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师

忘于江湖

人生最郁闷的时刻，不是向人要东西别人不给，而是陪着笑脸把东西送过去别人却摆手不要。当多尔衮谢绝张应京先生辛辛苦苦制成的符瑞之时，他脸上的尴尬，心中的惶恐，那是可想而知的了。是啊，道教自张道陵先生立教以来，已有千年的历史，有哪朝哪代的皇帝，居然放着送上门来的吉祥不肯收呢？
　　
　　 事情还是有转机的，这个转机出现在五年之后。
　　
　　 当时，八旗精兵的长刀基本上收回了刀鞘之中，轰轰烈烈的武力征服已经结束。满州人从马背上跳下来，住进舒舒服服的宫殿之中，喝了两口清茶，定一定神之后，便开始考虑如何统治这片大得让人头疼的土地。
　　 他们立刻敏锐地发现，脚下这块土地其实并不稳当，有点像活火山下的黑色玄武岩。摸起来坚硬无比，踏两脚也很结实。但趴上面侧着耳朵仔细一听：不得了！下面的岩浆轰隆隆地流得正欢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这句话在明末清初在民间四处传诵。满州八旗表面上威风凛凛，但心中实在是底气不足。咱们就这么几个人，打仗还不如蒙古人厉害。他们都总共才呆了八十多年，俺们到底能够呆多久呢？
　　 还好，满族人的运气不错。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是在蒙古人的后面进来的，前面有蒙古人的反面教材放着呢！“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满族人惬意地发现：孔老夫子说的某些话，有时还是很有道理的。
　　
　　 蒙古人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人口最多的汉族人排最下面。——这是不好的，咱们不分，满汉一家嘛；蒙古人养羊养惯了，勒令汉族农民不准锄禾日当午，让草自由生长，让田野慢慢变成牧场。——这是不好的，咱们让汉人接着锄吧；蒙古人不喜欢读书，一听到考试头就疼。自己不喜欢罢了，还干脆取消了科举考试，害得关汉卿马致远只好去编写剧本。——这也是不好的，咱们接着考，而且要把考题出得难一点，考死那几个高分低能的变态酸秀才！
　　 那么元朝人值得学习的地方有哪些呢？一是下手狠！一遇到不听话的，不用客气，杀！不仅要杀，而且要杀得干净，斩草除根。俺们就不相信那些反贼都长了胆结石，一个个胆子摸起来这么硬朗。
　　 果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再加上什么庄家的“明史案”，金圣叹的“哭庙案”……杀得江南上下人等元气大伤，念起“地震高岗，一派溪山千古秀”时，也不得不压低声量，另外还要用左手捂住嘴巴。
　　
　　 但光是杀也是不行的。蒙古人早年还是挺机灵的，一眼就发现了宗教的重要性。起初是对全真道，后来是对正一道，都是笼络得热热乎乎的。满族上层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一点是鄙夷不屑的。全真道还剩几个人？张家那个搞法，哪里叫什么修道之士？惹急了我派几千铁骑踏平你的龙虎山，你真有本事，就放几支飞剑出来给大伙儿开开眼界吧！
　　 张家当然放不出飞剑来，满族人对这一点还挺得意的，一见到道士就故意伸长脖子：砍呀您呐！就凭您那把破桃木剑，俺缩一缩脖子就是王八养的！当然，道士们遇到这种情况，不仅是不敢言，而且连怒都不敢怒。干笑两声，缩着肩膀就往街角那边溜。街角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不外乎白墙黑瓦，两扇对开的黑木大门。门上，照例贴着门神户尉。有些人家为了增强战斗力，还特意在门口放了个小神龛儿，里面供的是武圣关云长。
　　
　　 满洲人一看，更是笑破了肚子：哈哈哈！就凭那些玩艺儿就吓得了俺们满洲勇士？——但多走几条街，他们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笑不出来了：怎么东一个西一个到处都可以看见道士？不是替这家人算卦，就是给那家人捉鬼，生意好像相当的不错。奇怪了，这些道士为什么不像和尚尼姑一样，整天呆在庙里呢？
　　 另外，这街上各种各样的神像为何如此之多？门上贴着门神，神龛儿中供的是关圣，家里的厨房里有灶神，讲究的人家茅厕中还有厕神；城东有财神庙，城西有文昌宫，城北人们都喜欢去拜城隍，城西有座灵官祠；十字街头有个小庙，里面供的两位笑眯眯的老公公、老婆婆。旁边贴付小对联：公有公道，婆有婆心。自然有热心人士给您解释：这老爷爷，就是俺们这地界的土地公公了，旁边那老奶奶就是土地婆婆呀！去拜拜吧，灵得很呢！
　　
