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本帖最后由 Jhony 于 2016-7-10 11:10 编辑 <br /><br />前面的话《潜伏》确实是一部难得的片子，在我看来，一是情节编排紧凑，二是演员选得到位。
孙红雷不必说了，其实我原来并不太欣赏他，但这个戏确实出色。据说这个角色原拟辛柏青来演，辛柏青曾在《红岩》中演保密局特务郑克昌。其气质跟这个角色也很吻合，我倒很想知道如果是他演怎么样。
意外的是姚晨。一部谍战片居然被她搞出如许搞笑色彩，以后片酬一定暴涨。
还有那一大批各个系统的大小特务，塑造得也基本到位。
说到这里，估计现在多数的青年朋友对剧中那左一个右一个、层出不穷的特务机构一定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不由得想起十几年前曾经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地下斗争史颇下过一些功夫，因此结合《潜伏》给大家理理清楚，基本上以军统的情况为主，也会涉及到中统和“76号”的一些情况。
在行文中，我会遵循这样的几个原则：
第一、我不会板起脸孔，弄得跟写历史书似的。大家所熟知的我不写，或尽量少写；对网上已广泛流传的，总体上我就不说了，如果有太离谱的，我会适当予以修正；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说法的，如果我认为比较接近事实，我会予以注明，并表明我的态度。
第二、体例上也不一定那么严格，可能说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插进一个其他的事说半天，因为本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个请大家谅解。
第三、我不想说我在写历史，那个太沉重了，但也决不是小说。我不会主动添加任何文学色彩（所以，可能有些说法与大家所熟知的不太一样，也不一定有那么精彩）。当然了，有些地方可能会适当地加以推测，在这些地方我会予以注明。
本帖最后由 Jhony 于 2016-7-10 11:10 编辑 <br /><br />
本帖最后由 Jhony 于 2016-7-10 11:10 编辑 <br /><br />一、《潜伏》中的一些瑕疵
1、余则成
《潜伏》的主要角色余则成，军统特务，一开始是军统的一个电讯监听员。
电讯是当年秘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更没有互联网，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作为秘密工作者，你的主要联系方式是什么？
——对，一靠有线电话，二靠电台。
余则成出现的时候，就正在执行监听电话（有线）的任务。
但作为特务，需要即时通讯，而电台就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移动通讯工具。但电台这个东西有两个最大的弱点：
一是信号有可能能被监听。一旦被监听，侦察人员就能够准确地判断你所处的地理位置。解放前夕，我党在北京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就是这样被破获的，最终导致我党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特工熊向晖暴露。
二是密码的问题，不可能指望你能发现每一个秘密联络站，并“人赃俱获”，那么要做的就是侦听对方的信号，也就是说这个信号自己人能听到，对方的技术人员也能收到。区别在于有没有密码。
没有密码，你所看到的就是一组组毫无意义的数字。
所以，每一个特务机关内部都有几个电讯专家，其主要任务就是搞密码——设计自己的密码，破译敌人的密码。剧中叛逃到日伪方面的李海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可见其危害有多大。
同时每一个电讯机构中，也都有一大批像余则成这样的特务，专门负责监听记录工作。
说到这里，问题出来了，即余则成不太可能被派到上海去执行“制裁”李海丰的任务——凡对敌人进行一定的处理，军统称之为“制裁”，如说“对某人予以严厉制裁”，其意即为杀掉他。
因为，余则成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人员不太可能具有这种特长。不要以为杀个人很简单，尤其是在敌占区，一旦暴露，个人安危是一方面，暴露了组织是更大的危害。最重要的，暗杀不成，敌人会加倍警觉，下次就更难了。
军统在越南“制裁”汪精卫失败，以后又派出了几拨特务，无一成功，反而搭上的自己的两员得力干将——吴庚恕捐躯、陈恭澍叛变。
像剧中那样，余则成单枪匹马，连司机带保镖，一枪一个，看着很解气，但在实际斗争中基本没有可能。
为什么，很简单，余则成不具备这个能力。在开枪射击这种专业技能方面，余则成作为一个“IT”方面的从业者，跟咱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没有本质区别。
不信的话，你可以找一个靶场，连发十枪，看有没有一枪能够正中红心。
如果有，恭喜你，你具备当一个特工的潜质。
2、左蓝
在地下工作中，最糟糕的，莫过于两口子同时被捕了，因为你要隐瞒的事情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分开一问,两下一碰,破绽立现.
