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余乐醒

湖南醴陵人,早期中共党员，早年赴法勤工俭学，攻读化学与机械专业。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与同在军校任军医的沈醉的大姐沈景辉结为伉俪,后于 1927年被中共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专门学习情报业务和秘密保卫工作（“契卡”）。“四·一二”事变后脱党，因生活无着后脱党经戴笠介绍加入军统，是军统元老，属于初创时期的那一波，还介绍沈醉等20多名亲属加入军统。对军统特工技术极有研究，在军统长期主管技术部门，精通电讯、投毒、爆炸等。

由于精明强干，且能讲法语，曾带领暗杀小组赴河内暗杀汪精卫企图阻止汪叛变投敌。但余乐醒虽堪称专家，但缺乏独立指挥重大行动和组织工作经验。所以戴笠又权衡利弊，经过反复考虑和与郑介民商议，最后确定调天津站站长陈恭澎担任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澎也是军统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参与策划、领导和亲自指挥过军统局的数次重大暗杀活动，如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几乎都获得成功；经验丰富，又有实践锻炼，最后被确定担任行动组组长。而由余乐醒负责特种技术如使用毒气、定时炸弹等手段的运用。

一九三八年三月军统局在湖南临澧开办训练班，又称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第一期。戴笠兼主任，余乐醒为副主任。

抗战胜利后余乐醒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他和过去在苏联留学时的“老关系”恢复了来往，为此还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活动。

1949年，毛人凤企图强迫, 逼迫和绑架军政要员去台湾，根据毛人凤开具的名单，公秘单位联手行动，确有不少高级军政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社会贤达，或被迫出走香港，或被硬行弄到台湾，当然也有躲过去的，其中军统的“技术总教官”余乐醒就是一个。毛人凤不知怎么，听到了一些余乐醒和中共地下党的风声，十分吃惊，特地叫沈醉探询过。这一次，毛人凤开具的逼走绑架名单中，就有余乐醒。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原站长刘方雄去香港做生意了，王继任站长）回忆，毛人风曾对他说：“余乐醒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应该把他弄到台湾去，不能让他留在上海，被共产党利用。” 不久，毛森通过侦察，掌握了余乐醒掩护共产党地下电台的证据，毛人凤随即下令逮捕余乐醒。执行任务的那天，毛森带人前往愚园路余宅，扑了个空。毛估计余可能外出，便在余宅周围布好罗网，等“鱼”落入。谁知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余回来，忍耐不住，又冲进去仔细搜查，才发现余的行李和书籍已全部搬光了。

毛森在浙江警官学校受训时，曾当过余乐醒的学生，这一回居然对余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把东西搬走都弄不清楚。为此，特务们取笑“三毛”（即毛森），说是老师对学生留了最后一手，譬如猫教老虎，但没有告诉老虎怎样爬树。但据沈醉估计，执行任务的特工中，可能有余的学生，提前通知了他。而余本人又是老手，做事都有后路留着，在他住宅后花园的围墙上，爬满了壁藤，拨开壁藤，依稀可见一扇后门，他就是从这扇后门把东西搬出去的。

解放后余乐醒在上海一工厂任工程师，“三反五反”时因其历史问题入狱，因心脏病死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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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区长，吴乃宪，广东海南人，军校一期。

按：吴乃宪是一期第三队的，这个队是整个一期生里人才最多的，猛将如云。那边的，有李仙洲、梁干乔、关麟征、杜聿明、侯镜如、黄杰、袁守谦等等。咱们这边的，有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还有“模范军人”、在北伐中牺牲在武昌城下的曹渊烈士，这可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的。

关于吴乃宪，值得一提的有这么几点：

一、吴乃宪是海南岛海口长流镇传桂村人，他这个老家传桂村出了22个黄埔生，其中有四个将军。

二、据沈醉回忆，吴乃宪曾出卖他的老师邓演达。我查了上海地方史志，出卖邓演达的是陈敬斋。

三、吴乃宪在淞沪抗战中有很不错的表现。当时，吴乃宪已调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他率领的铁路警察部队、上海警察局长蔡劲军（海南万宁人）率领的地方警察、吉章简（前面讲过，海南崖县人）率领的地方保安团，最多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但作战之顽强，不逊于正规军，所以当时这三个人被誉为“海南岛三杰”。

