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其实，陈恭澍这一年多的折腾，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他真是没有读懂他的这位戴老板。

第一，戴笠是最“护犊子“的。我的人，我整治可以，轮不到别人来欺负。莫说陈恭澍罪不至死，就是真犯了死罪，他也会想尽种种办法予以维护，王天木不就是例子？

戴笠唯一“栽面儿”的，是张超被陈仪枪毙。戴笠托人都托到了蒋介石那儿，因为蒋介石考虑陈仪的背景实在特殊，没有答允，戴笠已经尽力了。

至于赵理君，那是他自速其死，别人帮不了他。

第二，对自己的部属，戴笠从不会较真儿，翁光辉背着他给老头子送情报，戴笠都照样用他，何况陈恭澍不过是在工作中因经验不足造成的失误。

按：凡事都有例外，戴笠是个好面子的人，不论是谁，如果是给军统局丢了人，戴笠下手毫不容情。

1938年10月，蒋介石接受我党的建议，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双方合作开办“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游击战骨干、开辟敌后战场。戴笠感觉很有用，也派了几个人前去学习，其中有一个是他军校六期的同学、临澧特训班副大队长、教官王百刚。

没想到王百刚心思不但没用在学习上，反而利用特工手段偷了培训班的班费，被当场抓获，把军统的人都给丢尽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也不便于处理他，只好做退学处理，正好借此机会“寒搀”军统。

王百刚“臊眉搭脸”地回到临澧，戴笠一听气得七窍生烟，叫你去学习，你跑去偷钱。好比晁盖骂时迁：“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结果，为了这点事，居然把王百刚给枪毙了。

第三，戴笠最喜欢少年英才，在军统当中，颇有些人，戴笠是很“宠”着的，这当中，一方面是爱才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份感情在驱使。

当年，戴笠一见沈醉，觉得这孩子跟他儿子年龄相仿，还这么能干，一下就喜欢的不得了，下大力气着力栽培，十年之间，居然把一个辍学的中学生培养成军统少将！

对陈恭澍也是如此。要说陈恭澍这辈子，真是没少给戴笠捅漏子、找麻烦。但戴笠从没一句重话给他，充其量关关禁闭，坐几天冷板凳，然后一次一次地畀以重任。抗战胜利以后，如果不是戴笠出事，陈恭澍还不至于被当作汉奸，蹲了一年多大牢。

陈恭澍回到北平，找他原来的老关系，结果，因他脱离岗位一年多，谁也找不到了。

这可怎么办？

陈恭澍心一横，居然违反特务处的厉禁——直接给鸡鹅巷53号戴笠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回去，但有个要求，必须让连谋来接我。

放眼军统，敢跟戴老板提要求，讲价钱的，恐怕也就是这个陈恭澍了！

“连”这个姓，一听就是福建人。不错，连谋就是军校学生中为数极少的福建人。

大家知道，黄埔学生以南方人为主，尤其是广东、湖南、江苏、浙江、四川、湖北几省人最多，但不知为何，紧挨着广东的福建人却很少。比较出名的有一个罗列，福建长汀人，也是四期的，最后做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上将。再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吴石了，福建闽侯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的，也可以算是黄埔生。

陈恭澍是北平生人，但祖籍却是福建，因此与福建人连谋成了好朋友，连谋就是通过陈恭澍的介绍加入军统的。

按：连谋，福建泉州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二连，与另一个军统特务廖宗泽是一个连的。连谋的小名叫良顺，所以也有的史书称其为连良顺。

连谋曾被派往台湾受降，并于1945年11月8日到1946年7月任台湾高雄市第一任市长。

据说，上世纪30年代初，连谋曾陪同连战的祖父连横先生一同前往福建省仙游县前连村的连氏宗祠拜祖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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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不几天，连谋真的到北平，按约定的暗号找到了陈恭澍，说戴老板派我接你回南京。

在忐忑不安中，陈恭澍见到了戴笠。

此刻，我估计他害怕倒不一定有多害怕，不过恐怕真是有一种“愧对江东父老”的感觉。

没有预料中的大发雷霆，戴笠只是很平静地说，“团体”有“团体”的纪律，不处分你是不行的。你去找刘乙光报到吧。

这么大的事，这就完了？估计陈恭澍肯定悔得想抽自己大嘴巴。

出了门，迎面遇见的，正是“洪公祠”的同学刘乙光。

毕业三年多了，各忙各的，刘乙光现在已经是特务处本部的特务队长了，主要职司，除了警卫值勤外，还有一项就是负责监管犯了纪律的“同志”，也就是看守“甲”地和“乙”地。

老同学在这样一个场合下重逢，彼此都是百感交集。很显然地，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也无须多说什么。