　　 关帝爷、文昌帝君、王灵官这几位，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道教的神仙。那么，财神是哪家的呢？——也是到道家的。道士们谦虚地说，不信您去翻翻真宗那时的历史记载。土地和城隍呢？——还是道家的，书里写得很清楚，从明朝洪武年间就开始正式收编了。
　　 就算是吧。但灶神、厕神这些排不上号的，总该是人自己家里养的吧？——对不住，您又错了，这几位还是道家的。灶神每年要去给道教正神玉皇大帝写报告；厕神是姜子牙封的，而《封神演义》本身就是一部道教的书籍。顺便告诉您，水神、火神、山神、龙王、碧霞元君、五通神、天妃娘娘（妈祖）、黄大仙、大伯公、九皇爷、柳树精……只要佛经里没有正式名号的，都算是俺们道教的。一句话，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道门广大，专收无名之神也！
　　
　　 清朝的皇帝总算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大清朝的根基远远没有原先想像的那么稳；第二，道教的根基远远没有原先想像的那么浅。
　　
　　 顺治八年，皇帝下令宣龙虎山正一道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先生上京进见。召见之后，皇帝封张应京先生“正一嗣教大真人”，掌理天下道篆，授一品印。
　　 也就是说，张应京先生这次在清朝皇帝手中拿到的品秩，比明朝那时的正二品还高了一级。
　　
　　 但接下来顺治皇帝便下了一道训诫给张应京先生：
　　
　　 “兹特命尔袭职，掌理道箓，统率族属，勿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今朝纲整肃，百度惟贞，尔其申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尔尤宜法祖奉道，谨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庶不负朝廷优加盛典，尔其钦承之。”
　　
　　 一口一个“尔”，一点礼貌都没有。而且，“勿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这是什么意思？俺们的捉鬼降妖算不算在里头？左一句“遵行正道”，右一句“毋致生事”，几乎就是指着鼻子训斥了。除此之外，还特别规定了掌理道箓的职权范围：“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换句话说，意思就是好好看着你家里的那么一大群人，不准混进什么天地会的匪党。至于其它的那些事情，您还是少管为妙吧！
　　
　　 张应京先生读完这一篇上谕，仿佛觉得，手中这小小一方一品金印，刹那间沉重了许多。他望着身后那巍峨的金銮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朝午门外走去。皇宫中的地面，青砖铺就，被细细打磨得如镜子般的平实。无数的人曾经在这里走过，富的，贵的，忠的，奸的，不可一世的，欲哭无泪的……道教龙虎山正一派第五十二代嫡传天师张应京真人，就这样满腹心事地走了过去。站在午门之外，他朝着家乡的方向望了一眼。但天高地迥，从江西龙虎山到这个地方的距离，足有千里之遥。谁能知道，何处，才是来时之路？

忘于江湖

张应京先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从张道陵鹤鸣山创教以来，道教已经走过了一千五百多年的长路。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张家坚守龙虎山，延续五十二代，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曾经有人说过，有千年不变的寺庙，无千年不断的家族。例如，说起武功盖世，寺庙有著名的少林寺，家族有著名的杨家将。但宋朝之后，杨家的后代便无声无息了。而少林寺直到现在，方丈还胖乎乎地时不时上电视露个脸，教导人们如何去赚更多的钱。
　　 张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既是家族，又是寺庙，所以方能历经了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另一个姓孔的家族也是一样，住的地方都叫“孔庙”。如果他们只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家族，房子再大，也早就给人烧个精光了。
　　
　　 张道陵先生当年鹤鸣山创教的时候，凭的是三大绝招：符、丹、祷。“符”是用来治病或者请神的，“丹”是用来延寿或升仙的，“祷”当时主要是“三官手书”，得了病或者有其它事情要神仙帮忙的，就用这个法子和仙界达到沟通。张道陵当年走的是下层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张鲁先生后来就靠这一点，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拿下了汉中的政权。