四、大家知道，故宫文物的精华在台湾，而这批珍贵文物中的最精华部分、一共2972箱，就是经吴乃宪之手运往台湾的。

大体就在这个时期，特务处开始在各个区、站增设了两个职位。其一是书记，担任上海区书记的是张师。

张师也是原中共党员，先在“浙警”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接替王孔安），这个时候他还是毛人凤的顶头上司呢，呵呵。抗战中曾任兵工署稽查处处长。

按：战争年代，兵工厂如果出了问题可不是玩的。所以兵工厂是军队建制，工人也属于现役军人，是不准组织工会的。为防止共产党和其他势力兵工厂活动，各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统管这项工作的，就是兵工署稽查处。

在《红岩》中曾有成岗被捕的场面，如现实中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出面去处理的，就应该是这个张师了。

抗战胜利后，张师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即毛森的副手。这个时候，毛人凤已经是军统局局长了，十几年的工夫，你看看人家混的！

张师这个人，我记不太清《潜伏》中吴站长的太太提过他没有，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为自己打算，你们还在这儿抓人，好滑稽”那段，我记得提到何芝园跟余乐醒了。这都是真有其人的。

各区、站增设的另一个个职位，是区督察，上海区派来的督察是陈慈。

陈慈，1906年生，海南文昌人，字质平，更多的人习惯称其为陈质平。

陈质平这个人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其实他挺有名的，外交界的老人应该都知道他，因为他多数时间是以国民党的“外交家”面目出现的。1949年8月，陈质平就已经是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全权大使了。

按：解放前夕，蒋介石对失去大陆之后的走向，曾有几个考虑，第一当然是去台湾，但偌大的大陆都丢掉了，台湾能长期保有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因此蒋曾考虑一旦台湾失守，则到菲律宾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因菲律宾在1947年独立以后，反共的态度很明确。

据《蒋介石在台湾》一书记载：

【1947年4月18日，中、菲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10月24日正式批准，菲律宾总统还热情邀请蒋介石前来访问，蒋曾召见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垂询甚详”，表示有机会一定去访问。 蒋介石下野后，即派陈质平会见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试探组织流亡政府的可能。】

按：实际上，1949到1950这段时间，去台的衮衮诸公其实日夜都生活在不安中，不但被国际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理上也已经放弃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GAME OVER”，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从这个角度上讲，发生在朝鲜的那一场战争，真的很不是时候。

去台以后，陈质平历任台湾驻伊拉克、约旦、利比亚、墨西哥“大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质平曾亲眼目睹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幕。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当时，陈质平正在台湾驻墨西哥“大使”任上，同时，他也是台湾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台湾当局“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团长是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

当天，在上述投票之前，周书楷宣布“退出”联合国。

当时，报纸上还有一张这几个人的照片，靠后的一个就是陈质平，前面并排的两个人，一个是周书楷，另一个是台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刘锴，三人均“面色凝重”，与另一张照片上乔冠华等人拊掌大笑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我博客里有)。

以上说的是作为“外交家”的陈质平，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陈质平曾经是一个特务。

1936年12月20日，军统在广西梧州将民国时期第一暗杀大王王亚樵一举狙杀，陈质平在此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以我说嘛，真正的干才，干什么都能弄得像模像样。

军统的文昌人有好几个，郑介民大家还记得吧，另外还有邢森洲、王昌裕。

在淞沪抗战中，陈质平也被派到上海前线。据他回忆，某次戴笠派他去执行一项任务，行前去辞行，适逢戴笠生病，发高烧。戴笠当时大概是烧得有点糊涂了，一见面就质问他：“你为什么还不去前线？”然后从枕下抓了一把足够做几身衣服的钱：“你去做一身衣服，赶快走，去前线！”让陈非常感动。

