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5日，傍晚。
像往常一样，勤奋的钱壮飞秘书仍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替徐恩曾“加班”处理公务。
此时的汉口，蔡孟坚也在加班，几个小时之内，他连续给徐恩曾发来6封“亲译”电报。
所谓“亲译”，我们前面讲过，为了加强保密，往往在一个特工组织的常用密码系统之外，另有一套密码，由这个单位的第一负责人直接掌握，这样，即使发生了泄漏，别人不掌握这个密码，也只能干瞪眼。
所以，虽然蔡孟坚没有理会顾顺章的警告，依然给南京发了电报，而且发得还挺多。但蔡孟坚做的并没有错，他给徐恩曾发的“亲译”电报，除徐本人以外，旁人是译不出来的。
错的是徐恩曾，因为他的那套所谓“亲译”密码，不光他有，他的秘书，他无比信任的钱壮飞手中，同样也有一套。
至于这套“亲译”密码，是徐恩曾主动给钱壮飞的，还是钱设计“搞”到手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密码本身。
实际上，不光徐恩曾，许多特工单位的负责人，都不会去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亲译”电报，而是把这套密码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帮他翻译。
据陈恭澍回忆，1939年3月19日，戴笠发给他的那通“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的电报，就注明了“亲译”二字，这封电报就不是他自己译的，因为他早已将密码交给了特务方炳西，授权他代为翻译。
可见，即使是特务，也不都那么循规蹈矩，得省事就省事，只要别出事就行了。
问题是——陈恭澍没出事，可是到徐恩曾这儿就出事了，出的还是大事。
此刻，6封“亲译”电报，都送到了钱大秘书手中。
有一个问题需要判断——如果徐恩曾当时就在办公室的话，我们不知道钱壮飞有没有机会提前看一看，有可能即使想看，也没有那个时间——总不能当着徐恩曾的面，去看他的“亲译”电报吧。
事实上是徐恩曾不在，钱壮飞岂有不大看特看之理！
想起来，挺可怕——只能说顾顺章的被捕太是时候了，蔡孟坚打电报的时机，掌握得也太若合符节了。
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事，的确需要气运——而这个“气运”在我们这一边。
所谓大难不死、所谓败中取胜、所谓咸鱼翻生，都是需要机会的。此刻，机会就在钱壮飞的手中——就是那薄薄的几张纸。
钱壮飞依次译出这6封电报：
“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
“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从前4封电报看，本来，蔡孟坚是想请老蒋单独派一艘军舰来接顾顺章的，那样显然更保险，但后来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于是从民间找了一条船，想尽快将顾送回南京。
更可怕的是第5封电报：
“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钧座”系指徐恩曾，也就是说，明天——4月26日，蔡孟坚就要飞到南京，与徐恩曾会面。
蔡、徐的会面，将要谈些什么？钱壮飞不知道。
蔡孟坚是否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钱壮飞同样不知道。
按常理判断，顾顺章既然“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极有可能已将一切和盘托出。
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蔡孟坚一来——岂不立时拆穿“西洋镜”！
最可怕的是第6封电报：
“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钧座以外人”指的是什么人？
不是钱壮飞而谁！
作为后人，我们真的无法揣测钱壮飞当时的心情——那一份大智大勇，不是随便谁都能具有的。
乘飞机的蔡孟坚，最晚明天中午就到，那是4月26日，星期日。
坐轮船的顾顺章，最晚后天上午就到，那是4月27日，星期一。
换言之——
第一，至迟今天晚上，就得把情报送出去，才能保证在4月26日尽早找到李克农.否则，即使中央得到消息，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部署转移，一旦延到4月27日，顾顺章赶到南京，一切都太迟了。
第二，至迟明天上午，钱壮飞必须撤离。
打个俗的不能再俗的比喻——距南京300公里以外的上海，中共中央、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船，随时可能倾覆。
笔者的想象力有限，除此以外，真的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比喻，能够更恰当地形容当时的险恶局面了。
要尽快地把消息报告党中央，要保护其他的工作同志，同时要尽可能地保全自己，钱壮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抉择。
这是一场比赛，时间就是一切，钱壮飞要与要与顾顺章赛跑，但在此之前，他要先与蔡孟坚跑一场。
对钱壮飞而言，两场都是决赛！
此时最需要的是冷静，所以，这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那种临危不乱的定力，真是了不起。换做一般人，恐怕早已心乱如麻。
然而钱壮飞不是“一般人”，他做对了所有的事情。
他叫来了自己的女婿、交通员刘杞夫。
按：钱壮飞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包办婚姻，1914年，中学还没有毕业的的钱壮飞就遵母命，娶了湖州同乡徐家的女儿徐双英，次年生下了他的大女儿，取名为钱椒椒，钱椒椒的丈夫就是刘杞夫。
同年，钱壮飞考入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并在这里认识了女同学张振华。
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人，其祖上是清朝著名的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属于名门之后。张的家境比钱家好的多，经常资助钱壮飞，彼此逐渐暗生情愫，成为夫妻。生下了另一个女儿钱蓁蓁，后拜黎锦晖为义父并改名黎莉莉，另外还有两个儿子钱江、钱皇。
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仲，是中共早期党员。1925年，经张暹仲介绍，钱壮飞夫妇和他们的好友胡底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杞夫，又名刘栖风，湖南宁乡人。他的妻子、1915年出生的钱椒椒才16岁，可想而知，刘杞夫也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大男孩。
钱壮飞简单的把情况讲给刘杞夫听——不能讲多了，地下工作，即便是自己最亲的人，也要打个问号，另外讲多了刘杞夫也记不住。并叮嘱刘杞夫，马上带着钱椒椒，坐当天晚上的最后一班车赶到上海，务必找到李克农，把情况汇报给他。并将联系方法教给刘，让他重复了几遍，准确无误之后，才放心让其离去。
行前，钱壮飞特别叮嘱刘杞夫，找到李克农之后，必须马上返回南京，了解进一步的消息，即便敌人已经侦知了钱壮飞的真实身份，也要回来。
刘尊嘱而去。
钱壮飞又到另一个潜伏的工作同志处，以约定暗号向其示警后，又回到了徐恩曾的办公处，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作为徐恩曾的秘书，徐的一切银钱往来，均由钱壮飞经手——钱不愿意“落”这个话柄在敌人手中，好像是卷走了徐恩曾的钱、临了还贪小便宜似地。
