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3、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与“青浦特训班”（以下简称“青训班”）
　　
　　随着《潜伏》的播出，“青浦特训班”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仿佛这个班出来的学生都如占士邦一般天上地下、能文能武。
　　
　　其实“青训班”只是军统各种各样训练班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比较仓促的一个，因此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
　　
　　要说“青训班”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这个班产生于“8•13”的战火中。
　　
　　因此，要说“青训班”，得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说起。
　　
　　1937 年8 月13 日，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于当天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军队对日做战。同时，他向蒋提出建议，上海有雄厚的帮会势力和大批的失业工人，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支武装部队配合国军作战。
　　
　　戴笠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与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是好朋友，可以借重他的力量，另外，戴笠早就想建立一支特务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经蒋批准，戴笠与杜月笙一拍即合，在很短的时间里。搞起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组织，由杜月笙出任主任委员，戴笠任书记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全班人马一律由特务处委派。很显然，这个委员会的实权，又落到了戴老板手中。
　　
　　接着，戴笠开始招兵买马，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除了工人和杜月笙手下的帮会成员外，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基于民族义愤自愿报名，甚至有很多大学生，听说要组织军队打日本鬼子，都来要求参加。
　　
　　戴笠是很爱才的，他自己虽没有上过多少学，但特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以他觉得让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年轻人到战场上去直接作战，既不能用其所长，而且是一种浪费（没上过学的就活该去当炮灰？）。
　　
　　因此，他把这些学生抽出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 ，地点就设在青浦县西溪小学，这就是传说中的“青训班”了，有400余学员；跟着又成立了一个“松江特训班”，500多学员。戴笠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余乐醒任“青训班”副主任、谢力公任“松训班”副主任。
　　
　　按：余乐醒、谢力公，都是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经他们手训练出来的特务可谓“桃李满军统”。
　　
　　余乐醒，原中共党员，湖南醴陵人，曾赴法国学习化学，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曾被我党派到苏联“契卡”学习。“四•一二”以后与党失去联系，加入军统，戴笠如获至宝。
　　
　　从余的简历看，中共党员、留过洋、会外语、有专业技能、当过军校教官、学过“契卡”，培养特务再合适不过了。余乐醒还曾参与过行动，后面讲“河内刺汪”案的时候我们还会谈到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乐醒的太太、黄埔军校军医沈景辉是沈醉的大姐，沈醉就是由余乐醒介绍进入军统的。解放前夕，沈醉去看望余乐醒，余还曾叹息，后悔不该介绍引沈醉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
　　
　　谢力公，原中共党员，陈独秀的“托派中央”秘书。陈独秀一生曾四次被捕，1932年最后一次被捕就是由于谢力公叛变后出卖的。谢力公是军统内部的苏联事务专家。
　　
　　关于所谓“托派中央”，原想顺便介绍一下，但后来发现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而且很多话也不便说，算了。
　　
　　陈独秀晚年的景况很悲惨，两个儿子为党牺牲，陪伴着他的，只有比他小近三十岁的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最终在贫病交加中辞世。但他至死都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尊严和气节，值得敬重。
　　
　　青训班于1937年9 月底开班，10月4 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戴笠做了长达5 个小时的长篇演讲。
　　
　　按：戴笠也是个演说家，逢会必讲，精力也充沛，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从不给别人时间（给了别人也不敢讲）。我看过他的一些演讲搞，口才确实好，虽说翻来覆去总是那些大道理，如“甘当无名英雄”、“勇于为国捐躯”等等，但极有感染力。
　　
　　“青训班”和“松训班”是抗战以后戴笠举办的各种特训班的滥觞，其训练内容是一样的，都是侦察、行动、爆破等等。训练时间原定3 个月，后因上海战事变化，一个月就草草收场。
　　
　　11 月9 日，上海沦陷。“青训班”和“松训班”紧急转移，历近艰辛到达皖南祁门，损失惨重，两个班从开学的900人，剩下不足400人。
　　
　　此时，“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已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学员，除一少部分被戴笠选入特务处带回本部工作外，其余的直接派入“忠义救国军”，担任营职以上干部。
　　
　　虽然戴笠挑来挑去，把这些大学生“择”出来，想培养他们当特务。但由于机缘问题，这些幸存的大学生，除极少数以外，最终还是当了兵。
　　
　　所以“青训班”和“松训班”没出什么象样的人物，都跑“忠义救国军”打仗去了。

4、“临澧特训班”

按我原来设想的，应该写“临澧特训班”了，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到这个班时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因沈醉曾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录，详细记载这个班的情况，所以我就不写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到网上搜吧。