　　 张道陵和张鲁最致命的缺陷，就是理论的严重不足。他们试图在巫祝手法和春秋时代的道家之间筑上一道桥梁，于是就编写了一本《老子想尔注》。希望利用它，来作为五斗米道的理论指引。应该说他们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哪一家宗教没本经典来垫着底子？但思路正确是一回事，最后的成品又是另一回事。一本漏洞百出的《老子想尔注》，可以和《圣经》、《可兰经》或者《金刚经》、《法华经》相提并论吗？
　　
　　 道教的经典到了后来多达五千多卷，但这个根本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宗教的问题，可不是上街买大白菜，只要个大量足就行了。《圣经》、《可兰经》都只有一本，但就可以被几亿人用上上千年。道教缺少这样重量级的经典，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千年以来，都被中国历代知识份子所轻视。而决定社会走向的，却偏偏就是中间的这么一群人。“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名言，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
　　
　　 道士们没有办法，只好走上层路线：玩几招戏法，献几张仙方儿，来蒙几个糊涂的昏君。这是个很有效，但很短线的操作。昏君往往都死得快，而下一个皇帝，很可能就不是昏君了。道士们的努力，最终很容易像后来人们常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寇谦之的北天师道，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没有办法，道士们——尤其是张天师的正一派道士——后来发现，最稳妥的方法，还是祖宗的老办法：走下层路线。因为处在最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处在最高层的昏君们一样，有个共同的特点：盲目无知，极易受到诱惑和欺骗。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裘力斯.凯撒》中的故事情节，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真的像后来所说的那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明朝的袁崇焕督师，也不会在十字街头被广大人民群众给生吃了。
　　
　　 明朝中后期，随着道教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匮乏，道教开始加速向社会底层扩散。当时道士们的操作手法主要有三招：
　　
　　 其一，扶鸾和求签，为人预知未来。
　　 只要是人，就有求知欲，就有好奇心。特别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和自己相关的一切事物。“扶鸾”和“求签”，就是专门来满足人们的这个心愿的。扶鸾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扶乩”，求签就更不用说了，你随便到哪一间道观，供桌上都摆着一付签筒。随便你去摇，不要钱的。不过，上面的文字典故一般的人都看不明白，只好去请教门口坐着的那位道士。这个时候，您就得多少掏几文出来了。
　　 当年我在成都青羊宫的时候，摇了几把出来的都是上上签，心中纳闷：到现在为止，俺这命明明就是一般嘛，难道明天就要中大彩不成？干脆从签筒中拔出一把来仔细端详：结果上上签和上签占绝大多数。门口坐着的道士很失望，他没有赚到我的钱。不过，我对道教的乐观生活态度，还是很欣赏的：只要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上上签了。所以，大家的确没有借口再怨天尤人。
　　
　　 其二，设斋打醮，为人祈福消灾。
　　 这种业务的范围包括求子嗣、超度亡灵、辟邪治病、驱鬼降魔等等。这是道教仪式中最好看的一种，《西游记》中写道：“头戴金冠，身穿法衣。令牌敲响，符水施为。驱神使将，拘到妖魑……”在一般的情况下，能够拘到妖魑的机会并不多。就是拘到了，大家看到的也只是个装妖魑的容器而已。
