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师

忘于江湖

乾隆、嘉庆、道光皇帝的一系列禁令发布之后，正一道天师惯常走的上层路线，便从此宣告关闭了。后来，天师们为了恢复这一条黄金铺就的通道，曾经下了很多功夫。但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宣告失败，甚至最终还沦为了笑柄。
　　
　　 那么，这一时期的天师们在干什么呢？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清末“张氏子孙乃犹有僭用极品仪制，舆众舄奕，声气招摇，游历江浙闽粤诸省，沿途以符箓博金钱，並勒索地方有司张馈赠”——为什么偏偏要坐一品大轿呢？估计是因为这轿子比张天师家的那顶三品轿宽敞，空间大。除了塞进一个张天师外，还可以装不少货物，如符箓、神水、驱邪挂件、各种防鬼手册、全尺寸仿真天师剑、令牌、龙虎山商标特制道教乐器等等。这些东西，一路走来，便是花差花差的银子！
　　 从江西开始，在东南沿海绕一个尽量大的圈子之后，张天师往口袋里一摸，便和发财归来的阿Q一样，手中满把都是铜的和银的。张家在下层民众中的声望极高，便是那些地方上的小官，一见他们那神气活现的架势，也都个个先吓软了脚。所以，张天师敢大胆地坐不应该坐的轿子，而且，还可以理直气壮地问“有司张馈赠”。——不给可以吗？可以！但要先问问俺的那些随从答应不答应。——您总该听说过雷公奉茶的故事吧？
　　
　　 当时，中国最有钱的地方在江南，江南最有钱的地方是江苏，江苏最有钱的地方是扬州。古人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是唐朝时候的旧账。如果是放在清朝那会儿，这十万贯是花不了几天的。说不定到时还得把鹤给卖了，才能够凑得够路费回家。扬州城中有一寺一观很有名气，这寺便是著名的禅智寺。唐朝时期就很有名了，诗人张祜有诗云：“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到了清朝，禅智寺就更厉害了，厉害得让和尚们个个都生就一双高高在上的势利眼，韦小宝韦大人当年小时候没少受欺负。众所周知，长大后，他差点把这寺里有名的牡丹花都割去喂马了。
　　 另一个有名的道观便是琼花观。扬州早年其实不是以禅智寺的牡丹闻名的，闻名的是隋朝的琼花。读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隋炀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爱美之心，硬生生地挖了一条千里大运河，直通扬州。劳命伤财，天怒人怨，结果过不了多久，项上的大好头颅，便被人硬生生地割去。历史的教训总是发人深省的，一个馒头可以造成了一出人生的悲剧，一朵花也可以导致一个庞大帝国的彻底灭亡！
　　
　　 清朝的时候，琼花观和禅智寺一样热闹。进进出出的，除了各级地方官员，便是大大小小的盐商了。这些人是真正的有钱人，花起钱来可以把比尔.盖茨吓得掉进运河里去。卖盐赚了大钱后，他们先是一阵不要命的胡吃海花。久而久之，这种暴发户式的花钱法玩腻了，他们便开始玩起风雅来。不仅养了些落魄文人当清客，还特意把筵席摆到了那些“风雅”的地方，例如禅智寺和琼花观。——顺便说一句，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系，便是被这伙人这么硬生生给吃出来的。现在看来，这可以说是盐商们所做出的所有事情中，唯一让人想得出的正面贡献了。
　　
　　 张家和扬州的关系，在清朝那时候似乎相当的密切。六十回本《儒林外史》中，曾提到张真人以法术勒索盐商钱财的故事。当然，我们不用去管它，小说家言，不足为信。不过，十里歌吹的扬州，的确是张家近几代天师都喜欢去光顾的地方。很巧合的是，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第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都死于扬州琼花观。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张祜先生“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遗憾的是，他们毕竟是道士，不好意思进禅智寺，所以张祜的后半句“禅智山光好墓田”，便最终落了空。
　　
　　 张天师这样东奔西走，说起来也有其不得已之处。虽然后来乾隆皇帝把他家的品秩提到了正三品，但这其实是一个空头官职，只有顶戴没有俸禄的。就算是有俸禄，那区区几块碎银子能派上什么用处？龙虎山上下上千张嘴巴，都是要吃饭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是因为别人处在要害职位。张天师的正三品头衔，像一座没有香火的寺庙，连贪污受贿的基本条件都没有。
　　 更令人气愤的是，大清朝廷对张家越来越吝啬。明朝时候，虽然皇帝对张家时好时坏，但还是多次拨款整修上清宫。到了清朝，屈指一算，仅仅只有两次。一次是康熙年间，另一次是雍正年间。张天师住的地方，可不像咱们老百姓住的三室一厅，照旧例都是由各朝皇帝拨国库的银子来整修的。最早开修的，是唐朝那位灭佛的唐武宗，后来各朝便基本形成了惯例。这不仅是替张家省银子，也是象征着朝廷的一种认可。
　　 雍正时期的国库远比康熙时候来得充实，这位皇帝爷也恰好是清帝中，唯一一位对道教稍有好感的。所以，他拨的银子数目不少：十万两。——恰好是知府级官员贪污三年的总数。此后，清代皇帝再也没有给张天师赏赐银两，更没有拨款修过宫观。除了对道教小气之外，另一个原因是越到后来，花银子的地方就越多了，尤其是在1842年之后。
　　
　　 张家也发现需要花银子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如果是早期的天师们，靠着那些田产也完全够用了。可惜，“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花钱花惯了的人，你突然要他把口袋捆起来，他哪里愿意？这个时期的张天师，见惯了北京、扬州等地的大世面，生活习惯已经远非当年筚路蓝缕的先人可比了。
　　 还好祖宗传下来不少田产。前面说过，张家的庄园大得吓死人。但农业毕竟是一项低产出的行当，那土块里刨出来的几个铜钱，哪里够张天师花用？没办法之下，张天师便把注意力转向了高效益高产出的商业。他们的商业活动很简单：卖田！于是，从清朝后期开始，张家的田产就像春天河面上的冰层，一块又一块地消逝于无形。
　　
　　 嘉庆十九年，第五十九代天师张钰实在是没有钱花了，便借口龙虎山宫观祠宇倾坏，恳请皇上赏借银两修整。嘉庆皇帝当时抄和珅的钱估计还没有用完，心情还算不错。他决定给这笔钱，但条件是：只给借不赐赏。答应借出二万两银子，但要张钰每年还一千两，二十年内还清。
　　 这位天师银子一到手，根本没有修什么“宫观祠宇”，只是拿出少量银子稍微检修了一下住房。另外，他还在天师府外立了两座木坊，意思是说：“看好了啊，咱们这可真的是在修房子哟！”
　　 其余的银子，便统统都被他挥霍了。这位天师还摆明了欺负清朝皇帝事忙，顾不过来。一直赖着皇帝的帐不还。这笔债足足拖欠了七十六年，直到光绪十六年，朝廷缺钱缺得实在厉害，由中央财政部（潘司）出面讨债，第六十一代天师张仁聂才不得不还清了这笔债。我们可以推断，张仁聂先生一定没有把利息算在内，否则他非得把龙虎山卖了，才可以把这笔债还得完。

