当天的日记中，周佛海继续说：“午，蒋先生宴胡适、张伯苓及希圣等，托希圣等乘机进言，盖渠等以宾客地位，易于说话，不如吾辈部属之受拘束也。与公达候希圣，二时半希圣来，言张、胡均进言，不可操之过急，仍需忍耐一次。闻之甚为欣慰，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做刺激之言也。”

南京伪政权成立以后，周佛海曾写过一篇《和平运动的回顾与前瞻》，其中，周回忆说：“在战必大败、和不致陷于大乱这样坚定的认识之下，我和几个友人一方面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方面向国民宣传我们的主张。汪兆铭的主张同我们完全一致，在南京陷落前，汪已将此事几次写信给蒋，直接会面谈话也有几次。我们不约而同地酝酿以汪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抗战胜利以后，周佛海在他的《自白书》中说：“民国二十七年我任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所以和他接近的机会多。当时抗战的情形恶劣，所以每次和他谈话，他就主张能和就和。我当时见国际上对中国除了道义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同情以外，没有实际的援助，同时中国的国力，当时也赶不及日本，所以我自己对抗战也没有信心，因此听了汪的主张，似乎有理，所以常常来往。”

对此，金雄白说：“汪氏对于抗战，自始就抱着悲观的看法，政府迁渝以后，军事的节节失败，缅滇公路的突被封锁，英美态度的暧昧，共党势力的膨胀，当前的种种事实，无时不在加深他主和的主张。但是很早便附和汪氏和运的，不是关系极深的陈公博，反而是向乏渊源的周佛海。”

忘于江湖

事实上，高宗武到香港搞所谓“日本问题研究所”，就出于周佛海的策划。

周佛海在《自白书》中说：“南京失陷后，我就到了汉口，当时觉得对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很不充分，所以主张高宗武到香港去收集情报，报告委员长，每月发给经费七千元。”

对此，今井武夫说：“中国政府迁到汉口以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不久日本政府就发表了上述一月十六日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平的形势至此完全中断了。这时周佛海跟高宗武商量：陶德曼调停和平虽告失败，但总要设法打通了解日本内心的想法。现在日华间的关系完全割断，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必须走出汉口考虑同日本取得联络的方法。”他们筹谋了各种计划。好在周佛海身为副秘书长又是党的宣传部长，最初就以必须搜集日本情报为理由，在汉口设立了一个机关，让高宗武担任主任。然后高按照周的事先布置，以取得对日情报为借口，往返于香港和汉口之间，挺身为日华和平效劳。”

最重要的一点，高宗武之赴日本私下“谈和”，就是周佛海指使的。

在犬养健与高宗武的谈话中，犬养曾问：“你是暗地里得到上司的谅解而来日本的喽。那位上司是谁?是蒋介石先生吗?”

“不，不是蒋介石先生。” 高宗武说：“直接的是周佛海。就是那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周先生。周先生确实热心地劝说。”

犬养健听了，觉得有点奇怪，于是继续追问：“那么说，蒋先生通过侍从室，当然会知道你来日本的事喽。”

“蒋先生不知道。”据犬养健回忆，当时，“高若有所思地含糊其辞”，说：“蒋先生知道我在香港研究日本的情势，因为我接受过他的命令。但他不知道我这次来东京的事。他听了一定会吃惊的。”

高宗武还说：“陈布雷是侍从室主任，立场比较微妙，因此不管什么事他都不明确地讲出来。而周佛海非常积极，勿宁说他是站在前头。他的调子是：以汪精卫为核心也可以，大胆地干，蒋先生这方面的事，由我来承担。”

犬养健又问：“承担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周先生对蒋先生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把过去艰难困苦的外交谈判贯穿起来进行研究的话，就会知道蒋介石的态度是主张：军事上，我负全责；而政治上，不是有堂堂的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么！因此，每逢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总是请汪精卫先生和张群先生来负责，拿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他是这样考虑的，可我觉得有点冒险。”

现在，就到了周佛海“承担”的时候了。

在1938年6月25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思平谒汪先生回，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

按：此前几天，高宗武已经秘密前往日本。

从此，周佛海一直在焦灼不安地等待高的回音，在1938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7月25日，消息终于来了，周佛海说：“宗武派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

高宗武没敢自己回来，今井武夫在回忆中分析说：“但在高违反蒋介石的意向私自赴日的情况下，如果就这样回到汉口，必然会遭到逮捕或监禁，恐怕就不可能再次离开汉口了。”

