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带队的依然是郑介民，率领大批特务分头赶往广西。

首先，自然是特务处那两个姓陈的职业骗子，护送木兰到梧州，并负责安排住处——这个“住处”同时也是暗杀现场，当然不能马虎。

另外一路是负责策应、保护的，这一路人很多，还得携带大批武器弹药，很难做到无声无息——戴笠有办法，令特务处派到广东潜伏的郭旭跟缉私部队借了一艘小火轮，从广东秘密将他们拉到梧州。

最后一路，是负责执行“制裁”任务的射手，为确保万无一失，戴笠把他的警卫王鲁翘派了出来，指定由他当射手。

跟白世维一样，王鲁翘也是山东人，人如其名，那真是“鲁中翘楚”。

王鲁翘也是“浙警”出来的，加入特务处以后，由于他有一手好枪法，被戴笠选中做警卫。

说起王鲁翘，那是神枪手中的神枪手，简直就是为射击而生的。据说他的枪都不用准星，抬手就打，指哪儿打哪儿，只要武器趁手，三百米以内，保证一枪废命。

王鲁翘年纪甚轻，当时才20出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别闹个杀人的人反而被别人杀了。因此郑介民特派他的同乡，军校三期毕业的老大哥岑家焯，把王鲁翘“护送”到梧州。

再说王亚樵，到了广西以后，化名匡盈舒。李济深将其安排在自己的老家梧州西江一个军人别墅里，并派军队予以保护，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
为避免招摇，李济深将王亚樵手下的幕僚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人，分散到其他地点，予以妥善安置。

这地方，没人带着，一般人还真是找不到，找到了也奈何不得，总不能在人家地面上架起机枪强攻吧。

安全倒是安全了，可王亚樵是什么人，一生轰轰烈烈，何尝过过这等窝囊日子，如今虎落平阳，其“搓火”程度可想而知。

郁闷中，王亚樵曾填过一首《念奴娇》：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王亚樵虽然凶悍无比，却是文人出身，看这首词，写的有志有情，如果确是亲笔的话，水平还真是不低。

却说木兰到了梧州，按约定暗号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说余立奎有话带给他。

会面地点，在“新西旅店”，这个旅店现在还在（博客里有照片，而且还有新西旅店的老照片，雪白的外墙，很漂亮的）。

王亚樵不虞有他，准备前往，当时郑抱真等还曾劝过他不要去，太危险——因为按当时的情况，确实王亚樵只要离开那个隐居地点一步，就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他的周全。

王亚樵也是大意了，另外他也太相信木兰了——相信木兰，缘于相信余立奎。

按说也没错，帮会中人，义字当头，王亚樵觉得我怎么对余立奎，余立奎也会怎么对待我。

然而，王亚樵忘了，这次来的，并不是余立奎，而是——余立奎的女人。

1936年9月20日，傍晚，残阳如血，落日的余晖照在“新西旅店”雪白的外墙上，无比堂煌。如果王亚樵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落日，他一定会多看一眼那一缕金黄。

然而，他不知道，再过不多一会儿，他就将在这金黄之上，再增加一抹刺眼的腥红。

王鲁翘的神枪没有发挥作用——王亚樵是被特务们乱枪打死的，连同他的四个警卫。

为了让戴笠确信王亚樵已死，特务们割下了王亚樵的面皮。

王亚樵生于1887年，死于1936年，享年49岁。

十年之后，王亚樵的义弟戴笠飞机失事——巧得很，戴笠也死在49岁上。

王亚樵死后，郑抱真等人将其葬于梧州倪庄。1991年，王亚樵的儿子王继辅将其遗骸火化后，于1997年回老家安徽合肥磨店乡安葬。著名学者许有为先生为其撰写了《王亚樵先生墓表》：

【王公亚樵，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公讳玉清，号九光，祖居合肥北乡，耕读传家；龄入塾就傅，聪颖过人。年十七，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时当清代季世，朝廷腐败，列强入侵。公激於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奔走反清救国。武昌首义胜利，公集同志成立庐州军政公府，任副都督。功败垂成，亡命上海。一九一五年晋见孙中山先生，投身护国讨袁之役。旋上书孙先生，建议以暗杀手段铲除军阀，再造共和。先生未许。

公日后之行藏，於此初见端倪。二十年代初，奉命联合浙督卢永祥。公及刺杀淞沪警察厅长，出任记部纵队司令。齐记战败，返穗。二次南北议和，公为南方代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公任安徽副宣慰使；被困洪泽湖。次年宁汉公裂，公突围到南京，痛斥同室操戈，致力反蒋。

三十年代初，日寇占我东北，侵入华北。公痛感神州陆沉，於一二八淞沪之役，组织义勇军，率众抗日；与十九路军并肩浴血奋战，名扬中外。淞沪停战后，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庆典。公义愤填庸，密派部众配合朝鲜义士，潜入园内，引爆炸弹。敌酋白川大将当场毙命，要员十馀人或死或伤。国人欢腾，举世震惊。公自此而后，坚持抗日救亡，至死不渝。一九三三年冬，赴福州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五年，派人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之际，刺杀蒋介石未果，重伤亲日派汪精卫。

一九三六年，公自香港避居广西梧州，被戴笠派人行刺，壮烈殉难，终年四十八。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於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故乡父老至今犹有口碑。

一九九一年，公之哲嗣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一九九七年回乡安葬。今当重修墓园，再镌碑碣，因记公之生平大略，以告乡亲国人。】

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先生得享高龄，于1996年在上海去世，享年88岁。前面说到王亚樵的儿子王继辅，实际上已经过继给王述樵先生。

王亚樵的老友郑抱真后参加新四军，解放后曾后任合肥市首任市长、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郑抱真同志于1954年病逝于上海。

