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一个话务员，有什么可“著名”的？

张我佛还就是一个“著名”话务员，而且他的成名，尚在魏大铭之前。

张我佛的成名，缘于他曾用自己的身体护卫过蒋介石。

张我佛，原名张俎鸿，生于1909年。中原大战时期曾在蒋介石“随节电台”任话务员。

1930年的中原大战，对于蒋介石来说，远不像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到的那么轻松，如果不是张学良在关键时刻的武装“调停”，最后是怎么个结果还很难说。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曾几次身处危局，最悬的一次，就要数1930年6月18日那一天了。

1930年5月8日，正是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蒋介石从南京北上“督师”，他乘专列走津浦路，奔陇海线，6月18日，其“行营列车”停靠在商丘火车站。

不知怎么，冯玉祥得到了这个消息，其实也不奇怪。蒋的专列，本就是个很大的目标，那个时候保密的意识还没那么强，况且又是战争年代，每天疲于奔命，哪里还想得到保密。

没那闲功夫！

于是，冯玉祥派他手下的暂编骑兵第2师师长郑大章偏师偷袭，直取商丘。

郑派出了500多骑兵，着便装夜行，绕开交战地点，“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于6月18日夜，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商丘车站。

等到警卫发觉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机车已经被破坏，跑不了了，只能就地抵抗了。蒋的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三百多人，全部下车，将蒋的专车车厢团团围住，由于没有重武器，战斗态势极为被动。

除了警卫连，“行营列车”上最大的单位，就是“随节“电台了，除电台台长张杏生外，还有四个话务员，另外还有几个搬运兵、勤务兵，再就是伙夫等等工勤人员了，一共有四十多人。

据记载，蒋介石当时非常镇静，端坐不动，“稳如泰山”，不知道其中是不是有美化的成分。不过，作为一个军人、“三军统帅”，稳如泰山也是应该的。

他镇静，别人可镇静不了。“随节列车”的“秘书长”、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高凌百——就是帮蒋介石起草指责胡汉民的那封信的那位——发现情形不对，马上把剩下这几十号人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专列的车厢上，都有供向外射击用的枪孔，大家每人把着一个，参与作战。

孰料，没过一会儿，居然有一颗子弹从射击孔钻了进来，当场将四个话务员中的一个打死，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子弹有多密集。

高凌百立马慌了神，这要是一颗子弹钻进来，正打在蒋介石的那颗光头上，会是个什么结果！照他想，蒋介石最好趴到车厢的地板上，最为安全，但这不可能，他也不敢向蒋提出这种建议。

当时在蒋身边的，正是张我佛，高凌百叫他过来，悄悄告诉他：“你站在总司令的身前，一步也不要离开，看我的手势，只要我示意，你马上抱住总司令，滚倒在地上。”

张我佛奉命惟谨，站在蒋介石身边。一会儿蒋问他：“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回答：“奉命。”蒋应该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正在危急时刻，奉命开往前线的中央军校学员100多人听到密集的枪声，发现正有人在围攻“随节列车”，马上加入战斗，黑暗中，对方摸不清来了多少增援部队，不敢恋战，趁夜退走。

据说，天亮以后打扫战场，只发现了100多匹死马，却没有发现一具对方的死尸，蒋介石这边，连死带伤的，也有100多人。

商丘一战，张我佛舍身护主，赶上三国时的曹洪了，就此一举成名。

中原大战之后，张我佛考上了厦门大学，念书去了。1933年，魏大铭着手为戴笠建立通讯网，张我佛正读到大学三年级，奉魏之命，牺牲学业进入特务处，担任报务员。

张我佛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每天晚上上班，从12点开始联系这个电台，一直叫到天亮，连续三天，毫无结果。

戴笠急得什么似地，但急也没有用，总不能自己上台子去叫吧。

功夫不负苦心人，到第四天夜里，张我佛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奇怪电台，他马上报告魏大铭，魏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给戴笠。

戴一听高兴极了，连鞋都顾不上穿就跳到床下，守在电话机旁。

特务处总台设在白鹭洲，张我佛开始接收对方的电报，为节约时间，他把记录下来的电码告诉电台值班主任于炽生，于直接通过电话打给鸡鹅巷53号戴笠公馆的值班译电员姚敦文，姚翻译后交给戴笠，这一夜一共收到50多个字，双方约定上午8点再次联络。

然而，有这50多个字已经足够了。

因为，郑介民那边已经得手了。

忘于江湖

同时做广东空军工作的，还有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不过他没有到广州去，而是在香港。

军统的很多老人，回忆起来，都反映说郑介民这个人胆子特小，从不敢身处险境。

整个军统，戴笠还就是对郑介民比较客气一点，叫他“郑先生”。不像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顶多了在名字后边加个“同志”俩字儿。同样是搞策反，郑介民就不去广东，戴笠拿他也没辙。

不管他去没去，反正人家郑介民把事是给办成了。

郑介民是华侨，广东空军有个飞行员叫陈振兴，也是广东籍华侨。这个陈振兴是运动员出身，游泳、舞蹈无不擅长，交际很广，郑介民通过他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

陈卓林，1892年生，广东台山人，曾在美国蒂莱斯特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23年回到广州。1924年，任广东军事飞行学校的飞行教官。1932年，陈济棠通过“西南两机构”成立广东空军司令部，陈卓林任参谋处长，后来升任参谋长。