另外,对方可以利用你人性上的弱点，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大家看过《红岩》吧，刚刚被捕时，甫志高相对还是比较坚强的。甫志高也不是天生的叛徒，没有人生来就为了当叛徒的。但当敌人以他的妻子要挟时，他的汗马上就下来了。
要知道，人之为人，对伴侣的关怀是无可比拟的。一个人可以自己吃苦、受罪，但他不一定能看到自己的伴侣受到苦刑。
正像金庸所说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
没到那个份上，谁也别吹牛，说“换了我一定如何如何”。
不是每一个人的意志都能战胜情感的。
所以军统局有一条家规——抗战期间，不准结婚。
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他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牵挂，另外还有一点是不能明说的，就是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高得多。
按：余则成在抗战期间搞对象，而且对象还是个比较“左”倾的知识分子，还声称要结婚，这在当年的军统不可想象！
反了他了还！基本上属于现在大家常说的“这人不想干了”。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军统因“违章结婚”而受到处分的，在200人左右。
注意：这200人可不是因为跟共产党搞对象才被处分的，人家就是正常的恋爱结婚，而且一般找的对象都是特务.都不行。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余左恋是个什么结果可想而知：首先是俩人肯定结不成婚，余自己的饭碗砸掉，这都是必然的。
弄不好，两口子都会蹲监狱。
再有，从我党的角度来说，左蓝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如果是作为工作任务与余接触，那么组织上一定会要求她，不要表现得那么“赤化”，至少是保持“中性”吧。否则岂不是找不自在，生怕自己暴露得晚了！
按《潜伏》的情节设计看，似乎左蓝是真爱余则成，那么我不知道她的上级怎么看这件事。我反正是无法想象。
一个共产党员与军统特务真心相爱，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情。
按常规，一定是马上调回原单位，搞不好还得派人护送（实际上是押送，谁知道你是不是已被余则成策反，半路潜逃怎么办），然后由敌工部隔离审查。即便没有发现问题，从此以后也是控制使用，而且是一辈子！
可能大家会感到很残酷，很冤枉，很不人性化。但是没办法。
革命斗争，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
象后来左又被作为共方的军调人员派回天津，与余则成又发生一段难得的际遇——基本属于拿党的事业开玩笑。
当然了，还是那句话，本就是艺术作品。况且，余左恋在剧中被两位出色的演员演绎得惊天地泣鬼神。当看到左蓝在身后中枪的情况下，还面带微笑，神情自若地掩护战友撤退，我的眼泪都几乎夺眶而出。
还是让我们把它作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一段佳话吧。
沈傲君这个演员不错，依稀看到了当年于蓝的影子，我觉得，如果再拍《红岩》，她可以演江姐，一定超过99年那一版。
3、翠平
我身边好多人爱看《潜伏》，很大程度上是喜欢翠平，我也很喜欢翠平，疯疯傻傻，挺可爱。又有一手好枪法，她倒正经八百是个搞行动的料，比余则成强。
按：沈醉曾参与军统“临澧训练班”的招生，据他回忆，有一次跟戴汇报招生情况，说这一期生源不太理想，以高中生居多，还有不少是高小生，学历太低。
戴说，不要紧，量才使用，文化水平高去学情报。学历低的可以搞行动。
所以翠平真的不太适合潜伏，他在余则成身边，不用李涯，马奎都能看出破绽。
首先是她的性格，过于火暴，说话办事不走脑子，或者说根本就没这方面的脑子。
搞地工，或者说干潜伏，首先讲究的就是个沉稳，脑子里翻江倒海，外表还在跟你聊着，丝毫不带走神的。
吴站长就是标准的特务秉性，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你看他很少说过头话，总是“这样不太好吧”，“他总归是你的上级嘛”，“要团结”，这样一类表述方式，很少撂“狠话”，——不代表不做“狠事”，但不能挂在脸上。
象翠平那种一点就着的脾气，再配上个大嗓门，想不暴露，难。
其次是文化水平太低。
说太低都是客气的，没文化，不识字嘛。
没文化的最大弱点是什么——学习能力会比较差，适应新环境的时间会比较长，而这一点对于潜伏工作是致命的。
一般来讲，派工作伴侣，不仅是为个身份的掩护，更重要的配合工作。我们看到，余则成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不说整天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还要对翠平进行业务培训(以及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等的培训)，换了我们任何人都会有一种要“疯掉”的感觉，难怪余有一段时间忍无可忍。要赶走翠平。
按：赶走翠平这件事，余则成做得是不对的。如果“克公”处理此事，一定会批评他。
翠平是谁？是党给你派来的工作搭档，有缺点要通过谈心教育来解决问题，岂是你想要就要，想轰走就轰走的？至少是反映余则成这个同志组织观念比较差。
说到大天，翠平只是不适合岗位，并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怎么能一棍子打死。你就这么给人家退回去，今后组织上还怎么给翠平安排工作？是不是对同志不负责任。
走的方式也有问题，买张车票就给打发走了，出点事了怎么？谁负责任？事实上还就是出事了。应该是像来的时候一样，由组织派人接走，否则她连解放区都进不去，因为她没有组织上开具的介绍信。
还有一点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要知道翠平是带着情绪走的，万一一生气，一时糊涂，走错了地方怎么办？走到GMD那儿去怎么办？
第三，翠平的任务。
我们知道，余是一个投诚人员，而且投诚的最直接原因是想和左蓝在一起。派回军统之前只在解放区接受了很短的一段学习（或称改造）和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人，是不能完全信任的。