忘于江湖

明朝时候，山东即墨县出了一个姓罗的军人。当时没有什么战事，当兵的不外乎戍边守境而已。最苦的差事，就是被派到北边的冰天雪地里去守长城。结果这位罗姓军人偏偏就轮到了这差事。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事情总是会往最坏的方向发展的。
　　 不过，反过来看，老子的话说得好，“祸兮，福之所倚”。冰天雪地的环境，可以把人冻得直哆嗦，但也可以让那些本来就清醒的人，能够更加清醒地思考。正如释迦牟尼的万丈雪山，耶稣基督的茫茫沙漠，以及，王重阳先生那方小小的“活死人墓”。极端的环境，往往可以造就极为特殊的人物。也许正因为这样吧，当那名罗姓军人踏上回家的迢迢路程时，在他那身破旧的戎装之下，已经不是当初离家时那个普通的下级军官了。
　　
　　 罗姓军人这次回家，是为了探望他许久未见的妻子。三年前，当他远离的时候，他把妻子托付给了一个姓李的乡人，一个他认为值得以性命托付的朋友。好了！到家了，一切都看起来安然无恙，罗姓军人很欣慰。但欣慰之后，他偶然在妻子的床底，发现了一双男人的鞋子。
　　 多年的艰苦熬炼，使罗姓军人有着钢丝一般的神经。他丝毫不露声色，只是再三感谢李姓朋友的恩义，妻子在旁边，也不停地述说着李姓朋友平时的细心照顾。酒阑席散，大家尽欢而别。罗姓军人告诉妻子，他明天要去执行一个任务，晚上不会回家。
　　
　　 第二天一早，罗姓军人上马挥鞭而去。他没有走远，而是在附近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夜深更定之后，他悄悄地潜回了住家旁边，执行他今晚真正的任务。
　　
　　 事情和他想象的一样，屋里传出了两个人的声音。罗姓军人怒不可遏，拔出腰刀，破门而入。李姓朋友和妻子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床下乞命。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罗姓军人做出了一个旁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他对这对“狗男女”说，“始以汝为人也，今如此，杀之污吾刀耳！与汝约：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马匹械器具在。我逝矣！”
　　 ——老婆给你算了！不仅如此，俺这个芝麻官也不要了，一并送给你。该满意了吧？——从此，这位罗姓军人便仿佛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老婆和姓李的朋友绝处逢生，还捡了个天大的便宜，本来是可以开香槟庆祝的。但不巧被一些见义勇为——也可以说是多管闲事——的邻居们听到了风声，于是便报了官。他们的运气很不好，遇到了一个喜欢逻辑推理的官员。该官员推断，奸夫淫妇就在这里，而亲夫却挖地三尺都找不着。按正常的逻辑推断，该官员认定，此事纯属谋杀亲夫无疑！——什么？亲夫不仅饶了你们，还送了你们官位一个兼马匹器械若干？来人，掌嘴二十先！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不仅侮辱了本官的逻辑推理，还简直是在侮辱本官的智商！
　　
　　 结果，那对奸夫淫妇“逾年并桎梏以死”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官员杀错了人。其实也不该怪他，要怪就怪那姓罗的军人，这厮纯粹是个不讲逻辑的人，根本就是不按牌理出盘嘛！
　　
　　 若干年后，人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罗姓军人，这时，他已经是一身道装了。更厉害的是，当地人发现，他居然端坐洞中整月而不吃东西！这还了得？分明是一个高人！当时已经是明朝，所谓的异人或高人越来越少。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如果不小心饿死了，怎么好意思说出去？
　　 当地的人赶紧往罗姓军人——不，应该叫罗姓道人——旁边送吃的。但罗道人碰也不碰，脸上还露出厌恶的神情。大家一腔热情被泼了冷水，都有些不好意思。久之，便懒得去理他了。时间一久，洞口长满了荆棘灌木。有时候，放牧的儿童，砍柴的樵夫，还会透过灌木丛的缝隙，往里面瞅两眼。他们发现，罗道人始终端坐不动，但身上已经蒙满了厚厚的灰尘。还有些时候，人们会在山那边远远地看到他，但走近一看，却杳无踪迹。跑到洞里一看，他还是端坐不动，身上蒙尘依旧。
　　 终于有一天，有好事者发现，罗道人“玉柱下垂”，已经坐化了。本区域出了个异人，当地人都觉得自己脸上光荣，便凑钱修了一个庙。大家不再称他“罗道人”了，而是仿照吕洞宾吕祖师的旧例，尊称他为“罗祖”。
　　
　　 按照道教的老规矩，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这位“罗祖”，不用说也应该被收入道教的神祗系统。于是，道士们兴冲冲地跑去收编，但却被一伙神秘人半中腰截住：对不起！请回吧，罗祖是谁来都请不走的。俺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宗教了，名唤“罗教”！
　　
　　 这位罗姓的军人真名叫罗梦鸿，又有罗清、罗静、罗英、罗梦浩等等一大堆别名。——还好没有出国，否则签证表上“别名”这一项，就够他喝一壶的了。当然，人一出了名，名字就多了起来，这点大家可以理解。不过，据说罗祖并不是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整天动也不动地蹲山洞里。他到处传教，而且，还写下了经卷五部六册，正式创立了影响明、清、民国三朝的著名民间宗教，也即是前面提到的“罗教”。
　　
　　 罗教从佛道两家出发，主张“三教共成一理”。它吸收了两边最吸引人的理论，然后再加以阐发引申。比如，它采用了佛教的“性空说”，提出了“真空”之义，“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但佛教徒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罗教真空得相当彻底，随便把佛祖菩萨，统统给“真空”了。于是，天地宇宙之间，就只剩下一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真空”。
　　 如果只是这样说，对一般老百姓来讲，还是过于抽象了。于是，罗教便提出了一个“无生父母”的概念，后来演变成了著名的“无生老母”。这是一位在宇宙之间，地位最最至高无上的女神！人生天地之中，不过是过客一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罗教认为，人死之后，最终的归宿是一个叫“本分家乡”的地方，大家都要去那里，向“无生老母”报到。这个“本分家乡”，后来，又演化变成了“真空家乡”。明清两朝，很多种民间宗教所遵从的“无生父母，真空家乡”八字真言，便是源出于此。
　　
　　 除了佛教之物，罗教也从道教那边偷了不少东西。比如著名的“无极”、“无为”等概念。按罗教的说法，“无极”就是“真无极”，通俗点说，便是前面提到的“真空”境界。道教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罗教听到这句话，大受启发！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创世观点：“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为乾坤世界。”——这几句话听起来耳熟，人们多半以为是道教的说法。实际上，道教的确创造了这些名词，但始终没有阐述清楚。反倒是后来的罗教，把这一堆东西巧妙地串了起来。
　　 除此之外，罗教还从道教中偷走了其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道教最著名的神仙吕洞宾。有人甚至认为，罗教最顶尖的神仙——“无生老母”，最初的想法，也是来自于《道德经》中的这句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罗教的教义虽然显得粗糙，但简单清楚，言之成理。上层的知识分子对它表现出了应有的鄙夷，但下层民众却对它大感兴趣。创教后不久，罗教便迅速地在社会的底层蔓延。从明朝后期开始，越演越烈。仿佛一列在地底高速行驶的列车，轰然一声，和同样正在向社会下层扩展的道教——尤其是正一天师道——撞个正着！
　　
　　 这一时期的龙虎山张家，在民间是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纪晓岚在讲完张天师借朝珠的故事后，还特意提到了另外一件事。说，他当年在福州当官的时候，有一个叫魏成的仆人，不知怎么回事，夜夜被当地的妖物骚扰。魏成是个年老持重的仆人，一开始是忍，打算“以德服妖”。但很明显的，此妖既没有读过《四书》，也没有翻过《朱子家语》。游戏玩上了瘾，一点住手的意思都没有。
　　 终于有一天，魏成被惹急了。这一急便急中生智，想起了纪晓岚和张天师的交情，便大声喝道：“吾主素与天师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此言一出，“应声而寂”。——连偏在福建的妖怪，都害怕一个朝珠也摄不来的人，可见当时张天师的赫赫威名。
　　
　　 张家对这一点相当清楚，这可是祖宗积攒千年留下的宝贵财富呀！正好，此时的皇帝对张天师很不够意思，于是，张家的眼光，便越来越喜欢往下看了。哪曾想到，当他们往下看时，却看到了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一堆又一堆稀奇古怪的民间“土宗教”，仿佛刚从土里冒出来的异种昆虫，正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地蚕食那些本来应该属于张家的地盘呢！

忘于江湖

明清时期，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民间宗教，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了出来。不仅让朝廷忙得手忙脚乱，也让两家主流宗教——佛教和道教大皱眉头。这些新来的家伙，个个其实都是长在佛教道教身上的槲寄生，贪婪地吸足了营养之后，便纷纷跳下地来，开始在最下层空间里，慢慢长出自己的枝繁叶茂。
　　 光是数得出名字的，便有弥勒教、无为教、大乘教、黄天教、红阳教、青莲教、一炷香教、八卦教、真空教、斋教、一贯道、先天道、在理道、九宫道等几十种。这些五花八门的民间宗教，除了大肆剽窃佛道两家的现成理论之外，还差不多有着两个共同的源头：罗教和白莲教。
　　
　　 白莲教最早源出于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教派白莲宗，后来大量掺入了摩尼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魔教”）的成分，自起炉灶，从宋元时候起，便一门心思地和朝廷作对。《倚天屠龙记》中的那几位，如彭莹玉、韩山童、徐寿辉等，甚至还有朱元璋本人，都是货真价实的白莲教教徒。朱元璋是内行看门道，深知白莲教的组织能力和蛊惑能力，一登上皇帝宝座，便翻脸不认人，明令禁止白莲教。后来民清两朝的历代皇帝，无不依样画葫芦，对白莲教的政策都是严防死守。
　　 不过，白莲教也很生猛，不间断地和朝廷作对。而且，它像一只九命怪猫一般，怎么也打不死。从明到清，唐赛儿、石和尚、徐鸿儒、王聪儿……著名的反贼层出不穷。到后来，朝廷如惊弓之鸟，不管是哪一种民间宗教作乱，统统以“白莲教”称之。
　　
　　 白莲教这样做的副作用，是使自己在一般良民心目中的名声，变得格外的糟糕。到了清朝，只要听说你是信白莲教的，旁人的脑海中，立刻会浮现两个诡异的大字：“妖人”！相比之下，罗教略显得温柔些，所以它在民间宗教界的影响，一点都不弱于白莲教这支老牌劲旅。不少教门，如无为教、大乘教、红阳教、大成教、黄天教、真空教、一贯道等，都是直接源出于罗教，或者深受罗教的影响。
　　 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大乘教。这个教门其实是直接从罗教中分化开来的，在清朝中叶相当活跃。他们的教主认为，人间大劫将要来临，古佛命令太上老君造法船金船，运送教徒们登船安全地驶入天宫。幸好这一说法迟至清朝方才出现，否则肯定有后世学者考证，中国人提出的诺亚方舟概念，比西方领先了若干年。
　　 大乘教另一个有趣的事迹，是一个叫李奇的教主，声称今后弥勒将下凡亲自管理天下，他老人家将授命一个叫“李开花”的神秘人物，担任中国的皇帝。这个说法流行甚广，弄得清廷惶惶不安，“李开花”抓了无数。
　　
　　 其它教门中，比较有名的还有红阳教，看过熊召政《张居正》的朋友，应该还记得书中有一个叫“飘高”的人物，亦正亦邪，行踪诡秘。此人原名叫韩太湖，是红阳教的创教祖师爷。红阳教的特长是关注妇女问题，所以得到了很多下层妇女的信奉。
　　 不过，红阳教比起后来的真空教、一贯道、先天道、在理道，其声势还是要弱得多。这些后起之秀，在清朝和民国的声势都相当的浩大，特别是一贯道，势力遍及全国，教徒何止千万！新中国成立后，经人民政府的仔细鉴定，被光荣地评为全国第一大反动会道门。
　　
　　 真空道和先天道的影响也是不小，后来甚至流传到了海外华人的聚居区，直到现在还有活动。我曾经亲眼见过他们的庙宇。那次是因为约了个朋友，她叫我在“空空教”寺庙的门口见面。——什么？“空空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等宗教？老实说，这个名字是过于怪异了，着实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赶紧跑到那里一看，门口的匾额上赫然题写着三个大字：“真空教”。
　　 震惊之余，让我觉得很遗憾的是，这难得一见的真空教，其庙宇却太过平常了，样式格局和一般的道观毫无二致，让人兴味索然。我们的老祖宗本来是很有创新能力的，但这个能力后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却基本上丧失殆尽。从各种宗教寺观的建筑上，便足以体现这种能力丧失后的可悲后果。
　　
　　 民清时期中国创新能力的丧失，不仅表现在寺观建筑上，还体现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封建体制，像一棵朽坏的巨大老树，每年都开着同样的花，结着同样的果。翻来覆去，重复着千年前上演的老故事。枝枝叶叶之间，弥漫着一种陈腐、颓废的气息。到了明清两朝，这种颓丧的风气，已经吹遍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角落。包括道教在内的宗教精神领域，也根本没有办法躲开。
　　
　　 在张道陵创教之前，甚至还包括他刚创教的那段时期。道教，说白了也算是民间宗教一种。喝符水，敬鬼神，用精神疗法治病，捉鬼降妖，基层化、略带愚昧的信徒，粗糙、但通俗易懂的经书，严密的组织，蠢蠢欲动的造反心态……连取个名字听起来都土气十足：“五斗米道”。直到后来南北朝时期，寇谦之破除“三张伪法”，葛洪、陶弘景等人不断的理论更新，才使道教成功地进入社会上层，成为了一门正式的、受到承认的宗教。
　　
　　 有了这样脱胎换骨的经历，土生土长的道教，本来应该是犹如翱翔于九天的仙鹤，成为华夏精神文化中的一颗不落之星！但大家看看到了明清时期，道士们都做了些什么？——“喝符水，敬鬼神，用精神疗法治病，捉鬼降妖，基层化、略带愚昧的信徒……”走了上千年的漫漫长路，却似乎绕了一个大圈子，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仿佛重新变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民间宗教。唯一的改变，是组织变得不再像当初那么严密了。至于拉杆子造反的心态，那更是连想也不敢想了。
　　 沦入社会底层，道教这只翱翔九天的仙鹤，变成了一只凡鸟，混在鸡鸭群中和大家一起抢食。问题是，这群新涌现的民间宗教，多半也是毫无创新能力的。它们发现，要生存下来，最好的办法，便是抄袭佛教道教之中，被证明最有效的操作手法。
　　
　　 于是，道士们伤心地发现 ，本教的知识版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玄之又玄的理论，有前面提到过的罗教抢着发言；治病救人，有飘高祖师传下的红阳教；炼丹服气，有不落人后的黄天教， “得道之人，先通内用。养神、养气，神气不散，结成大丹……”够通俗易懂了吧？一点都不像道教那样故弄玄虚。那么，这句话出自什么经典呢？——黄天教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卷》！看看吧，人家光脚不怕穿鞋的，甚至还请来如来佛祖帮忙炼“内丹”。
　　 不仅如此，黄天教还和道教抢着做道场，到处超度死者赚外快。有时候，他们连身自己的制服都没有，混着穿身道袍便上场了。主家在操作这种事情的时候，多半都是糊里糊涂的，管他什么人，只要会念经就行！有时，等给完了钱，方才明白来的原来不是正规的道士。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有什么办法？鬼才知道死者的灵魂被他们超度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么道教还剩什么？扶乩请神？——对不起，后起之秀，著名的反动会道门一贯道同样精于此道，照样沙盘扶乩，照样神佛上身。后来到了民国时期，一贯道还把这一切正规化、现代化，开办了一系列的培训班，如，“仙佛研究班”、“忏悔班”、“坛主班”、“点传师班”等等。
　　 唯一没有被侵权的，似乎只剩下降妖捉鬼这一块了。不幸的是，随着西学东渐，各种各样的“洋鬼”蜂拥而入。土产的狐仙鬼怪，数量一年一年地递减，远远没有当年蒲松龄、纪晓岚时代浩大的声势。道士们，尤其是龙虎山的张天师们，桃木剑抽出来不知道往哪里砍。急得那个样子，真有些“拔剑四顾心茫然”啊！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远远没有“侵权”那么简单了。龙虎山的张天师们，将见识到真正的“邪教”的厉害。