陈卓林是广东空军的老人了，事情进展很快，联系上不少飞行员，准备投向“中央”。郑介民将陈秘密约到香港，谈妥了条件。

此时，郑介民遇到了一个困难——前期的运作，需要8万港币。

8万港币不是小数目，据说相当于5万大洋。郑介民没有这么多钱，有也不敢做主，于是他打电报给戴笠，请他去想办法。

戴笠也没有这么多钱，他去找航空委员会，对方不但不给，还皮里阳秋地说：“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啊。”

戴笠没法跟他们喘这个气，于是要交通科长胡子萍去买两张当天晚上的车票，带着副官贾金南去了上海。

第二天戴笠就回来了，挺兴奋地对胡子萍说，5万元算什么，不是被我搞到了。我们什么时候“乱花”过领袖的钱！只要能把陈济棠的空军夺过来，50万也值得！

原来，戴笠回上海，是去找上海的一个名女人许兆贤。

当年，许兆贤是上海交际场上的一个名人，也是戴笠的红颜知己，社会关系很广泛，戴笠去与她商量，看找谁能借5万元。

没想到，许兆贤当时就取下自己戴的的一条项链，说这条项链你拿去质典，至少能值5万，你拿去先办事，其他的以后再说。

戴笠十分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千恩万谢地退了出来。

许兆贤后来嫁给了广东同乡熊少豪，熊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做事，两口子都曾帮过戴笠不少忙。

五万元汇给郑介民，一切OK。通过陈卓林，又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

黄光锐，1899生，广东台山人。黄自幼随父亲去美国，加入美国籍，并考取飞行执照。1922年回国，1923年7月，黄光锐协助广东航空局长杨仙逸研制出一架飞机。孙中山命名这架飞机为“乐士文号”，1924年，黄光锐继任航空局局长。陈济棠夺取广东空军以后，任命黄光锐为空军司令。

黄光锐、陈卓林找到了手下的几个中队长马庭槐、陶佐德、何泾渭、谢莽、邓显刚、敖伦等几个人，对他们说准备投向“中央”，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

敖伦记得，当时黄光锐问他们：“怕不怕枪毙？”他们说“跟着陈济棠打内战是死路一条。”黄光锐很满意，令他们保守机密，等待时机。

当时，敖伦他们还建议，说第二中队中队长丁纪徐等几个人与陈济棠关系密切，暂时不要告诉他们，以免泄密。

据敖伦后来回忆，大家为什么心这么齐：一个是由于陈济棠打着抗日的幌子，“倒行逆施“，大家生气。第二，凡人群就有左中右，广东空军派系林立，高层生活腐化，飞行员们心里不痛快，人心思变。第三，陈济棠整日被他那个哥哥陈维周装神弄鬼，搞得团团转，早就看不过眼。陈的老部下第2军军长香翰屏曾经好意劝他“远离小人”，结果被陈济棠撤了职，大家早已心灰意冷。

此时，戴笠这么一介入，恰如一个导火索，轰隆隆大厦将倾。

谁也没想到，还没等黄光锐下令，6月16日，已经飞跑了7架飞机！

忘于江湖

“擅自”出走的飞行员，分属第二中队和第五中队，队长分别是丁纪徐和敖伦。

黄志刚，第五中队飞行员，黄志刚与陈振兴是航校六期的同学，受陈的策动，准备投向“中央”。接着，经黄志刚又串联了第二中队的飞行员黄居谷、蔡志昌等，密谋起事。

6月16日，利用训练的机会，黄志刚率四架轻轰炸机，在从化起飞；黄居谷率三架驱逐机，在天河起飞，当天降落在南昌机场，并由7人连衔发表了声讨陈济棠的通电。

后南京政府将黄等编为空军第十七中队，任命黄志刚为中队长，其他飞行员全部晋升为上尉军衔。

据第二中队飞行员钟锦棠回忆，6月16日早上，黄居谷准备出发的时候，曾建议钟锦棠与其一起做编队训练，意思是让他同走。结果钟没有会意，说先练习着陆，再飞编队不迟。黄不好说得太明了，只好自行出走。后钟锦棠见黄等一去不返，后悔不迭。

黄志刚等人的“擅自”出走，打乱了黄光锐、陈卓林等的全盘计划。此时，他们还没有做好集体“出走”的准备工作，不能露出形迹。出了这样大的事，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只好假装疯魔地派陈卓林前来兴师问罪。

一来，先把黄居谷所在的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抓了起来。

丁纪徐平素与陈济棠走得比较近一些，大家都对他有些忌惮。正好把事情的责任硬栽到丁纪徐的身上，这样既可表示出以公心，又正好借以恶心陈济棠，可说惠而不费。

钟锦棠与飞走的七人都是航校六期的同学，黄居谷等三人又是在与钟共同训练的时候跑的，自然也是调查重点。

当时陈卓林做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问钟，昨天发生的事情，丁纪徐事先知道不知道？

此时，钟锦棠作为一个下级飞行员，并不知道黄、徐已经与南京达成协议，准备“出走”的事情，此番前来，纯属做作，给陈济棠看的。

但初生牛犊不怕虎，钟锦棠毫不躲闪地说，丁纪徐不知道，他要知道了，飞走的会更多。

陈卓林又问，你事先知不知道？这次钟锦棠答得更脆：“黄居谷昨天确实暗示我了，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否则，我肯定跟他们一起飞走。”

陈卓林听了，心里暗中满意，但又不好过多表现出什么来，只好说，“我并不是审讯你，只是了解情况。”于是给了钟锦棠200元港币，让他“安心工作”，然后心满意足地押着丁纪徐找陈济棠复命去了。

按下葫芦起来瓢，几乎与此同时，海军又出事了。

——跑了两艘鱼雷舰。陈济棠从英国、意大利购买的4艘鱼雷舰，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是陈济棠海军中的精锐。

