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7月28日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并首先包围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在地通县孔庙，陈恭澍他们百般谋划却不得而入的伪政府，此刻大门洞开。

进了伪政府，首先抓殷汝耕，却是遍寻不着，一问他的随从，方知殷汝耕躲在柜顶，当即将其拽了下来。
依张庆余的本意，当时就要将殷汝耕就地枪决，但有人说殷汝耕原系国家公职人员，又是政府明令通缉的汉奸，还是交由政府处理为好，否则，让他逃脱了“显戮”，岂不是便宜了他？
张庆余想想也有道理，于是将其五花大绑，送到起义指挥部吕祖词关押起来。
张庆余的一念之差，让殷汝耕又多活了8个年头。
在战斗中，所有日伪机构被全部摧毁，歼灭日军及浪人200余人，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宪兵队长何田、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教育厅顾问竹腾茂、通县顾问申茂等悉数被击毙。




根据张庆余事先的安排，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同时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开进通县，与冀东起义队伍汇合。
此时，张庆余一直在利用北平站配发的电台与吴安之联系，却怎么也叫不通，因在此之前，二张在与北平站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与驻北平的29军取得了联系，并商定一旦起事，则向北平进发。于是决定由二大队断后，张庆余率一大队押着殷汝耕率先向29军靠拢。
由于信息不畅，张庆余不知道，此时的北平——
已经沦陷！
从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7月29日北平沦陷，只有短短的22天，但这22天的历史，足够写一本书的。在这里概要叙述一下当时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和几个重要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不仅是东三省沦陷，更重要的，在日军的不断渗透之下，到1937年，日军已形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北平的态势。
北平危在旦夕。
驻守北平的是第２９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人，1930年，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之后，收编了宋哲元的部队，归入东北军系列，后改编为国军第２９军。由于第２９军系杂牌军改造，装备不足，全军上下人手一把大砍刀，人称“大刀队”。
宋哲元的一生，与“九·一八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密切相关。
“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２９军全体官兵通电全国：“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1933年，第２９军以大刀与日本鬼子血战喜峰口，取得“喜峰口大捷”，著名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从这儿唱响的。
“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当时宋哲元除担任第２９军军长以外，还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宋哲元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宋是西北军出来的，这是一支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忠于国家民族，但并不忠于蒋介石，蒋发给宋哲元的委任状，宋能“嚓嚓”几下，撕个粉碎，就这么不给面儿。但他们无限忠于他们的老长官冯玉祥，即便已经归属于他人，心里仍然想着“冯先生”。实际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宋哲元为了为获取华北大权周旋于蒋、日之间的结果。
当然，这一点并无损于他后来成为一个坚定的抗日将领的任何成色。
第２９军下辖5个师：
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
佟麟阁：副军长
　　冯治安：第37师师长，驻北平、南苑、西苑、丰台
　　张自忠：第38师师长，驻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赵登禹：第132师师长，驻河北省大名、河间
　　刘汝明：第143师师长，驻张家口、张北，怀来
郑大章：第9骑兵师师长，驻守通县，南苑
7月26日，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
对此，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通电全国，表示坚决守土抗战。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当天，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第２９军是一支光荣的部队，在抗战中，仅战死沙场的将级军官就有三位。佟麟阁、赵登禹之后，1940年5月16日，原第29军第38师师长，时任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上将亦壮烈殉国。成为自抗战之后，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
为了纪念他们，1945年，经冯玉祥提议，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和铁狮子胡同三条街道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沿用至今。
28日夜，宋哲元等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撤往保定，29日，北平沦陷。
30日，天津弃守。
但是，远在通县的张庆余们并不知道，在他们起义成功、砍瓜切菜般地狠宰日本鬼子的时候，北平城里已换了人间,仍在按原计划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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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余率部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抢走了殷汝耕，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今井武夫派北平警察局局长潘毓桂打开城门，将其藏在张敬尧毕命于斯的“六国饭店”内保护起来。
张庆余部猝然遇敌，损失近半，冀东保安一大队副大队长沈恩波在战斗牺牲。只得向保定方向撤离，行至中途，又被盗墓贼孙殿英部截击缴械，4000余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才与特务处保定组联系上。
相比之下，殿后的保安二大队张砚田部反而损失不大。
事后，张庆余、张砚田二人特被蒋介石召赴南京会见，并任命张庆余为新军督练处处长、张砚田为新编第2师师长，两人均官升一级，成了将级军官。
后来，张庆余又升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
张砚田部后改番号为118师，划归第一战区第68军军长刘汝明部。由于张砚田部长期在华北地区作战，抗战开始以后，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一批下级军官送到军统临澧特训班学习，毕业后派回北平潜伏。其中一个叫麻景贺的，就是后来以第三名的排位进入台湾“戴公祠”“陪祀”的麻克敌。第一名则是曾澈。
再说汉奸殷汝耕，总算撞天之幸，拣回一条命，也是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
麻烦事还在后头等着他呢！首先是细木繁的太太就不干，说殷汝耕与冀东保安队串通一气，否则怎么会不杀他？结果被日本人关进了监狱。
殷汝耕出狱以后，不思悔改，又在汪伪政府中担任多项伪职。
至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人令殷汝耕“自行辞职”，“政务长”一职改由池宗墨接替，“治所”则由通县迁往唐山。
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次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抗战胜利后，殷汝耕、池宗墨均于1945年12月5日被逮捕，羁押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殷汝耕自忖必死，在狱中手抄《金刚经》留给亲属（殷汝耕的字写得很好，够书法家级别的，当字帖用一点问题没有），但皈依佛门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1946年6月26日，殷汝耕被送至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做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