刘乙光陪着陈恭澍来到一个叫“羊皮巷”的地方，陈恭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乙”地了，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居然是侯子川！

侯子川是陈恭澍刚到北平时，发展的第一个情报员，后因暴露，陈推荐他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如今，侯子川已经是“乙”地的看守长了。

侯子川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见到老上司，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刘乙光告诉侯子川，要尽可能地关照“恭澍兄”。其实何待他言，侯子川早就给陈恭澍安排好了一个单间，并跑前跑后地帮他照料一切。

实际上，陈恭澍是搞惯了行动的人，最怕寂寞，还不如多安排几个人聊聊天，像这样一个人住单间，反而如坐苦刑。

正在闲得无聊至极，当班的看守进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冲陈恭澍笑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陈恭澍挺纳闷，打开一看，是茶叶、糕点等食物，还有一个条子——“旧属陈国瑞恭送”。

居然是陈国瑞！当年，这个楞小伙一脚踹开吉鸿昌的房门，也踹开了自己加入“团体”的大门。事后，陈恭澍保送他到南京学习，如今就在刘乙光手下当看守。

当年的熟人怎么全跑到南京当看守来了！

陈恭澍虽然微感尴尬，但在禁闭中的日子可是过得着实滋润，一有机会，侯子川就把他请到办公室，摆酒款待他，并告诉陈恭澍一个他最想知道的消息——陈恭澍的太太，已经被接到南京，就安排在“甲”地暂住。

陈恭澍问侯子川能不能给太太送个信儿，让他放心，侯子川说这事好办，你找陈国瑞就行了。

就这样，陈恭澍在“呼风唤雨”中度过了自己关禁闭的日子。

按特务处的惯例，关禁闭是没有期限的，戴笠不说，别人自然也不敢问，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关你一辈子。在特务处，没有国法可言，戴老板就是天！

当然了，也有可能很快就放了你，全凭戴老板一句话。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陈恭澍结束了自己的禁闭，此时已是1936年夏天。

代表戴笠与陈恭澍谈话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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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夫，更多的人习惯叫他做张严佛。湖南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副科长，转入特务处后任特务处书记长。

在这里必须要专门介绍一下南昌行营调查科。

南昌行营调查科是早期国民党中央特务系统的三大派别之一，另两个派别即CC系把持的中央党部调查科和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

南昌，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其原因，大家都清楚了，是出于与我党作战的需要，南昌成为了军事要冲。

1928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的“中原大战”，便亲临南昌策划指挥“围剿”工农红军。并在这里成立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地点就在南昌名闻遐迩的风景区“百花洲”。

第一任南昌行营主任是鲁涤平。他指挥了第一次“围剿”。其结果，大家都清楚——“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任南昌行营主任是何应钦。他以“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开展第二次“围剿”。其结果，大家也很清楚——“为营步步嗟何及”。

南昌行营调查科就是在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期间成立的，时间是在1931年3月，晚于中央党部调查科，但比特务处的成立早一年。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任务，自不待言是搜集情报。第一任科长是何应钦的亲信郑仲坚，但他只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931年6月26日, 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并由蒋的侍从参谋邓文仪接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

邓文仪，湖南醴陵人。军校第一期第一队，这个队也出了不少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光这个队就占了仨，除了邓文仪之外，还有贺衷寒与曾扩情，另外还有宋希濂、罗奇。我们这边的，有徐向前元帅（当年他还叫徐象谦）、还有“黄埔骄子”蒋先云。

邓文仪也是个少年得志的人，1906出生的他却是军校一期生，比六期的戴笠小十来岁，闹不好是一期生中最小的。

邓文仪曾参加过东征，但没有参加过北伐，因为他早在1925年10月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邓小平同志的同学。1927年3月，邓文仪在“4.12”之前回国，1928年起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积极参与了复兴社的组织与成立。

1931年3月，年仅25岁的邓文仪主持南昌行营的情报工作，副手就是张毅夫。

1934年6月，南昌机场着了一把大火，烧毁了10多架空军刚从意大利买的新式轰炸机，显然地，调查此事的责任肯定会落到邓文仪身上。

邓文仪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但因涉及国民党高层和派系斗争的缘故，令邓文仪感到非常难办，许久不能把调查结果上报给蒋介石，拖了一两个月都没有回音。蒋介石极为愤怒，因此事影响很大，老蒋也受到多方的责难。结果蒋暴怒之下，不但免去邓文仪“本兼各职”（居然有14个之多），连南昌行营调查科这个单位都给弄了个“销号”处理——取消编制，除邓文仪外，全部人员并入特务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调查科”，与现在的“二人科”、“三人处”相比，戴笠的特务处有近700人，已经够惊人的了。那么你知道南昌行营调查科有多少人？

