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三天过去了，南京上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谁都知道，多拖一天，藏本英明生还的希望就少一分。
蒋介石从南昌前线打电报给汪精卫，要求汪令“首都军警妥慎寻访，使真相早白”。
汪精卫早已焦头烂额，蒋的电报如同火上浇油，一向温文尔雅的汪精卫，居然当即召集参与侦破的军警宪特，大发雷霆，并指出“查自日本副领事失踪后，迭经严谕迅速查明下落，迄今三日，尚无踪迹。宪兵司令部、警察厅须饬属加紧侦查，务期水落石出，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除了上海是个例外，即便是像南京这样所谓的大城市，要想找个人，并不是太难的事。
主要原因，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大家都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除非是逃难，没有人闲得没事到处乱跑。兼且交通条件远不像今天这般便利，当年，要想出个门是件挺大的事。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年跟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城市当中没有太多的流动人口，基本属于一个静止的社会。
所以在城市里，要想查个把人，都不一定需要“片儿警”拿着户口簿挨着个的比对，基本上，到辖区转一圈，就全清楚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陈恭澍“制裁”王克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离开他借宿的毛万里家。因为他知道要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是一场北平全城的大搜捕。而他由于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被堵在毛家，那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的。
所以他跑到八大胡同，找自己相熟的“姑娘”，“忍”了两宿，即便是在“院子”里，据陈恭澍后来回忆，也遇到了几次检查，幸亏“姑娘”机警，应付了过去。
等后来一问，果然离开毛家的当天夜里，派出所就带着日本人来查户口。
这是第一招——户籍管理。
然后是社会面控制，首先是检查大小旅馆，同样，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宾馆酒店，每家捋一遍，然后派个特务“坐”店、随时掌握情况就是了。
第三招是交通控制，汽车行（即当年的出租汽车公司）查一查、拉脚的查一查、再把各个交通路口一控制，你说藏本英明是能飞上天去还是能怎么着。
怪了，三天了，大家真是没闲着，各种招数都使遍了，就是找不着人。
万般无奈之下， 6月12日，大家又接到了一个新的重点盘查要求，主要针对四类人：“形迹可疑的、外地口音的、形容古怪的、精神不正常的”，上峰有令，凡遇见上述人等，一律严加盘查。
一时之间，南京上下齐动员，大抓精神病、武疯子，凡街边倒卧、酒鬼、乞丐，皆有藏本英明之可能，皆有严加盘查之必要。
跟大家一样，赵世瑞也忙乎了三天，而且比他们还加个“更”字——赵世瑞已经三天没睡觉了。
他为什么干劲这么足，因为赵世瑞有自己的独家线索——藏本英明坐着领事馆的车，往中山陵方向去了。
虽然这是一条不太确切的消息，而且坐车出去以后，变数还很多，谁知道他在哪里拐个弯，到哪儿去了。但总归，这是藏本英明失踪之前的最后一条线索，顺着它往下走，胜似于在马路上跟精神病较劲百倍。
赵令他手下所有警探着便装在中山陵、明孝陵附近布控。特务做事，与警察不同，他不会大张旗鼓、轰轰烈烈：“说，你是什么人！”——只需要拿个小本，带张照片，“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6月13日一早，消息令赵世瑞极为振奋——明孝陵的守陵人报告，当日凌晨，发现一个40多岁穿西服的人，跑到陵区讨水喝。观其人，虽然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看上去，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不太像中国人。可是，等当事人反应过来，拿着报纸上的照片去比对时，那人已经走了。
紧接着，赵世瑞又接到了第二条线索。
报信儿的是一家小餐馆的老板，他的小店，就开在“中山陵园”和“明孝陵”之间的路上。
据老板说，今天一早，店里就来了一个客人，虽然穿着西服，可是满脸胡子邋遢，一副很落魄的样子。结果吃完了饭，一摸兜里没钱，于是那人拿出一枚纯金的扣子，说是当做饭钱。
当时老板说不要，并说“如果您一时不方便，那么下次再给就是了，这样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但是那个人说“不会再有下次”了，还是坚持用扣子付了帐。
至此，赵世瑞三天来的疲乏一扫而空，当即率大批警员直奔明孝陵，做拉网式搜查。
到6月13日中午11点，终于在明孝陵附近的一棵大树底下，发现了藏本英明。
这时，距藏本英明“失踪”，一共过了108个小时。
赵世瑞第一时间将藏本英明送回首都警察厅，交给他的顶头上司陈焯。
跟我们大家一样，陈焯首先要问的，自然也是那句话：“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在赵世瑞他们找到藏本英明的时候，已经问过他一次了。当时他说自己想自杀，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则不肯说。
此时，陈焯再问，藏本英明还是那句话，想自杀，至于其他的，则一律闭口不谈。
毕竟是高级外交官，他不肯说，总不能强迫他说，陈焯也没什么好办法。
还是赵世瑞有办法，他认识一个路透社记者，叫赵敏恒，足智多谋，有爱国心。
赵敏恒自称“青年会”代表，前去慰问藏本英明。藏本感动之下对赵讲了“心里话”，原来他认为自己在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受到排挤，升不上去，很郁闷。出事当天，国民政府外交部有宴会，可总领事须磨不但不让他去，反而让他到火车站去给公使有吉明看行李。藏本英明感到大受屈辱，了无生趣，遂萌生了厌世的念头。然而几番”试“死，都没死成，就在无可如何之间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天，直到被寻获。
当天下午4点，藏本英明被交还给日方。
藏本英明失而复得，显然是把日本人弄了个“烧鸡大窝脖”，6月14 日，日本总领事须磨硬着头皮去拜访汪精卫，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感谢。同时要求，为保全日方的颜面，中央社、中央电台及南京各报社等中方媒体，一律不得报道这一消息。对此，汪精卫经与蒋介石商量表示同意。
孰料，日本人回去就变了卦，声称“中国当局对于发现后疲劳的藏本氏，强制使其陈述，又不使我官员到场”，“身心俱缺乏平静，陈述亦不明了确实，故关于今后之措置，俟藏本之心身回复后，调查事情，再行考虑”。
幸亏赵世瑞当时留了一手——赵敏恒作为路透社记者，不受中日约定的限制，当即将他采访藏本英明的新闻稿直接发回伦敦路透社总社，顷刻间传遍全世界。
这一招把日本人给气坏了，据说当时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称赵敏恒“不是记者，而是中国的一个恶毒的宣传员。”
在表面上彬彬有礼的外交场合，这种言辞基本上等于是破口大骂了，当时在场的路透社远东分社总经理考克斯一听就急了，指责天羽英二梅辱记者，侮辱他的同事，两人差点就动手打起来。
藏本英明于6月20 日被遣送回国，后不知所终。就此，“藏本事件”以最有利于中国的形势结束。
以目前公开的资料考察所谓“藏本事件”，就只能说到这里了。其他深一层次的，比如藏本英明的“失踪”究竟有无幕后指使？藏本英明的自述有多少水分？日方借助“藏本事件”究竟意欲何为？大家想必会有自己的判断。
不管怎么样，“藏本事件”最终的戏剧性结局，最起码地，是解决了一场外交危机，解除了密布的战争阴云，甚或，使日方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消弭了其一个最好的借口，这个评价，应该不算过分。
以功在国家，1935年，32岁的赵世瑞晋升为少将军衔。
这个升迁的速度是火箭式的。
——如果从赵世瑞1933年参加特务处工作算起，才用了一年多时间！如果从1925年，赵世瑞考入黄埔算起，仅仅过了十年，赵世瑞就从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六连的一名学兵，一跃而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整个特务处，在抗战开始以前就当上将官的，只有两位！
赵世瑞是第二位。