狱中的余立奎，后被江宁地方法院以“妨害秩序罪”判处死刑，同时被判死刑的还有与华克之一同开办“晨光通讯社”的贺坡光和张玉华；胡大海、周世平等则被判处5 到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但余立奎并没有死，而是被长期监禁，于解放前夕被释放。解放后，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工作，曾任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等。余立奎先生于1967年逝世，享年78岁。

至于凶手们，特务陈慈，前面已经说过了，逃台后转入“外交界”。特务岑家焯、特务王鲁翘，以后再写。

特务陈亦川，在这里要说说。

虽然在“王亚樵”案中立下汗马功劳，但陈亦川后来混得并不怎么样，到解放前夕，也才弄了个中校，去台湾肯定是轮不着他了。于是陈亦川化名“徐庆楚”，在上海隐姓埋名住了下来，在肃反中，“徐庆楚”被邻居怀疑并检举，结果进了看守所。

估计是当时类似的检举也确实太多，最初，“徐庆楚”并没有引起公安机关的注意，结果，一个后来被抓的军统特务认出了他，当即举报，陈亦川就此落网，我们今天看到的“王亚樵案”的多数细节，都是由陈亦川供述的。

1950年9月17日,陈亦川被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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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永泰案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国民党政坛曾出现了一位“彗星”式的人物，而且是“哈雷彗星”这个级别的——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转瞬即逝，然而却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

就是他，生生地凭着一己之力，把我红军挤出了中央苏区，走上了长征之路；在国民党内部，生生地把个“行政院”弄得可有可无，甚至连“陈”家党都几乎给弄成“假”的一样。

这个人——就是杨永泰。

杨永泰以足智多谋著称，其实不仅是聪明的问题，杨永泰是一位奇才，无论是玩人、还是干工作，都属于佼佼者。

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现广东高州市），1880年生，比蒋介石大7岁。

杨永泰这个人挺有意思，由于他出生年代的缘故，旧式、新式教育都受过。首先，杨是前清秀才出身，而且是17岁就中了秀才；同时，杨早年曾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所以杨永泰可以说是学贯“中西”，既懂得中国传统中侍奉帝王、剪除异己那一套，同时又不墨守成规，所以杨永泰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异军突起，释放出自己最大的能量，跟他的教育背景，多少有些关系。

杨永泰也是老国民党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曹锟贿选，杨永泰都是站在斗争前列的。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广东省长。

杨永泰是政学系的人物。

按：政学系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派系，究其来源，起源于“欧事研究会”。

1914年，孙中山痛感国民党的松散与不团结，准备将其改组为具有严格纪律的中华革命党。一部分国民党元老对入党必须“加盖指印”、“绝对服从领袖”等“清规戒律”不满，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宣言研究“欧事”，于1914年8月在东京组织了“欧事研究会”这样一个团体。其代表人物有李烈钧、李根源、熊克武、钮永建、陈炯明、邹鲁、程潜、陈独秀、谷钟秀、张耀曾等人。

后来谷钟秀、张耀曾等另组成“政学会”，这一派的人，史称“政学系”，这是老“政学系”。

后来又有了新“政学系”，其代表人物，我们熟知的有张群、吴铁城、熊式辉、翁文灏等人。

其实杨永泰也是“政学系”中一个重要人物，只因死得太早，所以一说政学系，大家往往不会马上想起杨永泰这么个人。

“政学系”其实并没有什么共同的纲领啊、组织原则啊之类的，之所以把他们归为一“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政学系的人，基本上都属于“文人”从政，因此都是些“菁英”级的人物，共同特点是才华横溢、学有专长、精于行政、足智多谋，最重要的，都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其中，杨永泰把这些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用唐德纲的话来说，杨永泰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

我们知道，所谓老“政学系”，最初实际上是依附旧军阀，与中山先生对着干的——所谓“国民革命”，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走狗。“军阀”自然就是张作霖、吴佩孚等等。“走狗”是谁——显而易见包括“政学系”在内。

在“打倒军阀”的口号之下，依附军阀的老“政学系”自然成了“反革命”。“反革命”的广东省长杨永泰干不下去了，跑到了上海。

杨永泰在上海韬光养晦、待机而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判断，他把自己的“宝”押在了“后起之秀”蒋介石身上。

不得不佩服杨永泰的判断力。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上的诸多大人物，总觉得其成功好像是必然的，其实不是,都经过一番坚苦卓绝的努力，再加上一系列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所以你看开国皇帝没有活得太长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还能活的长？

当然这也跟我们的历史书有关，谁一上台就开始篡改史书，甚至从一开始就是在“编”历史，从没出生就有一条龙钻到他妈妈的肚子里，一造反就有种种奇异天象应在他身上等等。这个恶例是秦始皇开的，到唐太宗时达到了极致，囚禁父亲、弑兄、杀弟、杀侄子，到他这儿都变成了无比有理之事。

1927年的蒋介石，其实跟割据数省的军阀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只能说是趋势不错。但“趋势”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玄妙的，你有军队、我也有军队，真打起来，输赢还在未定之天。

蒋介石的地位相对稳固下来，还要到三年以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入关，各种反蒋势力立时如汤泼雪，一下就老实了。

张学良这辈子，对得起蒋介石。

所以蒋介石到什么时候也得感谢他这位小他14岁的盟弟，所以他可以杀杨虎城，但他绝不能杀张学良。

就跟现在学英语、考“雅思”似的，杨永泰把蒋介石的思想方法、生活习惯等等，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经常托人打听蒋介石平常看什么书，谈话中有什么倾向。并根据蒋介石的喜好，仔细研读《王阳明集》与《曾文正公全集》。