相信通过上面对几个培训班的介绍，大家应该对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有所了解了，其实并不神秘。而且，短短几个月，至多半年、一年的培训，其实学不到太多东西，也就是皮毛。更多的，要靠实际工作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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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如果你仔细去探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起某个人或某件事，大家都知道，似乎很熟悉，“啊，你的说就是那谁吧，知道知道，那不是坏蛋么，特坏。”但你一细问，坏在哪啊？怎么个坏法？准傻，谁也说不上来。
所以前一段史学界颇有一批人在忧虑，说现在大家都太浮躁，热衷于做“翻案”文章。言下之意，无外乎讽刺这些人静不下心做学问，学风不严谨，于是用这种方法吸引眼球，还在短时间内暴得大名，话里话外，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子“酸葡萄”的味道。
其实，并非大家多爱做“翻案”文章，而是很多人、很多事，原来根本就没有“案”，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他的本原介绍给大家，何“翻”之有？“翻”什么？
因此，这里些许花些笔墨，说说“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1、“忠义救国军”
一说“忠义救国军”，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胡传魁，挺个肚子，一看就是饭桶，除了会搜新四军的伤员，别的事是不干的。
这很正常，建国以后，唯一能在正式场合提到“忠义救国军”的，只有《沙家浜》，虽然很多年轻朋友不一定看过，但没办法，那出“智斗”太经典了。
然而，“忠义救国军”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全是饭桶。
前面说了，“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是一个为抗日而组织起来的准军事组织。
但是，由于组织得比较仓促，所以什么人都有，既有也有失业工人和市民、也有帮会中人、自然也有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痞流氓”，如果说是“乌合之众”可能不太好听，但说是“鱼龙混杂”则差相仿佛。
武器装备也不齐全，最初是杜月笙捐助了5000只驳壳枪，那会儿习惯叫“快慢机”，戴笠又从军队系统化缘，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想到这里，真是不禁感慨当年那一场抗战，中国之艰苦和百姓抗战热情之高涨。
最缺的是正规训练和军事干部，训练是来不及了，但干部没有是不行的。
据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根据戴笠的协调，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调来了1500名军事干部进入“别动队”：
一是由“十人团”之一的黄雍（这时正负责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调来600 名军校学生；二是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100 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 名以上中、高级特工干部；四是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600 名老兵，并将这些人全部派入“别动队”担任各级军政干部。
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星期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戴笠为什么这么下本儿，就是前边说的，他要掌握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证明他很有眼光，时机抓得也很好，这支武装部队日后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军统的实力。
淞沪开战以后，“别动队”会同各正规军部队，积极投入会战。据文强回忆，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负责维持治安、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四个支队十二个大队都部署于苏州河沿岸，直接面对日军。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各部队依然前赴后继，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
大队长李穰（系杜月笙帮会成员），在日军坦克冲击时，浑身捆上手榴弹，决心舍身炸毁敌军坦克，以阻其锋。后因我军猛烈炮火击退敌坦克，才没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还坚决不下火线。
中队长毛勋（军校六期，戴笠同学）率队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指导员朱巨捐躯。毛勋高呼“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激励士气，身负重伤后又遭敌机轰炸，毛勋周身着火，两耳被震聋，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救，但从此终身残废。
11 月9日，淞沪抗战进入尾声，各军奉命撤离，而“别动队”朱学范领导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却誓与阵地共存亡，坚持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鏖战，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按：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毛泽东是姑表兄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当过林的班长，俩人还因琐事动过手。
文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他还曾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
后文强因受到上级的不公正对待愤而出走，年轻气盛的他要去找周恩来反映情况，可想而知,不可能找到，结果造成脱党，在种种机缘之下加入特务处，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治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文强“牛”得很，非常“牛”。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据说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原拟很早就释放他，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结果被文强一口拒绝，说的话还很气人：
“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可能多少也出于这个原因吧，文强被关了很长时间，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有个儿子，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
文强的另一个儿子文贯中，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2000余人。
1939年2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从此以后，“忠义救国军”成为受军统运用的一支武装部队。前面曾说到，“中美合作所”在各地举办过12个训练班，其学员就以“忠义救国军”为主，美援助的武器装备也大都给了他们。因此，到抗战中后期，“忠义救国军”已成为一支武器精良，并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特务武装。
到抗战胜利时，“忠义救国军”已经发展到五万之众，军统全盛时期，号称“拥兵十万”，其中是包括了“忠义救国军”的。
抗战期间，军统在敌后实施了大量破坏行动，如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以及搜集情报等工作，主要都是由“忠义救国军”实施的。
当然，由于“忠义救国军”的驻防主要在苏南敌后打游击，正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也不少。
抗战胜利之后，各界“取消特务”的呼声很强烈，一度，军统的日子很不好过。适逢此时戴笠出事，犹似雪上加霜，“忠义救国军”成为一块肥肉，人人觊觎，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打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博弈，最终，“忠义救国军”与其他部队合并，成立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
按：这个“交通警察”与咱们现在理解的交警不一样，那时的“交通部”，是连铁道、公路等都合并在一起的。“交通警察”起武装保卫作用，其实就是作战部队，不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那种。
交通警察总局，员额7万多人，局长为中将衔。下辖18个总队，每个总队基本上都是加强团的编制和配备，近4000人，总队长都是少将级的。
交通警察总局的归属，挺有意思。在隶属关系上，列在交通部，交通部要负责日常的经费；但一切人事、调动、指挥，全归保密局；由于保密局又列在国防部之下，国防部还要承担其后勤补给。所以，抢了半天，谁也没抢走，还是归了保密局。别的部门只落了个干掏钱。
交通警察总局先后有三任，吉章简、周伟龙、 马志超。
吉章简，海南人，1900年生。军校二期工兵科。吉是郑介民的同乡，但他并不是军统的人，抗战爆发以后一直在胡宗南手下搞军事工作，曾任新7军军长，后任首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因作战不力被撤。
按:在“三民主义力行社”中，吉章简跟陈恭澍是一个组的成员，同组的有白世维，还有蒋孝先、韩文焕等大人物。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1901年生，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跟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周伟龙是“十人团”之一，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曾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还在“跑单帮”，周伟龙曾救过他的命。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他。
周伟龙是第二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1949年初因密谋起义被毛人凤察觉被捕，后押赴台湾处决。
第三任、也是末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是马志超。
马志超，甘肃平凉人，1903年生。军校一期毕业。马志超是军统历史上最被高估的将级特务，他的“事迹”，后面在谈“西安事变”的时候还要讲到。
在解放战争中，交通警察总局曾参与了“保卫淞沪”的战斗，最后被歼。
“忠义救国军”从淞沪起家，又在淞沪走到了他的终点。
在改编中，由于“忠义救国军”的大多数人来自江南，不愿背景离乡，因此，有一些就转业到了当地，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解放以后，由于他们的军人本色，大多不塌实，当了土匪。这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女匪首----黄八妹。
按：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买卖，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武装，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1943年，黄八妹干了一件大事，亲手逮了一个日本士兵解送国民党当局，并受到了美国顾问的赏识。
1948年，黄八妹被毛森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其夫谢友胜为“副司令”。解放以后，黄八妹多次派特务骚扰大陆，并令谢友胜回大陆潜伏，被抓获后镇压。
黄八妹逃往台湾后，曾以“协助大陈转进有功” 受到蒋介石嘉奖，并定居台北市。1982年病逝。
可不要小看黄八妹，上海的地方史志上都有她的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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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美合作所

按：中美合作所这个机构，大家很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但我可以说，很多人对中美合作所的全部印象，可能都来自于《红岩》。这个印象，不能说不对，但起码是不太全面。



首先，中美合作所不像字面上所反映的，好象是个研究所，中美两国派几个人，合作研究点事情。

中美合作所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最多时全所人员达六千多人，有包括能住上千美军特务的别墅式宿舍、办公室、餐厅、舞厅、礼堂、军火库、监狱等等。

建所时，应军统要求，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特工器材、气象设施、医药设备和车辆，只要跟特务沾边的东西，就没有军统不要的。

