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陈恭澍面临着与当初张敬尧案同样的难题——找到吉鸿昌。
在上一案中，当时有老大哥王天木罩着，这回麻烦了，所以人的眼睛都看着陈恭澍，等着他拿主意。
所以别以为领导好当，多那几块钱工资不是白拿的。
不过人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我们看军统那些人，除了戴笠、毛人凤等少数几个人岁数稍微大一点，基本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的。
象陈恭澍是1907年生人，25岁当北平站站长；
文强与他同年，1928年，21岁的文强，已经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了；
沈醉更小，1914年生人，到唐生明手下当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才24岁，28岁当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成为军统最年轻的将军。
都是二十多岁就独当一面，不象现在，四十郎当了还被人看作小字辈。
所以为什么每到朝代更替的时候，总是显得好象人才辈出，最典型的，一个是汉末到三国时期；再就是从1851年，以太平天国兴起为标志，到1949年这100年了，真是星汉灿烂。原因无他，不过是变幻莫测的时世，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脱颖而出的舞台而已。
这时，北平站和天津站都已经增加了人手，不再由站长直接跑龙套、站柜台了。
北平站成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自然非白世维莫属，成员有张逢义、王文翰等人，
张逢义，军校七期，与白世维、杨英、戚南谱都是同期的同学，后面在“河内刺汪”案中还会出现。
王文翰，通常称其为王文，河北宝坻人，对天津的情况比较熟悉。
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成员中，有一个叫做马河图的，后来跟着陈恭澍去了上海。另外天津站还成立了“情报组”，组长叫吕一民。
这几个人成为了陈恭澍的得力助手。
通过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的路子，陈恭澍物色到了两位老军头，一个叫郑恩普，河南人，当过军长；另一个叫傅丹墀，河北人，曾当过“襄樊镇守使”（北洋时期的一个官职）。
据吕一民介绍，这两个人能够接触到吉鸿昌，可以考虑通过他们得到吉的消息。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还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他们觉得吉鸿昌是抗日英雄，政府为什么容不下这样的人，还要搞掉他。
听了吕一民的话，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马，与这“一正一副”的两位老前辈谈一次，进行一下“洗脑教育”。他没敢说自己是干嘛的，怕一说“特务处”的名号，引起对方的反感。而是以军校学生的身份，执弟子礼，与郑、傅二人见了面，并把他理解的吉鸿昌“反叛中央”的种种，狠狠地灌输、游说了一番。
看来陈恭澍这一点很像戴老板，也挺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几个回合下来，年纪轻轻的陈恭澍，居然把两个“一正一副”说动——不但要帮忙，而且直接要求参加工作，即要求“加入你们的团体”。
你说这事闹的！这一下陈恭澍还不敢做主了，只好请示南京特务处本部。
不久，戴笠亲自回电批复：同意郑恩普、傅丹墀二人加入特务处；同时，考虑到郑、傅两人都是老军人、直肠子，怕他们看不得特务们偷鸡摸狗、鬼鬼祟祟那一套，为了避免“行动”、“情报”等等字眼刺激这两个“老前辈”，决定以天津站“军事组”的名义，安排这两个人。
戴笠心思缜密，托人办事，往往为对方想得非常周到。因为他从很小就走上社会，天天过的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日子，在社会最底层悟出来的为人之道，自然与陈恭澍、文强、沈醉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其体会截然不同。
所以，戴笠以一个高小生的出身，最终建立一个“拥兵十万”的特工王国，靠的是他从“社会大学”中学到的东西，从这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
要说陈恭澍还真是找对了人，吉鸿昌居然自己找到了郑、傅二人，约他们见面，时间是第二天即1934年11月9日下午三点，地点在位于法租界的交通旅馆437房间。
陈恭澍当即召集王文、吕一民以及天津站的庶务吴萍会商，确定由王文担当射手的任务；吴萍是天津当地人，负责侦察及掩护；吕一民带着他手下的女情报员杨玉珊负责与郑、傅二人的联系。
当天，他们就来到交通旅馆，以叫姑娘的名义，开了一间房。
按：我查了一下，现在天津的劝业场似乎就在当年的法租界，那么交通饭店应该也在这附近，这是当年天津著名的“红灯区”。现在天津还有很多老建筑，不知交通旅馆是否保留下来。
次日，王文、吴萍找到陈恭澍，说已经查看了位于五层的437房间，感觉不象有人的样子。陈恭澍认为郑、傅的情报应该是可信的。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
接着，陈恭澍又找到吕一民，说觉得人手可能不够，问他手里还有没有合适的人。吕一民说没人了，就是杨玉珊有个弟弟叫陈国瑞，一直要求参加“团体”，但觉得这人傻大黑粗，看上去似乎脑筋不大够用，就一直没答应。
