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1935年秋天，一直在山西工作的乔家才接到命令，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治部报到。当时的宪兵司令部政治部，已经为戴笠所把持，政治部主任，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军校一期生梁干乔。因此，所有往宪兵各团、营所派出的“政治训练员”，全是戴笠的人。

这个“政治训练员”并不好当，要经过考试的，乔家才是军校毕业生，又当过中学教师，应付考试当然不吃力，顺利通过，被派到驻福州的宪兵第四团，担任团政治训练员，同去的还有3个营政治训练员。

宪兵第4团的团长，是军校一期学长吉章简，抗战胜利以后，曾任由原“忠义救国军”改组的交通警察总局局长。

到任才两个月，乔家才就应召回南京，参加宪兵政治部召开的“政工会议”，会后，乔家才又被改派为宪兵第3团政治训练员。

宪兵第3团就是不久前刚刚因为《何梅协定》的签署而不得不撤离华北的那一支部队。离开北平以后，宪兵第3团被派驻重庆，原北平宪兵副司令兼团长蒋孝先被留在南京，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高级参谋兼第3组组长，并因此在此后不久的“西安事变”中丢了一条命。

蒋孝先离职以后，原宪兵3团副团长袁家佩升任团长。

袁家佩，1903年生，安徽寿县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抗战胜利以后曾任长春市警察局长。

乔带着另一个营政治训练员詹超到重庆上任，这回时间更短，才一个月，乔家才就被召回南京，戴笠令他与周世光到北平接掌特务处北平区第一站，分任站长和书记。

1936年初，乔、周到北平，接管了北平第一站。除他们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助理书记孔觉民。

当时的北平区区长，是老资格的军校学长张炎元；书记，则是戴笠原来的机要秘书、小字辈的毛万里。

北平第二站站长，是陈资一，这个站专事负责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情报工作。

除了北平区一、二两站以外，北平区另外还有一个察绥站，负责察哈尔、绥远两省和平绥路沿线的情报工作，察绥站的站长是马汉三，书记是许先登。

不久，“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干乔被戴笠派到广东搞策反，张炎元离职，回到南京接替了梁干乔。北平区区长则由李果湛接替，李干了很短的时间，又由西北区区长王天木接替。

据乔家才回忆，刚到北平时，站里给他和周世光安排的住处在沙滩，与毛万里住一块，当时他去了一看，觉得一是房子太大，本身也没什么家具，显得空空荡荡的，不大像个“家”。第二，毛万里跟他们住一块，乔家才认为区、站两级单位混在一块，极不适宜，万一出点问题，大家岂不全都暴露！

于是乔家才在定阜街辅仁大学附近，找到一处宅子，作为住处。这是一家三进的院子，房东姓李，山东人，极有钱，住最后一进。

乔家才一家住第二进，为了避免怀疑，还特意打扮了一下，做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乔家才整天“穿着一身春绸面子滩羊皮袍子”，他的太太戴着“二两重的赤金手镯”。至于乔的岳母，也不能马虎，穿着“一身黑绸子衣裤，戴着翠玉手镯”，讲起话来满口的山西土腔，活脱脱一家子山西土财主。

周世光一家住在第一进院子，对外则说是乔家才的大学同学。

至于孔觉民，假装是乔家才岳母的内侄，平常见了乔的太太，“二姐”长、“二姐”短，蛮像那么回事的。

按，戴笠始终有个观点，认为特工人员的家庭、家人都是最好的掩护手段，而且，由于亲情的关系，即便遇到危险，这些人也不会轻易出卖自己的亲人。所以，尽管特务处的工作是保密的，但戴笠特别鼓励大家携带家眷一起工作，作为掩护手段。同时，为着方便，也是充分“利用资源”，相当多的“家眷”还承担了“交通”、“联络”等等一类辅助性工作。

在分工上，虽说由北平第二站专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都在北平，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些情况。

据乔家才回忆，他们每天都要向南京发报，报告北平的动态，至于情报的来源，一是29军的军部，就有北平站的“同志”。第二，29军的密码，被他们很轻易地就破掉了。

乔家才说：“我们的军队实在太可怜了，29军的军用密码，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我们抄收到有关作战的无线电报，经过我们的专门技术人员王怀仁同志研译，很快可以译出来。所以29军上对下的命令，下对上的报告，我们完全知道。敌人的技术应当比我们一个小小单位高明得多，我们既然能够把29军的军用密电全部研译出来，敌人应当也能够。假使敌人不用其他手段，仅凭侦译密电，也可以对我军的一切行动了如指掌，这种仗还能不失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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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北平不久，乔家才就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1936年春，戴笠派出了一个视察团，到全国各地督导各区、站的工作。视察团团长，派了刘培初。

刘培初，1904年生，湖北大冶人，军校六期炮科毕业。

刘培初的父亲是大冶的一个木材商，常年在外，家里由继母主持。1924年，20岁的刘培初中学毕业，继母毫不客气地对他下了“逐客令”：“你20岁了，也要打算打算呀，书不能再读，真靠你父亲一辈子么？”

俗话说：“天上的九头鸟，地下的湖北佬”，刘培初虽然年方弱冠，脾气可不小。听了继母的话，一声不吭，扭脸就离开了家。

刘培初身上的钱，不过“十块八块”，远地方也去不了，只能去武汉，刘家有个远亲在汉阳当警察局长，于是跑去投奔了他，收留在警察局做些文案工作。

一天，刘培初与一个朋友、江西水警厅长的儿子黄某去看马戏，人丛拥挤中，一个北洋（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统治湖北）的士兵踩了黄某的脚，黄大喊，脸上的表情自然也不会好看，那士兵大怒，上去甩手就是一耳光。黄某从小也是娇生惯养出来的，公子哥的脾气，只有他打别人，何曾挨过打，当时俩人就打了起来。

这一下可坏了，不一会儿来了一大帮当兵的，眼看这一顿胖揍是免不了了。还是刘培初有急智，他赶紧叫来马戏厅的经理，告诉他：如果出了事，你也脱不了干系。趁着经理跟当兵的交涉，俩人悄悄溜走。

这件事对刘培初刺激很深，他后来回忆：“小军阀便这样横暴，军人是这样无礼，使我终夜不能成眠。这是一个讲强权无公理的世界，要生存便不能走没落的路，顿启示我决心做一个军人的意志。”

不久，刘培初便辞掉了警察局的差事，辗转于南京、南昌、九江等地。1926年，刘培初到了上海，决心“长驱到黄埔去追随赤龙，追随革命，以葬送这一批的军阀割据之局。

1926年，刘培初从上海坐船到广东，考入军校五期炮科。

1926年7月9日，北伐开始，当时，军校前三期毕业生均已进入北伐军各部队作为中下级军官参战，在校的是四期生和刚刚进入学校做入伍生的五期生。这两期学生中，四期的政治科学生和五期的工兵、炮兵和政治三个专业的学生也参加了北伐。