就说汽车吧，光吉普车就要了200辆；卡车，还是十轮载重的那种，军统居然开口就要2000辆，也不知道他想运什么，是不是要到山西去拉煤，想招两千个司机也不容易啊，还得是“大货”本。美国人还真实诚，要就给，真的运来2000辆。

其他的，还包括帮军统建起一所1000张病床的医院，包括全套设备和医药（似乎就是军统的“四一医院”）；还有足够建立150座气象台的器材设施、近万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弹药。

这军统，可傍上大款了,不要白不要。

要说美国佬还真是财大气粗，到中美合作所结束时，所有美方提供的物资，均无偿赠与军统。

解放初期，罗广斌、杨益言为体验生活，曾到杨家山中美合作所原址参观，据他们回忆，大家都不禁对中美合作所规模之大、设备、设施之先进感到惊叹。杨益言特别提到：“它那曾停过2000辆美制军用十轮大卡车的车场用地，竟占据了超过一所高校的用地。”后来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就用的这片地。

也是啊，2000辆大卡车停一块儿，一般见不到这景啊。

其实，美国人一点不傻。这东西能值多少钱，终归那是有数的。他们看中的，是通过与军统的合作，获得相应的情报，打击日本，而这些情报，单靠美方自己，是难于获取的。

干事不惜花钱，花多少钱都干，而且还要干成，这是美国人的特点(当然了,你也得有这个钱才行)。

总想花小钱，办大事，甚至不花钱、白捡，没有那便宜。

想去吧！一辈子也捡不着。

其次，说说中美合作所都干些什么。

首先是情报搜集。

1943年4月18日，美国空军击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这个情报，就是中美合作所破译的。这回美国人信了。

按：电影《山本五十六》，可能许多人看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可是作为“反动影片”、内部放映的。还记得当时我身边的长辈们，去看这部电影时，脸上那种既神秘又带有几分兴奋的那种表情。那可真正是“少儿不宜”，不让孩子进的。据说看完之后有的单位还组织了讨论，让大家批判。

第一次听说“山本五十六”这个名字，就因为这个电影，当时还觉得这名字好奇怪，后来才知道，似乎是他父亲在56岁时有了这个孩子，因此得名。

这个片子拍得不错，结尾很悲壮，是军人的死法。

搞气象情报。前面不说了么，中美合作所建立起了150多个气象观测站，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战后美国海军部评价为：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再是为军统训练了特工人员。据统计，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开办了12个特工训练班，内容林林总总，如军事情报训练班、爆破训练班、特种警察训练班、气象情报训练班、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等等。

另外还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一批武装特务，关于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的情况，曹鸿藻先生曾以《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为题，写过一篇回忆录，很是生动，为节省笔墨，我会在这一节末尾，直接以附录的形式提供给大家。

按：雄村，在安徽黄山市歙县，这是个挺出名的村子，出过几个有名的人物。

一个是清朝的曹振镛，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道光的宠臣。道光七年，清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生擒张格尔，曹振镛因赞画有功，以文臣身份“图形紫光阁”。后以武英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休致。特谥为“文正”。

“文正”不是随便给的，有清一代，谥文正的只有八个人：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这其中大多是帝师，有的还有“拥立”之功；曾国藩则是“立德、立言、立功”占全了，几乎成为新一代圣人。只有曹振镛是例外。

晚清的“中兴”三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只有曾国藩弄了个“文正”，左和胡分别是“文襄”和“文忠”，林则徐、李鸿章也都是“文忠”。


可见道光多么看重曹振镛，但曹振镛的名声，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好。其做官，诀窍是“少说话，多磕头”。道光有一次跟他提起，说现在大家上的奏折太多，看不过来。曹振镛给出了个主意：“您下次逮住一个，从他文章里找出点错来，然后照死里整，以后就没人敢随便上奏折了。”

所以后人评论，晚请的官风，就是从曹振镛起给带坏的。
还值得说的是曹振镛的父亲、尚书曹文埴。他家有个戏班叫“庆升班”曾入京演出，为“四大徽班”晋京起到了示范作用。所以，京剧的形成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风靡全国，与曹文埴是有一定关系的。

除了曹振镛以外，另一个就是明朝的王直了。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明朝那些事》，比我写得好。

第三是心战，干扰日本广播，加强抗战宣传。

第四是经济战。如大量印制汪伪政权储蓄券的假钞，扰乱敌占区金融，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美合作所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１９４６年１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