按：余的投诚，从谍报的角度讲，并不令人信服，说看到军统高层贪污腐化受到触动云云，那是以现在的观点去处理当时的思维，太简单了，他这个弯转的太“硬”。
另外，他挨的那一枪，焉知不是军统的苦肉计？
按：余在未知场所养伤的那段时间，脱离军统视线，很可疑，这事回来要调查的。还给你颁奖、晋级？美去吧！“戴先生”没那么好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派来的这个翠平，肯定要担负着一个监督（或者更直接点，叫监视）的责任。
但这个责任，毫无谍报经验的翠平显然承担不了。不要说监视别人，余要想给她下套，在旁边帮着数钱的一定是她。
《潜伏》中，余还是翠平的领导，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领导不了翠平。
原因很简单——余则成不是党员。某种意义上讲，余不过是一个从军统内部分化出来的“内线”而已！是我方的一个“运用”人员，还不是自己人。
至于后来，连交通站那个掌柜都要受余的领导，就更不可能了。基本属于瞎掰。
按：谍报工作有自己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不论政治取向的，违反了，不论你是什么党，在哪个统，都要出事，要出人命。
而我党，49年以前由于在政治上属于从属地位，地下工作的政治要求就更为严格，有些东西是悬为厉禁的，是“高压线”，是不能碰的。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这样一条“高压线”。
因此，这个工作伴侣，必须得是一个党员，必须得是余的上级，必须具有对余的控制能力。
尽管戏中设计了一个秋平意外牺牲的情节，来说明她的妹妹翠平这条线的合理性。但是翠平进城，不是救火、也不是打狼，晚几天来，余则成不至于连这点应变能力都没有，否则就别干了。比勉强派一个不合适的人来危害要小得多。
还有，刺杀陆乔山这件事情，两个潜伏的谍报人员加一个联络站站长，一齐冲上第一线，实施狙击，可谓赤膊上阵，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如果不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潜伏人员不应该亲自参与这类行动，联络站站长更不应该，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周公所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按当时的情况，陆乔山似乎还没有危及潜伏工作。反之，他的存在还可以使余则成更好地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上下其手，从中渔利。
要杀，还不如杀谢若林，这个人威胁太大，早该办了他。
再有，知道会面地点的人并不多，就是你知我知的事，一旦出问题，余则成绝对是第一嫌疑人，不是冲着他也开一枪就能洗脱罪名的，没有那么简单。
4、谢若林
谢若林这条线是《潜伏》最大的漏洞所在。
在剧中，中统特务谢若林给余则成造成了最大的麻烦，比他身边的每一个军统特务威胁都大。
为什么，因为谢若林不太可能出现在军统的圈子里，一旦出现了，就得打起来。
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的时候，讲明了“这是军统的私产”，既然是私产，住进一个本单位的会计、执行执行监视是可以理解的。
按：剧中多次出现会计“听房”的场面，尤以架着桌椅听天花板那个场景最为搞笑，而以扒门缝那次最荒唐。
想窃听，墙上钻个眼埋点东西不就得了。还扒门缝，别忘了余则成再咱么样也是天津站的中层干部，不要太过分哦。
内部搞侦查，不是不可以，但要领导同意，后来李涯也这么干，但站长是同意了的。不经同意这么干，到时候领导一推六二五，责任全是你马奎的。
俩字——闲的。
按，军统有一个督察制度，在局本部设督察室，由督察室往各区、站派出督察员，直接向本部负责，不听命于同级行政领导，跟现在不一样。专门负责内部的违纪、“纠风“等项工作，权利是很大的。
军统著名杀手陈恭澍这样级别的人物，都因违纪而被关过禁闭。
但军统以外的人，想跟余则成当邻居，这个可能性一般很小。
何况谢若林还是“中统”的，大家都知道，军统、中统是死对头，虽说分工很明确，一个搞党派情况、一个搞军事情报。但都是吃特务饭这一行的，弄着弄着经常发现搞到一件事上来，然后就打。这种事出多了，慢慢自然成了对头，“戴先生”又是个很强势的人，做事从不替人留余地（45年以后，戴的处境危机四伏，跟他长期以来做事太绝有很大关系），对头就变成了死对头。
像剧中两家一起包饺子、涮锅子、其乐融融又语带双机的场面，很有戏剧性，但没有可能性。
而且谢若林那么明目张胆地贩卖情报，也不太合乎长理，不要以为只有军统会杀人，中统狠起来，也照样让你人头落地。
GUD虽然腐败，但也是有纪律的，军统、中统作为特工机构，纪律就更为森严，我党，我军有什么纪律，那边也照样都有。
按：GUD、GCD以及分别从属的军队，其实都是一个老祖宗，党内都叫“同志”，都有政治部（那边后来改叫政训处），所以当年很多思想方法、工作方式都很类似，后来当然区别越来越大，想想挺有意思。
5、写给殉道者孙红雷拍照前那“喀”的一拉枪栓，一定让余则成成为许多人的偶像。太酷了。我印象更深的，却是前晚翠平的那一句“我怕！”一句话道尽多少儿女情长！他们是殉道者。我相信，机场的那一刻，恐怕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彼此的一个对视，竟成永诀。当天各一方的时候，翠平仍在坚强地守侯着希望。而坚强的余则成，此时惟有两行清泪——“竟无语凝噎”。正如余则成所说的，“所有的磨难都为的是希望”。潜伏者是孤独的。英雄因无名而不朽
谨以此向更多的我们不知名的人们致以敬礼。
本帖最后由 Jhony 于 2016-7-10 11:10 编辑 <br /><br />军统的来历
既然说军统，总要把军统是怎么个来历说一说，所以尽管我说不讲历史，也只能从历史说起，大家不要烦，没办法。
“军统”是个统称，其前身是特务处，后来叫保密局，1949年以后叫什么，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列了。
所以，“闲话军统”，要从特务处开始。
特务处的全称，叫复兴社特务处。
这个复兴社，一说又复杂了，只能择其要者，简单地说，是一个忠实于蒋介石的组织。