忘于江湖

《围城》中，赵辛楣有句很有名的感慨：“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钱钟书点评说，这正是中国的利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一个叫洪秀全的广东人上省城参加乡试，在大街上，他遇到了一个传教士，顺手递给他一本中国籍牧师梁发撰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洪秀全当时正热衷功名，哪里会去留心这种洋玩意儿？一回到家，就直接扔进了角落里。后来人们读到此处，个个长叹不已：如果那本小册子一直老老实实地呆在角落里该多好？中国至少会因此少死一亿人！
　　
　　 许多年后，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心中懊恼，信手翻出来读了读。据《天王本记》记载，在此之前，他还做了个梦，见一黄发黑服的老者及一中年男子，要他“荡灭恶魔，扶持真理。”当他读到《劝世良言》后，和梦境一对照，一下子便“大彻大悟”了：原来这老者是“天父爷和华”，中年人便是“天兄耶稣基督”呀！
　　
　　 所以，洪秀全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之初，许多西方传教士都大为兴奋：耶稣基督保佑！中国终于要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了。在后来十多年的时间里，外国传教使团对南京的访问，有案可查的就多达20多次。
　　
　　 但是，经过仔细的考察后，传教士们失望地发现，钱钟书先生的说法的确有道理，中国人利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洪秀全不仅自称上帝的小儿子，还夸口说自己亲自上天国亲切会见过“天父”和“天兄”。更有甚者，他对传教士们说，他在天国见到了“天母”和“天嫂”，并且还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天兄耶稣基督。从这里我们可见道教在民间的巨大影响，玉皇大帝有个王母娘娘，村口那尊土地公身边陪着个土地奶奶。天王洪秀全天真地想：人家道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俺们也不好让“上帝”和“耶稣基督”太孤单了吧？
　　
　　 传教士听到了这些匪夷所思的“教理”，一个个气得七窍生烟！脾气好一点的感到很难过，“现在我伤心地说，我所发现的，除了基督教名义以外，无基督教的实质。”脾气不好的便破口大骂，“至于天王所非常热心宣传的宗教主张，我相信在大体上由上帝看来都是可憎恶的。事实上，我认为他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我认定天王是一个疯子或傻瓜而抛弃他。”……
　　
　　 不过，洪秀全本人是一点都不介意的。他照样兴高采烈地玩着那些“附身”、“托梦”的巫术游戏。如果不是术语上的不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熟练的道士。除此之外，洪秀全更热衷于替“天父”和“天兄”扫荡那些“异端邪说”。这下子，江南一带的和尚和道士们就倒了大霉了。太平军横扫江南15省，大军过处，焚烧经籍，捣毁寺观，驱赶僧道。佛教江南临济宗四大名刹尽数被毁，南京一地的僧道据说被杀个精光。但很奇怪的是，洪秀全不杀回教徒，也不毁清真寺和儒家的孔庙。
　　
　　 这时，龙虎山的天师已经传到了第六十一代的张培源先生。很不巧，江西正好处在双方交战的要地。面对来势汹汹的太平军，张培源先生大伤脑筋。但有一点他是心知肚明的：这些红巾裹头的家伙，“非我族类”，来者不善。权衡之下，张培源先生没有冒冒失失地上门去送“祥瑞”，而是以龙虎山为根据地，仿照前朝旧例，就地招募乡兵，向曾国藩同志学习，练开了团练。
　　
　　 不幸的是，张家虽然有着上千年的宗教文化积淀，但在军事上一直都表现得相当的外行。从系师张鲁开始，就一直不停地吃败仗。历史上，张家为了抵御乱寇，多次组织私人武装。可惜，结果都令人非常失望，这一次也不例外。更糟糕的是，这回的来者真的非常的“不善”：太平军在江西方面的总指挥，是谁见谁怕的翼王石达开先生。
　　 这仗没法打！张天师带头，乡兵们一哄而散，大家撒丫子乱跑。剩下清兵正规部队干瞪眼，朝廷法度所系，想跑但实在是不敢，只好硬着头皮接战。双方在龙虎山下上清古镇激烈厮杀，当时大家的装备都比较先进了，用上了大量的火器。结果，正如俗话说的那样，“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周遭的一切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兵火过后，张家人伤心地发现，祖祖辈辈经营上千年的“嗣汉天师府”，已经变成为了凄凉的瓦砾一堆！
　　
　　 大家期待的奇迹并没有出现。太平军实在是过于燥辣，见庙烧庙，见菩萨砸头。神仙们自顾不暇，哪里还管得了什么“嗣汉天师府”？不过，据张家的记载，兵乱之中，张天师百忙之中，居然还创造了一丁点奇迹出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大兵压境，大家携带细软，纷纷往当地一个叫“应天山”的地方躲避。——为什么不干脆往龙虎山深处躲避呢？估计是因为龙虎山名气太大，全中国的人都知道那里住着张天师，和一个流传千年的家族。——说不定，龙虎山的每个山洞里，都藏着张家攒下来的道教宝贝吧？每个人都这么猜。
　　 所以，张天师不往龙虎山深处躲，是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否则，当乱兵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捏着大刀，细细地搜山之时，宝贝搜不到，只会搜出一个天师来。大家可以想象，那些大失所望的鲁莽士兵，会做出什么样的可怕举动。
　　
　　 可能是路程遥远之故，张天师在逃命之时，尽量轻装前进。他做出了一个相当冒险的决定：没有亲自携带祖传的天师玉印，而是派一个乡丁背在身上。
　　 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出事了：张培源先生和乡丁正要渡过一条小河之时，迎面来了一大群太平军，兵强马壮地直冲过来。张培源先生见势不妙，撒腿就往岸边的芦苇丛中跑。据当时目击者的讲诉说，由于速度太快，他们还以为张天师正在施展“土遁”之术呢！
　　 乡丁见张天师先跑了，赶紧没命地跟着跑！当然，他根本达不到天师的速度。倒不是他的道行不够，而是背上那颗玉印沉着呢！眼看太平军越来越近，乡丁做出了一个可怕的举动：他反身往背后一扯，把玉印丢弃在大道之旁！
　　
　　 这是颗古老、精致的玉印。造形古朴，质地洁白，晶莹剔透。由于乡丁用力过猛，玉印从包裹里滚落出来，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烁着神秘莫测的光芒。
　　 张培源先生远远地躲在草丛之中，急得直跳脚。他用力推了乡丁一把，“混蛋！看你做的好事！还不快去给我捡回来？”
　　 乡丁哪里还敢动一动？无数太平军士兵潮水一般，从河的那边漫了过来。远远看去，头上的红巾，如同鲜血一般刺眼。乡丁看着他们手中丫丫叉叉的刀枪，吓得恨不能把自己埋进泥土里，哪里还管张天师的训斥？
　　
　　 张培源先生根本没有什么心思去注意什么刀枪，他的双眼直愣愣地瞪着路边的那颗玉印，一颗心早就提到了嗓子眼上面。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兵骑蜂拥蚁接，印仍故所，视如不见，践之不觉。”
　　 关于这件奇怪的事情，后来的人们众说纷纭。有人由此发生感叹，怪不得太平军早期非常能打仗，你瞧人家这个个都目不转睛的认真劲儿！另有人从科学的角度细心考证：是先“践之不觉”，还是先“视如不见”呢？——很有可能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个走过来的太平军是一个马大哈，这家伙目不斜视地只一脚，便把玉印踩进湿泥里去了。结果，便害得后来的人失去了发现它的机会。
　　 当然，张家对以上种种谬论都嗤之以鼻：拜托！看清楚了：这可是俺老张家祖传的玉印，太上老君传给张道陵先生的！
　　
　　 等大军走远了，张培源先生和乡丁从芦苇丛中钻出，赶紧跑过去刨出来。还好，左看右看，丝毫不见损坏。张培源先生捧着玉印，得意地对乡丁说：“看到没有？厉害吧？”
　　 厉害！果然名不虚传！乡丁点头如啄米，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恍然大悟地抱怨道，“哎呀，早知道别人看不见它，俺们干嘛还要把它背出来？多大的一个累赘。直接放在家里不是更好？等长毛走了，咱们直接回去拿就可以了嘛！”
　　 “混蛋！”张培源先生骂道，“你怎么这么多话？当心我烧一道符让你变哑巴！——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背着跟我走？再丢了我要你的小命！”