梅乐斯回国以后，升任海军少将。

再以后，保密局利用中美合作所的原有场地，建起集中营，关押政治犯，这就是著名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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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曹鸿藻先生，曾任雄村训练班文书股少尉、教务组少尉。他写的回忆录《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笔流畅，很是生动传神,是极珍贵的史料记载。因此我就躲懒了。直接以附录方式引用。
　　
　　
　　 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
　　　 曹鸿藻
　　　 初入训练班
　　
　　　　我1922年2月22日出生于安徽歙县雄村。1940年我19岁即由族人曹幼青介绍在县录事室当录事，后因薪金尚不敷吃伙食，1941年又回雄村曹载生家织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密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一个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1943年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正式成立。中美合作所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办了十多个训练班，培训特工。早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就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成立了第一训练班（又称为雄村训练班、军委会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直至1945年8月结束。
　　
　　　　1943年4月，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书股（上尉刘宗汉）因缺少缮写人员，就在村招聘缮写司书。经过考试，我就此入班，任少尉司书。
　　
　　　　戴笠主持第一期开训典礼
　　
　　　　1943年6月，训练班正式开训。第一期是由驻广德王岭忠义救国军（中将马志超任总指挥）调来自准尉排长至上校团长300多人到雄村中美班受训。
　　
　　　　该班另设有一个禁闭室，在芋头田的李王庙内。该禁闭室不大，顶多只关到十人。另一个是图书室，所有来往信件都由图书室收发。由上尉组员王诚骝负责。
　　
　　　　训练班举行开训典礼时，戴笠来到雄村，在老祠堂（即曹氏的宗仁公祠堂）召开开训典礼大会。这天本班的3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第一期即为干训队），由中区队长带至该大礼堂与班本部的官佐一起集中在大礼堂。班本部官佐站前排，学生站后面，听班主任戴笠讲话。我记得戴笠说了许多规章制度，并要学生努力学习，争取把美国人的新式武器带回部队。戴笠大约在三天后即回重庆。从此，每期开训都要在大礼堂举行开训典礼，也要宣誓。
　　
　　　　训练班的课程安排
　　
　　　　学生开训后每日上八小时课，每期人数不一，总之按来的人数以一个中队为一连人数而编队，以第一中队为干部队，以下都为士兵队。每期的课程是一样的，其课程表是由教务组印发，每星期一张。星期一至星期六为正式上课之日，星期天是整理内务和休息，课程表由教务组教育副官拟好交我用腊纸刻好油印。此表上有课程，下刻教官姓名，一次要印300多份，分发各中队中分队长、指导员及各教官各科室等。每星期按此表进行上课。第一期为6个月，从1943年6月至12月为止。
　　
　　　　训练班课程中国课为：三民主义、步兵操典、政治、筑城、通讯、防毒、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游泳、国术等。美国人上课一是武器射击（如0.5机关炮、肩射火箭炮、洛易士机枪、汤姆生机枪、左轮手枪）；二是爆破。中国课教官有李立三、吴涌泉、黄升之等。美国教官有荷兰、汤姆生、贺登等。美国课程每课都有一个翻译配合。重机枪、卡宾枪等都在河边对岸枪靶射击，上下船须停下，在射击后才可通行。各期参训人员除忠救军为主要外，另有屯溪缉私处及淳安的鲍步超第七纵队也有部分人员参加。部队来时都是徒手，受训后，按照学生的各种武器特长发武器给他们带回部队使用。每期如此。受训期间每天早晨要升旗，由副主任郭履洲在河边大操场作升旗讲话，所有官兵学生都集中在此听训话，每次要讲一个多小时。冬天大家就可怜了，天寒地冻，站立操场，冷得发抖。副主任讲好话后，大家才可回各单位吃早饭。学生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副主任训话。”
　　
　　　　参加培训的学生，除每日上操及课程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乱跑，出外都由中队长带领，课外都集中在队部休息，晚上自修或听指导员讲政治。星期天上午整理内务，下午休息，自己洗衣、补衣袜等。
　　
　　　　各单位官佐也很少有时间可以在单位走走，要好的可以一起谈谈话，但也很少出来，原因是村里路上都有岗哨，很麻烦，要问口令。少数官佐抽空要走走老百姓家，谈谈闲话。因此，在村内有极少的年轻女子与他们结了婚，曹素贞与郭履洲侄子郭正肃结了婚，朱村黄翼农药店老板的女儿与政训组上校组长吴志慎结了婚，曹杏花与政训组中尉组员王诚骝结了婚，曹兰仙与副官室的上尉龚一苇结了婚。还有其他少数结婚的就不太清楚了，这是他们自愿的。训练班结束后1946年全部家属由上尉副官来雄村带去上海。
　　
　　　　戴笠两次参加毕业典礼
　　
　　　　约1944年12月，戴笠来到雄村，参加第五期学生毕业典礼。那天发生了戴笠怒训副主任郭履洲的事。他在大会上表扬前十名毕业生，将自带的美国派克金头钢笔奖给第一名学生，其余第二至十名则以衣服及衬衣、皮鞋等物资作为奖品给他们作为留念。事后训话时，戴笠问起少将副主任郭履洲为何不处理林学哲时，戴笠大发雷霆，将桌一拍，茶杯滚到地上。不但郭履洲立正站着，不敢动，全场官兵心胆都惊吓得鸦雀无声，由他痛骂。
　　
　　　　此事原委是这样的：1944年在一次早晨集合升旗时，副主任郭履洲发现助教林学哲未到，派人去叫他，林来时气势汹汹到台前将卡尔德手枪交副主任，要求副主任打他，副主任不理他。在开过升旗会以后，郭履洲回办公室叫秘书室将此事上报军统局，后军统局戴笠指示以极刑处理林学哲。副主任一方面爱惜人才，另一方面又碍于林是戴原来的卫士，所以没有照办。没想到他因违背戴笠旨意而招祸。第五期后，戴笠即下令将郭履洲调去福建玉壶第八班为副主任了。后调第八班的少将教育长娄剑如来雄村班为副主任。
　　
　　　　1945年8月15号，戴笠由屯溪来雄村，所带人数约有50人左右。他是坐软椅由8个抬夫抬来的，随从卫士约有30多人，每人两支枪，一支卡宾步枪，一支左轮或考尔德手枪。美国特务头头梅乐斯准将及翻译官等一起到班。梅乐斯和翻译等主要人物都住在洪家社屋的主任办公室内，其余则临时住在竹山书院的其他房内。17号戴笠在早晨升旗后讲话。
　　
　　　　第二天我们获悉所有官佐在大操场上聚餐。在11时后，副官们已将菜等拿上桌，不巧突然下雨，副官们又将菜肴拿回房间。至12时半雨停再行拿出上桌。这时少将副主任娄剑如要去请主任戴笠聚餐的，因他不到谁也不敢动一动。可娄剑如去请了三次，戴笠都不理，娄剑如骇的不知所措。后来他托了许多高级干部去请（如与戴同来的秘书、翻译等），戴总算来了，娄向戴报告所到的官兵人数，戴也不理他，向指定的桌边走去。当戴宣布大家可以吃时，娄仍立正站在他身后一动也不敢动。这样等到大家吃好结束后，娄仍坚持站立，后由秘书等劝他回去。这件事的原因之一是娄由八班调来时延迟了时间，五期郭履洲调去时，他到第七期才来接任，中间都由少将教育长汪浩然代理。其二是他到任后威风派头太大，各官佐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称心意不是骂，就是令下跪。这次这些人告了他一状。因此，戴笠对他非常不满。第三天第一支队出发时，戴笠下令叫他随第一支队走。当船到浙江淳安时，戴笠又令他下船，在淳安待命。后来不知如何。
　　
　　　　短暂的雄村训练班
　　
　　　　雄村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员及机构设置情况：主任戴笠，少将副主任郭履洲至五期，七期由娄剑如接任。少将总队长张国，少将教育长佘万选、汪浩然、黄天存。
　　
　　　　副主任办公室设在崇报祠（崇报祠现已改为几间平房），后面平房为秘书室，上校秘书罗孝先。总务组在前面，上校组长张东生，七期是晏子风。政训组在崇报祠左前面，上校政训组长吴志慎。教务组在后池塘新建的办公室内，上校教务组长马鹏飞。会计课在后面的祖宗寝室前，中校会计课长李型昌。医务所设在汪渭徵家中，中校医务所长钱景初。电台设在河对面慈光庵内，少校台长章德善。特务连设在曹怀曾家中，少校特务连长陈汉卿。通讯班设在曹守仁老屋阶梯边，少尉通讯班长陈天理。翻译室设在八角亭的听风楼，中校翻译主任周关。助教室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助教林学哲。气象台设在航步村下高坞山上。美教官住在八角亭楼上：负责人第一至第三期是马斯德中校，第三期至六期是巴尔金少校，第六至第八期是贺登上尉。大队部：上校大队长张葆琛，五期后是罗云柏接任。粮衣等库设在曹养民家，上尉官库军需徐良。军械室设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军械员陈允恭。少校副官主任住在曹冶辛家。本班部官佐厨房由上尉副官周景堂负责。
　　
　　　　雄村训练班在1945年8月第八期时结束，共计两年又2个月。第八期只开训了半个月。各期训练班情况具体如下：
　　
　　　　第一期 1943年6月至12月，共受训6个月，学生为3个中队（300多人）。
　　
　　　　第二期 1944年1月至3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5个中队（600多人）。
　　
　　　　第三期 1944年4月至6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7个中队（900多人）。
　　
　　　　第四期 1944年7月至9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4个中队（600多人）。
　　
　　　　第五期 1944年10月至12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6个中队（800多人）。
　　
　　　　第六期 1945年2月至4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8个中队（1000多人）。
　　
　　　　第七期 1945年5月至7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9个中队（1200多人）。
　　
　　　　第八期 1945年8月开训半个月即停办（1200多人）。
　　
　　　　该班发生的特殊情况是在1944年第三期中，学生由广德来时吃不了这种苦（吃的是糙米，每餐只有几个辣椒，穿粗布衣，早上起床只有五分钟，一天三操九堂课），发生了逃跑事件。一次抓回两个，开大会决定枪毙，一个由美教官保下，一个由特务连带去花山顶执行枪毙。另一次是学生游泳在河的深处跳水被淹而亡。还有一次上实弹射击时，有个学生隐避不当被打死。所以该班共计死了三个学生。
　　
　　　　该班学生主要来源是由安徽广德王岭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该部的驻地与苏、浙、皖接近，他们专以游击战为主化装打入沦陷区，破坏日军的仓库和道路等。该班第四期学生在七八月间，由上尉助教郭志丰和巫铭田率领了第一中队的少数学生，大约一共只有十四五人去浙江沦陷区做破坏试验。他们去了十多天，回来后在操场边的竹山书院门口大放爆竹以示庆功。据说这次去浙江，他们化装渔民成功炸毁了诸暨大桥和杭州日军仓库。那个时期我们只知道该班与部队都是抗日打日本人的。
　　
　　　　训练班编制表
　　
　　　　副主任室
　　
　　　　秘书室-书记室
　　
　　　　总务组-副官股
　　
　　　　政训组-指导员
　　
　　　　教务组-教官室
　　
　　　　会计课-军需室
　　
　　　　医务所
　　
　　　　电台
　　
　　　　特务连
　　
　　　　通讯班
　　
　　　　助教室
　　
　　　　气象台
　　
　　　　美教官室
　　
　　　　大队部-各个中队
　　
　　　　粮库
　　
　　　　军械室