你想都想不出来！好家伙，这个科居然有1700多人！

所以这次的合并，戴笠是以小吃大，因此戴处理得极为慎重，为表示尊重，特地派军校三期的学长柯建安代表他去办理接收手续。当张严佛率南昌行营调查科的100 多名中层以上干部到南京特务处报到的当天，戴笠组织全体人员到大门外列队欢迎，并发表讲话，表示今后一定会一碗水端平，让大家不要有畛域之分，大家和衷共济，为“党国”效力。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并入，对于特务处来讲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方面减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一大批才俊之士进入戴笠“毂”中，如张毅夫、王新衡；更重要的，其中有大批的原共产党员，象前面提到的“训练专家”谢力公，就是这次转入特务处的，戴笠最头痛的反共工作，从此也扎下了根基，可以与中央党部调查科叫板了。

另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在转过来之前被陈诚挖走，把戴笠气得要死，提起来就在背后痛骂。

再说邓文仪，被蒋免去 “本兼各职”以后不久又恢复了工作，但转入了军队政治系统，各种各样的“政治部主任”都干遍了。但终因受此挫折太大，直到逃台，最高也没有超过“部”一级，估计是所有一期生中最“惨”的。

最“小”的闹了个最“惨”的。可见，有时候提拔太早了也没什么好处。

1990年，邓文仪曾返回大陆，并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同学邓小平同志的热情接待。

邓文仪于1998年辞世，享年92岁。

再说张毅夫，为了安抚南昌行营调查科的“转入”人员，同时也是确实欣赏张毅夫的才干。两家合并的同时，戴笠便任命张为特务处书记长。

这个任命很不寻常。

当时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正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回国以后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虽仍兼特务处副处长，但不大管事。张毅夫便成为了特务处事实上的“二把手”（民国时期习惯上叫“副首长”）。

张毅夫也是个传奇人物，以后在“宣侠父案”、西安事变和湖南起义中，都会谈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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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先把陈恭澍的事说完。

张毅夫找到陈恭澍，告诉他，戴先生出差了，走之前委托我找你谈话，让你去当天津站站长。至于工作，以后自然会与你联系，并将与戴通话的密码交给了陈恭澍。

至此，从1934年底逃亡，到1936年结束禁闭，经过一年半的蹉跎，陈恭澍官复原职，只是从北平换到了天津，好象是有意让他“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却说这一年半，平、津两站的变化都很大。

北平方面，继陈恭澍担任站长的是李果湛，李果湛就是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的，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原共产党员。北平站书记则是毛人凤的弟弟、陈恭澍的挚友毛万里。

天津方面，王子襄死后，陈恭澍等于是没有名义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逃亡以后，特务处派吴庚恕担任站长，在后面的上海特工血战中，吴庚恕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暂且不题。天津站书记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烈士曾澈了。


复职天津站之后，陈恭澍首先想起来的自然是他的两位爱将，通过与北平站协商，要回了白世维；又找戴老板要王文，王此时还在“丙”地监禁，戴老板一句话——“放人”。
至于那个坑了王文的刘兆南——您就踏踏实实地在老虎桥的监号里数那2000元钱吧。
目前。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配合“制裁”殷汝耕。


3.4 殷汝耕案

殷汝耕，生于1885年，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殷汝耕的哥哥殷汝骊，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

殷汝耕也是“老革命家”了，在日本读大学预科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参加过北伐。

殷汝耕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平时总是穿着一身和服，以日本人自居，并与当时的殷同（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四大“日本通”。

按：殷同，其名不著，也属于“非著名”汉奸。其人与著名画家蒋兆和的著名画作《流民图》有莫大的干系。具体怎么回事，由于离题万里，笔者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到网上去搜吧。

殷汝耕自1919年回国进入政界之后，一直站在亲日的“第一线”上，1932年，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殷汝耕代表蒋介石签字；1933年，中日签定《塘沽协定》，代表国民党政府签字的，又有殷汝耕。

1933年9月，殷汝耕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为殷汝耕此后的叛国搭建了一个平台。

1933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殷汝耕任政务长，公开声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冀东之和平”。至此，殷汝耕从一个亲日分子彻底沦为汉奸。

殷汝耕的哥哥殷汝骊极讨厌他这个弟弟，早就曾经说过：殷汝耕这个人品质非常坏，为了一己的利益他可以卖友求荣，甚至出卖国家民族他也在所不惜。果真被他言中。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中国出现的第二个汉奸傀儡政权。

第一个自然是伪“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3月1日，辖１４个省和两个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特别市（即长春）；哈尔滨特别市。