陈恭澍说可以，让他跑跑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试一下，如果还行就吸收进来，身体好，正是块搞行动的料子。
布置停当，陈恭澍赶到交通旅馆附近、事先已经看好的一个咖啡厅，会齐了在此待命的王文、吴萍。二人说437房间仍然没有动静，陈恭澍其实心里也没底，但表面上还很冷静，令二人马上回现场，随时准备动手。
三点了，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预料中的混乱场面出现，陈恭澍知道坏了。可又不能自己跑去看，又没有手机可供联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快三点半，吴萍来了，说那屋始终就没来过人——怪了，就是吉鸿昌不来，“一正一副”也得来啊，是他们约的见面啊。
正在摸不着头脑，负责与郑、傅二人联系的吕一民、杨玉珊来了，为了掩护，还带了杨玉珊的一个小外甥女。
原来，郑、傅二人按时赴约，刚进交通旅馆，旁边一个不认识的人忽然凑过来，说，“吉先生在对面138房间恭候。”
所谓“对面”，是指国民饭店，建于1923年，据说是当时天津最大的饭店，一直保存至今。
这个时候已经快五点了，郑、傅二人已经结束谈话返回各自的寓所，当务之急是确定吉鸿昌是否还在饭店。
陈恭澍当即令杨玉珊、陈国瑞带着孩子扮做一家三口住进国民饭店，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吉鸿昌的去向。
吴萍把汽车开到饭店附近，负责往来传递信息——那时候办点事也真够费劲的，哪像现在，发个短信，齐活！
陈恭澍、王文则在咖啡厅等候，随时准备动手杀人。
杨、陈随便买了点东西，装满了一个手提袋，假装是来津的游客。因孩子闹着要买玩具，又给孩子买了一个皮球。
谁承想——吉鸿昌的性命，最终居然着落在这个皮球上。
杨家姐弟进入国民饭店，很顺利地开了一个房间，房号为130，与吉鸿昌的138房间同在二层。
杨玉珊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的斤两，空有一把子傻力气，干粗活是可以的，搞侦察是没戏的。任务多半要靠自己完成。
这个任务很难，难在哪里？
杨玉珊根本就不认识吉鸿昌！
只是听郑恩普大体介绍过外貌，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大胡子，二是大个子。
想象一下——换了你，在一个饭店里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情报工作了——做“特务”的基本功。如果你想不出办法，或者你三天以后才想出了一个办法，那么你不用吃这碗饭了，可以考虑换一个工作。
且看杨玉珊怎么做？
当务之急是确定138房间有没有人——有，再说谁是吉鸿昌的问题。
杨家姐弟站在走廊上，计算哪一间房是138房间。
正在这个当口，忽然发现有5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走到走廊的另一侧，拐过弯去，就不在杨玉珊的视线之内了。
杨玉珊心动了一下——难道是这一伙人？
反正是一片茫然，不如碰碰运气，“蒙”一下。
于是她回到房间，叫过弟弟，让他设法了解一下，看哪个房间“热闹”——四、五个人在一间屋里待着，肯定动静比较大。
这个任务，不需要太多的智慧。这点脑子，陈国瑞可以有。
一会儿，陈国瑞跑回来了，说145房间好象不止一个人。
于是杨玉珊带着孩子，假意在走廊上拍皮球玩，慢慢靠近138房间，仔细听了听，一点动静都没有。杨玉珊故意将皮球拍到门上，“砰砰”作响，如果房中有人，肯定出来看个究竟。
拍个几下，依然无人应门。于是杨玉珊带着孩子，一路玩，一路走，慢慢地靠近了145房间。
房间里“哗啦哗啦”，是打麻将的声音。
杨玉珊早已看好，每个房门上面，都有一个“亮子”，这一间，恰好是开着的。
于是，杨玉珊像“投篮”一样，直接把皮球扔进了窗子，然后就轻轻地敲了敲门。
与她预料的一样，门开了，一个人气呼呼地拿着皮球，正待发作。
杨玉珊满脸堆笑地陪不是，对方一看是个年轻姑娘，又带着孩子，不好再说什么，将皮球扔了出来，“砰”地关上了门，前后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然而,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来讲,这已经足够了。
杨玉珊“蒙”得还真准！
房间里共有5个人，除了出来应门的，另外四个人正围成一桌在打麻将，其中左边的一个，身材极为高大，坐着还比别人高出半头；脸上的胡须虽然刮得很干净，但下巴上一片青吁吁，显然是长着一部络腮胡须。
不是吉鸿昌而谁？
杨玉珊带着孩子直接下楼，途中只是看了一眼站在130房间门口的陈国瑞。
陈国瑞随着姐姐走出了国民饭店，杨玉珊抱起孩子径直走了，徒中回过头来又看了他一眼。
陈国瑞随即走到等在汽车中的吴萍身边：“那个人在145，我在大堂。”说着又进了饭店。
吴萍走下汽车，蹲下，假意检查轮胎，看了一个，又看一个。
远处，躲在咖啡厅里的陈恭澍和王文透过玻璃窗看得清清楚楚。陈恭澍看了看王文，点一点头。
不用说话，这都是事先定好的暗号。
王文进了大堂，陈国瑞带着他直奔二楼145。
到了门前，陈国瑞轻轻地拧了一下把手，没有拧动。
于是陈国瑞稍稍退后，用足浑身力气，对准房门就是一脚！
这一脚很关键，一脚踹不开，没有第二脚的机会。
房门应声而开——陈恭澍用陈国瑞是用对了，真是个搞行动的料。
就这“一脚”，陈国瑞就把自己“踢”进了“团体”——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当了一名看守。
但陈恭澍想不到的是，不用多长时间，他就要接受这个小兄弟的照应。
陈国瑞闪在一旁，此时王文已掏出枪，冲着屋里正在愕然的几个人喊了一声：“吉总司令！”