第一位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因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于1935年夏天晋升少将军衔。
至于他们那位戴老板，由于特务处并不属于军队系统，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基本上属于一个群众团体、“事业单位”，所以根本没有军衔。戴笠要当少将，还要等到三年以后，戴笠以军统局副局长的身份，领少将军衔。
再比比毛人凤，1934年加入特务处，任“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上尉军衔。1935年，还是以戴笠的提携，毛人凤才调到军委会武汉行营第三科第一股股长，弄了个少校，你看看跟赵世瑞能比么。
虽然官运亨通，但可惜天不永年，去台以后，赵世瑞因中风于1952年去世，仅活了49岁。
至于日本总领事馆的杂役袁露，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以后再说。
按：“藏本事件”的真相被抖搂出来以后，知名人士杜重远先生曾抓住不久前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叶木华被杀一案做对比，猛烈抨击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笔锋极为犀利，特附录于后。
叶木华与藏本英明
杜重远
五月二十四日，中国留日学生叶木华君，在长崎市路过日华商业学校街前时，被该校学生渡边龙雄蹴球打中叶身，发生争执，渡边竟出短刀刺叶胸部致死。后来经我方领馆一再交涉，仅以长崎县长名义道歉了事。不到兼旬，日本驻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忽以失踪闻。于是日方电通社诬我有意谋杀，日舰数艘驶京示威，驻京日侨开大会议决，如藏本无着落，则以全体退出南京相要胁。我方则朝野震骇，手足无措，军警四出，大索数日。结果才知道这位藏本先生吃饱饭没事干，竟在紫金山捉迷藏。拿这眼前的两件事对比一下，记者因想叶君何不幸而投胎到中国来，更何不幸而留学到日本去。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惨杀其代价不过长崎县一纸空文，赠以“遗憾”二字。
另一方面藏本又何幸而投胎为日本人，更何幸而服官在中国，一时心血来潮，遨游市外，竟忙坏了几十万的军警，惊扰了几百万的居民。好在紫金山的狼虎有眼，未敢照顾这位尊客，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否则尸身无着，事态扩大，说不定牵动了欧亚全局，重演世界大战。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平时我不知道二语作何解，现在就叶君和藏本两事，才得到实证了。
有人说，叶君不过是一个学生，藏本是一位外交官，两人的身分地位不同，何可相提并论。但是假定叶君是一个日本人，在上海给中国人打死，你想这事情会闹成怎样吗？那东京政府就非立即添派几只军舰，到中国各海口示威不可。这事情就马上化为重大的国际事件。反之如藏本是在日本的中国副领事，那么即使有了失踪的事情，中国断不能把责任诿卸到日本头上。日本警察即使帮同搜寻，也只是道义的关系，断不能小题大做。而且事后也许日本要向中国政府问罪，说是不应该派一个疯疯癫癫的外交官来日本呢。
现在这两件事总算了结了。叶木华算是白白送掉一条命。
藏本算是给中国军警找到，现在回日本去了。但单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本来政府是保护本国人民的，但是中国政府却是以保护外国人为其主要任务。叶木华事件，不必说，就是最近几年中，在上海，天津多少中国人遭日本有组织的绑架杀害（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君的遇难，即是一例），我们不曾见到中国政府向日本有什么要求。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被日本军队杀死，后来到底有什么结果呢？也和叶木华一样地白死罢了。但是因了藏本事件，却把南京文武官吏，一个个闹得手忙脚乱，仿佛大祸临头一般。自然，我们是弱国人民，活该倒霉。但是从前清直到现在的媚外惧外的心理，难道竟不能改变一点吗？
原载《新生》1934年6月23日第1卷第20期
蔡孟坚与“顾顺章案”
“顾顺章”这个案子并不是军统破的，蔡孟坚也不是军统的，不过，谈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秘密战，这个案子似乎是绕不过去的。
简单说说吧。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
这里不得不再简单归纳一下历史，即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几次迁移，给大家提供点资料：
上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7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这个大家熟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这里顺便说说关于“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由于条件所限，“一大”召开的当时，没有留下很详尽的会议资料，也可能是有所遗失，总之，时过境迁，多少年以后，所有的当事人，谁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了，只记得是7月份，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我党“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就一直延续下来。
但这么重要的事情，总归要搞清楚的。
有意思的是，“一大”的会址，还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找到的。
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来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其中很详细地提到“一大”的相关情况。当时，其妻杨淑慧也在上海，还曾经参与过“一大”的会务工作。因此，解放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淑慧。
办法也很简单，找个车拉着杨淑慧满上海的跑，跑了足足一个月，终于找到一处房子很像，于是拍了很多照片，请董必武同志辨认。最后终于确定下来，即当时的“兴业路 76 、 78 号”、1925年叫做“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天的“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当时房子已经改得面目全非，家具也挪了位，我们今天看见的都是后来恢复的。
至于开会时间的最终确定，则依赖于陈公博的回忆。
开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遇到了军警搜查，于是大家紧急疏散，当晚，陈公博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据他后来回忆：当天夜里，他的隔壁曾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当时上海的传媒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么轰动的事肯定会有报道。一查当时的报纸，果然如此：
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刊载：《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往前倒推，最后推算出了“一大”开幕时间为7月23日。
“一大”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机关一直设在上海。
湖北武汉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同时，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率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武汉。