这个功夫没有白下，以后的几年中，杨永泰在蒋的身边，每每一语中的，大家惊为天人，其实无他，盖“功夫不负苦心人”也。

杨永泰看中了蒋介石，巧了，蒋介石也正处用人之际。

从1924年1月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籍着1926年的北伐，以及一系列巧妙至极、心狠手辣的腾挪，用唐老的话来说——蒋介石“以一介匹夫，于三数年之间一跃而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领袖。”

然而，放眼望去，帐下诸公，尽是赳赳武夫，忠心耿耿是没的说，黄埔生用自己的鲜血铺就了“校长”“开府东南”的路，要剪除异己，统一全国，可不仅仅是“不怕死”三个字那么简单了。

老电影《大浪淘沙》中，余鸿奎拉拢“老达哥”顾达铭投靠国民党35军，顾达铭疑惑地问：“一个军部，需要这么多人么？”余鸿奎说：“要要要，需要很多的人！”

目前，蒋介石就“需要很多的人”。

不过，他要用的人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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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急需一个谋士、一个能帮他拿大主意的师爷。

如果以曹操做比，蒋介石急需的并非荀彧、荀攸、程昱这样的，连郭嘉这样的都不行，必须得是贾诩这个级别的。

因为蒋介石的当务之急，并非攻城略地那么简单，那个太费钱，关键是太费功夫，蒋介石没有那么多时间。他需要的是纵横捭阖，于不动声色之间令对方土崩瓦解。

这个功夫，二荀、程昱、郭嘉等等，还略逊一筹，只有贾诩够这个档次。

这一点，唐老分析得极为精当，他说当时的蒋介石，用人有四个标准：

第一，人们都说蒋是“新军阀”（其实没说错），所以原来北洋的残渣余孽，蒋是绝对不用的，以免给别人递“话把儿”。

第二，必须是真有能耐的，中看不中用、徒有虚名的一概不要。

第三，不能有“历史”问题，左派、共产派、西山会议派、西南反蒋派等等绝对不用，不信任。

第四，必须得是走投无路没饭吃的，才能绝对忠于自己，死心踏地为自己效命。

要说这几个标准应该说很有道理，可是不好找。你想啊，那么大能耐，还得没饭吃，当时各路军阀都在用人，谁见着有能耐的不揽过来啊。还等得到走投无路，由你来施舍一口饭吃么？

还真有，而且这个人已经窥视很久了，缺乏的，仅仅是一条渠道。

杨永泰是老国民党了，正因为如此，他并不认识他的这位后辈“新进”——蒋介石。

为蒋介石引荐杨永泰的，是蒋的义兄黄郛。

蒋介石的一生，跟很多人结拜过，基本上，各路军阀，除了那些资格太老、够不着的，只要一“归顺”过来，蒋必做的是两件事，一是拜把子，二是给个“陆海空军”副司令、或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或是给个一级上将军衔。

对张学良就是这么做的。

对冯玉祥也是这么做的。

对李宗仁也是这么做的。

按：1935年，蒋介石封了9个一级上将（就是背四颗星的）——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陈绍宽。

这其中，除了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身份领此高衔以外，基本上各路顶级军阀到齐了。
　　
至于蒋介石自己，则于1935年3月31日，以国民政府政府名义授予“特级上将”军衔，背五颗星。

但是，这次来的黄郛，却是在蒋发迹前拜的义兄。

黄郛，字膺白， 1880年生于浙江绍兴，曾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张群是前后期同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所以黄郛是最早的一批的同盟会会员了，因为他资格太老，所以后世许多人都尊称他为黄膺白。

黄郛也是天生的演讲大师，他的一些宏论，如“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且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当年曾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辛亥革命以后，黄郛参与陈其美的“上海光复”，光复以后，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黄郛任参谋长兼沪军第2师师长；蒋介石为第5团团长，这是蒋介石走上军旅生涯的开始。

也是在这个时候，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结拜为兄弟，其中，陈其美比蒋介石大9岁为长；黄郛比蒋介石大7岁居次；蒋介石为三弟。

蒋介石认识陈其美，尚在认识黄郛之前，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第一个导师。

陈其美，1878年1月生，浙江吴兴人。陈其美字英士，后世也有许多人尊称他为陈英士。

说起陈其美，那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元勋”，中山先生倚为股肱。

当年，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时候，说：“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要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即“中华革命党”，为了保证新政党绝对听命于他一人指挥，中山先生提出了对党员的相关规定：

一是党员入党必须各具“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的誓约；

二是必须在入党誓约上加按指印；

三是按入党时期划分党员等级。根据这个规定，曾参与“武昌首义”的党员，在革命成功后，享有“元勋公民”的政治特权。

对此，当时许多革命党人自然有一种“闻所未闻”的感觉，黄兴就认为这是孙中山“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并导致了国民党的一次分裂，老“政学系“的出现，即肇因于此。

此时，陈其美站了出来，他说：

“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只在半山，我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却是已太迟了。而许多同志还未觉悟。说我们服从太过，岂不可叹。”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其入党介绍人，就是陈其美和居正——这自然是中山先生给陈其美的殊荣。

蒋介石就是陈其美介绍给孙中山的，又带着他参加“上海光复”，可以说，没有陈其美，就没有蒋介石。陈其美之于蒋介石，既是兄长、又是导师。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的刺客暗杀，孙中山抚尸恸哭,并手书“失我长城”。

孙中山后来重用蒋介石，焉知没有对陈其美的一份感怀在其中。

陈其美临终前，将早已随他参加“革命”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托付给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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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黄郛，黄郛是做过国务总理的大人物，那是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后，黄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