周在日记中接着说：“对方坚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五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

实际上，日本人给周佛海出了个难题，按周佛海原来的算计，既然日本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那么就先把汪精卫推出来，到一定程度再把蒋介石引出来，这个“和平”不就实现了么。

所以，周佛海敢于跟高宗武“拍胸脯”：“蒋先生这方面的事，由我来承担。”

孰料，日本人根本没理会周的一片苦心，直接提出让老蒋下台。犬养健曾警告高宗武，谨防把“和平运动”变成“反蒋运动”，被他不幸而言中。

所以，周对高传回来的消息感到“令人失望”，因为高宗武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现在要看他周佛海的了，但是由于日本人的狮子大开口，他已经没法“承担”这个后果了。

无奈之下，当天，周佛海做了两件事，第一，“约希圣来谈”；第二，“谒汪先生”，商量对策。

“希圣”即陶希圣，也是当年一个倒海翻江的人物，前面已经多次提起了，在这里补叙一下。

陶希圣，1899年生，原名陶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

陶汇曾的父亲曾在河南当候补知县，因此陶虽生在湖北，却是在河南长大的，他后来回忆说：“ 一个候补知县的家庭生活是清苦的。每日三餐都是稀饭。我偶然看见同院的人家吃干饭，回家来大喊大哭要干饭吃，姐姐们把我的口堵住，不许喊，也不许哭。”

陶说：“我父一度进河南巡抚的幕府。有一日，他带我到巡抚衙门的东花园一座玻璃槅子的大厅。那里有好几位 ‘年伯’和‘世伯’。我坐在一个红漆方桌的旁边，吃了一碗肉丝汤面。直到今日回想起来，平生再也吃不到那样鲜美的汤面。”

陶汇曾9岁入开封旅汴中学，是当时班上最小的学生，但考试成绩却总是第一。一次课堂上答题，坐第一个的答第一题，依次类推，坐第九个的就是陶汇曾，他看第九题很难，刚好第三个座位没有人，他就跑去答了第三题，

陶汇曾回忆说，当他答题之后，老师不让他坐下，并“痛加申斥”，说 “陶汇曾自以为年纪小，自恃聪明，要是不痛改，将来误了一生”。

此话令陶汇曾受益终生，他说：“我一时汗流浃背，不敢抬头。自此以后，我的功课有大进步，尤其英文的进步更大。”

1915年，陶汇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入北大法科，1922年毕业，到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了一名“专任教员”，月薪130大洋。陶汇曾说：“这个数目超过我的希望很远。我尚未毕业之前，只希望初出母校即能就四十元至六十元的职位。”

在校一年，陶汇曾教“四年级的亲属法”，他后来说：“这一课决定我一生的经历。”

1924年7月，陶汇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当时，“商务”的编辑不下三百人，其待遇是保密的。陶汇曾说：“每人的薪资是由编译所直接条告，互不相知。但有一显明的象征可以说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磁盂注入的。”

陶还举例说：“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桶，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是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之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后来，陶汇曾做了总经理的秘书，待遇一下就不一样了，他说：“其时王云五先生任总经理，我做了总经理的中文秘书。哥伦比亚回国的潘光旦先生是英文秘书。我坐的椅子是四面转的。桌子可大了，长到六尺，宽到四尺，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边还有两架电话机。我是‘当局待遇’，即与经理协理一样，上下班不打卡片。”

陶汇曾没有留洋的经历，这一点，当年的学者名流当中，绝对属于“另类”，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案”。对此，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从学校到社会，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国内学生好像从山脚爬起，要爬到二千尺，是很困难的。留学生回国也许是从一千尺爬起，爬到二千尺便比较容易了。”

陶汇曾成名以后，告诫后来人说：“但是留学生也要警悟，国内学生的数量比留学生大，他们的淘汰率也是比留学生的淘汰率大的。从千百人里超拔的有数的国内学生，论学问，论见识，不比留学生差。同时那些没有受过淘汰的留学生，往往没有什么长处和特点。中国是个农业国，一个知识分子‘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间疾苦’，便很难建功立业。若是做学问的人，不知学问的艰难和人生的甘苦，也很难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这是我特别告诉大家的几句话。”

陶汇曾的成长过程有点特别，他虽然是官宦人家出身，从小却过的是苦日子，也没有钱留洋，纯粹靠个人奋斗成长起来的，因此他能够悟出来“中国是个农业国，一个知识分子‘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间疾苦’，便很难建功立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看到这一点，在当时的人们当中，应该说难能可贵了。

