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关于刘乙光，还有一件趣事，值得说说。
那是在1948年，张学良在研究明史之余，忽然对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刘乙光为他买一部《指月录》，这本书是在成都出版的，当时他们已经身在台湾，没有地方可买。于是刘乙光给他原来的搭档、当时正在成都的许建业写信，让他代购。
许建业认识南怀瑾，就请他代购了一部《指月录》寄给了张学良，同时，南怀瑾还送了许建业一套《维摩精舍丛书》。
后来南怀瑾也到了台湾，并打算重新印行《指月录》。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台湾，还是“文化沙漠”，因此整个台湾，连一部《指月录》都找不到。
刘乙光学过禅，而且跟南怀瑾拜过一个老师，所以南、刘二人是同学，同时也是好朋友。于是南就找刘，问能不能跟他借一下《指月录》。刘说，张将军早已信奉西教，这部书留着也没有用了，就还给你吧。
这时南又想起他送给许建业的那套《维摩精舍丛书》，于是就打听许建业的下落，刘乙光说，这部书，许建业早已经送给我了，干脆一并奉还吧。
这就是《指月录》和《维摩精舍丛书》得以在台湾印行的原委。说起来，刘乙光对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也做过贡献呢。
这段往事，南怀瑾在《南禅七日》当中还特别讲过。
早在1940年，以“管束”张学良有功，刘乙光就已经晋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然而，其职司，依然是带着手下那几个便衣和一个连的宪兵，陪伴着比他小三岁的张学良。
南怀瑾曾经借用苏轼的《洗儿》诗意赠刘乙光，“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暗喻刘乙光一辈子的事功仅仅是当个看守，而当看守居然也能熬成少将。
1962年，64岁的刘乙光，在与张学良共同度过了25年之后，终于被调回国防部情报局（即原军统局、国防部保密局），两年之后退休。
25年的岁月，不可谓不长；25年的岁月，刘乙光与张学良一起“慢慢变老”。这25年，与张学良一样，刘乙光同样耗尽了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不一样的，张学良还有赵四相伴，刘乙光却把自己的老婆熬成了疯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5年，刘乙光又何尝不是在坐牢呢？
1982年，刘乙光在台北去世，享年84岁。
继刘乙光之后负责“管束”张学良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杭州特训班第一期毕业。
与邱秀虎、韩庆徇一样，熊仲清也是最早到张身边工作的便衣特务之一，
1937年11月29日，张学良现在日记中写道：“自赣西饭店迁于绛园，此园为一萧姓住宅，我分租的。”这个“绛园”就是熊仲清物色的，其房东肖绛君是武汉大学教授，房子很大，没住几个人，于是由特务队包下，每月租金160元，实际只住了不到一个月。
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许建业调走，熊仲清升任副队长，1962年接替刘乙光任队长，直到1966年退休。
尽管熊仲清“陪护”张学良的时间最长，但他没有熬上将官，到退休是也仅是上校。
第三任“队长”是段毓奇。
段毓奇是福州人，1957年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到1980年为止，也干了23年。
段毓奇的长子段世尧是留美的流体力学博士，他的前妻、也就是段毓奇的儿媳妇非常出名，研究台湾文学的应该都知道，那就是著名作家陈若曦。
段毓奇之后，也就是最后一任，是李震元。当时对张学良的“管束”已经放宽尺度，因此将“特务队”改称“第一特勤组”，李震元为组长，直到张学良赴美国为止。
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
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举行了宗教婚礼，女方的证婚人，正是黄仁霖。
1979年10月5日，农历中秋节，张学良第一次在台北公开场合露面。
1991年，张学良夫妇获准赴美探亲。
1995年4月，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
尽管张学良一生当中多数时间都处于逆境，但他惊人的长寿，使他看到身边几乎所有的亲棚、故旧和对手的凋零，有的甚至看到了两代。
老蒋，逝于1975年，享年88岁；
小蒋，逝于1988年，享年78岁；
宋子文，逝于1971年，享年77岁。
张群，逝于1990年，享年101岁。
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1946年，年仅49岁。
于凤至，逝于1990年，享年92岁。
赵一荻（又名赵绮霞，即赵四小姐），逝于2000年，享年88岁。
张学思，逝于1970年，享年54岁。
张大千，逝于1983年，享年84岁。
王新衡，逝于1988年，享年80岁。
王一方，因火灾死于1993年，年仅41岁。
算将起来，只有当年的知己宋美龄活过了张学良，于2003年以106岁的高龄辞世。
夏威夷的海滩，当张学良坐在轮椅上，远眺海天之际的时候，不知道——
有没有感到一丝寂寞。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享年100岁。

忘于江湖

看管杨虎城
1
多少年以来，讲西安事变，一般都是说到1936年12月25日，即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实际上，从12月12日到25日的这两个星期，仅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成果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蒋介石的胜利，即以“兵谏”为手段，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的口头承诺。

对老蒋而言，也不能算是失败，毕竟他从西安全身而退，同时，因停止“剿共”，团结抗日的曙光初现，还获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其声光甚至超过西安事变发生之前。

但是，飞回南京的老蒋，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

张学良的问题容易解决，说判刑就判刑，说关起来就关起来——不好解决的，是西北与中枢之间，依然处于对立状态，十几位“中央大员还软禁在西京招待所、中央军的50架飞机还扣留在西安、陕西依然是军事禁区，除非放了张学良，否则，要进去，就得打。

杨虎城不是张学良，不会跟老蒋去讲所谓“义气”，东北军的那些骄兵悍将，更不是好相与的。

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也可以说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老蒋笑到了最后。

我们依然要从1936年12月25日说起。

当天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临走留下一个手条：“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这个条子，是给他的东北军手下写的，“何、王、缪、董各军”，指的是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原第57军军长、后任东北军中将参谋的董英斌，这是3个军长。
缪是指缪瀓流，缪瀓流的情况有点特殊。
入陕的时候，缪瀓流任第53军第116师师长，第53军军长是万福麟。
万福麟，1880年生，吉林省长岭县人。
万福麟是东北军元老，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就是万福麟。1930年，张学良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跟随他出关的，主要就是万的部队。
到1933年，日军进占热河，万福麟任53军军长兼华北军第4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参战。因汤玉麟不战而逃，致使万的部队腹背受敌，为保存实力，万福麟不得已把部队撤了下来，结果名声受到很大影响。
因热河失守承担责任的张学良被迫出国考察，由何应钦接替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很欣赏万福麟，让他做自己的副手。
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53军就在这个时候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随张南下，后来尾随红军进入西北，万福麟的军部和另一部分则留在了华北。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万福麟成为最初的16名委员之一。
由于第53军军长万福麟留在了北平，因此入陕的第53军116师师长缪瀓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军的代表。后缪瀓流被提升为第57军军长。

以上是4个军了，东北军一共是5个军，还有一个军是驻甘肃的第51军，军长于学忠，即张学良手条中的提到的“孝候”

张学良这个条子说的很明白，即我不在家的时候，东北军的重大事情，要听杨虎城和于学忠指挥。

那么，这两个人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呢？换句话说，东北军能不能听从他们的指挥呢？