只见一个人猛抬了一下头，准备站起来，王文冲着他“砰砰砰”连开三枪。
眼看着两个人应声倒下，王、陈二人趁着大家来不及反应，窜出了饭店，转瞬之间就消失在人流中。
暗杀成功，陈恭澍很高兴，只等着上级通令嘉奖了。但是，第二天报纸上登载出来的消息，却是兜头一盆冷水。
当天死在国民饭店的，是一个叫刘绍勋的人。吉鸿昌只是受了伤，此时，连同任应歧、李干三，已经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羁押。
按：“工部局”这个名称，可能大家会比较奇怪。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负责建筑、营造、规划、设计的一个机构，怎么还管抓人。
实际上，工部局，即municipal committee，意为“市政委员会”，是旧中国租界中行使行政权的机构，大体上相当于租界的“政府”。
工部局由董事会领导，董事多为外国人，后来又有了中国人，《上海滩》中，曾有冯敬尧谋求上海工部局“华董”（华籍董事）的情节。
工部局下设若干机构，其中包括警察部，其实就是租界的警察局。我们在看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诸如“巡捕”、“华探目”等等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在租界中吃“警察”饭的。
当年上海风云一时的“三大亨”之一黄金荣，最初就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前文中提到的范广珍，就是一个“华探目”；如果是“印度探目”，就是指大家都知道的“红头阿三”了。具体为什么这样叫，有好几种说法，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
天津工部局比较特殊，原来是法租界董事会下工部局的警察部，后直接把警察部称为工部局，实际上是直接受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领导的租界警察局。
天津工部局大楼据说现在还存在。
刘绍勋、吉鸿昌、任应歧、李干三，就是当天在145房间中的几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谁，笔者没有查到。
其中，在暗杀中被刺的刘绍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何许人也。实际上他是李宗仁的代表，受吉鸿昌之邀。来天津商谈“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相关事宜，结果刚来就被刺身亡。
还有一个是任应歧，1892年生，河南鲁山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兼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结识了在平津地区搞地下工作的刘仁同志，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吉鸿昌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骨干。
11月14日，经国民党当局出面斡旋，吉鸿昌、任应歧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11月22日，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命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将吉鸿昌、任应歧和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三人押解至北平，羁押在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并对二人进行“军法审判”。
在审判中，吉鸿昌、任应歧均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表示：“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是我最大的光荣。”
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歧在北平就义。
临刑前，吉鸿昌口占“五绝”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任应歧则遗书：“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报，痛哉！”
很多人可能在心里会说：这个王文，也真够“废物点心”的，这么近的距离，还打错了人，跟人家白世维怎么比？
事实上，在“吉鸿昌案”之后的检讨中，陈恭澍一伙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通行的说法，是说从杨玉珊窥伺成功、到陈国瑞踹开房门的这一段时间，正好赶上“四圈换门”，结果枪手仍按事先观察的位置，想当然地开了枪，结果误杀了刘绍勋。
但据王文自述，开枪之前他曾喊了一声“吉总司令”，见某人有反应他才开的枪，也就是说，王文这三枪都是奔着吉鸿昌去的。这么近的距离，又有明确的目标，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王文不是白世维。
笔者多次强调，刺客没那么好当的。电光石火的一瞬间，要对准一个人，不是想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做到的。况且王文与白世维不同，他是搞情报的，不是军校出来的，没有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关键的时候难保眼不花、手不抖。