　　 设斋打醮中最常见的，还是超度亡灵。人都会死，死了都会变成鬼。问题是，变鬼的结果固然一致，但变鬼的过程却大有不同。道士们不敢马虎，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分类处理。例如，超度自缢死者叫作“金刀断索”，超度落水溺死者叫作“起伏尸”，超度死于异乡者叫“追魂”，超度死于分娩者叫“游血湖”……
　　
　　 众所周知，这一种超度亡灵的仪式，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就举行过。那是在泸水之滨，为死去的战士进行超度。诸葛亮在作法事的同时，还顺便发明了后来北方人的主食——馒头。佛教在这个方面也不甘人后，他们本来就有著名的盂兰盆会。这么一来，在有没有鬼，以及需不需要超度鬼这件事情上，三教第一次罕见地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最终还形成了一个节日：中元节。在中国大陆，拜上一次红羊劫难之赐，中元节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但在红卫兵没有去过的地方，如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聚居区，中元节仍然还是个相当热闹的节日。
　　
　　 其三：到处施用符箓，为人驱邪保平安。
　　 符箓的使用一般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设斋打醮之时，符箓作为一种道具出现。相当于对神仙的邀请函，或者是对妖魔鬼怪的恐吓信。一般来讲，烧了才管用，不过，在捉住妖魔鬼怪之后，道士们也往坛子口上贴一张。这样一来，妖魔鬼怪就像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怎么踢腾也跑不出来了。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这符箓可能存在着保质期。《水浒传》中，洪太尉看到的龙虎山伏魔殿外，便“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道士们告诉洪太尉，凡是经一代天师，便必须亲手添一道封印。如果这封印是永久性的，那么最早的那位祖师爷封一次就够了，何必要这么麻烦？由此可见，保质期的问题的确是可能存在的。
　　
　　 另一种情况，大致有点像西方中世纪时的修道士卖的“免罪符”。教会告诫人们，人一生下来，就是有原罪的。消除原罪的方法，就是笃信耶稣基督，并且还要坚持不懈地行善、祈祷。少做一条，将来都得尝尝地狱永恒之火的滋味。大家一听傻了眼，信耶稣基督容易，行善祈祷也是容易，但要说到“坚持不懈”，就很让人头疼了。
　　 修道士们见到大家那一张张惶恐的面容，好心地安慰道：不要紧！有个简单易行的办法：花钱买几张“免罪符”吧！随着金币落进教堂钱柜的叮当声，阁下的灵魂便冉冉地升上了天堂。
　　
　　 道士们卖的符箓比修道士们的“免罪符”使用范围更广一些：它可以佩在身上，形成一道单兵防护墙，任何邪魔外道都不能近身；也可以贴在大门口，保佑一家大小出入平安；还可以挂在商店的门楣，财神爷一见到就打心眼里喜欢，说什么也要到店里去坐一坐。对于湘西的赶尸人来说，符箓更是不可或缺的。不往僵尸们的脸上贴这么一张，它们哪里会这么听话地一蹦一跳？
　　
　　 天下的符箓何处最灵验？不用说，当然是龙虎山天师府的了。天下有名的天师符，有谁不知，有谁不晓？所以，不少人宁愿千里裹粮，也要辛辛苦苦地跑到龙虎山去求一张。——请大家注意，是“求”一张，说“请”一张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用“买”字，那就显得俗气了。
　　 正因为如此，明朝中后期以来，正一派的道士相当的忙。天下纷乱不已，人死了一批又一批，埋都埋不完。人口大减，鬼口大增，超度和驱鬼的业务，使张家人忙得合不拢嘴！？——对，没有乱用成语，的确是“合不拢嘴”。
　　
　　 这么一来，《道德真经》、《南华真经》这两本艰深的古书，更是没有几个道士去读了。反倒是儒家的读书人，有事没事地还要去翻一翻，研究一下庄子那“汪洋恣肆”的文章技巧。
　　 天主教的修士们出门，大多会在口袋里放一本袖珍版的《圣经》。和尚们则是把佛经背下来，闲空之时，捏着念珠复习几句。明朝以降，道教最大的悲哀是，道士们（尤其是正一道）多半是提着桃木剑，揣着符纸出门的。家中即使还有一本《道德经》，也是丢在屋角，封面上蒙满了灰尘。

忘于江湖

要知道一门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考察。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析一下宗教徒们住的地方。