先说杨虎城。

从历史上讲，杨与东北军之间，没有任何渊源。东北军刚刚入陕的时候，杨对张学良还颇为忌惮，他的十七路军与东北军也经常闹出摩擦。至于杨与张在西安事变中的结盟，完全是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绝不意味着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就合为一体了。

从职务上说，杨虎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东北军与西安绥靖公署之间，没有任何统属关系。换句话说，杨虎城既没有指挥东北军的权力，东北军也没有服从杨虎城的义务。

再说于学忠。

于学忠，生于1890年，山东蓬莱人。

于学忠的父亲是毅军宋庆的部下，因此于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毅军。1917年，于学忠进入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任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炮兵营长，并得到吴的赏识。

1926年，北伐军兴，吴佩孚被打得大败亏输，于回到老家蓬莱乡居。此后投入奉系张作霖部下。1928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

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于任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8月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4月任第51军军长，6月兼任天津市市长。

1935年5月，因“塘沽协定”的签署，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免掉，由商震接替，于和他的51军则被调到陕、甘地区“剿共”。

因此，在东北军中，于学忠是最早进入华北的，也是最早离开华北的、同时也是最早进入西北的。

除了张学良以外，于学忠是东北军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军事将领。

1935年11月，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年冬天，西北“剿匪”成立，于任第二路军总司令，驻兰州。

在东北军的几个军长当中，于学忠是最为老成持重的，也是政治上最成熟的。因此，综合以上几个因素，张学良决定以于学忠为首，暂时指挥东北军。

要说张学良想的不能说不对，但是，在张的几个军长当中，最不适合担任东北军临时统帅的——正是于学忠！

我们前面说过，东北军，从根子上说，还是军阀的部队，所谓军阀，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只听命于一个人，张作霖在听张作霖的，张作霖没了听张学良的，之所以张学良27岁就当东北军统帅，不是因为大家服张学良，而是服他老爹。因此，在这样的部队里，不可能出现一个“二号人物”，一旦“一号人物”垮台，绝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作用。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凡军阀的部队，红火的时候，绝对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一旦军头本人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马上作鸟兽散，丝毫不带犹豫的，更谈不上丝毫留恋，感情、义气云云，那是想都不要想。

最典型的，莫过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前面说过的吴佩孚，也是如此，自从被人打翻在地，就没再翻过身来。

相反，桂军从北伐开始，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始终在政坛保持相当的影响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其首脑人物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始终屹立不倒。阎锡山在山西基本上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于学忠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唯一的一个“外来户”（何柱国也是外乡人，但他从进入军界就是奉系的人，跟于学忠有本质区别）。

于学忠是吴佩孚的手下，投入东北军才八、九年，其中1930年以后还一直在华北，与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相处的时间非常短，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和服膺程度也比较有限。叫这样一个外乡人来指挥“坐地炮”，显然是勉为其难的。

另外还有一点，于学忠的驻地在甘肃，根本不可能在西安常驻，怎么能发挥作用。

东北军的“群龙无首”，后果是致命的。张学良走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重大问题面前，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以及东北军内部，几乎没有一件事能够达成一致。而作为“客卿”出现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少了张学良这个“粘合剂”，也只能是尽力弥合。

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三位一体”的局面一旦瓦解，马上面临的就是崩溃。

忘于江湖

张学良刚走，杨虎城就遇到一个难题。

12月25日夜里，杨虎城接到张学良从洛阳打来的电报，让他释放仍然软禁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

兹事体大，杨虎城不好擅专处理，他得跟东北军方面商量商量。


当时东北军的几个实权人物，第57军军长缪瀓流和105师师长（这个师实力很强，相当于一个军）刘多荃在渭南前线，因此杨虎城找到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问他们该怎么办好。

按张学良的安排，东北军由于学忠暂时负责，因此12月25日当天，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已经特派飞机将于学忠从兰州接了回来。因此但不知为何，杨虎城并没有找于学忠，而是找了王以哲与何柱国。

王以哲，字鼎芳，1896年生，黑龙江宾县人。

1920年，王以哲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八期，与陈诚同期，不过陈诚是炮科的。1922年毕业后，王以哲投入东北军。1928年东北易帜，王以哲已经是东北边防军第1旅旅长了，后王改任第7旅旅长。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夜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这里正是王以哲部的驻地。事后，王多次说：“我们自己受侵略而不去流血抵抗，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声援和干涉上，岂非傻瓜躺在床上等着天上掉馅饼吗?在沈阳北大营时，我下令打，就能立刻打起来，决不会让日本人轻易占领沈阳，但我没有那样做，时过境迁，失掉了大好机会，我成了民族罪人。”

1933年4月，承德失守，张学良“下野“，临行前张重新整编了在华北的东北军，以王以哲为67军军长。

1934年3月，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最先奉调到反共前线的，又是这位王以哲。1935年夏，王以哲尾追随红军进入陕南。

在这里，王以哲连续遇到了两次重要挫折，先是9月底，67军110师在甘县全师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刚过一个月，67军107师619团被我围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日后，正是通过高福源——王以哲的牵线，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日后不久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盟局面。

何柱国，1897年生，广西容县人。

何柱国的经历，有点像秦德纯，从小就读各种各样的军校，先是黄埔陆军小学，然后又到湖北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何柱国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旋即赴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第十一期。在那个时代，学骑兵的不多，因此何柱国是正经八百科班出身的骑兵专家。

1919年，何柱国学成归国，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骑兵战术教官，所以，何柱国虽然比王以哲还小一岁，却曾经当过王的老师。

1922年，何柱国入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兼骑兵队队长。后入奉军，到1928年东北边防军整编时，何任第3旅旅长。1933年，何柱国任东北军第57军军长。1935年8月，东北军组建骑兵军，何顺理成章地改任骑兵军军长，副军长就是黄显声。

何柱国与王以哲，经历都差不多，提职的速度也相仿，私交也很好。1936年8月，红军渡过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尾追他们的正是何柱国。因此周恩来致电王以哲，让他从中说项，协助解决此事。

王当即找何柱国，对他说：“中央逼我们‘剿共’这一手很厉害，是不怀好意”、“是一石两鸟政策。”还说：“副司令讲，‘共产党是真抗日的，周恩来是了不起的人物，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将来能救中国；打日本，收复东北，要依靠共产党”。“副司令讲得对，我们应听副司令的”等等，说服了何柱国，从此，何不再与红军为难。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有很好的人脉，除了何柱国，独立105是师长刘多荃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因此，王以哲等在东北军中，隐隐然形成了一个“保定系”。另外，王与缪瀓流的关系也很好，缪本是53军116师师长，张学良原拟提拔他为53军副军长，在王以哲的力保之下，直接让缪接替了董英斌的57军军长职务。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张学良被扣以后，他指定的临时负责人于学忠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反倒是王以哲有成为“领袖”之势，有什么事，大家都唯其马首是瞻。

杨虎城与王、何二人商议的结果，应德田有详细的回忆。

应德田也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他却是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小人物，在这里要岔开一笔，说说应德田，否则后面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无法理解。