整理好了一切账目，钱壮飞静候天明。
4月26日一早，徐恩曾从上海潇洒归来，钱壮飞若无其事地将6封“亲译”电报交给徐，之后悄然而去。随即登上了当天的第一班车，赶往上海。
1931年4月26日，凌晨。按照钱壮飞的指示，刘杞夫找到了李克农。
几经辗转，钱壮飞的绝密情报终于送达了周恩来。
这场赛跑，至此打赢了一半，钱壮飞抢在顾顺章开口之前，将消息报告给了中央。
现在要看周恩来的了。
此时，周恩来面临着一个抉择——如何判断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并非不相信钱壮飞的忠诚——
整个中共中央要来个大转移、大搬迁，会有多大的动静，可想而知，还得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还得在一天之内完成。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么大范围的搬迁，本身就不保险、就面临着造成某种暴露的可能。
敌人是狡猾的，如果是假情报，反间计，中了敌人的圈套，这个损失可就太大了。
此时，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他一下车就到电报局，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但电文是暗语：“克潮病笃。”
“克”自然是李克农、“潮”是指钱壮飞的另一个别名“钱潮”——“俩人同时都得了重病”，胡底看了，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接着，钱壮飞辗转找到了刚刚到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报到、归队。
钱壮飞的归来，促使周恩来确信——顾顺章已经叛变，一场空前的大逮捕已迫在眉睫，是到了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
顾顺章的叛变，后果很严重：
首先，凡顾顺章认识的人，包括在沪的中央领导、中共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党的基层干部、工作骨干，其真实身份和掩护身份，全部暴露。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份名单，这是此前三个月刚刚经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共核心领导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
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
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刘少奇、顾顺章、王克全。
除顾顺章外，余下15人中，项英、任弼时、毛泽东3人在中央苏区；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要不是为送他还出不了这场祸事）；刘少奇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其他的10人都在上海。
其他的，尚包括陈赓、陈云、康生、李维汉、博古等等。
由于顾顺章工作的特殊性，他对这些同志太熟悉了，包括他的家人，几乎都在党的各种机关里，干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个人都认识几个中央领导。
其次，所有党的办公地点、落脚点、联络点、交通站、电台，全部暴露。
第三，所有的密码、接头暗号、联络方式，全部作废。
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太紧张了。
然而，对于周公来讲，时间已经足够了。
——所有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和工作同志，马上安排转移；
——所有顾顺章熟识的工作岗位，立刻换用其他同志；
——所有联络点、交通站和电台，全部停止使用；
——原有的联络方式，全部废止；
——所有与顾顺章可能发生联系的工作关系，全部切断。
以上种种，终于抢在敌人之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唯一的例外是关向应同志，当时他在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由于此前机关已遭敌人破坏，他没有及时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结果在接头时被捕，后被营救出狱。
当晚，周恩来率赵容及中央特科除奸人员，对顾顺章的家属进行了必要的处置。
此时，已经是4月26日至27日的夜间。
这场比赛，我们终于跑赢了。
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回南京。
4月27日，从从顾顺章的口中，徐恩曾得知了他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在徐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
岂止大为惊讶，对于徐恩曾而言，不啻为晴天霹雳。
开始，徐恩曾似乎还有点不信：他说：“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
当时，徐恩曾还抱着侥幸心理，派人去找钱壮飞，手下去查，回报说昨天就已经失踪了。
事情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
这里有一个责任问题：
——徐恩曾的秘书是共产党。
——因徐恩曾的“失察”，造成对原本极有可能的对中共中央的彻底破坏“泡汤”。
——徐恩曾的上司是陈立夫。
——陈立夫的团体是”CC”系。
这个责任谁来负！
一旦“蒋先生”追究起来，那就先不用考虑“摧毁”中共中央的问题了——先想想“CC系”会不会被蒋先生摧毁吧。
而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徐恩曾。
“蒋先生”可能摧毁不了“CC系”，但他可以“摧毁”徐恩曾。到那时，陈立夫面子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恰在此时，蒋介石官邸打来电话，令蔡孟坚押送顾顺章前去“谒见”。
现在，是到了整个“CC系”上下同欲、齐心协力、共同蒙骗“蒋先生”的时候了。
跟徐恩曾一样，钱壮飞的“失踪”，对于顾顺章来说，也如同挨了一个劈雷——不，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个。
一是上海的中共组织一定会在瞬间消失，他所谓的“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显然已经泡汤。
二是他的家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好比“庄”上的一把好牌，本拟弄个庄提，结果不但没“提”着，反而给别人点了一炮。
顾顺章马上请徐恩曾派人到上海，去保护他的家眷。徐很够意思，马上派人去办。
徐恩曾后来回忆：“当即由他（顾顺章）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
这时蒋的电话来了，顾顺章终于有机会见他最想见的蒋介石了。
张道藩很机灵，一听说蒋要见顾顺章，而且点名要蔡孟坚陪同，马上飞也似的地先跑去“安排”。
安排什么？一会儿就知道了。
蔡押着顾顺章前往蒋介石处。路上，蔡孟坚问他，“你是否在轮船上已写好共党归服我中央之大计？”
能有么？肯定没有啊！
顾顺章全然没有想到，刚下船就要去见老蒋，根本没有全盘的筹划。再说了，顾顺章是个特工人员，打打杀杀是长项，搞政战，他不是这块料.
于是顾顺章说，我准备请蒋先生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并改编其军队.