所以，白世维一战而坐稳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位置，并非侥幸，凭的是真功夫。
另外，客观条件也不一样，白世维那一枪，虽然距离远，但当时张敬尧并不知情，相当于站那儿不动，等着挨枪子；而这一次，可以想象，屋里肯定一下炸了营，而且那么小的空间，谁稍微动一下，可能就当了“替死鬼”。
“吉鸿昌案”是陈恭澍作为指挥员策划的第一个行动，也是他杀手生涯的开端。从整个情况看来，基本上还可以说思虑深远，心机缜密。至于误杀他人，其中有一定偶然因素。要说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应该带上白世维到天津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石友三案”中，陈恭澍经验不足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其进退失据，举止舛谬，一错误人、再错误己，其种种举动，令人殊不可解，最终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外，本案的几个主要角色，有的今后还会出现，有的恐怕就没机会再写了，在这里简单交代一下他们的结局：
情报员杨玉珊，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仅从业务角度而言，杨玉珊可谓一个出色的情报特务，在本案中的作为简直如同情报工作教科书一般，其判断力和随机应变能力非同一般。
郑恩普虽然岁数不小了，却是个单身汉，经过此案，杨玉珊与郑恩普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二人之间居然暗生情愫，最终杨玉珊嫁给了比他大20来岁的郑恩普。
1949年，杨玉珊留在了大陆，不知所终。郑恩普逃台后剃度为僧，法号“兴慈”，并做了“大慈寺”的方丈。1980年8月，“兴慈”和尚郑恩普以近90岁的高龄“圆寂”。
吴萍，天津站的内当家，王子襄出事以后，他的妹妹王玉梅找到戴笠大闹，说吴萍躭误了急救的时机，应对王子襄的意外死亡负责。
戴笠当然知道吴萍很冤枉，但由于王玉梅的家世在北平有一定社会背景，她本人又是戴笠的朋友，所以戴笠没办法，为了敷衍王玉梅的面子，只好在“吉鸿昌案”之后，将吴萍召回南京特务处本部，象征性地关押了一段时间。
放出来以后，为了酬庸他无端被冤，给他找了一个美差——推荐到行政院当了总务科长，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逃台后，吴萍于1951年因车祸身亡。
吕一民，原名吕鸿勋，1901年生，河北省宝坻县人，王文的表兄，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加入特务处以后，又吸收了比他小8岁的侄子吕问友。
天津解放后，吕一民、吕问友隐瞒了自己的特务身份，结果在解放初期的“肃反”中被查获。经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及第十七条的规定，以反革命罪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吕一民、吕问友于1951年3 月31日被执行枪决。
3.2 “石友三案”
石友三，1891年生， 吉林人，曾在长春东关龙王庙小学念书，恰逢此时，商震在这里以教书掩护其革命党人身份，所以石友三这么个人，居然曾经是商震的学生。
石友三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从军，投入吴佩孚部下，后辗转投入冯玉祥手下，提升得很快，并与韩复渠、孙连仲、孙良诚、刘汝明、张维玺、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闻承烈、程希贤、韩多峰、韩占元一起，成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我看了一下，从北洋到民初，凡这类不爱念书、从小投入军伍的，好象都提升得很快，往往几年时间，就从马夫、勤务兵等等当到师长、军长，挺有意思。个中原因，我没有当过兵，不好妄加评论。
要我说，石友三这个人，如果说是世界上“最无耻”的那种人，可能有点武断，如果说他是人类当中“比较无耻”的那种，则一点不冤枉他。
石友三的一生，以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著称，可以说把“有奶就是娘”这个混蛋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从1926年到1940年，短短14年间，石友三居然先后7次扮演叛徒的角色，先后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我党，接着又次第背叛，人称“倒戈将军”。
石友三还有一项重大罪恶。我们知道，现在的河南少林寺是1951年以后陆续重修的。原来的建筑，如天王殿、大雄宝殿、客堂、钟鼓楼、藏经楼及少林寺历代收藏的《大藏经》、《少林寺志》木版、北朝石刻造像碑等，皆于1928年3月15日在一场大火中被焚毁，这是少林寺历史上继隋末大火之后被烧得最惨的一次，少林精华、史料典籍尽遭浩劫。
这把火，也是石友三放的。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归顺”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7月20日，石友三宣布起兵、接受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旋即发出通缉令，并与张学良对石进行夹击。7月31日，全军覆灭的石友三逃往山东，投奔韩复榘。