忘于江湖

杀手们

比较起来，大家可能对军统的杀手比较感兴趣，因为比较神秘嘛。那咱们就把别的放一边，先说说这个话题。

一、“三大杀手”

前面不说了么，中国人就喜欢评“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在这里我也不能免俗，先说说军统的“三大杀手”——王天木、陈恭澍、赵理君。

大家可能会问，不是号称“军统四凶”么，怎么没有沈醉？

按：提起军统来，除了戴笠，可能就数沈醉名气最大了。军统的神秘面纱，最初就是由沈醉揭开的，所以大家往往一说军统就是沈醉、一说沈醉就与行动联系起来。

其实沈醉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参与太多的暗杀行动。特务处时期，沈醉主要搞情报；抗战开始，前期做公开工作，后期搞总务（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置办家具的时候，说“我都成了天津站的沈醉了。”就是这个原因），28岁就当上了军统局本部的总务处长，少将衔，所以说沈醉是一个行政专家更合适；到了保密局时期，沈醉去当云南站站长，倒是策划了一些行动。

所以出于这些，我没有把沈醉放在“杀手”之列，因为他与我们要说的这几位相比，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较小。

1、 三大杀手之一——王天木

说起王天木，绝对是军统中的一个“另类”。

王天木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说他神秘，是因为这个人的早期和晚年情况都无可考，甚至连找一张他的照片都难。

王天木，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

据说王天木是河北涿县人，1891年生，比戴笠要大6岁之多。

有的资料更离奇了，说王天木是1903年癸卯科进士。为此，我费了很大的劲，查了《清代进士题名录》，无论是王天木、王仁锵、郑士松，还是涿县人，都没有，最接近的一位，叫王钟仁，直隶卢龙人，但那是一位比较有名气的书画家，不是暗杀家。

按：1903年癸卯科是中国倒数第二次科举考试，也是最后一次正科考试。状元王寿彭，是后来山东大学的创始人，王寿彭也是一位书法家。

当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癸卯学制”，研究教育史的都知道，中国的新兴教育事业就是从此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04年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万寿，开恩科，这一科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绝唱。末代状元，就是著名的刘春霖了。

王天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也查了，也没查着。

按：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都是中国最早的军校之一，与后来的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早期的四大军官学校。

吕正操、万毅、马本斋，都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张学良也是从这里走出张“少帅”的第一步的。

朱德、叶剑英都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缅甸的吴奈温、越南的武元甲，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更别说了，蒋介石就是从其前身“陆军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出来，到日本留学的，同行的还有张群。

至于黄埔，以后我们会单开章节。

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以后，王天木又跑到日本留学去了，他是明治大学法学学士。

回国之后，王天木自然投身司法工作。现在最早有关王天木的记录，就是1915年10月23日，王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这个我是查有实据的。