顾顺章又说，“如钱壮飞逃上海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则必艰险。”
到了蒋处，张道藩已经在那儿预先等着了。
此时，蔡孟坚已经意识到：“张道藩了解了陈立夫组织内藏了大间谍，感到自己必会受到大惩罚。他自顾自的团体，就不谈忠党爱国了。”
见到老蒋，蔡孟坚介绍说：这位顾顺章是共产党重要人物，希望能见到您，汇报他的一些想法。
蒋就站在客厅里，也没有让座。顾顺章伸出手来，准备与蒋握手。
蒋没有理他那个碴，只是很简单地说：“你投向我方，甚为欣欢。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
此时，顾顺章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蒋又对蔡说，你把他送回去，再来见我，我还有事跟你谈。
蒋的态度，如同兜头一盆冷水。回去的路上，顾顺章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值钱了，于是破罐破摔，迫不及待地开始叛卖：
“有一案你可即办，因中共重要分子恽代英在沪被捕，伪称自己为赤色群众，已押送南京。我用钱运动了军法处，就这数日内释放。你可查明，重审判罪。”
恽代英，江苏武进人，1895生于武昌。恽代英1921年入党，属于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了，同时他也是共青团早期重要领导，《中国青年》杂志就是他创刊的。
恽代英也是黄埔人，曾任军校政治教官。当时他与邓演达、高语罕和张治中等都属于左派，被军校中的右派分子称为“黄埔四凶”。
1930年，恽代英任上海任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5月6日被捕，当时他化名王作霖，后被判处5年徒刑。正如顾顺章所说，由于中央做了工作，敌人正准备提前释放他。
顾顺章又对蔡孟坚说：“你是我救命恩人，以后一切要依靠你。”
顾顺章、蔡孟坚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俩见的最后一面。
蔡孟坚将顾送回徐恩曾处，再回去见蒋介石。张道藩仍然在老蒋那里等着他——等着“看着”他。
张道藩，祖籍江苏南京，1897年生于贵州。张道藩从小就很聪颖，后于1921年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学习，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张道藩是一位极具艺术家气质的人，其人英俊潇洒、兼且多才多艺，号称民国时期“艺术全才”。否则，作为一个政客，也不至于会闹出那么一段天下闻名的婚外恋来。不过由是观之，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宽容的。
据说张道藩在国外时就追求过蒋碧薇，没有成功，最后只好娶了一位法国太太.
1923年，张道藩还在伦敦上大学的时候，就结识了陈立夫，随即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伦敦总支部评议部部长，这也是他走入政界的开始，从此终身不离“CC系”。
你别看张道藩一个画画的，他也干过特务。1928年，陈立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继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的就是张道藩，不过他干的时间很短即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张道藩之后，第三任是吴大钧、第四任是叶秀峰，徐恩曾是第五任。
从这儿论起来，张道藩还是徐恩曾的前辈呢！
挺有意思，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这几个头头，陈立夫和叶秀峰是学矿的，吴大钧是学统计的、张道藩是学美术的、徐恩曾是学电机的，都跟特务八竿子打不着。
张道藩是“CC系”的核心成员，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张道藩是替陈立夫看家的，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秘书”与现在的秘书不是一个概念，是很管事的。从哪个意义上讲，张道藩都要维护陈立夫、维护徐恩曾。
反观蔡孟坚，他并不是“CC系”的人，严格地说也不属于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只不过机缘巧合，老蒋赏识他的才气和干练，让他主持一个地区的反共工作，等于为陈立夫义务打工。作为蔡孟坚，他并不想也不可能融入“CC系”，相反，对于这些人的做派，蔡孟坚还十分反感。
尤其是出了钱壮飞这个大娄子之后，蔡孟坚已经成为“CC系”眼中的一颗“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因此，张道藩在这里坐等蔡孟坚，随时准备“打岔”。
蔡孟坚是何等聪明的人，早就看出来了：“张道藩仍留在会客室，以便监视我向蒋公密报陈立夫、徐恩曾手下掩护钱壮飞间谍案，足见陈家党组织坚固。”
蔡孟坚在张道藩的“陪同”下，再次谒见老蒋。蒋告诉蔡应“如何利用顾顺章作向导，再破重、要案。”
蔡孟坚就便把恽代英的事告诉了蒋介石，蒋毫不犹豫，令蔡将恽代英立刻处决，
蔡孟坚有点负气地说，这事您最好交给张道藩先生去办.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同志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就义，年仅36岁。
从蒋介石官邸回到徐恩曾的办公处，令蔡孟坚没有想到的是，徐恩曾已将顾顺章转移，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要说徐恩曾这事办得也真是够小家子气的，再怎么说，顾顺章也是人家蔡孟坚抓来的，要处置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假装商量商量啊。
这人没劲！
没有办法，利益面前，顾不了那么多了。
偏巧张道藩还不放心，又追到饭店里来，对蔡孟坚说：如果按照蒋先生的指示，你确实应该留在南京，继续指导顾顺章一案。但是你是“两湖特派员”，南京、上海两地不是你的工作范围，对此，你要慎重考虑。
看着“CC系”这帮人这样明目张胆地“把持朝政”，欺上瞒下，蔡孟坚极为愤慨，南京，他是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张道藩刚走，徐恩曾的搭档、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又来找他，说：你抓了顾顺章，“功在党国”。以后回到武汉，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公事、私事都可以。
这个话听在蔡孟坚耳朵里，基本上等于直接下逐客令了——“你还不赶紧回武汉！还在南京这儿待着干嘛呀？知道不知道自己讨人嫌啊！”
至此，蔡孟坚真的是已经心灰意冷，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我年仅二十三岁（原文如此。实际当时蔡孟坚应为26岁），已在人生中体会得失利害，如果勉强遵蒋公之命留在南京，因顾顺章已被隔离，无法利用。陈立夫、徐恩曾为蒋公浙籍亲信，无能对抗，只好回武汉行营侦缉处机构。”
实际上，我们仔细体察张冲的话，还不是那么简单。张冲其人，可不是一般水平。
张冲，1904年生，浙江乐清人，字淮南，因此许多人习惯称其为张淮南。
张冲也是大学生，1922年考入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1925年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并加入国民党。
张冲曾于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短期学习，后来因反对张作霖被逮捕，给判了三年徒刑。张学良上台后，张冲被释放，并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特派员，从此逐步进入“CC系”核心层。1929年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总干事。
由于张冲的特殊经历，他在调查科中，被看做“留俄系”。张冲通俄语，他的第二任太太就是苏联人，因此，张冲跟陈立夫等留学西洋回来的相比，属于另一路，独树一帜，有自己的班底。
张冲与徐恩曾，并不是太对付，听他对蔡说的话，明显有拉他的意思，希望能为己所用。
生擒顾顺章、“功在党国”的蔡孟坚，不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窝了一肚子气。一怒之下，蔡孟坚当即飞回武汉，旋即辞去“两湖特派员”职务，从此“直接退出反共组织”。
蔡孟坚的一生，以“铲共专家”著称，俗话说：“炒股炒成股东，炒楼炒成房东”，蔡孟坚则是“铲共铲成专家”。
其实，他全部的“铲共”生涯，不过9个月而已！在其96岁的一生中，只占很小的篇幅。
年底，蔡孟坚任湖北省会警察局长，从此进入政界，“一心改良警政机构”，直到1938年10月24日武汉弃守。
后来，蔡孟坚曾任兰州市市长，颇有一番作为——建设兰州，才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
蔡孟坚的故事，暂时讲到这里，以后，在“张国焘案”中，还会讲到他。
1931年4月28日，徐恩曾、张冲，率领大批特务，杀气腾腾地来到上海。
为防止“红队”的暗杀，顾顺章并未与他们同行。
徐恩曾鼓励他手下的特务说：
“此次上海大搜捕，有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一是匪党中央、江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一是共党匪首。两个目标，哪怕只有一个成功，就是不朽殊荣。届时，我将亲自面陈蒋主席，为诸位请功晋升！”
由于周恩来的紧急部署，避免了大的损失，但是，毕竟只有一、两天时间，全部转移难度很大，因此，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用徐恩曾自己的话来说：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除恽代英以外，直接被顾顺章出卖的，还有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生，湖南湘乡人。
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当时大家评价说：“林彬（蔡和森字“林彬”）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