上海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 “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武汉已无立足之地。“八七”会议之后，同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回上海，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江西瑞金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重要成员周恩来亦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此时，由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且主要负责人不在位，因此经共产国际指示，193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党中央，由博古以“总负责人”的名义负责，当时，他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从此，博古这位年仅24岁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到1933年初，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红都”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陕西子长县 瓦窑堡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并于12月17日至25日在当时的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从此到1936年6月，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所在地。
陕西保安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
陕西延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另一个“红都”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达十年之久。
河北平山县 西柏坡村 1947年3月，内战开始，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7年5月，中央机关进驻河北平山西柏坡村。
北京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建国后恢复原名北京。
前面说了，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随即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为适应当时严酷的形势，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首先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另外还包括情报工作，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特务。
这其中，我们了解最多的，自然是惩办叛徒特务，也就是所谓“行动工作”，这项工作，由“特三科”负责，负责人就是顾顺章，另外还有康生（那时他还叫赵容）等。
我们都知道，陈赓同志原来也做过秘密工作，不错，陈赓同志是“特二科”负责人，负责情报工作。
另外，还有负责总务、后勤的“特一科”，负责人中，就包括参与处决顾顺章家属的洪扬生。
还有负责交通、通讯的“特四科”，负责人是李强。
李强是中国无线电台的先驱，解放后又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改革开放后来被调到外贸口，美国“可口可乐”的生产线，就是李强同志主持引进的。
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顾顺章了。
顾顺章，生于1903年，上海宝山人。顾顺章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个工人，后加入青帮，以好勇斗狠而闻名，在身边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后当了工头。
1925年，顾顺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顾顺章任工人稽查队队长。
1927年，顾顺章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周恩来领导中共秘密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学习苏联的经验，主要在城市中开展工作，广大工人成为同盟军的主力，因此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工人的作用，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就从基层干部成为中央领导，顾顺章就是这样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
更典型的还有向忠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居然在国外召开，足见其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险恶到了何等地步！
经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向忠发，生于1880年，湖北汉川人。
1926年夏秋，向忠发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了“六大”，向忠发更一跃而成为党的主席。
仅用了两年时间，向忠发便完成了从党的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到“一把手”的飞跃。
这时，向忠发已经快50岁了，在当时一派年轻人的政坛，也算是一个“另类”。
1926年，顾顺章和陈赓等人被派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别乌”学习特工技术。
也许是有这个天份吧，据说顾顺章在这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其前身为“中统”）资料室主任万亚刚在其《特务大师顾顺章》中的话说：
“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因此，顾顺章很快就成为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大上海叱咤风云，从无失手。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了。
说他著名，是因为在这次全会上开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先例，即共产国际在苏共的影响下直接插手中国事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选举，使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
王明，生于190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米夫的得意门生，1929年回国。后王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红旗》报编辑，正是在此期间，王明写出了他那本著名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名字更加著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王明的提议下召开的。
王明掌权以后，痛感自己以及他身边的“小圈子”回国时间太短、资历不够、根基太浅，于是提出了“系统地改造党”的方针，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
所谓“系统地改造党”是个什么含义呢？
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的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说白了，就是保证王明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各级、各层都能够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前面说过，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实际上，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派到中共苏区的“中央代表”。
