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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振中,生于1902年,河南固始县人。
金振中1924年进入西北军“西北边防陆军干部学校”,中原大战之后进入29军,任37师110旅219团第3营营长。1933 年,金振中参加了喜峰口战役,1936年春,奉命接管宛平城和芦沟桥防务。
29军37师110旅219团侦察参谋孙文涛于1937年春被派往宛平,组建“前方团部”,与金振中和王冷斋都打过交道。据他回忆:
“前方团部设在(宛平)城西门里路北第一个大门。房东也姓孙,是个久居的老住户。第二个门是营部,第三个门是三营包扎所。我到任后见到了营长金振中。金振中是个身材不高而彪悍的河南人,约长我几岁,带兵英勇善战。1933年喜峰口抗战立过功,受到冯治安师长嘉奖;1936年在京西斋堂村捣毁“冀西防共自治政府”的 战斗中率部打先锋,勇于穿插敌后,俘敌千人,还有二十多名日军顾问,获得特等奖,不愧为抗日的民族英雄。金营长介绍部队防务和日军演习情况,还谈了冯师长 对守桥、城的指示精神:我们既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又要保住本军的现实处境,以不惹事,不怕事为原则。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王县长也熟悉了。战斗打响 后,他来前方团部的次数就更多了。王冷斋曾自办远东通讯社及《京津晚报》,他发表的文章正直开明。现在我与之朝夕相处,从他文质彬彬的外貌中透出了干练, 是处理对外事务的强手。”
金振中营是个“四四编制”的“特大号”加强营,虽然叫“营”,其实比“团”都大。据孙文涛说:该营“辖4个步兵连。事变爆发后,团部又配给它1个机枪连,轻重迫击炮各1个连。该营还收编了1个保安队(连),合计约1400余人。相当于军队一个半正规团。每个步兵班都有一挺轻机枪或掷弹筒,弹药很充足。像这样强火力的部队,在旧中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得益于金振中营有这么强大的火力,从自7月8日凌晨至7月11日,该营先后击退日军5次进攻。在战斗中,为保卫铁路桥东端阵地,该营第11连死守龙王庙,打到最后只剩下连长和司号员两个人。
据孙文涛回忆:“龙王庙是守铁桥的要地,失守三次又被夺回三次,战斗惨烈。最后时刻只能由司号员爬到死尸上找子弹,用压弹机为连长压子弹。当敌人进攻时,连长打机枪,司号员躺在战壕里仰天吹冲锋号。我一生参加过多次战斗,像11连这样顽强悲壮的阻击战还遇到不多。”
7月11日凌晨2时,金振中率部强攻铁路桥东端,终于将阵地夺回。在战斗中,金振中身负重伤,先是被炸断了左腿,接着又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但金营长命大,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没死。据金振中回忆:
“在 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竟被隐匿之敌以手榴弹把我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从我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将我抬出战场,护送 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得以痊愈。住院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慰问,我感愧之余,只有继续努力杀敌,以答举国同胞的盛情和期望。”
在金振中营的浴血奋战之下,从7月7日直到7月29日、29军撤离北平,宛平城和卢沟桥始终掌握在中国手中,令日寇不得越雷池半步。
卢沟桥打起来的时候,王冷斋等人还在同日本人“谈判”。
据王回忆,7月8日约5时,他与林耕宇会同寺平进入宛平,到达专员公署,此时,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已经在此等候,刚坐下还不到5分钟,枪声就响起来了。
此后,从7月8日凌晨到7月11日,以王冷斋为主的“交涉小组”与日方四次达成“停火协议”,日本人四次背信弃义,每一次都是中方正在执行“协议”的时候,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然后再谈、再协议、日本人再动武。
供职于上海《新闻报》的记者陆诒,曾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到北平采访,据他后来回忆:
“(1937年7月19日)午刻到长辛店,首先至警察局访问驻在那里的宛平县长王冷斋。他是卢沟桥事变中的新闻人物,来往于宛平县城与长辛店之间,既要办理宣抚居民、供应军队需要的各种物资,又要经常与日军谈判交涉,每天办公达十二小时以上。
他在百忙中抽暇和我谈话,略述事变经过。自从丰台被日军强占以后,日军经常到卢沟桥举行实弹演习。七月七日晚上又来演习,收队时说失踪日军一名,坚持要进宛平县城武装搜索,我方据理拒绝,日军即开枪挑衅,引起武装冲击。
到 八日清晨,日军牟田口联队长亲率步、炮兵四百多人,发起攻城,我军奋起抵抗,一排人壮烈牺牲,后援部队闻警赶到,始稳住阵地,不让日军冲进城内。八日下午 三时,日军送来两封信,限我军于六时前撤退。当天晚上八时,王冷斋正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在县政府谈判之际,城外日军即以重炮攻城,炸毁县政府及附近民房。 九时后,我军忍无可忍,冒着敌人的炮火展开反攻,即将卢沟桥夺回。九日上午,日军一面提出要求停战,一面仍坚持必须撤走原有驻军,改由保安队换防。日军要 求停战只是一种烟幕,事实上从未停止其咄咄逼人的进攻,尤其令人愤概的是当换防的保安队通过大井村时,竟遭到日军从背后袭击,我军伤亡甚多。从十日起,战 斗时断时续,我军仍在原有阵地,始终坚守卢沟桥与宛平县城,而外交谈判则从当地转移至平、津进行。”
从王冷斋和陆诒等人的回忆,都间接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最初的一个时期,日本人也在犹豫。
犹豫什么呢?
—— 日本人在考虑,对“七七事变”的处理,究竟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是将其扩大化呢,还是像以往每一次中日冲突那样,先是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借助军事上的强 势,逼迫中国让步,就像以往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那样,一步步地蚕食中国的领土、侵犯中国的主权,以达到其推进其“华北特殊化”的目的。
之所以日本人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犹疑不决,并非鬼子心慈手软,而是在此时,他们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工作。况且,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北平的牟田口廉也、秦皇岛的河边正三所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司令、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所能决定的。
因此,日本人只好借着“谈判”拖延时间,等待国内做出最后的决定。
所以,也不妨这么说,日本人的挑衅、不守信义,固然是事实,但他的“谈判”,也不能说完全是假的。
以7月11日为前后界限,日本人开始变脸,变脸的标志,是“五相会议”。
日本的所谓“五相”,是指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
1937年7月11日,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举行了“五相会议”,会议的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多小时。
会议的结果,统而言之,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不扩大”;二是向中国增兵,并决定派香月清司中将到中国接替患了炭疽症、快要病死的田代皖一郎中将。
这看似矛盾的两个决定,导致了“七七事变”最终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导火索。
我们再把视野放得开一点,1945年的8月6日和8月9日,日本连续两次尝到原子弹的滋味,这个结果,似乎早在8年前的7月11日,就已经决定了。
只是,当年开会的这5个人,还想不到这个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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