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陈恭澍迅速离开现场，同时，他看到兰子春、王文等人或骑车、或步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绕了几个路口，陈恭澍从西头进入煤渣胡同，安然的回到了北平站，见到了毛万里。毛很高兴的对陈恭澍说，听到枪声了，想必是“恭澍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陈说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得赶快了解。
毛说这你就别管了，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打探。
这一下午陈恭澍如何睡得着！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毛万里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令陈恭澍非常沮丧——王克敏仅左臂受伤，同车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则当场毙命。
第二天，报纸上刊出消息，除山本荣治以外，另有13人在战斗中受伤，但没说具体是哪一方面的人。
陈恭澍不知道的是，就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为了“安定人心”，王克敏带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以表示自己“安然无恙”，“政权”仍处于稳定中。
陈恭澍是职业特务，比毛万里要敏感得多，深知从今天开始，马上就是一场全城的大搜捕。
因此，他从毛万里家出来，临走前告诉毛，自己要出去一趟，今晚不回来了，不要为他担心。
多亏了王天木大哥当年的教诲，让陈恭澍结识了一大批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陈跑到他熟悉的八大胡同，以“大款”的身份，忍了两天两宿。
到了第三天，陈恭澍与毛万里通了一个电话，毛一听是他，马上说你快回来吧，有急事。
一见面，毛万里就说幸亏你那天走了，当天晚上日本鬼子就来了，你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查出来不得了。
另外，天津站有一封电报给陈恭澍，陈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天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只回去了5个——第一组组长兰子春和组员徐自富失踪！
同时，戴笠从南京来电，除对陈恭澍等人的“忠勇除奸”表示嘉勉外，令陈速回天津，另有要事。
行前，陈恭澍再次约见了张作兴和齐庆斌二人，来的却只有齐庆斌一个人，带来了一个令陈恭澍万分焦急的消息——武老在大搜捕中被抓，现下落不明，为避免连累，张作兴已经连夜逃往天津。
至于卞队长，由于武老的线索中断，已经无法兑现当时的承诺了。
1938年4月1日，陈恭澍返回天津，依然没有得到兰子春和徐自富的消息。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各种渠道，陈恭澍方才得知，兰子春和徐自富已经牺牲了。
——当天的枪战中，兰子春受了轻伤，但他在高度精神紧张中并没有感到，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到客栈才发现受伤，于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不虞有他。一会儿。同组的另外两人先后归来，其中一人说要去串个亲戚，因此逃过一场大难。
当晚，日本宪兵循着血迹追踪而来，逮捕了兰子春和另一名组员徐自富。在审讯中，二人均坚贞不屈，未几，在北平英勇就义。
至于武老，陈恭澍很多年以后才得知，其夫妇二人被逮捕以后，均受尽酷刑，但坚不吐实，几个月后被放了出来，武老已经被折磨得“不复人形”，不久即含恨去世，其年轻的妻子则不知所终。
“王克敏”案到此为止。虽然多有损失，但平心而论，在危机四伏的敌后，陈恭澍等不顾个人安危，以拼死一搏的勇气，狙击汉奸，不失为豪杰之举。
此战过后，陈恭澍“辣手书生”的名号不胫而走，好比逍遥津大战之后的张辽，华北群奸，“闻其大名，小儿不敢夜啼”。
7年之后的1945年12月5日，时任军统局北平站督察的齐庆斌亲自拘押了王克敏，为自己的铁哥们陈恭澍出了一口恶气，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殷汝耕等汉奸共14人。
1945年12月 25日，王克敏因鸦片烟瘾发作死在狱中，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人物，居然被他逃脱了“显戮”，实在是不公平。
陈恭澍的故事，暂时只能写到这里，因为再往下已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而特务处也在1938年改建为军统局，但此前的许多事情还没有讲，如果顺着陈恭澍的事情一路讲下去，等再回头说其他事情的时候，读起来难免会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因此，为了叙事上的条理性，陈恭澍的故事暂且打住。
但在这里，必须对一个人的结局做出交代。
这个人就是王文。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陈恭澍出掌平、津两站期间，共主持了“张敬尧”案、“吉鸿昌”案、“石友三”案、“殷汝耕”案、“王克敏”案等5起行动案件，除“张敬尧”案以外，王文深度参与了其后的四个，如果不限于“四小杀手”的话，王文也无愧于“杀手”的称号。
王文，原名王文翰，天津宝坻人，1909年生，1934年加入特务处北平站，系天津站 “情报组”组长吕一民的表弟。后王文任天津站行动组组长、“滦榆游击司令部”直属大队长。
前面说过，王文的家，是宝坻的一个富户，因此，当“滦榆游击司令部”成立时，便将本部设在了其家中。后来日本鬼子攻下宝坻后，将王文家的老屋一把火烧成了白地。
抗战开始以后，王文继续在敌后开展特工活动，1939年9月，王文在北平被捕，同年就义，年仅30岁。
王文的弟弟王文璧，则于狙击王克敏之后不久的1938年8月，在宝坻对日作战中牺牲。
"郑苹如案"
郑苹如是牺牲在四十年代上海秘密战中许许多多烈士中的一位。
郑苹如生于1918年，父亲郑钺曾留学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太太，所以郑苹如是个混血儿。
郑钺与中统特务陈宝骅（陈是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兄弟的堂弟）是很好的朋友，由于这个关系，郑苹如与陈宝骅也走得很近，后来成为中统特工，并接受了刺杀丁默邨的任务。
按：以上是较为大众的说法，笔者认为，郑苹如究竟是不是中统特工，还有疑问。个人倾向于郑是基于民族义愤，主动请缨刺杀丁默邨的。
刺杀的经过，网上材料很多了，大体是抄来抄去，每抄一次，佐料就多一些，戏剧性就多一些,还着意加上了某些"香艳"色彩,什么某特务爱上她，到行刑时下不去手等等。把苏妲己的故事都安到郑苹如身上了。
说这些话的人,我只能说他们既无人心,也无脑子。
所以这些不再赘述，大家只要知道郑苹如是抗日先烈就行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被捕后，汪伪当局曾找到郑的父母，说可以释放郑苹如，以此要挟郑铖出任伪职，其父母均严词拒绝。
这叫精神！这叫气节！
1940年2月，郑苹如烈士在上海从容就义，行刑的就是军统叛徒、刽子手林之江。
次年，郑苹如的父亲郑铖因思念女儿，抱恨而终。
1944年1月19日，郑苹如的弟弟、空军飞行员郑海澄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牺牲。