忘于江湖

也许是受了惊吓吧？闹兵乱的第二年，张培源天师便一命呜呼了。有人说，他是因为团练练得不好，羞愤而死的。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当时练团练的人到处都是。最后真正成功的，不外乎曾、左、李等区区几人。其他各路好汉，多半都是被长毛直接割了脑袋去。张培源天师不仅捡了一条命，甚至连丢失的天师印都捡了回来，那还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张培源先生仙去之后，接下来的两位天师，第六十代天师张仁晸和第六十一代天师张元旭，主要的工作是修修补补。这项工作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修补房子，二是修补自家的典籍。
　　
　　 太平军和清军在贵溪的一场大战，把张天师祖传的家业，完全打成了一片废墟。战后，张家老小回到这个伤心之地，看到这副惨景，一个个大眼瞪小眼。没有办法，人总得要找个地方住吧？只好坐下来请人画设计图，准备着手重新修建。
　　 在过去，张家的房子经常出问题，不是人多了不够住，便是年久失修，诸如下水道不通畅或者房顶漏雨之类。一出问题，张天师便写奏章问朝廷要银子。而且，一要便理直气壮地要几万两。有时候，皇帝拿到这种奏章也很生气：几万两？奶奶的，这是你修房子还是俺修房子呀？凭什么就该是我替你出银子？
　　 一般来说，生气归生气，到最后皇帝还是会给的。道教这面旗子，是不好轻易忽视的。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张天师这里，你不看天师的面子，吕祖师、关帝爷、太上老君的面子，总还是要考虑考虑吧？
　　
　　 但这一次情况例外，张家很自觉地没有上奏朝廷，完全是自己掏的腰包。他们很清楚，人活在这世上，有一项品质相当重要，那就是“知趣”。咸丰到光绪这段时间，朝廷忙得手足无措，大笔的银子掏了一回又一回，国库早就见了底了。连左宗棠先生远征新疆，这么光荣的壮举，都得自个儿去向洋人借钱打仗。在这种时候，张天师如果还冒冒失失地递一个奏表上去，说天师府毁于战火，恳请朝廷拨款十万纹银重修云云。朝廷不气得灭了你这个道教，算你祖宗有灵。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家到了这个时候，家底还是相当厚实的。前面说过，天师府的规模相当宏大。想要重新按原貌修建，工程量大得惊人。不过，没有办法，张家不得不这样做。天师府不是贵溪农家的破瓦房，被烧毁了随便盖一间草窝棚就能凑合。张天师的声望之所以这么高，并不是张仁晸或张元旭先生这个人有多么厉害，而是在他的背后，有一座巍峨的天师府，一个千年不落的传奇。在这个危难时期，支撑着张家不倒下的，不是什么道书法术，而是两个字：名气！——你也可以说是“招牌”。
　　
　　 有了这个“名气”，什么事都好办。张仁晸先生一生四处游历，据史书记载，他至少到过广东、广西、江浙、四川、重庆等地。——到处兵荒马乱的，不在龙虎山好好呆着，到处跑什么跑呢？张仁晸先生辩解说，这些旅行，都有其高尚的目的。比如，去四川是为了凭吊祖迹。据说，张仁先生在青城山，还有幸在天师洞，遇到了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先生呢。那么，张道陵先生对他有什么具体指示呢？对不起，张仁晸先生委婉地说，事关机密，无可奉告。
　　 到重庆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降妖。那里出了一条大蟒，张仁晸先生仗剑书“火符”，轻易地摆平了它。至于到江浙一带去的目的，则是“奉母命祷南海”，拜观世音菩萨去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张妈妈对自家的信仰很不坚定，张仁晸先生孝则孝矣，却没有尽到规劝的责任。
　　 直到张天师的游踪到了广西南宁一带，我们方才略知一点他四处奔波的目的：“其地屡有回禄患，求书符避火者甚众，以印盖均得免。”前面说过，龙虎山张家可不是什么“非盈利性慈善机构”，天师符不是白求的，天师印也不是白盖的。张仁晸先生这么游历一番，收获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也不落人后。书上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精道法，能文章，道貌岸然……风仪峻整，虔修世教，承先启後，厥功颇伟。”更值得称赞的是，这位天师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一举解决了曾经多次困扰张家的继承人问题。
　　 张元旭先生游历的风格和张仁先生不大一样，他不喜欢满世界地乱跑，而是化“全面出击”为“重点出击”，只喜欢游历当时最富庶的淞沪一带。据说，他在那里收获颇丰，“曾云游淞沪，以符箓赐信徒，累奏奇验；以职牒传道士，受度者众。”
　　
　　 即使是这样，天师府的重建工作，也是直到民国初才完成。完成后的天师府，基本恢复了以前的旧貌。现在大家去贵溪旅行，游览到的天师府，就是在那个时候修建的。看过前文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就在同一时期，张仁晸先生还被朝廷逼债，被迫偿还了当年张钰先生借下的纹银二万两。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家的经济偿付能力，仍然是相当的强悍！
　　
　　 除了修房子，以及为修房子筹款外，两位张天师第二项工作，便是修补自家的典籍。相对来说，张仁晸先生的工作比较辛苦一些。因为太平军的那场大火不长眼，烧房子的时候，顺便也烧了不少的书籍，“当乱后，法疏密卷，简断篇残，不易征集”。战乱之后，张仁晸先生便带着弟子们，“参考编订，续录成帙，越寒暑靡懈。”
　　 不过，如果从工作的实绩上来看，还是张元旭先生更高一筹。前面说过，张家历经千年不断，足以和孔家的历史媲美。但他们的史料收集，宗谱编修工作，则做得相当的糟糕。直到明朝地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先生，才猛然想起：咱们多少也应该有一本宗谱吧？于是，这才匆匆忙忙地编了一本《汉天师世家》，从第一代一直写到第四十一代。时间久了，史料不全，这本书的缺漏、荒诞之处，一直受人诟病。
　　 张正常先生之后，接下来的几辈天师偷懒，没有补写此书。直到万历年间，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先生，才重新捡起这个光荣的工作，从四十二代，补写到了第四十九代。接下来，足足又有十代天师继续偷懒，直到第六十二代的天师张元旭先生，才“搜求谱牒，旁参碑铭”，写成了《补天师世家家》，从五十代，写到了第六十一代。本来，这项工作应该是历代天师共同的责任，如果每一代都用心地收集材料，细心地记录，张元旭先生也不用这么辛苦了。要知道，他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不仅要到处找“谱牒”，还得蹲下来仔细推究“碑铭”，就差扛锄头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了。
　　
　　
　　 好了，天师府重建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张家的谱系修订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龙虎山的丹霞地貌，依然在夕阳下闪着神奇的光芒；山下，贵溪县的佃户们，在辛勤地耕种着天师府广袤的田产。张天师走到哪里，还是有信众谦卑地递上银两，祈求这样或者那样的符纸……
　　 大乱之后，一切仿佛被雨水洗过一样，散发着清新的气息。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丝彩虹的影子。每一个人都清楚，衰朽的清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历史即将在这里转弯。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时代，即将破壳而出！
　　 所有的人都引颈盼望着，张天师们也不例外。眼前这一点点困境算什么？比这更大的麻烦，张家又不是没有遇到过。还好，现在根基未灭，手中暂时什么都拥有，唯一缺少的，大概只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好皇帝”罢了。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传说中的“好皇帝”，居然还真让他们给盼到了！