１９３９年改为１９省、一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后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治所”设在蓟密区行政公署，即通县的孔庙，后迁往唐山。
虽然名头叫“政府”，其实所辖区域非常有限，除原冀东地区的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辖的通县、三河、密云、蓟县、遵化、玉田、平谷、顺义、兴隆、临榆、迁安、滦县、昌黎、扶宁、卢龙、丰润、乐亭等县以外,还包括昌平、宝坻、宁河和察哈尔的延庆、龙门、赤城三县。再加上后来的塘沽和大沽。
1933年1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消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1月28日，宣布通缉殷汝耕，特务处随即电令北平站，对殷汝耕“予以严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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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汝耕案”延续的时间很长，涉及的特务处外勤单位也很多。总其事的，是北平站。
按说，行动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应由站长李果湛负责，但因李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不久，对行动工作、对环境都不熟悉，因此将此项工作委托给了他的搭档、北平站书记毛万里。
前面说了，“书记”只是一个幕僚长，相当于主任秘书，虽然是“二把手”，但一般来讲，是不管业务工作的。这个分工，不仅是能力的问题，还有权力之争，试问，你书记全管了，还要我这个站长干什么？
但北平站和天津站的这两个“书记”特殊，都直接管业务。
为什么，那就是人际关系上的事了。
先说天津站的书记曾澈。曾澈是陈恭澍离职以后才调过来的，原本并不认识，但他特别佩服陈恭澍，因此与陈的关系相处得极为融洽，平常总是“二哥长”、“二哥短”（陈恭澍在家里排行老二）；另外，曾澈的能力也很强，曾在天津站的下边组织了一个特务处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因此陈恭澍把工作交给他，既不虞大权旁落，同时也很放心。
再说毛万里，乖乖那就更不得了，戴老板的秘书——谁敢惹！还不要说他还有一个替戴老板看家的亲哥哥毛人凤！李果湛没事招他干什么，弄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得了。
另外，毛万里介入“殷汝耕案”，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先决条件——毛万里跟陈恭澍是铁哥们。
1932年，陈恭澍刚到北平当站长的时候，戴笠曾到北方视察过一次，当时随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跟了戴笠一辈子、最后帮戴笠收尸的副官贾金南；另一个就是机要秘书毛万里。
也奇了，可能这就叫投缘吧.素不相识的毛万里、陈恭澍两人居然一见如故，没事就在一旁嘀嘀咕咕，一直到送戴笠上火车，陈恭澍把戴笠撂在一边，反倒是跟毛万里好象有说不完的话。戴笠注意到这一点，也很高兴，于是特别叮嘱二人，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等等。
因此，戴笠把毛万里派到北平来，焉知不是因为他有这么个专搞行动的铁哥们在天津？
当办理“吉鸿昌案”和“石友三案”的时候，由于天津站没有行动组，因此，由当时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综理两案。到了办理“殷汝耕案”，由于白世维、王文等都被陈恭澍弄到了天津，北平站一下又没人了，因此，毛万里以私人的名义，邀请陈恭澍到北平协理此案。
于公于私，陈恭澍都必须得帮这个忙。于是，陈将工作交代给曾澈，带着王文——杀奔北平。
由于陈恭澍已经脱离工作一年多，种种情况都不甚明了，因此，最清楚“殷汝耕案”的，反倒是初来乍到的毛万里。
毛万里介绍说，从1933年11月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之所以“殷汝耕案”进展这么慢，主要是北平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敏感，日本人渗透得非常厉害，情况异常复杂。另外，不管“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他总归是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殷汝耕作为 这个组织的首脑，有着严密的护卫，轻易下不去手，这一点，与吉鸿昌、石友三两案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此，根据戴笠的安排，“殷汝耕案”分为两条线在做工作：一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的一条线索，在设法争取“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冀东保安一大队队长张庆余，如果张能联合其他几个大队一同反正，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说，不啻为釜底抽薪，到时候要整治殷汝耕这个老小子，岂不是手到擒来？
但这项工作比较复杂，急切不得。因此，还是要设法接近殷汝耕，以便直接下手“制裁”。于是，戴笠另外派来了一个神秘的尚小姐，交给毛万里运用，并告诉毛，一切事情由尚小姐自行决定，北平站只需要进行必要的配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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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万里对陈恭澍说：尚小姐非常神秘，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只是听戴老板讲，殷汝耕与尚小姐有师生之谊，不知道是哪一门子的师生。另外，这位尚小姐气质非凡，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对行动工作，毛万里是一窍不通的，因此要求陈恭澍，最好与这位尚小姐见一面，再决定今后的行止。
按：秘密工作讲究的就是一个保密，即便是自己的“同志”。如果与本案无关，也是不得与闻的，毛万里把戴笠交给他单线联系的联络人介绍给陈恭澍，严重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如果换了别人，是绝对不会也不敢这么做的。
但毛万里不怕，一是他自己和陈恭澍两个人，与戴笠的关系都不一般；二是毛万里心里有个小算盘，认为戴老板之所以让他这个外行来搞行动，明摆着就是要他借重陈恭澍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俩人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越了特务工作的任何纪律，彼此之间有这个信任，相信对方能为自己豁出命去。换做陈恭澍，也照样如此。
后来陈恭澍倒霉的时候，毛万里居然用潜伏的秘密电台给陈恭澍办私事！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人这一辈子，能交这么一、两个朋友，也算值了。
陈恭澍当然没有意见，他需要判断一下尚小姐的情况，才能做出决定。
于是两个人一起去见尚小姐，到了饭店，毛万里让陈恭澍在楼下等一等，他先去跟尚小姐打个招呼。
等了老半天，毛万里才下来，挺不好意思的，说咱们先走吧。路上再说。
不用他说，陈恭澍已经明了，必是尚小姐不同意见面。
果不其然，当时毛万里一说情况，尚小姐认为没有必要多见一个人——你毛万里不讲原则是你的事；我要讲，这既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对此，陈恭澍不以为意——人家做得本来就是对的嘛。但是与尚小姐互相配合的算盘，自然就不必再打了。于是，他带着王文，到通县做了一次实地考察。
考察过后，王文与陈恭澍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吉鸿昌、石友三两案中，王文接连受挫，不但自己坐牢，还连累了上级，对此，陈恭澍当然不会去抱怨他，但王自己窝了一肚子的火，早就想大干他一场，好好出一出这口鸟气。
于是，王文一回来就制订了一个“拔据点”式的强攻计划，最吸引人的，是这个计划惠而不费——只需要陈恭澍掏钱买几辆“二手”自行车。
陈恭澍很欣赏王文的工作热情，但有了上次的教训，当然不会再任由他胡来。为了不影响王文的积极性，陈恭澍给他提了几个问题，王登时瞠目不知所以，陈随即鼓励他不要着急，慢慢来，机会总是有的。
看来陈恭澍这五个月禁闭还是没有白蹲，思虑已经非常缜密，也学会了怎样当长官，不要忘记此时的陈恭澍也只有29岁而已！
机会还真就来了，戴笠一纸电报——给陈恭澍介绍了一个好朋友，并明确告诉陈恭澍，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
天知道，戴笠有多少“好朋友”！
戴笠好交朋友，而且他的“好朋友”们极有特点：
一是层出不穷，三山五岳的好汉、业界的菁英，什么人都有，每到关键时刻或是军统的某项工作遇到什么难事，戴笠准能弄过一个“好朋友”来；
二是神通广大，不论什么事，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弄过来准能派上用场；
三是仗义疏财，只管帮忙、不计报酬，从来没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你给我多少钱？
四是古道热肠，这些人都不是军统分子，换句话说，并非戴笠的下级，有些甚至连国家公职人员都不是。但奇就奇在这些人一个个好象都是甘为军统“两肋插刀”的那种劲头，卖力、搭钱不算、连这条命都可以交给你们！
也是戴笠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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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忽然传来消息，尚小姐出事了。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不清楚，但尚小姐已被殷汝耕监禁。