同样，张国焘则被派到了鄂豫皖苏区，扮演同样的角色。根据《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最初的决定，是周恩来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则去中共苏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鄂豫皖苏区更需要加强工作。而周恩来不能马上到位，还是由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为好，包括周恩来自己，也持这种态度。
所以后来有人说，幸亏是秉性相对比较恬淡的周恩来去了中共苏区。如果换成张国焘前去主党，与主政的毛泽东，以其二人同样的强势性格，再加上本来就互相不大看得顺眼，不知何以相处。
1931年4月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离开上海，顾顺章将他们护送到武汉，并交给了鄂豫皖苏区派来接头的秘密交通员。
正是在武汉，顾顺章遇到了他的“天敌”——蔡孟坚。
蔡孟坚，1905年生，江西萍乡人。
蔡孟坚“出道”甚早，1923年，还在萍乡念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后考上青岛大学，毕业以后，蔡孟坚于1928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二次北伐”。
按：“二次北伐”，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因为这是国民党自称的，我们这边并不承认。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到此中止。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话一说又远了，以后再说吧。
8月25日，“宁汉合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 蒋介石仍为北伐军总司令并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
1928年5月，北伐军迫近京津，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统治北京的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返回老家东北。次日，在皇姑屯被炸死。
张作霖的死，意味着统治中国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彻底结束。
6月8日，阎锡山部率先进入北京，并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全权负责接收北京事务。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
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二次北伐”同时宣告完成。
同年12月29日，以“东北易帜”为标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正式纳入国民政府版图。
接着说蔡孟坚。参加“二次北伐”之后，蔡孟坚投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手下，成绩斐然，很快就收编了北洋军阀的一个师，并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9师，开到烟台加入作战。此事得到了蒋介石的专电嘉奖。
可能也是由于太年轻吧，缺乏“革命”斗争经验，23岁的蔡孟坚被人家“涮”了一道，刚反正过来的那个“第49师”师长旋即复叛，差点把国民政府派来接管烟台的几十名“中央”大员“连锅”端掉。幸亏蔡孟坚警觉，在最危急的关头，把这些人救了出来。
事后追究此事，蒋介石亲自与蔡孟坚谈话，了解情况，蔡据实相告。
因缘时会，正是这一次谈话，蔡孟坚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用他自家的话说：“蒋公认我无经验而有冒险爱国心，当时独赏我三千元，嘱我稍事反省。”
蔡孟坚从此“简在帝心”。
“反省”了几个月，蔡孟坚找到蒋介石，要求安排个工作，蒋把他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见到蔡孟坚之后，陈当即叫来“中央党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介绍他俩认识。
按：徐恩曾，生于1896年，浙江吴兴人。
徐恩曾也是著名的大特务了，比起戴笠来也不遑多让。但他们俩的出身、经历可不一样，简直是天壤之别。
戴笠出身社会最底层，徐恩曾则是富家子弟。
戴笠读的是“社会大学”，徐恩曾可是正牌的大学生，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来又到美国学习电机工程。
所以，军统跟中统的路数不太一样，彼此长处、短板也有很大区别。
军统办事，往往“邪招儿”多得出奇，邪得一般人想不出来；中统的人，则多少有些书生气。所以中统跟军统较劲，经常吃“暗”亏，两边打架，挨揍的一般都是中统。
所以，搞军事情报、杀人越货，那是军统的拿手好戏，但是要讲“党派斗争”（不仅是针对共产党，一切党派的活动，均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中统还是颇有些独到之处的，不是浪得虚名。
这些，跟这两个“掌门人”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一个是“打流”出身，能一样得了么？
徐恩曾跟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比陈果夫小，但比陈立夫大几岁。
所以，徐恩曾回国以后，就投到了表弟陈立夫手下，由于他的工科专业背景，所以一开始是搞后勤行政的，做“中央党部”总务科科长。后来，其特工潜质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中央党部调查科”这个国民党党务系统最大特务机构的负责人。
陈立夫对徐恩曾说，这位蔡孟坚先生，是蒋先生介绍来的，暂且算你那儿的人，但不归你管。他的工作任务，由我和蒋先生直接安排。
陈立夫虽然比徐恩曾还小几岁，但却是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话，徐恩曾自然奉命唯谨。
不久，蔡孟坚就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秘密策反了冯玉祥部、驻许昌的师长任应岐。
任应岐，我们在讲“吉鸿昌案”的时候曾经说过，大家应该还记得。
蔡孟坚被蒋介石派到任应岐处，负责与“中央”的联络。
据蔡孟坚回忆：
“某日，冯玉祥总部派传令兵，给任应岐密送新发的密电本。密电本的前页，列有其部各军、师电台的密号。当时，参谋处全部官兵集中，由冯玉祥总部点名发餉。传令兵催给密电本的收据，我从桌上拿起日戳，加盖收条。我将密电本秘藏身内，即到附近的许昌英美烟草公司。我见该公司收烟叶的车辆只要插英、美国旗，照例可通过双方对阵的战线。我即请求通融乘坐该公司烟叶车，前往马牧集经商，竟得允许。我乘便车，安全到达。我见到蒋公总部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特将密电本托毛庆祥面呈以火车作活动办公地点的蒋公。毛庆祥即告知，蒋公对密电本非常重视。而后，我方参谋处传出：利用该密电本，各军、师番号用敌军总司令的名义，调动敌军部队。因此，我方连收胜果。”
蔡孟坚的这一出，堪比“蒋干盗书”了。不过，蒋干是个傻子，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蔡孟坚可不一样了，正如蒋介石所说：“你取来的密电本，胜十万军队，中原大战不久可结束。现在第一个敌人打倒了，要应付第二个敌人。”
蒋介石所说的“第二个敌人”不问可知是共产党。蒋说：湖南、湖北的共产党活动很厉害，彭德怀占领了长沙，武汉也三天两头闹暴动。所以派你做“两湖特派员”，驻武汉。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蒋介石同时电告陈立夫，令其转告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蔡孟坚对共党有生杀权。”
蒋介石没有看走眼——25岁的蔡孟坚，将在武汉成为一名“铲共专家”。
1930年8月，蔡孟坚抵达武汉，就任“两湖特派员”。
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爆发，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被蒋介石调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接任的是何应钦。