　　 例如，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现在宗教庙宇统计数字中，佛教寺院约有1万7600多座，基督教教堂1万2000余座，天主教教堂只有4600余座。可见，传统的佛教声威不减，而后起的基督教奋起直追。相比之下，同样是拜耶稣基督的千年老店天主教，声势却几乎被完全压下去了。
　　 不过，最多的还不是佛教，而是回教徒的清真寺，竟然多达有3万余座！数量几乎是亚军佛教的一倍多。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回教徒在中国的数量，要远远少于佛教徒。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道教，它的宫观数量有多少呢？
　　 ——仅仅1500多座！
　　
　　 就在清朝中前期，有一座道观突然名声鹊起，如日中天！其规模和声势，都直追江西龙虎山的道教祖庭。这座道观，便是北方全真道的中心——有名的京城白云观！
　　 奇怪了，这全真道不是早在元朝那时就已经衰落了吗？怎么到了清朝，却突然来了个鹞子翻身呢？
　　 说起来，王重阳先生的在天之灵，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住在龙虎山的张天师，一个是邱处机先生的后辈弟子，全真道龙门派传人王常月。
　　
　　 明末清初，其实是道教扩张势力的一个良好时机。当时不少汉族的读书人，想到自己居然要受满洲人的统治，必须在脑后留一根辫子，这思想关实在是怎么也翻不过去。一气之下，便要遗身世外，“儒从僧道不从”，你该拿我没有办法吧？这在佛家有个名号，唤作“逃禅”。不过，为了不留那根辫子，便跑去当和尚，让整个头顶的毛发跟着遭殃，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吧？孔子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于是不少人便把眼光投向道教。的确，道教的先天优势这时便体现出来了，尤其是正一道，不仅不用剃头，还可以饮酒吃肉，这么好的事情哪里找去呀？
　　 ——且慢！有明白人站了出来提醒大家：就算要当道士，也坚决不要当正一派的道士！大伙儿想清楚了：正一派的当家人张天师，给大清兵递符瑞时，可是跑得比谁都要快呀！
　　
　　 说的是啊！怎么可以和张天师这样的墙头草混同一气呢？大伙儿最后看了一眼正一派道士手中的酒杯碗里的肉，恋恋不舍地朝北方奔去。消息早就传出来了：北京全真道白云观，最近来了一位高人，姓王，名常月。
　　
　　 全真教的祖师爷王重阳先生当年有高徒七人，即著名的“全真七子”。王重阳仙去之后，这七位弟子又各自在全真教内部开设了自己的子公司：邱处机的龙门派，刘处玄的随山派，潭处端的南无派，马钰的遇仙派，王处一的嵛山派，郝大通的华山派，孙不二的清静派。到了元明全真教衰落时期，其它各派都奄奄一息了。只有邱处机的龙门派，还挺着几根瘦骨头，硬撑着不倒下！
　　 于是它就笑到了最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中兴：第七代传戒律师王常月时代。
　　
　　 清顺治十三年三月，王常月在白云观开坛说法三次，先后收弟子千余人。要是在宋元明时期，收这么千把人，简直就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但在清朝那会儿，能收到这个数字，就要感谢太上老君了。但王常月先生还不满足，他不辞劳苦，大江南北，马不停蹄地到处传道。度弟子甚多，当时有“临济、龙门天下半”之说。他辞世升天之后，全真教的道士们，感激地尊称王常月先生为“龙门中兴之臣”。
　　
　　 王常月先生的理论，后来被编成了两卷书，即著名的《龙门心法》二卷。在书中，他提出了“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净心身、求师问道、定慧等持”等二十要诀。道理好像很不错，但怎么听都像是高僧在谈禅。王重阳先生当年“三教合一”的投机思想，几百年后，被王常月先生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只不过，王常月先生这样做，多少还是有些“剃头挑子一边热”。——你想“三教合一”就“三教合一”呀？门都没有！和尚们对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径，感到无比的愤概！但他们无可奈何，因为皇帝对王常月先生的做法举双手赞成：大家和和气气的一家，同保我大清江山永固，这有什么不好的？
　　