戴老板交代过来的人，居然在自己手里失陷于敌，毛万里急得不行，到处想办法，可又能有什么办法？
正在没奈何处，尚小姐居然自行脱困，凭着一己之力逃离虎口。其中，颇有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曲折，但拿“有勇有谋”这四个字放在尚小姐身上，当是恰如其分。
这位尚小姐究竟何许人也，正史不载，但经多数人判断，此人应该就是向友新。
向友新，原名赵渝，原是胡逸民的姨太太。
胡逸民，1890年生，浙江永康人。胡逸民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中山先生病逝后，胡逸民与李大钊、林伯渠等同为第一组守灵人。在北伐中，胡逸民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总司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由于专事审判、羁押，外号人称“北伐军中刽子手”。
胡逸民的一生，先后督建过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等三座大牢；可笑的是，他自己又曾经四次坐牢，因此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而著称。
1935年11月，胡逸民第二次坐牢出来，被派到西北做杨虎城的工作，当时红军已到陕北，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也驻扎在西北，因此这里成了特务处的情报工作重点。
通过了解，戴笠的目光集中在了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身上，他通过自己的朋友、汉口市警察局长蔡孟坚结识了胡逸民两口子。
按：蔡孟坚，生于1905年，江西萍乡人。1931年，年仅26岁的蔡孟坚在武汉抓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是顾顺章留了一手，中共的历史恐怕需要改写。”
蔡孟坚的公开身份是汉口警察局局长，同时是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也就是说，蔡孟坚是中统分子。很奇怪的是，他和军统头子戴笠却是好朋友。
通过一番工作，戴笠成功地把向友新拉了过来，并介绍她秘密加入了特务处，成为一名“直属情报员”，与其保持单线联系的，正是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的毛人凤。
胡逸民哪里知道后院已经起火，通过他这个“中介”，十七路军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进入特务处囊中。
杨虎城不是胡逸民，很快就发现内部出了问题，马上把所有渠道统统掐断，胡逸民还在莫名其妙，整天查身边的人，看是谁出了问题。
为了保护向友新，戴笠将计就计，给胡逸民安上了一个擅自搜集情报、破坏“中央”与十七路军关系的罪名，把这个盖监狱的专家第三次送进了监狱。
这时，适逢“殷汝耕案”，因向友新与殷汝耕相识，戴笠遂将其派到北平交给毛万里“运用”，没想到画虎不成。但向友新能在万般危险中逃出生天，也不是一般人。
逃回重庆之后，向友新改名为向影心。1938年，向影心嫁给了她当年的联系人毛人凤。
估计毛万里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的“尚小姐”，几年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他的“五嫂”（毛人凤在家中排行第五，毛万里是其六弟）。
如果光是这点事，胡逸民和向友新这两个人，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但这两口子还做过一件事，足以使他们写进现代史。
1935年1月29日，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同志，在江西怀玉山区被捕，关押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当时胡逸民也在这里坐牢，因他身份特殊，有相当的自由度，连带着经常来探监的向友新，都结识了方志敏，一来二去，彼此就很熟了。慢慢地，胡逸民为方志敏的革命意志所打动，一个老国民党、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为了尽朋友之道，胡逸民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安排方志敏越狱，但可惜未能成功。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被秘密处决。临刑前，方志敏将自己在狱中全部16万字的文稿，包括致党中央的一封信交给胡逸民，请他带到上海，交宋庆龄、鲁迅等人转交党中央。并对胡逸民说：“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威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
1935年11月，胡逸民出狱后，通过几条渠道送出了文稿。其中一批，经向友新之手辗转交给了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女士，胡子婴通过宋庆龄交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同志。在这批文稿中就有为我们所熟知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
胡逸民的义举，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忘于江湖