1944年8月7日，郑苹如的未婚夫、郑海澄的战友王汉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郑苹如一家，可谓满门忠烈！
1966年，郑苹如的母亲木村花子在台湾辞世，享年80岁。蒋介石亲题挽联“教忠有方”。
郑苹如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色戒》，其故事原型被认为取材于“郑苹如刺丁案”，这大家都知道了。
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曾公开抗议，并呼吁大家“切勿把片中沉溺情欲无法自拔的女主角，与历史上大义赴死的抗日烈士郑苹如画等号”。
张爱玲是否画了“等号”不重要，关键是我们不要去画这个等号就是了。
另外，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色戒》的原著，如没看最好看一下，因为李安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进去。
既然说到这了，就再说几句张爱玲。
张爱玲是抗战期间躲在“孤岛”上海弄文学的一个，当时像她这样的作家有一批，出于这个原因，解放以后，张爱玲的作品也不太受人关注。
张爱玲“暴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连带着她那个汉奸情人胡兰成。
要说谈世界观，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张，那显然是两股道，没法谈。但即便以当年而论，至少要说张爱玲这个人，起码是民族意识不够鲜明吧。国家都这样了，还有闲情逸志风花雪月，还讽刺某个女作家长得好不好看。
不怎么样！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所以张爱玲多少有点贵族血统。弄得眼高于顶，一般的人是瞧不上的。
按：张佩纶属清末的“清流派”，这一派都是翰林，大都属于那种志大才疏的人，今天骂这个，明天损那个，就一样，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的能力（张之洞是个例外）。让他们去负实际的责任,一定锛事。
张佩纶就是这么个人，整日里大言不惭，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眼。结果被人下了套，在中法战争中（1884年）被派到福建督战。这些人哪会这个，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会的，结果打败不说，他自己还闹个临阵脱逃，丢人丢到了家！
笔者不太喜欢张的作品，应该说运用文字的能力还是挺纯熟的，但一味地哀婉绮靡，气象不高。
既然说到张爱玲，就不能不说胡兰成，这个男人对张关系太大了。
对此，许多人不免腹诽：你张爱玲爱谁不好，偏要爱一个汉奸；爱也就罢了，还爱得死去活来。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似乎天生就招女人喜爱。
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认识这样的人，本人其貌不扬，也不一定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也不见得多有钱、也没见啥大本事，就是找女人一门灵。今天找一个，明天换一个，女人跟了他好象还挺美，拣了个宝似的。
这个，只能解释为——这种人的“性商”比较高、他身上从骨子里渗透着一种吸引女性的东西。
没辙，这个不是生气的事。你有本事，但你找不着对象。
胡兰成就是这么个人，而且他的“性商”可以说高到了极致，接近无与伦比的程度。
更厉害的，胡兰成有才。
胡是个大才子，典型的江浙才子。
关于胡的情事，大家去看《今生今世》就行了,没看过的网上有，这里就不多说了。
胡兰成在海外名气很大，尤其是日本。他涉猎很广，不光会写散文，还是个学问家，其学说是成体系的。
但我认真看了的只有《今生今世》，感觉也是那种腻腻歪歪、粘粘呼呼，不爱看。
这里只就他当汉奸的经历，简单介绍一下。
胡兰成是浙江人，燕京大学肄业。
1939年，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所谓“中央党部”，胡任其机关报《中华日报》总主笔。1940年—1941年，还曾兼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即常务副部长）,后因卷入伪政权的派系斗争,不但给撤了职,还关了些日子。
这就是胡兰成的汉奸经历，满打满算三年，时间不长，但足以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4年，胡在上海认识了张爱玲，1947年分手，也只有三年，但足以影响张的一生。
凡跟了胡的女人，鲜有时间长的，唯一的例外是最后一任太太佘爱珍。
按，佘爱珍的前夫吴世宝，原来是上海滩的一个“小猪猡”，后来成势，并参加“76号”，成为汉奸，以后我们会提到他。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胡兰成潜逃到老家浙江，并辗转于上海、香港等地，1950年前往日本定居。
1974年—1975年，胡兰成曾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到台湾任教，但终因观感太坏，被轰回日本。当时台文化界曾有人撰文《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
1981年，胡在日本去世，终年75岁。
这样一个于公理、于私德都有所亏欠的人，居然得享高龄善终，也算奇事一桩。
“中央党部刺汪”案
汪精卫这个人一生经历极为丰富，撇开最后当汉奸不说，前半生，端的是丰富多彩。比如，汪精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曾经当过刺客、也曾经遇刺，而且遇刺一回还不够，还要来个两回。
当刺客的那一下，就此奠定汪精卫一生的革命本钱。
遇刺的两回，第一回有点冤，第二回可是咎由自取。然而，最终真正要了他的命的，却是第一次、即今次要说的“中央党部刺汪”案。
谈到汪精卫，真的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么老资格的一位“革命家”，最后居然落水当了汉奸，想起来都替他惋惜。
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亲日的必然结果，否则，不至于在中央党部替他“一生的政敌”蒋介石挨枪子儿，所以说冤也不冤。
按：在国民党内部，乃至往前回溯到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等，其高层人士中，相当多的人都有深厚的日本背景，首先就是中山先生。更有大批的留日学生，如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而下之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殷汝耕、王克敏，军统内部的王天木等等，就更多了。我们前面说了，之所以八年抗战中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与当时政界的中、上层有一大批亲日派，有直接的关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此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会议。
会议地点在南京中央党部大院。第一天会议的程序是：
8点：与会人员到中山陵“谒陵”，然后回到中央党部；
9点：准时进行大会开幕式，听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大家在院里照合影；
10点半开始大会的预备会议。