所以，同是军校五期生，炮科的刘培初参加了北伐，而步兵科的陈恭澍、张作兴就没有参加北伐。

至于戴笠，此时还在广州的某家客栈里，因为没有房饭钱跟老板娘“喘气”呢。

刘培初被编入炮兵入伍生团1连，就此开赴前线。1926年9月初，刘培初随军到达汀泗桥，准备进攻武昌。

此时的武汉三镇，武汉、汉阳均已被北伐军攻克，吴佩孚大势已去，只得固守武昌。围攻武昌的，是国民革命军第2师师长刘峙，他看到炮兵来支援，非常高兴，派了一位熟悉地形的黄连长，带着刘培初他们去寻找炮位，

据刘培初回忆，他们当时用的大炮，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淘汰下来的“废炮”，威力虽然比较大，但射程不远，如果离城太远了打不着。所以必须冒着危险，尽可能近地找到炮位。

黄连长带着他们架好了第一门炮，正当隐蔽在一个商铺里，用望远镜观察地形的时候，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正中黄的头部，这位军校三期的学长、同样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连声都没吭一声，当时就牺牲了。

据刘培初后来回忆，当时他和黄连长，相距“不过五寸”，只不过敌人瞄准的是黄，而不是他，否则，脑浆涂地的就是刘培初了。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眼看着刚刚认识的战友死在自己的面前，刘培初血贯瞳仁，等第二门炮一架好，刘扑上去照着城楼就是一炮，当时就看见城楼上倒下去5、6个人。

刘培初说：“这是我北伐以来的第一炮，没想到几年来对军阀的血海深仇，却发泄在这几个可怜的士卒身上，你想我的心灵上，该欢慰还是悲戚呢？”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到武汉，同时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除在武汉招生1400多人以外，黄埔本校五期参加北伐的炮兵、政治、工兵等三科学生就地留在武汉继续学业。

就这样，刘培初留在了武汉。

刘培初很幸运，从这时开始，到1927年7月15日，他们这一批年轻人亲眼目睹了大革命的失败，每一个人都曾经站在“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十字路口上。军校从此分裂，革命的黄埔不复存在，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人从此分成了两个阵营！

1928年，刘培初毕业，留校当了炮兵七期入伍生队区队长，上尉军衔。

此时已是“宁汉合流”之后，干了没多长时间，有人说刘培初思想“左倾”，有“亲共”倾向，这事要说还真是冤枉了刘培初，也是对他的一种“高抬”，因为刘本是一名死硬的反共分子。

刘培初被赶出了军校，军人是干不下去了，幸好他本是湖北人，在当地关系还比较多。国民党武汉省党部，有刘培初的军校同学，在他们的帮助下，刘培初到湖北纱厂丝布四局当了一名工会委员，总算有了饭碗。

不承想，为了这个饭碗，刘培初差点连命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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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初到任，还不到一个星期，纱厂就发生了一起“工潮”，工人们包围了工会委员会，国民党的工会委员们抱头鼠窜。

按：中国的工会，是随着产业工人的大量出现而产生的，因为中国的工业非常落后，所以，工会组织出现得也很晚，直到1925年，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到1927年6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已经有代表420人，代表全国280万有组织的产业工人，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叫“赤色工会”。

到大革命失败以后，除了“赤色工会”，又出现了许多其他政治类型的“工会”，比如由工人自发组成的工会，纯粹为贯彻自己的经济主张而建立，如顾顺章工作的那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一个工会，就属于这一类；比如国民党的“御用工会”，工会委员由国民党委派，刘培初所在的工会就是这一类；还有由“工人贵族”控制的工会，等等。

对于上述所说的这些所谓“工会”，政治上统称为“黄色工会”。三十年代初期，刘少奇同志曾有一篇著名的《批判“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是我党当年开展工会斗争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这次，丝布四局的工人要推翻的，就是这样一个“黄色工会”。

刘培初看到出事了，他觉得，我初来乍到，跟工人们没有利益冲突，应该不会反感我。于是，刘穿了一身工装，到工人们当中，听他们说些什么。

一听才知道，原来这起工潮是厂主“唆使”的，他嫌工会的存在比较碍眼，于是找了几个“贵族工人”带头到工会去闹事，结果一家伙聚起了6000多人，把工会给砸了，厂主都给吓傻了，赶紧给当局打电话报警，要求镇压。

警察来了，一下抓起来50多个为首分子，准备带走。这时，刘培初走了出来，说：我是工会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们要打的就是我。我可以证明，这些工人都是无罪的，请释放他们。

警察看这个人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敢出来“找打”，于是问他：“你能写个条子么，证明他们无罪。”

刘当即写了一张条子，保释了这些工人。

工人们一看这个人不错，我们本来要打的就是他们，他反而救我们，于是大家都听他说话。借此机会，刘培初要求大家选出50名代表，听他们有什么想法，然后代表工人们跟厂主谈，让厂主改进，“替工人做所能做的事情”。然后再对这些工人“施以短期训练”，教他们怎么做工人“领袖”，怎样在工人与厂主之间调和。下班以后，刘培初还到他们的家里去“家访”、谈天。

通过这些手段，刘培初与工人们越来越亲近，成了领袖人物，大家见了都叫他一声“刘委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渐渐的，我已成为工人的一个偶像，无论什么纠纷，不可开交的事体，只要说刘委员到，一经解决，都是十分心服的，但我因此而忙得不可开交，半夜三更，也有人叩门找我去工厂的，不去事情就不能解决。”颇有成就感。

说起来，刘培初的军校真是没有白上，组织民众，做群众工作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不都是在军校当中。跟他那些“CP”同学学来的么？

1929年元宵节的早上，刘培初骑车外出，远远地看见一群伤兵用绳子捆着几个工人过来。

这些伤兵都是在攻打武汉时受伤的军人，集中在医院治疗。据刘培初回忆，当时这些伤兵经常闹事，成了武汉的一颗“毒瘤”，谁都管不了，有几次连警察都一块给揍了。

走到跟前，几个工人跪在地上，大呼：“刘委员救命！”

刘赶紧下车，对伤兵们说：“同志们，事情可不可以和解一下？”于是，刘带着他们找到一个大茶馆，了解事情的由来。原来，伤兵与工人一起赌钱，结果打起来了，伤兵说工人抢走了他军装上的符号和一个金戒指，还打坏了他的假腿。那几个工人则说他们根本没在赌博的现场，是伤兵们输急了，在街上随便抓的他们。

这时聚集的工人已经达到两千多人，刘培初搞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就劝那几个伤兵：“赌钱打架，说出来都不好听，工人通身也没有几块钱，赔不起。我过路遇到此事，愿掏出腰包五块，我也能令工人全体列队向同志们赔礼、鸣炮，送各位回医院。”

伤兵们一听，你就这样调停啊：“奶奶的，把人带走！”