蔡孟坚前去拜谒何应钦。何对他说：共产党趁着中原大战，在湖南湖北两地实行“李立三城市路线”，来无影、去无踪，目前采取的是“即捕即杀”的办法。
按：何应钦口中的“李立三城市路线”，在中共党史上称为“立三路线”。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生于1899年，湖南醴陵人。李立三长期做劳工工作，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并且，南昌起义也是由他首先向中央建议的。
在中共“六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从此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1930年3月，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去莫斯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由李立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适逢中原大战，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而且口气还非常严厉：“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红）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且满怀豪情地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6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再次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 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朱德被迫去打大城市南昌、9月又去第二次攻打长沙，也没打下来。
在此之前的1930年7月,彭德怀曾率领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机，第一次攻打长沙,并占领了一个月时间，8月撤出。
两次攻打长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之一是——何健为了报复，于1930年11月14日，杀害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后来，朱、毛转而进攻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吉安，一举攻克，并在吉安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随后被免职，并被派往苏联学习。
“立三路线”维持了仅仅三个月，但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本人，都为这三个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谓“即捕即杀”——按照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的《戒严条例》，共16条，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可处以死刑。
蔡孟坚很谦虚地说：“蒋公”临时把我从中原战场上抽调出来，到武汉镇压暴乱。但对付共产党，我没有什么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希望能与被捕的共产党谈一谈，才能了解他们的行动策略。
对此，何应钦也表示认可，并说他也觉得目前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枪毙的做法，确实不好。
于是何当时就拿起电话问“军法处”，有没有现成的共产党可供讯问。一问说有两个，明天就要执行枪决。
蔡孟坚第一时间找到二人分别谈话。他的审讯别开生面，不像别人那样剑拔弩张，动辄大刑伺候。而是用拉家常的方式，令人感到比较舒服，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俗话说“软刀子杀人”，二人很快被蔡孟坚这把“软刀子”剌开了口子，供认一个叫宋惠和，系中共汉口区行动委员会委员，另一个叫陈谦。
不仅叛变投敌，宋惠和还为蔡孟坚制定出了一个“实施现场捉共办法”。
所谓“实施现场捉共办法”其实十分小儿科，就是我们在《红岩》中看到的那一套，即每当有共产党叛变之后，就给他配备几个便衣特务，随着叛徒满大街溜达。一旦遇到原来的的上下级或联系人，马上由特务现场逮捕。
蔡孟坚又去找何应钦，对他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办法，我认为可行，但我是一个人来的，无人可用。
何应钦当即表示，他认识上海的一个洪帮大爷，此时正在武汉，可以让他找些人供你驱使。
不久，蔡孟坚就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班底，除了洪帮分子以外，宋惠和、陈谦二人成了蔡孟坚的左右手。
很快，这个“小儿科”的办法就收到了成效。
据武汉党史资料记载，仅9月到12月的4个多月时间里，就有100余人被捕牺牲，其中包括长江局总行委委员兼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书记秦了君、武汉市委代理书记郭士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沈绍藩、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孙良惠、中共纺织产业工委书记吴芳、武汉市委常委郑德辉、市委书记陈洪周、长江局委员兼秘书长张采真、长江局共青团负责人袁树人等同志。
同时，武汉市委秘书机关(汉口合兴隆杂货店)、武汉市委会议机关(汉口方正里8号)、长江局秘书机关(汉口湖南街5号)、长江局接头机关(汉口第一宾馆26号)、长江局接待机关(汉口中山路新成里)、长江局印刷机关(汉口张美之巷6号)等秘密机关被全部破坏。
由于从省市委到基层党组织均遭破坏，1930年12月，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撤销长江局。
按：这里所说的“长江局”并不是抗战以后成立，曾由王明担任负责人的那个“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0年7月下旬，为实现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中央派出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工作是：“组织武汉暴动，准备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集中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九江、信阳等中心城市；组织地方农民暴动与武汉暴动配合；组织兵变与兵暴，配合武汉暴动。”
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任常委会书记。8月7日，长江局与中共湖北省委“合并”，党团组织“统一”，成立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书记仍为项英。
所以，叛徒宋惠和，被捕前正是秦了君的直接下级，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一名基层负责人。
这一下，初出茅庐的蔡孟坚声名鹊起，短短几个月功夫，俨然以“铲共专家”的面目出现在武汉三镇。
“实施现场捉共办法”仅仅是蔡孟坚的“三部曲”之一，后面还有之二、之三，当然，在当时，蔡孟坚自己并不知道、
1930年底，一个共产党叛徒，指使特务在武汉街头抓了一个叫华夏的人，逮捕后一审，还真是共产党。再往深了问，华夏不肯说了，只是说，叫你们的“铲共”负责人亲自来谈。
蔡孟坚当即“闭门审讯”，这一审，还真审出了一起“惊天巨案”。
被捕的华夏，真名叫做陈华，被捕前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
原来，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以蒋方大获全胜而告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会后巡视武汉。汉口工商组织准备联合举行“讨逆胜利大会”，蒋介石将亲自出席并演讲。