　　 王常月先在世间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享年八十八岁（一说一百五十九岁！）。他仙逝的那年，已经是清朝康熙十九年了。大清的的江山，在那时已经相对比较稳固了。虽然康熙身边的红人韦小宝韦爵爷，脚板心还刻着“清明”、“反复”的字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早年那些激进的反清复明的义士们，多半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已经老得快死了。
　　 所以，虽然早期全真道混进了很多不肯留辫子的人，但康熙皇帝还是慷慨地给了王常月先生一个“抱一高士”的封号。龙门派的道士们感激之余，心中略有些遗憾：连个“先生”的封号也不给，足见这个皇帝是个小气鬼。
　　
　　 由于王常月先生的影响，当年几乎快要塌掉的白云观，一下子便成了北京最热闹的地段之一。求财祈福在这里求，办道场在这里办，烧香问签在这里烧。后来，连求子也不跑观音庙了，改跑白云观吧！再后来，朝廷的官员们把这地方当成了走后门的入口，以及交换情报的中转站；老百姓们则索性在观门口搭起大棚，办起了热热闹闹的庙会。烧饼、卤肉的香气夹杂在叫卖声中，一阵阵地往观里飘，惹得小道士们一边念经，一边流口水……
　　 最后，连太监们也时不时往这地方跑。起因是不知是哪个缺德鬼，说当年邱处机先生为了潜心修道，一狠心，斩断了自己胯下的是非根！听到这个莫名其妙的传说后，太监们大喜：终于找到同道中的高人了！于是，他们把邱处机先生尊为太监这行当的祖师爷，每年正月十九，都要到白云观来拜“邱祖”。要说也怪这伙太监没有文化，明明摆着一个正牌的司马迁不拜，拜这个来路不明的邱处机干什么？
　　
　　 白云观名声最响的时候，是在清雍正年间。就在雍正八年，从禁宫大内发出一道莫名其妙的朱批秘谕，皇帝亲手所书，接收人是各省的总督、巡抚。秘谕内容如下：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这则秘谕雍正皇帝写得很辛苦，当时没有复印机，皇帝总共抄了多少份，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光是现存于世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九份，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六份。每份内容都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全是雍正用朱砂一笔一笔，一份一份地书写的，字体非常工整，一丝不苟。

忘于江湖

雍正皇帝病了，而且病得比较严重。为什么会病呢？有人说是积劳成疾，有人说是荒淫无度。作为一个很有争议性和传奇性的皇帝，当雍正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关于他的传说，已经在民间流传很广了。
　　 和前面两位皇帝不同的是，雍正的宗教信仰坚定而杂乱。顺治皇帝早年在天主教和佛教之间摇摆过一阵子，最后，坚决地选择了佛教。由于他死得很突然，所以，民间广泛传说他因为喜欢董小宛，而且最后上五台山出了家。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顺治帝一定很时髦地很热衷于姐弟恋。因为清朝定鼎时，他才九岁。而董小姐至少在晚明的时候，就已经是艳名远播了。
　　 顺治的儿子康熙是个相当聪明的皇帝，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和李世民、朱元璋等差不多。只要你有好的方面，咱们就吸收、利用。但一旦行事不符咱们的心意，对不起，立刻下重手对付。例如，他非常喜欢天主教带来的近代科学技术，曾经下令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三名教士轮流进宫，为自己讲解天文、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但后来罗马教廷死脑筋瞎指挥，硬要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把康熙惹火了，于是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信仰的杂乱在于，在治国方面，他依赖的是儒家；在个人信仰上，他比较倾向于佛教；但到了关键的时候，他又把道士请进宫里来炼丹。不过，这位皇帝是出名的坚韧刻毒之人，一旦相信了什么，便会很认真地加以实践。治国如此，坐禅如此，奉道炼丹也是如此。
　　
　　 这一回，问题比较严重了。一日重似一日的沉疴，使雍正皇帝多少有些慌了神。按理说，宫中的御医很是不少。但雍正皇帝吃了几付药之后，病情不见好转，心中便不耐烦起来。这一不耐烦，便犯了中国人的老毛病：迷信所谓的“江湖异人”。