忘于江湖

在后期各位张天师们心中，一直有个隐隐作痛的地方。这个痛，是在明朝初年，被那个“爆发人家，小家气”的朱元璋先生给种下的。天下人谁不知道，张家掌门人的的标准称号是“张天师”？但小气鬼朱元璋先生就是不答应。“天师”！这岂不是在俺天子之上？最后生拉硬扯，给降到了“真人”。朱元璋的后辈子孙，喜欢道教的很是不少，但都不敢跨过朱元璋先生画的这条线。有时候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便在称呼上多加了一个字，变成了“大真人”。
　　 “名”、“实”之争，在一般老百姓看来，纯粹是吃饱了没事干。但在皇帝眼中，却是桩了不得的大事情。满清入关之后，完全照搬汉人的那一套做法。皇帝对道教这套东西，一直都不感兴趣。因此，张家心头的这个痛，又不得不持续了将近三百年。
　　
　　 现在好了，拨开云雾重见天日，革命了！从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到偏居未庄的阿Q先生，所有的人都显得很兴奋、很期盼。龙虎山张家人也不例外，改朝换代，对于宗教组织来说，常常意味着机遇。不过，张家地处偏远的江西贵溪县，消息毕竟有些闭塞。如果他们知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竟然是个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公理会教徒，龙虎山上，恐怕将会又是一片愁云惨淡！
　　
　　 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过去一年了。江西也来了革命党，不过，不是传说中的“孙大炮”，而是另一位脾气不太好的“大炮”，历史上有名的“三炮定韶关”的李烈钧将军。
　　
　　 李烈钧，近代史上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江西武宁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并于1907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了满清政府眼中的“反动分子”。李烈钧第二次被称为“反动分子”，是在二十年后，由方志敏的红军谥给他的。先后被最保守的和最激进的人们所仇恨，现在想起来都替他感到有点滑稽。
　　 可能像鲁迅那样受过很多刺激吧，当时留过日本的革命党人，多半做事比较偏激，搞暗杀的就数他们最多。李烈钧比较幸运，他没有在这种“恐怖袭击”中充当肉弹丢掉性命。等革命成功后，李烈钧回到了家乡江西省，不过，身份大有不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封他为江西的最高领导人——江西都督。
　　
　　 大权在握，李烈钧的铁腕和激进脾气便显示了出来，他大力对江西进行各种近现代化的改革。应该说，他采取的那一系列激进的措施，的确让江西的面貌，在短期内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作为一个喝过大量洋墨水的人，李烈钧哪里会对江西境内，最古老最“封建”的家族有丝毫客气？于是，龙虎山张家发现，他们原先以为，从清朝以来，自己已经“倒霉透顶”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当人们开始倒霉之后，每一天都会天真的设想：到了这个地步，应该算倒霉透顶了吧？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就在那一年，江西都督府下令，取消张天师封号，同时，取缔天师府所有的封地。
　　
　　 消息传来，正一派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被迫匆忙逃往上海，身后的大片田产、林园也顾不得了，逃命要紧。当时时局动荡，世事诡谲，“柿油党”们个个洋装打扮，举止怪异，谁知道下一步他们会做什么？张天师对付中国土产的鬼怪颇有经验，但遇到这群“假洋鬼子”，什么符咒、阵法、雷诀、鸡血、香灰……统统宣告过期失效。道士们知趣地没有把符水往革命党的脸上泼，他们眼尖，看得出别人手里端的可是洋枪洋炮！
　　
　　 这是第四代天师张盛先生回归之后，第一次有张天师仓惶逃离龙虎山。他既没有往青城山跑，也没有跑到当初张道陵先生发迹的鹤鸣山，而是一口气跑到了“洋鬼子”们的巢穴上海。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张元旭先生胆上长毛，打算直捣黄龙，来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举铲除所有洋鬼子！而是因为上海，当时是龙蛇混杂之地，仿佛像一个巨大的胃，什么东西都装得下。新的、旧的、土的、洋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坏种、良民、以及过去的良民……所以，多个张天师不多，少个张天师不少。
　　 况且，当时革命党名义上是听从孙中山大总统的号令，其实是按地区各自为政的。有些地方下手狠一点，例如江西的李烈钧和四川的尹昌衡；有些地方就相对来说要温柔一些，比如让鲁迅先生很生气的那位绍兴都督王金发。最温柔的地方就要数上海了，这个地方是正牌洋人的地盘，什么都督都鞭长莫及。只要逃离江西这个虎狼之地，李烈钧革命得再坚决，也拿租界里的张天师没有办法。
　　
　　 张天师从偏僻的龙虎山，来到了拥挤的上海。以前，满目是苍翠的山色，清新的空气。现在倒好，出门就是繁华的十里洋场，污浊不堪的黄浦江。对于乡下人来说，这是个恐怖的地方。《子夜》中那位吴荪甫的乡下老太爷，“不曾跨出书斋半步，除了《太上感应篇》，不曾看过任何书报，更不曾经验过书斋以外的人生”，是个老老实实的基层道教中人，结果一到上海，便被活活吓死了。
　　 这样没出息的家伙！居然好意思读过《太上感应篇》？让人听了简直气破肚皮！作为道教的领袖，张元旭先生可不是这个熊样，张家从祖上开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因此，即使是在上海，张元旭先生仍然可以轻易地混个风生水起。上海社会复杂，一眼望去都是人潮汹涌，其实仔细一看，却分明是个暗无天日的鬼蜮世界。张家的符咒在这里就及时地派上了用场。毕竟是千年老店，货真价实。上门来求各种符箓的，几乎挤破了张元旭先生寓所的大门。
　　 想起往事，虽然还是有些伤感，但发放符箓的收入，足以使张元旭先生在米珠薪桂的上海滩，过着比较惬意的生活。张元旭先生再次体会到了有个好祖宗的巨大好处。张家的列祖列宗，仿佛购买了一种获利非常的股票。因此，子孙后代不管跑到哪里，都可以凭着一纸名头，获得不菲的股息。
　　
　　 生活永远不会平静，就在这时，从北京传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消息：中华民国道教会正式成立了！
　　
　　 地点在全真教的老巢白云观，主席是白云观的主持陈明霖，发起人有十八个，无一例外全都是全真派的代表。他们还煞有介事地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道教会宣言书》、《道教会大纲》、《道教会请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等等。不久，又拟定了《道教会上国务总理、袁大总统书》。当天，便由陈明霖等人，花几毛钱钱租辆黄包车，风风光光地便送进了国务院。并且，隔几天便得到了批准，正式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全国性道教组织。
　　
　　 所以说，天子脚下好办事。消息传到上海，黄花菜都凉了。张元旭先生愤怒地发现，“中华民国道教协会”里，居然连堂堂嗣汉天师的位置都没有！就算是假惺惺的，您也给一个副会长的虚衔不成吗？没有，白云观这事做得太绝了！明摆着是欺负张天师路远，你张天师无论如何，都得千里迢迢坐火车来吧？但别人从白云观赶到中南海，拉黄包车的车夫，怕还嫌没有跑过瘾呢！
　　 张天师心想，如果俺是峨眉剑仙派的，准派上几支飞剑，千里上京取了这厮的项上人头。但没有办法，张天师的专业不是放飞剑，而是帮人捉鬼，而这陈明霖道长固然奸诈似鬼，毕竟还不是真正的鬼，张天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张元旭先生为自己失误懊恼不已：都怪自己卖符纸卖上了瘾，忘了还有改朝换代这茬事了！结果，不幸便被全真派抢了头一炷香。说起来，也怪张天师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每到了改朝换代，便东看西看，到处找人选人献符瑞。但这次改朝换代可不像从前，你未必要捧着符瑞给孙中山送去么？
　　 全真派就不同了，他们的根据地是北京，政治漩涡的中心。道士们嘴上念着经，眼睛却不住地朝观门外瞅。他们发现：如今这流行的玩艺儿换了，不兴泡茶馆听京戏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今天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明天成立一个什么协会，后天多了个什么委员会……名头还一个比一个大。弄到后来，身为一个堂堂的北京人，如果您居然没有忝居什么“协会”之内，简直就不好意思上街见人了。
　　 所以说，现代社会中，信息是多么的重要。张天师处在上海，满眼都是赚钱的信息，政治敏锐感便一下子钝化了不少。等他清醒过来，已经晚了，别人连名片都印好了。没有办法，张元旭先生只好硬着头皮，跑去烧第二柱香：
　　
　　 1912年9月，正一派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召集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正一派道观的代表人物，在上海关帝庙成立了全国性的道教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忘于江湖