1932年，石友三潜往天津，寓居于日租界，与张璧、李际春等人，受土肥原贤二的指使，多次组织武装暴动。1934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提出在华北“建立新政权”并准备组织所谓“定武军”作为“新政权”的军队，其中又有石友三、李际春等人。
这就不是背叛哪一个军阀团体的问题了，而是背叛国家民族。于是，特务处奉蒋之命，对石友三下达了“制裁令”。
按：张璧，生于1885年，河北霸县人。
张璧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当然也是著名的大汉奸。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张璧还是个“老革命家”，而且他的前半生，直可用“光彩夺目”四个字来形容。
张璧毕业于保定速成武备学堂，后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中山先生曾有“南胡汪，北二张”之说，胡、汪是指胡汉民、汪精卫，而二张就是张继和张璧。
特别要谈到的是，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张璧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与鹿钟麟将军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当时，冯玉祥找到张璧，要他会同鹿钟麟和李煜瀛（也是一位国民党元老，社会贤达，解放前故宫神武门上悬的“故宫博物院”牌匾就是他的手笔，后来才换成郭沫若的）一起执行这项任务。并说，这是一件大事，有李煜瀛出面，比只有你们两个拿枪的人要好。
对此，张表示：“即使外界有什么议论，我们也不怕，我们是奉命行事，谁敢造次，到我们头上动土，我也不会客气。”
当天，鹿钟麟、张璧二人护送溥仪移居醇王府，分手的时候，鹿钟麟忽然持抢问溥仪“从今而后，你是仍旧以皇帝自居，还是甘愿做公民？”
受此威慑，溥仪顿时为之气沮，连声说，当然是做一个公民。
鹿钟麟说：“如你仍旧以皇帝自居，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如愿做普通人民，那么我们军人自然对你有保护之责任。”
此时，张璧在一旁笑说：“溥仪先生，如果你愿意当中华民国的一位公民，将来说不定还会被选为大总统呢。”
双方遂握手做别。
后来人评论：“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凡二千余年。其间敢以手铳侍帝王，复与帝王行握手礼者，除鹿钟麟外，恐并世无第二人也。”
从上面的这一段溥仪出宫的“花絮”来看，张璧实在是一位有见识、有担当、明快敏达的人。可惜，这么样一个当年的英雄豪杰之士，居然会落水当了汉奸，而且当得很彻底，如果再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无恶不作”，在“天津事变”中，张璧就是重要的策划者。
抗战胜利以后，张璧被逮捕，并于1946年1月22日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平的大牢中。
张璧的妹妹张秀岩则是共产党人，建国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全国妇联执委常委。
张璧的侄女张洁清是彭真的夫人。
顺带提一句，在平定“天津事变”中，曾有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调往西安，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人在华清池生擒蒋介石！
他的名字叫做——孙铭九。
可叹的是，孙铭九最后也成了汉奸！
按：李际春，曾任奉天银行经理。与张璧相比，李际春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大汉奸，但除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否则不会知道这个人。
但是李际春有个日本干女儿，却非常的有名，他这个干女儿叫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
李香兰的祖父是汉学家、父亲是中国通、义父是中国人，本人生于抚顺，在北京上的中学，张嘴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她对外又从不提自己的身世，所以谁也不知道她是个日本人。
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成立，李香兰成为其当家明星。上世纪四十年代，李香兰来到上海，拍了很多有名的电影，由于她从小学习声乐，歌也唱得很好，与周璇一道，成为当时不太多见的影歌双栖明星。
1945年，李香兰以汉奸罪被逮捕，但随后在证明了她的日本人身份后，被无罪释放并遣返日本。
对石友三的“制裁”，实际上是与“吉鸿昌案”穿插进行的，地点都在天津。所以陈恭澍分了一下工，对吉鸿昌的侦察，由吕一民负责，王文则主要针对石友三做工作。
石友三在天津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租界里，据说他的姨太太一人一处，另外还有专门用于出租挣钱的，他本人常住的是日租界的一处楼房。
因此，制裁石友三的难点与“吉鸿昌案”不同，吉鸿昌在暗处，因此在前期工作中，主要精力用在了解其行踪上；石友三则在明处，知道他住在哪儿，就是下不了手。