在总理任内，黄郛做过一件大事，那即是驱逐末帝溥仪出宫后，参与将紫禁城建为“故宫博物院”，于保全、传承我中华文明，善莫大焉！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当时已经下台的黄郛，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理事，曾发表演讲，他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家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蒋介石上台以后，自然忘不了他这位做过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的义兄，先后任命黄郛为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不过这位黄老兄在北平任职的时候可干了一件“糗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痛骂。

黄郛属于不是“政学系”的“政学系”分子，因为老的政学系一直以“国会内的政团”这样一种面目出现，但是黄郛始终没有进入过国会。

由黄郛作为荐主，向自己的义弟蒋介石推荐杨永泰，自然是够分量了。

这时是1928年底，杨永泰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的虚职。

杨永泰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就是“削藩”。

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取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这个统一，只是名义上的，听着好听而已。各路军阀依然手握重兵，各霸一方，首当其冲的就是山西的阎锡山、河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另外四川的刘湘、广东的李济深也不可小觑；还有东北的那个小年轻张学良，别看岁数小，他倒向哪一方，都足以天翻地覆。

有这样一批军头存在，蒋介石一天也睡不安稳。

“削藩”，就是就要解决这些各地的“藩王”，然而，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可比汉景帝面临的形势险恶多了。

蒋介石的“晁错”，就是杨永泰。

好个杨永泰，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就在他几句话之间化于无形！

杨永泰的“削藩”论，其实不复杂，其主旨只有12个字而已——“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

所谓“军事化整为零”，也就是“合纵连横”、各个击破那一套。杨永泰针对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了解决办法：

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集团；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集团；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系；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

比如冯玉祥，他部下如韩复渠、石友三辈，早就对上边“罩”着他们的这位“冯先生”腻烦透了，恨不得早日自立门户。而且冯的地盘大都比较贫瘠，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经济上进一步对冯玉祥集团进行限制，时机成熟以后，再对其手下进行收买，冯集团自然瓦解。

再说阎锡山，杨永泰把阎比作“山西票号商人”，只会打小算盘，看不到全局。因此建议在政治上孤立“阎老西”，有机会的话，设局下套，最好是让阎、冯、张等人打起来最好，到那时再来个顺手牵羊、反手牵牛，岂不妙哉！

至于“桂系”，杨永泰认为，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武夫，军事上有一套，搞政治是不行的，独来独往，只知道经营自己的小集团，跟其他任何派系都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对这种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最简单，用暴力的方式——那就是打。你“桂系”不是善战么，今天就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打得他“梦里也怕”，是为军事解决。

最麻烦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两世经营，坐拥数十万精兵，急切奈何不得。且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经济手段也起不到作用。因此只能用外交手段，设法在东北与“苏俄”之间挑起边衅，让张学良自顾不暇，自然也没有精力管其他人的闲事了。

杨永泰不愧是读过线装书的人，这一番“削藩”宏论，如果写在纸上，堪比《隆中对》了，唐老评价说“置诸《战国策》中实不让古人”。

别忙，刚才说的只是“军事化整为零”，后面还有“财政化零为整”。

所谓“财政化零为整”，那就是掐住各地方集团的经济命脉，所有税收一律收归国家，让各省没有生聚的余地，你还养什么兵？到适当时候，再由主管财政的宋子文提出来，国家经济吃紧，请求裁军，把这些人往中央一请，每个人高官厚禄伺候着，只要他们脱离“巢穴”——到时候，你蒋先生还不是想怎么整治就怎么整治这些人！

后面的历史，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跟杨永泰“先知”说的几乎一样，就跟他提前跟大家商量过似的——蒋桂一场大战、中原一场大战、然后是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武装入关“调停”。

——大家都消停了。

这是杨永泰的“削藩”第一功。作为酬庸，1931年，杨永泰任军委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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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思熟虑和左右权衡，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呼吁和平：“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

这个“正当之途径”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猜测——不用多长时间，张学良就给出了答复。
1930年9月19日，张学良亲率东北军十万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各种反蒋势力登时如冰雪消融，一下就瘪了皮。

冯玉祥的余部，都归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前面我们说过，宋哲元的29军是张学良的部队，就是从这儿来的。另外还有孙连仲的26路军，还有韩复榘、石友三等等。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

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地点就在北平的顺承郡王府，张学良就任视事。

想当年，张作霖在北京呼风唤雨时，此处就是他的“大元帅府”。1928年6月4日，张作霖黯然离京，并在返回东北的路上在皇姑屯被炸死。如今，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雄姿英发的张少帅卷土重来，想必是万千感慨在心头吧。

“三十而立”的张学良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然而，张学良不曾想到，这竟是他与东北那一片黑土地的永诀！

与张学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北军的“冯先生”。

1930年11月4日，冯玉祥通电“下野”。从此，“冯先生”就再没翻过身来，只是于1935年4月弄了个陆军一级上将军衔，同年12月弄了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虚职，至于在中国政坛、军界的影响力，随着西北军的覆灭，那是想都不要再想了。

纵横驰骋20年的“老”西北军，从此没这一号了。

说起来，冯玉祥发动的这场“中原大战”，真是得不偿失。

冯玉祥的西北军，代表一种“现象”，本想多说几句，但一说起来又不知要跑到哪里去，算了。

此前，蒋介石已经通过蒋桂大战，打垮了桂系，通过中原大战，不仅打垮了冯玉祥集团，同时令阎锡山集团噤若寒蝉，顺带手又拉过来了小兄弟张学良。杨永泰“顺手牵羊、反手牵牛”的妙计完全得逞。

至此，各路反蒋势力基本失去了与蒋介石搬手腕的实力，老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他的心腹大患了。

从1930年11月开始到1934年10月，蒋介石用了4年的时间，不停顿地向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