据许耀震回忆，策反鱼雷舰的，是原广东海军司令陈策。

陈策，1893年生，广东海南文昌人。广东黄埔海军学校第十五期毕业，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任命陈策为广东舰队司令，1932年，陈济棠强行将广东海军划归第1集团军，陈策被迫“下野”，出国考察。

陈策是旧中国海军的一位风云人物，广东海军的许多人物都曾是他的下级，由他出面策动海军，再合适不过了。

据当时在鱼雷舰上服役的李鼎新、汤生等人回忆，当时，陈策联系了4艘鱼雷舰的舰长邝文光、麦士尧、陈宇钿、邓萃功，准备同时出走。临到走的那一天，由于联络不畅，没有找到麦士尧。陈宇钿倒是找到了，结果他在回舰时，公共汽车中途又抛了锚，等赶回军舰时，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只有一、四两舰按计划出走成功，逃到香港。

陈济棠垮台以后，一、四两号鱼雷舰又返回广东海军。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1937年的虎门海战中，4舰均被日军击沉。

海、空军接连出事，陈济棠气得七窍生烟。7月6日，陈济棠召集所有空军人员训话。他说，“广东空军人员应以整体为重，切勿妄动。若离开团体，投奔他处，寄人篱下，其结局是悲惨的，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陈济棠讲了近一个小时，说到伤心处，竟至声泪俱下。

此时，陈济棠还没有想到，十天过后，更加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等待着他。

为了防微杜渐，陈济棠明令，所有飞机一律锁在机库当中。如有训练任务，只加满足1小时飞行的油量，以限制长途飞行。

7月10日，蒋介石派来3架侦察机，到广州上空抛洒传单。黄光锐趁机向陈进言，你看，我们的飞机都在机库里，无法随时出动，否则，不就可以把蒋的飞机打下来了么。陈济棠听着也有道理，慢慢放松了管制。

接着又有人建议，说可以把广东空军所有的飞行员的家属接到某处，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对此，提出反对的是陈维周。他说，不用这样做，我看过这些飞行员的面相，没有一个是脑后有“反骨”的，可以信赖。

最后，陈济棠派他第1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李鹤龄到空军来监视大家。于是，陈卓林派大家轮着番地请客，天天陪着他花天酒地，根本无暇外出了解情况，执行监视任务。

接着，大家又集体请愿，要求释放丁纪徐。由于查无实据，7月13日，陈济棠释放了丁纪徐。

这丁纪徐才叫冤枉！被黄光锐、陈卓林平白无故地把一宗大罪扣在头上，其实他也不过是表面上看着与陈济棠走得比较近而已，并无其他企图。在7月18日的“胜利大逃亡”中，丁纪徐也逃到了香港。

海、空军的事，暂且放在一边，因为，陈济棠的陆军那边又出事了。

忘于江湖

对陆军的策反，最初是老蒋亲自抓的，时间还在对空军的策反之前。只因一开始没有找对门路，结果反而落在空军之后“见响”。

老蒋曾当过粤军的参谋长，对广东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因此，他打算亲自出马，策反陈济棠的陆军。

派谁去呢，他的目光落在了林虎身上。

林虎，原名林荫清，1887年生，广西陆川人。

林虎从16岁起就一直在广东、广西当兵。“二次革命”时曾任江西讨袁军左翼司令， 1918年5月，林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1919年11月任粤桂边防军总司令。1924年5月，北京政府委任林虎为广东督办。1925年3月，林虎被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打败，此后一直避居香港。

林虎在广东、广西打了二十年，可谓门生故旧满两广，而且陈济棠也曾经是他的手下，派林虎去联络两广军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老蒋跟林虎有交情，因此，他准备派人去香港会见林虎，请他“出山”。

此时，林虎在九龙新界隐居，不过问任何政事，也不与政界的任何人打交道，所以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去，才能跟他过上话。

先出马的，是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他派了香港中国银行的一个经理去，结果连门都不让进。

杨永泰的面子不够，蒋介石想，杨永泰与林虎没有任何渊源，不见也正常，我派一个他的广西老乡去，总可以吧。

于是，蒋介石让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去想办法，黄是广西容县人。于是黄绍竑让自己的旧部黄权、当时也在九龙，就近前去拜访，结果仍是不得其门而入。

两碰钉子，老蒋也觉得很栽面，于是，他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戴笠。

戴笠打电报给潜伏在广州的梁干乔，让他去想办法。

梁干乔是广东人，让他去找门路、联系广西人林虎，确实有些难度。于是，他找到了军校同学邓匡元。

邓匡元，1904年生，广西柳城人，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此时同样担负策反两广的任务。

邓匡元一听也很挠头，像林虎这个层次的人物，两个省主席都见不到面，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两个人对着发愁。

偶然中，邓匡元与他的老乡，广州市社训总队第1团团长何峨芳谈起此事。

何峨芳，1908年生，广西苍梧县人，军校六期骑兵科毕业。

还在军校入伍生队的时候，何峨芳被编入第一总队骑兵队骑兵第二连，与徐亮是一个连的。我们知道，戴笠也是军校六期骑兵科出来的，徐亮与他一起参加了“密查组”的工作，并因此而成为特务处的得力干部、军统“十人团”之一。

徐亮很欣赏何峨芳的才干，早就劝他跟着戴笠干。何峨芳却有自己的打算，因为他早听说特务处纪律峻厉，他不大愿意受这个约束，于是婉拒了徐亮的邀请。但表示说，如果需要自己帮助，会尽最大的努力。