陈质平于1984年2月病逝于美国，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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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乃宪之后，第四任区长，王新衡。

王新衡，浙江慈溪人，1908年生。

王新衡的经历跟文强类似，虽是特务出身，但因机缘巧合，结交的都是大人物。

王新衡也是军统内的苏联事务专家，是个学者型的特务。

国共合作时期，王新衡被国民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蒋经国是同学。而且这俩人都是托洛茨基派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类似政治倾向的中国同学，以浙江人居多。

这个现象引起了王明的注意，据说当时中山大学举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要处分蒋经国、王新衡等人，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一时奈何他不得，结果是“城门失火，殃及新衡”，会后，王新衡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蹲了四个月的大狱。

1930年，王新衡被遣返回国。曾在南京创办苏俄评论社，出版《苏俄评论》月刊。

1934年1月，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王新衡投奔了张学良，虽然地位相差很悬殊，但二人却成了好朋友，极为相得。

后王新衡加入军统，任上海区区长之后，由于他与张学良的这层关系，戴笠派他到西安去当西北区区长，但因故耽搁了一段时间。结果就在要去还没去的当口，“西安事变”爆发，把戴笠搞得灰头土脸。满腔怒火之下又一次“殃及新衡”，以“失职”之名将王下狱，一直关到淞沪抗战爆发，才给放出来，派任香港站站长。

这一段，咱们在讲“西安事变”的时候还会细讲。

第五任、也是抗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多次提到的周伟龙了。

在军统，周伟龙是个惹不了的人。

首先是他的资格老，“十人团”之一嘛，还没有特务处的时候，这几个人就跟着戴笠搞情报，那是元老中的元老。

其次，周伟龙的确是个干才，经历很丰富，能力极强，就没有他干不了的事。

周本人是军校四期毕业生，又在正规军队中干过，当过宪兵营长，干过潜伏，搞过行动，后来又去“忠义救国军”，再后来又当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军、警、宪、特，他一个人干齐了，还给不给别人留饭碗了！

最重要的，周伟龙是戴笠的结义兄弟，还救过戴笠的命，这一份情谊，那是连毛人凤什么的，都比不了。

所以在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只有戴笠能够支使周伟龙，别人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

据沈醉回忆，中日开战以后，特务处决定往日租界派几个潜伏组，当时是考虑上海一旦陷落之后，长期潜伏。这个任务，周伟龙预备叫沈醉去，问题是沈当时已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干了好几年了，搞的全是维护治安、刑事案件侦破等公开工作，身份早已暴露，根本不适合潜伏。

沈醉于是跟周讲，请他能不能另派他人，这时戴笠发话了，“你不是湖南人么，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让你去你就去吧。”

去是去了，由于下手太晚，已失去潜伏条件，在租界中根本无法立足，没有一个月，就待不下去了。

临到撤离的时候，组里还有一部电台难于处理，因电台在那个时代是比较珍贵的通讯器材了，沈醉觉得砸毁太可惜了，于是决定冒险把它带出来。他手下有个特务，家中有一个婴儿，于是沈醉把电台放在婴儿车上，通过了租界的巡查。

见到周伟龙，诉说一切，结果周一听就急了，认为沈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丢了上海区的脸，非得让沈醉回去不可。

这时连戴笠也觉得周太过分了，说：“你这不是让他们回去送死么？”戴老板发话了，周伟龙才算作罢。

沈醉当然挺美了，然后就说“我把电台也带回来了”，本以为戴笠会夸他，没想到戴老板一听勃然大怒：“荒唐！一部电台能值多少钱，这要是被日本人搜出来，你们几个人全得没命！”

上海沦陷以后，周伟龙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因上海区出现叛徒，只得撤离，接替他的第六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王天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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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特务处上海区的情况，主要是后面有大量的话题需要围绕上海区展开，如果不提前把一些基本的情况讲清楚，在行文中会出现许多滞窒。