在这里要说点题外话，讲讲“中央苏区”或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关系。

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并没有讲清楚。

兹就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为大家理理思路：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起义时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转战到井冈山，并团结当地的袁文才、王佐所部，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宁冈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并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和副团长。

有一张著名的《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反映的就是这个历史事件，据说当时毛泽东还特地换上了军服，说是“师长见军长”，必须换上军服。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其中明确指示：“可正式命名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根据中央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红军”的开始了。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在宁冈同红4军会合。其部队编为红4军第30团，彭德怀、滕代远分任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并分别兼任第三十团团长和党代表。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赴赣南、闽西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则担负留守井冈山的任务。

毛泽东这一走，再回来已经是1965年。所以，毛泽东在他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在江西永新县含冤牺牲，时年均为32岁。袁、王二人的死，直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

也就是说，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历时两年零四个月。其中，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间是一年零两个月，恰好是一半时间。

再说毛泽东去的赣南、闽西地区：

1928年3月，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在赣西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8年6月,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在闽西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以上述两块根据地为基础，在朱、毛等的领导下，建起了以曾山任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以邓子恢任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

1930年8月，朱、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总司令”就是从这儿叫起来的。

1930年10月, 朱、毛率红一方面军一举攻克江西重镇吉安,并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

“毛主席”就是从这儿叫起来的，原来，人们则称之为“毛委员”。

这就是“中央苏区”的由来。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为了说明一件事，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并非一回事,不要搞混了。

因为——我当年就没搞清楚。当时还挺奇怪，毛泽东他们明明是上的井冈山嘛，怎么讲了一段那边的事，再回来讲反“围剿”的时候，再也不提井冈山了呢。

忘于江湖

1930年11月，即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从中原大战中腾出手来，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并于当年12月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 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的鲁涤平被委任为南昌行营主任。

到1931年1月，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在第一次“围剿”中，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据曾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陶菊隐先生记载：当毛泽东见到张辉瓒时，还曾与他握手，并说“石侯先生,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以此看来，二人还曾经有旧。

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保住张辉瓒的一条命，1931年1月28日，张辉瓒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砍了脑袋。

张辉瓒的被杀，引起了很不好的负面作用，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把我党描述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并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应该说，杀死俘虏，确有不当之处。但国民党也没好到哪里去，在此之前的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已经在长沙就义。

第二、第三次“围剿”，都是以何应钦为主指挥，两次均铩羽而归。

到1932年5月，蒋介石是有点急了，于是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开始第四次对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这一次，红军遇到了一个“天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

继“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之后，杨永泰又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高论，不要小看这8个字，这是杨永泰为蒋介石立的第二功——“剿共”。

杨永泰认为，以往失败的关键，是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简单地等同于其他军阀，而共产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强大战斗力，是其他任何地方军阀所不具备的。

有鉴于此，杨永泰给蒋介石出了几个“绝招”。

首先是在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这一级，其目的，就是加强社会面控制。

关于“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我们前面讲“韦孝孺”案的时候介绍过的，原来是杨永泰出的坏主意！

最初，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完全是冲着我党来的，后来发觉行之有效，慢慢推广到其他地方。

严格来讲，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其实是“违法”的，因为实行这个“制度”并没有经过“立法院”的批准，就是杨永泰那么一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那么一公布，这事就办起来了。所以立法院拒绝承认，但立法院承认不承认没有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而且能办成。

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有意见的，还不仅仅是立法院，行政院还不干呢！

因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不听命于政府机构，而是直接对“军事委员会”负责，把行政院扔到了一边。

这性质可就变了，你立法院可以窝窝囊囊、可以装聋作哑，可我行政院不行啊，政府官员都不归我管，那还要我这个政府机构干什么用，你军委会全管了不得了么！

更生气的事还在后头呢，这个“行政督察专员”虽说不归行政院管，也不由行政院遴选，可任命却要由行政院来发文。也就是说——军委会给行政院拉名单，这几个人派到哪里哪里当“行政督察专员”，你给我下个文就行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带这么气人的！

就这样，杨永泰这一个主意，把行政院和立法院都给得罪了。


第二招是“保甲制度”。
说起“保甲制度”，我们都很熟悉，历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北宋王安石变法，其中就包括《保甲法》，到了民国，由于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把这个制度给废掉了。
这次，杨永泰把老祖宗的这个“法宝”又捡了起来。
1932年8月，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其中最关键的是：如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也就是说，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
由于行之有效，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
客观地说，“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和“保甲制度”虽然不复杂，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党的发展。
这是制度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
1933年5月,蒋介石亲临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时的杨永泰已经是南昌行营秘书长了，他给蒋介石又出了一个主意——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场“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简言之，就是“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新生活运动”后来曾发展到一个无所不包的程度，怎么评价它，我的层次还不够。个人感觉这个“新生活运动”似乎有点过于表面化，没有触及人民大众内心深处的东西。比较直观的，大家可以看看《围城》，督学到三闾大学视察那段，传达的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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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事进攻的调整为主，以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夺命三招”为辅，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然我党内部也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众所周知的，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转移。

15年以后的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也曾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原来是拾杨大才子之牙慧。

杨永泰随之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不是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么，所以“南昌行营”的7个厅被杨永泰简化成两个厅，第一厅是军事厅，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第二厅政治厅，自然就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了。所以当时的人们将第一厅称为“三分厅”、第二厅为“七分厅”。

这还不算，到发文的时候，杨永泰这个秘书长，排名居然排到了参谋长贺国光的前头，真是咄咄怪事！

贺国光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骑兵科出来的，跟刘湘、杨森、唐式遵、王瓒绪等等都是前后同学，1927年就当军长了。那个时候，杨永泰还在上海“韬光养晦”呢！