工人们苦苦哀求：“刘委员，能让他们带走么？”

不知谁发一声喊，大家一拥而上抢回了被抓的工人。这时，伤兵的帮手也来了，一下来了二百多，眼看事态有一触即发之势。

刘培初跳上一张桌子，开始向伤兵们演讲：“我也是你们攻克武汉的战友，对你们的不幸是同情的，但你们要撒野，恕我不敢领教。你们与工人打牌打架，与我无干，我要数千工人向你们放鞭炮赔礼没有什么不对，你要带工人到警察局、到法院、到军法处，都可以随同你去。你们要把他们带军医院，试问：那儿是不是法庭，工人当然可以不去。”

伤兵们哪儿听他这个，仍在叫骂，还有人威胁说我们有枪。

听到这里，刘培初不由得心头火起，于是断然下令，让工人们每三个人看管一个伤兵：“如果他们真敢拿刀拿枪，便把他们送军法处。再撒野，就把他们抛到江里去！”

刘又接着说：“你们如果真的要和工人过不去，信不信我可以把整个武汉的工人动员起来，管教你不敢走出军医院的大门一步！”

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场争执，以双方同时撤退、各回各家而结束。

刘培初的种种举动，早就引起了当局的关注。

——当时的湖北，是胡宗铎、陶钧的天下。

胡、陶二人，都是桂系军阀，1927年宁汉分裂，二人奉命进攻武汉，11月攻克武汉以后，二人分别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和副司令，从此武汉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胡、陶二人近乎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向警予、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曾介绍贺衷寒报考黄埔的国民党元老的国民党詹大悲等人，都死在他们手上。由于杀人太多，二人被称为“屠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就是从陶钧口中说出来的。

就在处理完伤兵与工人争端的次日凌晨，刘培初被捕。

据刘回忆：当时大概是凌晨4点钟，有人敲门，刘开门一看觉得来者不善，于是问：“诸位有什么事？”

“我们是卫戍司令部的，请你跟我们去谈一谈！”

“你们有命令么？”

“有。”说着，对方拿出一张纸，上边写着：“共产党人×××、刘培初，着即拿办。”

刘培初啊刘培初，你真是冤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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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培初回忆，他被抓进监狱，同监号的一共28个人，除了他以外，那27个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听了刘的“遭遇”，说他是“一根线悬在空中办工会的”，又说，我们28个人合在一起，就是二十八宿，将来一起上天。

“上天”可不是瞎说的，第二天就有一个共产党人与刘培初一起，被拉到了刑场，刘眼看着那个人被砍了头。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刘培初坦承，自己看了杀人后被吓昏过去了，醒来后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脑袋，还好，“硬硬的还在”。原来是吓唬吓唬他，让他“陪法场“，这招儿真是够损的。

第三天杀了15个，第四天杀了11个，同监号的，只剩下刘培初了，没有杀他，也没有放他，但也没有人审他，仿佛遗忘了监狱中还有一个“共党”刘培初。

这一关就是一年半。期间，刘培初写了无数次“申诉状”，写给“蒋委员长”，终于有一天，得到了校长的一个手条：称“已令湖北省高等法院，根据湖北省党部决议案，即日审释。”

几天之后，“法院正式宣布我无罪，令我出狱”——等于是白关了一年半。刘培初说：“我犯罪的时候也不好，那时并没有冤狱赔偿法啊。”

出狱以后，刘培初投奔了康泽。

康泽，1904年生，四川安岳人，军校三期毕业。

康泽，是蒋介石诸多特务系统中的另一个山头。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成立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收容散落各地的军校毕业生，班主任就是康泽。同年10月，以该班为班底，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康泽。成立以后，别动队参与了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逐渐成为一支武装特务部队。

前面说过，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负责破案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桂永清等人在研究案情的时候，曾经怀疑是康泽干的，就是因为他手下的别动队也是一支特务武装，而且此时正是其全盛时期。

康泽也是“复兴社”的一员大将，“复兴社”和后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都是因康泽建议而采纳的。

康泽与刘培初，其实原本并不相识，是陈道守介绍他们认识的。

陈道守就是当初与刘培初在一张逮捕令上抓的另一个“共党”，其实他也是被“冤枉“的。

陈道守，1924年生，湖北夏口人，军校三期毕业。

陈道守从军校毕业以后，于1927年与肖赞育、刘咏尧被派到汉口策反国民革命军第6军，此后就留在了武汉工作。陈的运气比刘培初要好，他被抓以后，只关了三个星期就放了，陈与康泽是同期的同学，偶然对康讲起来，与他一同被抓的还有另一个五期的同学刘培初，现在还被关着。

按：刘咏尧是湖南醴陵人，他也是先考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然后转入黄埔的。刘咏尧是军校一期生当中最小的一个，生于1908年，1924年考上军校一期的时候，才16岁，比一期生中最大的董仲明、史仲鱼等人小15岁，差了一代人。

康泽一听，既然也是军校同学，就到狱中看望刘培初，还给他带了些书，让他看，因此刘培初终生对康泽念念不忘。

刘培初被释放以后，应康泽之邀，他手下当了一名少校队长，“从长沙徒行去参加平浏的剿匪宣传工作。”

刘培初自嘲说：“几天以前，尚以共党罪名关在牢内，出狱便为剿匪宣传的负责干部，天下滑稽之事，宁有过于此者？”

不久，军委会第二宣传大队解散，刘培初又没有工作了。

天无绝人之路（挺有意思，光我们谈到的，特务处已经有好几个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得到莫名其妙的际遇，从此鲤鱼跳龙门，这不，又是一个），1931年春天，刘培初在武汉偶遇军校一期学长邓文仪，俩人谈得很投机，当时刘培初说：“政治的贪污腐蚀，社会的堕落沦丧，一般的官僚嘴脸，造成政治的歪风，大有低气压紧压在每个有为青年的眉尖之感。”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年半的牢狱之灾，给刘培初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没想到的是，邓文仪听了刘的话，马上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刘同志，你为什么不见戴笠谈谈呢？他青年气与热情交织得十分感人。”跟着就拿了一张名片，让刘培初去见戴笠。

刘培初后来回忆说，幸亏在当时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还没有成立，否则，邓不会让“肥水”流进外人田的。

根据邓文仪的介绍，刘培初在武汉东方饭店找到了戴笠，当时，戴笠正在与一个军校同学谈话，让刘等一等。这个同学刘培初也认识，但刘对他很不以为然。

后来刘回忆：“客人非他，正是一个与我同期的黄埔同学，此君通身也找不出半点政治气息，是一个十足社会性的朋友。”言下之意，对戴笠与这等人来往，还因此让自己等这么久而十分不快。

等了一会儿，刘培初还不耐烦了，要走。戴笠赶紧说：“刘同志，我们还又没有谈呢，”于是双方约定第二天再谈。

次日，刘、戴再次相见，戴笠还没有说话，刘培初倒先开了腔：“戴先生，我觉得你不管任何事情都必须守时。”