对此，殷汝耕表示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写了好几万字的《自白书》，列举了自己“协助抗战”的颇多"功绩"。但均被驳回，延至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被执行枪决。
据当时报载：殷汝耕在走向刑场的路上还在大声呼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执行人以小手枪对准殷脑后，弹从左额出，一枪未断气，再从鼻梁补上一枪，终毙命。”
虽然多活了几年，殷汝耕终究没有逃脱“显戮”。
　　至于接替殷汝耕当了8个月“政务长”的池宗墨，经审判，同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在北平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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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王克敏案
前文说了，北平沦陷之后几个月，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字起得极为可气，因为他与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名字完全一样！
后世史家为了避免叙事上的混淆，往往加一个定语，称中山先生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对王克敏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称其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王克敏，生于1879年，浙江杭州人，字叔鲁。
王克敏是前清举人，曾任职清政府驻日使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部。
王克敏是一个财政官僚，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且三度出任财政部长。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曾通缉王克敏。
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王克敏曾担任委员，还曾在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等任职。
看王克敏的照片，其外貌令人望而生厌，毫无政治家的风范，骨瘦如柴不说，整天佝偻着身体，像个晒干的虾皮。由于两眼畏光，王克敏终日戴着个黑眼睛，人称“王瞎子”。
实际上，这是老了以后，看王克敏年轻时的照片，还是比较周正的。
1937年7月，平、津两地相继陷落，各种各样的失意政客们仿佛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有时候看那段历史，真奇怪素以讲求气节闻名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在日寇占领北京之前，涉及到管理北平的全部行政、军政职务，均由29军的几位高级军官兼任。他们一旦撤离，北平就等于没有政府了，换句话说，没人管了，所以不能全走，总得留几个人。因此，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前，将他自己担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秦德纯担任的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全部交给张自忠“代理”。
但张自忠只“代理”了10天。7月29日，日寇进城，张自忠勉强周旋了几天就干不下去了，只能于8月7日黯然离去。
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
就因为干了这10天，张自忠还背上了一个“汉奸”的名声，舆论都称其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的标题称其为“自以为忠”。
实际上，宋哲元走的时候，对于究竟留下张自忠还是秦德纯，曾有过争论，因为谁都知道留下的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而且肯定背上“汉奸”的骂名。
最后的结果是张自忠留下了。这个时候真的不能责怪谁，总得有人留下——走的，是为了保留抗日的火种；留下的，是为了与日寇周旋，尽可能保全百姓。好比公孙杵臼与程婴，一为其易、一为其艰。
1939年，张自忠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曾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到后来，张自忠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选择与日军决一死战，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以死来洗脱“汉奸”罪名之意。
7月29日，日寇进城，当天就成立了“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搬出了老政客江朝宗担任“会长”。
江朝宗，1861年生，安徽省旌德县人，北洋系的重要人物。
在历史上，江朝宗以“一分钟总理”而闻名，实际上没有这么惨。1917年， "辫帅"张勋入京，“调停”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的“府院之争”，当时连内阁成员都不是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趁机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于6月24日卸任，一共当了12天。
“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成立虽然是在7月29日，但江朝宗一直躲在家里，没敢“就职”。一直到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之后才敢露面。8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相比之下，天津的高凌蔚可就比江朝宗“痛快”多了。1937年7月31日，天津沦陷的第二天， 高凌蔚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成立了“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给人的感觉，好象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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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平、津两地的“示范”效应，在华北的沦陷区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大批“维持会”，为日本人做事。
我不知道日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没有感到意外，即在被他们侵占的国家中，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主动与侵略者合作，而且是死心塌地的那种。
其实，看看当时的形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汉奸。
简单地说吧，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相比于日本，中国确实太弱小了，很多人看不到抗日的前途在哪里，既然没有前途，那还不如投机一把，分一杯“羹”。
话说回来，即便是看不到抗日的前途，毕竟在4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甘愿当汉奸的人，总归是少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甘堕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
当年的汉奸，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仔细分析一下，主要有四类人：
一是留日回来的，包括那些与日本有着种种瓜葛的人，如殷汝耕、如王克敏。
上世纪初，留日学生在中国政界和军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自清末的中国开始“睁开眼来看世界”之后，形成了一股留学潮，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又是当年的世界强国，大批的人到日本学习。这些人当中，自有大批的民族菁英，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形成了一批“亲日派”。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亲日派”朝哪个方向倒不问可知。所以郁达夫会说：“读书人当汉奸，应该罪加一等”。