后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上，被蔡和森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蔡和森被中央派去恢复刚被破坏的广东省委。因广州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转移到香港。
1931年6月，经顾顺章叛卖，港英当局将蔡和森引渡给广东军阀，于8月4日英勇就义，时年也是36岁。
顾顺章叛变的第三个恶果，是间接导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并叛变。
1931年6月22日，本已安排转移的向忠发，因故耽搁，结果被捕，并立即叛变。
向忠发的叛变，相对损失不大。究其原因，向虽是“挂名”的总书记，但从他上台，实权就不在他手中，一开始是李立三、后来是瞿秋白、再往后是在米夫支持下的王明，至于军事工作，有周恩来去做，秘密工作，具体的都掌握在顾顺章手中。他本人是高高在上，听着好听，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掌握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向忠发“叛”是叛了，可是跟顾顺章不一样，他手中没什么可“卖”的，不值钱。
另外，向忠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贪图享乐。最后出事，也是肇因于此。
所以，连国民党特务都瞧不起他，认为他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徐恩曾回忆说：
“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
一个人，如果让敌人都看不起，那这人就完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枪决，时年51岁。
顾顺章叛卖的第四个人，是杨登瀛。
杨登瀛是著名的双面间谍了，也是个传奇，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他为人机警，始终没有引起怀疑，结果这次也被顾顺章一并“抖搂”出来。
出事之前，陈赓曾向其示警，但杨登瀛自恃与张道藩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没有撤离。事实也是如此。
用蔡孟坚的话来说：“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话里话外，对此也颇为不齿。后杨登瀛曾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杨登瀛的事迹，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查，笔者就不写了，否则这个章节就太长了，真成大杂烩了。
1970年冬，杨登瀛在上海去世。
顾顺章叛变的第5个后果，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是中共中央最终不得不迁离上海。
尽管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央领导和中央的组织机构，但保护并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由于中央所有的落脚点均已不能使用，领导人员和领导机构每天忙于转移、隐蔽，常常是刚找到一个适合的落脚点，突然又传来消息，某某又叛变了，请立即转移。很显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第二，所有的联络点、交通站和联络方式均已暴露，彼此之间联系的渠道被切断，各种命令、指示都难于发布出去，遑论执行！
因此，在顾顺章叛变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处于瘫痪状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立足，危险程度越来越大。
我们经常使用“白色恐怖”这个词来形容中共早期所面临的形势，毫不夸张地说。到了1931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白色恐怖”应该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火种，中央不得不决定，逐渐将党的重要领导同志撤离上海。
最先离开上海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一把手”王明。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这一去，王明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1月。
临行，王明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以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以博古为“总负责”。
这一“总负责”，博古一下从1931年9月负责到1935年1月。在早期的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当中，既是时间最长的，也是年纪最轻的——“下台”的时候，都不到28岁。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江苏无锡人，博古是其俄文名字的译音（俄语“上帝”之意）。
1925年，博古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同年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博古是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月任团中央书记。1931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的责任，当年，博古刚满24岁。
第二个撤离的，是处境最危险的周恩来，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当年年初就已决定让他担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临时中央在上海又坚持了一年，终于无法立足，于1933年1月转入中央苏区。
从此，上海结束了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顾顺章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它给我党带来了严重损失。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促成了中共中央的一次新生。
试想，如果没有顾顺章事件，中共中央依然在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毛泽东等人依然被视为“土包子”、依然处于边缘化地位、依然属于被批判的角色，此后的革命进程，会是一个什么走向，还真不好说。
相反，中共中央迁到瑞金，虽属无奈之举，客观上却大大加速了理论派与“土包子”的融合，虽然在“融合”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毕竟“吹尽狂沙始到金”，选择与淘汰的过程本就是这么残酷。最终，中国的革命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丧心病狂，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虽然顾顺章没有破获中共中央，但从总体看，徐恩曾对顾是满意的，也看中其在特工方面的经验和“才气”，他说：
“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因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顾顺章着实过了一段风光日子。
先是经特务王思诚介绍，顾顺章新娶了一个太太，徐恩曾为其大办婚事，据说蒋介石还亲自送了礼金，令顾颇为露脸。
接着，为了发挥顾顺章的长项，徐恩曾给顾顺章委以重任——为调查科培训特务。
对此，顾顺章可谓倾情投入。
一方面，顾把他从苏联学来的东西和他自己的体会，编写出了一套教材，分为《组织工作》、《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等6大部分，徐恩曾看了极为满意，誉为“特工圣书”。
另一方面，徐恩曾从特务中挑选了一些“可教之才”，由顾顺章对他们进行特工训练。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史济美。
史济美，军校六期，1930年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起，作为第一期的四个特务之一，接受了顾顺章的三个月培训。1932年11月，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派任调查科上海区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
不到一个月，史济美即逮捕了卢福坦。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卢福坦是王明离开上海前圈定的“临时中央”3名常委之一。卢被捕以后很快叛变，成为继顾顺章、向忠发之后叛变的极少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
另外，史济美还曾在上海逮捕了陈赓、廖承志等人（后均被营救出狱）。
1933年6月，史济美被我“红队”击毙。
在特工技巧方面，顾顺章的“专业”水平得到了特务们的交口称赞。
黄凯是1929年加入调查科的“老资格”了，他说：
“顾顺章自首后，俨然成了天之骄子，中统与军统都尊之为奇贷，什么缘故呢?1．他对特务工作确有精明之处，如经他所绘图监制的各种假发、假须、假牙等化装用品．用起来真是维妙维肖。2．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3．鼓其如簧之舌，坚决表示以后终身反共。”
曾在顾顺章举办的第二期特务训练班学习的特务林成荫则说：
“训练内容是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一些打枪、擒拿、格斗、化装、盯梢、守候等特务技术，顾顺章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不愧为老手。结合他过去在中共‘红队’的经历，侃侃而谈，颇能吸引人。”?