回过头来再说戴笠的“好朋友”。
陈恭澍亲自去车站接的，这回来的好朋友叫胡永荃，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反正都是化名，符号而已。
胡永荃大高个，器宇轩昂，两口子来到天津。
胡永荃的做派象极了王天木——也不见他上班、也不见他有什么正经的营生，花起钱来可是毫不含糊，大手大脚，一来就先租了一套大房子，没事就请陈恭澍过去坐坐，请吃饭。
没过几天，胡永荃又买了一辆汽车，请陈恭澍去兜风，并且说，我这车没啥用，要用车尽管开走，把陈恭澍听得啧啧称奇——这戴老板交的朋友都什么路数！
一来二去，陈恭澍与胡永荃已经很熟了。在聊天中，陈恭澍得知，胡永荃带来的其实是个姨太太，他的亲姐姐，居然就是殷汝耕的姨太太。
——原来如彼，这才是戴老板的用意！
于是陈恭澍试探着问胡永荃，可不可以让“嫂夫人”跑一趟通县，去看看姐姐，包括那位素未谋面的汉奸“姐夫”殷汝耕。
没想到胡永荃一口答应：“没问题，让她跑一趟，你们想让她看什么，你自己直接交代给她吧，省得我转述说不清楚。”
哈，胡永荃“门儿清”。
戴笠的朋友，都跟戴是一个类型的，脑子极为好用——你们想干什么事，我全明白，但决不会去点破。你让我办的事，能办的我全办。不该问的，我一句都不会多问。
于是陈恭澍对胡夫人进行了一次“速成”式的情报侦察培训，包括从进了大门到离开，都需要观察哪些事物、谈话中旁敲侧击地，应该了解哪些内容，等等。
胡夫人也是个脑子十分清楚的人，一趟通县跑下来，不但回答了陈恭澍的所有问题，而且对陈的打算也了然于心。
陈恭澍的意思是——拉出来，或者打进去。
所谓“拉出来”，就是从殷汝耕的身边发展一个工作对象，纵不能直接制裁汉奸，也可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
对此，胡夫人直截了当地告诉陈恭澍——没戏，首先，她姐姐肯定不是这块料，别再把她给吓死了。其次，她身边的人，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连他姐姐，都不是想见殷汝耕就能见到的，遑论他人。你发展一个干粗活的，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万一泄了密、掉了底，岂非适得其反？
再就是“打进去”，派一个人到殷汝耕身边卧底。
这条路，胡夫人认为，要想往殷汝耕身边派人，那是想都别想，因为甄别很严，日本人都要插手，不是殷汝耕自己所能决定的。
如果是往她姐姐身边派个人，胡夫人倒认为靠谱，因为进个女佣的事情，她姐姐是可以做主的，但不能让她知道真相。
这个意外的线索让陈恭澍很兴奋，但问题跟着就来了。
——天津、北平两站，都没有女特工。到哪里去物色这个“女佣”？
陈恭澍自然又想起了当年的杨玉珊。
前面说了，杨玉珊已经嫁给郑恩普，并且离职回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按：在特务处的早期，规矩还没有那么大。一般的工作人员，结婚、离职，都不太管，即便是陈恭澍，结婚也没有打报告，后来戴老板知道了，不太高兴，但也没有太说他。
到抗战一开始，也就是军统成立以后就不行了。首先是抗战期间，一律不准结婚；第二，所有干部，无论有没有家，下班后一律住单身宿舍，不准回家；第三，任何人不准离职，“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不过，话是这么说，也不是绝对的，分人——毛人凤不是结婚了？毛森不是结婚了？沈醉不是结婚了？都是在抗战期间的事。
所以啊，所谓规定，都是规而不定，看你在单位混得怎么样了。
陈恭澍约见杨玉珊，杨慨然应允，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义不容辞。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杨玉珊是近视眼，而且是不戴眼镜不行的那种，这可就有问题了，哪有戴眼镜的女佣？
现在的保姆、阿姨，戴眼镜的都极少，何况是70年前，这太令人起疑了，不行。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他问胡夫人，有没有可能请殷汝耕到天津来做客，就便下手。
对此，胡夫人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人家殷汝耕现在是一个“政府首脑”了，架子很大，不是随便能请得动的。即便是他自己万般想来，也得看日本人同意不同意，那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可遇而不可恃。如果干等着他来，那得把人急死。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可怎么办？