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10个省的用人和行政都划到了南昌行营，归他的“七分厅”管。

关键是大家数一数当时有多少个省——国民党有话语权的，其实就这十来个省，杨永泰等于是在以“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的身份在当行政院长！

这一下，那个行政院真是可有可无了。一时之间，杨永泰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

有句话叫做“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杨永泰蹿升的轨迹过于“火爆”，又不知道为人，所以大家把所有的坏事都搁在他头上，只要蒋介石整治了谁，大家不恨老蒋，却都把账记在杨永泰头上，认准了肯定是那个老小子出的坏主意！

杨永泰虽然名字叫做“永泰”，却好像不大懂得“持盈保泰”的道理，这与他一肚子的韬略似乎并不相称。

别忙！杨永泰有话说。

据说,某一次大家因为某事，又在骂杨永泰。他的秘书实在看不下去了，为了替他洗清冤屈，出示了蒋委员长的“手谕”，以证明某事跟“杨秘书长”没有关系，真的是“委员长”让办的。

杨永泰听说以后，居然很严肃地跟秘书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中国有没有我杨永泰，没有关系，但是没有委员长不行。我们当下属的，就是替长官分忧的，有功自居，有过推诿，那不是我的品格。谁要恨我就恨我好了，只要“领袖”的威望不受损伤就好。

有这样的幕僚长，老蒋夫复何求！

杨永泰不愧是读过线装书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他悟得很透。

只不过，有的时候，蒋介石也保不了他手下的人，哪怕他是杨永泰。

因为，这里是官场。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导致汪精卫遇刺的四届六中全会，实际上就是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会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原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按：国民党“五全大会”在历史上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上，蒋介石曾针对国际关系发表演讲，其中称：

“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绝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这个讲话，明确提出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标志着国民党对日方针，已经由原来单纯的“忍”、“退”、“和”的“三字诀”前进了很大一步。

到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著名的“庐山讲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其主旨，明显与这次讲话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借着汪精卫的遇刺，蒋顺顺当当地把汪兼任的行政院长给拿了回来。汪则出国养病。

汪这一去，再回来已经是1937年1月，本想借着“西安事变”抢班夺权的，结果刚走到路上，张、杨又把老蒋给放了，汪精卫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从此就在亲日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从革命志士沦为汉奸。

张群当了外交部长，杨永泰则接替张群，于1935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之去湖北，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被排挤出去的，有人说是他自己要求去的，还有的说法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个“功高震主”的人所必然有的下场了，说蒋介石看他实在过于“火爆”，给个冷板凳让他坐。

几种说法，都有可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准“行政院长”到一个省的负责人，这中间肯定是一个向下的轨迹；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军机大臣”到“湖北巡抚”，个中况味，虽然只有本人能够体味出来，但以旁人观之，最起码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是肯定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坏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忘于江湖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汉口被刺身亡。

同治年间，两江总督马新贻在自己的两江总督署衙被刺身亡，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是啊，威仪赫赫的两江总督居然在自己家门口遇刺，岂非笑话——还真不是笑话，这个案子到了也没查清楚，最后草草收场。

杨永泰的案子，像极了马新贻案。

事情的发生毫无征兆。

当天，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参加了一场日本总领事馆举行的天皇“寿筵”——这杨永泰也是，都什么时候了，还天天往日本人那儿跑，不等着挨枪子儿呢么！

在此之前的1936年5月6日，杨永泰已经到日本总领事馆去过一趟了，当天是因为武汉发生了一起反日的游行示威，对此日方提出抗议，这么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杨永泰跑去“道歉”，结果被武汉人痛骂。

日本总领事馆在汉口，湖北省政府则地处武昌，那个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两地的往来全靠轮渡。

这时是下午5点来钟。杨永泰的车队来到了汉口江汉关码头，准备乘轮渡过江。

杨永泰携夫人正准备上船，这时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两个年轻人，也不打话，冲着杨永泰就是一通乱枪。

以事出突然，杨永泰的警卫事先没有任何防备——看来那个时代的警卫实在素质不高，都多少次了，人都挨了枪了，警卫还在那儿发愣，汪精卫那回就是，杨永泰这回也一样。

身中数枪的杨永泰依然神智不衰，令司机赶快将自己送到汉口某日本人开的医院。但甫抵医院即伤重身亡。

两个刺客，开枪以后便一东一西地朝两个方向分别逃遁，往东跑的一个，跑了一段被人绊倒，后被杨的警卫赶到抓获。

经审讯，此人承认他正是开枪刺杀杨永泰的凶手，名叫陈夔超，其他事情则坚不吐实。

杨永泰遇刺的消息传出，一个曾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居然落得这般下场，蒋介石为之震怒而又惋惜。杨永泰“公祭”那天，蒋亲自作了一篇祭文，文中极力褒扬杨永泰。

但褒扬没有用，人已经死了，舆论为之大哗——在任的政府官员居然在自己的辖区被刺，显然有幕后黑手。大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二陈”兄弟，因为杨永泰在地方上倡导的几项“改革”，什么“保甲制度”、什么税制改革、什么“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首先触动的就是CC系的利益，况且陈立夫手下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组织“中央党部调查科”。

另外，还有人说是邓文仪干的——此君在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上时，曾主持调查1934年6月发生的“南昌机场纵火案“，因案情涉及国民党高层的权力之争，邓文仪不想掺和这些烂事（说句实话，也不敢掺和），于是打算大事化小。结果被老练的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看出破绽，蒋大怒，当即将邓文仪撤职查办，最后连南昌行营调查科都给撤销，白白地让戴笠占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便宜。因此邓文仪肯定是把杨永泰恨到了姥姥家。