据陈华供认，共产党已经打入大会的会务组，并主管分发入场券。他们拿到两百张，这两百张票，他们将从湖北各地分头来到武汉，并分组进入会场，每组5人，当蒋介石上台后，大家一起向台上投掷炸弹。
不问可知，蔡孟坚当即令手下展开全城大搜捕，同时报告何应钦。因此，陈华的叛变，不但令刺蒋行动彻底告吹，反而使多名共产党员被捕。
蒋介石听了何应钦的报告，大为高兴，当然，他不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笔者相信，这种简单的所谓刺杀行动，头脑简单的热情多于冷静严谨的设计，根本奈何不了蒋介石。
老蒋的身边，先不说有多少护卫——仅仅戴笠，从特务处成立的开初，就将自己手下的黎铁汉派到了老蒋的身边。
黎铁汉，1904年生，广东海南定安人，军校二期步科毕业。
黎铁汉跟郑介民是同乡，又是军校二期同期的同学，但他却不是郑派的人。
黎铁汉的资格很老，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他都参加过。
我们知道，黄埔早期的学生，尤其是一、二两期，只要是“挺”过了北伐的，几乎个个是国民革命军“名将”。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元帅、大将，也不在话下。
原因何在？
因为第一、第二次东征太残酷了！
前几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都是以学兵的身份，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去打仗的——枪子儿无情，他可不管谁是蒋校长手下的“天之骄子”，只要是一枪命中左胸，管你是军校学生，还是长官的马夫、勤务兵，一样“回家”！
所以军校早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大量牺牲，侥幸活下来的，后面跟着还有平定杨、刘叛乱、还有同样残酷的北伐。这个时候，早期的学生，都成为了下级军官，即便如此，牺牲的概率依然很高。
最典型的，当属革命军人的典范——曹渊。在武昌城下，年轻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以最军人的方式、死在了胜利前夕。
所以，后人往往只看到军校早期学生中惊人的“成材率”，但往往忽视了有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
所以，黎铁汉能从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真的不容易。
别人都不说，就以他的同学郑介民做比，同样是军校二期学生，1925年，黎铁汉去参加东征，郑介民呢？
人家到苏联上大学去了——郑介民也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一学就是两年，1927年8月，郑介民回国，这时，蒋校长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郑介民又跑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去了。三折腾两折腾，复兴社成立，郑介民成了特务处副处长了，就这人家还不愿意呢——上头还有个六期的戴笠，觉得冤！
说那都没有用！黎铁汉也不是一般人，从军校毕业当排长、连、营、团、旅，一步不落，到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副旅长。
1932年，黎铁汉进入特务处，被戴笠看中，1933年7月，戴笠将黎铁汉推荐给蒋介石，任“随节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对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公开职务，叫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备组长。
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蒋委员长门前的官，这个“侍从室警备组长”听着不起眼，一个“组长”而已。
然而，这个“组长”是少将级。
就此，黎铁汉一步登天，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年仅29岁。
黎铁汉是戴笠的特务处中，第一个晋升为将官的。
以年龄论，特务处（包括后来的军统、保密局）最年轻的将官，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沈醉，1942年，沈醉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年仅28岁。
但沈醉从参加工作到1932年参加工作，到1942年晋升少将，用了整整十年。
黎铁汉1925年进入黄埔，仅用了8年时间即成为将级军官，这个速度，在军统排名第一。
这个时候，他的同学兼上级、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驻北平，刚刚指挥特务处北平站刺杀汉奸张敬尧。
至于戴笠，前面我们说了，此时根本不具有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军人的身份，军衔云云，那是根本谈不上了。
戴笠这点很好，要权力不要名义，他有很多担任公开职务的下属，都比他提得快，很早就成了将极军官，但戴笠依然安之若素，不以为意，他的这些下级，也依然把他看做“戴老板”。
也是一种本事！
有黎铁汉这等人物，给老蒋做警卫，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据记载，蒋介石曾4次遇刺，均有惊无险，跟安保工作的严密，是有关系的——特别是相比于汪精卫和杨永泰！
当然，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西安事变，老蒋不是照样做了阶下囚！
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刺杀案件，被蔡孟坚破了，而且证据确凿，而且距蔡孟坚到武汉履新仅三个月的时间——可想而知，对这个25岁的年轻人，老蒋的心中，有多么嘉许！
有的时候，能够赏识别人，也是一种成就，也能获得成就感！
老百姓，以得到别人的赏识为荣。
当长官的，则以能赏识别人为自己的成就。
蒋介石当即电令蔡孟坚到庐山汇报工作——此时，蒋介石正在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蔡孟坚到庐山晋见蒋介石，老蒋特地偕夫人宋美龄一起接见，听了蔡孟坚的汇报，蒋介石大喜，当即发出“手谕”，晋升蔡孟坚为武汉行营少将参议。
25岁的蔡孟坚，参加工作仅两年，就从一个“新大学生”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这个速度，黎铁汉、沈醉、赵世瑞一比，可就相形见绌了。
不过不能这么比——黎铁汉等人的后台，不过是一个“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戴笠。而蔡孟坚身后站着的，却是民国第一人！
不过，“武汉行营少将参议”，是一个虚衔，拿少将的工资，并没有什么权力。
稍后，武汉行营成立侦缉处，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指定由蔡孟坚任处长。“真除”少将，这可是实打实的。
同时，蒋介石奖励蔡孟坚现大洋一万。蔡孟坚没有忘记他这一万块钱怎么得来的，他以原来手下那些帮会分子和叛徒为主，组建了侦缉处，同时把奖金分成两部分，帮会分子和叛徒各奖励一半，自己则分文未取。
这是蔡孟坚“铲共”的第二部曲。
在“铲共”的第三部曲之前，蔡孟坚还遇到了一次危险，险过剃头。
原来，蔡手下的几个“自首”分子，准备杀掉蔡孟坚，重回革命阵营——他们对蔡说，打算在武汉办一份报纸，名字叫做《醒报》，意思是“唤醒共产党”。
蔡孟坚当然很高兴，并答应参加他们的“创刊”筹备会。
于是，这几个人找了间房子，预先准备了菜刀，打算届时用打麻将的声音做掩护，杀掉蔡孟坚。
这天是1931年2月22日，距蔡孟坚的侦缉处成立，刚好三个星期。
可巧了，当天晚上蔡孟坚也在玩牌。请客的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委员单成仪，先吃饭后打牌。
单成仪，1902年生，辽宁庄河人，军校步科第一团第八连。他这个连里，比较有名的是徐志道，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毛人凤也辞去保密局长职务，指定徐志道为局长。李宗仁要放张学良、杨虎城，找到徐志道，结果徐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张、杨关在何处，把李宗仁气得够呛。
与徐志道不同，单成仪是中统分子，而且是老牌的中统特务了。抗战胜利之后曾任中统东北区“总督导”，即中统在东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中统改组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之后，续任党通局东北区总督导。