忘于江湖

这个时候，特务处的另一条线起了作用，这事说来话长，得从头说起。
前面说了，特务处一直在策反“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部队冀东保安一大队，冀望把“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个“连锅端”！
我们现在通称的“伪军”，在抗战期间是有个正式名称的，叫做“皇协军”。什么含义，笔者没有考证过，从字面上看，因日本鬼子自称“皇军”，那么“皇协军”估计就是协助“皇军”的意思了。
不过这个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全面入侵中国，“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当时属于“试验田”、“新事物”，一切都没有那么“规范”，所以，它所属的伪军部队，就是很简单的叫做“冀东保安队”。
“冀东保安队”听着不起眼，但规模可不小，尤其是他的第一、第二两个大队。
第一、二两个大队的老底子，是于学忠的部队。
于学忠原是吴佩孚系的，后转投奉系，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后，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4月任华北军第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
1933年5月《塘沽协议》签订之后，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密令于学忠另成立五个特种警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
于是，于学忠抽调51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下级军官，从河北征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分任总队长，每人都统辖7000多人，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规模还是很大的。后来又成立了三个总队，就没这么大规模了。后来于学忠又跟着张学良去了西北，接替他的商震，将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冀东。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殷汝耕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成了汉奸武装。
张庆余等人当然并不甘于当汉奸，曾经请示过商震，商认为暂时不宜“翻车”，可以先这么对付着。
——既然政府都认可了，那张庆余他们自然也就只能“对付”着了。
问题是你张庆余肯“对付”，别人不这么想。
首先是张庆余的儿子就不干，认为给这样一个汉奸爸爸当儿子实在是丢人，于是登报声明，与张庆余脱离父子关系。张百口莫辩，只好让他的太太转告儿子：将来总有见分晓的一天，你耐心等待，看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恰在此时，特务处找到了张庆余。
这里先要叉开一笔，说说平、津两站的人事变动。
因为——王天木又杀回来了。
1936年底，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进入新的合作阶段，同时对日形势吃紧，正在用人之际，王天木是留日的，急需他这样的“日本通“。于是戴笠禀明蒋介石，放出了王天木，并派回北平，接替担任站长——等于是王天木和陈恭澍的岗位掉了个“个儿”。
至于李果湛，则派到武汉，担任湖北站站长，临去之前，还特地从临澧特训班条了个女学员当“工作太太“。
——怎么样？当“头儿”的就是不一样吧。
不久以后，由于北平已经成为对日作战的前沿阵地，戴笠将北平站升格为北平区，区长仍为王天木，书记为毛万里。北平区下辖三个站，北平范围内的两个，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另外还有一个察绥站，站长就是后来很著名的马汉三了，但此时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另外，站下边还有若干组，还有颇多的“直属情报员”，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机构了。
但是，就一样——没有行动组。所以，行动工作，王天木依然要依赖他的小兄弟陈恭澍。
天津方面变化不大，只是陈恭澍的爱将白世维被戴笠调回了南京，因已临近战时，准备加强蒋介石的随侍安保力量，戴笠当然不会放掉这么好的机会，准备向蒋推荐白世维。但后来此事没有办成，白世维本就不想再搞行动，趁机申请进陆大深造去了。
抗战胜利以后，白世维被派回北平，当了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