还有的人说是有 “湖北家长”之称的何成浚干的，此君曾指使湖北省党部发动学生反对杨永泰就任湖北省主席。

按：何成浚是湖北随县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因其资格很老，虽然没怎么带过兵，仍然被蒋介石授予上将军衔。

此人虽然打仗不行，却有一个大本事——当说客。当年凭着一张嘴，为老蒋平了不少事，最得意的一桩，是劝说张学良发动“东北易帜”，直接帮老蒋实现了“全国统一”。

日本方面也为失去这样一位“诤友”而感到震惊，频频发来“唁电”并敦促国民政府尽快破案。

从哪个角度讲，此案都不容久拖不破，蒋介石又派出了他的王牌——戴笠的特务处。

前面讲过，特务处是复兴社下的一个组织，只对蒋介石本人的安全负责，并不承担一般的刑事和治安案件的侦破，那是警察的事。但汪精卫和杨永泰两案，显然属于政治谋杀，因此蒋介石两次派出戴笠亲自上阵。

别说，戴笠还真是出手不凡，没两下，特务处湖北站即查出凶手陈夔超的真实姓名叫谭戒轩，另外在现场承担掩护任务的名叫龚柏舟，现正逃往上海，随即派安徽站特务于芜湖的一艘日本轮船上将龚柏舟抓获，随后又抓获其同伙多人。

据供认，其组织名为“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于1935年在上海成立，以铲除汉奸为宗旨，谭、龚等都是其重要成员。被他们纳入视线的，不仅是杨永泰，还包括一系列对日态度不明朗甚至亲日、媚日的分子。就这样，连带着还破了一年前发生的“唐有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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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唐有壬，生于1893年，湖南浏阳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1932年，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唐有壬，曾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我重要政治情报，差点给抓起来；并且，后来那个《淞沪停战协定》，也是唐有壬与殷汝耕一起撮弄出来的。

1934年2月，唐有壬转任外交部常务次长，这一下，唐做汉奸更是做得如鱼得水，“华北事件”之后，唐在与汪精卫的电报往来中，曾说：“华北事件发生于中日空气好转之际，可谓遗憾。但吾人深体日方内情，决不因此动摇中日提携之大方针，同时对广田外相之信仰亦决不因此而低减。”其汉奸嘴脸，跃然纸上。

唐有壬的父亲是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维新志士唐才常。唐才常因组织起义，被自己的老师张之洞砍了头，就义前留下绝命诗说“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这样一个英雄豪杰的父亲，居然会有唐有壬这么一个儿子，可见，有的时候遗传基因也不大靠得住。

1935年12月25日，唐有壬在自己寓所被刺，当时报纸上的新闻记载得很详细，兹附录于后：


【唐有壬廿五日午五时由外返寓，在后门首遭暴徒狙击身死。唐干日前来沪，沪寓为一四层楼新式小洋房，后有水泥梯直达一层，进出均由此梯。二十五日晨九时，唐曾出外访晤友好，十一时许返寓进午膳，一时许复出外往视汪疾，五时返寓，下车登梯时，突奔出身穿中装外罩黑色夹大衣者两人，向唐狙击，共发十余枪，有三枪中要害，一由右肋射入，左腋穿出;一由右腰射入未出；另一由臀部射入，左胯腋穿出。唐即应声倒地，暴徒见计已遂，即分头逃逸。当枪声爆发时，唐家人及邻居均不敢开门窥视，少顺枪声停止，唐仆启门，即见唐已赫然倒地，唐夫人继见状，急扶入汽车，送往牛惠霖医院，经牛诊察，拒绝留院，乃复送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未及到达，即在车中气绝。由该院医生陈雄略加察视，原车送至台拉斯脱路法工部局医院尸体室，定二十六日晨送至验尸所验尸后，即送台拉斯脱路上海殡仪馆成硷。唐被击时，身穿灰色西装，淡黄色大衣，因流血过多，血透衣外，法捕房闻讯后，即派捕赶到，市府亦即派秘书耿嘉基赴法总领事署及法捕房要求严缉凶犯,同时并令公安局协助严缉。】

“唐有壬案”发生后，也是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下搞清楚了。根据供认，两名刺客刘镇南、裘积玉在上海被捕，后被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判处死刑。

诺大的“杨永泰案”，如果只是搞出这样几个小“虾米皮”，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继续追下去，幕后的指使者，据说是刘芦隐。

刘芦隐也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了，1924年6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

刘芦隐是胡汉民的“新国民党”的一员干将，这个“新国民党”前后持续的时间不长，情况却挺复杂，在这里就不说了。

刘芦隐是个文人，说他指使杀人，许多人都不信。但据记载，特务处在刘芦隐的寓所发现了许多物证，如“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的工作计划，以及他下发的刺杀某人的“手令”等等。

至此，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

刘芦隐是沈醉带人亲自去抓的，当时他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当督察，这是一个受特务处“运用”的公开单位。抓捕的情形，沈醉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笔者在这里就躲懒直接引用了：

“1936年在英租界三马路杨子饭店绑架西南反蒋派人士刘芦隐时，被他夫人事先发觉，大声呼叫。刘芦隐闻讯，机警地从汽车后座一个筋斗翻到前面司机座位上，把住驾驶盘不让特务开车，僵持到租界巡捕赶来，一起被带走。戴笠恼火之余，只能勾通租界当局，将刘公开逮捕，引渡后押往武汉。”

刘芦隐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解放后，刘芦隐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至于刺杀杨永泰的两名刺客谭戎轩和龚柏舟，于1937年在武汉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但没有马上执行。
1938年，因日军对武汉进行大规模轰炸，所有在押犯均转移四川。在转移途中，龚柏舟从船上跳江，后不知所终。谭戎轩则被押到恩施监禁，抗战胜利前被处决。