接着说赵理君，作为杀手，赵理君与这样几个案子联系在一起，杨杏佛案、史量才案、唐绍仪案、韦孝儒案。

其中，杨杏佛案和史量才案，网上的资料很多，我就不浪费笔墨了。

2.2 唐绍仪案

唐绍仪，生于1862年1月2日，广东珠海人。唐绍仪是一个农家子弟，1874年，曾国藩感于中国的落后，建议清政府选派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唐绍仪有幸被选上，同学中还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唐绍仪是老资格的“革命家”了。但当他回国的最初，赏识唐绍仪的，其实是袁世凯。武昌起义之后，唐绍仪曾代表袁与南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绍仪的思想立场开始向民主共和方向转变，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抗战爆发时，唐绍仪正举家寓居上海，但政府方面对这样一位老革命家滞留上海感到不放心，担心他为日本人所利用，因此多次劝他西迁，但唐不知何故始终没有明确答复。同时政府又得到情报，反映说日本人有一个 “南唐北吴”计划。即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为他们所用。适逢此时，又发现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打着他的旗号在与日本人打交道。

蒋介石终于动了杀机。

任务仍旧交由军统局上海区办理（此时特务处已于1938年3月改组为军统局），行动组长赵理君负责执行。

通过了解，赵理君物色到一个叫谢志磐的人，唐绍仪在30年代当广东中山县长的时候，谢志磐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经常采访唐绍仪，很熟，可以出入唐绍仪家，于是赵理君做了谢志磐的工作，要他协助办理此案。

据谢反映，唐绍仪喜欢收集古董，曾在某古董店里看上一只花瓶，当时店方索价十万，因唐嫌贵，没有谈拢。赵理君一听，计上心来，决定亲自出马。

他首先买下了这只花瓶，多少钱买的不清楚，但我想特务处不会有这么多闲钱买古董，即便有也不会花在这上头，多半是“赊”来或“租”来的。

某日，由谢志磐陪同，赵理君假作古董店的伙计，拿着花瓶来到福开森路18号唐府，因谢志磐是常来常往的人，唐府不虞有他，赵理君顺利地见到了唐绍仪。

唐绍仪见到花瓶当然很高兴，细细把玩起来。赵理君不失时机地说：“另外还有一只花瓶，年代更久远，价格也不贵，请您定一个时间，我送到府上来。”

唐绍仪一听马上说：那你就哪天哪天送过来吧。

通过这一次“趟道”，赵理君已完全摸透了唐府的路数，客厅有一个安南（今越南）警卫，但大宅门的规矩很严，不奉召唤，这个人不会随便进入客厅。

这一天是1938年9月30日，赵理君再次来到唐府，唐很快接见。

赵理君取出两只花瓶交给唐绍仪，让唐详细对比，一边绕到唐绍仪身后，给他介绍“这里有一处瑕疵”等等，眼见唐绍仪的注意力全在花瓶上，赵理君抽出事先藏在身上的一把很小的小斧头，冲着唐绍仪的后颈就是一斧。

不愧是军统“三大杀手”之一，部位拿捏得准确无误，唐绍仪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断了气。

赵理君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走出客厅，出门时还对安南警卫说：“唐总理让我再拿几个花瓶来，你等一下，我很快回来。”

等警卫发现出事，追出大门的时候，赵理君的轿车早已绝尘而去。

由于杀唐的证据并不十分充分，国民党元老纷纷提出质疑，搞得蒋十分被动。10 月5 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5 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令人意外的是谢志磐。案发当日，唐的家人即向法租界报案，称谢志磐带领刺客暗杀了唐绍仪。法租界当即发出通缉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谢志磐的，赏3 千元。

谢志磐本就不是职业特务，自从刺杀唐绍仪后，终日疑神疑鬼。一通缉更完了，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要替唐报仇，结果竟然得了精神病，被送进重庆一家医院。

谢在医院里也是神神叨叨，整天拿着手枪晃来晃去，医生只好向当局报告。

巧了，接到报案，派来调查的正是原上海区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现已调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工作。这人谢志磐也认识，以为一定是来“杀人灭口”的，于是举枪就准备打王克全。