忘于江湖

1925年“五卅运动”，陶汇曾以北大法律系毕业生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称英国巡捕“违法”，租界捕房大怒，曾到上海会审公堂起诉陶汇曾。最后的结果是：“大约延了五六次期，最后一堂，两方律师各说了几句话，堂谕商务印书馆罚洋四千元，以后不得再犯。这一案才算了事。”此事令陶声名鹊起。

陶汇曾也是《孤军》杂志成员，据萨孟武回忆：“我主编《孤军》杂志约有一年，民国十四年，在杭州西湖开会，参加的人据我记忆，似有何公敢、林石虎、阮湘、周佛海、郭心崧、刘光华等十数人。此时陶希圣已由北方南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亦常常写文章，在《孤军》杂志发表。”

就这样，陶汇曾认识了周佛海并成为好友，也种下了日后的恶因。罗君强说：“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北伐军兴，经周佛海援引，1927年1月，陶汇曾被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校军衔。同时被聘任的，还有陶汇曾北大的校友兼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梅思平。

由于当时军校给陶汇曾发来的聘书上，写的名字是陶希圣，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字行世了。

“书生从军”，令陶希圣极为兴奋，当时，他曾经把筷子插在腰上，对太太万冰如说：“我要挎指挥刀了。”

不过，陶没有想到，武汉之行，不但没有挎上指挥刀，他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却险些被别人的“指挥刀”砍了去。

“七一五”前后，周、陶先后离开武汉，周佛海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担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陶希圣则转任政治总教官。

不久，陶希圣辞去军职，操起了他的老本行，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教书。1929年，陶希圣的早期代表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发表，在当时的学者中掀起了一场社会史的论战，同时，也使得年仅30岁的陶希圣跻身于一流学者的行列。当时他曾不无自得地说：“我的稿子是支票，五块一千字，随手可以兑现。”

也是在这一时期，陶希圣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活动，成为“改组派”，不可避免地，与汪精卫等人的思想倾向逐步靠近。但至少在此时，陶希圣还是比较纯正的学者。

1931年，陶希圣的母校北大闹了一场“学潮”，史学系的学生们联合起来，要求罢免系主任朱希祖、并聘请他们的学长陶希圣任教。应该说当时的学校还是挺开明的，不久之后，北大果真聘陶为法学院政治系教授，讲中国社会史。

1935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正是这本刊物，使陶希圣成为一代大师。

按：陶希圣这个人，即使后来没有短时间的落水和震惊世界的“中途退出”、即使后来没有协助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即使没有在解放前夕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名列第41位，他也照样会在现代史上留下一笔，因为在学术成就上，陶希圣是无可争议的大师级人物。

陶希圣也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行前，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他们饯行，陶希圣说：“七月七日，北平市长秦德纯先生约我们吃饭。被邀者是中央政治会议发出请柬，约到牯岭茶话的几个人。有蒋梦麟与胡适之，我亦在被邀之列。不料这几位客人之外，还有一个宋某(华北大学教授)和罗努生(隆基)。席设中南海一座玻璃大厅。那原是乾隆帝的书斋的旧址。饭后，主人与客人走出大厅，在广阔的高台坐下。

当时，胡适等问秦：“丰台事件发生，宋先生回乐清故里。北平市靠市长维持。请问我们到牯岭去，你有什么口讯要我们带去?”

秦说：“没有别的话，只希望中央相信宋先生和二十九军。”

这时，罗隆基说：“华北特殊化，形成一个缓冲地区，也是好的。国民党既是退出，何不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

对此，胡适说：“努生!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我不是国民党。但依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党行使政权，等于日本的天皇。倘如我们政府要求天皇退出日本，日本人将怎样答复。”

陶希圣接着说：“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并不是党员都退出华北。我们都在这里继续奋斗，决不让你所说的各党各派做华北特殊化的工作。”

陶希圣回忆说：“谈话至十一点散会。我在淡薄的月色之下，乘车回到大乘巷寓所。我和冰如坐在炕上，说到下学年休假的事。我们认为日本军阀的侵略战在九月间必将发作。我预定游历西南各省，家眷最好搬回武昌。”

“说话之间，忽听得远处有隆隆炮声。我们知道那一场战争是提早发作了。”