这不，需要何峨芳帮助的事情就来了。

何听了邓匡元的苦恼，马上对他说：你去找陈文波，他能够见到林虎。

何峨芳对邓匡元说，有个广东人陈文波，与陈济棠是同宗，不知怎么与陈济棠不对付了，还是有什么血海深仇，居然派人挖了陈济棠的祖坟，陈济棠要宰了他。结果陈文波跑到上海经商，此人长袖善舞，很快成了上海的巨富，你去找他吧，他有办法。

1940年，何峨芳任军统局广西站站长，到底还是做了戴笠的手下——戴笠看上的人，无论好事坏事，一般来讲，是跑不掉的。

梁干乔根据何峨芳的指点，到上海找到了陈文波。一说来意，陈哈哈大笑：“你要我干别的，不一定行。你说要见林虎，我敢担保，他会待我以贵宾之礼。”

粱问陈文波，你认识林虎么？

陈说：不认识啊。

梁干乔自然要请教其中原委：“那你凭什么要林虎把你当成贵宾呢？”

陈文波说，我有两个侄子在跟着林虎当副官，现在他倒霉了，依然跟着他。不仅如此，林虎的儿子在上海念大学，我每月资助他儿子200元，两年了，林虎说我这个人讲义气。你说，现在我去看他，他会怎么对待我？”

梁干乔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太好了，我们一起去见戴先生。

陈文波说：“是这样，我只能带你们进他家的门。但是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你们要让他干什么，这个我不管，你们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跟我一块去。”

戴笠手下，“能说会道的人”多了，而且净是广东人，陈亦川、陈质平，这两个人还记得吧？都是广东人。

这次，戴笠派出的，是另一个广东人张君嵩。

忘于江湖

张君嵩，1898年生，广东合浦人（今属广西），军校一期毕业。

张君嵩时任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就是何峨芳的顶头上司。当时，张君嵩正在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受训，于是被戴笠派到广东，游说林虎。

陈文波带着张君嵩，果然很顺利地见到了林虎。不知道是张君嵩会说，还是蒋介石的亲笔信起了作用，林虎第二天即动身前往广州。

通过各方面的工作，陆军中不少高级将领表态愿意归顺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李汉魂和陈手下的第一悍将余汉谋。

李汉魂，1895年生，广东中山人，保定军校第6期毕业。进入粤军以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路干到师长。陈济棠扩充第1集团军的时候，提拔他为第3军独立第3师师长。

据余汉谋的部下胡铭藻回忆，7月1日，他见到李汉魂，李一见他就气冲冲地说：你知道陈济棠要干什么吗？他这是要带我们走死路啊！我已经与邓龙光、莫希德（均为陈手下的高级将领）一道请幄奇（余汉谋字幄奇）负起“倒陈的责任”，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干。可幄奇一直犹豫，还说要到香港去发表通电。到了香港，离开部队，还有什么用？

李还说，明天我就要回汕头，很快通电反陈，希望你把这个话带给幄奇，如果他不出这个头，那就算我看错他了！

次日，李汉魂回到驻地，然后仿照关云长“封金挂印”去了香港，7月6日，李汉魂发出“鱼”电，声讨陈济棠。

李汉魂的作为，触动了余汉谋。

余汉谋，生于1896年，广东高要人。

余汉谋也是保定军校第6期毕业的，跟李汉魂是同学。毕业以后，余进入粤军，其经历跟李几乎完全一样，也是从最底层干起，一个台阶不拉地干到师长。

不同的是，余汉谋一直是陈济棠的直接下级，陈提升一格，他就跟着水涨船高，陈当师长，他当副师长，陈当军长，他当师长。直到第1集团军成立，余汉谋任第1军军长，属于陈济棠的精锐部队。

尽管如此，陈济棠对余汉谋并不信任，1932年，陈济棠借口帮蒋介石“剿共”，把余汉谋第1军的驻地从广东调到江西，远离家乡，早有宿怨。

同时，余汉谋对陈济棠的许多做法，并不认可，不值其为人，尤其是对他事事听从他那个哥哥陈维周的摆布，早就看着有气。

据余汉谋的副官处长卜汉池回忆。1932年6月， 余汉谋曾对他说：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民众都在抵制日货，唯独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利用他担任“两广盐运使”的便利条件，派缉私舰艇从香港载运日货运回广东境内贩卖。

因此，余汉谋派卜汉池回广州，让他告诉第2军军长香翰屏：余汉谋要和香一起去见陈济棠，劝他阻止其兄的走私行为，如果陈济棠不听，余汉谋和香翰屏就一起辞职不干了。

临行，余汉谋特别强调，提醒香翰屏，千万不要单独去见陈济棠，一定等余有机会回到广州的时候，俩人一块去找他进言，力量更强一些，法不责众嘛。

香翰屏，1890年生，广东省合浦县人（今属广西），合浦是名将之乡，粤军的很多都出身这里，比如陈铭枢，李扬敬、张枚新等。其中陈铭枢与香翰屏还是姑表兄弟，李扬敬是第1集团军第3军军长，张枚新则是香翰屏的老部下。前面说到的策反两广的张君蒿，也是合浦人。

1912年，香翰屏入广州法政学校，并加入国民党。后加入粤军第1师第4团，师长即他的表兄陈铭枢，团长就是陈济棠。

1932年，陈济棠扩充第1集团军，香翰屏被任命为第2军军长。

卜汉池奉命去见香翰屏，把余的意思转告了他，没想到，香翰屏却有不同的见解。

他说，以陈济棠的性格和他对陈维周的信任程度，不要说两个人，就是再多去几个人，也照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与其两个人一起垮台，不如由我一人牺牲不干，留幄奇作为将来替代陈济棠的地位，这样做较为上策。”