应德田，1900年生，辽宁灯塔县人。

1929年，应德田毕业于东北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32年回国。

应德田毕业的时候，张学良正任东北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应德田曾作为代表发言，从那个时候，张学良就认识了应德田。

1934年，张学良任命应德田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少校科员，次年又晋升为中校秘书。1935年9月，应德田随张学良入陕。

这一时期，应德田并没有具体地去做“剿总”的具体工作，主要是替张学良做外联，联络一些东北的熟人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据应讲，他联系过的有李杜、杜重远、唐聚五等等。

1935年6月，根据张学良的授意，应德田组织了“东北大学校友会”，并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成立了分会，以应德田为执委会主席。用应的话说：“张学良将军建议组织校友会，是有沟通声气的意图。”

另外，张还要借重应德田的才气，以备“顾问”。应说，刚刚进陕的时候，张对“剿匪”还很积极，曾拿来一部《绥寇纪略》，让应德田研究，然后把其中的“精华”讲给自己听。

《绥寇纪略》“是一部记载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农民大起义及起义军与官军的斗争过程直至明亡的史书，里面关于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牛金星等，关于明朝将领如孙承宗、洪承畴、杨鹤、何腾蛟等，关于两方斗争和战争情况及胜负因果，都记述甚详。”应认为：“张学良将军所以要我看这本书，大概是想从这部书中找些‘绥寇’的经验和办法。”

应外，应德田还做些秘书工作，比如，把张学良的讲话进行整理、汇编等等。

在此期间，应德田还认识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们早已大家熟知的孙铭九，时任张学良的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1936年6月30日，即“艳晚事件”的第二天，张学良令孙铭九改任卫队二营营长，以应德田接替孙铭九负责参谋秘书室。

另一个就是苗呈实，号剑秋，以号行。

苗剑秋，1905年生，辽宁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与应、孙二人不同，苗剑秋并不是张学良的下级，在“剿总“里并没有职务，据应德田说：“（苗剑秋）在张学良将军这里，地位比较特殊，“总部”里没有名义，大家一般称他为“苗秘书”，其实他自始至终在机关里没有职务，颇似古代的养士或食客性质。”

应德田的回忆（也包括孙铭九的一些材料），其中颇多令人疑惑之处，但很多事情是他直接操办的或亲身参与的，有些有旁证，可知其所言不虚；有些，就只能听他的“一家之言”了，因为别人不知道。

1936年9月，应德田帮张学良办了一件大事——成立“抗日同志会”。

用应德田的话说：“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

应德田回忆，大约是在1936年7月底，张学良找到应德田和孙铭九，详细地对他们谈了建立“抗日同志会的想法和宗旨”，张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有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

对此，应德田和孙铭九表示完全拥护张学良的决定。当时，“张学良将军把一个黑色硬皮十六开大小的本子打开，严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孙铭九和我相继签了名。以后发展会员都在其上签名，这个本子就成为同志会的签名簿。”

当年9月，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始人共15人，除张学良、孙铭九、应德田三人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刘澜波、刘鼎、苗渤然、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国辅等，其中刘鼎、刘澜波、苗渤然都是共产党员。

抗日同志会的领导机构和人员，都是张学良定的，其中，张自任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在9月的抗日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又增设了一个理论宣传部，部长为苗剑秋。

至此，所谓东北军少壮派的“三剑客”——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就在抗日同志会凑齐了。

忘于江湖

关于送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回京的事，据应德田回忆，当时杨虎城的态度是主张“缓一缓”，即“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由他作主”，但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主张马上就放，而且不只放这四个，要将扣押的十几个“中央大员”一起送走。

应德田得知此事后，认为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因为“这样做于张学良将军有害无益，张学良将军没回来之前，不能把这批人放走。”于是他赶去新城大楼找王、何二人。

见到王以哲，应德田开始长篇演讲，根据应的回忆，当时他一口气说了起码得有十分钟，归结起来是三点，第一，扣押的这十几个中央大员是人质，张不回来就不能放。第二，张副司令打来电报，让放人，谁知道是不是他的本意？张临走时曾说“过三、五天就回来”，那么，等他回来自己放岂不很好，也不急在这几天。

应德田还说了第三点：“无益于副司令回来的任何事情，我们绝不应当去做，能够保证副司令回来的一切条件，我们绝不应当放弃。请军长为副司令，为东北军，为三位一体仔细慎重，勿贻后患，将来后悔是无用的。”

应德田最后说的这几句话,无礼之至，不仅暗含了“你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人在做不利于张副司令”的意思，而且其中含有威胁的语气，已经不大像是下级对上官在说话。

听了应的话，王以哲并未计较他的态度，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只是说：“你太多心了，副司令都送委员长回南京了，我们还扣留这些人做什么?何况，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怎能不办呢?我们不遵从副司令的指示，我们还遵从什么呢?”

应德田又重复了一遍:“副司令说几天之内就回来，等他回来再放有什么不好呢?何必急于现在就放呢?这些人是副司令回来的保证啊!军长，如果愿意副司令回来，我们必须把这些人扣住。今天副司令还没有回来，我们就随人摆布，这就可以使他们这样想；我们并不重视副司令回来的问题，不放副司令满行了。这不是使人觉得东北军、三位一体软弱可欺吗?副司令也可以任人摆布了吗?如果是因为没有按他的电报指示去做，担心副司令回来责罚我们，那么我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一定向他说明这是我的过错。”

王以哲没有听他的，说：“事情不象你说的那样严重，副司令会回来的，我并不是怕责罚，是大家多主张放，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的精神。”

应德田见说不动王以哲，只好去找“设计委员会”研究对策。

按：早在12月12日捉蒋成功之后，张、杨就改组或成立了一系列的机构。

首先是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下，有一个“参谋团”，这是一个军事机构，负责研究讨论一切军事问题。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杜斌丞、刘澜波，申伯纯，卢广绩、黎天才、洪钫、王炳南、王菊人、应德田、南汉宸、苗剑秋等人组成，以高崇民为召集人。

“设计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机构，成员都是文人，其职责，用应德田的话说，是负责“讨论张、杨交议的问题，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可以说，所谓“设计委员会”，基本上相当于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智囊团。

眼下，需要“设计委员会”发挥作用的时候来了。

听了应德田的话，大家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高崇民又赶去见杨虎城、王以哲，表示“设计委员会”不同意放掉这些人。

但是没有效果，人还是被放了。

据蒋百里回忆：“二十五傍晚，杨虎城设宴为余等饯行。余戏谓之曰：‘昨为阶下囚，今为坐上客，真余等之谓矣。’满座皆大笑。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余等至飞机场，杨氏遣队莅场欢送余等。遂于军乐悠扬声中凌虚而归。”

放掉被扣的十几位“中央大员”，是老蒋与西北方面的第一次交手，也是一次试探。我们有理由思考，如果不放这十几个人，老蒋会怎么样对待张学良。

这个回合，老蒋胜了。

同时，围绕着“放人”的争论，也是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即所谓“少壮派”）与高层（即所谓“元老”）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其结果，元老的意见占了上风。