由于有了顾顺章，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反共”水平，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了一个飞跃。比调查科晚成立几年的特务处，之所以始终在反共方面拿不出像样的“成绩”，也跟戴笠手下缺乏顾顺章这样的“人才”，有很大关系。
因此，戴笠也曾“慕名”请顾顺章去为他们进行训练，黄凯回忆说：
“顾顺章原本由徐恩曾、张冲二人亲自领导的，最初戴笠常常偷偷摸摸去找他，后来戴笠请求老蒋条谕中统负责人，有一段时间由顾襄助军统工作。顾顺章就利用中统与军统的矛盾，从中挠拨离间，徐恩曾与戴笠简直如仇敌一样。当时在中统、军统两个组织中有一种说法，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
可想而知，顾顺章总这么“脚踏两只船”，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两大特务头子之间搞平衡，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结果！
另外，据许多中统特务回忆，有一段时间，顾顺章野心膨胀，企图在国民党特工内部建立自己的班底，还企图成立政治组织。
如黄凯所说：
“顾顺章经过1年多的苦心经营，已在特工系统掌握一部分权力，经他训练的行动大队有1000人，他有权进行调遣。自首人刘英等向徐恩曾检举顾顺章招兵买马，妄图组织新中国共产党，并蓄谋把千人行动大队作为他的武装基础，聚众起事，消灭包括老蒋在内的党政要员。”
徐恩曾则认为，顾顺章曾暗中与中共有所联系，他说：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
以上说的，都来自于对方阵营的回忆，没有任何其他佐证。个人认为，顾顺章重新与我党联系云云，纯属子虚乌有。顾顺章的政治水平再低，也明白一个革命的叛徒，再回到“那边去”，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徐恩曾说的，极有可能是出于想干掉顾顺章的需要而“栽赃陷害”。
至于说他企图培养自己的班底，倒是有这个可能，顾顺章本是一个胆大妄为又不知轻重的人物，这种人最容易容易忘乎所以。大家伙你吹我拍地这么一通煽呼，头脑一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管因为什么吧，顾顺章最终被枪决，时间在1934年12月到1935年6月的这段时间里，枪决的地点，一说在苏州、一说在镇江。
顾顺章的生卒年，在历史上的记载都不甚清楚，所以，只能说他活了约31岁。
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也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同志，曾于1938年以“杜宁”的署名写了一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深刻反思了顾顺章事件的根源与教训，今天看来，依然很有警示和教育意义，特附录于本章节最后。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钱壮飞、胡底显然已经不适宜继续留在上海工作，1931年8月，二人辗转进入中央苏区。
此后，钱壮飞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某部部长、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革军委情报局(二局)副局长等职。
很可惜，钱壮飞在长征中死于宵小之徒手中，时间大约是在1935年的3、4月间。
换句话说——从1931年4月25日直到牺牲，钱壮飞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家人！
胡底更可惜，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的他，于1935年9月被冤杀。
据说，钱壮飞离开南京的时候，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内容是要求徐善待自己留在南京的家眷，话说得很客气，但留了一个很不客气的“尾巴”——否则，就要公布徐的一些隐私。
这件事，正史不载，徐自己当然也不可能提起来。不过，他确实没有过于为难钱的家眷倒是真的。
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当医生，得到李克农的通知，张提前躲了起来。4月28日，徐恩曾派人到上海钱壮飞的家中搜查，只有钱的老母亲在家。特务们骗老太太，说“有一大笔钱等着钱壮飞签字，签了字，这笔钱就是你们的了。”
孰料，老太太确实不知道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特务们拿一个老太太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悻悻而归。
1931年4月26日，钱的女婿刘杞夫在把情报交给李克农之后，遵照钱的嘱咐，准备即刻返回南京，打探进一步的消息。当时李克农非常不忍，因为谁都知道刘杞夫一回去，马上就是被逮捕，不是等于回去送死么？
但岳父的话同时也是党的指示，刘坚持要回南京，李克农只好嘱咐他一切小心。
据钱椒椒解放以后回忆，4月26日上午，他们夫妇二人回到南京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逮捕，押在南京警备司令部，三个多月以后被释放。
不久后，党组织派人与他们联系，告知钱壮飞已离开上海，让他们们暂回刘杞夫的老家湖南乡下。此后，刘杞夫一直在湖南搞教育，抗战胜利后去世。解放以后，钱椒椒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于1977年去世。
钱壮飞的两个儿子钱江、钱皇（后改名为钱一平）后被组织送往陕北公学学习，钱江后来成为导演。
钱壮飞的另一个女儿黎莉莉于2005年去世，享年91岁。
“龙潭三杰”中唯一见到革命胜利的是李克农，1955年，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逝世，享年63岁。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指认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这个家伙居然给他活到了解放以后，化名为游浮，潜伏在某部级单位，在“肃反”中被揪了出来，于1953年被枪决。
附录：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
顾顺章，上海本地人，曾在南洋烟草公司做工七年。在最后的几年他是在厂担任工头的工作。于一九二四年的罢工中加入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南洋工人支部的书记，曾领导过几次南洋工人的罢工。后来他担任上海区委的工作。于一九二六年年底起，他担任训练武装上海工人的工作，即准备上海各次的暴动。在暴动之中及之后他是上海武装工人纠察队的队长。自四月事变后，他即担任中央特科工作，直到他于一九三一年四月间被捕时止。
顾顺章的特点：