头一炷香没有抢到手，张天师很生气，后果却不太严重。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谁还去管你道教内部这些鸡虫之争？张元旭先生对北京政府相当不满，什么破政府嘛！一点调查研究都没有，便轻易地把道教会的招牌给了不该给的人。你随便去翻一翻古书，就应该明白，谁，才是道教真正的正统代言人。
　　
　　 没办法，张元旭先生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便是玩玩文字游戏。你是“中华民国道教会”么？好，那么，俺们便是“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多一个“总”字，便压得你到八月十五都翻不了身！外行人怎么看，都会以为北京那块是“总会”的分舵。张元旭先生得意地想，中国汉字真是威力无穷呀，一字之差，便让陈明霖这厮降级成了道教的青木堂堂主。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早有早的优点，迟有迟的好处。两边的入会条件其实都差不多，全真派“分舵”那边，要入会的弟兄，只要符合这样的条件就行了：“道教信士及一切善男信女（不限种族、不限国籍、不限行业），志愿助扬道教、度化众生者，皆可入会。”
　　 上海正一派“总舵”这边，则更为宽松：“无论在家出家，不分国界种族，凡素志好道者，均可入会。”
　　 全真派一看很愤慨，什么？太不像话了，连“善男信女”这样的基本条件也不要了？上海滩多的是混黑社会的家伙，平时也喜欢拜拜关二哥。如果这些家伙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志愿加入“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你张元旭天师到底收不收这笔会费？
　　
　　 张天师懒得管这么多细节问题，他也是没有办法，官方那边已经无路可走了。民国政府当时已经接受了陈明霖的申请，正式接纳了“道教会”。当官的只能对悲愤交加的张天师耸耸肩膀，双手一摊：没有办法，谁叫你不早点来？
　　 因此，直到“道教会”和“道教总会”双双无疾而终，张天师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按现在的话来说，属于“非法宗教组织”。虽然当时的政府忙着打仗，懒得派人上门清理整顿，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张天师的“道教总会”从始至终，也没有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成立和开展活动。
　　
　　 道教又一次陷入了南北纷争之中，但这场纷争在当时的大历史中，已经变得毫不起眼，张天师不久也将重返龙虎山了。他在上海那几年间，除了创建一个不被承认的“道教总会”，以及贴满大小弄堂门口的符咒外，还为丰富上海方言做出了一点点贡献：因为他的原因，上海人新创了一句著名的歇后语。
　　 当时，如果一个上海年轻人，为了什么事,失恋或者失业，把自己锁在亭子间的顶楼，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任谁劝都不下来，父母的话不听，连居委会大妈来了也不行。邻居好奇，便问，这小青年一个人在楼上鼓捣些啥呀？家里人往往会懊恼地回答，“伊是鬼迷张天师，勿晓得伊勒做点啥！”
　　 这句话中的“鬼迷张天师”，其实是个精简版本。整句歇后语是这样的：鬼迷张天师——有法无使处。
　　 张元旭先生听了这句歇后语，心中一定是相当的郁闷。当初在江西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敢说三道四？到了上海滩，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上海滩的鬼不简单，人也和别处的不同。当时，除了上海本地人之外，全中国的人来到上海，都会获赠一个共同的称号：乡下人。饶是你张天师千年世家，到了这十里洋场，也不过是一个土头土脑的江西老俵罢了。
　　
　　 所以说，他乡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三年之后，张元旭先生便离开了上海，胜利地返回了故乡龙虎山。促成他这次返乡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一场大雨，有人说是因为一个“好皇帝”。
　　
　　 民国二年，北方旱灾。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先生虽然有了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却还没有来得及掌握西方先进的人工降雨法。因此，还是拿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灾害没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再次求助于中国传统的“人工降雨法”——祈雨。
　　 史料上没有记载袁世凯先生有没有先请白云观全真派的道士们动手，从后来的迹象看，应该是有的。但“中华民国道教会”的那些人显得很不专业，怎么求，北京的上空依然是碧空如洗。无奈之下，袁世凯先生下令，掀翻全真派的摊子，另外派人到上海，邀请传统的祈雨专业户——“中华民国道教总会”的张元旭先生，火速上京救急。
　　
　　 张元旭先生一听，这是救民于水火的大事呀！不敢怠慢，连夜便赶往北京。到了地头上，人说：请问张先生，您这祈雨的法坛，要设在哪里呢？天安门广场，或者天坛、地坛？
　　 张元旭先生不在乎地摆了摆手，不用这么麻烦，咱们因陋就简，干脆还是设在白云观吧！横竖都是道教中人，到时候需要什么设备，也便于及时供给。
　　
　　 于是，白云观的道士们忍着一口闷气，把刚被掀翻的求雨法坛，又竖了起来。不久，张元旭先生就在前呼后拥之下，一身道袍，左手符纸，右手天师令牌，悠然地登上了法坛。在他的身后，一面白布旗上，浓墨大字写着：“龙虎山嗣汉天师 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张”
　　 更令白云观道士郁闷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张家真正是天上有人么？祈雨的程序其实大同小异，咒语听起来也一个调子。但，经张元旭先生这么一操作，一场倾盆大雨，不久便哗哗哗地把整个北京城淋了个透。
　　
　　 这件事引起了全城轰动，老北京们议论纷纷，不愧是张道陵祖师的后代呀，你瞧人家这水平，这气派！北京人看人讲究一个“派”字，能干不能干还在其次。张元旭先生从小就是按天师的规格来培养的，这派头简直是不用说的了，这一点令北京人深为折服！张元旭先生也很感慨：不愧是天子脚下，数朝古都之地。真正是民风淳朴，德化深濡啊！不像那些洋气弥漫的铜臭地界，一股令人掩鼻的暴发户气！
　　
　　 祈雨这种事情，据后人考证，有记载的，成功率近乎于百分之百；没有记载的，便不好意思说了。张家的求雨成功率在所有祈雨专业户中，据说是最高的。唯一的一次失败记录，是在明朝万历年间，那时的天师是第五十代张国祥先生。还好，在位的万历皇帝脾气温和，对道教的态度也很友好，所以并没有为难张天师。
　　
　　 不管怎么说，张元旭先生毕竟成功地求下了雨，这件事给大总统袁世凯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世凯这个人，怎么看，都有些神似于当年汉朝的王莽先生。能力超强，野心超大。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袁世凯也是一样，他当时在国内国外，民间朝堂，声望都是相当的高。如果没有后来称帝那招臭棋，历史对他的评价，恐怕将是另一种写法。
　　 人生在世，最难做到的，便是在野心和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后，往往让野心连人带能力一口吞噬下去。当袁世凯有了称帝这个野心后，所有的心思、精力便完全扑在上面，仿佛一个人掉进漩涡里，眼中看到的，除了水还是水。
　　
　　 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先生考虑到，要称帝，便不能忘记龙虎山的张天师。从历史来看，得到张家的支持，几乎就相当于在玉皇大帝那里买了单保险。恰好在此时，张元旭先生多少看出了一点苗头，便抓紧时机，通过长江巡阅使张勋先生，请求政府恢复被李烈钧废除的职权。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袁世凯下令，恢复张天师封号，发还天师府产田，复授张元旭为正一嗣教大真人。并且，重颁“正一真人印”，赐予“三等嘉禾章”，及“道契崆峒”匾额。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就在这一年，袁世凯称帝，国号“中华帝国”，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张天师又可以正大光明地自称为“张天师”了！笼罩在龙虎山上的乌云，似乎一夜之间，被北边来的春风吹个干净，和煦的阳光，重新笼罩在青葱的山麓之上。张元旭先生惊喜地看到，好运气如同五颜六色的气球一般，正迎面向自己扑了过来！

忘于江湖

仅仅过了八十多天，张元旭先生便沮丧地发现，这场突如其来的“好运气”，其真相是这样的：老天爷和袁世凯开了一个大玩笑，袁世凯也因此和张天师开了一个小玩笑。在这八十多天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迅速地往后摆动了一下，又迅速地摆回了原点。
　　 主要的当事人，都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袁世凯先生以为，中国人几千年来，都一直有个皇帝在上头管着。现在一下子没有了，怕是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受，会很不适应。没有办法，自己只好挺身而出，勉为其难了。“洪宪皇帝”感慨地对“臣下”说，当今这世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张天师呢，则习惯性地把这场闹剧，看成了另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事件。他和袁世凯都没有意识到，几千年皇帝的统治，让中国人对于帝制，产生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当时的中国人，仿佛那只被困在井中多年的青蛙，当它跳出了井口，看到外面广阔的蓝天，无垠的大海之后，你还指望它会再一次跳回井里吗？
　　
　　 张元旭先生黯然地收起了“天师”的招牌。渴盼已久的“好皇帝”，三下两下便翘辫子了。朝廷没有了，封号也没有了，田产也被重新被查封。所谓的“三等嘉禾章”，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摆设品。只有“道契崆峒”的匾额，仍然高悬在天师府的屋檐下，和各朝各代皇帝所赏赐的匾额一起，记载着张家又一次昙花一现的光荣。
　　
　　 当时的社会情势千变万化，连袁世凯这样高智商的脑袋都反应不过来。说起来，我们也不好太多地责怪张元旭天师。最多，只能说他学艺不精，业务能力不突出。张家祖传的扶乩之术，号称灵验无比。结果到了这位天师的手中，却一点效果都没有显示出来。如果沙盘有灵，明确地提示张元旭先生：当心哟，这位袁大皇帝，怕是日子不长啊！张元旭先生多半不会去蹈这趟浑水。
　　
　　 现在好了，袁世凯先生成了万人唾骂的“窃国大盗”，张天师不用说,也成了标准的“封建余孽”。袁大皇帝重新变成了袁大总统，最后还干脆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但留下张天师怎么办？只好一个人红着脸躲在龙虎山，郁闷地看着山下喧嚣的世界，以及不停变幻的，那一面面的“大王旗”。
　　
　　 孔子说过，“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人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具体的做法呢？则应该是这样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作为道教中人，理应比平常老百姓心胸更加豁达，对荣辱得失看得更开。时逢乱世，作为中国道教的领袖。张天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静居龙虎山，修身养性，独善其身。一面“道契崆峒”的破牌匾，厚者脸皮求来挂在屋檐下，到底能给这千年家族，增添多少风光？《道德经》中有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 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常乐”这句话，随便找个人来，都懂得它的意思，但当时的道教当家人就是不懂。这一点非常令人感慨。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清末民初，又有几个道士，还会真正去读一读《道德经》呢？
　　
　　 更难堪的事情还在后头。因为另一个张姓江西老乡挑起的闹剧，张天师又一次急急忙忙地送上门去，足斤足两地出了一回丑。
　　
　　 这位张天师的江西本家，在近代中国，名声相当的大。前朝满清时期，他曾经历任江南提督、两江总督等职。算起来，官位不见得比曾文正公、左文襄公小多少。可能正因为如此吧，他一生对清廷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不少遗老遗少，提到他的名字，都会竖起一根大拇指，称他是文天祥第二，“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而且“挽狂澜于既倒，当经千载公论”。
　　 不过，如果真的把他的传记附在文天祥的传记后面，文天祥在天之灵听了，一定会相当的不开心。因为这位“文天祥第二，除了和文天祥一样死抱着一个“忠”字外，脑后还多了一条难看的辫子。不仅自己留着一条辫子，他还强令手下的将官兵丁，每个人都不准学那些该死的革命党，辫子都得好好地给我留着！
　　 所以，当时的人们称他为“辫帅”，称他手下的军队为“辫子军”。写到这里大家都该知道了，这位犟脾气的“忠臣”正是张勋。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不错，曾经被袁大总统封为“定武上将军”。所以，你当着他的面，是不好说他的军队是“辫子军”的，应该有礼貌地称之为“定武军”。否则， “辫帅”生气就不好办了。带兵的人，脾气都不是很好。
　　
　　 张元旭天师籍贯是江西贵溪，张勋辫帅籍贯是江西奉新，两人估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戚关系。不过，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同乡又加上同姓，因此，两人的关系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当初袁大总统这么看重张天师，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当初还是长江巡阅使的张辫帅的从中关说。从这件事，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于北京的“府院之争”，张勋乘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拥戴满清“废帝”溥仪复辟。细细算起来，他在这个政治舞台，总共只停留了十一天。让所有相关人员，如溥仪、康有为、杨度等，还包括张元旭天师，统统地空欢喜了一场。
　　
　　 当时已经有了电报，消息传得很快。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传说，宣统爷又坐龙庭了，北京又有皇帝了，大家放下辫子吧！鲁迅的小说《风波》中，绍兴乡下的赵七爷，利用着这件事情，把船夫七斤吓个半死！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前些日子进城，被几个“不好的”革命党，三下两下剪了辫子。“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有些时候，发型这种无聊的事情，也会给人们惹来相当大的麻烦。
　　 龙虎山上的张天师倒没有这种烦恼，从古到今，道士们的发型均保持一致。各朝各代的皇帝对此，都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所以，清末民初，张天师不必像一般老百姓一样，一条辫子解下来又盘上去，盘上去又解下来，弄得手忙脚乱，白白受了很多不必要的惊吓。
　　
　　 一听说皇帝复辟，而且，主要操盘手还是老朋友辫帅张勋，龙虎山上的张元旭天师大喜！奶奶的，这几年，可让那些“柿油党”们给折腾够了。事不宜迟，当下，张元旭先生胡乱收拾几道祥瑞之物，匆忙写就一份奏表，乐颠乐颠地便往京城赶。鲜花着锦，哪里比得上雪中送炭？宣统皇帝刚刚复辟，身边没有可用之人，想必很是寂寞。这个时候，张天师的祥瑞一上，小皇帝一定会感到得热泪盈眶吧？恢复田产封号那是不用讲的，说不定，心情好时，还会赐个一官半职也不一定呀！
　　
　　 从江西到北京，沿途要经过安徽、河南、山东几省，路途遥远。很惭愧的，张元旭先生没有学会“土遁”之术，更不会御剑飞行。没办法，只好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一路狂奔！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横跨几省，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境内。眼看终点在望，北京，这千年的古都，中国的心脏之地，就在前面不远之处了。胜利在望，张天师也累得够呛。他决定放缓脚步，在城外稍微休息休息。
　　 他落脚的地方叫“丰台”，紧邻北京城外的一个小站。当时，时间已经是七月十日。张勋是在七月一日开始复辟的，真正的幕后高人段祺瑞，七月三日便组织了“讨逆军”，在天津马场誓师讨伐张勋。我们不得不说，张天师的脚步的确跑得相当快，几天时间，便从江西一路跑到了北京的城门口。但遗憾的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张天师真的是够倒霉的了。他一到丰台，便惊讶地发现，前后左右都是端着洋枪洋炮的士兵，一脸警惕地注视着他。
　　 ——站住！来干啥的涅？士兵问张天师。
　　 张天师很兴奋，本家张辫帅干得不错，你瞧这兵强马壮的架势！——“俺是从江西赶来，专门进京献祥瑞，递奏章的！”
　　 ——啥？奏章？献给谁涅？
　　 张天师抽出奏章得意地一晃：那还用问，当然是当今圣上宣统皇帝呀，这不刚刚……——话刚说出口他便赶紧打住，因为，就在这时，张元旭先生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怎么这些丘八爷，后脑勺上，都没有辫子涅？