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如果采用“拔据点”的方式硬来，势必多伤无辜，而且当时的北平、天津两站也不具备这个实力；
第二，石友三烟霞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赇”在烟榻上，作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同步。也不爱出门，即便出门，也只在租界内行动，石友三是背着“通缉令”的人，出了租界，马上就会有不测之灾。如果要在租界里搞狙击，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直到“吉鸿昌案”结束，石友三案也没什么进展。
对此，陈恭澍倒是没说什么，但王文很着急，一是此案归他负责，二是自感在“吉鸿昌案”中丢了面子，挺好一桩露脸的事，结果弄得窝窝囊囊，心里“搓火”又说不出来。
也巧了，天津有个叫“三益成”的杂粮店，是宝坻人开的，掌柜的刘兆南，家里跟王文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刘兆南本人还是王文的小学同学，很熟。某一次无意中聊起来，刘兆南说石友三身边的五个警卫中，有一个跟咱们是老乡，也是河北宝坻县人，这个人叫先鸿霞。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刘兆南，王文与先鸿霞谈了几次，从“抗日锄奸”的高度晓以利害，应该说先鸿霞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表示愿意协助王文，除掉汉奸石友三。
这时已经是1934年12月了，王文很高兴地把情况向陈恭澍做了汇报，陈听了当然也很高兴，但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制裁”工作怎么进行，希望先鸿霞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
对此，王文说，先鸿霞认为，此事难度很大，情况复杂，如果要求事先制订一套详细的行动方案，显然有困难，希望能让他便宜行事。陈恭澍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
第二，陈恭澍要求王文安排一次他与先鸿霞的会面，以便表示对先鸿霞的嘉勉。
实际上，还有两个理由，陈恭澍没有明说，一是要亲自对先鸿霞进行一次当面的考察，因为此前的一切都是听王文转述的，作为指挥员，心里不太“托底”；二是必须见了面，有了相当程度的信任，才能向南京特务处正式呈报。否则，贸贸然地报上去，等一见面发现不行，岂不是拿领导开“涮”？
对此，王文完全同意，但据先鸿霞讲，他还在争取石友三的另一个卫士，等这个人有了确实的态度，就可以安排见面。
第三，照陈恭澍的意见，先鸿霞只需要扮演“内应”的角色即可，“动手”还是由天津站自己来。
因为陈恭澍一直有个看法，既然是制裁汉奸，就要堂堂正正，纵不能“身首异处”，也要让他“血溅满堂”，才有点“明正典刑”的意思，方可解国人心头之恨。换句话说，不但要杀，还要杀出威风、杀出血腥味来，让大家好好看看当汉奸的可耻下场！
对此，王文认为不必这样机械，反正是制裁汉奸，不管用什么方式，关键看效果，而且听先鸿霞的意思，此案只可智取，不宜强攻，由他本人相机动手就行了。
陈恭澍说那好吧，你再跑一趟天津，跟他接触一次再说。
王文依计行事，等再回来时，消息令人振奋。
——先鸿霞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他的同事，此人叫史大川，也是一个热血男儿，早就不愿跟着石友三当汉奸了。另外，先鸿霞正在争取石友三的厨师老褚，打算用最简单的办法下手——药死他。
听了这个情况，陈恭澍猛然想起自己还有一瓶毒药——那还是王子襄生前的事，有一次，陈恭澍与他闲聊，就问起，有没有那种无色、无味、无嗅，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王子襄说有啊，说着就给他倒了一瓶。后来没多久王子襄就死了。
陈恭澍把药取出来交给王文，并叮嘱他一定找个小动物试验一下，然后又拿了2000元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又问王文与先鸿霞见面的事情，王文说没问题，等我这趟回来就安排。
接着王文又谈到“三益成”的掌柜刘兆南，说此人很够意思，帮了不少忙。
对此，陈恭澍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与王文不同，陈恭澍是职业特务，受过专门训练的，这种人，凡事都会多想一层，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坚持面见先鸿霞，并非不相信王文，而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据陈恭澍回忆，送走了王文，他曾犹豫要不要给南京打个电报先说一下，经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与先鸿霞会面之后，再行报告。
这一下铸成大错！
王文回到天津，约出先鸿霞，仍旧在“三益成”见面。先鸿霞很兴奋，说已经跟石友三的厨师老褚谈通了，他答应做这件事，但时间不好说。
王文将毒药交给了先鸿霞，双方约定次日见面。
王文不会想到，此一去，竟成永诀！
第二天，先鸿霞没有来。
第三天，先鸿霞仍然没有来。
第四天。
第五天。
可以想见王文是什么心情！在北平的陈恭澍又是什么心情！
第六天，来了一条汉子找王文，这就是先鸿霞的同事史大川。
跟大家估计的一样，先鸿霞出事了。
当天，先鸿霞与王文分手以后，回去就与史大川商量，史大川表示可以按计划行事。于是先鸿霞找到厨师老褚，老褚拍胸脯表示没问题，“今天晚上我就让他见阎王。”