按：复兴社的成立，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蒋看了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按：滕杰，江苏人，陆军中将。滕杰是日本留学回来的，黄埔毕业后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所以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GMD的党史。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总、胡琏、张灵甫，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后来大家传说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我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按：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还有多少条好汉，就是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16。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14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尚师徒。
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没办法，一说历史就很枯燥乏味，只盼尽快说完)。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这一伙人都有谁，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是说法不一。大体上有：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一共十来个人，这批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也是特务处最初的骨干。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而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长才。 后来戴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GMD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后迁洪公祠，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乙地一般是不对外的，要到乙地，须先到甲地领介绍信。 按：前面说过，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这个鸡鹅巷53号是就胡宗南送给戴笠的，当时胡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戴笠还兼着他这个师的驻京办主任。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GMD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颠覆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7年7月30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演讲,标志着中国抗战的新阶段。四个月后的1937年11月，GMD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的了。
本帖最后由 Jhony 于 2016-7-10 11:10 编辑 <br /><br />按：蒋介石的这篇演讲，可渭义正辞严——“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何等悲壮！
特附录如下：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GMD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从名义上说，两家各搞各的，中统做党派工作，军统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中央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GMD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不是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后来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隐射的那位“易先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GMD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以后再说。军统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除了贺耀祖，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钧。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终其一生,戴笠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飞机戴笠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6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逃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历史说到这里为止，可算说完了。枯燥乏味，我都说烦了。
下一节开始，说说军统的训练班
本帖最后由 Jhony 于 2016-7-10 11:10 编辑 <br /><br />军统的特训班