对此，应德田认为：“当时杨虎城将军的本意，与大家是相同的，也是不主张先放蒋方人员和飞机的，要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解决，但由于王以哲、何柱国固执己见，杨虎城将军为团结着想，才改变了自己的意见。”

12月29日，阎宝航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飞到西安，要求西北方面放回中央军的50架飞机和飞行员、地勤等500多人，据孙铭九回忆，当时阎宝航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指蒋中央)不让我回去，那边(指西安方面)能答应吗?”阎还说：“要争取汉公(指张学良)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

杨虎城再次找王以哲、何柱国商量此事，据应德田说，“杨虎城将军认为张学良将军五天之内并没有回来，他不回来就不应当再放了。”但王以哲、何柱国认为可以放，“送人情送到家嘛”。

应德田得知此事，再次去找王以哲、何柱国，把上次说的话又讲了一遍：“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我们放弃了副司令能够回来的最后保证，不仅表明我们无心无力争取副司令回来，而且还会替南京增加军事威慑力量和使蒋介石大大坚定扣张的决心，这就对副司令，对西安方面的三位一体极其不利。”

据应德田回忆，当时王以哲是这样说的:“不知你怎么如此多心，我不相信委员长不让副司令回来。副司令那样慷慨大方，送人情送到家，我们也应当体会副司令这句话去办事，不应当违背他的意思呀!”

12月31日，所有飞机及相关人员被放回南京。

放走飞机，是老蒋与西北方面角力的第二个回合，也是少壮派与元老们的第二次冲突，其胜负态势，与第一次完全一样。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的意见都是对的，不管王以哲、何柱国等人是出于什么考虑，都不应该在张学良回来之前，轻易放掉谈判的砝码。

就在西安方面放走飞机的同时，张学良在南京被“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十年徒刑。

1937年1月5日，蒋介石明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均予以撤职留任的处分；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免职。

1月11日，曾在洛阳机场高呼“打倒张学良”的祝绍周奉顾祝同之命来到西安，带来了解决西北问题的甲、乙两案。

甲案：（一）东北军移驻甘肃；（二）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四）中央军十二团进驻潼关至咸阳一线。

乙案：（一）东北军调驻安徽；（二）十七路军调甘肃；（三）红军仍回陕北；（四）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


在这个问题上，乙案是老蒋的意思，借机把十七路军、东北军，还有红军分割开来；张学良则希望西北方面接受甲案，彼此依然能够保持互相呼应的态势。

忘于江湖

在这一阶段，杨虎城所处的位置，极为艰难。

既然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联盟，那么，毫无疑问地，重大决策要取得三方的一致，特别是东北军，因为东北军的势力最强大，更重要的，眼下要救的是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是战是和，要战是怎么个战法，要和提什么条件，自然首先要听东北军的态度。

偏巧，东北军内部又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矛盾的焦点，在于先救张学良，再结束对峙状态；还是按照老蒋的意思，西安方面的部队先从前线撤下来，再谈张学良的事。

其实，只要“三位一体”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即便是先撤军，也不见得就绝对不能保持对南京的压力，关键是自己不要乱。

现在的局面是，东北军自己拎不清，杨虎城又不可能强压他们自己拿主意， 扯来扯去，不得要领，时间已经来到了一月下旬。

由于无法说服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应德田他们想到了借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1月27日，应德田等“三剑客”和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中坚人物何镜华约见了周恩来。

谈话的经过，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都有回忆，互有出入，孙铭九甚至说他根本就没有参加此次会谈，好在要谈的事大家都知道，倾向性也都差不多，细节上的问题，可以不必过于考究。

依然是由应德田主谈，谈话的核心，还是坚持要张学良先回来，然后再撤军：“如果我们现在不坚持争取，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先撤兵，那就等于告诉南京: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已经放弃副司令了。那样，副司令便永久也回不来了。”

最后，应德田提出：“现在，东北军里除两三个军长外，全体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十七路军杨主任也会赞成这样主张。为东北军的前途，为三位一体的前途，为联合抗战的前途，为张副司令的前途，希望红军能体会副司令的心，坚决支持要求副司令回来的主张，坚决支持副司令不回来决不撤兵的主张。这样坚决的要求，能够把副司令营救回来，并没有内战前途。我们千万不要中蒋介石的阴谋，在他的压迫威胁下而放弃副司令，陷联合抗日、三位一体于失败的结果。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我们，也请红军同心合力，打垮他们。”

对于应德田的请求，周恩来是这样说的：“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回来。但现在这种局面，两方面如都坚持，我们三位一体一定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僵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当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希望达到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的。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就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对于周的回答，苗剑秋极不满意，他说:“你们现在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等撤兵之后，大家分散了，你们还怎样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呢?”还说:“你们不坚持，我们坚持，蒋介石看我们不是三位一体，只是东北军坚持，力量小了，就容易使他生轻敌好战之心，如果蒋介石进军打我们，你们是否就看着袖手旁观呢?”他甚至说:“你们不同我们一体坚持，就是等于和我们不合作，咱们岂不是等于破裂了吗?”

苗剑秋有点小才气，颇具“狂生”气质，跟张学良也是如此。有一次他跟张起了言语冲突，一气之下居然负气走了。最后还是张学良哄他，对他说“如以为可教，愿君勿为范增而为魏征”，苗剑秋才回来。

在应等的再三要求下，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明天回三原去开会讨论一下，回来再答复你们。”

据应德田说，1月28日，“周副主席、叶剑英和秦邦宪同志乘汽车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去开会，当晚回到西安。”周对应说:“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要求，我们一定同你们一致坚持，到任何情形下，绝不后退，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副司令，我们绝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但他的态度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

为了达成“意见一致”，东北军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来讨论此事，这就是“渭南会议”。

参加会议的，既包括了东北军几乎所有的军、师级高级将领，也包括“三剑客”等抗日同志会的中下级军官。也就是说，所谓的元老派和少壮派，这次几乎到齐了。

既然叫“几乎”，那就是说还有缺席的。

不错，少了两个人。

一个是于学忠、一个是王以哲。

于学忠在兰州，来不了。

王以哲是病了——早在1月初，祝绍周到西安来传达甲、乙两案，回去的时候，王以哲送他到机场，结果着凉了，从此一直缠绵病榻。

东北军的名义统帅和实际上的掌权者都不在，你说这样的一个会，最终能起到什么效果！

王以哲不在，董英斌替他主持，他说：“现在局势很严重，南京叫我们东北军后撤，总部搬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到高陵一带。将来如实行甲案，则开往甘肃；如实行乙案，则开往安徽。有的主张我们先坚决要副司令回来而后再听命撤兵，有的主张先撤兵后营救副司令，我们内部的意见颇有不同。无论是先撤兵而后再营救副司令，或者是先营救副司令而后再撤兵，我们必须意见一致，团结起来，这样才能有力量，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才能有好处；否则，只凭个人意见，不能集思广益，不能在一致意见之下团结起来，对副司令、对于东北军一定只有坏处。今天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地仔细谈谈，使我们东北军的意见能够达到一致，然后根据这个一致的意见，大家坚持团结，努力奋斗。我想，这样才能够达到营救副司令的目的，才能够使东北军走上光明的前途。现在就请大家好好谈谈。”