1.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
2.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3.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4.生活浪漫。
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或四月间，中央要他赴汉，为的要他去布置白区与赤区的交通路线。路线尚未布置完善，而他被捕了。他被捕之后，先把他所知道的在两湖的共党机关和军队中的关系告密，同时他供出了中央五个重要地方：向忠发的；周恩来的；瞿秋白的；中央秘书处；特科的机关。
因他的告密，在两湖的白军中的重要同志和负责同志被捕。幸而中央得报很速，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预先遣移，警察们白白地慌乱了一次。但是顾顺章解京后，他积极地替国民党做破坏共党的工作，他在国民党做了剿共特务队的队长了。他的方法如下：
1.利用他的家属关系来找党找同志，但因当时中央组织严密，不得发生效验，反在他老婆房间内被我们抄着了一个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内容大概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的各种组织关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给蒋介石……”。因此，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
2.他经常的利用同志们的社会关系。譬如他知道同志们家庭的关系、戚友们关系或戚友的戚友关系。他经常的布置着走狗等着。我们同志去发生社会关系或盯梢，或利用反动分子找关系。他曾用这样的方法威逼过我与秋白，但因我们及时得报，与社会关系刮断，不得乘机。他知道向忠发的老婆不是同志，并知道她是一个不懂向忠发是有共产党关系的不会戒备的人。他就利用这个弱点，——他在未捕去前曾介绍一个女佣人给向忠发的老婆过的。但在老顾告密之后，向即解雇而搬了房子。可是搬了房子之后，向妻与过去的裁缝店仍旧始终发生关系。因此老顾就利用被解雇的女佣人去问裁缝店，由此而知道向搬往何处。并且老顾派此女佣人直接跑到向家。当时向即借口而从后门逃出，对妻说绑匪来了。当天中央就设法搬向妻和陈林同志妻(她与向等同住在一处)。但敌人已追踪此关系，结果向忠发即被捕。
3.利用一切被捕叛党分子，满布街头，尤其在重要交通的十字路上、电车站上，甚至小菜场上，见重要的即下手，见不重要的即盯梢。一九三三年中央军委的破坏，陈赓同志的被捕，即因叛徒们在小菜场见了陈赓之妻盯梢的结果。而陈赓之妻的被捕即在于顾知道陈赓之妻的娘家的关系，她到她的娘家去即被捕。
4.他布置房子出租，见有可疑的房客即下手。因为他知道我们同志的行动、服装等。
5.他布置走狗当旅馆、轮船上的茶房，侦察来客。
6.布置暗探到党的机关里来，特别在江苏方面。罗敦〔登〕贤同志的被捕，即被全总的秘书告密而致。
总之，他用很巧妙的方法来破坏我们。自然敌人得他帮助之后，破坏共党机关的方法比过去要进步得多。而我们也得到了些宝贵的教训：
1.党对于同志们思想上、政治问题上的检查很缺乏。象顾顺章所担任的工作很重要，然而他平日不看文件，不发表任何政治意见，而同志们并没有来注意这一个问题。虽然他是一个老党员，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
2.党对于同志们日常生活上的检查很缺乏。例如对于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甚至玩妓女)、打老婆等等的行动没有加以研究和注意，以致他借口特务工作的关系一日加一日的堕落，没有惹人的注意。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对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
3.虽然自他被捕后当时的中央及时的加以戒备，以致他所告密的五个重要地方无一人被捕，但是中央机关的同志还是缺乏经常的警惕，例如向忠发的被捕，完全可以避免而没有去避免。
4.虽然顾顺章所负的工作重要，但我们不应该给他知道许多不必要知道的地方。这不但对于他，就是对于一般的同志，在地下党生活时候，每个负责同志知道党的机关必须有限止的。否则，一人被捕即动摇了一切机关。
5.在顾顺章的叛变的教训里，使我们党提拨干部时必须加以质量上的选择，就是说人的质量。顾顺章是工头出身，是有极浓厚的流氓性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相信他必须有限度的。自然我们可以利用他的长处，但是必须警防他的短处，不能给他占据党的最重要的领导工作。
6.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象他一类的工人成份——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占有相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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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专家魏大铭与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
特务处成立之初，最让戴笠头疼的就是通讯问题。
当年不像现在，有线电话那么发达，即时通讯全靠无线电台。问题是特务处刚成立，哪有条件去建立无线通讯网络，再说也没钱。
这时，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已经成立几年了，在各地已经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其头头徐恩曾本人又是干这个的，因此有自己的通讯网络。于是，蒋介石规定，凡特务处的情报往来，一律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代发代收。
老蒋的这个话，说了等于没用。
首先，大家都是吃同一碗饭的，特务处的情报怎么可能交给调查科去发！再说了，人家调查科的电台装上也不是为学雷锋的，总得先发了自己的东西，才谈得到帮特务处代发。但所谓情报，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份情报，晚了一会儿，可能就一钱不值了。
仰人鼻息的滋味不好受，戴笠发誓要建立自己的无线通讯网。
要办这个事，钱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人，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学生，懂无线电的人太少了。有钱壮飞的前车之鉴，又不敢随便招聘，十分苦恼。
关键时刻，还是戴笠的铁哥们胡宗南帮了他，把当年“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中的一个介绍给了他。
这个人，就是魏大铭。
魏大铭是上海人，早年在外轮上工作，后来被李范一看中，调他到电台当了一名报务员。
李范一，1891年生，湖北应城人。