当天，蒋介石于8点前到达“总理陵堂”，结果蒋发现他居然是来的得最早的。过了8点，“中委”们才陆续来到，而且许多人很不严肃，没有按事先的通知要求着礼服，穿中山装的、制服的都有，居然还有人穿着便装就来了。
蒋介石非常生气，但碍于正置身中山先生陵园，不便发作。
8时20分，谒陵仪式结束，蒋介石一怒之下，把他事先定好的讲演也取消了，坐上车就走。
在返回中央党部的路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很快地追上来，在超车的过程中，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往回看。蒋介石发现了，觉得不对头，于是叫慢点开，让出租先过去。
开了一段，赫然发现那辆出租居然停在路边等着他们，蒋大怒，令人下去盘问，一问，对方说是记者。
一个记者的车、还是辆出租，敢超蒋介石的车队，还窥视、守候，想干什么？
但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总不能因为超了你的车就抓起来吧，只得作罢。
回到中央党部，汪精卫的开幕词很短，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大家下楼来到门前的台阶上准备合影。
第一排已经摆好了椅子，正中，自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在第一排就座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等。
大家都坐好了，蒋介石却迟迟不露面，汪精卫让蒋的侍卫长王世和去请蒋“莅临”，等了半天还是没来。
汪精卫只好亲自去请。蒋说，今天秩序太乱，我觉得要出事，我不去了，你也不要去。
蒋不愧是军人，第六感官很灵敏。
汪精卫则不以为然，说这么重要的场合，咱俩都不去不太好。
说了半天，蒋就是不动地方，汪精卫只好自己出来，坐在中间。记者们对着第一排围成一个半圆形，嘁哩咔嚓一通闪光，9时35分，摄影完毕。
汪精卫站起来正准备转身，此时突然一个记者跳了出来，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即掏出手枪，冲着汪精卫就是三枪，汪应声倒地。
以事出突然，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衮衮诸公，此时都露出了原型。据当时的记载，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居然“钻到汽车底下”，不知道是确有其事还是糟改“大家”。
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居然是文人张继。
张继，与唐朝某著名诗人同名，1882年生，河北南皮人。
这个南皮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晚清名臣张之洞祖籍就是这里的人。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恩科的探花；他的堂兄张之万更了不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状元，
这两科都很出名，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厉害，并不是因为张之万这个状元，而是因为这一科出了个李鸿章，不过当年他的名次比张之万可差远了——二甲第十三名进士！
同治二年恩科的状元叫翁曾源。翁曾源是翁同龢的侄子，著名的“叔侄两状元”传为佳话。翁曾源患有“羊角风”，一发病就口吐白沫、人事不知。事有凑巧，正好殿试那天精神抖擞，把张卷子答得无懈可击，一举抡元。
所以，和张之万那一科相同，同治二年恩科也不以状元闻名，出名的是探花张之洞。
从二张兄弟起，南皮文风大盛，张继就出生在南皮的一个世家。1899年，张继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遂“投身革命”。后来，因与邹容等强行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张继被驱逐回国。
回国以后，张继与黄兴创立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作为国民党元老，张继成为与胡汉民、汪精卫、张璧齐名的“南胡汪、北二张”之一的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张继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就是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张继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为故宫博物院的创立以及重要文物的保全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他与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不大对付，时有龃龉，到最后居然出以政治手段，结果弄出了“故宫盗宝”的惊天大案，易培基竟至抱恨而终。
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隔了多年之后，依然是各执一词，政治家的政治手腕，原不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可以置喙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瀛老先生的《故宫尘梦录》。
关于张继，有很多话题，比如他的“惧内”、比如他家公子闹出的那桩很出名的命案，奈何离题万里，不说也罢。
但有一点必须要说，张继是一个极有胆识、有担当的人。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暴动失败后，张继作为一个书生，曾“手持双枪”，冒死护送黄兴突围。
l947年，张继病逝于南京，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扯远了。
却说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刺，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从背后死死抱住了年轻力壮的刺客,旁边的张学良上去一拳将刺客手中的左轮击飞。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才赶到，两枪将刺客打成重伤。
枪法还真不错——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伤着张继。
最先赶到出事现场的，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
此时汪精卫自忖必死，于是说：我为革命，死而无憾。
陈璧君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生死关头面前丝毫不露小女子态，只是说：“四哥（汪在家里行四），你放心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结果我早已料到。”
这时蒋介石也赶来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以后的责任，要你一个人来负了。”
蒋介石一条腿半跪下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
陈璧君也是“老革命家”了，当年曾“毁家纾难”，在国民党内很有声望，论资格还老于“后起之秀”蒋介石。因此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何必用这种手段!”