陶希圣回忆说：“八日清晨，我上街去，到前门外的东车站与西车站看一看。街上沉寂，两座车站冷清。我再到中国旅行社询问铁路交通情形。他们的答复是平汉与平津两路火车都不通。……数日之后中国旅行社忽然通知，要我立刻出西直门。那里有环城火车，可转丰台，再换车到天津。所有北平被邀往牯岭的诸位先生都是这个走法。我当然照办。”

几经辗转，陶希圣等如期赶到庐山，并聆听了蒋介石的著名讲话，他回忆说：“蒋委员长莅会致词。全场静听。这一篇讲话就是抗日战争的揭幕。这一篇讲话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全国和全世界都听见了‘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全民动员全面抗战的号召。”

很自然地，“平津的来宾是茶话会的重心”。陶希圣说：“会议除了大会之外，还有分组会议。平津来宾大抵参加第一分组。这一分组首次集会，谈到北平的情势。我们力说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会后，中央一位重要同志问我道：‘你能保二十九军一定抗日吗？’我说：‘牯岭今日是全国视线集中的军事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说二十九军可靠，二十九军就可靠。’”

陶希圣还特地回忆了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会面的经过，他说：“中国共产党有三个代表在牯岭，却未曾出席茶话会。那三个人就是周恩来、林祖涵（即林伯渠）与秦邦宪。”

　　“我亦曾偕同周佛海去看望周、林、秦三个共党代表。他们与我谈到北平的五四事件。他们的语调是和凯丰在北平所说一样：‘我们多年来反对蒋委员长，今日一转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一个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的。我们在延安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大家。也难怪北平的教授们不易说服。’”

“下山”以后，陶希圣去了南京，“寄居西流湾周佛海公馆”，从此进入了“低调俱乐部”。

据罗君强回忆：“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的正副主任)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谈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一九三四年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建造住宅时，即已特造一问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往他家里跑，认为比较“安全”，所以来客较多。胡适、张伯苓、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来过几次，而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陈方则住在那里。胡适曾替周佛海的住宅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去，将有大不利。周佛海即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甚至躲到中山门外灵谷寺后面那个高塔顶层去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

前面说过，1937年7月31日，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到蒋介石的午宴，这顿饭，陶希圣也去了，他后来回忆说：“八月初，蒋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麟、胡适之、梅贻琦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夫人亦在座。委员长与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张伯苓先生一开口，老泪纵横，说道：‘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陶希圣还说，在谈话中，胡适特地谈到当时备受争议的张自忠：“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

蒋介石还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在7月31日的“午餐会”上，蒋曾要求陶，回到北平以后，要多为国民党做些“宣传工作”。事实上，北平的战事不断扩大，陶已不可能再回北平。于是，此后不久，陶希圣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此，陶希圣再度进入政界。

这样，汪精卫身边，除了周佛海以外，又多了一员“大将”。

周佛海在《自白书》中说：“上海刚刚打仗，梅思平同陶希圣住在我家，就是南京西流湾八号，高宗武也常常来。那个时候，高宗武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同汪先生很亲密，所以高、陶常常到汪先生那边去，回到我家来就谈起汪先生不主张一直打下去。我们当时也觉得中国准备尚未完成，现在能够了的还是了的好，这是和平最初的动机。”

罗君强则说：“1937年夏，陶希圣参加庐山谈话会后，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高宗武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诡计，当了汪精卫的政治参谋，促成了汪记汉奸政权的诞生。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二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

1937年底，周佛海、陶希圣共同主持成立了“艺文研究会”。陶希圣说：“我与周佛海创设了一个团体，名为艺文研究会。这个会得到各方的支持，筹集资金。它联络了武汉的报纸，创办了几种期刊，成立了出版机构，资助了向后方移动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并且派出一些同志到后方大城市设立分会。”

据罗君强回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心目中，非常害怕国共重新合作后，中共在文化宣传方面要占上风，并乘机扩充地盘及军队，故由周佛海、陶希圣等献策，赶快搞一个暗中和中共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来执行反共任务。蒋汪同意，就成立了一个艺文研究会，任命周佛海、陶希圣为平行的总干事。”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艺文研究会”最终成为了“低调俱乐部”联络日本人的大本营。罗君强说：“汪精卫介绍他的亲信、立法委员林柏生到香港为艺文研究会设变相的分机构，叫做 ‘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是做收买、拉拢文化人的工作；并办一家‘蔚蓝书店’，发行樊仲云的‘国际周报’。同时，也叫高宗武在香港搞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以后，汪精卫当汉奸，‘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会’、‘蔚蓝书店’也随之首先成为汉奸机构。”