二是失意政客，主要是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刚刚失去统治者的地位，急需找回他们的“话语权”，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不一定是日本人来，不管谁来了，只要是变了天，这些人不跳出来闹出点动静，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三是过气军阀，最典型的就是张敬尧、石友三辈。这些人的头脑中，本就没有任何民族大义可言，有奶就是娘，谁得势我就靠上谁，到什么时候也吃不了亏。
四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往往不是汉奸中的头面人物，但却是最凶残的那种，最典型的就是上海的吴四宝。这些人不但没有民族大义，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其危害反而最大。
所谓“维持会”，毕竟重在“维持”，时间长了是不行的。而且，这些各地的“维持会”，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虽说都听命于日本人，但时间长了，在协调配合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急需“统合”起来。
日本华北方面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喜多诚一。
喜多诚一，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36年3月任驻华使馆武官。1937年8月喜多诚一任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1937年9月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任命喜多诚一为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少将军衔。并令喜多诚一尽快着手“在华北建立政权”。
喜多诚一、影佐侦昭、晴气庆胤、今井武夫，都是日军中的“谋略专家”，专事分化瓦解的“政战工作”，中国大批的汉奸，尤其是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在这几个人的“牵线”之下，粉墨登场的。
换句话说，多是被这几个人送上断头台的。
既然是搞“政府”，总得有几个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来牵头，怎么也得是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人物，比如在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一级的，才像是那么回事。
像江朝宗、高凌蔚之流，形同儿戏般地当过一天半天“总理”的，肯定不行，民众的认可度太低，会坍了“新政府”的台面。
不过，到这个时候了，基本上，当年有头有脸的老“政治家”们，多已凋零。为数不多在世的也早已南迁，不会留下来等着当亡国奴。
数来数去，喜多诚一圈定了几个人选——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
想是想得挺好，派人一接触，三个人都不干，放着“国家元首”不肯当。曹汝霖本就是“五四”的惊弓之鸟，当年宅子都给烧了，还差点挨了打，怎么还会出来趟这个浑水！靳云鹏则以“潜心礼佛”为由，婉言谢绝。把喜多诚一气得够戗，说“皇军来了，你们都这样不合作，到底安的什么心！”最后，给曹汝霖安了个挂名的职务了事。
相比之下，作为军人的吴佩孚，说话就极为直截了当，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要我出来可以，你们退出华北，再由我出来恢复法统。”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患牙疾，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之下当场身亡，享年65岁。被国民政府追赠“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喜多诚一想到了老牌的亲日分子王克敏。
这时王克敏正在香港，喜多诚一派“黑龙会”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与王克敏接洽，并陪着他去了一趟日本，敲定了卖国求荣的一系列细节内容。
按：“黑龙会”是日本的极右翼组织，最初以谋取中国的黑龙江为目标，故名“黑龙会”。山本荣治并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不法商人，很早就来到中国，结交了三教九流的人物，成了一个“中国通”。
1937年12月上旬，王克敏回到北平，准备“出山”当汉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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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37年12月14日。
许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怎么会定这么个日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再等几天，到1938年元旦的时候不好么？再急也不差这半个月啊。
实际上，按王克敏的原意，确实是打算着把新“政府”放在1938年1月1日“开张”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他的“部署”——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日本方面认为，趁着中国首都的陷落，新“政府”紧接着第二天登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表现出“连续性”，同时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打击”，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令王克敏于第二天将新“政府”挂牌。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成立，由于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家元首”，以“行政委员会”负实际的责任，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省”级以下，恢复北洋政府时代“省下辖道、道下统县”的行政区划体系，另外尚有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
王克敏欣欣然地当上了汉奸，陈恭澍的“买卖”又来了。
1938年1月，戴笠电令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剋日赴平，对王克敏、汪时暻二逆予以制裁。”
这事也怪了，陈恭澍在北平的时候，天天办天津的案子，这会儿到到天津上班去了，又一趟一趟地往北平跑，办北平的案子——特务处没人了是怎么着，就显着你能了？
原来，此时的平、津两站，又是一番新天地了。
大家还记得成立于1937年8月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吧，当时是为了民族救亡而在上海成立起来的一支群众武装。与此同时，为适应北平、天津等重要敌占区的武装斗争，戴笠要求平、津两站合作，在北方也拉起了一支类似的部队，名字叫做滦榆游击司令部，两千多人，总部就设在宝坻乡下、王文的家里。戴笠委派王天木为滦榆游击司令部司令、陈恭澍为副司令，王文为直属大队大队长。
戴笠令王天木常驻宝坻，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斗争上，北平区的日常工作则交由代理区长毛万里负责。
制裁汉奸显然不属于日常工作，戴笠也知道他这个前任秘书毛万里不是这块料，前次制裁殷汝耕，毛万里一点忙没帮上不说，反而差点“折”了尚小姐。这回索性也不弄那假招子了，直接把任务下给了陈恭澍，并令北平区全力配合。
接到命令，与以往一样，陈恭澍将工作交给了他的搭档，天津站书记曾澈，只身赶赴北平执行制裁任务。
早先，陈恭澍等人虽然执行的也是秘密任务，但毕竟置身于中国的地盘，一旦暴露身份，调往他处即可；即便是在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亮明身份，告知对方自己“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俾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谅解。所谓保密，更多的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如今不同了，北平、天津均已沦陷，大家都从“秘密工作者”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潜伏者”。一旦暴露了，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那是要出人命的，必须加倍小心。所以，现在的保密，更多的是姓名攸关，不是玩的。
因此，陈恭澍化装成“大款”——钱庄的老板，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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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陈恭澍刚到北平的时候，在北长街租了几间房子，这也就是最初的所谓北平站了。