1、“洪公祠特训班”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一个月以后，戴笠就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
按：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对自己班底的培养。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
“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5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
据陈恭澍回忆，“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第一个自然是陈恭澍，军校五期，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工作，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没有出卖组织，而且后来又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另一个叫刘乙光，军校四期。此人一生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俩人不仅培养了极好的私交，刘乙光自己也成了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少将，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13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
廖宗泽，军校四期
田动云，军校四期
庄骏烈，军校五期
戚南谱，军校五期
翁光辉，军校五期
喻耀离，军校五期
陈致敬，军校五期
邱尧勋，军校六期
杨 英，军校六期
王一士
唐焕文
郑兴周
另有12人，没有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徐远举、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徐远举、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唯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申听禅（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另外还有副主任，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按：李士珍，军校二期，中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逃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是GMD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有《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
但大家可不要以为李是光会埋头著述的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薰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
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陈恭澍在回忆中用了“筚路蓝缕”来形容当时的条件，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地艰苦。
上课，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摆了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学生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学员、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本帖最后由 Jhony 于 2016-7-10 11:10 编辑 <br /><br />条件虽然不好，不见得领导不重视，开学典礼，蒋校长居然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也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桌上放1 本《三民主义》、1 枝手枪，由蒋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 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新鲜的是宣誓完了还要把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极端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其内容是鼓励大家甘当无名英雄，即使为党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枝的拆卸。
按：枪枝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我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象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神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醢两下也够戗），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只要打上要害肯定一枪废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用特定物品自制爆炸物，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通讯。就是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驾驶。包括汽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