忘于江湖

民国六年七月，上京朝贺的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在河北丰台北“讨逆军”扣留，饱受了一番惊吓。还好，最后只是虚惊一场，“讨逆军”很客气地把他放了。当时的中国，虽然龙蛇混杂，政治风云变幻不定，但台面上的人物手段都还算比较温柔。不像后来的那些人，动不动就大开杀戒。一般来说，不幸失败的“大王”们，只要简单地发个“下野通告”，便可安安稳稳地躲进租界里做寓公了。
　　 比如这一次挑起事端的张勋先生，手下总共才三千辫子军，就冒冒失失地打算复辟一个王朝。结果，手下的军队三下两下被打得四散奔逃。自己独自一人，跑到荷兰大使馆躲了起来。等事情稍微平定后，便在天津租界找了所房子住了下来。生活好像还不错，结交的都是些社会名流。1919年，张勋先生六十五岁生日，著名的“老怪物”辜鸿铭，还特地送他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擎雨盖”暗指清朝的红缨大官帽，“傲霜枝”指的是脑后那条大辫子。辜鸿铭自己也把“傲霜枝”一直保留着，因此，他对同道中人张勋先生很是欣赏。
　　
　　 张元旭天师倒不用往租界里躲，毕竟不是辫子军中的一员，最多算是个凑热闹的。——没关系，一切都是误会，大家安慰他说，谁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但张天师的心情多少还是有些黯然：作为一个号称可以“未卜先知“的道教天师，张元旭先生这几年的判断错误，似乎次数多了一些。他闷闷不乐地返回了龙虎山，再也不敢轻易乱跑下来献”祥瑞”了。空闲的日子，便专心编撰《补天师世家》，试图使自己的心境，真正地平静下来。但恰逢乱世，能在中国像陶渊明似的活下去，基本上属于痴心妄想。更何况，张元旭先生还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末代皇帝溥仪如此，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人，当头上顶着“皇帝”、“天师”之类的符号时，自己多半也会变成一个符号，一切事情，均会身不由己。很难说，这算是祖宗传下来的光荣，还是祖宗传下来的“原罪”？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张元旭先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呆在龙虎山修身养性。他曾经多次下山，会见过诸如吴佩孚和孙传芳之类的头面人物，后者还请他风光大筵了一回。不过，张天师很谨慎地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前两次的教训，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1919年，张元旭被推为“万国道德会”名誉会长，次年还当选为“五教会”道教会会长。
　　 “万国道德会”这一类的民间团体，名字取得虽然响亮，但在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张元旭先生自己多半也清楚，对方看得起的，多半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头上那顶“天师”的帽子。请去当什么“名誉会长”，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主席台混个前排中央的位置。然后，主要的工作，除了喝茶以外，便是微笑和拍手了。
　　
　　…… ……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相信各种稀奇古怪的预言征兆。其中，最为灵验的，大概要数各种童谚民谣了。《后汉书》中记载，当初董卓先生要完蛋的时候，城里到处传唱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甚至到了民国时候，也有此类的谣谚出现。比如，“五色旗，没有边儿；袁世凯，没有几天儿。”人们纷纷传说，这类的童谣，是天上的神仙——尤其是那位神出鬼没的吕洞宾先生，特意借懵懂儿童之口，来让世人警醒的。
　　 前面说过，神仙的诸多所作所为，多半比较无聊。有话你就直说不行吗？玩什么玄虚呀！要真是“天机不可泄漏”，不如干脆闭上嘴巴好了。《西游记》三十二回中，日值功曹在孙悟空面前，竟然也玩这样的把戏。结果惹火了猴子，被劈头骂了个痛快：“……就纵云赶上，骂了几声毛鬼，道：‘你怎么有话不来直说，却那般变化了，演样老孙？’”
　　
　　 张天师据说有请神的本事，却还没有孙悟空那样骂神仙的本钱。所以，当他们听到对自己不利的谣谚时，也是干瞪眼儿没有办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据说，江南一带盛传龙虎山道教正一派教主张天师的民谣：“绝不绝，灭不灭，六十三代有一歇。”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逝世。其长子张恩溥即位，成为道教正一派天师。屈指一算，恰好是第六十三代！
　　
　　 张恩溥，字鹤琴，号瑞龄，谱名道生（又名岩生），生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作为道教的天师，张恩溥先生“精道法、擅符箓”。他还有一样绝招，画起符来，“笔力道劲，先后如一”，可以画百贴如一幅，模样大小不差分毫。正因为如此，据说，他画的符特别灵，上门来求符的信众络绎不绝。我们知道，后来也有不少道士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只不过，他们借助的是现代印刷术。对付克隆而成的鬼怪，可能会有些效果。至于拿传统意义上的鬼怪有没有办法，那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件事张恩溥先生多少让人感到遗憾：他是一个先天的驼背。不过，作为天师府的嫡子，这一点点缺陷不算什么。刘罗锅不是驼背么？还不是照样可以当宰相？
　　
　　 当时，对张家很不友好的李烈钧都督，早就被袁大总统赶出了江西。二十年代初期，他紧随孙中山前后，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一员。山高皇帝远，再加上中央事情忙，根本无暇顾及张天师。因此，二十年代的头几年，张天师在江西过着惬意的生活：官方的头衔虽然没有了，但远近的农民，对张家仍然崇敬有加。天师还是天师，得罪不起的，惹火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李烈钧没收的张家的田产，被袁大总统慷慨地还给原主人。袁世凯呜呼哀哉后，按理说，这些田产，应该统统收归国有。但问题时，当时的“国”，究竟是谁家的国？
　　 没有人愿意管这件事。除了李烈钧这类的好事者之外，当时的人大多不想去主动得罪张天师。是的，张家的法术可能是假的，但，万一是真的怎么办？——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中庸”一点，走到哪里都没有坏处的。
　　
　　 当时江西的主政者是著名军阀孙传芳，这人和张恩溥的老爸张元旭天师关系不错，请他吃过一顿饭。孙传芳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帮前都督李烈钧先生革命到底。所以，等到张恩溥先生即位后，他发现，自己的境遇，并不想当初想象中的那样糟糕：除了上清宫，他还拥有十多处庄园巨宅，以及面积遍及附近八个县的范围的，五千多亩不用上官税的良田。家中仆佣下人上百，山下佃户雇农无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说得真是太有道理了！
　　 于是，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开始了他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据说，他花起钱来一直都比较潇洒。有人统计，张恩溥先生的常年花费，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目：银元八万六千五百多块！
　　 这八万六千多块银元，不用说是早年创下的纪录。等张恩溥先生跟随蒋总统跑到台湾去之后，估计再威猛也不敢这样花了。再说，后来蒋总统也不喜欢有人用银元，他希望人们支持国家的银行系统，多用纸币。——结果人们真的用了很多纸币，后来，据说要买个烧饼，都得提一篮子钞票去！到了那个年代，恐怕有钱如张天师者，都会无限怀念当年那些白花花的银元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 ……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的绝世奇才来到江西。他到了江西首府南昌的名胜滕王阁，碰巧蹭了一顿不要钱的饭。席间，碰巧接过别人递来的纸笔，随手写下了一篇赋。一不小心，碰巧又写得太好了一点，成为了中国文坛上的千古绝唱……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勃，这篇赋，便是足以让每个江西人都感到自豪的《滕王阁序》。
　　 在《滕王阁序》中，王勃是这样总结江西省这个地方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这句话说得真没错，江西山川秀美，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便是人才辈出之地。光是可以得国家级杰出贡献奖的，就有：陶渊明、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朱熹、姜夔、文天祥、汤显祖、宋应星、詹天佑、陈寅恪、袁隆平等等，至于张勋李烈钧这个档次的，根本就派不上号。如果再把张天师祖孙一家都算上，可以给这个名单，一家伙增添好几十号人。
　　
　　 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最先对这句话深有体会的是张元旭天师，因为曾经最让他两眼泪汪汪的，不是别人，正是江西老乡李烈钧先生。不过，江西老乡间的恩恩怨怨还远远没有结束。等到了张元旭先生的儿子张恩溥天师，方才真正体会到了江西人杰地灵的厉害！