李范一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一方面，他受过旧式教育，他是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的秀才，当时他才13岁；另一方面，他又是留学生，在美国先学经济，然后又学无线电，1917年毕业以后，一直在美国工作。
北伐军兴，李范一回国，当时正好急需他这样的通讯专才，旋即任后方总司令部交通处长，1927年转前方总司令部任交通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李范一看到无线电只供应军用，造成极大浪费，因而极力推动“军转民”，这样一来，无线电很快得到一个大的发展；李范一遂成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创始人之一。
魏大铭就是李范一的得意门生。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驻常州的胡宗南托李为他介绍一位无线电专家，当时魏大铭正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前线后援组主持电台事务，李遂将魏大铭推荐给了胡宗南。
在很短的时间里，魏大铭帮助胡宗南的第1师建起了一个拥有5座电台的通讯网，胡十分满意。后来胡宗南部调往甘肃，魏大铭不愿意去西北工作。胡宗南恰好做个顺水人情，将他介绍给了求贤若渴的戴笠。
1933年3月18日，魏大铭到特务处报到，地点是在戴笠任政治特派员的浙江警官学校。
当时在场的还有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女生指导员章粹吾等等。他们回忆，当时戴笠正召集他们开会，忽然进来一个风度潇洒的青年人。
戴笠一看非常高兴，马上给大家介绍：“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之一的魏大铭同志，我特地请来，帮助我们建立无线电事业的。”
当时大家穿的不是中山装、就是警服，只有魏大铭穿着一身长袍马褂，跟大家反差极大，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什么事情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建立台网，首先得有话务人员。因此魏大铭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叫做“杭州电讯训练班”，也叫杭州特警班第六队。班主任自然是戴笠，副主任魏大铭。
戴笠对这个班的工作高度重视，派出了阵容强劲的队长、指导员等工作人员，如罗毅、肖坚白、罗杏芳、董益三等等，后来基本上都成了高级技术特务，如肖坚白，后曾任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罗杏芳后任重庆邮检所所长；董益三，后曾任军统电讯处副处长，戴笠曾经着力培养他以取代魏大铭，结果在他任上发生了著名的“张露萍案”，大倒热灶，把戴笠气得要死。
教官，都是魏大铭从外面请的专家，层次极高，如康宝煌、谢松元、苏民等等。
至于学员，自然也要精挑细选，最后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10个，特务处广东站保送了1个，再加上戴笠的本家侄子戴永安，一共12个人，后来都成了特务处在通讯方面的骨干。
第一期培训班的成功，令戴笠非常满意，他特地送给魏大铭一块藏青色毛哔叽布料，让他去做一套中山装，别再穿那身长袍马褂了。另外又奖励他200元钱，魏大铭去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第一期的成功令戴笠、魏大铭都很高兴，同时他们也在总结、检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魏大铭找到戴笠，对他说，觉得从警校的学员中挑选培养对象，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警校的学生出来以后，岁数都不小了，再来学习无线通讯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学什么东西都一样，都是需要“童子功”的，无线通讯，其实跟学外语类似，无线通讯也是一种语言，除了专业性强以外，还需要一定的记忆力，还要求手指的灵活性等等，不是谁都适合学的。特别是年龄，最好是小青年，接受能力比较强，学这个最好。
魏大铭之所以成为电讯专家，有他自己的特质。据特务们回忆，魏大铭的发报，以指法熟练，发报“均匀”而著称，这个“指法熟练”，通过一定的训练不难达到，而发报“均匀”就不是谁都能做得到了。你发报不“均匀”，就会给收报者造成困难，一份电报发了两三次，对方还是译不出来，有这么两回，你这碗饭也就别吃了，这可是军事情报啊！
所以，警校的多数学生，像毛森这样的，从警校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六了，记忆力也减退了，手指也不灵活了，你让他们来学这个东西，会很吃力，也学不好。
第二，还有一个脾气秉性的问题。
我们看电影，凡是反映女特务，多半都是穿着一身美式军服，戴顶船形帽，眉宇间多少带些妖冶之气，手里拿个夹子：“咔”的一个立正：“报告！南京密电。”坐着的长官不动声色地说“念”。多半是这样一种形象吧？
有点夸张，但应该说，电讯人员确实以女性为多，因为干通讯这一行，除必要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求坐得住，静得下来。你想，一天到晚坐在那里，手拿着电键按来按去，或是拿个密码本查来查去，干一天还行，干一辈子，想想都可怕。所以电讯这个事，不是谁都适合做的。
当然，也不一定说男的就干不了。干电讯干出名堂的，有女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姜毅英；也有男的，比如后面我们要说到的张我佛，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报务员，所以还是那句话，什么都不是一定的，看个人造化了。
警校的学生，就尤其不适合，当警察的人，一般比较外向，因为他要与人打交道，所以选材的时候就选的那些头脑比较灵活、能随机应变的人。这些人，你让他学电讯，无异于苦刑、受罪。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第一期的时候，从警校挑学员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费挺大劲也只挑出十来个人，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魏大铭向戴笠提出建议，干脆直接办一个无线电学校，挑选那些年纪比较小，又有一定无线电基础的年轻人接受专业训练。也就是说，通过无线电学校，先培训专业技能，然后再从这些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进入杭训班，进行特务训练和“政治”教育，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关于费用，魏大铭说，办这样一个学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因为一旦开办起来，就有收入，以后就可以“滚”着走了，因此，最初的开办费，有几百块钱就行了。