忘于江湖

前面说了，特务处还有另一条线在做殷汝耕的工作。
最初，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副站长尚玉策反了冀东保安一大队督察长方诚泽，通过方又联系上了张庆余和张砚田，结果正在这个“掯节儿”上，方诚泽暴露了，只好逃走，线索就此中断。
此时，陈恭澍已派回天津复职，并襄理“殷汝耕案”。通过了解，陈恭澍发现张庆余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事情就有这么巧，天津站军事组副组长傅丹墀跟他居然是同学。
这就好办了，本来张庆余就不愿当汉奸，老同学一出面，那还有不成之理！接着，傅丹墀又通过张庆余很顺利地联系上了他的副手沈恩波和保安二大队大队长张砚田。
由于陈恭澍、王天木的历史渊源、平、津两站基本等于一体，所以此项工作，一直是北平站站长李果湛在统一指挥，陈恭澍以“客卿”的身份从旁协助。接着傅丹墀与二张联系的，是北平站下边的“天津直属情报组”组长吴安之。
吴安之，东北人，原是张学良的警卫旅团长吴泰勋的手下。
按：吴泰勋的父亲就是奉系的元老吴俊升。张作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时，以吴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专车离京回东北，吴俊升到山海关接他。4日清晨行至皇姑屯，触发了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吴俊升被铁路道钉穿入脑部，当即丧命。张作霖亦受重伤，当晚死去。
因此，张学良非常关照他这个世家小弟，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团长，自然也是受张的提携。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戴笠一直在做东北军的工作，因此戴刻意地结交张学良，跟着又认识了张的亲信吴泰勋，并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平、津两地，吴泰勋都有很多社会关系，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连带着戴笠也结交了很多朋友。王子襄的妹妹王玉梅，就是吴泰勋介绍给戴笠的认识的，不想这一介绍送掉了王子襄的一条命。
吴泰勋是典型的贵介公子，连家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一切由他的太太朱九小姐（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钤的第九个女儿）打理。不幸朱九小姐于1948年飞机失事，结果一下家道中落，晚年的吴泰勋竟致一贫如洗的悲惨境地，1957年，吴泰勋在贫困潦倒中病逝于香港，享年45岁。
当年，吴泰勋还介绍了一些手下给戴笠，其中一个就是吴安之。
吴安之也是东北讲武堂出身，又是东北人，做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他带着张庆余、张砚田、沈恩波秘密会见了李果湛，表达了反正的诚意。并派沈恩波为代表，由吴安之陪同，秘密到南京谒见了戴笠。戴笠非常满意，指示北平站全力配合行动，并要求二张创造条件，掩护一座秘密电台，以便与北平站保持联系。
1936年底，王天木接替李果湛为升格后的北平区区长，继续做此项工作，由于前期的工作比较扎实，一切事情进展顺利，二张的反正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无妨说，王天木摘了个特大号的现成“桃子”。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
7月27日凌晨，日军向驻扎在通县的中国守军29军某部发起攻击，事先要求保安队予以配合。结果，张庆余部不但没有配合，反而提供方便，放跑了突围的中国军队。
为了报复，当天上午，日本鬼子就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炸死了十几个保安队队员。张庆余找来张砚田、沈恩波商量对策。张砚田有些顾虑，觉得日本人已经有所怀疑，主张慎重行事。沈恩波则表示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大不了跟日本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干脆就此扯旗造反算了！
张庆余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观察一下形势再说。
观诸历史，许多重大时间的发生，往往源于某些很不起眼的小事件。
7月28日，张庆余碰上了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日本特务头子细木繁，细木繁毫不客气地质问张庆余：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没有截住29军？
张庆余也毫不示弱，说：我们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管不着你们这事！
细木繁大概也是没想到居然有人敢顶撞他，冲口而出：“我撤了你信不信！”
张庆余大怒，他取出手枪冲着细木繁说：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旁边人赶紧上来劝，俩人临走时都是愤愤不平。
怒不可遏的张庆余，憋了好几年的窝囊气此时终于爆发，当即找到张砚田、沈恩波，决定7月28日夜12时，以一、二两个大队为主，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