戴笠忙说：“是的是的，你说得对。”

谈话过后，戴笠当即决定吸收刘培初，当时刚好特务处在筹备成立武汉的分支机构，负责人是周伟龙,正好需要用人，同时到武汉工作的，还有后来成为军统“外交家”的萧勃。

刘培初就这样进了特务处。事后，戴笠曾对身边的人说：“刘培初连我一点不对，他都会当面批评，对他人当然就更不会客气，本处正需要有这种骨气的人。”

刘培初很好地运用了面试的技巧，值得大家借鉴。当然，也要看主持其事者是个什么样的脾性，吃不吃这一套，否则就适得其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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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初的运气很好，加入“团体”不久，就奉戴笠指示，令他和周伟龙等一批特务处高级干部到庐山“晋见“蒋介石。据刘回忆，在去庐山的船上，不知是谁提议戒烟，周伟龙和另一个湖北籍的特务、军校四期的刘凤轩马上表示赞同，把身上带的三五、加里克等全扔进了江里，做出一副决心很大的样子。结果等一下船烟瘾就犯了，俩人悄悄躲在旅馆的房间里一通狂吸，还都让刘培初不要与对方说，结果刘给他俩使坏，趁俩人都在抽烟的时候骗二人到一起，让他们自己看看“戒烟”的成果。

从庐山回来，刘培初就被任命为湖北站副站长。

刘培初是一个办事很扎实的人，当了特务，依然如此。一次，戴笠从南京发报，要求为他在汉口法租界租下一所宅子，但没说干什么用。

房子很容易地找到了，刘培初心想，既然是戴老板的要求。一定有重要事情发生，应该对其周围的环境进行一番调查，问题是当时的特务处及其分支机构都属于草创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在巡捕房安插自己的人，查不了户籍。

于是，刘培初亲自出马，他化装成一个厨师，假装找工作，到这所房子的周围，专门找那些使女、老妈子闲聊，这样用了两天时间，基本搞清楚了邻居们的基本情况。几天以后，戴笠来了，第一件事，果然就是了解这所宅子周围的情况，刘早有准备，对答如流，戴笠极为满意。

不久，南京派来两个新“同志”一个苏某，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另一个周某则是军校六期的同学，二人“衣着入时，颇为洋派”。刘培初觉得他们过于招摇，不太适合做秘密工作，决定杀一杀其骄气，于是他嘱二人稍事休息，下午安排他们做一件特殊工作。

四点钟，俩人来报到，刘培初说，现在有一项侦察任务，须化装前往，于是带他们到化装室，命二人扮成人力车夫，“最初他们一肚子的不高兴，说化装各种人士均可，何必一定要化装下等苦力？晚上进行尚可，白天熟人太多，似乎不妥。”对此，刘培初“不予理会，只叫他们听命去干。”并告诉他们，在几点几点之前，必须到某处等候命令。

二人心里有气，认为刘培初是在故意捉弄，但又无可奈何，拉着黄包车出来，跑了足有4、5里路，才到达指定地点。一会儿，二人发现又是一辆黄包车过来了，看车夫的长相，似曾相识，仔细一看，正是刚给他们分派了任务的刘培初。

据刘回忆，当时二人看到他，顿时感到“精神为之一振”，这时，“巷内工作同志出来，分别拉车回站，然后请他们洗澡吃饭。”

对此，二人心悦诚服，后来，苏某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刘培初很得意地说：“这种训练同志的方法甚多，在此不过略举一例而已。”

不久，刘培初一跃而为特务处“华中区督察”，负责“督导”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省工作，这几个省站的负责人，像特务处河南站站长刘艺舟、湖南站站长蒋肇周、安庆站站长蔡慎初，都是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参加“团体”的“老同志”了，现在反过来要向刘培初汇报工作。像蒋肇周是军校三期的学长；蔡慎初则一直在安徽工作，前面讲过的，曾参与行刺杨永泰的龚柏舟，就是蔡慎初带人在芜湖抓获的。刘艺舟虽然是六期的，但他是1893年生人，比刘培初大十来岁，简直不能算是一代人了（整个特务处，除了王天木，就属刘艺舟岁数大了；不仅如此，在整个黄埔学生中，刘艺舟都属于岁数最大的之一）。

同时，刘培初还以《军事杂志》社武汉区主任名义，与四省“军事首长保持联络”，风光至极，与当年差点被砍了头的刘培初相比，几有云泥之判。

1935年春节，刘培初参加了特务处的全国督察工作会议，会议在杭州浙江警官学校召开。据他讲，这是特务处成立以来第一次把这么多的高级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会。同时，这也是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特务处以后的第一次大聚会，在此之前，这些在不同地方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务们，许多人彼此之间都没见过面。因此，会议搞得非常隆重，头天除夕夜，警校的学生还专门搞了一台文艺节目，欢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务头子。

参加会议的，除了柯建安、邢森洲外，还有各地的督察如王平一、叶道信等人。会上，戴笠大讲“我们工作的政治意义、与国家关系，要大家研讨出一套具体的工作规律出来，讨论出一些可行的办法。”

王平一、叶道信，都是原“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据刘培初讲，这俩人都是留苏回来的，熟悉苏联情况，也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会上颇为活跃。当时刘与王平一住一个房间，结果因为开玩笑开过了头，俩人差点动手打起来。当时戴笠看见了，说:“你们俩都什么岁数了!”因为打了这一架，王平一、刘培初俩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

王平一是北平区督察，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曾经提起此人：“此际，军统局系统，全面的建立了督察制度。北平方面，派来王平一任督察，其地位与站平行，实际上就是为监督北平站而设。王平一，山东人，留俄学政治，参加邓文仪学长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课。调查课拨并军统局后，改由戴先生领导。他短小精干，虽然有一点口吃，但仍不掩其才华。”

后来陈恭澍“畏罪潜逃”跑到归绥，王平一还曾经去找他。

这次会议，对特务处而言，是一次及其重要的会议，从此，不仅督察制度趋于完善，还拉近了原特务处人员和“南昌行营调查科”的距离，增进了“团结”。

会后，刘培初被调到南京特务处本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此时的刘培初，红得发紫，据他回忆，当时，特务处洪公祠办公室的改建工程，包括后来军统局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办公区域的规划设计，都是戴笠同他商议后进行的。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让刘培初终生引以自豪的事情，那就是他发现了西安事变的一个线索，这个材料，与北平区上报的廖划平的那一件，还不是一回事。西安事变以后，许多人责难戴笠没有及时发现相关线索，于是，特务处拿出了事前上报的诸多情报，其中，既有廖划平的，也包括刘培初上报的这一件。

1936年初，戴笠令刘培初组织一个“全国工作视察团”，“把全国的工作做一检视，回来再决定改进办法。”视察团由4人组成，除团长刘培初外，业务上的分工是这样的，顾子载负责情报、周康负责人事、林尧民负责经济。