几句话说出来,抢白得“蒋先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搓火”又不便发作。
据陈公博回忆，当时还是他亲自给中央医院打的电话，说了半天，对方才肯出诊。
医生半天不来，汪精卫就那么躺在地上，蒋介石和陈璧君就那么站在旁边等着，另一边还躺着一个刺客。
——要说这事也够新鲜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出了这么大的事，医院居然还敢推三阻四，今天的我们，真是不可理解。
这时，大家忽然发现孔祥熙“失踪”了。
找了半天才发现孔祥熙在汽车底下，出不来了——进去的时候出以慌乱，多小的“空”都能钻进去，出来可就不行了。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拽出来，把马褂的袖子都给拽撕了。
检查结果，汪精卫身中三枪——刺客一共就开了三枪，由于是抵近射击，三枪全部射中，而且还有“绝”的——
刺客开枪的一瞬间，汪精卫正在转身，因此这三枪，有从后面打进去的，也有从前面打进去的、还有从侧面打进去的，你说这三枪挨的，一点不糟践。
后面的一枪最轻，打穿了左上臂，属于贯穿伤，处理一下伤口即可。
前面的一枪就有些麻烦，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我博客里有照片），做了三次手术，才把把子弹取出来。
问题最大的是侧面的一枪，从右背射进，可是子弹却怎么也找不到。没办法又送到上海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结果发现子弹正好卡在肋骨上，伤及脊椎。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认为取出子弹难度很大，且有生命危险，建议保守治疗，用药物控制，并保证30年不会出问题。
——殊不知，9年之后，正是这颗子弹，要了“汪逆精卫”的命。
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到医院的还有刺客，当时，卫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姓名是孙凤鸣。另外，只搜出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和六角钱，可见刺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
汪精卫被刺，日子难过的却是蒋介石。
用陈公博的话说，大家都怀疑这件事是蒋先生的特务队干的。
“蒋先生的特务队”是蔑称，指的就是戴笠的特务处。
想想也正常，谁都知道“蒋先生”和“汪先生”不对付，汪先生遇刺，那不是蒋先生干的还有谁？别人谁有这么大胆子?
再说了，照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席，显然是事先就知道有事要发生，再明显不过了。
其实，这件事真是冤枉了“蒋先生”。试问，蒋介石要刺杀汪精卫，在哪儿不行，非得在中央党部？什么时候不行，非得在中央全会开会的现场？蒋介石怎么会干这种蠢事？
无奈这种事无法辩白，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哑巴吃黄连”，背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黑锅。
要想撇清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破案。
据说当时蒋介石就把戴笠叫来痛骂了一顿：“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来啦！每月几十万元法币给你们，就为酿出这等祸事吗？”
当天，一向冷静、讲究风度的蒋介石，居然用冷水冲头，可见“搓火”到了极点。
确实，一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不要说还是国府的“行政院长”），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行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笑话。
既然是“笑话”，就有人在等着看结果。
有的记者去采访国府主席林森，林说：“外边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替蒋先生掌印把子。”
还有记者去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108个烟囱，全国都像无锡，做到实业救国就好了。”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颇为关心——都是些吃特务饭的。
宪兵司令谷正伦找到桂永清商议，怀疑是康泽他们干的。
陈立夫也在自己的内部进行追查，他手下不是也有个特务机构么——叫“中央党部调查科”的。
当天下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都是形形色色的特务——有陈立夫、有宪兵司令谷正伦、有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有黄埔同学会刘健群，还有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邓文仪等等。
蒋介石大发脾气，又提起他今天从陵园到中央党部路上遇着记者出租车的事说了一遍，指责宪警工作失误，要求抽调得力人员参与侦破，经费由军政部拨用，限一星期查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否则，今天到会的人全部撤职查办。总之，不惜人力物力，必须早日破案，“以正视听”。
蒋介石还要求，每天要派人去中央医院探望汪精卫伤情，并向他汇报情况——其实，探病是一方面，关键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往医院跑、谈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往我身上“泼污水”！
确实，汪精卫一出事，中央医院立马变成了“临时中央党部兼行政院”。汪精卫不是一般领导，出了事，大家都得拎着东西去看。不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医院跑，有的是探病的、有的是看情况的，陈璧君安排人接待，忙得不亦乐乎。
蒋介石特地请各派系首脑代表他前去看望汪精卫，同时侧面向陈璧君解释：“这事真不是蒋先生派人干的，保证限期破案。”云云，并请陈壁君派人参加侦破，以示坦白。
次日，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下设4个组：