王是亦列名于“四小杀手”之列的人物，岂能浪得虚名！立时掏枪反击，结果后发而先至，一枪将谢志磐击毙。

这谢志磐够冤的，给人家帮忙，不但错杀了人，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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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韦孝儒案

1938年冬，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在完成刺杀唐绍仪的任务之后，因上海区出现叛徒无法立足，被调到“忠义救国军”任副总指挥，由赵理君代理区长。

踌躇满志的赵理君，满拟这个区长是当定了，结果没过几天，从北方调过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王天木来，把赵理君气得七窍生烟，处处跟王天木作对。

由于他在上海盘踞了6、7年，手下有一批党羽，行动组又是上海区的核心，王天木根本指挥不动区里的工作。

没办法王只好找戴笠说明情况，戴对这个老部下是了解的，深知赵理君如果犯起“浑”来，那就不光是将帅不和的问题，兼且对潜伏工作有极大威胁，万一一糊涂投敌做了汉奸，麻烦可就大了。

按：即便在军统内部，赵理君给人的观感也不好，沈醉就认为赵理君“无论是外表和内心，都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大坏蛋。”

于是戴笠一纸调令，将赵理君调回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上校科长。1941年冬天，赵理君被任命为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少将衔，驻地在河南洛阳。

这个任命替戴笠找了大麻烦，而且最终送掉了赵理君的命。

1942年5月以前，河南的省一级机关设在洛阳，同时洛阳也是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而且又是水陆枢纽，所以是个重要地方，各方面的机构都集中在这里。

自然，军统、中统都在此地有派出机构，公开的秘密的都有。

军统方面：

华北战地督导团：赵理君担任的是一个公开的职务，这个单位名义上统属于第一战区，实际上受军统节制。

军统河南站：此时站长是岳烛远（一听这姓就是河南人），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

按：岳烛远，军校六期步科毕业，跟戴笠同期。岳烛远也是原中共党员，在南京上高中的时候就入了党，后加入特务处。作为战犯，1975年，岳烛远与章微寒同被最后一批特赦，据沈醉回忆，岳和章都是战犯中的“劳动模范”，俩人一个当木匠、一个修鞋子，接受改造的态度最好。

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处长刘艺舟，刘也是军统的，这是一个受军统运用的单位。1937年10月，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曾组织了一支民团性质的准军事部队“河南民众自卫军”，刘艺舟曾任总司令。

中统方面：

中统河南室：主任甘舍棠。军统的外勤单位叫“站”，中统一般叫“室”，当然中统也有“区”一级单位。

按：中统的共产党叛徒，比军统只多不少。甘舍棠是原共青团安徽桐庐县委书记，1932年8月与未婚妻方桂珍同时叛变，并出卖了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陈雪吾。后甘舍棠加入中统，抗战胜利后曾任中统天津区区长。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调统室：听起来与河南省政府调统室差不多，但一个受中统运用、一个受军统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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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洛阳一地，就有这么多特务机构，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华北战地督导团。


华北战地督导团名义上是个民间团体，实际上是受军统运用的一个组织，团长是比利时天主教神父雷鸣远，驻地在与沦陷区毗邻的洛阳，目的是借雷鸣远的神父身份搞情报。

按：雷鸣远，原名Vincent Lebbe，生于1877年，1901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升为神父。1910年，雷鸣远被调到天津担任坐堂神父，坐堂之处，就在望海楼教堂。

望海楼教堂挺出名的，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由此发端，把曾国藩搞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差点儿全搁在这儿。

1900年，望海楼教堂被义和团焚毁，现在的建筑是1903年用“庚子赔款”重修的。

1916年，天津法国领事以保护老西开天主堂为名，扩展租界，引起天津人民的强烈抗议。雷鸣远曾发表公开信，反对法国的行径，结果被法国主教遣送回国。

1926年，雷鸣远回到中国，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国籍。抗战开始以后，雷鸣远曾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29军伤员，据说还曾任国民党某部卫生连连长。