香翰屏把陈济棠看得很透，早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既然如此，不如以这样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提前与陈济棠“掰”掉，划清界限，把自己的脚步站住，以便在未来的新格局里确保一席之地。所以他自己做公孙杵臼，留着余汉谋做程婴，“吾任其易，君任其艰”。

此后，香翰屏果然单独去见陈济棠。

不出所料，陈济棠听他说陈维周的“坏话”，立时大怒，不仅强迫香翰屏自行辞去第2军军长的职务，后来又把香翰屏赖以起家的第2军第2师师长张枚新也给撤了，最后连香翰屏兼任的中区绥靖委员也给抹了，一撸到底，成了老百姓。

此事一出，对余汉谋刺激极大，衔恨于心。

当初，在陈济棠策划造反的时候，余汉谋就提出反对，但陈不听，余汉谋也没有办法。此时见李汉魂这么做得这么决绝，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7月6日，余汉谋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7月8日，余汉谋乘蒋派来接他的飞机飞抵南京。

行前，余汉谋明人不做暗事，把要去南京的事告诉了陈济棠，并表示对他的造反坚决反对。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西南两机关”，取消第1、第4两个集团军番号，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4路军总司令；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同时，给陈济棠任命了一个空头的军委会委员。

至此，陈济棠已是众叛亲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忘于江湖

可叹的是，此刻的陈济棠，依然没有意识到他在广东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7月16日，陈与李宗仁分别就任“抗日救国军”正、副总司令。

同一天，挑起倒陈大旗的余汉谋，从驻地江西大臾率部入据广东韶关，并发表通电，令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

此时，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

黄召集空军全体人员集会，把准备投向“中央”的意思告诉了大家，并说：“大家要镇定、行动要一致。我不会带你们走黑路，一定带你们走一条光明之路。”当时，有的人还对黄光锐把话讲得这样露骨感到惊讶，怕消息一旦泄露而出事。

实际上，黄光锐早已经安排好了。

7月17日，黄给每个飞行员发了100元安家费，并指定了每架飞机的驾驶员、机械人员和搭载人员。没有分到飞机的，则于次日自行前往香港。

7月18日，广东空军82架飞机先后从虎门、天河等机场起飞，除一架坠毁外，均于当日分别抵达韶关、曲江等处，出走的飞行员、机械人员达150人之多。


另外、黄光锐、陈卓林以及广东航空学校校长胡汉贤等头脑则直飞香港，与特务处接头。

不明不白地被冤枉的丁纪徐，憋了一肚子气。被释放以后，直接回了家，不打算上班了。黄、陈等后来去看他，表示抚慰，他也很冷淡，认为他们二人故意整人。7月17日，赋闲在家的丁纪徐也没有分到飞机，而是于当晚自行乘车到了香港。

据7月18日第一个抵达曲江机场的飞行员钟锦棠回忆，当他落地以后，见到余汉谋，钟报告说是来投奔“中央”的，余问他事先怎么不通知？钟说，时间太紧，来不及。

余汉谋说你们这事干的太危险，差点没让高射机枪给你打下来。

原来，为防止陈济棠的空军轰炸韶关，蒋介石特派了南京防空总监黄振球随同余汉谋一起南下，并在余军驻地布防。

钟一听忙说，别打，后面还有大批飞机要来呢。

正说到这里，“大批飞机”遮天蔽日般盘旋而至，地面登时乱作一团，都以为是陈济棠派来轰炸的。

余汉谋大喜，赶忙传令不要开火，并妥为引导着陆。

当晚，余汉谋摆盛大宴会款待大家，并发给每人慰问金400元。

1936年7月27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了投奔“中央”的所有飞行员，中队长以上人员颁发“五等云麾”勋章一枚。

1936年8月6日，黄光锐被任命为为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丁纪徐为教育长，陈卓林则被任命为南昌空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

1938年4月，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易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黄光锐仍为校长。抗战胜利以后，黄光锐晋升空军中将，旋即退役，后赴美国。1986年，黄光锐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享年88岁。

1940年，陈卓林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3年3月，陈卓林任“央航”总经理。1949年11月9日，陈卓林和刘敬宜一起组织了“两航起义”。1965年，陈卓林在香港逝世，享年73岁。

空军的集体出走，对于陈济棠来说，好比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直到此时，陈济棠才搞明白，他哥哥陈维周“扶乩”得到的那个“机不可失”的结果，其真实含义并非“机会不可丢失”之意，而是“飞机绝对不可以失去”。

既然飞机没有了，那么一切也就都没有了。

7月18日下午5时，陈济棠给余汉谋发出了最后一通电报：

【幄奇兄：

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报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

济棠

18日】

从电报中看，在这场赌博中败到了家的陈济棠仍不失大将风度，看他的口气，既坦承事败，又不失老上司、老大哥的身份，国家、桑梓、同志，一一谆谆嘱托，最后还不忘来句客气话，不愧大家风范。

胜者有胜者的骄傲，败者有败者的尊严。

信夫！

电报发出以后，陈济棠从鱼珠炮台乘“海虎”舰转英国军舰，黯然前往香港。

巧了，就在前几天，已经完成策反任务的梁干乔，也是从这里逃往香港的，走的跟他是同一条路线。

抗战爆发以后，陈济棠曾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农林部长。解放前夕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

去台后，陈济棠任台湾“总统府”资政。

1954年11月3日，陈济棠因脑血管病突发去世，年仅63岁。

忘于江湖

7月22日，余汉谋率部进入广州，就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香翰屏被任命为第四路军副总司令，10月28日，国民政府授予香翰屏中将军衔，后又加上将衔。