有这样的好事，戴笠当然是完全支持——培养学生的事，戴笠最重视，最肯下本，别说花不了多少钱，花再多的钱，戴笠也会去想办法。于是责成魏大铭全权负责，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加任何干涉，只要能给我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就行了。
经过一番调研，魏大铭把学校设在了上海，上海是当年的经济中心、工业中心、无线电事业十分发达，国外进口的各种最先进的设备都是最先进入上海，因此当时上海已经有了好几家无线电制造厂商，同时也有几家无线电方面的培训学校，因此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魏大铭有办法，不知他用了什么说词，说动了上海一家叫“三级锐电公司”的厂商，用它现成的名字，建立了一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把杭训班的学员队长萧坚白调来当了所长。教务长，魏大铭请来的是当时国际电台的报务长方砚农。
方砚农也是当年著名的的无线电专家，著有《无线电报务员应用知识》。方并不是黄埔出来的，但此后在军统中落了户，抗战中曾任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注意：这个组织并不是军统的）第四组少将组长。1946年3月18日，国民党政府接收哈尔滨电信业，取消哈尔滨电政管理处，成立“交通部哈尔滨电信局”，出任局长的就是方砚农。
另外还有一个“所长助理”陈祖舜，负责对学员进行调查，了解掌握每个学员的家庭背景、思想倾向、日常言行、社会关系等等，主要是为了避免再发生徐恩曾式的“悲剧”。另外当然也包括对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身体条件等等，毕竟把这些人挑选出来，将来是要当技术特务的，光是思想上合格不管用。
陈祖舜，1901年生，广东始兴人，军校六期。后曾任国防部保密局第四处副处长、国防部二厅七处少将处长。
“三极无线电传习所”第一期共招收了40多个适龄青年参加无线电培训。结业以后，根据上述标准，萧坚白、陈祖舜等挑选了十几个“优秀分子”，以及其他方面报送的几个“好苗子”，一起送到杭州，继续进魏大铭的杭训班，在“三极”所进行的无线电基本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特工技术的培训以及政治训练，培养出来，就是特务处的报务人员了。
至于没有选上当特务的那些孩子，魏大铭也不是就不管了，相反，他还负责给推荐工作，魏大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把学员们推荐到外国的轮船公司、推荐到国际电台，等等，这在当时都是很热门的单位。
既然有这样好的出路，就不愁没有生源，“三极”的全盛时期，居然连轴转，日夜各两个班次，把另外那几家培训学校挤得都不行了。
由于有“三极”作为基础，大大提高了杭训班的工作效率，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魏大铭在杭州共举办了11期培训班，为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人力支撑。
话务员有了，下面亟待解决的解决的就是设备问题。
当时没有专门用于谍报的小型收发报机，都是军用的，最小的就是5瓦手摇发电机式的，体积很大，另外还有15瓦充电发电机式的，更是庞然大物了，根本无法用于秘密工作。于是魏大铭与康宝煌研究，能不能搞点技术革新，研制一种小型的收发报机。
康宝煌是当时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也是南洋公学电机工程科出来的，跟徐恩曾是前后同学，去台后任台湾电信管理局总工程师、台湾电信总局终身顾问等职。
康宝煌就是康宝煌啊，经过研究，他说：“把收报机的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就可以有信号，虽然电力微弱，应该可以试一下。”
以上是康宝煌的原话，什么意思，笔者不是学工科的，不明白，不知道有多难、或者是有多简单。
不管什么意思吧，反正是这个技术革新一举成功，研制出来的，就是后来广泛运用于军统秘密工作中的2.5瓦小型电台，小到什么程度呢，据记载，除了电池、听筒和电键以外，只有“两只饼干桶”那么大。
这个比喻同样不论不类，饼干桶可大可小，谁知道是多大？但按照沈醉说的，他可以把发报机藏在婴儿身下，通过日本人的岗哨，那应该是不会太大。
这个小小的技术革新，一举奠定了特务处、乃至后来军统无线通讯的基础，因为军统干的是谍报工作，如果没有适合敌后使用的小型无线电台，其一切工作都等于零。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戴笠特地要求魏大铭带着他新研制的袖珍发报机跟着他上庐山晋见蒋介石——他要给老蒋露一手。
当时，庐山与各地通讯，也是靠电台，就是军用的15瓦的那种，架在牯岭。庐山是著名的多雾气候，一天到晚大雾弥漫，电力的损耗很大，因此信号特别弱。庐山电台台长花克强，也是个无线电好手，每次发一封电报，有时一、两天都发不出去。收报就更困难了，要一点一点地调整刻度盘，去捕捉微弱的信号，旁边的助手连大气都不敢出，每收一封电报，花克强都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次，戴笠就是要让魏大铭带着他的2.5瓦袖珍机，去挑战花克强的15瓦军用机。
挑战的过程不说了，因为笔者实在不太懂，描绘不出来那种精彩。反正最后的结果令老蒋开了眼界——魏大铭不但帮助牯岭台改进了天线设备，促进了通讯质量和效率；同时，魏大铭让老蒋看到，特务处新研制的2.5瓦袖珍机，同样完成了与南京通讯的任务。老蒋高兴地对魏大铭说：“你好好干吧，我会有工作给你的。”
戴笠的这一趟庐山之行，一举三得：第一，他让老蒋知道自己手下有出色的人才，第二，他通过老蒋的话，鼓励了魏大铭。
还有第三，此后不久，老蒋就批准了戴笠的报告，准许他建立一个无线电工厂，费用嘛，自然不用特务处掏钱了。
无线电工厂建立起来以后，不仅制作袖珍发报机，康宝煌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把民用的普通收音机改装为发报机，便于通过敌人的盘查。要使用的时候，只需要买几个随便哪儿都有的普通配件，一装上，马上就成了一台特工用的收发报机。
随着各地派出机构的增加，大家都配发了2.5瓦袖珍机，新的问题又来了，大家的信号都很微弱，这就要求南京的总台必须强大异常，否则根本无法与外地保持通讯联络。
魏大铭开始着手建立南京总台，一下增加了7、8台收发报机，电力达到1、2百瓦，每台机器之间相连，可以在总台远程控制发报机，通话距离达到一、两千公里。
后来，随着军统的不断扩大，仅沦陷区的秘密电台就达到300多座，一个总台不敷使用，又建立了第二总台，到1944年，又建立了第三总台。全盛时期，几百名话务人员八小时一班，每天24小时工作，总台的电灯从来没有熄灭的时候。
戴笠梦寐以求的无线通讯网，终于建立起来了。
1938年8月，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魏大铭就任第四处（电讯处）处长，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