后来人多了，自己也结婚了，房子不敷使用，于是又在卧佛寺街租了一所前后四进的大院子，既是陈的家，也是北平站的办公地点，同时也是像白世维他们这些单身汉的集体宿舍，这也就是所谓北平站的站本部了。当年陈恭澍脑子进水“畏罪潜逃”，就是从这里翻墙跑的。
当然了，象北平站书记王云孙、督察王平一这些人，都另外租房子住在别处，主要是避免被人一网打尽。
到了陈恭澍犯错误一走了之，为确保安全，北平站自然要搬家，谁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出了什么事？所以陈恭澍从归绥回来，谁也找不到了。
几经辗转，目前的北平站搬到了煤渣胡同西头的37号院，同时这里也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北平区书记毛万里的家。因此，一到北平，陈恭澍首先来到煤渣胡同，接洽毛万里。
让陈恭澍大吃一惊的是，煤渣胡同的东口路北，居然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
换个角度想想也对，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嘛，谁能想到，就在日本宪兵的眼皮底下，居然就是特务处的地下据点呢！
好友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毛万里马上建议，让陈恭澍住到他家里来，凡事方便。
这又是一件违反地下工作原则的事——特务处的规定，严禁两个秘密机构发生横的联系，陈恭澍来找毛万里，是在戴批准的前提下做的，本已令人匪夷所思；两个秘密机构的负责人住在同一地方，更是咄咄怪事！一旦发生意外，平、津两单位岂不是让人一网打尽。
尽管如此，为了“便于工作”，陈恭澍还是住进了毛万里家。
很明显地，相比于收拾殷汝耕，“制裁”王克敏的任务更加困难了——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只是中国地盘上的一个非法组织而已。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是处于敌占区的、有一定社会控制能力的一个政权——尽管他是个伪政权，但他有自己的军队，警察，还有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作为帮凶，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
毛万里向陈恭澍介绍，王克敏的伪政府设在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戒备森严，想要混进去动手是不太可能的，强攻更是想都别想。
那么在路上动手行不行呢？王克敏每天上班，有两辆汽车，一辆是他本人和随从，另外一辆则是四名武装警卫，如影随行，因为王克敏也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恨之入骨，因此他平时除了“上班”，几乎哪儿都不去，出门就是两辆汽车，武装警卫。
听到这里，陈恭澍已经明了，北平站和毛万里除了能为他提供不收费的食宿服务以外，在业务工作上，是不必再指望的了。
实际上，行前，陈恭澍已经想好了，到了北平，要会见他的两个同学，也是跟他共过患难的好朋友——张作兴和齐庆斌。
张作兴是陈恭澍在军校五期的同学，齐则比他俩低一期，由于三个人都是河北人（陈恭澍祖籍福建、籍隶河北，但在北京生长），在军校时经常一块儿聊天，慢慢地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北伐过后，三人回到北方，境况都不好——由于他们都是军校出来的，除了训练，打仗，没干过什么工作，也不属于那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所以干那些比较大众化的工作，显示不出才能。结果谁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经常弄到连饭都吃不上的境地。
这样，三个人又成了患难之交。既然在北方混不下去，反正他们仨都没结婚，于是想方设法凑了一点钱，三人结伴，于1931年去了首都南京。
看来，当年的陈恭澍们跟现在的看法一样——首都的机会总是会多一点。没想到，跑到南京，照样找不到工作。据陈恭澍回忆，当时他们三个人经常只花几个铜钱买碗面、吃点辣椒，就算一顿饭。
就这样，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到最后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当大衣、当手表，眼看就要像当年落魄的戴老板一样流落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陈恭澍考上了“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并在这个班里结识了军校的老大哥黄雍和张炎元，并通过二人的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组建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跟着又以戴的提携，进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我们前面讲过的“洪公祠特训班”了，从此跨入复兴社特务处的大门，并一步登天，成为负责一个“省”站的“方面大员”。
与此同时，张作兴和齐庆斌则考上了中央军校宪警班，但他们的运气没有陈恭澍好，毕业之后，既没有当上宪兵、也没有当上警察，只好又回了北方。
张作兴到河北鸡泽县政府谋了一份差使，好不容易熬到了县公安局长，结果河北沦陷、政府流亡，眼下正在北平赋闲。
齐庆斌比他好一点，毕业以后，靠着同学的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并得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负责人郑介民的赏识，帮他谋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职位。
按：“复兴社华北分社”和复兴社特务处是两个平行的组织，虽然都属于复兴社，但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换言之，加入了复兴社及其所属分支机构，并不意味着进入了特务处。尽管郑介民既是特务处的副处长，又是复兴社华北分社的负责人。好比是一个老板办的两家公司，你进入了他的甲公司，并不意味着你同时也是乙公司的人。
前面说了，由于复兴社的机构越来越庞大，逐渐卷入了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更重要的，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中，复兴社丢了“大”人。蒋介石震怒之下，严令解散复兴社，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眼下是1938年初，正处于要改还没改的当口，作为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齐庆斌，基本上也等于失业在家，正在北平等着另外安排工作。
相比之下，陈恭澍可算是“春风得意”了，虽然干的特务职业不那么令人向往，但毕竟也是一省“大员”，况且还掌握着一支武装部队，最起码帮老同学安排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陈恭澍准备把张作兴和齐庆斌都推荐到“滦榆游击司令部”去工作，而且起点都不低，一下子就是第三、第四把手，准备让齐庆斌当“滦榆游击司令部”参谋长。张作兴则为“滦榆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陈恭澍的本意，当然是提携老朋友，况且他知道这两个人的才能，都不是一般人，又知根知底，可以绝对信任。
但他不会想到，这两个铁哥们跟着他，几乎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日后还要吃大苦、受大罪，连命都几乎丢掉。