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只应服从中央的命令，先把总部退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往高陵以北，然后，如实行甲案，我们就开往甘肃；采取乙案，我们就开往安徽，这全在我们的决定。我们接受中央的条件先撤兵，这表明我们东北军还是尊重中央、服从中央命令的，中央也就不会认为东北军与他们为敌了，这样，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欢心，中央也就容易接受我们的请求，到那时，再设法请放副司令，为时不晚。”

何柱国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拒不撤兵，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必定要引起僵持局面，进一步要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都是不利的，因为东北军绝打不过中央军，战争之中，他们当然不能放副司令回来，战争完了，东北军失败了，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了。那时东北军的前途会更加暗淡。因此，我们现在应该避免冲突，服从中央。况且，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以后的放蒋、送蒋也不外为此目的，到南京后副司令还屡次带信来，要我们和平解决。我们现在放弃坚持，应该说是尊重服从副司令的指示，符合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心愿。假如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处理不当，内战爆发，那将陷副司令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了。所以，为各方面的利益前途着想，应当听从中央的命令：撤兵。”

最后，何柱国强调，他的话也是王以哲的意思。

元老派讲完了，代表少壮派发言的，依然是应德田。应讲的很长，核心的意思就是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军，不惜一战。在发言中，应德田反问大家：

“关于营救副司令的问题，为什么说东北军应当而且必须首先积极主动地坚持呢?我们知道，西安事变捉蒋，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为辅的；放蒋、送蒋，更明显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为辅的；在三位一体的团结之中，也是以副司令为最重要的中心人物。所有这些表明，这不只是由于东北军人多势大，而是因为副司令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态度都是积极的、行动都是主动的关系。现在营救副司令，当然也必须还是由东北军积极主动。只有这样，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才能一同坚持。如果东北军不坚持营救副司令，那么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还怎么坚持呢?”

应又说：“还有，不用说，谁都明白，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领袖，并非十七路军的领袖，更非共产党红军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扣，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比别人更坚决地营救呢?况且，副司令与杨主任联合发动事变，实现了拥护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团结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对于国家有极大的功勋。这样的领袖不仅他个人有远大的前途值得我们拥护他，营救他，而且副司令对于东北军的前途，对于三位一体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也都有着深刻密切的关系。对这样一个值得拥护爱戴的领袖，我们怎么能不积极主动、团结一致地营救他呢？”

最后，应德田说，“十七路军杨主任是主张营救副司令回来的，因为杨主任知道副司令不回来，他自己、东北军、三位一体都将不好办。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表示，他们了解副司令的重要性，为营救副司令，如果我们东北军能够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营救，他们也和我们一同坚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后退，绝对不会对不起副司令，绝对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现在三位一体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地营救副司令，全在我们东北军自己了。在这最后的关头之下，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呢?请各位贡献看法，讨论决定。”

应德田不愧是应德田，这一番话说出来，大家都为他的气势所摄，在“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这样一顶大帽子下面，毫无疑问的，谁也没法站出来反对应德田的说法。

所谓的讨论就此定板，除了董英斌、何柱国、应德田以外，别人基本就没怎么说话。据高崇民回忆，赴渭南开会时，高崇民与应德田等是坐一辆车去的，应在车上曾对高说：“高大哥，这次会议主要是看带兵官们的态度怎样，你不必讲什么话。”

事实上大家亦没法说什么话了，高崇民说：“何柱国在东北军官中，本无威望，会场上各带兵的军官们都被应德田借口争取张副司令的话所控制，无人敢表示赞成何的意见。”

据应德田回忆：“董英斌为了表示会议的重要，又因王以哲将军本人不在场，认为需要把决议写出来，同意决议的人都在上面亲笔签名，以便拿回去交王军长执行和作为以后执行的依据，到会的四十多人都亲笔在决议上签了名，备了案。”

表面上看，东北军总算拿出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但是，于学忠、王以哲二人的缺席，却使这个个“一致”大打折扣，且埋下后患。

忘于江湖

1月31日，于学忠终于来到了西安。

于学忠因何到西安，谁请的，在大家的回忆中，各执一词。

应德田的回忆是这样说的：“渭南会议之后，虽然有了一致通过的决议，但是，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却无意遵守，一意破坏这个决议。他们明明知道无条件撤兵的方案已经遭到全体东北军的反对，仍旧死不甘心，挖空心思寻找出路，他们图谋求救于东北军元老于学忠，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代他们发号施令。一月三十一日，王、何派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

但是，高崇民的回忆，却与应德田的说法正相反：“于学忠之来西安，是因为一方面西安与潼关谈判好了的条件须要执行，而一方面西安还在和战未决的状态。杨是支持少壮派的意见，但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如缪澄流、刘多荃等又无把握，少壮派应德田等拟利用于学忠代替王以哲，他们以为于学忠老实，容易包围，故希望于来西安作主战的最后决定。”

比较起来，还是孙铭九说得最实在：“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渝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前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不管大家怎么看于学忠，此刻，元老派和少壮派两方都在争取于学忠的支持是真的，于学忠是张学良“手谕”的东北军临时统帅，哪一方面把他抓到手，就可以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

于学忠一下飞机，听说王以哲一直生病，立刻就去看他。据孙铭九回忆，这时应德田马上让孙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

孙说，当时先后到王家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人。

当时，“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童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

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屋里气氛马上变得十分凝重，大家都在等着听于学忠的态度。

此时，于、王、何三个军长先是谁也不说话，然后又互相推，何柱国让王以哲说，王又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罢。”

对此，应德田说：“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

王以哲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于学忠看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于是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

当天晚上，由杨虎城召集，召开了“三位一体”的联席会议，由于王以哲生病，只好把会场由新城大楼搬到王以哲家中，就在王的卧室开会。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应德田回忆：

十七路军：杨虎城；

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据张政枋回忆，还有董英斌）；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

旁听人员：在里屋的是应德田、何镜华，因房间太小，外屋还有张政枋、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人。

会议由杨虎城支持。

决定东北军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却谁都不说话。应德田说：“会场上呈现出少见的长时间沉默，谁也不先讲话。”

杨虎城只好请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周恩来能说什么？于是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好。”

应德田说，当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个来钟头，最后还是杨虎城将军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他说:‘孝侯(于学忠字)，你先说说吧！’”

于是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在营救副司令一事上东北军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我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应该按照鼎芳和柱国的意思办！”

于学忠讲完，杨虎城又请王以哲说，王说:“我和柱国自来就是主张暂时不必坚持要求救副司令回来的，坚持要求，不撤兵，等于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定会使中央认为我们还在与他们对立，怎么能放副司令呢?其结果会导致中央军进攻我们，我们怎么能胜过中央军呢?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我们不是白白付出牺牲吗?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可以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

接着，何柱国发言支持王以哲的看法。

至此，参加会议的三个东北军代表，都发表了一致的意见，即先撤兵而后救张。

杨虎城看到东北军的三个军长都拥护先撤兵的方案，只好说:“我一直认为副司令不回来，委员长答应的诺言就不能说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极需副司令回来主持，因此，我倾向于坚持先救副司令后撤兵的方案。现在，孝侯、鼎芳、柱国代表东北军都认为先撤兵有益，那么，我们与以往一样，愿与东北军一致。”