从上面的这些情况来看（有些是传说），王天木的经历十分丰富多彩，比起文强来，可说不遑多让。

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由于天津站是特务处（军统）建立的第一个比较成型、有战斗力的外勤单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天木不仅是天津站的创始人，也是军统外勤工作的先驱。这个贡献，远大于他作为一个“杀手”在军统所起的作用。


闲话军统（23）

王天木是戴笠的朋友，感于戴笠的“革命”激情，进入特务处。并于1932年、特务处成立的当年，建立起了特务处天津站。

按：戴笠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即感染和说服别人的能力超强。

1929年12月，戴笠到河南策反唐生智部，被唐通缉。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唐生智手下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是军校四期的同学，而且跟自己的六期同学东方白是“铁哥们”，当即深入虎穴，独闯宪兵营，以“良臣择主而仕”的道理，劝周伟龙认清形势、效忠校长、共创伟业等等。

一番话下来，周伟龙心悦诚服，当时就拜戴笠为义兄，亲自护送戴出城，还提供了唐部的重要军事情报。这还不算，没过几天，周伟龙连自己的营长都不当了，直接投奔了当时还在“跑单帮”的戴笠，跟着他搞情报去了。

你说戴笠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早期的天津站，并没有《潜伏》中那么多什么“队”啦、“处”啦的，其实就是王天木一个人，办公地点就是他家里，工作全靠他自己的社会关系。王天木的气质、秉性，跟戴笠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爱交朋友、会交朋友，到哪里都吃得开、有什么事都摆得平的那种。

王天木之所以能够位列“三大杀手”之首，最可称道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刺杀张敬尧”。

大家可能会问了，张敬尧案不是北平站干的么，是陈恭澍主持的，怎么安到王天木头上了呢？

按：陈恭澍生于1907年，1932年从“洪公祠”出来的时候才27岁，除了上过军校，就没怎么工作过，当特务更不会，何况是当特务头儿。所以，陈恭澍被派到北平站当站长的时候，戴笠嘱咐他，路过天津的时候，先去拜见前辈王天木。并特别带话，让王好好带一带这个小兄弟。

事实证明，王天木很够意思，对素不相识的陈恭澍，王不但倾囊相赠，而且在张敬尧案的前前后后起了关键作用，整个过程，陈恭澍名为主持工作，其实基本属于“打下手”的。

因此我们把“张敬尧案”放在王天木的事迹中叙述。

忘于江湖

杀手们

比较起来，大家可能对军统的杀手比较感兴趣，因为比较神秘嘛。那咱们就把别的放一边，先说说这个话题。

一、“三大杀手”

前面不说了么，中国人就喜欢评“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在这里我也不能免俗，先说说军统的“三大杀手”——王天木、陈恭澍、赵理君。

大家可能会问，不是号称“军统四凶”么，怎么没有沈醉？

按：提起军统来，除了戴笠，可能就数沈醉名气最大了。军统的神秘面纱，最初就是由沈醉揭开的，所以大家往往一说军统就是沈醉、一说沈醉就与行动联系起来。

其实沈醉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参与太多的暗杀行动。特务处时期，沈醉主要搞情报；抗战开始，前期做公开工作，后期搞总务（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置办家具的时候，说“我都成了天津站的沈醉了。”就是这个原因），28岁就当上了军统局本部的总务处长，少将衔，所以说沈醉是一个行政专家更合适；到了保密局时期，沈醉去当云南站站长，倒是策划了一些行动。

所以出于这些，我没有把沈醉放在“杀手”之列，因为他与我们要说的这几位相比，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较小。

1、 三大杀手之一——王天木

说起王天木，绝对是军统中的一个“另类”。

王天木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说他神秘，是因为这个人的早期和晚年情况都无可考，甚至连找一张他的照片都难。

王天木，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

据说王天木是河北涿县人，1891年生，比戴笠要大6岁之多。

有的资料更离奇了，说王天木是1903年癸卯科进士。为此，我费了很大的劲，查了《清代进士题名录》，无论是王天木、王仁锵、郑士松，还是涿县人，都没有，最接近的一位，叫王钟仁，直隶卢龙人，但那是一位比较有名气的书画家，不是暗杀家。

按：1903年癸卯科是中国倒数第二次科举考试，也是最后一次正科考试。状元王寿彭，是后来山东大学的创始人，王寿彭也是一位书法家。

当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癸卯学制”，研究教育史的都知道，中国的新兴教育事业就是从此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04年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万寿，开恩科，这一科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绝唱。末代状元，就是著名的刘春霖了。

王天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也查了，也没查着。

按：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都是中国最早的军校之一，与后来的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早期的四大军官学校。

吕正操、万毅、马本斋，都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张学良也是从这里走出张“少帅”的第一步的。

朱德、叶剑英都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缅甸的吴奈温、越南的武元甲，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更别说了，蒋介石就是从其前身“陆军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出来，到日本留学的，同行的还有张群。

至于黄埔，以后我们会单开章节。

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以后，王天木又跑到日本留学去了，他是明治大学法学学士。

回国之后，王天木自然投身司法工作。现在最早有关王天木的记录，就是1915年10月23日，王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这个我是查有实据的。

从上面的这些情况来看（有些是传说），王天木的经历十分丰富多彩，比起文强来，可说不遑多让。

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由于天津站是特务处（军统）建立的第一个比较成型、有战斗力的外勤单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天木不仅是天津站的创始人，也是军统外勤工作的先驱。这个贡献，远大于他作为一个“杀手”在军统所起的作用。


闲话军统（23）

王天木是戴笠的朋友，感于戴笠的“革命”激情，进入特务处。并于1932年、特务处成立的当年，建立起了特务处天津站。

按：戴笠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即感染和说服别人的能力超强。

1929年12月，戴笠到河南策反唐生智部，被唐通缉。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唐生智手下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是军校四期的同学，而且跟自己的六期同学东方白是“铁哥们”，当即深入虎穴，独闯宪兵营，以“良臣择主而仕”的道理，劝周伟龙认清形势、效忠校长、共创伟业等等。

一番话下来，周伟龙心悦诚服，当时就拜戴笠为义兄，亲自护送戴出城，还提供了唐部的重要军事情报。这还不算，没过几天，周伟龙连自己的营长都不当了，直接投奔了当时还在“跑单帮”的戴笠，跟着他搞情报去了。