1938年，根据戴笠的建议，以雷鸣远为团长，组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负责组织“华北地区民运工作”。

雷鸣远与戴笠是好朋友，据乔家才回忆，戴笠曾委托他给两个人送过礼，其中一个就是雷鸣远。

1940年6月，雷鸣远得了重病，戴笠特地派飞机将他接到重庆，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并让乔家才代表他去探病，并送了500元慰问金。雷鸣远病危时，戴笠亲自跑到药房里为他买人参，雷去世以后，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楠木棺材。

另外，雷鸣远是《益世主日报》的创办人，该报是曾与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的《大公报》比肩的民国时期四大报纸，据说《益世主日报》还是中国第一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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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远在华北战地督导团实际上是挂个名，因为他毕竟是个外国人，一切具体事务都由副团长赵理君负责。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由于华北战地督导团经常往来于豫东和山西中条山的沦陷区之间，一些特务就借机干些走私的勾当，贩卖毒品、枪支等等。其实也不光军统，大家都这么干，久而久之，成了见怪不怪的事。

但这次，遇到了一个认真的人——河南省第十二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
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据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郭晓棠同志介绍，“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原本没有，三十年代初期，为加强地方控制，在县和省之间增加了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不等，其负责人称“行政督察专员”，主要任务是督率地方民团“剿共剿匪，绥靖地方”，说白了，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行政督察专员”并不由省里任命，而是由军事委员会考察合格后、通过行政院任命和指挥，对军委会负责，所以权力非常大。各区都有保安司令部，由专员兼任司令，可以指挥和调动各县团队，因此一般专员大多为军人出身。


河南全省原分十一个专区，抗战开始以后增设一个，共十二个专区。第十二专区辖通许、杞县、陈留、兰封、开封、等五县，专署驻地通许，行政督察专员就是韦孝儒。


韦孝儒，字品方，河南杞县人，曾任南阳县长，1934年到1935年还曾任安徽六安行政督察专员。在国民党“围剿”我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韦孝儒曾写诗感慨：“河带两条潜皖绕，城楼千座堡碉稠。”


韦孝儒是属于“西山会议派”的，在当时的教育界是个很出名的人物，而且他的书法很好，据说陈立夫都喜欢他的字。所以在一般人眼里，韦孝儒属于CC系的，还有人说韦孝儒本就是中统特务。


韦孝儒是大家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另外，书读得多了，多少有些书生气，在当时的官场，颇有些特立独行的意思，再加上他CC系的背景，跟军统成了死对头。


第十二专区属豫东，赵理君的手下胡来，正从他的辖区经过，经常发生冲突。某次，军统的外围组织“别动军”某大队的走私行为被第十二专区保安团队抓获，准备依法处理，这几个人见势不妙，亮出了自己的牌子：“我们是军统的。”


没想到这回遇上硬茬子了，韦孝儒不吃这套，硬是给枪毙了。“别动军”大队长曹银屏恨得牙根痒，发誓要报复。


1941年冬，河南省政府为了“整理地方行政”，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到洛阳开会。在会上，韦孝儒慷慨陈辞，说如果在他的地面上发现有走私行为，一定要严惩，即便涉及军政界也决不姑息。与会者都十分敬佩。


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少将参议艾经武，是韦孝儒的老朋友，当时他协助蒋鼎文接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在洛阳。据他回忆，开会当晚的宴会上，他还见到了韦孝儒，当时还开玩笑，说“你脸这么黑，是不是让日本鬼子吓破了胆？”韦孝儒说，“是啊，与日本人周旋，费了我很多心血。”


没想到，第二天，韦孝儒就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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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韦孝儒是洛阳复旦中学的校董，当晚，韦孝儒带着他的秘书和电台台长，住进了复旦中学。


他不知道，死神已经不远了。


恰在此时，曹银屏正在洛阳接受军统轮训，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去找赵理君，要把韦孝儒“办”了。赵理君开始不同意，后来烦了，说“你们随便吧。”