忘于江湖

老友相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谈起近况，张、齐二人彼此常有走动，倒是陈恭澍，一天到晚鬼头鬼脑、躲躲藏藏，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

陈恭澍很坦率，明明白白地告诉二人自己的工作性质，以及此行到北平的目的，并明确要求张、齐二人予以协助。

——把特务处最极端的机密泄露给不相干的外人，这又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行为，但陈恭澍并不担心，因为彼此之间有这个信任度，即使不成，也相信张、齐不会出卖他。

对此，俩人都认为非常困难。齐庆斌说，这种事如果没有内线，根本无从下手，但是要想从内部拉出一个人来，谈何容易！如果是想往王克敏身边派进一个人去，那就更难了，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没有合适的人，第三，没有内线的配合，外边的人也派不进去。所以，关键还是要在内部寻找线索。

不愧是军校出来的，虽然没有干过一天特务，但齐庆斌说的话可一点都不外行。

三人边吃边聊，陈恭澍问起二人的打算，并趁机邀请他们参加“滦榆游击司令部”的工作。

这么好的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张作兴一口应承。

齐庆斌却说，现在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工作还没有办交接，要等上级派人联络后才能决定。

对此，陈恭澍心中暗笑，复兴社都快解散了，你还在等着办交接？你跟谁办交接去！这哥们，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迂”，难怪找不到好工作！

其实这点事很简单，陈恭澍只需要跟齐庆斌的顶头上司郑介民打个招呼就行了，但他并没有说破，只是说那好吧，等你办好交接报到就行了。

这时张作兴忽然说，我家的街坊，武老先生，原来是东北军的旅长，据说他有个手下，现在在给王克敏当卫队长，似乎这是一条可用的线索。

陈恭澍一听马上来了神，他当即向张作兴提了几个问题 第一，这位武老先生的政治倾向怎么样， 第二，他跟那个卫队长是什么关系。

张说，政治倾向肯定没问题，只要一提日本人他就咬牙切齿，拍桌痛骂；至于那个卫队长，武老先生是老军头了，虽然从军队退下来了，但最喜欢炫耀当年“过五关斩六将”那点事儿，一说就是谁谁在我手下当过团长，谁谁在我手下当过营长，唯独一提这个人，就破口大骂，说丢了他的人，干什么不好，非要给王克敏当看家狗，有机会非得当面教训他。

陈恭澍听了，问张作兴有没有可能安排他和这位武老先生见个面。张作兴说我们经常聊天，很熟，应该没有问题。

于是三人约定，过几天见面再研究此事。陈恭澍要求张作兴在这几天中，要多与武老先生沟通，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情况，但不必谈具体的，到时候陈恭澍自己会与他谈。