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那个时代没有复印机，所以摄影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而且不象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不清楚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
行动术。偏理论性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陆桥山那一行，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虽没有加入帮会，但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大概就象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再正确没有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特务队，后来当了队长。听着挺好听，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不会想得到的。
按：前面说了，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该分配工作了，陈恭澍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是杨英和戚南谱。
从此陈恭澍走上了他的杀手生涯，不久之后，就要迎来他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刺杀张敬尧。
本帖最后由 Jhony 于 2016-7-10 11:10 编辑 <br /><br />除了军统“三毛”以外，“浙警”还出了几个学生，值得说一说。
首先是萧勃，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是军统里的外交家，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
有人说萧勃摊上这个活不错，大家都当特务，同样是站长，别人在敌后，每天餐风露宿、“偷鸡摸狗”不说，不定哪天就给抓起来、没准哪天就掉了脑袋。
你萧勃每天养尊处优，按时上下班，端着杯红酒、出席出席派对，就把活给干了，又体面还安全。真不公平。
那没办法，“革命”分工不同，萧勃的岗位是出席派对，你的岗位是“偷鸡摸狗”，不具有可比性。再说了，人家萧勃会外语，你会么？不会就老老实实蹲墙根去，甭说那没用的。
抗战期间，军统有几件大事，跟萧勃有关。
首先是“日本海军可能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被军统首先截获并破译的，这是真事，并非传说，此情报就是由萧勃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郭德权交给美军方的。但可惜美方不但不相信中国的谍报人员有这种能力，反而怀疑是中国有意挑拨日美关系，结果这么重要的情报，居然没有发挥作用，令人扼腕。
按：一说，因美政府有意参战，但找不到合适的说辞说服国会，所以使了这样一出“苦肉计”，即以牺牲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代价，换取民众的首肯。
这种猜测过于大胆，我不知道有没有显著的证据。
第二，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海军方面得知是军统提供了这样的重要情报，当即产生了合作的兴趣，并派海军中校梅乐斯与中方接洽此事。因梅乐斯与萧勃是好朋友，所以梅找到萧勃，请他出面安排与中方的联络。
萧勃自然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军统，使戴笠有机会撇开海军方面，直接把梅乐斯作为军统的客人弄到中国，予以热情接待，并通过梅乐斯向美国海军方面提出进行情报合作的计划。
1943年7月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英文缩写SACO），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中美合作所使戴笠搭上了美国海军的关系，戴笠也因此与梅乐斯成为极好的朋友，并且通过梅乐斯的关系，获得了日后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负责人的默契。
如果不是戴笠意外飞机失事，没准就会出任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呢，那可就不是少将的问题了。
因此，中美合作所最终落户军统，是萧勃为戴笠立的一大功。
“浙警”还出过两个很有名的女特务。
其一，就是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
叶霞翟，生于1913年，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军统的小学教师可真多啊），后来考入浙江大学，然后又考入“浙警”，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这个叶霞翟挺有意思，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去读警校，不理解是为什么。
据说叶是戴笠很看重的人，但某一次偶然叶、胡相遇，戴笠是特务，很善于揣摩他人心理，认为这俩人挺合适，于是就在两人之间说合。
戴笠知道，胡宗南最崇拜的女性就是他们的校长夫人，宋美龄女士，于是他索性好人做到底，把叶霞翟送到美国去留学，既让叶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又使她摆脱在别人眼里“女特务”的印象，否则，堂堂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这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蒋先生就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师长大人，娶个女特务回家，说起来总是不大好听。