更巧的是——单成仪的家，就离大家准备“做”掉他的现场隔一条胡同。
宋惠和——这时已经是蔡孟坚的秘书，来请蔡孟坚去开会——蔡孟坚也不知道怎么了，忽然变了卦，对宋说我不去了。
多少年以后，蔡孟坚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说清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只是说当时输了13块钱，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玩得兴起，不想去了。
这个话，可能是真，我们都玩过牌，无论是输是嬴，有的时候，确实是欲罢不能。
不过，从蔡孟坚的个性看，这是一个工作十分敬业的人，不大可能因为娱乐、应酬等等而放弃工作。另外，上次老蒋给的一万块钱，蔡分文未取，都奖励了手下，区区13块钱，蔡岂能放在眼中！
现在看来，蔡极有可能当时已经有了警觉，或者是已经得到了情报，明了对方的意图而做好了必要的处置。
当晚10点来钟，隔壁胡同里传出了呼救声，蔡孟坚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被杀的居然是刚刚与他分手不久的宋惠和！
蔡孟坚当即通知武汉警备司令部封锁所有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果然在一条去往上海的船上，抓回了他那7个手下。
原来，对方早就买好了当晚11点的船票，打算杀掉蔡孟坚之后马上逃往上海，结果因苦等蔡孟坚而不至，一怒之下，将死心塌地追随蔡孟坚的宋惠和给宰掉了。
这回，蔡孟坚不再心慈手软，将7人交军法处审讯后，全部问成死刑，择日枪决。
处决之前，7人中有一个人，从监号中辗转托人送出一封“血书”，发誓效忠于蔡孟坚，表示愿意继续用“游街抓共”的方式，为蔡孟坚“再立新功”。
蔡孟坚考虑再三，可能是觉得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于是就同意了，放了这个人一条生路。
当然，蔡孟坚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人——将一个几乎能改写国、共两党历史和命运的机会，交到了自己手中。
这个人，就是尤崇新。
尤崇新，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其本名游无魂，“尤崇新”是其化名，另外，“吴浑”、“郁伍文”、“梅卿”也都是其化名。鉴于大家看到的多数文献均称其为“尤崇新”，那么我们也从众好了。
尤崇新是江苏人，1925年参加革命，并积极投身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1月，尤崇新曾担任了三个月中共沪中区委书记。
中共沪中区委是为了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专门建起来的，1927年3月7日成立，最初叫中共公共租界（沪中）部委，后改为中共沪中区委。
尤崇新是中共沪中区委的第三任书记，其前任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
192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上海区委，由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所以，大家会看到，有的文献中说尤崇新是中共江苏省委干部，就是这么来的。
1930年秋，尤崇新被调到湖北工作。1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重新组建武汉市委,市委书记就是尤崇新。武汉市委下设汉口、武昌区委和汉阳三个区委，陈华叛变之前就是汉口区委书记。
1931年1月,尤崇新被捕,旋即叛变。后参与了杀死叛徒宋惠和的行动之后，尤崇新与其他6人再度被捕，准备择日公开枪决。在此之前，尤崇新咬破手指，给蔡孟坚写了一封血书。
这个时候，据蔡孟坚回忆，“此时已接近五一劳动节”，推算时间，估计应该是4月的中下旬左右。
没有过几天，尤崇新就给蔡孟坚送上了一份惊喜，蔡孟坚“铲共”的第三部曲就此开始。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地点是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附近。
当时顾顺章胳膊上还缠着块白毛巾，似乎是正在准备与什么人接头，结果被尤崇新撞见。
前面说过，尤崇新参加过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顾顺章恰恰是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彼此很熟，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当即指示随行的特务，“此人是上海暴动总指挥”，顾顺章就此被捕。
但是，尤崇新并不知道，此时的顾顺章，已经属于“中央领导”了。
两人同为1925年参加革命，几年下来，顾顺章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了；而尤崇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所以对于后来顾顺章的升迁和所从事的秘密工作，不甚了了。
因此，蔡孟坚得到的报告是，抓获了“上海暴动总指挥黎明”。
“黎明”被捕以后，态度极为倨傲，直接提出要见蔡孟坚。当时蔡孟坚还挺奇怪，心想我是一个搞秘密工作的，这个黎明怎么会知道我是“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
见到蔡孟坚，“黎明”也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地说：我叫顾顺章，在中共党内与周恩来是平起平坐的人物，并兼任“上海红色保卫局长”。
蔡孟坚这一惊非同小可！
顾顺章是何许人也，不太清楚。周恩来是何等人物，蔡孟坚可是很清楚！“上海红色保卫局长”是干什么的，蔡孟坚更清楚！
“铲共”居然铲出这样一条大鱼来！蔡孟坚喜出望外。
那边厢，顾顺章还在大言不惭，要求尽快安排他会见蒋介石，他要跟蒋谈谈“国共两党合作事宜”。
蔡孟坚听这人说话忒不靠谱，于是建议让他先见一下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顾顺章说：“见了何主任，还是说这几句话。”
顾顺章自我感觉良好，要见蒋介石，没想到连何应钦都见不上。
蔡孟坚谒见何应钦，说有这么个人、这么个事。何应钦说我不见，你把他送南京去吧。他不是要见蒋介石么？送他去见！
于是，循正常的报告程序，蔡孟坚向南京中央党部报告：顾顺章自首，希望能见到蒋委员长，“陈述其解决国、共合作的意愿”。
次日，蔡孟坚租了一艘小火轮，派一个排的宪兵，押送顾顺章赴南京。自己则乘飞机赶往南京预作安排。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中共历史上最紧张的一个周末就要开始了。
一到南京，蔡孟坚首先赶到中央党部去找陈立夫，结果中央党部几乎空无一人——有点身份的人，一到星期六就都跑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
接待他的，是张道藩——对，就是跟蒋碧薇搞婚外恋的那位，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当时俩人约好，张道藩去找蒋介石，看能不能安排会见，蔡孟坚则到码头去接顾顺章。
跟军统一样，中统主要负责人的办公地点跟“调查科”的机关也是分开的，秘密设在一个其他的地方，一般不够档次的特务，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场所，别说来了。
“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在南京中山路305号，蔡孟坚接到顾顺章之后，就打算把他送到这里来，图的是保密，比较隐蔽。
等蔡孟坚、顾顺章的车开到门口，新鲜事发生了——
顾顺章一看“中山路305号”的门牌，马上说：“这是共产党驻南京的秘密据点，你们赶快把地下党员钱壮飞给抓起来！”
世间有无数荒唐事，然最荒唐者莫过于此——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居然同时也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
蔡孟坚气坏了——你倒是早说呀，现在才说！我打了无数电报，都是打给这个人的！
这会儿他终于明白了，顾顺章为什么会知道他是“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就是共产党，那人家还有什么是不能知道的！
但这时顾不上多说废话，马上去抓钱壮飞。
可想而知——钱壮飞早已远走高“飞”。