当夜，曹银屏带人绑架了韦孝儒和他的两个随从，因怕走漏风声，将还其他亮着灯的房间中的三个人一并绑走，他们是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和体育教师丁次镛，一共6个人。


曹银屏去向赵理君汇报，赵已经睡了。


等曹银屏再回来可傻了，他手下的人不等他复命，已经自作主张，在华北战地督导团的驻地——洛阳西工机场附近，找了一口枯井，将6人投入井中活埋，并在井口上建了一个简易工事，以为掩盖。


等天亮，赵理君知道了这件事，也没责备他，只是让曹银屏这几天别出去。


一个行政院任命的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居然在第一战区失踪，司令长官蒋鼎文怒不可遏，当天就找到艾经武、赵理君、岳烛远和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限他们十天破案。


艾经武很机警，猜到这种事多半跑不了军统，在回去的路上，他与赵理君、岳烛远探讨此事，观察他们的反映（艾经武是军校四期的，与赵理君很熟，刺杀唐绍仪的经过，就是赵亲口对艾讲的）。岳烛远当时说觉得此案不难破，估计有几天就行了，赵理君却没有说什么。


第三天，戴笠来到了洛阳，当面问赵理君和曹银屏：“这事谁干的？”结果俩人谁也没承认，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第四天，洛阳航空站站长张明顺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忽然变成了掩体，即向有关方面报告，挖出了六具尸体。


此时，岳烛远的消息也来了，原来，赵理君因怕走漏风声，将涉案人员全部派往沦陷区中条山潜伏，并严令不许回来，说起来还是为他们好。结果有一个人不想去，就找到岳烛远，一五一十地全给抖搂出来了。
真相就此大白。


岳烛远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戴笠，并经戴笠同意，亲自带宪兵将赵理君拘捕，押在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刘艺舟处。


这一案，在当时可说是“惊天大案”，韦孝儒是CC系的，而同时被绑的南西光的哥哥南西成就是中统特务（南西光本人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CC系极力攻击军统，必欲去赵理君而后快。


1942年5月，第一战区军法执行监公开审理韦孝儒案，据当时代表中统旁听的武宪周反映，赵理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十分傲慢。曹银屏却是吓得要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此期间，戴笠曾多方活动，想保住赵理君，就像当年保王天木那样。但这一次，赵理君实在是罪恶太大，自作孽，不可活。


1942年冬，赵理君、曹银屏在洛阳被执行枪决。
赵理君死后，戴笠对其家属给予厚恤，并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
事后，戴笠派“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杨蔚到洛阳接替了赵理君。中统特务南西成，则接替郭兆曙，成了复旦中学校长。
赵理君这个人，观其一生，杀人似乎成为他的主旋律。


虽然是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的，但赵理君却是个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遇到事情，他就想不出丝毫“政治化”一点的手段，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杀人。头脑太简单，白学了政治，都还给教官了。


所以赵理君这样一个人，出事是迟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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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大杀手之三 —— 辣手书生陈恭澍
在军统的历史中，陈恭澍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中，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评选“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件行动案件，而陈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1月落水，满打满算也就是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二次大战史的大案。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主要是因为陈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不象沈醉，先搞情报，后来在上海、湖南、重庆等地做公开工作，还兼着军统很多培训班的教官，好多学员都是经他的手招进来的，特别是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执掌后勤大权，谁都要求他办事，所以沈醉认识的人特别多，知道的事也多，别人也都认识沈醉。一写回忆录，就都给带出来了。

所以陈恭澍认识的人也不太多，后来到了台湾，经常来往的也就是他熟悉的那些人，比如王天木什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几次比较大的聚会，陈恭澍参与的不多。

这一点，从他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

陈恭澍，祖籍福建龙海，1907年生于北京，随兄嫂生活。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18岁，刚刚中学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

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而且一考即中（比他的戴老板强多了），顺利地进入了军校四期，后因生病延期入军校五期步兵科。

按：戴笠听了毛人凤的“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以后，到广州投考军校六期，已是1926年，这时戴已经30岁了。而且戴笠因为连中学都没念完，文化课考试差得很多，结果没考上。