因张作兴没有受过特务训练，陈恭澍怕他万一哪句话说得不得体，节外生枝，反为不美。

回到北平站，陈恭澍给南京特务处本部打了一通电报，要求了解武老先生的情况。

三天之后，哥几个如约见面，消息令陈恭澍极为振奋。
张作兴说，放心吧，你要的东西他都能提供。原来，张作兴找到武老先生，了解他那个后辈的情况。武老打保票说，张老弟你放心吧，他这个人我了解，即便帮不了什么也不会出卖咱们。
武老说，这个人姓卞，名义上号称王克敏的卫队长，实际上手下没有几个人，只是干个看家护院的勾当。王克敏出门的时候，没他什么事，另有贴身警卫，那才是真正的心腹。
另外，武老说，卞队长其实很清苦，每周只有一天能回家，其他时候都得在王克敏家值班，也挣不了几个钱，经常发牢骚，说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会来干这种挨骂的事。
这时陈恭澍发现一个问题，说你问了这么多，他不觉得奇怪吗？张作兴说他问了，我说是想介绍个朋友给你。他说好啊，只要是朋友怕什么。陈恭澍说那就明天，你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此时，特务处本部的电报也已经回了过来，大意是此人曾当过东北军的旅长，现带着小妾住在北平，政治倾向上未发现明显问题。
有了这个覆电，陈恭澍心里就更踏实了，可以放开与武老先生谈了。
次日，张作兴陪着陈恭澍拜会了武老。陈恭澍自称姓赵，是天津某钱庄的老板，但话里话外，多少透露出一些信息，是针对王克敏去的。
武老则非常坦诚，说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如果国家有用我的地方，义不容辞！