所以人说戴笠机灵、会办事，真不是吹的。
挺好一桩婚姻，真是英雄美人，再般配不过了，虽然岁数差得多点（胡宗南比叶大将近20岁，认识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孰料，这位师长大人（后来升官了，更大了），别人不学，要学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就不结婚！
再说叶赴美以后，先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4年回国，在南京当大学教授。要说叶霞翟还真是个学习的料，六、七年的时间，居然从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为教授，这行业的跨度稍微大了点。
不过也不奇怪，人家本来就是正牌的大学生嘛。
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满拟胡长官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结果国共开战，成婚之事又变得遥遥无期。眼看着当年的妙龄少女熬成了半老徐娘，这种事，作为女方，又不好催：“你啥时跟我结婚？”，不像话，对吧。弄得苦不堪言。
天遂人愿，1947年3月胡宗南部攻克延安，胡也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高点，蒋介石专电给胡表示嘉许：“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之积愤，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按：当时，进攻延安的先头部队是胡宗南部的另一支部队第90师，结果胡硬是要第90师改变进攻方向，给第一师让开大路。把第90师师长陈武气得几乎要发疯，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
最终第1军第1师第1旅于1947年3月19日率先进占延安。
按：攻克延安之后，胡曾经活动，托人找内政部，想把“延安县”改名为“宗南县”。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刚要发表，结果延安又被我军夺了回去，搞得鸡飞蛋打。唐纵在日记里曾埋怨“这个胡长官也真是，费挺大劲，好不容易办成了，你就不能多守几个月。”
从此，胡长官就开始一步步的走背字，直到退出大陆，在台湾被弹劾，要追究他“丢失大陆”的责任，然后去守小岛。
终于可以结婚了！于是，胡宗南和叶霞翟就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此时，胡长官已经53岁，叶霞翟也三十四、五了。
据胡宗南的卫士回忆，婚礼非常简单，结婚的洞房就是一间窑洞，而且是他自己粉刷的，有人说叫几个人来帮忙，他说“这是我私人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然后请了几个人吃了顿饭，就算婚礼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延安结婚的，不光有我们这边的革命党，也包括那边的“革命党”。而且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路都差不多，不愧原来是一家的兄弟俩。
胡宗南于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他与叶霞翟仅仅共同生活了15年。
叶霞翟赴台后投身教育和慈善事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81年逝世，享年68岁。
按：胡宗南与叶霞翟的长子胡为真，曾任台“国安局”副局长，因反对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被解除公职，名噪一时。
本帖最后由 Jhony 于 2016-7-10 11:10 编辑 <br /><br />叶霞翟之后的另一个女特务，名头更大，那自然就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
姜毅英也是江山人，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山，是不是所有的有为青年都跟着戴笠进了军统。这其中，姓毛的就有五、六个，姓姜也有三、四个，少将、中将起码有十来个，但这其中只有一位女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木匠的女儿姜毅英了。
姜毅英，原名姜鹤根，出生于1908年，从“浙警”毕业之后改名为姜毅英，进入特务处，任报务员，并一步步升迁，直到1946年3月，也就是基本上跟戴笠出事的同时，晋升为少将。
前些日子看了篇报道，说那边直到现在，也只有5个女将军，而姜毅英是大陆时期唯一的一个。
姜毅英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人。据沈醉回忆，戴笠出事以后，一开始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是失踪了。然后就瞎猜，怀疑戴笠是不是会迫降到我解放区了，蒋要求军统局派一名将级军官带着医生、药品，乘飞机到一些可能降落的区域寻找，如找到飞机就跳伞下去营救。
当时郑介民不在家，毛人凤以主任秘书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召集了家里所有20多个处长级的特务商议此事，结果这些人无论是搞行动的、搞情报的，没有一个人答腔，毛人凤急得都快哭了，说“我有责任，动不了，否则我就自己去了。”最后是总务处长沈醉站出来，表示可以承担此项任务。
姜毅英也很气愤，痛斥这些特务们忘恩负义，说“戴局长在面前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好话说尽，现在都变成缩头乌龟！我如果不是女流，也会和沈处长一起去的。”