第一组是戴笠的特务处；
第二组由教导总队桂永清负责，以教导总队中的复兴社基层骨干为主；
第三组由宪兵司令部谷正伦负责，由宪兵、中央军校中的复兴社基层干部组成；
第四组由中央党部负责。
在特务处召开的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军校八期毕业生吴幼元，当时在教导总队任职，参与了侦破。据他回忆：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
“国内方面：
共产党：经过长期作战，伤亡惨重，只求整补自安，不会寻找麻烦，也不会采用刺杀个人手段。
民主党派：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胆识出此下策。
国民党内部：胡汉民的两广集团，目前政治、经济都很困难，不会向中央挑衅。
地方势力：如山东韩复榘，也只是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已派部队进行监视，不可能刺汪。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贵州王家烈，以及西北地方实力派，虽对中央怀有二心，但与汪无宿怨。
国际方面：
意大利帮我建设空军，但又与日本互通情报，出于某种动机，刺汪或有可能。
德国情况和意大利一样，一面助我训练新军，一面又偏袒日本，曾卖军火给西北地方实力派，反说中国人不争气，有可能参预刺汪案。
俄国人(当时对苏联通称)是第三国际总部，企图中国赤化，经常在边界挑衅，阻碍中国统一，但不会采取暗杀手段。
日本，侵占我东北四省后，网罗汉奸，进行颠覆活动，是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收买亡命之徒，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但以上说的都是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目前，唯一线索应从孙凤鸣和晨光通讯社入手。
问题是——孙凤鸣已经死了。
遇刺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然而，汪精卫的慈悲心肠已经无济于事。
孙凤鸣所中的两抢都在胸部，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掏出口供，特务命令医生尽全力抢救，即便如此，孙凤鸣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于11月2日凌晨3时许死亡。其间，孙曾在弥留之际说了“中央军校”、“姓张的”等几个词，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根据这唯一的线索，特务们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央军校”。
所谓“中央军校”，其实就是当年的黄埔军校——1928年，蒋介石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将已经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按：从“黄埔军校”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远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热闹着呢，最极端的时候，在武汉、广州和南京同时出现了三个“黄埔军校”。这事，以后讲“黄埔军校”的时候再说。
中央军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有4000多人，特务们大海捞针一般地挨着个核对，最后列出十多个姓张的作为嫌疑人。
其中，特务们发现有一个有少尉张某比较可疑。
张某是安徽合肥人，二十五、六岁，由于其妻没有工作，生活比较拮据，但一个多月前，张家忽然雇了一个佣人，其妻还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其消费水准与收入水平明显不相称。另外，其妻有时几天不归，行迹亦有可疑之处。
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是张治中，特务们在未向校方通报问题的情况下，秘密拘捕了张某夫妇，并进行隔离审查。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夫妻双方同时被捕，因为分别询问，两下一凑，破绽立现。
经过对张某两口子的讯问，发现双方供词彼此矛盾、互相出入之处颇多，如介绍人、结婚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立即将张某夫妻关押起来。另外派了两个特务假扮夫妻住进了张家，守株待兔，等着有人来自投罗网。
果不其然，11月3日夜，接到上海来的一封电报，内称“母病速归”四个字。
特务们问张，张说母亲在合肥，上海没有亲戚。又问其妻，也说上海没有亲戚。
——张某夫妻没有反侦察的经验，他俩是不知道上海有电报来，照实供认的。
至此，特务们认定，此事必然与汪案有关联——孙凤鸣说“姓张的”，很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于是决定放鸟出笼，送张妻去上海。
事实证明，特务们还比较专业，张某夫妻正是本案的第一和第二个关系人。
为保证着唯一的线索不断线，行前，特务们做足了文章。为避免出事，先打电报给上海，派大批人到车站迎接。包了整整一节车厢，派了四十多个男女特务随行陪同前往。另外找了一只小皮箱，装进好几十多斤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张妻下车时拎着——这是因为，一般人如果在提着重物的情况下，是无暇东张西望的，避免暴露。另外还有两位女特务扮作佣人。
11月4日下午上车，5日上午，整整一车厢的特务随着张妻到达上海。
张妻出站没走几步，就有一辆黄包车悄没声地来到她面前，说“请上车”。
价钱也不讲，也不说拉到什么地方——典型的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方式。
随行的两位女特务马上说：“小姐上车吧，把车帘挂上。”这是避免她看到外面，走漏消息。其他的特务，有坐人力车，也有打车的跟在后面。
车子到某酒店门口停下，张妻下车，一个穿长衫的人来将其接到早已订好的房间。
“女佣”对“长衫”说：“小姐车上着了凉，你去买点阿司匹林来。”
“长衫”一下楼，马上被特务们拘捕。
“长衫”是本案的第三个关系人，一经拘捕，即刻招供。不过他是个“打杂”的，并不了解多少内情，只知道张妻经常到这家酒店来。几天前，说她又要来，两天前就订好房间，至于张妻是干什么的，“长衫”并不知道。