然而，大家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石友三是什么人，那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一个老兵痞，从十几岁当兵活到四十多岁，天天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一生当中见过的死人恐怕比我们见过的活人还多，那可不是被人吓唬长大的。
还有一点必须要考虑到，石友三是“叛卖专家”，当叛徒当惯了的。那么可想而知，对于别人对他的反叛，石友三会有多么的敏感。你别看他表面上可能不说，但内心深处，无时不刻都在防着身边的人。
当时的场面，谁也没有亲眼目睹，但想也能想出来。老褚并不是特务，一个厨师而已，做了“亏心事”，难保神情不变常态，我估计端菜上去的时候他都不敢看石友三，结果被石看出破绽，免不了掏出枪来，往桌上一拍，估计就这么简单。
当天晚上，先鸿霞和老褚二人就被解往日本宪兵队。
万幸的是，老褚并不知道史大川的底细，而先鸿霞在危急关头，很机警地保护了自己的战友。直到这么多天过去了，史大川才有机会跑出来，找到王文报信，而且他也不准备跟着石友三再干了。
听了史大川的话，王文万念俱灰，当时都“懵”了，好半天才想到，要回北平向陈恭澍报告。
也是啊，大家想想，王文是1909年生人，这个时候才25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儿。要搁现在，刚参加工作才两年，还属于“新大学生”，每天在办公室里，也就是管打打开水、每天早点上班擦擦桌子吧。
临走前，王文将史大川安置在“三益成”暂住，并告诉他，“我有2000元钱存在柜上，要用的话找刘兆南就可以。其他的事，等我从北平回来再想办法。”
陈恭澍听了王文的汇报，也是五中如沸。稍稍镇定一下，他令王文即刻赶回天津，一是将史大川接回北平，二是设法了解先鸿霞和老褚的情况，以便设法营救。
同时，陈恭澍给特务处本部打了一个报告，要求保送史大川到南京去学习，同时设法营救先鸿霞和老褚，另外申请对支出的各项费用予以报销。
第二天，王文就回来了，带回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史大川取走了存在“三益成”的2000元钱，走了，失踪了。
此时南京的批复也回来了，大意是说：你报告的几件事事先没有备案，请继续提供切实的证据。
换句话说——对陈恭澍的报告，特务处不予采信。
也是啊，什么都没见着呢，你就说可能死了两个人，又要营救、又要抚恤，又要报销，又弄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史大川，说要让他到军校深造。搁谁谁也不信，更不能给办。
陈恭澍这个悔啊！
大错已经铸成，无可弥补。现在的关键是，已经对不起先鸿霞和老褚了，白白地送掉两条命，不能再对不起史大川了，非得找到他不行！
陈恭澍命令王文，开站里的汽车，马上返回天津，务必查出史大川的下落。
王文再一次返回“三益成”，前一天去的时候，王文就感觉刘兆南好象有点不对头，跟他说话总是躲躲闪闪的感觉，与原来的熟络劲儿迥然不同，于是就直接问刘，史大川到底上哪去了？
正在这时，刘兆南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言谈中支支唔晤，而且很快就挂掉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怕旁边的王文听到对方的说话。
王文很机警，很快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就是史大川，而且，因为他与刘兆南的话没有说完，他马上就会再打过来。
当电话再响时，王文一把抓起电话，果不其然，对方正是史大川。
史大川一听是王文，当即痛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先鸿霞兄弟眼睛瞎了，交了你这么个朋友，你害了他还不够，还要带着日本宪兵来抓我，你还有良心没有！”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至此真相大白——刘兆南私吞了王文存在他这里的2000元钱，骗史大川说“王文要害你，你赶快跑吧”，诓走了史大川。回过头来再骗王文，说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两头骗，要说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被一个电话戳穿了“西洋镜”。
看着眼前的“同乡加同学”，王文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生气，王文将刘兆南塞进汽车，直接拉回了北平。
人在气头上，往往会干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来。这个刘兆南，给陈恭澍惹了大麻烦。
“石友三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陈恭澍彻底败了，败得很惨。
总结起来，“石友三案”的失败，其责任完全在于指挥者陈恭澍：
其一，这么重要的行动案件，为什么不到天津坐镇指挥，而是在在北平遥控？要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你在现场，你观察到和感知到的东西，绝对不是听听汇报之类所能代替的。试想，在“吉鸿昌案”中出的变故，如果指挥员不在现场，吕一民、王文谁能处理？