顾子载是个日本通，也是“南昌行营调查科”过来的。

由于预定前往的平津、察绥、山东、山西等地，在当时都不完全服从“中央”，因此，到这些地方，必须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不但自身有危险，也会给他们视察各地的潜伏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这个所谓“视察团”的出行，颇费了一番周折。4个人都制作了一份“铁道部专员”的证件，作为掩护身份。据刘培初回忆，当时为了制定一个与南京特务处通报的密码本，都准备了好几天。

第一站是太原，一上正太路，就被“阎先生的宪兵盘诘，一下车便有人跟踪，我们不能以探亲访友方式去接洽人物，只好以逛公园方式，在公园内分开活动，使少数跟踪者分身乏术，抽身找到指定的接头地点而取得联系。”

山西的负责人是薄有绫和张存仁，都是当地人。他们对刘说，山西的工作环境非常困难，阎锡山实行24小时电讯监控，除了每天零点借着对方监控员换班的半个小时可以与南京特务处本部通话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能与外界联系，否则三天之内一定会被查出来。

尽管如此，据薄有绫、张存仁介绍，他们在阎锡山的“军政核心均有有力的线索布置，故对其活动与布置，均能洞若观火。”

忘于江湖

离开山西，下一站就是北平。

戴老板派下来的人，那就是钦差大臣，谁敢怠慢。据乔家才回忆，刘培初他们到达的时间，比预计早了一天，因此他们连夜准备了汇报所需要各种材料表册，交给视察团。

第二天，乔家才、周世光在中山公园请刘培初坐地，喝茶，同时汇报工作。

这次谈话，乔家才、刘培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都曾经提及。

刘培初的记载非常简单：“我们到后，先检查内勤工作。”

相比之下，乔家才的记载可详尽多了。

三人都是初次见面，谈了没有几句，刘培初忽然向乔家才问起一件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据乔回忆，刘培初问的，是北平区书记毛万里的私生活，跟一位女士有关。

乔家才听他提起这件事，顿时警觉起来。

这是因为，毛万里跟刘培初之间，原本就有“茬儿”。当时，毛还在给戴笠当机要秘书，有一次用公家的电台办自己的私事，结果为刘培初得知，举报给戴笠。戴笠大怒，将毛万里关了一个月“禁闭”，秘书也干不成了，“贬”到北平来当书记。

另外，就在刘培初此次视察之前两个月，乔家才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莫名其妙地责备乔家才，不应该与毛万里“闹不团结”，看得乔家才一头雾水，不知道是谁传了闲话。

基于这两点，乔家才不能再说任何于毛万里不利的事情，于是，他对刘培初说：“不知道，我没有看见过。”

刘培初听了很不满意，转而又问周世光。周世光也是不久前才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的，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多事，另外可能性格也比较直爽，于是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了很多，刘培初听了，十分高兴。他对乔家才说：“我看你这个站长连话都不会讲，简直不如周世光同志。”

这话，基本上相当于指着鼻子骂大街了——大凡初次见面，一万个人里都不会找到一个像刘培初这么说话的。像乔家才一样，刘培初也是一个性格非常“艮”的人，说话丝毫不带拐弯的，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听了刘培初的话，乔家才怒不可遏，于是他软中带硬地说：“的确，我不如世光同志。刘先生，你不是代表戴先生来视察工作么？就请你下张条子，把我和世光的工作对调一下，我很高兴世光来接替我的工作，我去担任站书记。”

这一下把刘培初给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刘虽然是“钦差大臣”，可权力还没大到办理人事调动的程度。

刘培初没话了，乔家才还有话，那也是一个讲话不饶人的主儿：

“我身为站长，说话要负责任。不能道听途说，向一位视察团长报告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今天，你刘先生有三点绝对错误：第一，你以视察团长身份向北平站长这样说话，迹近侮辱，有失你的身份。士可杀不可辱，你知道么？第二，毛万里是被你告倒，才调北平工作的，如果你回去向戴先生报告他的私生活，戴先生心里一定认定你的气量小，不识大体，会减低对你的信任。第三，戴先生给我来过电报，在他心目中已有成见，认为我和毛万里在闹意见。如果你根据我说的话向戴先生报告，岂不是证实了我真的和毛万里闹意见么？所以，我绝不能向你说毛万里半句坏话，你懂么？”

乔家才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他这个脾气上，忒直。

这一大套话说出来，乔家才是解了气了，可是他马上想到，这一场论战，“无疑地得罪了一位很有权势的钦差大人，那还了得？”

但是，乔家才的倔脾气一上来，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想：“我不服气这位视察团长，绝不向他低头，我准备卷铺盖，办理移交，等着！”

这一天的“汇报”，不欢而散。

但是此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得乔家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刘培初的看法。

按原定计划，汇报完了内勤工作，第二天，乔家才还要陪着刘培初，访问所有的“外勤同志”，打架归打架，工作不能不干。

头一天，俩人本来商量好，都骑自行车去。结果刚要出发，忽然天降大雨，这下可难办了。站里倒是有汽车，可觉得那样的话目标太大，担心暴露；改乘人力车吧，时间来不及；取消访问吧，失信于下级，更不行。

于是二人商定，骑车出访，一切计划不变，刘培初的视察团下榻在北京饭店，于是，俩人一早从王府井往北，到北新桥、东四、东单，再到西单。中午简单吃了点饭，接着往北，西四、新街口，然后是后门桥、鼓楼，最后回到乔家才在定阜街的寓所，举行欢迎视察团的聚餐会。

这一天的确够辛苦，乔家才深有感触地说：

“滂沱大雨中，在北平城里绕个大圈子，费了一整天时间，确实不是一件平凡的举动，任何一个中央派出的人员，都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培初兄却做了。天气没有阻止我们原定的计划，我们按照原定的时间访问了每一位同志。他们看到我们象一对落汤鸡，按时到达，的确深受感动。如此一位中央大员，给予每一位同志印象太深刻了，对于每一个同志的精神鼓励，其效力之大，真是无法估计。我对他这种精神和作风衷心钦佩，他能排除了官僚作风，确实不是一个平常人物。”

送走了视察团，乔家才心里，多少还有些不踏实。毕竟，他与刘培初只是一面之交。冒雨视查，不过反映了刘的工作作风，是公德；是否挟嫌报复，反映的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私德，是内心深处的东西，这才是最本质的，而看穿一个人的本质，需要时间。

等啊等啊，乔家才始终没有等来预计中的“报复”，直到一年多以后的“七七事变”，乔家才始终在北平，站长做得稳如泰山。

乔后来回忆说：“显然，视察团回去，对我这个倔强的站长，没有做坏的报告，可能连毛万里的私生活也没有报告，这就不一个平常人所能做到的。”