陶希圣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据他回忆：“国防参议会在汉口商业银行二楼大厅继续开会。我与沈钧儒等常起争议。有一次会议散后，沈拉住我，说道：‘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我恭敬的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

　　听了陶的话，沈钧儒说：“以后希望你我客气点。”陶希圣则说：“世交是世交，辩论还是辩论，才是民主。” 沈钧儒说：“那又何必！”说到这里，二人“相对而笑”。

此时的陶希圣，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过了若干年，他的女儿陶琴薰居然与沈钧儒的弟弟沈苏儒相爱。对此，陶希圣欣然同意，并于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为二人办了婚礼，主婚人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

此时，南京已经陷落，陶希圣随“中枢”转驻武汉，陶说：“由南京到武汉，我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他在南京住陵园新村，汉口住中央银行分行二楼。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我总要去见他。艺文研究会设立之后，遇事都去请示。他是这个会（指艺文研究会）的工作的热心指导者。”

这一时期的汪精卫，处于苦闷和犹豫中，比如，在同一篇讲话中，他一方面说：

“我们守着弱国的态度，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除非强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汤誓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国同胞的一致呼声了。”

同时又说：“兄弟的愚见：以为大家若要负责任，则必先之以大家说老实话，所谓说老实话，是心口如一，心里这样想，口里这样说，这是很要紧的。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其最好方法，是自己不负责任，而看别人去怎样负法。”

据陶希圣回忆，当时汪精卫曾对他说过：“我这次与蒋先生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的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的结局。”

高宗武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期，由周佛海送交汪精卫的。对此，今井武夫说：“周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蒋提出了报告。”

陶希圣的回忆，与今井武夫说的大相径庭：“高秘密往东京一行，探悉近卫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意向，回到香港，即派周隆库携带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汪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果不其然，蒋介石看了高宗武的报告，冲冲大怒。今井武夫说：“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给汪看。两、三天以后，蒋叫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 ‘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 ’”

蒋暴怒之下，当即下令停掉了高在香港的经费，高宗武深受刺激，以致咳血。周福海只好从宣传部拨出资金，供高仍在香港“暂观形势”。

今井武夫说：“后来高宗武病情恶化，咳了血，病倒了。从此以后，和平运动的同志间的联络专门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负责。”

与高宗武同样“深受刺激”的，还有汪精卫，据周佛海后来回忆：

“事变第二年八月间双方在东京开始接洽，中国方面由我在汉口指导，日本方面由犬养健先生负责进行。因中日双方各有困难，和平运动未能表面化，结果并无大进展。在廿八年八月廿六日日军进入汉口之前一夜，我由汉口乘飞机到重庆，于是对汪先生进言：‘战争如此扩大而继续下去，中国固不得了，日本也不得了。因为中国方面尚有一二百万大军，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消灭，后方尚有如此广大土地，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被征服，为中国为日本请速定相救之道。’”

按：周佛海在这里的回忆有误，日军攻占汉口，是在1938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三。查《周佛海日记》，10月25日，周确曾记载：“三时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

据周佛海回忆，当时汪精卫是这样回答他的：“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如系亡国的条件，苛刻的条件，有碍中国生存独立之条件，我们只有抗战下去了。”

从1938年7月25日的“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到10月25日的“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仅仅三个月，汪之落水，已见端倪！距他在“临全大会”上当选国民党副总裁，也不过半年时间而已！

也是从此时起，高宗武暂时“息影”，“和平运动”的“接力棒”，从高宗武而周佛海，现在交到了第三员“大将”梅思平的手中。

周佛海的小舅子杨惺华，原本是铁道部“新路建设委员会”派赴四川成渝铁路工程局的工务员，因时值抗战，工程取消，杨惺华失业了，于是他去重庆找周佛海谋职。

据杨回忆，当时是1938年秋天，武汉也已沦陷，“中枢”已全部迁到重庆，周家住在中南银行重庆分行。某日，他到周家吃饭，正聊天，银行的“传达”进来说：“香港梅先生来看部长。”

杨说，当时“周佛海马上紧张地向我示意说”：“你先回去，我们下次再谈吧。”

接着周又说：“我这里的任何事情，你不要对外人说呀!”

杨惺华说：“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们头次在重庆见面，这样胆颤心惊的干什么?在我退出时，看到周佛海向一个头上长了一个肉瘤的‘梅先生’热心招呼，问‘什么时候到的，饭吃过了吗? ’”

这位“头上长了一个肉瘤”的梅先生，就是梅思平，也是“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当中，最后出马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