　　 这个老毛病直到现在，还是广泛地存在着。人民群众私下埋怨：这些大医院真他奶奶的没用啊，连个简单的癌症都医不好，居然还好意思收这么多钱。而据俺表哥的二姨她大舅子的邻居说了，他们那里有个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老头就比较运气。送到几家著名的大医院，那些不负责任的大夫都摇摇头说，算了吧，没多少时间好活了。抬回家去躺着，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吧！——但后来你猜怎么着？老头遇到一个江湖医生，几块钱买副中药一灌下去，去医院照照X光，嘿嘿，没了！
　　
　　 这种事情一想起来就令人激动！雍正皇帝不顾身体的虚弱，强撑着披衣执笔，写下了上面那则著名的上谕。也许他的虔诚感动了玉皇大帝，奇迹终于出现了。他最心腹的大臣，浙江总督李卫，访到了一个出身白云观的江湖道士贾士芳先生。只是，这位贾神仙现在不在李卫的辖地，而是在河南。
　　 不要紧！河南也好办，雍正的另一个心腹田文镜先生，正好在那里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圣旨一下，田文镜不敢怠慢，立刻派专人将贾士芳先生送往了京城。
　　
　　 关于贾士芳道长的故事，二月河的《雍正王朝》中描述甚详。这本书是历史小说中难得的佳作，作者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其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书中，贾神仙身怀绝佳道术，说不上是什么好人坏人，但为人相当的浮夸、油滑。俗话说，物以类聚，雍正本人是个严肃、刻薄的家伙。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要治病，对贾神仙还算是以礼相待。但越到后来，两人之间的性格矛盾便愈来愈尖锐了。这多少有点像唐玄宗之于李白，更何况，这贾神仙不管怎么说，还是远远不及李白的。
　　 雍正对干掉贾士芳先生，是有一番说辞的。他告诉臣下，贾士芳的“按摩之术”、“密咒之法”，起初确实是“见效奏功”。可是，“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指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雍正愤怒地斥责贾士芳，“公然以妖妄之技，谓可施于朕前。”
　　
　　 如果雍正皇帝说的是真话，那么，从现代的医学角度来看，贾士芳道长死得也许有点冤枉。贾先生的本事，除了吹牛皮、玩幻术之外，在医学上就只有两个招数：“密咒之法”——多半是故弄玄虚，但可能也会有类似于心理治疗的作用；“按摩之术”——这个多半是真功夫，按摩的功用，是被现代医学所证实了的。
　　 去按摩过的朋友都知道（注意：真正的按摩！），被职业按摩师蹂躏半个小时，是相当舒服的事情。飘飘欲仙，似乎身体百病不生。遗憾的是，按摩是治标不治本的，当时按了会轻松一段时间，但过不了多久，便旧症复发，又得请人来一回。按摩惯了的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依赖的现象。这大概就是雍正所说的，“伊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毕竟，所谓的“欲令安”和“欲令不安”，都是雍正皇帝自己单方面的疑心。给贾士芳一个胆子，他也不敢按着按着，就指着雍正皇帝的鼻子说，“皇帝老儿您听好了：这一次，俺会让您舒服五天，不舒服的天数将是二又二分之一天！”
　　
　　 真正让雍正皇帝下决心宰掉这个贾士芳先生的，是他的“密咒之术”。据说，贾先生在按摩时，嘴巴也没有闲着，一边按摩，一边念所谓的密咒。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闭着嘴巴按摩，只是一种医术；但一边按摩一边念咒，就是一种仙术了。
　　
　　 我们来听听贾神仙是怎么念的吧：“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
　　
　　 可以想见，雍正皇帝听在耳里之时，心中的那股无名业火，几乎快把头发都点燃了。只要是皇帝，谁听了这话，心里都不会受用的。——天地听你主持，那么寡人该放哪里呀？鬼神听您使唤，是不是改天您不高兴了，随便叫一个神将前来，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取寡人的项上人头而去呢？
　　 雍正一边任由贾神仙揉着自己的屁股，一边暗自叹道：“最危险的人往往就在自己的身边！”——古之人不吾欺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干脆利落地，不留痕迹地干掉这个妖道贾士芳？
　　