香翰屏在四年前就为陈济棠、余汉谋和他自己设计好的结果，终于实现了。

1936年8月，蒋介石到广州，会见了余汉谋以下的全部广东高层人物。在此之前，戴笠电告广东的特务谢镇南，让他做好蒋在广州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谢镇南，1902年生，广东梅县人，1932年由他的同乡梁干乔、张炎元介绍进入特务处，潜伏在广东省政府缉私处工作。此时，陈济棠垮台，潜伏了4、5年的谢镇南终于可以见光了。

问题是谢手下没有人，当时的缉私部门还不归特务处运用，这个保卫工作如何做法？

谢灵机一动，找到了他的朋友、天河机场警卫营营长鄜植民，鄜也是复兴社分子，跟他借了几个人，一人分了一把手枪，一辆自行车，成立了一个“警卫组”。

蒋下飞机的当天，谢赶到机场，看到余汉谋等人已经在停机坪前等候，仨一群俩一伙的在那里聊天，他们的车子也停放得乱七八糟，很不成体统。

于是，谢镇南带着他的几个人上前，先是把车子轰得远远的，然后又指挥余汉谋等，告诉他们这样不行，请他们按职务大小排成队伍，规规矩矩地迎候“领袖”。

余汉谋等不知道这几位是何许人也，看他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心想肯定是“中央”派来的，哪敢说个不字！

多少年以后，谢镇南回忆起当时一干广东大员对他奉命唯谨的情景，还暗自好笑。

广东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广西。

没有了在前面顶缸的陈济棠，事变的中心一下转移到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一看大事不好，主动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于7月24日给南京打电报：

“奉军事委员会7月13日电令，任宗仁、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兹遵于8月1日宣誓就职，请派员莅邕监誓为盼。”

没想到，你想下这个台阶，蒋介石还不让下了。次日，南京给他们发来电报，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调，白去浙江，黄到广西当绥靖主任。

桂系最怕的就是离开广西，蒋介石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看到广东解决得很容易，于是想干脆顺带手把广西也灭了算了。

李宗仁大怒，痛斥蒋介石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

据程思远先生回忆，当时李、白二人在商议今后行止时，曾有过“破釜沉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准备跟蒋干到底。

其实，蒋也有蒋的难处，看到广西轻易不好相与，也有转圜之意，于是，经过两个月真假难辨的来来往往，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9月16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常委，广西省政府主席则派了广西人黄旭初。

至此，“两广事变”不费一枪一弹，就此偃旗息鼓。

一番折腾，广西依旧。只是苦了广东的陈济棠，被桂系当枪使，最后弄出事来，丢了自己的地盘不说，还要为广西顶缸。

得到实惠的，自然还有老蒋，从民初以来一直为军阀所盘踞的广东，终于“收归国有”。

其实，放开眼光来看，“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受益的绝不仅仅是两广，或是几个军阀，而是全中国。

“两广事变”是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大事件，之所以在历史上的地位，给我们的感觉，仿佛印象不太深刻，关键是因为没有打起来。

否则，一旦打起来，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会亚于中原大战。

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中原大战又怎么样。

实际上，中原大战可说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

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中国灾难深重的一年，离亡国，仅一纸之别而已。

下一次，是40年之后的“庚子国变”，与上一次差相仿佛。

第三次，就是了中原大战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原大战间接导致了失去东北——没有中原大战，就没有东北军入关；没有东北军入关造成的东北空虚，日本就不会轻易取得东北，也就没有后来一步步地蚕食华北，日军也就没有后来发动“七七事变”的桥头堡。

因此，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两广事变”打起来了，则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不知伊于胡底。更重要的，不要忘记此时已经是1936年，日本在华北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如果把有限的国防力量全部用于内战，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

对全民族来说，“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实在是再好也没有了。

忘于江湖

西安事变

特务处时期，即抗战开始以前的军统，其重点关注的地区，主要有几个，东南是上海、南京，即旧称的京沪地区。原因何在，我们前面说了。

上海以外，主要就是华北了。

华北也分为几个阶段，其关注点不断扩大。最初是以北平为核心的平、津、冀地区，主要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极力推进所谓“华北自治”，这里是对日谍战的前哨阵地。

1933年3月，热河省沦陷，并被日军划入伪“满洲国”，接着，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察哈尔的形势骤然复杂。因此，特务处的关注点向西扩大，察绥地区成为新的重点，涌现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特务，如马汉三、张际春、乔家才、高荣，等等。

再往后，大家都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西北地区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特务处的关注点再度向西延伸到陕西、甘肃一带。

从此，直到抗战胜利，整个中国的北部都成为了军统的重点工作地区。所不同的，以陕西为主的西北地区属国统区，戴笠是在跟共产党打交道。而察绥、平津是沦陷区，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是在做地下工作，是在与日伪斗争。

所以，同一个军统，一方面在与自己的同胞做对；另一方面，又在与国共两党以及全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

所以，对于军统这样一个特务组织，为什么有的时候总是感觉很难评价，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总是同时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同一个人，今天在向我党开枪，明天可能就在对日战斗当中捐躯了，比如王文；

再换一个人，今天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给整肃了，比如马汉三；

又换一个人，今天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比如白世维；

还有很多人，今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明天被捕可能就落水当了汉奸，成了自己同事、下级的制裁对象，比如王天木、陈恭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殊难评价。

——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特务处西北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建立的，并逐渐发展成为军统工作的重点。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顿时热闹起来。