杨虎城说完，就请周恩来讲话。周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设法救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都有许多人坚决主张先救副司令后撤兵，为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原来的意见，和你们一致坚持。现在，你们两方面既然一致了，我们当然也和你们一致。”

在发言的最后，周特别强调：“请你们千万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干部，否则会发生问题。”

对1月31日的会议，张政枋的回忆，与应德田的不完全一致。张的回忆，虽然没有应德田那么详细，却更加传神，故而似乎也更加可信一些。

据张政枋说，当晚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

第二个是杨虎城：“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

第三个是于学忠：“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

第四个是周恩来：“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

第五个是王以哲，据张政枋回忆，“他（指王以哲）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

第六个是董英斌，董的态度反而很鲜明，他说：“必须打。不打，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

张政枋说：“在会议过程中，甲说几句，乙讲几句，你推我，我推你，莫衷一是。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十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张政枋是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散会以后，当于学忠由里屋走到外屋时，张政枋拦住于，问他：“糊里糊涂和了吧，粮秣如何安排?”

张政枋说：“他（指于学忠）带着不愉快的颜色说，开会再讨论，就拂袖而去。大家也就糊里糊涂散了会，各自回去了。”

根据张政枋的回忆，当董英斌讲话时，应德田曾发言表示支持，但这个说法却被应德田本人否认了。多年以后，应是这样回忆的：“在三方面讨论过程当中，如果我争取发言，是能够得到允许的，而且还必定能够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两种意见都能充分地讨论，尤其是那些心里并不赞成撤兵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尽述自己的观点，敞开自己的思想，不管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议，都会使大家心平气和，团结一致，三位一体将会更加巩固。然而，我没有这样做，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也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吧。”

1月31日的王宅会议，完全推翻了渭南会议的那份所谓“决议”，“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一晚上的讨论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应德田等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一场惨祸由此酿成！

忘于江湖

事情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1月31日，渭南前线的105师师长刘多荃就接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说王以哲已经被杀掉了，让前线的将士服从命令。

很奇怪，这通电报，并非出自东北军之手，而是由十七路军的电台发出的，因此，刘多荃给西安的王以哲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副官拿着信和电报交给王，让他注意安全。同时，刘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请杨保护王以哲的安全。

另外，远在高陵前线的57军军长缪徵流也收到了同样的一份电报，缪也给杨虎城打了个电话，请他加强对王以哲、何柱国及于学忠等人的保护。

对此，高崇民事后分析：“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

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按应德田的说法，渭南会议的召开，就纯粹是为了了解带兵将领的态度的。因为不管是打还是和，都要靠直接掌兵的军长、师长们，特别是正处于与中央军对峙前线的缪徵流和刘多荃，他们的态度十分重要，光是靠应德田、孙铭九等几个内务军官，是搞不起大风浪的。

实际上不用刘、缪提醒，杨虎城已经发现了问题。

也是在1月31日，十七路军的几个年轻军官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六人来到新城大楼。他们是来找杨虎城“请愿”的，王劲哉当场痛哭，要求与中央军开战。

当时杨对他们说： “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这几个人闹了这么一出，再加上刘、缪的电话，杨虎城警觉起来。据杨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2月1日一早，杨虎城令他派车去接几个人，这些人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十七路军第38军军长孙蔚如、还有东北军的军长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让白将他们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白说，当时他两次去接王以哲，都被王拒绝。杨虎城听了，亲自到王以哲公馆去接他，王仍不愿去，杨只好作罢。

王以哲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好揣测，但总归是托大了，不相信自己东北军的这些年轻人能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来。

王以哲错了。

在东北军当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有，而且还为数不少；不但东北军当中有，十七路军当中也有。

2月1日上午10点，东北军会议在新城大楼召开，何柱国、王以哲都没有到会，由于学忠主持，他首先传达了头天夜里王宅会议的精神。据张政枋回忆，“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

这时，于学忠说：“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于这一哭，会场上更热闹了，张政枋说：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箅晚。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

这样，会议决定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西北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指张政枋）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
张政枋说：“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气氛已经不对头了。
当天晚上，在金家巷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
开会的缘由和参加会议的人员。何镜华是这样说的：“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
按：何镜华，东北军骑兵军副官处长。
但是，孙铭九的回忆与何说的不一样，孙说：“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也说是三个人：“这天（指2月1日）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
按：张学良刚刚入陕的时候，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孙铭九，1936年9月，孙转任卫队二营营长，应德田接替他负责张的参谋秘书室。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张任命应为西北总部第四处（即政训处）上校副处长。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仿照红军的做法，取消政训处（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抓了起来），成立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任政治处少将处长。
应的政治处下辖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个科。其中民运科科长即共产党人罗瑞卿。应德田说：“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但是，在应德田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二二事件纪实》中却又说：“这天晚问，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中的刚候，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最近这些天为营救副司令，晚间我们时常到这里来谈谈。”
这个说法与何镜华的说法一致，多了一个苗剑秋。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苗剑秋并不在西安。
苗剑秋其人，以放言无忌，无法无天著称。高崇民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看苗剑秋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因有苗疯子的外号”。


应德田也说过：“他（指苗剑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
1936年9、10月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为掩人耳目，凡是谈论“联共抗日”的、议论蒋介石的，张学良令孙铭九一律羁押起来，省得他们在外边“胡说八道”，泄露“天机”。
苗剑秋就是这么一号人，当时他正在张、杨搞的“王曲训练团”当教官，经常公开讲“剿共”不对，并大骂蒋介石。张学良为了避免被老蒋找到借口，命令孙铭九把苗看管起来。
应德田回忆，苗剑秋被软禁以后，非常不满，经常吵吵闹闹。适逢蒋介石刚刚到“王曲训练团”讲完“攘外必先安内”，于是，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演讲，以消除蒋介石讲话的负面影响。

苗剑秋正郁闷得不行，有人让他讲课，岂有不大讲特讲之理。据高崇民回忆，当时苗讲演的主旨是这样的：“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

这一段，应德田也有回忆，他记载得更详细，苗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下，苗剑秋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授人以柄，摆明了就是要张学良的好看！所以张大怒，要枪毙苗剑秋，要严办放他出来的孙铭九。

最后还是黄显声站出来说：“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应该惩办我，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

张学良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于是苗秘密离开西安赴北平，后又去了日本。因此西安事变发生时，苗剑秋并不在西安，他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回来的，当时张学良已送蒋去南京。

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肯定有应德田和孙铭九两个人就行了，因为连应德田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与孙铭九两人，是“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忘于江湖

事情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1月31日，渭南前线的105师师长刘多荃就接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说王以哲已经被杀掉了，让前线的将士服从命令。

很奇怪，这通电报，并非出自东北军之手，而是由十七路军的电台发出的，因此，刘多荃给西安的王以哲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副官拿着信和电报交给王，让他注意安全。同时，刘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请杨保护王以哲的安全。