本来身上就没钱，结果这下弄到连旅店都没钱住了，几乎被人轰出去。正在戴笠尴尬的时候，同旅店的两个青年人看这人相貌堂堂，气质不凡，很是替他不平。于是这二人替戴笠出了房钱，还请他吃饭，席间一聊，原来这俩人都是刚刚考入军校六期的同学，他们告诉戴笠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在即，过几天还要补录一批，不要着急。

在补录中，戴笠顺利地进入军校六期骑兵科，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至于那两个六期同学，后来都成了戴笠的忠实部属：一个叫徐亮，“十人团”之一，“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另一个是王孔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毛人凤刚参加特务处工作时的顶头上司。

陈恭澍是1926年3月从广东进入军校五期的，1927年8月，因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因此军校五期学员在南京举行了毕业典礼。

按：北伐这段历史，如果不去看专门的历史书，大多数人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在历史课本中极为简略，除了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以外，只讲到“4.12”、接着就是“7.15”、“马日”了；然后视角就完全转到我们这边，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接着就是“秋收起义”、井冈山，一下好几年过去了。等再回去讲那边的时候，已经是“中原大战”了。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结局。

在这里用几个重要的节点来提示一下北伐的过程、结局：

1925年7月，国民党建立广州国民政府。

1926年7月9日 ，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8月25日，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仍以蒋介石为首。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奉吉黑三省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史称“东北易帜”。

至此北伐胜利。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1928年12月29日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一是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到此结束；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忘于江湖

1926年以前入学的军校学生，基本上都被编入了北伐军，在北伐中，许多军校学生因部队被打散，流落在南京等地，没有着落，陈恭澍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时候，又是蒋校长想起了他们，于是他在南京黄埔军校内专设毕业生调查处，联系、登记这些流落各地的军校学生。总其事的，就是军校一期生黄雍。
　　
　　按：黄雍，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后脱党。1931年担任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
　　
　　黄雍是军校一期第五队的，这个队出了四个有名的将军，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湖南人：陈明仁、左权，都是湖南醴陵人；刘戡，湖南桃源人；再加上黄雍。
　　
　　如果说戴笠是“军统之父”的话，那么称黄雍为“军统之母”并不为过，很多军校学生都是经黄雍介绍参加特务处的。所以，尽管黄雍并不是军统的成员，但他却是“军统”的“十人团”之一，每年的“四一”大会。戴笠都要把他们请到主席台上，隆重地推介给大家。
　　
　　1932年，陈恭澍就是经黄雍介绍，进入特务处的，另一个介绍人是张炎元。
　　
　　按：张炎元，1904年生，字炳华，广东梅县人，军校二期炮科毕业。张炎元也是“十人团”成员，逃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系1955年由保密局改组）局长。
　　
　　所以陈恭澍加入特务处的起点很高啊，两个介绍人都是“十人团”成员，本人又是军校五期生，可谓根正苗红，又年轻，1932年时才25岁，很受戴笠器重。
　　
　　从“洪公祠”一毕业，毫无工作经验的陈恭澍，居然一步登天，被派往北平站担任站长。
　　
　　前面说了，张敬尧案，陈恭澍一炮而红，但实际是王天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陈恭澍不过坐享其成而已。
　　
　　陈恭澍真正独立做的行动案子，要从“吉鸿昌案”算起。
　　
　　3.1 吉鸿昌案
　　
　　吉鸿昌，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很小即到冯玉祥手下当兵。1929年，34岁的吉鸿昌就当上了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
　　
　　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担任主任委员。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触怒了蒋介石，遂通过特务处下达了“制裁令”。
　　
　　任务交给了天津站，当时王天木因“箱尸”被关押，主持站务的，是站长王子襄，考虑到王毫无特工经验，戴笠特命陈恭澍牵头办理此案。
　　
　　在此案过程中，王子襄离奇身亡。于是，陈恭澍一手托两家，往返于平、津两地，忙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