你说戴笠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早期的天津站，并没有《潜伏》中那么多什么“队”啦、“处”啦的，其实就是王天木一个人，办公地点就是他家里，工作全靠他自己的社会关系。王天木的气质、秉性，跟戴笠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爱交朋友、会交朋友，到哪里都吃得开、有什么事都摆得平的那种。

王天木之所以能够位列“三大杀手”之首，最可称道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刺杀张敬尧”。

大家可能会问了，张敬尧案不是北平站干的么，是陈恭澍主持的，怎么安到王天木头上了呢？

按：陈恭澍生于1907年，1932年从“洪公祠”出来的时候才27岁，除了上过军校，就没怎么工作过，当特务更不会，何况是当特务头儿。所以，陈恭澍被派到北平站当站长的时候，戴笠嘱咐他，路过天津的时候，先去拜见前辈王天木。并特别带话，让王好好带一带这个小兄弟。

事实证明，王天木很够意思，对素不相识的陈恭澍，王不但倾囊相赠，而且在张敬尧案的前前后后起了关键作用，整个过程，陈恭澍名为主持工作，其实基本属于“打下手”的。

因此我们把“张敬尧案”放在王天木的事迹中叙述。

忘于江湖

1.2 “箱尸”案之后的王天木

1934年春，王天木因卷进“箱尸”案，经蒋介石批捕后，判处无期徒刑，就关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丙地”。

按：“箱尸”案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大体就是王的手下因故误杀了个人，肢解后，找了个不明就里的黄包车给拉走了，以为这样就完事了，结果被查获归案。

我很奇怪的是，以王天木的聪明智慧，怎么会办出这种没头没尾的事情。

王天木是什么人？学过军校、学过法律、当过检察官、现在是正牌的特务头子，他不会杀人？杀了人不会处理？

所以此中必然另有隐情。当然了，有何隐情，就不是我们这些后人可以妄加揣测的了。

据说案发后，原拟判死刑，经戴笠再三缓颊，改为无期，实际上也只关了两年，因对日形势越来越紧张，正在用人之际，就给放了出来。

抗战开始，王天木担任军统华北区区长。1938年底，军统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打击，上海区被“76 号”破坏，原有人员如周伟龙等因长期在上海工作，已经呆不下去了，这时戴笠又想起了他的这位老朋友，令王天木重新组建军统上海区。接替他任华北区区长的，就是陈恭澍。

王天木到了上海以后，由于他长期在北方工作，跟当地的同事弄不到一块去，手下人不怎么听他的，工作难于开展，搞得十分苦恼。

这年夏天，军统上海区人事科长陈明楚被“76 号”逮捕后投敌，首先出卖的，自然是区长王天木，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王天木落水做了汉奸。

王天木的落水，后果很严重，首先是上海站濒于瘫痪；其次，他的老下级，天津站特务裴级三叛变，把华北区整个交给了日本人，区书记曾澈被捕，区长陈恭澍仅以身免。

按：曾澈也是英雄，以他为首，曾组织了一个军统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1939年9月27日，因裴级三叛变，曾澈被捕。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苦刑而坚贞不屈，于1940年9月9日在北平捐躯，年仅27岁。

关于“抗日杀奸团”的事迹，网上很多，大家自己搜吧。

第三，1939 年底，在王天木的协助下，“76 号”又将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等来了个连锅端，傅等被捕后集体落水。

按：特务一旦叛变，其危害往往出乎想象。由于他们工作的特殊性，彼此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推倒一个就是一遛，逮着一个就带出“一窝”。大家都是原来的同事，谁心里想什么事都清楚，所以劝降也就特别容易，几句话的事，所以一叛变也是“一窝”。“76 号”的成员，除了当地的地痞流氓、社会渣滓以外，其“中坚”力量，基本都是特务，不是中统的、就是军统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王天木的落水，使戴笠怒不可遏，严令军统上海区，对王天木予以制裁。亲手安排这个计划的，就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陈恭澍。

在制裁中，王天木很“奇怪”地逃过一劫。这一段，咱们以后再说。

抗战胜利以后，王天木自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逃往东北，后辗转赴台。

按：陈恭澍后来也去了台湾，跟王天木还是朋友。这俩人这一辈子，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居然都得以高龄善终。俩人之间，一会儿是师徒、一会儿是同僚、一会儿当前后任；一会儿又变成了敌手，且互相都曾经使对方身处严重的危机。

但只有一样不改，即终身彼此以朋友相交，也是一段传奇。

忘于江湖

1.3 王天木之后的天津站

天津站是大站，所以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把以后的情况一并介绍一下。

王天木因“箱尸”案被拘禁之后，第二任天津站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出生于1904年，也是位奇男子。

王子襄是个西医，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正经八百的医学博士。

王的加入军统，还是因为他的妹妹王玉梅。王家在北平，而且是名门望族，王玉梅是北平“名媛”，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就这样认识了戴笠，然后又介绍了王子襄。

王子襄大体知道戴笠他们这帮子人干的是什么“勾当”，但奇就奇在他不但不反感，反而特别向往，多次与戴笠谈，希望帮他做点什么，不要报酬都可以。

戴笠当然高兴了，王一直在天津行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肯定有用得到的地方。

按：由于戴笠的特务处在当时还不大为人所广泛认可，连郑介民这样的“自己人”都嫌当特务“丢人”，因此戴总希望多拉些高层次的人进入特务处。所以戴笠手下能人、奇人真是挺多，且不说军校一、二、三期的学长比比皆是；大学生、“海归”也多得很；还有象王天木这样的，都当到一个省的检察长了，居然也屈尊到他手下当特务。当然了，戴笠驭人的手段从此也可见一斑。

适逢此时王天木出事，刚加入特务处的王子襄，一步登天，直接当上了天津站的站长。戴笠同时要求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加以关照。

正好此时特务处要求“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二人，这俩人都躲在天津。而天津站由于王天木出事，把他手下的人都划给了北平站，所以这两项任务，就交给了陈恭澍。因此陈经常在平津两地往返，与王成了很好的朋友。

没想到，不到几个月的工夫，王子襄突然死了。

王子襄有个奇特的爱好，喜欢以身试药，我不知道是不是学医的人都这样。陈恭澍回忆说，他曾经见过王子襄往自己胳臂上打针，起初没在意，以为他是在吸毒，后来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在拿自己做试验，还曾经劝过他，太危险。王子襄只是笑笑，显然是没听进去，终于是在这最后一次试验中出了事，年仅30岁。