忘于江湖

话一说开了就好办了。陈恭澍直奔主题，武老说，他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即便帮不上忙也不至于把我给抖喽出去。这样，他每星期四回家，一周就这么一天，我去找他，探探口风。
陈恭澍表示同意，但提示了几个谈话要点，一是不要过于直截了当，免得吓着他，再往下就不好谈了；第二，如果有门儿，也不妨试探一下，看他有什么要求，让他尽管提。
彼此约定了周五再次见面，陈等告辞出来。陈恭澍拿了200块钱，让张交给武老，给卞队长的孩子买点吃的，别让武再往里搭钱。
好不容易等到周五，陈来到武家。消息不太好，卞队长见到武老，本已感到奇怪，看他还买了东西，以为是来托他找王克敏帮忙办事的，于是说，小小不言的事情，我还能说句话，但大事我可帮不上忙。
武老看他误会了，就说，我不是为私事来的，也不是为你我个人的事情来的。卞队长一听脸色就变了，好像连听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武老看他这样，觉得不宜再往下谈了，于是只是说：希望你把国家和民族放在心里，不要害怕。并约定下周四再和他见面。
陈恭澍听了很失望，于是他又以请教的语气问武老，既然卞队长不肯直接动手，那么配合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怎么样？
武老是军人，对特务不在行，讲打仗、动武，那绝对够给陈恭澍当师傅的。直接告诉他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彼此谁都不认识谁，又没有方便快捷的联系方式，谈何“里应”？怎么“外合”？一旦出了差错，要捅大漏子的。
陈恭澍想想也对，武老劝他不要着急，说下礼拜四我还去，说什么也得让他想个办法。
北平这边一时摸不到头脑，南京那边，戴老板可等不及了，一通电报接着一通电报，当然语气上对陈恭澍还是很客气，左一个“恭澍兄”、右一个“恭澍兄”，但意思都是一个——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制裁”之事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三催两催，把一向冷静、工作四平八稳的陈恭澍也给催急了，决定放弃眼前这种“温吞水”、按部就班式的工作思路——学王文，来硬的，不惜一切代价搞一次强攻式的“狙击”，非得把王克敏这个老小子给“办”了不可！
于是陈恭澍当即电令王文，立刻在天津站行动组和“滦榆游击司令部”两个单位中挑选十名“忠勇之士”，并预备枪械，听候指示，随时准备赴平动手。
武老那边，要等一周时间，到星期五才能有进一步的消息，陈恭澍在北平坐守愁城，又没有办法可想。这天，毛万里谈起，说北平区下属两站之一的陈资一站长想请陈恭澍吃个饭，饭后还可以摸“四圈”。
陈和毛二人，都是麻将高手。当年，陈恭澍与戴老板初见面时，就是在麻将桌上，当时陈正好手风不顺，戴还替他摸了几把。
眼下，陈恭澍一天烦都烦死了，哪里有这个雅兴,但知道大家看他心中郁闷，都是好意，也不好推辞。
于是，平、津两地三个秘密单位的负责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一起吃饭、喝酒、搓麻。
除了二陈、毛万里，牌桌上还有北平区的一个会计，大家一边玩一边聊。打着打着，会计忽然冒出这么一句：“听说王瞎子也是高手，每打必赢。”
大家谁也没搭他这个茬儿，于是他接着说道，“据说王瞎子经常到铁路俱乐部去玩牌。”
听到这里，陈恭澍猛地一震，刚要追问，见毛万里朝他使了个眼色，就忍着没说话。
四圈牌罢，各回各家，陈恭澍迫不及待地问毛万里。毛说，你来北平的特殊使命，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怕你一问引起他人注意。而且那个会计胆子特别小，不要节外生枝，关于铁路俱乐部的事情，我另外帮你打听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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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等到了星期五，陈恭澍又去会武老，本不抱希望的他，居然意外地听到了好消息。
首先，卞队长依然坚持反对在王克敏家里动手。很显然地，这样做肯定会将他自己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是反抗还是怎么着——反抗会伤了自己人，不反抗，难道挺着挨枪子儿不成？
另外,王家是大宅门不是轻易能攻得进去的,即便进去了, 面对众多门户,一时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王克敏,时间耽误得久了,必有麻烦。
同时，卞队长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每星期二，王克敏要外出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会面，地点在“平汉铁路俱乐部”。
陈恭澍大喜——这不就是会计口中的“铁路俱乐部”么？
原来，王克敏不是去玩牌，而是每周要向他的日本主子、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汇报工作。
更绝的是，“平汉铁路俱乐部”就在煤渣胡同东口路南，门牌号码是20号，恰与煤渣胡同西口的37号北平站遥遥相对！
这也太巧了——老天要把王瞎子往枪口上送啊！
据卞队长介绍，王克敏每次都是星期二下午两点准时到达“平汉铁路俱乐部”，如果打算对王克敏有所动作的话，在这里应该是最为理想的场所了。因为王克敏除了到外交大楼上班以外，这里是他唯一外出的地方了，别地儿他是不去的。
第三，卞队长提出，一旦出了事，他自己的饭碗肯定是砸掉了，会不会被怀疑也很难说，所以事成之后，希望对她和家属予以适当的安排。
对此，武老对陈恭澍说，我已经替你答应了卞队长，事成之后一定对他有一个说法。陈恭澍说那是肯定的，让他到天津去，我给他安排住处，愿意干什么工作，可以商量。
同时，陈恭澍对武老帮的大忙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回到北平站，陈恭澍当即电令天津的王文挑选六名行动队员，即刻前往北平集结。
利用这段时间，陈恭澍仔细地了解了“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情况。
按：平汉铁路原名京汉铁路，建成于1906年4月1日，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第一条准备自主兴建的铁路，1928年改名为平汉铁路。平汉铁路的建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水道与驿道为主的交通格局。依赖于这条铁路，汉口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南北要冲和重要的水陆码头。