又说：“假定那次遇到另外一个同志，我准会吃暗亏的，因为我对培初兄的态度，要比他对我的态度要坏得多。”

不打不成交，两个人经过此番交手，彼此惺惺相惜，日后居然成为莫逆之交。再往后，二人先后回到重庆军统局本部，且相继担任督察长一职，并称为军统的“两条硬汉”，也是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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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做情报工作的，还有天津的陈恭澍。1936年夏天，陈恭澍回到天津任站长，在参与实施“制裁”殷汝耕的同时，陈恭澍也没有放松情报工作，他的工作重心，是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情况。

据陈回忆：在天津站的“情报员”里，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叫做“张九”，但是，除了这个化名以外，天津站就不了解他的任何情况了，包括他的职业、住址，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说这个人特殊呢，在于他情报的质量，全是有关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情况，用陈恭澍的话说：“情报内容，动态、静态皆有，从军事调动、军力部署，到攻防策略，以及指示汉奸从事骚扰活动等，件件重要。全是我们最需要的。”

作为站长，陈恭澍需要对这些情报做出判断，才能向特务处本部报告。正因为这些情况过于重要，也过于对自己的“路子”，陈恭澍在欣喜之余，也不得不多加小心。

最初，陈对张九的情报持怀疑态度，但经过几次验证，发现他的情报，起码有“十之六七”是比较靠谱的，不容他不信。

那么，他这些情报的来源是什么？张九又为什么要提供这些绝密情报呢？难道就是为了每月那二、三百块钱？

陈恭澍担心敌人在使用“反间计”，即把虚假的材料中混杂若干真实的东西，以取得自己的信任，其后再达到某种目的。

对此不得不防。陈恭澍决定要对此人进行一番调查，他开始了解此人的来历。前面说过，陈恭澍因为“石友三”处理不当，畏“罪”潜逃，被关了禁闭，在此期间，他的北平站站长职务交给了张炎元、实际兼任的天津站站长则交给了吴庚恕。

问题是在陈恭澍重新接任天津站之前，吴庚恕已经离任，所有的“站务”，陈恭澍都是从天津站书记曾澈那里接过来的

于是陈去找曾澈，曾说，我也不了解张九的来历，你可以问一问张九的联系人张奉馨。

陈又找到天津站的情报特务张奉馨，张说：“此人20多岁，不到30，操普通国语、略带东北口音，可以判定绝不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虽然相貌长得不俗，却总带着一脸霉气，抽起香烟来一根接一根，就没有停过。看上去不是有毛病，就是有毒瘾。”

张奉馨又说：“张九这个人颇有才气，他所提供的情报资料，并不是事先写好了带来的，差不多每次都是找一个僻静的所在，随便找一张纸，走笔如飞，一挥而就，连一个字都不用改，也绝不再看第二遍，而且从来一个字都没有错过。”

这个情况引起了陈恭澍的浓厚兴趣，他决定找张九聊一聊。

见面的地点选在法租界。陈恭澍开门见山：“你能明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么？”

张九说：“我在日本驻屯军属下的一个单位做翻译。”

陈又问：“什么单位？”

张九答道：“现在不能说，是为了我的处境，将来可以毫无保留地交代明白。这一点务必要原谅我才好。”

张九不肯说具体的情况，也可以理解，毕竟，搞日本人的情报是性命交关的事情，能够说出“在日本驻屯军属下的一个单位做翻译”，已经够明白的了，不能再说了。

对此，陈恭澍表示理解。他接着又问：“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啊，豁出命来干这个事，其中必有缘由。

张九很痛快：“钱。”

陈恭澍又问：“你要钱何用？”

这次张九没有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亦无须回答，因为陈恭澍已经看出此人是个“瘾君子”无疑，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钱吸食海洛因。

此后，陈恭澍有意地多给他一些钱，果然情报的质量越来越高，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初，陈恭澍奉命到河内，“制裁”汪精卫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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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30日，宋哲元办了一件错事——就在当天，他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签订了一份《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其中包括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等等内容。

这件事把宋哲元搞得相当被动。

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件事已经谈了半年多了。总体来讲，对于什么事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宋哲元心里还是有一本账的。据戈定远回忆：

“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不久，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嗾使下，拟出一个所谓‘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送给宋哲元，宋看过后立即焚毁。”

这种事就是不能做的，一旦做了，就会像秦德纯说的那样，“百死莫赎”，历史上要写一笔的。

“日寇看到这条计策行不通，以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上的压迫，陆续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如：修筑津石铁路（天津到石家庄）问题、开发龙烟铁矿问题、修改海关税则问题、开辟航空线路问题、收购华北棉花问题、长芦余盐出口问题，等等。”

对这些事情，宋哲元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拖，表面上一次一次地谈着，就是不给准话。对此，宋哲元他们自己还给总结了一句话，叫“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不说硬话”就是不跟你抬杠，你说什么我都不跟你明说不行，“不做软事”，就是不办事。比如日本人要求的成立航空公司的问题，就拖了好长时间，来回来去地“谈判”，最后成立了一个叫“惠通航空公司”的空头机构，委派张允荣为总经理，负责筹备工作。据戈定远回忆，这个航空公司，直至“七七”事变发生，也没有正式办起来。

二是推，到了实在推不掉的时候，就往南京推，请示“中枢”。1936年5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批准日商三菱、岩井经办长芦盐输日，每年33万吨。这件事就是事先经过南京批准的，这样，就不用挨骂了，也不用承担可能出现的责任了。

对此，日本人极不满意，宋哲元控制冀察，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日方的谅解，是准备把“华北特殊化”落实在宋哲元身上的。用戈定远的话说：“宋对这些问题，是在既不敢拒绝、又不能同意的情况下，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把问题摆在那里。而日寇的企图是不达目的不止的，宋的这种做法，招致了日寇的责难。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提出了书面的所谓‘经济提携’的条款。”

1936年9月27日，宋哲元电蒋介石，报告“日本提出经济提携与开发事项（航空、铁路、炭矿、铁矿、筑港、电力、棉花、盐、水利、渔业、通信）。”

“中枢”的回复还没有来，1936年9月30日，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请宋哲元吃饭，这顿饭可吃值了！

就在饭桌上，宋哲元与日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签订了《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其中包括“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等等相当多的条款，几乎涵盖了华北经济的各个方面。

不知道当天宋大帅是不是喝了酒，反正不管是不是喝多了，“宋哲元”的白纸黑字写在上边。当年何部长就是因为不愿落这个字才想了那么一个办法，回应梅津美治郎，这宋哲元倒痛快，说签就签了。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老蒋当即令29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戈定远转告宋哲元，要他接受张作霖允许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的教训，“矿可开，路不可修”。

10月4日，宋哲元从天津回到北平，刚刚对外界称“关于华北经济问题及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已与日方商妥。”仅过了一天，10月5日，宋哲元又发表谈话，否认“与日军司令田代作政治事件之谈判”称“仅商及华北中日通航、开采龙烟铁矿、沧石铁路等问题。”可见其被动程度。