另外，远在高陵前线的57军军长缪徵流也收到了同样的一份电报，缪也给杨虎城打了个电话，请他加强对王以哲、何柱国及于学忠等人的保护。

对此，高崇民事后分析：“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

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按应德田的说法，渭南会议的召开，就纯粹是为了了解带兵将领的态度的。因为不管是打还是和，都要靠直接掌兵的军长、师长们，特别是正处于与中央军对峙前线的缪徵流和刘多荃，他们的态度十分重要，光是靠应德田、孙铭九等几个内务军官，是搞不起大风浪的。

实际上不用刘、缪提醒，杨虎城已经发现了问题。

也是在1月31日，十七路军的几个年轻军官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六人来到新城大楼。他们是来找杨虎城“请愿”的，王劲哉当场痛哭，要求与中央军开战。

当时杨对他们说： “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这几个人闹了这么一出，再加上刘、缪的电话，杨虎城警觉起来。据杨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2月1日一早，杨虎城令他派车去接几个人，这些人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十七路军第38军军长孙蔚如、还有东北军的军长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让白将他们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白说，当时他两次去接王以哲，都被王拒绝。杨虎城听了，亲自到王以哲公馆去接他，王仍不愿去，杨只好作罢。

王以哲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好揣测，但总归是托大了，不相信自己东北军的这些年轻人能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来。

王以哲错了。

在东北军当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有，而且还为数不少；不但东北军当中有，十七路军当中也有。

2月1日上午10点，东北军会议在新城大楼召开，何柱国、王以哲都没有到会，由于学忠主持，他首先传达了头天夜里王宅会议的精神。据张政枋回忆，“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

这时，于学忠说：“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于这一哭，会场上更热闹了，张政枋说：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箅晚。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

这样，会议决定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西北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指张政枋）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
张政枋说：“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气氛已经不对头了。
当天晚上，在金家巷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
开会的缘由和参加会议的人员。何镜华是这样说的：“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
按：何镜华，东北军骑兵军副官处长。
但是，孙铭九的回忆与何说的不一样，孙说：“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也说是三个人：“这天（指2月1日）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
按：张学良刚刚入陕的时候，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孙铭九，1936年9月，孙转任卫队二营营长，应德田接替他负责张的参谋秘书室。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张任命应为西北总部第四处（即政训处）上校副处长。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仿照红军的做法，取消政训处（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抓了起来），成立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任政治处少将处长。
应的政治处下辖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个科。其中民运科科长即共产党人罗瑞卿。应德田说：“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但是，在应德田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二二事件纪实》中却又说：“这天晚问，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中的刚候，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最近这些天为营救副司令，晚间我们时常到这里来谈谈。”
这个说法与何镜华的说法一致，多了一个苗剑秋。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苗剑秋并不在西安。
苗剑秋其人，以放言无忌，无法无天著称。高崇民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看苗剑秋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因有苗疯子的外号”。


应德田也说过：“他（指苗剑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
1936年9、10月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为掩人耳目，凡是谈论“联共抗日”的、议论蒋介石的，张学良令孙铭九一律羁押起来，省得他们在外边“胡说八道”，泄露“天机”。
苗剑秋就是这么一号人，当时他正在张、杨搞的“王曲训练团”当教官，经常公开讲“剿共”不对，并大骂蒋介石。张学良为了避免被老蒋找到借口，命令孙铭九把苗看管起来。
应德田回忆，苗剑秋被软禁以后，非常不满，经常吵吵闹闹。适逢蒋介石刚刚到“王曲训练团”讲完“攘外必先安内”，于是，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演讲，以消除蒋介石讲话的负面影响。

苗剑秋正郁闷得不行，有人让他讲课，岂有不大讲特讲之理。据高崇民回忆，当时苗讲演的主旨是这样的：“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

这一段，应德田也有回忆，他记载得更详细，苗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下，苗剑秋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授人以柄，摆明了就是要张学良的好看！所以张大怒，要枪毙苗剑秋，要严办放他出来的孙铭九。

最后还是黄显声站出来说：“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应该惩办我，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

张学良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于是苗秘密离开西安赴北平，后又去了日本。因此西安事变发生时，苗剑秋并不在西安，他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回来的，当时张学良已送蒋去南京。

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肯定有应德田和孙铭九两个人就行了，因为连应德田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与孙铭九两人，是“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忘于江湖

先说话的是何镜华，他说，他在何柱国家中看到，何的参谋刘本厚正在起草撤军命令，他建议：“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
苗剑秋表示反对：“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
接下来的事情，何镜华、孙铭九和应德田三个人都有回忆：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是这样说的：“何镜华提出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开会，然后像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的力量办不到。于是又提出把他们两人杀掉的问题。事情太重大了，我虽然痛恨她们，也不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没有表示意见。苗剑秋也表示很犹豫。”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是这样说的：“这时何镜华提出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那是我们的力量所不及的。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两人杀掉，事情太严重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没有表示意见，孙铭九也没说什么，三个人便沉默了。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的两份回忆材料，意思基本一样，即：对王以哲等采取行动，出自何镜华的倡议；孙铭九表示有困难，力所不能及；应德田自己则犹豫不定。

我们来看何镜华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孙铭九说：‘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连何柱国也打死他。’我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孙铭九说：‘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

对孙铭九的提议，何的态度是：“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就是能打死他，缪徵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

何还说：“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激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

据何镜华回忆，当时，苗剑秋问孙铭九，对何镜华这个一件有什么想法，孙说：“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

何镜华说：“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语以后，对他很觉失望。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从上面的材料看，何镜华的说法与应德田正好相反：是孙铭九主动提出要干掉王、何二人的；何镜华表示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但反对杀掉他们；应德田没有表示明确态度。

最后，该听听孙铭九的说法了：“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立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在这段回忆中，孙铭九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何镜华最先倡议杀掉王、何，且连续出了几个主意，态度非常坚决；应德田明确支持何镜华的意见。孙铭九本人则比较犹豫。

大家都在回忆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记忆上的误差。但是，三个人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努力地撇清自己，谁也不肯承认自己首先提出杀人。

但不管怎么样，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当晚，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可能还有苗剑秋，几个人曾议论到用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杀人的任务要由孙铭九承担。

按：孙铭九原任张学良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艳晚事件”后改任卫队2营上校营长，卫队2营是负责张学良及“西北剿总”直属机构的警卫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个卫队1营，营长是王玉瓒。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以原第1、第2两个卫队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孙铭九为上校团长。后来，为加强抗日力量，张学良又成立“抗日先锋队”，任命孙铭九为总队长，少将军衔。接着，原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张又任命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同时，孙铭九还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部长。

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都分驻于陕、甘各地，因此，孙铭九是东北军在西安唯一的带兵将领，也可以说，孙铭九是此刻西安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了，因为只有他手下有部队。应德田、何镜华都是内务军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搞政工的。苗剑秋则根本不是东北军的人。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孙铭九知道，如果要对王以哲等动手，肯定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个任务，换句话说，出主意的是别人，挨骂的是自己，而且，万一搞不好的话，掉脑袋的可能都有。