1934年的天津站流年不利，一年里换了两任站长，“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任务又恰好很重，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选，只好由陈恭澍“一肩挑”了。

按：吉鸿昌和石友三这两个案子，都是陈恭澍经手的，搞得拖泥带水、七零八落不说，陈恭澍自己也弄得灰头土脸，居然闹出畏罪潜逃的“糗”事，我们在谈陈恭澍的时候再讲。

其后，裴级三的叛变，使得整个军统华北区的组织体系被破坏殆尽，天津站从此一蹶不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新的军统局天津站才被重新建立起来。

忘于江湖

2、三大杀手之二 —— 赵理君
戴笠手下的三大杀手，王天木和陈恭澍，都是文武双全，包括其他一些处、站级的大特务，沈醉、文强等等，提笔能写诗、动手会杀人，实在是一等一的人才；连戴笠的警卫王鲁翘都会写文章。如果没有当特务，这些人干别的，也照样错不了。
赵理君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说起赵理君，那简直就是一个嗜血恶魔，甚至是一个以杀人为乐趣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戴笠重用这号人，迟早要替自己找麻烦。

按：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很恶性的事情，即便你要杀的这个人恶贯满盈，没干过的，心里也得哆嗦。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很详细地描绘了他在第一次制裁汉奸时的心路历程。据陈恭澍回忆，白世维在刺杀张敬尧之后，几天都不愿意说话，闷闷不乐，再没有提到过此事，即便他因此事受到嘉奖，也没有见他有任何沾沾自喜的表现，就是这个原因。

但人总有例外，赵理君就是这么个例外的。

赵理君，生于1905年，四川蒲江人，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有人说他原本是上海的流氓，这不对。

戴笠什么人都用，但他不用流氓，他可以与流氓交朋友、可以运用流氓做事情，但他决不会对一个流氓委以重任，原因咱们前面说了。另外，戴笠看人看得很透，他觉得此类人没有精神上的东西，盖其能为我所用，也能为他人所用耳。

谈赵理君，要从特务处上海区谈起。

2.1特务处上海区

上海在那个时候的地位，远不是我们这些后人所能想象的，一是经济繁荣，“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不是吹的。那会儿的香港可没戏，远没有后来的地位。二是密弥首都南京。三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共中央设于上海；四是后来抗战期间，成了GMD与日伪秘密战的前沿。

所以戴笠自然不会放弃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务处还没成立，就派人在上海活动，时间跟天津站成立的时候差不多。

按：军统的所谓站、区，其实划分得并不是太严格。大凡一个组织，当他处于草创时期，其机构、人员级别等等，肯定不会有太严格的层级区分，也许今天叫“站”，明天就改“区”了，后天区长被捕，没准就改叫“组”了，都不是一定的。

到后来慢慢发展了，人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大，乱七八糟的事就来了，什么你是什么级、我是什么级，你当什么长，凭什么我当不上，“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但在那个时期，没准儿明天命都没了，所以这些还都谈不上。

比如天津站和北平站，后来在两站之上成立了一个华北区，由郑介民担任特派员，由于其特务处副处长的地位，王天木和陈恭澍自然要受其节制，但仍受特务处本部直接领导，郑只不过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进行传达和指导。后来又改叫华北区区长，王天木和陈恭澍都当过区长。

再比如，军统对南洋等地区的管控部门，既不叫区，也不叫站，叫“海外部”，你说这个“部”是什么级？

忘于江湖

上海比较特殊，始终叫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就是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翁光辉。

按：翁光辉，浙江丽水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生，跟戴安澜烈士是一个队的。他这一期还出了一个大特务邱开基，不过邱是经理科的，搞财务的干特务，居然也干得有声有色。

但翁光辉这个区长没干几天，原因是他犯了一次“傻”。1932年夏，上海法租界的警察偶然发现了一份红军的部分部署和装备的材料，戴笠安插在法租界的运用人员、巡捕范广珍意识到这是一份重要情报，于是就把材料交给了翁光辉，满拟翁会交给戴笠，结果翁那天不知是脑子进水还是怎么了，居然想到要把这个材料直接送交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由于翁光辉在北伐时曾在海军工作，于是他找了一条军舰，沿江而下，准备到庐山亲自将情报送给校长。结果他前脚刚走，后脚戴笠就知道了。

结果是你坐轮船，我乘飞机，看谁跑得快！当翁光辉兴致勃勃地从九江登陆，“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时，迎接他的，是戴笠的手枪。

跟戴老板“抖机灵”，显然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翁光辉这一趟折腾，换来的是马上撤职，并予以监禁。

但戴笠并没有太难为翁光辉，毕竟他是个爱才的人，不会跟自己手下人一般见识，很快又提拨他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抗战开始以后，翁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务处队长、第10绥靖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等，照样弄了个少将。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第八区保安司令。

其实翁光辉是个很负责任的人，1948年6月，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就是淮海战役里边那位）回温州郊区老家探亲，这是翁光辉的防区。翁怕邱清泉被游击队袭击，还亲自到带卫队把他请到城内保护起来。

翁光辉之后，第二任区长就是余乐醒。这时，上海区已经初具规模了，下设有四个情报组。余乐醒的小舅子沈醉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家乡出来，“投身革命”的，一开始当交通员，后来搞情报。

沈醉当时才十八、九岁，别人都比他大得多，大家都拿他当小孩，每次取情报，都给他买吃的，然后再三叮嘱别把东西给弄丢了。

沈醉与戴笠的儿子年龄相仿，又能干，所以戴笠特别喜欢沈醉。后来，翁光辉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为了进一步培养沈醉，戴笠派他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从此以后沈醉长期在公开单位工作，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

按：当时与沈同去侦察大队的，另外还有三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杀害郑苹如烈士的刽子手——汉奸林之江。林之江后来死得很惨，关于他，我们在讲“郑苹如案”的时候再说。

也是这个时候，上海区增设了行动组，组长就是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成员，据沈醉回忆，有施芸之、李阿大、过得诚等，一共有十几个人。

按：上海区的这个行动组，“阵容”是很强大的，除赵理君外，副组长王克全亦是位列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