再问“长衫”的上线，说是“五洲药房”某人。
接着抓——第四个。
“五洲药房”说了，自己是交通员，上线叫何圣明，但何圣明是干什么的、住哪里统统不知道。
再问。“五洲药房”又供出一个人来，说有一个拉黄包车的，大家都叫他“林大哥”，有时也交代他预订房间、买车票、船票等等。
特务们一听，马上联想到在火车站的那个车夫——第五个。
抓来一问，原来这个车夫并不是“林大哥”，但他知道“林大哥”的住处。
完了！一个人带出一串来——
特务们直扑林家。“林大哥”不在，其妻说：“老林去太古码头接客，回家时间说不好。”
特务给她一块钱，请她把“林大哥”找回，说是“南京来人，已送到老地方，请他去接一趟”。林妻心想这一块钱挣的可是忒容易了，高高兴兴地就去了。
这帮子特务是真够坏的，就这么“蒙”老实人！
女人叫了辆黄包车在前边走，一帮子特务在后面偷偷跟着，同时派人先到太古码头隐蔽。
到了码头，林妻走到一辆黄包车前，与车夫说话，想必这就是“林大哥”了。
先期到达的特务们已经了解清楚，有艘香港来的客轮，在广州、厦门停靠过，马上会靠岸。
船到，有三个客人走在旅客的最后面，“林大哥”迎上前去，其中一人说：“来了三个人，再叫两个车来”。也不讲价钱，拉车就跑，直到张妻最初入住的酒店。
特务们早已密布整个饭店，扮成茶房的特务引导三人到三楼。来人问，为什么上三楼? “茶房”说：这几天二楼没有房间。
三人来到三楼315房间坐下。当“茶房”再次去送开水时，一人正在打电话，“茶房”说电话坏了，请到办公室去打。
——自然，电话已被特务事先掐断。
三人似乎已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其中一个人问：“今天是什么戏？票可以买到吗？”
这个显然是在对暗号——“茶房”不知怎样回答，只好说：“可以买到。”
对方一听马上关门动武，三人将“茶房”按在地上一通狠揍：“你是什么人？”
“茶房”也很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厉声喝道：“不许喊。”随即用毛巾捂住“茶房”的嘴。
此时，守候在在门外的特务听到房内有异动，立即将门撞开，掏出手枪说：“不许动！”
此时，三人中的一人，慢慢退至窗口，跟着突然一窜，跳出窗外，摔在马路上，特务们追下去时，已经摔死了。
据被逮捕的另外两人供认：
他们在香港、广州、汕头、新加坡都有据点，上海、南京有工作组，摔死的就是上海组负责人。
南京组负责人叫华克之。南京的晨光通讯社，就是他们掩护工作的据点。
“林大哥”是他们的交通员。
至此，特务们大获全胜，在上海，一共逮捕了六个人——“长衫”、“五洲药房”、火车站的车夫、“林大哥”以及坐船来的两人。连同张妻，一同解回南京审讯。
公平地说，从办案的角度看，上海的一路，已经够利索的了——从11月5日到上海，仅用了10天时间，到11月15日已经抓回了6个人。
然而南京这边更快，不待上海的一路回来，已经查出了指使者华克之！
南京的晨光通讯社，早在出事的当天，由于从孙凤鸣的身上搜出了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已经被特务们搜查过了。
搜查由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带队，前往陆家巷23号晨光通讯社搜查。可以想见，等特务们赶到，晨光通讯社早已人走屋空。只剩下几张办公桌椅和文具用品。另外有一大堆纸灰，而且烧了以后，还经过反复翻弄，十分老到。
在现场勘查中，有一只旧信封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信是从江苏扬州江都寄来的，收信人叫华克之。
特务们分析，江都可能有晨光通讯社的人，于是在11月2日下午派人到江都，按发信地址找到一个“黄先生”。
特务们事先早已设计好，假装很熟稔地问：“南京的人回来了吗？”
“黄先生”也是个没有任何反侦察经验的人，一看对方单刀直入，心想肯定是自己人，直截了当地实话实说：“回来了，昨晚到的，今早去的东乡洪家，那儿可以暂住。”
特务们说，那我们说去“洪家”。“黄先生”说：我陪你们去。
到了“洪家”，见到两个人，神情紧张，一见有陌生人来就准备动武，可想而知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特务的对手，连同“黄先生”一同被逮捕。
据三人供认：晨光通讯社经费由王亚樵提供，负责人为华克之，华于11月1日上午已经离开南京。
至此，“中央党部刺汪”案已经破获，共逮捕有关者14人，刺客孙凤鸣已死。主谋王亚樵在逃、华克之不知去向。
经审讯，大体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磨店乡人（与李鸿章是一个乡的）。王亚樵参加过同盟会，曾在家乡起兵响应辛亥革命，事败后组织名为“安徽斧头帮”的帮会组织，逐渐成为职业杀手。
华克之，1902年生，本名张建良，江苏扬州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南京金陵大学肄业，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
孙凤鸣，1905年生，江苏铜山县人，原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中尉排长。“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命令六十一师调南京整训，六十一师在未到达南京以前，师长中途不辞而别，抵京后，蒋介石下令改编，校级军官另调其他部队任用，尉级军官送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受训，士兵由教导总队接收，名为改编，实系吃掉。孙风鸣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了部队，并认识了华克之，后又加入了王亚樵的“安徽斧头帮”。
华克之、孙凤鸣的共同理想是刺杀蒋介石，于是，他们设想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一方面掩护身份，另一方面，记者采访经常有接近高层人士的机会，可以就便下手。
关键是开办资金怎么解决，他们想到了王亚樵，适逢王亚樵也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于是王找到了曾发动“福建事变”事败的李济深和陈铭枢。李、陈一听极表赞成，于是资助5000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活动经费。
有了经费，还要有人担保。按照当时的规定，申请成立通讯社须有“殷实铺保”、“连环铺保”即保上加保，同时再加上一位科长以上的在职官员作保，方能领到许可证。