孙铭九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正是他的顾虑。

别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孙铭九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第三，当晚的会议，“不了了之”，“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这是1936年2月1日到2月2日的夜间。

何镜华说：“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说：“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则说：“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四个人就在这悲哀愤慨而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孙铭九说：“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忘于江湖

1937年2月2日。

这天上午，在孙铭九的家中，又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是怎么开起来的，谁召集的，高崇民在他的回忆《西安事变》中很明确地说：“杀王的早晨，应德田、孙铭久先召集特务团某些干部到他们的住处”，但高并不是当事人，也没有明确地说明他的消息来源。

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的说法吧。

可惜，当事人们，又是公说公的、母说母的。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说：“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许多东北军干部来到我们的院子，聚在孙铭九的屋中，我也去了。”

这句话完全是中性叙述，看不出是谁支使谁，但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大家自发来的。这个可能有，因为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特别是张离开西安以后，以应德田坚决救张、不惜一战的坚决态度，已经使东北军中的许多年轻军官将应德田奉为头脑，而应、孙二人是密不可分的。

警卫团代理营长、在西安事变当天杀死蒋孝先的商同昌也参加了这个会，他说：“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早晨，我到孙铭九家去开会，参加的约十五人上下。”

按商同昌的说法，既然他是“到孙铭九家去开会”，那就肯定有人召集，否则不叫“开会”。

按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孙铭九，因为会是在他家开的嘛。我们听听孙的说法：

“二月二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一一五师师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毛团团长)、邓玉琢(参谋处处长)、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我与应德田住同院)。”

照孙的说法，很显然，这个会是应德田召集的，只不过“会场”设在孙家而已。况且，孙、应二人住一个院子，在谁家开，没有什么区别。

对此，在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在其正文之下，应加了一个注解，分析了当天上午的情况，仍坚持认为大家都是自发来的，他说：

“在我的记忆中，二月二日上午来这么多人，是他们因为悲哀愤慨，没有办法而自然来找孙铭九和我的。那时候，东北军中几乎普遍公认孙铭九和我是东北军中联共抗日、忠于副司令的中心人物，他们在悲愤中来找我们是很自然的。孙铭九在上海写的材料中也是这样回忆的。他来京时，我和他谈过这个情况，他说他已记不清楚，后来他又说自然地来这么多人，恐怕不合理，不易见信，他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人合计后他派人找来的。”

对孙铭九的说法，应仍然否认，他说：“我记忆中，这事件之前，我们没有对找人的事进行过商量，依照当日来的那些人看，不会是找来的。”

应分析说：“我们找，应该主要是找同志会的人和抗日先锋队的人、特务团军警督察处和政治处的人，而那天来的，如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既非同志会会员，又不是上述几个机关的人。孙东园是同志会会员，还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住处我们当时都不一定清楚，他时常流动。”

但是，应德田自己也认为：“可是如果说没有找就到了那么多的人，也似乎不可能，到底如何，很难判断，我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如实地写出来。”

根据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基本上可以判断：当天的会，肯定有召集人，最起码是应德田、孙铭九二人、或者是孙根据应的要求，召集了一部分人。这些人是应、孙二人可以直接指挥和控制的人员，如应德田的抗日同志会和“西北总部”政治处；孙铭九的“抗日先锋队”以及军警督察处这几个机构的人员，而绝全不是大家自发聚拢的。

还有一部分人，则可能是与会者间接找来的、或者是关心时局，听说有这样一个“聚会”，来了解情况的。

同时，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些年轻人，彼此气味相投，对“和战”问题均持激进态度，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点类似于“愤青”。

既然是“愤青”之间在讨论问题，那么讨论的结果，能有多少理性的成分，就很难说了。

参会的人员，孙铭九只是说“人很多”，商同昌说有15个人左右，应德田记载得最详细：
“有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骑兵军副官处副处长何镜华、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分队长、特务团营长、连长赵龙涛、乌庆麟、周锟、贾国辅、黄冠南、商亚东，王协一、华国璋、于文俊、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孙我权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和孙东园，连孙铭九和我在内约三十多人，几乎站满两间堂屋。”

大家聚齐以后，商同昌说，会场上最突出的是杜维纲，“痛哭流涕”，“表示不惜牺牲一切，非把张副司令要回来不可。”

就这样，话题从营救张学良开始了。

有人说:“现在就退兵，副司令算回不来啦，怎么办呢?”

有人答:“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不好办!”

孙铭九说：大家来了以后，“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

有人问:“为什么他们不愿副司令回来呢?莫非他们俩真被蒋介石收买了?”

“蒋介石骗他们说给他们省主席，他们就真不要副司令了。”

“杨主任还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他俩反不愿意，到底是什么心！”

“共产党红军代表团都知道副司令重要，表示可以和我们一同坚持，王以哲、何柱国为什么就不能呢?”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执行渭南决议?”

“他们违背渭南决议，就是反对东北军，我们不能答应!”

很多时候，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越是年轻人，越易于在外界的影响下失掉自我。2月2日的会议就是如此。

就这样，在彼此的互相影响下，大家越说越生气。按应德田的回忆：“这时候，大家痛恨王、何的心，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声鼎沸，愤怒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建议：“太可恨了，我们应当惩治他们。”

马上有人附和：“他们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

据商同昌回忆，应德田的意见是杀掉王、何二军长，其观点是，“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守住西安，就可以把张学良争取回来。”

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持反对态度的，却是一惯思想激进、做法极端的苗剑秋，苗剑秋的观点是，“王以哲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条件，大势已去，就算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也不能扭转局势了。”

商同昌回忆，为此，应德田与苗剑秋争论起来，二人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另一个中心人物孙铭九则“在会场上踱来踱去，没有主见。”

后来，孙见他俩始终拿不出一致意见，于是很烦躁地说：“唉呀!倒是怎么办?我看我这个脑袋非叫你们弄掉不可。”

到最后，商同昌说：“因为参加开会的人，除苗剑秋一人外，全都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守西安争取张学良回来。苗剑秋就收回了他的意见，服从大家的意见。”

另外，商同昌说，会上，还有人提出要连于学忠一起杀掉，商还说，可能就是应德田提议的，但商也不敢肯定，记不清了。对此，大家都不同意，“认为杀了于学忠就没有人指挥东北军了”。

当时，大家还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杀掉王以哲之后的善后，应德田提议由67军副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大家都同意。

第二，谁来守西安？孙铭九说；“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跟副司令多年，副司令待他很好，我看可靠。”接着孙又说：“一一五师刘启文师长是我们(同志会)的人，刘桂五也没有间题。”

苗剑秋则说：“周恩来说红军部队已开到咸阳(三原)北山一带。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打起仗来，红军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事情就此定板。

“会议”的最后，应德田以主持人的身份问大家:“到底该怎么办呢?”

“杀掉他俩!”

应又问孙铭九:“照大家公意办行吗?”

孙铭九说:“好！”

应德田再一次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

应说，当时“屋内一片齐呼”:“同意!”

应又问：“有人不同意吗?”

没有一个人反对。

用应德田的话说：“就这样，一个不是正式会议的决定，在愤怒之中聚成的意志开始执行了。”

——血腥的杀戮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