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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管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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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来,讲西安事变,一般都是说到1936年12月25日,即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实际上,从12月12日到25日的这两个星期,仅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成果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蒋介石的胜利,即以“兵谏”为手段,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的口头承诺。
对老蒋而言,也不能算是失败,毕竟他从西安全身而退,同时,因停止“剿共”,团结抗日的曙光初现,还获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其声光甚至超过西安事变发生之前。
但是,飞回南京的老蒋,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
张学良的问题容易解决,说判刑就判刑,说关起来就关起来——不好解决的,是西北与中枢之间,依然处于对立状态,十几位“中央大员还软禁在西京招待所、中央军的50架飞机还扣留在西安、陕西依然是军事禁区,除非放了张学良,否则,要进去,就得打。
杨虎城不是张学良,不会跟老蒋去讲所谓“义气”,东北军的那些骄兵悍将,更不是好相与的。
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也可以说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老蒋笑到了最后。
我们依然要从1936年12月25日说起。
当天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临走留下一个手条:“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这个条子,是给他的东北军手下写的,“何、王、缪、董各军”,指的是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原第57军军长、后任东北军中将参谋的董英斌,这是3个军长。
缪是指缪瀓流,缪瀓流的情况有点特殊。
入陕的时候,缪瀓流任第53军第116师师长,第53军军长是万福麟。
万福麟,1880年生,吉林省长岭县人。
万福麟是东北军元老,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就是万福麟。1930年,张学良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跟随他出关的,主要就是万的部队。
到1933年,日军进占热河,万福麟任53军军长兼华北军第4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参战。因汤玉麟不战而逃,致使万的部队腹背受敌,为保存实力,万福麟不得已把部队撤了下来,结果名声受到很大影响。
因热河失守承担责任的张学良被迫出国考察,由何应钦接替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很欣赏万福麟,让他做自己的副手。
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53军就在这个时候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随张南下,后来尾随红军进入西北,万福麟的军部和另一部分则留在了华北。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万福麟成为最初的16名委员之一。
由于第53军军长万福麟留在了北平,因此入陕的第53军116师师长缪瀓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军的代表。后缪瀓流被提升为第57军军长。
以上是4个军了,东北军一共是5个军,还有一个军是驻甘肃的第51军,军长于学忠,即张学良手条中的提到的“孝候”
张学良这个条子说的很明白,即我不在家的时候,东北军的重大事情,要听杨虎城和于学忠指挥。
那么,这两个人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呢?换句话说,东北军能不能听从他们的指挥呢?
先说杨虎城。
从历史上讲,杨与东北军之间,没有任何渊源。东北军刚刚入陕的时候,杨对张学良还颇为忌惮,他的十七路军与东北军也经常闹出摩擦。至于杨与张在西安事变中的结盟,完全是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绝不意味着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就合为一体了。
从职务上说,杨虎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东北军与西安绥靖公署之间,没有任何统属关系。换句话说,杨虎城既没有指挥东北军的权力,东北军也没有服从杨虎城的义务。
再说于学忠。
于学忠,生于1890年,山东蓬莱人。
于学忠的父亲是毅军宋庆的部下,因此于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毅军。1917年,于学忠进入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任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炮兵营长,并得到吴的赏识。
1926年,北伐军兴,吴佩孚被打得大败亏输,于回到老家蓬莱乡居。此后投入奉系张作霖部下。1928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
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于任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8月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4月任第51军军长,6月兼任天津市市长。
1935年5月,因“塘沽协定”的签署,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免掉,由商震接替,于和他的51军则被调到陕、甘地区“剿共”。
因此,在东北军中,于学忠是最早进入华北的,也是最早离开华北的、同时也是最早进入西北的。
除了张学良以外,于学忠是东北军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军事将领。
1935年11月,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年冬天,西北“剿匪”成立,于任第二路军总司令,驻兰州。
在东北军的几个军长当中,于学忠是最为老成持重的,也是政治上最成熟的。因此,综合以上几个因素,张学良决定以于学忠为首,暂时指挥东北军。
要说张学良想的不能说不对,但是,在张的几个军长当中,最不适合担任东北军临时统帅的——正是于学忠!
我们前面说过,东北军,从根子上说,还是军阀的部队,所谓军阀,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只听命于一个人,张作霖在听张作霖的,张作霖没了听张学良的,之所以张学良27岁就当东北军统帅,不是因为大家服张学良,而是服他老爹。因此,在这样的部队里,不可能出现一个“二号人物”,一旦“一号人物”垮台,绝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作用。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凡军阀的部队,红火的时候,绝对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一旦军头本人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马上作鸟兽散,丝毫不带犹豫的,更谈不上丝毫留恋,感情、义气云云,那是想都不要想。
最典型的,莫过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前面说过的吴佩孚,也是如此,自从被人打翻在地,就没再翻过身来。
相反,桂军从北伐开始,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始终在政坛保持相当的影响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其首脑人物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始终屹立不倒。阎锡山在山西基本上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于学忠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唯一的一个“外来户”(何柱国也是外乡人,但他从进入军界就是奉系的人,跟于学忠有本质区别)。
于学忠是吴佩孚的手下,投入东北军才八、九年,其中1930年以后还一直在华北,与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相处的时间非常短,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和服膺程度也比较有限。叫这样一个外乡人来指挥“坐地炮”,显然是勉为其难的。
另外还有一点,于学忠的驻地在甘肃,根本不可能在西安常驻,怎么能发挥作用。
东北军的“群龙无首”,后果是致命的。张学良走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重大问题面前,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以及东北军内部,几乎没有一件事能够达成一致。而作为“客卿”出现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少了张学良这个“粘合剂”,也只能是尽力弥合。
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三位一体”的局面一旦瓦解,马上面临的就是崩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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