华克之通过熟人，上下疏通，很顺利地办妥了通讯社的手续，批准的时间是1934年11月。登记表上注册社长胡云卿（华克之），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按：晨光通讯社出了事，铺保自然也跑不了。结果一查，晨光通讯社的铺保是建康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两个月前倒闭了，主人去向不明。
连环铺保是香港一家衬衫厂，据特务们在香港调查的结果，该厂在三个月前迁往广州，广州一查，根本就没这个地址。
只有保人倒了霉，不知道华克之他们怎么托到中央党部的一个科长做担保，供称是为友人所骗，当即被撤职查办。
晨光通讯社开办以后，几乎一年时间，华克之、孙凤鸣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下手，此时经费已堪堪用完。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二人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决定不顾一切，由孙凤鸣做博浪一击。
当天的目标，本来是蒋介石，但蒋比较敏感，于是孙凤鸣临时决定刺杀抗日态度同样消极的汪精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特务们从上海抓回的人当中，有一个叫王宝珍的，其真名叫崔正瑶，江苏仪征人，她就是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于1938年，在南京沦陷前夕被杀害。
在审讯的全部过程中，特务专门请陈璧君派人参加，以证明此案与蒋介石无关。
在本案的叙述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笔者始终用“特务们”指称所有参与“破案”的人员，而没有明确地说“特务处”。
这是因为，“中央党部刺汪”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流传下来的史料甚多，惟其如此，令人莫辩真假。尤其是各色人等的回忆，彼此矛盾、互相出入。按军统方面的记载，比如沈醉先生的回忆录，此案完全是特务处破的，跟其他三个组毫无关系，而教导总队的说法同样言之凿凿，各种细节跃然纸上，编是编不出来的。
这个，作为后人的笔者无法分辨，只好以“特务们”概言之，好在这并不重要。
“中央党部刺汪”案的另外两名“主谋”，华克之后来投身革命，成为著名的传奇人物。解放后，华克之同志曾任中调部副部长，1998年逝世，享年96岁。
抓不到华克之，戴笠的手指向了王亚樵。
5、“王亚樵”案
王亚樵是个很出名的人物，网上资料很多，我就不更多的写了。只说点大的，白川义则知道吧？
不知道？
侵华日军在中国一共就死了六名“大将”军衔的高级军官，白川义则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4月29日，这一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由王亚樵策划，由朝鲜人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将白川义则炸死，同时被炸伤的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重光葵这个人，大家应该更熟悉——1945年9月2日，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的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戴个高礼帽，穿身燕尾服，手里拄个拐棍的那个跛子，就是重光葵——“密苏里号”那么高，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去的！
对于王亚樵，戴笠并不陌生。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戴笠就曾给王亚樵打过下手。
从1916年戴笠被学校开除，到1926年在毛人凤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到广州考取黄埔军校，戴笠曾有长达十年的时间在“打流”。换言之，从20岁到30岁这一生最好的十年中，戴笠是在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中度过的。
也无妨说，戴笠用了十年的时间为他的后20年的“辉煌”在打基础，他是在上“社会大学”。
这十年，戴笠什么都干过、但什么都没干成，用“吃嘛嘛不香、干嘛嘛不成”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自然，戴笠也曾经加入过帮会组织。
戴笠发迹以后，对于早先的困顿，并不讳言，并声称自己是在用艰难困苦来探求“革命的道理”唯独对于曾经加入过帮会组织这一点，绝口不提，而且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竭力掩饰帮会习气和做派。
其实大可不必，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拜个“老头子”是很普遍的事情，戴笠就曾经加入过王亚樵的“团队”，属于几等角色不清楚，但一般认为，戴笠与王亚樵曾经是结拜兄弟，可见在帮中的地位不会很低。
时过境迁，十年之后，彼此都是一番新天地了，王亚樵成了令人闻之胆寒的“民国第一杀手”，手下的“徽帮”在上海称王称霸；戴笠则成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令人谈虎色变。王亚樵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戴笠的职责却是“保卫革命领袖”——当年曾发过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结义兄弟，也只能是反目成仇。
1933年5月12日，戴笠逮捕了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以警告王亚樵。
很有意思，王亚樵是专杀人的，王述樵却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律师，哥俩的生活道路，反差直如此之大。
王述樵的老师是著名的沈钧儒先生，沈当时是“全国律师公会”会长，为此，沈曾以全国、上海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表示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