再说了，从北平到天津，不象现在，高速列车，29分钟就到了。当年要打个来回，最快也得一天吧，多急的事也给耽误了。而且到最后，人命都出了，还是让王文这么一趟一趟地跑，他跑有什么用？哪一件事他能决定？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须知做长官的，要的就是你拿主意。王文绑架刘兆南这件事情，不管他做得有多不对，责任都是你陈恭澍的，因为你是领导者，最终的结果要由你来承担。
其二，作为领导者，应该敏锐地发现王文身上存在的立功心切、挽回面子的心态，为什么还坚持用王文？用也可以，为什么不及时提醒他稳扎稳打，不要急于求成？
其三，刺杀汉奸非同小可，在没有详细行动计划的情况下，居然让几个没有任何谍报工作经验的“运用人员”去进行所谓的“自行决定”、“随机应变”、“相机行事”，等于驱羊入虎口，是不是对别人生命的一种漠视？这一点上，比他的戴老板差远了！
其四，已经发现“三益成”掌柜刘兆南不靠谱，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指出来，提醒王文？要你做长官是干什么用的？
其五，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没有及时向南京特务处本部备案。其后果，不是几千块钱能不能报销的问题，而是先鸿霞和老褚这两位“锄奸烈士”无法得到承认，连身后起码的抚恤都没有，真的是白死了。还有史大川，连他的本名是什么都不知道，也都不知道是哪里人，找都没处去找。
事情还没有完，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并将继续付出代价。
至于石友三，虽然侥幸逃过“制裁”，但也不过多苟延残喘了六年而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死有余辜的石友三，终究还是“载”到了“自己人”手中。
1940年12月1日，当时任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的石友三，准备再次投靠日本人，结果被其手下、第八军军长高树勋活埋在黄河岸边。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
3.3 畏罪潜逃
王文将刘兆南绑架回北平，本意是让他“吐”出那2000元钱，并着落在他身上查出史大川的下落。没想到这个家伙见了棺材都不落泪，仍然一口咬定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陈恭澍依然继续着他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见到刘兆南，既没有责备王文的卤莽，也没有想办法让刘兆南开口，也没有说下一步如何发落这个家伙，仅仅是吩咐把他关在北平站（一个很大的院子，同时也是陈恭澍的家和一部分北平站工作人员的单身宿舍）的一个单独的院落中，然后就不管了，好象是来个了客人，白管饭似的。
刘兆南可不是来做客的，也不是来吃白饭的。
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报了官——估计也跟现在一样，写个小纸条扔到院外，写上“我被绑架，救人，谢谢”等等。
这天早上，刚起床的陈恭澍就听到有人叫门，一出门，发现已经有巡警进来了，此时的陈恭澍，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举动——
翻墙、出院、撒腿、“扯呼”！
这个陈恭澍啊，真不知道他是用脑子思考、还是用别的地方在想问题、还是脑子本身就有问题——
论公，你是一个秘密机关的第一负责人；论私，你是一家之主，这个时候，天塌下来也得你来顶！你怎么能跑？你跑了，剩下这几十口子人能跑么？
陈恭澍跑到大街上，“打”了一辆黄包车，一溜烟地跑到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中，告诉他出事了，同时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果不其然，白世维、王文、还有陈恭澍的太太等人，包括刘兆南，全部被警察局带走。
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他在跟谁也没打招呼的情况下，居然当天就买了一张火车票，跑到归绥（呼和浩特）投奔他哥哥去了。
这是很严重的事态，从北平警方的角度看，这叫“畏罪潜逃”，从特务处的纪律角度讲，叫做“擅离职司”，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不应当是陈恭澍这个档次的人应当做出来的事！
不理解！
你说他是害怕吧，应该不会害怕到哪里去，陈恭澍是参加过北伐的，上过战场，面对面地跟敌人拼过刺刀。你说这点事会吓住他么？
再说了，你就是再怕，怕得要死，你能跑到哪里去？跑到什么时候是个了？你能躲得过过国家司法，你能躲得过戴老板么？别忘了，你是面对着《三民主义》和手枪发过誓的——“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这个“最严厉之处分”你不会不了解其含义吧？
退一万步说，这些都不考虑——从特务处开小差出来的人，你以为今后还有“班”可上么？
所以，想来想去，真是搞不懂他。唯一的解释，只能说陈恭澍当时脑子里有水，而且水还挺多！
这一跑居然跑了一年多，当然陈恭澍也很不塌实，其间曾悄悄潜回北平打探消息，才知道，王文和刘兆南都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即传说中的“丙地”。
不知道放风的时候，王文可有机会见到老前辈王天木先生——因“箱尸案”的牵连，王天木也被关押在这里。
这一听又把陈恭澍吓着了，又跑了！
又猫了半年，此时已经是1935年10月，陈恭澎实在是呆不住了，也想明白了，下定决心，回南京、找戴先生归案——只要不判死刑，大不了坐他几年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