12月5日，行政院电宋哲元，不承认“中日经济开发协定”。

这下宋哲元可麻烦了，日本人可不管你“中枢”同意不同意，签了合同就得办。天天找宋哲元，纠缠合同执行问题，搞得宋不胜其烦。

本来，萧振灜在的时候，曾经在“8人会议”上规定过，凡对日交涉，尽可能不要由宋哲元亲自出面，就是怕宋哲元一旦应了日本人什么事情，就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结果宋不听，尤其是他走上前台之后，经常直接出面与日本人打交道，这下难办了。无奈之下，宋又想到了他的老搭档。

据秦德纯回忆：”此后日军益趋骄横，屡向宋哲元将军提出华北特殊化之无理要求，同时依附日阀之汉奸潘毓桂陈觉生等复为虎作伥，从中怂恿极尽威胁之能事，均经宋将军严词拒绝。但宋将军系一纯朴厚重热诚爱国之将领，迭经繁渎精神苦闷已达极点。曾于二十六年二月上旬一日告我曰：“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

秦德纯当即表示反对——事情是你做出来的，你想走，我还想走呢！让我替你顶缸，我不干。于是秦德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宋哲元当年劝他的那一套回敬说：“此事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秦德纯说：“当时宋将军并未坚持，因把回山东的打算暂时搁置。但到了二月二十日以后，日方交涉益繁，压迫愈甚，宋将军以心情恶劣，决定请假回籍，把交涉责任落在我身上，宋将军临行告我两事：①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②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我就在这不接受与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应付了四个多月。”

秦又说：“2月下旬起，日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平均每天最少一二次，日人中有军事人员、外交官员、贵族院议员、新闻记者、退役大将等，当时我不但觉得不胜其扰，而且处境十分艰难，如果说错一句话，就会被认作是外交口实。连我和部属或朋友间的私人谈话也要特别慎重，因为当时日本人收买汉奸，常常将有关外交问题的情报交给日本人，所以我在这一段时期一切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仅半年时间，我的头发已经半白，脱落了很多。”

“当即电陈中央请示机宜，旋奉复示大意要在不丧权不辱国大原则下，妥慎交涉，中央定予以负责支持，当即遵照此原则相与周旋。到五六月间已达极度紧张阶段，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37年7月7日。

忘于江湖

7日7日，是原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日子。

早在1935年12月的国民党“五大”一中全会上，就决定于1936年5月5日公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到了第二年5月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倒是按时发布了，结果刚过了4天，胡汉民就得了脑溢血，再过3天去世了。从此乱糟天的事就开始了，先是“两广事变”，跟着杨永泰被刺，跟着华北让日本人搅和得一塌糊涂，到年底，连老蒋都被张、杨抓起来了，还开什么国民大会！

无奈，在1937年2月19日召开的“五大”三中全会上，决定了两件事。

第一，老蒋就自己冒冒失失地跑到西安，结果被扣押一事写了检查，并“请辞本兼各职”。对此，大会议决：对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不予置理，同时对老蒋“恳切慰留”。

第二，议决国民大会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即顺延了一年时间。

1937年6月1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总监督处，筹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6月1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派宋哲元为国民大会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代表选举指导员”。

6月2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令冀察平津四省市“亟速办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最终，选举的日期，定在了7月7日。

主持宛平县选举事务的，是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

洪大中原来是办报的，与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王冷斋很熟。1937年1月1日，王当了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宛平县县长以后，就请洪过来帮忙，主管田赋钱粮。

据洪大中回忆，当时王冷斋一身兼四个职务，除了专员兼县长以外，同时还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及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因此王冷斋非常忙，每晚必到新闻检查所办公，检查第二天要见报的各类新闻稿件，因此平时只是上午到宛平县批阅公文，下午一般不到县。

至于专员兼县长的那份工作，由于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特殊地位，王冷斋这个专员，主要精力都放在对日“外交”上，因此专署仅有一个秘书室，除外交秘书以外，另设中文秘书一人，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没有其它机构编制。专署管辖的各县，一般行政工作直通河北省府，所以，这个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只是为王冷斋提供一个对日“外交”的名义而已。

至于宛平县，除了主管田赋钱粮的第二科以外，还有主管民政司法的第一科、主管地方财政的第三科，这个管理体制，颇有点像前清，县太爷以下，请刑名、钱谷师爷各一位，只不过把财政及相关管理事宜分成了两个部分。另外，毕竟时间已经进入现代，宛平县另外还有一个第四科，主管建设。

洪大中同时还兼任着宛平县政府秘书，是王冷斋的主要助手，我们前面讲过，民国时期，各个机关都没有很多的副职，他这个秘书，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副县长。因此，洪大中也经常协助王冷斋办理一些对日“外交”的相关事务，“王冷斋的分工是应付上层，主要是指北平和冀察当局交办的事项；我应付县府日常工作以及涉及丰台日本军警宪、日本浪人的纠纷。”

7月7日，为了代表选举的事，洪大中忙了一天。因为河北省政府有规定，这些票箱要集中送到省会保定，才能开箱统计，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得开箱。而且，不论离省府的距离有多远，必须在7月7日当天送到省里。因此，事先，洪大中就与派赴各区、乡监票的工作人员研究好，票箱什么时候可以送出，什么时候可以送达指定地点集中。

当天下午4点，所有票箱均已集中到宛平县衙，洪又与铁路局联系，要求5点30分南下路过宛平的火车在卢沟桥附近停一分钟，以便把十几个票箱送上车，不然就要运到长辛店站，再去保定就来不及了。

这样，洪亲自盯着票箱送上了火车，又派了两个人押送，这才放心往回走。

忙完了这件大事，洪大中一身轻松，他说：“送走了客车，在我眼前展现出一片开阔地。清风徐来，吹散了午后的暑气，刮得玉米叶子唰唰作响，夕阳照耀在地平线上，缕缕炊烟四起，衬托满天彩云。眼前一幅多么美好的大自然风光!”