戴笠以王述樵要挟，托人与王亚樵谈判，王亚樵则提出：“如戴笠真是准备和解，先给我办两件事：第一，随我吃饭的人太多，要解散他们非 100万元不可；第二，对南京、苏州、上海各地，凡所逮捕我的人，一律释放。如你做到上述两件事，我决只身到南京请罪，表示我的诚意。
据说，这两条戴笠都同意了，但又提了一个条件——要求王亚樵对“西南反蒋派”（即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等等），不管是谁，杀一个就行。
——好比林冲要上梁山，先递个“投名状”来。
王亚樵大怒：说“雨农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小人之事。”并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称“如不释放我的人，誓与你周旋到底。”
至此，王亚樵与国民党当局彻底决裂。1933年秋，蒋介石悬赏百万买王亚樵的项上人头。上海是待不下去了，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逃离上海潜赴香港，行前给戴笠写了一封信。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
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
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夙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
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
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
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亚樵 书】
到1935年，“中央党部刺汪”案发作，王亚樵兑现了他“周旋到底”的誓言，也该是戴笠让他“悬首都门”的时候了。
根据供述和原有掌握的情况，戴笠先是通过特务处香港站，与香港警方交涉，于11月23日羁押了王亚樵的得力干将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等三人，接着以首都警察厅名义行文港英当局，要求引渡三人回国受审，被拒绝。
对此，戴笠表示：“此案关系我国法权与国际地位甚大，不可畏难却顾，不了了之，以免歹徒得以侥幸苟免，甚至以外地为阜逃薮，而肆无忌惮，益为猖狂。”
于是，戴笠派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李果湛带着陈质平等大批特务赴香港，聘请英国律师与港英当局打了一场历时8个月之久的官司，最后以胜诉告终，于1936年6月将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三人引渡回国。
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等三人被捕，王亚樵羽翼尽失，尤其是他手下第一悍将余立奎，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师长，忠心耿耿，智勇双全。失掉了余立奎，留给王亚樵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了。
眼看香港也不安全了，王亚樵又跑到了广西，托庇于李济深、陈铭枢之下。
按：上世纪初的广西，有两个特点：
一是基本上相当于独立王国——完全由桂系把持。这个“桂系”一说又复杂了，包括“老桂系”和“新桂系”，包括西南反蒋派与“桂系”的关系，也包括李济深究竟算不算“桂系”的人，还包括陈铭枢这个广东人（陈是广西合浦人，原属广东）为什么会和李济深搞在一起，还发动了一场“福建事变”，等等，足够写几本书的，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网上搜吧。
由“桂系”把持的广西，基本上形同化外，“中央”的话是不听的，所以，到了当年的广西，基本上跟出了国也差不多。
第二个特点，桂军厉害，桂军能打仗是出了名的。
当然，广西的很多地方文风也很盛。有清一代，一共只有两位“连中三元”的状元，其中之一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状元陈继昌，陈继昌就是广西临桂县人（另一个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状元钱檠，江苏苏州人）。
这个广西临桂县了不起——清朝的4名广西状元全部出自这里。李宗仁、白崇禧都是临桂人。我们这边，38军军长李天佑上将也是临桂人。
再说王亚樵，跑到了广西，戴笠还真难办，当年的特务处在广西的力量还很薄弱，也没有派出的站组，还不如在香港好找。
戴笠的目光，盯在了余立奎身上。
戴手下有个特务叫陈亦川，以言语便己、头脑灵活著称。陈是安徽人，戴令其以同乡的身份去劝说余立奎：如果交出王亚樵，马上放你出狱。陈亦川去了，结果被余一口拒绝。
一计不成，陈亦川又生一计——何必在余立奎这一棵树上吊死。余的太太（也有人说是如夫人）叫木兰——这名字起的，也许是化名吧。一直住在香港，其生计仍由王亚樵负责，如能将木兰“搞掂”，王亚樵岂不是手到擒来？
戴笠深以为然，但这个任务陈亦川是完不成的——戴笠派出的，是广东文昌人陈慈，也叫陈质平，后来当过上海区书记，我们原来讲过的，令陈慈尽快接近木兰。
陈慈年轻的时候长什么样不清楚，从老年的陈慈看，怎么样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等等也沾不上边，不过可能人家不靠这个。
不管人家靠什么吧，反正陈慈很快就与木兰成了好朋友，并劝木兰：你要救你的老公余立奎，只能把王亚樵交出来。
并劝木兰到南京去探望余立奎。
这边的陈亦川也没闲着，天天在余立奎耳边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你在这儿为王亚樵拼命、蹲监狱。听说你被捕后,王亚樵已经跟木兰勾搭到一块儿去了,你觉得你值么?”
余立奎是一条硬汉子，讲究义气，坚决拒绝出卖王亚樵。但什么事也架不住天天有人在你耳边说，结果他对木兰起了疑心，当木兰来看他时，余立奎拒绝接见。
陈亦川骗完了余立奎，又调过头来开始骗木兰:“余立奎说只有你知道王亚樵的住处,你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就领我们去把王亚樵捉来，把他换出去!”
木兰提出要见了余立奎再说，陈亦川说:“可不是我们不让你见，是余立奎不肯见你，说你不把王亚樵捉来,就甭想见他!”
木兰信以为真,于是答应带领特务去抓王亚樵。
琢磨起来——这两个姓陈的特务，真够坏的，轮着番儿地骗人家余立奎两口子，看来好人当不了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