平汉铁路自前门起，至湖北汉口市玉带门止。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平汉铁路的“北平火车站”叫“平汉铁路正阳门西车站”，1958年建新北京站的时候拆除，其原址在前门的西侧，即现在“大碗茶”、肯德基的那块地儿。而不是我们大家现在还能看到的、前门东边的那个老火车站，那个车站的全名叫做“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是北京到奉天（沈阳)铁路的起点。
“平汉铁路俱乐部”系平汉铁路高级职员的休闲娱乐场所，北平陷落之后被鬼子强行征用。
王克敏每次来的时候，随身依然是两部汽车，一辆是他自己和随从，另一辆车上有四名武装警卫，到了以后，每次都是警卫们先下车，然后再保护王克敏下车。
据卞队长介绍，此时动手是唯一的时机——由于这里并不是伪政府的机构或办公地点，因此警卫要松懈得多，只是门口有两名不带枪的警察，这些警察都是原来的留用人员，并非铁杆汉奸，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不会舍死相拼。因此，只要解决随身警卫即可直接面对王克敏。
但大家不要忘记，就在“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斜对面，还有一个日本鬼子的杀人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宪兵队不可能坐视不理，这才是“制裁”行动最大的变数所在。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煤渣胡同和几个重要地点的相对位置。
笔者没有找到当年的老地图，从网上找了一张地图修改了一下（我博客中有），能看出个大概来。
煤渣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东口，临着东四南大街，现在叫东单北大街，再往东，隔着马路，正对着的是东堂子胡同；西口连着南北向的校尉胡同，从校尉胡同的北口出去，是东安市场；从校尉胡同往南就是协和了。
煤渣胡同是旧北京一条很出名的胡同，清朝著名的“神机营”就在这条胡同里。
清朝末年曾有“帝师王佐”、“鬼使神差”的说法。在“神机营”当差的，就叫“神差”；隔马路与煤渣胡同相连的东堂子胡同里，是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中国最早的外交部门，由于当年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鬼子”，所以在这里当差的，就叫做“神差”，合起来叫做“鬼使神差”。
“东城日本宪兵队”的驻地，正是当年“神机营”的大院子。
从地图上看，“平汉铁路俱乐部”和特务处北平站在路南，正好把着一东一西两个路口，东城日本宪兵队则在路北，离“平汉铁路俱乐部”约有100多米的距离。
因此，动手之后，往西跑是自投罗网。唯一的撤退路线，就是往东，出了胡同就是宽阔的大街，四通八达，如果是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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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恭澍的要求，1938年3月中旬，王文带着六名“忠勇之士”赶到北平，向陈恭澍报到。六个人分为两组，担任主攻一组的，负责人叫兰子春，另一组三人负责掩护，组长王文璧，就是王文的弟弟。
据王文向陈恭澍汇报，他们此行带了六支“二十响”的驳壳枪，子弹200发，管教把王克敏打成筛子。
按：驳壳枪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手枪了，尤其是“二号”驳壳枪，与咱们在电影中和军事博物馆中看到的驳壳枪不完全一样（博客中有示意图），其弹夹长出来一块，与枪柄一样长，其中可装20发子弹，在自动挡的时候可以连发，几乎相当于微型冲锋枪了。如果几支枪同时对准一个目标打连发，几乎无有生理。
陈恭澍觉得应该与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们见个面，一方面是认识一下，同时，自己露个面，对大家也是一种勉励。对此，王文深以为然。
“然”是“然”了，这个面怎样见法，可是大费周折。这里是敌后，总不可能把大家都弄到北平站去聚会，更不可能像现在似地，找个酒店住两天，包个会议室，大家沏杯茶，摆点水果，搞个茶话会吧。
最后商定，在东四的一个烧饼铺聚齐，大家分头前来,避免引人注意。
次日，王文陪着陈恭澍到了餐馆，大家已经都到了，陈恭澍一看，一人一件老棉袄，一条缅裆裤，就知道哪些是自己的人了
不要小看这个裤子，每人裤腰上都别着一支二十响呢。此前，王文已告诉自己手下的人，与自己同桌的，就是此次行动的最高指挥,人称“辣手书生”的陈先生了。
席间，王文悄悄告诉陈恭澍，那个瘦高个子就是自己的弟弟王文璧，另一个黑大汉就是执行主攻任务一组的组长兰子春。这样，制裁行动的指挥者和执行者，就算认识了。
饭罢，大家各自付账走人, 陈恭澍带着王文到煤渣胡同“踩点”，并提醒王文，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行动是一方面，关键是那个“东城日本宪兵队”就在旁边,那可不是吃素的。
对此，王文慨然道：“既然决定了要搞他一家伙，就不想那么多了，视若无睹，当它不存在就是了。”
就此, 陈恭澍与王文敲定了最后的行动方案。
1938年3月28日，阴风惨惨，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由于没有快速的交通工具，无法采用尾随的方式追踪王克敏的坐车。同时，由于“东城日本宪兵队”的存在，谁也不愿意从这里经过，宁愿绕着走，万不得已非得路过的话也不会有人在这里停留，因此煤渣胡同内行人非常稀少，如果采用在“平汉铁路俱乐部”门前“蹲守”的方式等待王克敏前来，会显得非常“扎眼”，说不定没有等到王克敏，却等来了日本鬼子的盘查。
因此，陈恭澍他们经过事先的几次演练，已经把时间拿捏得非常准确。
发起攻击的时间就是王克敏到达的时间，即下午2点，整个行动由陈恭澍发动，其位置在东四南大街路东、正对煤渣胡同东口的一个卖豆汁的小摊。
1点50分，兰子春小组到达煤渣胡同，在东口逡巡。
为避免引人注意，此前，王文带着第二小组从金鱼胡同东口向西，穿过校尉胡同，从西口进入煤渣胡同，向东走到“平汉铁路俱乐部”，王文璧等假意修理自行车停在20号门前，王文则继续向东走到胡同口，会齐第一组的兰子春。
此时，王文的位置是既能看得见马路对面的陈恭澍，又能让胡同口的兰子春组和胡同里的王文璧组看得见他——因为王文是整个行动的枢纽，由他担任现场的直接指挥与协调。
1点57分，陈恭澍远远望见预定的目标——王克敏的两部汽车，沿着东四南大街从南向北驶来，前面一辆，除司机外，另有四名警卫，与预想的一样；后一辆车，除司机和副驾驶外，后座上却多了一个人——除了王克敏，还有一个什么人？
陈恭澍不暇多想，“陡然起立”，此时，第一辆车已经左转弯进入胡同，第二部车正在要进还没进的当口——正是车速最慢的时候。
陈恭澍迅速戴上一直拿在手中的帽子——
几乎与此同时，胡同口骤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稍停，胡同里跟着又是一通“噼噼啪啪”的枪响。
整个行动与预想的几乎丝丝入扣——第一波攻击，是兰子春小组对着王克敏坐车所发动的；第二波，则是王文璧组狙击第一辆车上的警卫。
陈恭澍处心积虑想要做的事，终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