尾随而至的，是胡宗南。

1932年4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成立，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进攻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根据地；同时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进攻我中央苏区，这两部分军事行动合起来，即所谓对我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1932年5月，时任第1军第1师师长的胡宗南在南京参与创建了复兴社之后，随即被调到大别山区“围剿”我红四方面军，这是鄂豫皖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魏大铭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胡宗南进入特务处的。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不舍，直追到陕南，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也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刘湘放进了红军，却不放“中央军”。胡宗南被堵在陕南，眼看着红军，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

这一呆就是三、四年，直到1936年4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1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奉命进攻已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从此直到解放前夕，浙江人胡宗南一直盘踞在西北，并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西北王”。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眼下的西北，还是杨虎城的天下。

杨虎城，1893年生，原名杨九娃，陕西蒲城人。

杨虎城的经历，有点像贺龙，从劫富济贫开始拉队伍，先是成立了一个“中秋会”，然后加入帮会组织“哥老会”，从此慢慢起家。后来投入冯玉祥手下，1927年，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冯玉祥西北军的第2集团军第10军。1929年蒋冯决裂，杨虎城改投蒋介石。中原大战时，杨虎城将部队扩编为三个师，6万多人，驻西安。

由于杨的部队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陕西，蒋介石虽然十分忌惮却又鞭长莫及，只好就坡下驴，将杨虎城部升格为第17路军，任命杨虎城为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1932年又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后来在西安，张学良一直称杨虎城为“杨主任”，就是从这里来的。

由于杨虎城也起家于西北，并与冯玉祥有过一段渊源，因此杨虎城的部队也被称为西北军。前面说了，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已不复存在，因此，为了与冯玉祥的“老西北军”区分开来，后世一般将杨虎城的部队称为“新西北军”。

此时的杨虎城，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打破了杨虎城地盘上的宁静，接踵而至的，除去多了一个未来的“西北王”不算，还又新来了一个“东北王”。

忘于江湖

这个“东北王”，不问可知，自是少帅张学良。

从1930年9月入关到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这6年，基本上可以用三个“一年”和两个“一年半”来分段，也是他从人生的顶峰沦为“阶下囚”的轨迹。

前面说了，“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有功的张学良，于1930年10月9日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

这是张学良人生的顶峰，从这儿以后，张学良就开始走背字儿。

过了一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2月15日，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过了一年半，1933年3月4日，热河抗战失败，承德失守。出来承担责任的依然是张学良，3月11日，张通电“下野”，出洋考察。

又过了一年，1934年3月1日，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驻武昌。

按：张学良在豫鄂皖代替蒋介石主持“剿共”期间，他的东北军被我红二十五军歼灭了两个师，即115师和120师，另外东北军还有一个129师。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用的就是原属东北军序列的这三个师的番号。

再过一年半，1935年 10月2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驻西安。

跟着张学良一起入陕的，还有原驻扎在河北、湖北两省的东北军几乎全部精锐，第51军、第57军、第67军、第53军105师，约16万人。

按：1930年，张学良出关的时候，带出来9个旅的兵力（东北易帜后，东北军曾整编过一次，整编之后以旅为单位，一共有25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共10万人，编成两个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1931年7月，为讨伐石友三，张又从东北调进3个旅和两个炮兵团，共8万人，这样，关内的东北军一共是18万人左右。

张学良在北平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以后，将入关的东北军以师为单位，编成51、53、57、67等四个军，除了已被消灭的部队，此次悉数入陕。

在西安，张学良度过了最后一个“一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再往后，就是长达半个世纪的禁锢生涯了。

至此，西北集中了四股力量，除胡宗南的中央军可以信赖以外，红军是“中央”要消灭的对象，西北军和东北军则是被监视的对象。

戴笠岂能坐视不管！

最先派到西北的，是马志超。

马志超，1902年生，甘肃平凉人，在陕西长大。军校一期毕业。

在军校的时候，马志超被分在四大队，与胡宗南、宣铁吾、范汉杰、冷欣等等都是同一个大队的同学。

我们知道，戴笠自己是六期的，资历比较低，在复兴社中往往被人轻视。所以他特别喜欢网罗早期的军校同学，能不能干都没关系，关键是装点门面，特别是一期的，来一个要一个。

无奈，一期同学的眼界都比较高，所以，数来数去，戴笠手下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那几个广东人，梁干乔、龚少侠、张君嵩、吴乃宪，另外还有一个湖南人史铭，我们后面会说到，再加上西北人马志超。

马志超毕业于陕西潼关县立高等小学，后经陕西籍的国民党大老于右任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他报考黄埔。毕业以后，马志超参加了北伐，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正是在南京，马志超傍上了同学胡宗南，还有六期的师弟、胡宗南的铁哥们戴笠。这俩朋友交的可值了，从此以后直到去台，马志超前半辈子的饭碗都是这两个人给的。而且是一会儿靠这个、一会儿靠那个，在胡这里觉得没劲了就去戴那里，戴那里混不下去了又回到胡那里，来去自由，左右逢源，也是军统当中的一个异数。

这里又要从胡宗南说起。

1924年11月，胡宗南从军校一期毕业，在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东征和讨伐杨、刘之后，又参加了北伐。1927年5月，攻克上海的胡宗南任第1军第1师副师长兼第2团团长，少将军衔，成为军校学生中的第1个将官。

这时胡宗南才31岁，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从浙江孝丰县立高等小学的一个国文教师摇身一变而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同年10月，胡宗南升任第1军第22师师长。在 “二次北伐”中，第1军第22师被改编为第1师第2旅，胡任旅长。1929年第2旅改成第1旅，胡宗南仍任旅长。1930年6月，胡宗南任第1军第1师代理师长。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师师长。