“杨永泰案”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不光在当时，即便到了今天，也颇有许多人在怀疑，刘芦隐是替别人背了黑锅，据说蒋介石也知道此案的背后究为何人，但他已无暇深究了。因为再过一个多月，他就要迎来自己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一次挑战——西安事变。

杨永泰的死，对国民党、对老蒋本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探究，如果杨永泰不死，民国的历史会是怎样的。

——然而，还是那句话，历史不容假设。

杨永泰临终，最后留下了几句话，他说：“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的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

从这几句话来看，杨永泰倒真不愧是“以身许国”，只不过，他“许”的是“民国”。

然而，对杨永泰，老百姓并不领情，他死以后，人们曾把他的姓、名、字嵌入一副对联：

上联：“畅所欲言，天年不永”

下联：“卿幸已死，民安国泰”

横批：“杨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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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藏本失踪案”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迄抗日战争，中日双方国力上的差距，决定了日方在与中国的对抗中，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所谓“谋略战”，总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上风，但也有失手的时候，“日人藏本失踪案”就给玩儿“现”了，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人。

1934 年6 月，中日复交，6 月8日，日本驻民国公使有吉明到任。次日，有吉明即照会国民政府，称“日本驻南京副总领事藏本英明于1934 年6 月9 日失踪”，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予以“合理解释”，否则将产生“严重后果”。

当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还到外交部“咆哮公堂”，一通大闹，搞得天翻地覆。

日本的高级外交官在华失踪，非同小可，所有人都明白，以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的态势，此事一旦处理不好，对于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督察“剿共”，在家里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行政院长汪精卫，汪是老政客了，自然识得此案的利害，当即令所有军警宪特：“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

南京出了事，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首都警察厅长陈焯，陈焯派出的，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

赵世瑞，生于1903年，浙江诸暨人，跟一期的宣铁吾是同乡，军校四期政治科。赵世瑞参加过北伐，此后被戴笠看中，送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洪公祠特训班”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跟别的特务不一样的是，赵世瑞虽然是一个军统分子，却始终在公开单位工作。赵世瑞是个搞侦查的好手，从1933年一毕业就进入首都警察厅调查课，从调查员、股长、组长，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升任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自然，调查课也就成为了受特务处“运用”的一个单位。

接到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赵世瑞却并不感到担心。原来，他早在两个月前，就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安排了一个“内线”。

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听差袁露，就是赵世瑞的人。

袁露，本名詹长麟，1913年生，江苏江宁人，15岁就进入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曾给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当过勤务兵，脑子好用又见过世面，同时，参加过“淞沪抗战”，证明也有一颗爱国之心。这样，詹长麟被赵世瑞看中，通过中间人把他安排到日本总领事馆当了一名杂役，并化名袁露。

由于袁露人聪明，会来事，很快被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看中，让他给自己当听差，这样，袁露就可以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与闻一些机密。

情报工作，往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总是“临急抱佛脚”，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特工人员，想靠“蒙”是没戏的。

有的时候，总觉得别人运气好，怎么那么巧，刚好他在哪里哪里布置了个人，我怎么遇不上这种好事。其实不是，真正的高手，讲究“走闲棋，布冷子”，看你有没有这等战略眼光了。天下事，岂是“蒙”得来的！

所以，情报工作，看似没有搞行动破坏那么热闹，但它却是一切特务工作、或称秘密工作的基础，不会搞情报，是吃不了特务这碗饭的。

好比田径，被称为体育运动之母，跟这个道理差不多。

仅仅两个月时间，袁露这步“闲棋”就发挥了作用——6月8日晚上10时多钟, 袁露亲眼看到,藏本英明乘坐日本总领事馆的一辆轿车,往中山陵方向去了。

赵世瑞心中有了底，他从总领事馆要到了藏本英明的照片，并多方了解他的性格、爱好等等，即于当日在各重要路口、旅馆等地布控。并以宪兵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的名义发出“寻人启事”：“如能将藏本直接寻获者，赏洋1万元；能知该员踪迹报告后因而寻获者，赏洋五千元。”

这时，日方还在大肆鼓噪。

6月10日的大阪《每日新闻》说：“目下南京对于日本官兵之压迫，非常识之至，中国宪兵队对于日人，皆有便衣侦探跟随，电话亦一一窃听。尤其甚者，6月3 日今村第三舰队司令官，在中山门受宪兵检查身体之侮辱事件，须磨总领事方向中国警告，故对藏本事件中国之态度，以疑惑观之。”

6月1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煞有介事地声称：

“藏本事件系在中国国都警备严重之区域公然对我总领事馆员之行为，不论加害者之行为动机如何，实关系帝国威信之重大事件，故须彻底纠缠南京政府之责任。帝国政府保留最后行动之自由，并要求中国自行着手探索藏本。若对于该提议中国政府不表示诚意，帝国政府第二阶段之行动，即从中国为无组织国家之常例，无搜索之能力，我派出之官吏，当举行实力搜索。若达最恶之场合时，当使我陆战队员实力搜索之责任。帝国政府依照惯例，对于关系列国，通知我方所取一切手段为公正妥当。由中国方面或由我实力搜索之结果，判明事件真相后，当使我有吉公使与国民政府开始正式谈判，提出下列之条件一、国民政府之正式谢罪。二、加害者之严重处罚。三、严正之损害赔偿。四、以于将来之保障。”


日本人还弄了一帮子在南京的日本侨民游行集会，表示“若藏本不寻获，则全体侨民回国。”等等。与此同时，日方将其第三舰队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卸下炮衣，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开练”的架势，下关附近的大批居民已经开始离家避难。
一时间，南京城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