关于姜毅英的事迹，网上很多，大体是一个蓝本，连错的地方都一样，所以网络时代也很糟糕，大家抄来抄去，以讹传讹。
传说最广的，就是珍珠港的情报问题了，说是姜毅英破译的，并说姜因此从中校一步登天晋升为少将，我是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而且时间也不对，珍珠港事件是1941年12月，姜毅英晋升少将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按：前面说了，所谓电讯，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收发报，这是正常的通讯工作；二是监听敌方信号；三是破译密码。这其中，监听工作并不复杂（当然也并不是说是个人都可以去搞监听，也是须经过专业训练的），更专业的工作，是获得敌方信号之后的破译，否则，你拿到的就是一组组毫无特定含义的数字。
比如，余则成通过收音机的某个波段，记下了数字，然后通过某种排列规则，到《蝴蝶梦》中去查出相对应的汉字，这个过程，就是译电；如果这个排列规则被敌人发现，就叫破译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电讯专家，通常指的就是破译专家，这个，《暗算》里面讲的更清楚。
按：《潜伏》中用收音机直接传送信号的方式，实在是过于小儿科；不要说密码本还就随手放在抽屉中，还用了好几年，真要是搞潜伏，要不了几天就会暴露。
去台以后，姜毅英脱离了情治工作，任台北雨农小学校长（又一个特务搞教育的），这所学校是为纪念戴笠而成立的，所以用他的字“雨农”命名，网上误为“雨声小学”是不对的。
2006年，姜毅英以98岁高龄辞世。其后代中，有一个叫倪雅伦的，据说是名模，我不是一个时髦的人，不太了解。
本帖最后由 Jhony 于 2016-7-10 11:10 编辑 <br /><br />除了上述这些大家熟悉的，“浙警”还出过一些处、站级的高级特务，简单列名吧。
阮清源，少将，曾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处长。阮清源是个多面手，既搞武装，也搞行动。
石仁宠，少将，一直在上海活动。初期搞情报，抗战胜利以后任招商局警务组组长。少将当组长，你说这个“组”小得了么？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警务组下设三课一室和一个警察大队，716人的编制。
刘钦礼，少将，一直在山东活动。曾任第二绥靖区调查室主任、山东省会警察局局长。
按：在军调期间，刘钦礼曾主持成立“监护组”，对军调部执行组在山东的活动进行监视，监视的对象包括周恩来、陈毅等。我一直觉得《潜伏》中有关军调的情节是不是来源于此。
夏松，少将，湖南站站长，解放前夕曾被派往天津接替擅离职守的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但因形势变化太快未及到任。
刘人爵，也是一位行动专家，专抓人的。解放前夕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程潜参加了长沙和平解放运动，并被长沙市军管会任命为军管会委员。1949年9月4日，毛人凤派特务将其在寓所中暗杀，其墓就在岳麓山长沙会战指挥所遗迹的旁边，不知道现在还保存与否。
邓墨村，唐生明的军校四期同学，唐任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时候，他是稽查处处长。
按：戴笠与唐生明也是哥们，戴还是考虑到邓、唐的同学关系，特意派邓去给他当下手的，以便他指挥，说起来还是好心好意。结果这位邓处长可能是跟戴笠跟久了，习惯于请示、汇报，什么事情都去找唐生明。唐是公子哥的脾气，极不耐“俗务”，不几天就给搞烦了，看上了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的沈醉，死活找戴笠把邓墨村给换掉了。
萧绍文，陕西站站长，曾策划暗杀教育家李敷仁。
杨超群，川西站站长。
王清，广东文昌县人，中山大学毕业（又一个大学生考警校的）。海外部副特派员，负责督导南洋的情报工作。
按：《潜伏》中，吴站长曾说，“陆桥山是郑介民的人”。军统的几个首脑人物，戴笠、毛人凤是浙江人、唐纵是湖南人、郑介民是广东人，因此军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分为浙江派、湖南派和广东派。
三派之中，浙江派人最多、势力最强；湖南派稍逊；而以广东派势力最弱。主要是郑介民初期不甘于当特务，等醒悟过来，安插了一些人，但已经晚了。王清、何崇校、邢森洲，都是广东人，是郑介民为数不多的班底的重要成员。
丁继曾，通讯专家，有专著《通讯方法》，后逃台。
周昌嗣，逃台后任台北县警察局长。
章微寒，上校，军统局最后一任浙江站站长，其前任就是毛万里。
章微寒“运气”不太好，解放时没跑了，被“憋”在了大陆，只好自首。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5年，与他原来的同事文强、周养浩等同期被特赦（最后一批）。
按：我曾看过一篇文章，描绘了章微寒在出席特赦宴会时的情状：【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寒微泣不成声地感慨说：“这里是一所大学校，一所大熔炉，变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通过几年的改造，我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认识了真理，分辨了是非，我要永远说共产党好，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人民。”】
估计很多人听了这个话，会觉得好象“牙要倒”或者“浑身发冷”的感觉，我倒觉得挺符合那个时代的表述方式。
“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这些人，占了一个参加工作早的便宜，经的事情多，“成长”得快，不几年就占据了特务处和后来军统的各个要津。
像毛万里，先给戴老板当秘书，很快就成了北平站书记；像阮清源，在忠义救国军搞特务武装，4、5年的工夫就弄成了少将；像陈恭澍，派到北平，今天杀这个、明天刺那个，没几年，居然闯出了一份“辣手书生”的名头。
再往后的，像“余则成”的“青浦特训班”、再后面的“临醴特训班”、“黔训班”，就没这么好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