然而，接下来的事，却不禁让洪大中紧张起来。

洪刚刚回到县城，就听公务员小刘说：“城外演习的日军还没撤回丰台，并在构筑工事。”

洪大中非常警觉，马上到守军金振中营长处了解情况。前面说了，王冷斋每天晚上要回北平审查新闻稿件，而且他的家也在城里，因此，每天晚上，就是洪大中在料理宛平的一切。

为了防备万一，洪大中通知警察局，天黑之前就把东门关上。忙了一天，洪大中也累了，回到宿舍，饭也没吃就倒头睡了。

半夜，洪大中为嘈杂的人声惊醒，一问才得知日军有可能要攻城，据洪大中回忆，当时，“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鬼子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打鬼子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西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仅西门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洪大中感慨地说：“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卢沟桥抗战开始就值得颂扬，值得骄傲。”

不久，王冷斋赶回宛平，与日军进行谈判。洪大中则另行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由于战斗开始以后，电话线即被日军破坏，宛平与北平城里联系不上，此时，洪大中打听到丰台的线路仍与北平相通，于是，他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潜赴丰台”。

据洪大中回忆，他是8日拂晓前到达丰台的。到了丰台以后，他找到电话总机，总机听说他是为了传递卢沟桥战况而来，马上保证随叫随通。有人说：“把这两条线给他作专用线吧，以免走漏消息。”不仅如此，他们还告诉洪大中，“丰台商会的人已逃走，房子电话都是现成的，可以利用。于是我就在丰台商会住下来，靠一把椅子，守候在电话旁。”

洪大中说：“他们的热情给我极大的鼓舞。我也向他们保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后退，愿为抗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洪大中在丰台打电话到宛平县，接电话的正是公务员小刘，洪叫他守在电话旁不要离开，“把战况和专员向北平报告的事项及时告诉我，再由我转告北平。他从此就成了不怕死的义务接话员，昼夜守候在电话旁。专署、县府是敌人炮轰的目标，七七之夜，敌人第一炮就打中专署大厅，墙倒屋坍，有继续发生危险的可能。小刘对此毫不在乎，与总机话务员一样。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颗爱国抗日的红心。”

洪大中在丰台坚持了三个昼夜，直到7月10日，才赶回北平城，继续参加与日本人的“谈判”。

谈判的双方，中方规格很高，有秦德纯、冯治安，还有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日方却只来了几个很小的角色，据洪大中回忆：“九点多钟在秦德纯家开会。日方出席人员仅仅是冀察政委会顾问樱井等五人，没有一个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松井、今井等均未出席，一看便知日方对这个会是不重视的。会上，日方公然要我方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还要我方向日方赔礼道歉。”

接下来发生的事，许多当事人都有回忆，周永业是这样说的：“何基沣旅长面带忿怒，咬牙切齿地对中村讲：‘我已退避了三舍，做到仁至义尽，你如再向前进，我决不客气。’(这时有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给何基沣照一个像)中村对何基沣说：‘我崇拜你的英雄气概。’”

洪大中则是这样说的：“何基沣听了勃然大怒，指斥樱井：‘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犯，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就把小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再不敢开口。”

这时。已经是7月11日凌晨。谈来谈去，不得要领，这次“谈判”，本来是日方提议进行的，结果日方代表竟在会议休息时悄悄溜走，不知去向。

何基沣愤愤地说：“对付他们只有像夺铁路桥和龙王庙战役那样，狠狠地揍他们，叫他们知道厉害才行。谈判必然是吃亏上当!”

洪大中也说：“正当我们寻找日方谈判代表时，卢沟桥方向枪声又起。事实证明，日本人的‘和谈’只是缓兵之计，而我方则以和谈为目的，所以最后弄得一塌糊涂。”

忘于江湖

中日之间，终须一战，这一战打起来了，主事的宋哲元却不在北平。目前，秦德纯最需要做的，是赶紧把宋大帅从山东老家乐陵请回来，主持一切。

秦德纯派出了三个人，一文两武，文的，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武的，一位是132师师长赵登禹，另一位，是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

张克侠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只不过，这个身份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张克侠，是1929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

张克侠，1900年生，河北献县人，原名张树棠。

1916年，张树棠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2年毕业，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次年毕业后，进入西北军，同他一起投入西北军的还有何基沣、董升堂、边章武等同学。

还在张树棠读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定了亲，女方是河北通县草房村的一个农家姑娘，叫李德璞。

到1924年，西北军统帅冯玉祥的妻子去世，经人介绍续娶了一个，这位续弦，正是李德璞的姐姐李德全，就这样，张树棠与大他18岁的冯玉祥成为了连襟。

1924年，因肺结核回家养病半年多的张树棠应同学李明灏之邀来到广州，被军政部部长程潜任命为“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这个学校就是史铭曾经就读的那个“湖南醴陵子弟学校”，后并入黄埔军校。

在此期间，张树棠改名张克侠，并结识了军校一期生、共产党员左权，据张回忆：“我们曾晤谈多次，他给我印象很深。”

不久，张克侠返回西北军，任学兵团副团长，团长就是张自忠。

据张回忆，1926年8月，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后回国，他的夫人李德全仍留在苏联，她给张克侠带信儿，“热情赞扬苏联的革命和建设，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成立了一个中国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劝我去学习。”

经过许多周折，1927年9月，张克侠如愿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联，张再次遇到了好友、正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的共产党人左权。

通过学习，张克侠的觉悟提高很快，并决心参加共产党，“建立光明的新世界”。但是，他的入党要求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在此前的国共合作时期，有许多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其中就包括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7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局，斯大林一度完全断绝了与国民党的关系。这样一来，准许入党的人，仅限于劳苦大众出身的人。而张克侠是西北军的高级军官，显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于是，张的申请被搁置了。

1928年，苏共决定将所有的国民党及非共产党学生分批送回国内。行前，党组织曾找张克侠谈话，指出，当前国内白色恐怖猖獗，在这个时候提出入党，本身就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要他回国以后，继续努力争取。

1929年7月，张克侠再次提交了入党申请，并要求到苏区工作。不久，张的入党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上级党组织专门派人来与张克侠谈话，指出：“中央已批准你为共产党员，是特别党员。你不要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不可暴露身份，要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以后，党中央会与你直接联系。”同时要求张克侠继续留在西北军工作。

从此，张克侠开始了“在西北军中孤军作战的生活。”

1930年，29军成军，张克侠仍与张自忠搭档，任38师参谋长。1934年，宋哲元提拔冯治安的37师参谋长张樾亭任29军参谋长，为了平衡张自忠与冯治安的势力，同时提拔张克侠为29军副参谋长。

张克侠等三人乘飞机赶到保定，转往乐陵。结果两下走差了，等他们赶到乐陵，宋哲元已经到了天津，三个人赶紧又回到天津，总算见到了宋哲元。

接个军长还能走差了，这当下属的也太差劲了，还能干点事不能！

不是那么回事，这里边有“茬”。

据何基沣等回忆，早在“七七事变”之初，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29军总参议）、秦德纯等人就给宋哲元打电报报告此事，当时：“（宋）虽然表现了惊讶与不安，但是他却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在答复张等的电报中，说明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张、冯等在发出给宋的电报之后，并请邓哲熙前往乐陵，促宋速返，主持一切。”

对此，宋的态度是：“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这时，南京方面主张宋哲元应该先去保定，看情况发展如何，再决定是否回北平——南京是担心宋一回北平，马上会陷入日本人和一干汉奸的包围，担心他经受不住游说而动摇。

因此，张克侠等此行的目的，是接宋哲元回保定。

但是宋哲元不这么想，他要去天津，跟日本人谈判，因此，没等张克侠他们来，宋哲元已经动身走了。

南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