钱壮飞，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原名钱壮秋。
钱壮飞是一个聪慧无比的人。他本是学医的，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解放后改为北京医学院，后并入北京大学），在北京的京绥铁路医院当医生。
钱壮飞曾跟人合伙办过一家电影公司，并自编自导自演过一部电影《燕山侠隐》，这是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电影。
他还教过美术、还擅长书法、还精于无线电。
知识丰富，技能全面——天生一个搞特工的材料！
1925年，钱壮飞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钱壮飞身份暴露，被北洋政府通缉，只好离开北京。离京之前，钱壮飞将自己12岁的女儿钱蓁蓁送到黎锦晖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并拜黎锦晖为义父，从此改名黎莉莉。后来，黎莉莉成为与王人美、胡蝶齐名的电影明星。
按：黎锦晖，湖南湘潭县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先行者。与他的另外7个兄弟姐妹黎锦熙、黎锦耀、黎锦纾、黎锦炯、黎锦明、黎锦光、黎锦扬，并称“黎氏八骏”
其中大哥黎锦熙是著名语言学家、中国“注音字母之父”。当年黎锦熙在湖南办报的时候，手下有几个年轻人，帮着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其中有几个后来成了名，一个叫田汉，另一个，叫——毛泽东。
离京以后，钱壮飞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了一名军医，失去了组织关系。1928年，钱壮飞辗转来到上海，因生活无着，无意中考入了徐恩曾主办的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当时，徐恩曾正在筹办“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以及“中国无线电商报”，就办了这么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招收人才，同时也招电讯特务。
钱壮飞本就爱好无线电，又多才多艺，很快就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更重要的，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湖州老乡，有值得信任的基础，就此，钱壮飞逐渐被徐恩曾引为心腹。
1928年秋，徐恩曾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把钱壮飞带了过去，作为他的私人秘书。
此时，钱壮飞最需要的，就是同组织重新接上关系，方能决定自己的行止。可是，对于一个地下党员来说，要找到组织谈何容易！
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上天的安排——李克农、胡底，同时出现在钱壮飞的身边。
李克农，1899年生，安徽巢县人。
李克农的早年，主要在安徽老家搞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在安徽芜湖从事革命活动，被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通缉，遂潜往上海。
胡底，1905年生，安徽舒城人，原名胡百昌，胡底是他的化名，取“不知伊于胡底”之意。
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读期间，认识了当时还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就读的钱壮飞，成为好友，1925年，胡底与钱壮飞夫妇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跟钱壮飞一样，胡底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钱壮飞办的“光华电影公司”，合伙人中，就有胡底。
1927年，胡底和钱壮飞夫妇同时被通缉并离开北京，钱壮飞夫妇去了西北军，胡底则去了上海。
1928年，胡底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工作，其时，钱壮飞已经成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秘书。
很巧，某天，正在上海影片公司影棚里拍片的胡底，居然碰上了化名为李泽田的李克农，当时李克农任中共沪中区委委员（尤崇新曾担任这个区委的书记）。李克农跟胡底是安徽同乡，曾一同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
钱壮飞、胡底，这两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终于与党联系上了。
经过胡底的牵线搭桥，1928年11月，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后来享誉天下的“龙潭三杰”，就在上海影片公司的摄影棚里风云际会。
都是党员，彼此又是知根知底的好友，从政治上、从友情上，都可以完全信任，钱壮飞讲了自己这几年的情况，以及目前得到徐恩曾的信任，但未得到组织批准，不能擅作主张的苦恼。
确实，一个共产党员，加入一个具有浓厚特工背景的机构工作，且又得到对方的高度信任和重用，实际上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不事先跟组织汇报，并得到批准，日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是绝对说不清楚的。
李克农脑子很快，马上说，你一个人在里面孤掌难鸣，能不能再安插进一、两个人去，以为犄角，互相策应。
钱壮飞说行啊，目前正好有个机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公开招聘，组织上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去。
实际上，李克农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回去以后，他便通过中共江苏省委向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建议充分利用这个良好契机，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并且表示自己和胡底都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这个方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同时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为组长。
1928年12月，李克农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做了一名新闻编辑，不久，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1929年12月，徐恩曾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正式成为一个特务头子。钱壮飞作为他的机要秘书，形影不离，一切文书、电报往来，钱壮飞均有代拆代行的权利。
要说徐恩曾这事办的也是真够呛，这么重要的岗位，仅凭个人的喜好就决定了。你了解这个人么？你调查过么？这么短的时间，看得准么？就让他替你当家，要说放走几个共产党还不算大事，你徐恩曾脑袋没搬家就算客气了！
1930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特务机构“长城通讯社”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同时，根据工作需要，李克农调回中央特科工作，直接上级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并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
至此，传说中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就成了楔在敌人心脏里的一颗“铁三角”。南京、天津方面的各种机密情报，最先过目的，不是钱壮飞、就是胡底，然后分别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再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