按：胡宗南的升迁速度，之所以在黄埔中数一数二，与他所在的这支部队互为因果，国民革命军第1军是“党国”起家的队伍，胡宗南从第1旅、到第1师、到第1军，逐次上升，从1926年参加北伐到1936年4月21日，行政院任命胡宗南为第1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就没离开过这支队伍，相比于其他同学，当然占便宜了。

所以，到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攻克”空城延安之际，他说什么也得让第1师第1旅抢这个先。很多人认为胡宗南是出于私心，让他的老底子立“攻克”延安的首功，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个方面。最关键的，胡宗南是要给他的蒋校长脸上贴金！

忘于江湖

胡宗南当了师长，大家都来投奔他。前面说过，这个时候的戴笠，还在以“密查组”的名义，义务为老蒋搜集情报，既无报酬，更无工作经费，办公地点云云，那是更谈不上了。

还在胡宗南当旅长的时候，他就在南京设立了第1旅驻南京办事处，此时已升级为“第1师驻南京办事处”，地点就在在鸡鹅巷53号。于是，胡宗南给戴笠安排了一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等于无偿地为戴笠提供了一个办公地点。

这下可好了，戴笠和他手下的那所谓“十人团”终于有了个待的地方，连带着戴笠的家眷，也都有了落脚的地点。

这时，马志超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侍从室工作，没事的时候经常到“驻京办”来盘桓，
一来二去，与戴笠混得挺熟。他看到戴笠没钱买办公用品，于是经常给他提供一些文具什么的，东西虽然不值钱，但“瓜子虽小是人心”。人在倒霉的时候，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是记得最清楚的。等人家发迹了你再往上贴就晚了，不值钱了。

到1932年，特务处成立，不久后胡宗南奉调前往鄂豫皖“剿共”。临走，除了将鸡鹅巷53号送给戴笠以外，还送他两个人，一个是电讯专家魏大铭，另一个就是马志超了。

魏大铭自不待言，正是戴笠需要的人。马志超嘛，虽然没看出有太大本事，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期“学长”，他的存在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于是戴笠将马学长安排到“浙警”，做了一名教育副官。

1934年，特务处在西安成立陕西省站，马志超是西北人，又是在陕西华阴长大的，人地相宜，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特务处在西北第一个特务机构的负责人。

临走，戴笠与马志超谈话，说派你去西北工作，公开身份是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

马志超觉得挺突然，说我哪会当警察局长啊？

戴笠说容易，你会吃大餐吧？会吃大餐就能够当警察局长。

马志超更不明白了。

戴笠说，你去了以后，找一个好的督察长，帮你整理一切内务，再找一个好的侦缉队长，给你处理案子。有了这样两个人，你不是吃着大餐，就把警察局长干好了么？

马志超好像明白了，于是说那好吧。

考虑到马志超没有受过谍报工作的专门训练，戴笠给他派了一个帮手，让岳烛远去给他当书记。

岳烛远，河南确山人，1903年生。岳烛远也是军校六期毕业生，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与另一个军统特务龚仙舫是同学。

马志超没有辜负戴笠对他的殷切期望，去了西北以后，果然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

同时，特务处在兰州设立了甘肃省站，担任站长的，是另一个一期生史铭。

史铭，原名史书元，1902年生，湖南醴陵人，军校一期毕业。

1923年，史铭中学毕业，到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按：“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是程潜在担任“大本营军政部”部长时，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创办的。由于程潜本人是湖南醴陵人，负责招生的的李明灏和柳漱风也是醴陵人，结果这个学校招来的基本上全是湖南学生，而其中又以醴陵人居多，到最后，几乎把陆军讲武学校办成了湖南醴陵人在广东的“子弟学校”。为了避嫌，程潜有一段时间曾硬性规定不得再录取醴陵籍的孩子入学，结果大家只好改自己的籍贯，像陈明仁就是把籍贯改成浏阳才得以入学的。

1924年底，陆军讲武学校整体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为了安置这个学校的学生，黄埔在原有的4个大队以外，专门成立了一个六大队。所以军校第一期独缺五大队，就是为了区分原有的学生和后转进来的陆军讲武学校学生，当然，在待遇上并无分别。

也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军校一期的湖南学生中，醴陵人占了绝大多数，比较出名的，除了史铭、陈明仁以外，还有左权。

史铭在陆军讲武学校就读期间，黄埔军校建立。可能是看着黄埔更好吧，年经轻轻的史铭，居然带着几个同学，跑到黄埔去见蒋介石，说陆军讲武学校在办学中存在许多问题，要求蒋录取他们进入黄埔学习，可想而知被蒋拒绝。

不久，史铭“吃里扒外”的行为被被陆军讲武学校得悉，当即将他和那几个同学全部开除。

“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之后，蒋第一件事自然是找他那几个铁杆“粉丝”，一问说早就给开除了，于是蒋责令找回史铭他们几个人，编入六大队。

史铭崇拜蒋介石，但他入的却是共产党，毕业以后，史铭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副党代表。1927年春，史铭任第11军第24师第72团副团长，团长就是名将许继慎，后许在战斗中负伤，史铭升任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利后，史铭随周逸群等在湖南搞武装斗争。

1929年，史铭被派到广西，因在“百色起义”中工作不力被上级领导批评，怀恨在心，旋即投入国民党怀抱。1932年，史铭加入特务处，任“浙警”训练处主任、学生总队长。

1934年，史铭被戴笠派到兰州担任甘肃省站站长，公开身份是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兼甘肃绥靖公署参议，挂少将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