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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乙光之下,特务队副队长,是曾经参与暗杀史量才的许建业(与《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同名)。后来中美合作所成立,许被调去任汽车总队队长,接替他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
熊仲青也是杭州特训班甲班第一期毕业生,与张毓中是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特务处直属特务队工作。
熊仲青跟随张学良的时间是最长的,比刘乙光还多5年。
看守当中,也有跟随张学良时间很长的,比如邱秀虎。
1936年12月27日,邱秀虎等由特务处本部特务队选调出来的十个特务,跟随刘乙光“进驻”宋子文公馆,对张学良进行监视,从此,邱秀虎一直跟随张学良,直到1946年11月,张离开大陆移居台北井上温泉,前后整整10年。
据邱回忆,张在宋子文公馆的6天时间,基本上还是自由的,想去哪里都可以,只是由特务们暗中跟随。等移居孔祥熙公馆,暗中监视就变成了公开的,出门也不行了。孔公馆二楼张学良卧室门口,不仅有武装宪兵,还有特务处和宪兵司令部各一名便衣,公馆的楼下和大门外也加了武装警卫,不得随意出入。
据邱秀虎回忆,31日张学良被审判那天,门前来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国军”军服,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将军的弟弟,请你们允许我去看望他。”
当时正赶上邱本人当班,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
对方再三恳求,邱等狠起心肠,说“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满眶泪水”,在门前伫立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邱等喝斥他赶快走,“他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
邱说,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正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当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
在孔祥熙公馆住了两个星期,邱秀虎等“陪同”张学良来到奉化溪口,入住乐亭。
张学良在乐亭只住了10天,即移居中国旅行社雪窦山招待所,这才是老蒋为他安排的正式住处。
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后来回忆:“据当时侍卫张学良书房卧室的张宝顺说,南京派往雪窦寺别墅的武装宪警及便衣特务共为五十余人,多数是戴笠的部下,再加上其他厨师、工友、轿夫以及勤杂人员等二十余人,为软禁张学良一人所需的监卫杂务人等总计竟达七十人其上,俨然形成一个小兵营。”
按:武岭学校虽名为学校,其实包含许多机构,甚至包括农场等等,一切均由张明镐管理,所以,张的职责多少有点类似于黄仁霖,即老蒋在家乡的小“内务府总管”,因此张明镐对当时的情况非常了解。
雪窦山是溪口的名胜,中国旅行社一共有十几间房子,刘乙光把这些房子全部包了下来给张学良住,有寝室、会客室、书房、洗澡间等等,由刘乙光、徐建业两个队长陪张学良住在这里。其他警卫和一个宪兵连则住在500米以外的雪窦寺。
据邱回忆,张学良所住的这个别墅,在当时有一个官方的名称,叫做“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相应地,刘乙光他们这支“特种部队”,就叫做“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除了队长刘乙光、队附徐建业以外,尚有负责财务的副官、专事为张学良办理伙食并采买各类应用物品的事务员等等。警卫人员大约有30人,分成4个小组,轮流值班,“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做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
张学良在雪窦山一共住了11个月,在这段时间中,前期,主要是配合蒋介石处理西安事变的余波。
据张毓中回忆:“领袖自到慈庵,名为休息疗病,实际上每日接见宾客、召见部属、批阅公文、电话指挥等等,依然日理万机,辛劳万分。”
“慈庵的中式平房,隔音设备极差,不论办公室、客厅和卧室,不分昼夜,只要我们当值,都能听到室内谈话。领袖召见的人,以戴笠和张冲两先生为最多,几乎每隔一天,领袖就会派专机去接他们前来。戴、张两位先生都以神秘著称,凑巧戴先生是我的老师与长官,张先生是我温州小同乡和本家,我平时就很清楚他们的神秘任务,当然也知道戴先生之来与东北军的调防与整训有关,张先生则为了协调沟通等特殊任务而来。”
西安事变的解决,其实分为两个阶段,蒋介石被释放,只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老蒋一回南京,就万事大吉了,西北还有几十万军队在那儿等着张学良回去呢。
殆张学良被扣押,接着又判了十年刑,西北立时就热闹了。
1937年1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等9人连名发出“歌”电,其中称:“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
“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非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计有……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犹疑,是始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
“歌电”表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纵然不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耸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中枢”与西北之间,再一次走到了战争的十字路口,情势万分危急。
据张毓中回忆:“一天早晨,我听见领袖在电话中命令何应钦部长:‘……限他们(指东北军》于今天十二时前遵照所颁命令行动,如再有违抗拖延,就在下午开始轰炸……’很明显的,东北军仍有要挟抗命之意。这也显示情势之演变,已到了危急的局面,一旦中央采取军事行动,内战势所难免。”
张学良在1月8日的日记中说:“雨农由奉化返,交来蒋先生一函,今亲函虎城及各军友,要遵中央令。”
戴笠是头一天来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要他给西北方面做工作,不要跟“中央”对立,这封信是这样说的:“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正)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部分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内战。而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从1月7日到1月29日,张学良给杨虎城及他的东北军老部下,一共写了8封信,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放弃对立,并明确指出:“若今日再不接受(中央方案),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按:所谓“中央方案”,是指老蒋提出来的和平解决双方对立的两个方案:
甲案:东北军调往甘肃,17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乙案: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17路军调去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到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在张的劝说与斡旋之下,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发表通电,杨虎城、于学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处分,分别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通电并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
1月23日,顾祝同开始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采取军事行动,以给西安方面造成压力。1月28日,东北军与顾祝同达成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渭河北岸的协议。同日,第十七路军同意采取蒋介石提出的甲案。
至此,西北与“中央”的对立局面结束,张学良在1月29日致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中说:“顷闻大家节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诸兄对良之爱护,听闻之下,十分感愧。……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现陕事委座已交由顾主任全权处理,瑞风、韵卿两兄亦已代表兄等前往接洽。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良在此一切甚好,请勿过念。兹因顾虑前方情形,特修此书飞送转达。”
平心而论,东北军驻扎在渭河南岸还是渭河北岸,以及是否屈从于老蒋的压力、面子上好不好看,等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部队的完整,才能保持对老蒋的压力,才有营救张学良的砝码,因此,这个结果并不算太坏。
对此,张学良心里很明白,保住东北军的独立存在,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需要,只是不好在信里明说就是了。东北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恰恰是一部分不明白的人坏了事。
三天之后,西安就发生了少壮派军人杀害王以哲的“二二事件”,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就此,情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就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37年2月8日,顾祝同进驻西安,随即召开东北军整编会议。此后,东北军被改编为6个军,除骑兵军外,各步兵军均由每军4个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2个师、每师2个旅的乙种军编制,并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分割调配到全国各个战场,风云一时的东北军,就此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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