忘于江湖

中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九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首先击败了盘踞两湖一带的大帅吴佩孚，然后大举进攻江西的孙传芳。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进入江西省的省会南昌。就在占领南昌后的第二天，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在省党部中，担任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的是一个27岁的共产党员，江西弋阳县人方志敏。
　　 张天师的噩梦开始了！遇到了方志敏这样不信邪的共产党，怕是吕洞宾下凡也是没有办法。更糟糕的是，同一时期，先后在江西南昌工作的，还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以及一个顶级厉害的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张恩溥先生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听到了龙虎山顶传来的隆隆雷声吧？
　　
　　 方志敏非常赞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在毛泽东抵达江西以前，他就组建了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并已经派员到各地开展活动了。毛委员到南昌来一指点，方志敏心头更是一片雪亮。他一边忙组织建设，筹备召开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一边琢磨着开始具体的农民运动：发动群众，捉拿批斗张天师！
　　 不能不说方志敏的眼光很准，张家长期以来，就是全国有名的“封建堡垒”。同时，还是田产横跨八县的大地主。所谓“擒贼先擒王”，要在江西境内开展农民运动，不把张天师这个典型一举拿下，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展开？
　　
　　 于是，方志敏在省城一挥手，一组工作队员便浩浩荡荡地奔赴贵溪，打算把张恩溥先生来个手到擒来。几天后，工作组成员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没有抓到，张天师跑了！
　　
　　 什么？难道这天师真的会“隐身术”不成？方志敏大失所望，事情看来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贵溪不是省城长沙，“北伐“的大潮，根本就没有在龙虎山上的岩石上留下丝毫印记。当地的民众，对张天师仍然怀着深深的敬畏之心。你几个省城跑来的书呆子，咋咋唬唬地就想跑来这里捉人？
　　 还没有走到贵溪县境，就有人跑去给张恩溥先生报信：不得了了！省城来的共产党来捉您老人家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您快跑吧！
　　 于是张天师撒腿就跑。江西有的是崇山峻岭，随便找个深山道观一躲，省城来的书呆子们便一筹莫展了。问当地的老俵，却是无人敢说。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没有成立，群众哪有这样高的觉悟？再说了，张家的“五雷法”可是闹着玩的？我要是给你们说他躲在哪里，白天你们跑去抓他，晚上说不定他就会派个什么金甲力士来抓我呢！
　　
　　 方志敏听了这个消息，一时也是没有办法。省城事情忙，当时国共冲突已经若隐若现，方志敏作为共产党方面在江西的主要官员，这个时候，正忙着和著名的“反革命分子”——当年著名的“革命分子”——李烈钧先生斗法呢！李烈钧随着北伐军重返江西，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这个主席同样很忙，忙着和“激进分子”方志敏等人斗法。大家斗来斗去，忙得一团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收拾眼中共同的“反动分子”——大地主张天师。
　　
　　 张恩溥躲了几天后，施施然踱回了龙虎山天师府。笑话！就凭这几个愣头青，便敢来跟我斗？张天师不屑地说，要不是看他们年少无知，——嘿嘿！
　　
　　 过了几个月的短暂平静日子后，张恩溥先生迎来真正的克星。此人仍然是他的江西老乡，细细算起来，和方志敏还是同一个县的——江西弋阳人，姓邵，名式平。邵式平和方志敏那一年都是二十八岁，但已经是个“老革命”了。他为人精明强悍，是个让人头疼的狠角色。在那一段时间里，邵式平长期担任方志敏的副手。不过最后他却成为了李烈钧的继承者——解放后，邵式平担任中共江西省第一任省长。
　　
　　 方志敏一见邵式平，心中大喜：这不是正愁着没有人手吗？当下，方志敏把对付张天师的重任委托给了他。于是，邵式平作为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不动声色地潜入了贵溪县。在那里，他首先会见了当地的共产党负责人江宗海。两人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详细地制定了行动的策略：先从发动群众入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邵式平对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是颇有心得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和江宗海召集当地的群众，提起了这一次的打算：活捉张天师！抄他的家！
　　
　　 老俵们大惊：莫提哟！莫提！张天师可是抓得的？他老人家可是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呢！
　　
　　 邵式平是忙家不会，会家不忙，操着一口江西土话，娓娓道来：张天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有谁见过？如果他真的会这一手，干嘛还要请这么多护院家丁浪费粮食？往房子周围撒一圈豆子不就成了么？你们说他会呼风唤雨，为什么天气旱涝之时，他家的田也一样的旱，一样的涝？
　　 接着，邵式平动之以实际利益：不打倒张天师，他一辈子爬在你们的头上，欺压你们，你们这一辈子怕别想翻身了。——这一点说到了大家的痛处，江西之所以后来革命闹得厉害，各县地主的地租收得太高，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当时的地租利息一般是对半分，严重的还会“倒三七”，即佃户只得收获额的三成，地主坐收七成之多。
　　
　　 最后，邵式平祭出了最厉害的法宝：不要紧，真正动手的时候，共产党员会冲在最前面，张天师要是真的会“五雷法”，让他先劈我邵式平好了。——更何况，江西的北伐军已经同意了，派一个团的兵力，洋枪洋炮，来支持这次行动的农民暴动队。
　　 农民一听，洋枪洋炮都出来了，哪还怕什么？——邵委员，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呢？大家跃跃欲试，群情激昂，仿佛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的那样：“劣绅！今天认得我们！”
　　
　　 …… ……
　　
　　 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远远的，长长一队火把朝龙虎山上清宫冲来。慢慢的，队伍越来越近，火光下看得分明：一张张黧黑的，神情激动的了脸庞，梭镖、梭镖、马刀、锄头、棒棍，红色的旗帜，洋枪土枪……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邵式平和江宗海！
　　 张恩溥天师和护院家丁根本来不及反应，便被压制在一个角落里，面如土色，动弹不得，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上清宫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宣告“陷落”。暴动农民在邵式平的带领下，第一件事情，便是一家伙扯下了“嗣汉天师府”的朱红漆金牌额，锄头棍棒一起上，三两下砸成碎片！
　　
　　 接着，农民们在天师府搜出了大量的天书、符箓等各种法物。没说的！当场一把火烧个精光！可怜张恩溥先生当初一笔一划的精心书写！如果世上真有恶鬼、邪神、狐狸精的话，那天晚上它们一定会聚在一起开香槟庆贺。天上的神将们多少也会松了一口气：平日里被张天师左一个符，右一个符，使唤得忙个不停。现在好了，盼望已久的假期终于来临了！
　　
　　 农民们冲进后院，发现一个地窖，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这是什么？未必是张天师酿的私酒么？走近一看，每个坛子的口都被封的严严的，上面横七竖八，贴满了各种盖满各代天师印信的符纸。拿起一只晃晃，却是空荡荡的好像没装东西。——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就是历代张天师用来装妖的法坛。
　　
　　 说起来要怪宋朝那个洪太尉，硬要挖开伏魔殿下面的那口井，暴露了张家关押妖魔的收容所。害得后来的张天师，抓了不少妖怪却没有地方放，只好凑合着放在这个地窖里。还是按惯例，每轮到一个天师，便盖上一个印信。应该承认，这个收容地点很不理想。好在到了宋朝之后，张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几百年中，虽然有好奇心的人无处不在，但没有谁胆上生毛，敢偷偷地跑到这里揭开一个看看。
　　
　　 但这次有共产党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农民们一拥而上，统统砸个粉碎！
　　
　　 据在场的人回忆，当时，只有一阵阵“乒乒乓乓”的破碎声，并没有听到妖怪们重获自由后的欢声笑语和感激之词。更没有看到本来该有的，那一股股不停冒出来的黑气。妖怪们都走得安静而匆忙，全然没有宋朝那时的嚣张气焰。很明显，它们也被这伙暴动农民给吓坏了，生怕被他们顺手用红旗裹了去，重新失去好不容易才得来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