　　 二月河的《雍正王朝》中是这么写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干掉贾士芳的，是当初推荐他的总督李卫大人，一个在官场和江湖都很吃得开的家伙。李卫知道贾士芳先生有道术，怕他练有先天童子功，运起气来刀枪不入。便想了个下流的办法，他请贾士芳先生观赏了一场生动的色情表演。贾先生毕竟也是男人呐，欲心一动，道法便抛诸脑后了。李卫趁他看得正入迷的时候，一剑下去，贾神仙便仙头落地了。
　　 令人愤慨的是，李卫先生这样做，明摆着欺负贾神仙是全真教的，不能近女色。如果贾神仙是正一派的，这方面的知识丰富，李卫先生便无计可施了。最多只能请他喝酒，把他醉死；请他吃肉，把他撑死；或者干脆把这堆美女全都送给他，使他精尽人亡！
　　
　　 ——顺便说一句，李卫杀贾士芳这一出，历史上查无此事，二月河先生的资料来源是《阅微草堂笔记》。情节大致相似，不过，动手杀人的是郑成功的大将刘国轩，被杀的是一个刀枪不入的妖僧。刘国轩先生杀了人之后，还有一番理论讲解：“（妖僧刀枪不入），此术非有鬼神，特练气自固耳。心定则气聚，心一动则气散矣。”
　　
　　 不管怎么说，贾士芳妖道是头颅落地了，雍正皇帝很高兴。但高兴了没几天，他便笑不出来了：《西游记》中，唐太宗的噩梦在他身上重演了！晚上一闭眼，贾士芳先生的影子便在面前血淋淋地飘来飘去，这次他没有念什么“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而是凄厉地叫着：还我头来！还我头来！……
　　
　　 由于休息不好，雍正的病体一天天地沉重下去。他终于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姓贾的死了之后，功力仿佛更加厉害了。这不，还学会了轻功。更麻烦的是，他的头都被砍了下来，你还拿他有什么办法？

忘于江湖

对付恶鬼的方法，历来有很多种。儒家的最假，自称能“以德胜妖”。明清笔记中，这样的例子很常见。儒生们多读几本孔夫子的书，每天斗私批修，狠抓灵魂中的一闪念。等到修养得像朱熹、曾国藩那样变态的高，所有的妖魔鬼怪、牛鬼蛇神，见到你自然就会绕着弯走。这个方法的好处在于不必舞刀弄剑，坏处在于自己实在难以达到圣人的高度。而且，即使达到了，效果也不是那么好。顶多能让恶鬼敬而远之，却不能彻底地消灭之。
　　 所以，雍正皇帝根本没有想到请儒生来帮忙，朝廷里的那几个官儿的底细，他个个摸得很清楚。——雍正的谍报工作是很有名的。他们不多招几个冤鬼来，就该感谢孔夫子了，还指望请他们来赶走死鬼贾士芳？
　　
　　 那么和尚怎么样呢？——似乎效果依旧不能令人满意。佛家讲究慈悲为怀，德被众生，他们的办法是念经、纸钱（这招是从道士那边学来的）、超度。后人讥讽曰，“经忏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 纸钱能赎命，分明菩萨是赃官！”可见还是不管用，尤其是对于贾士芳这种见过世面的恶鬼。他生前就喜欢与和尚们对着干，未必死了还稀罕你那几张纸钱？
　　
　　 思前想后，雍正觉得，还是应该请道士来驱鬼。一则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二则道士驱鬼从张道陵先生那会儿算起，已经累积了千年以上的经验了。请他们来做这种事情，显得比较专业。
　　 就这么定了！不过，这一次雍正怎么说，也不敢再请全真派的道士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既然白云观的道士不可以，那应该请哪里的高道呢？雍正皇帝眯缝着眼睛，他的目光越过森严的午门，投向了千里之外的龙虎山……
　　
　　 为皇上驱邪除妖，这本是难得的好机会。但接到谕旨之后，龙虎山上下却意外地陷入了一片尴尬的情势之中。为什么呢？原来，圣旨到的时候，正一派正处在历史上一个相当郁闷的时期：天师宝座是空的！——天师这个尊贵的职位，居然无人继承！
　　
　　 事情要从雍正五年说起，那一年，龙虎山第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携弟子娄近垣等奉帝命上京礼斗祈雨。本来，求雨之于道士，是一项基本的工作。反正不下雨的因素很多，而求来求去，总有一天会下雨的。一般情况下，等人们觉得“情况严重了，应该找人来求雨了”的时候，天已经旱得差不多了，基本上该轮到下雨的天气出现了。中国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使历代道士们求雨的准确率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于是张锡麟天师施施然上京去也！读过《聊斋》的朋友都知道，那年头的中国，遍地狐仙恶鬼，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所以，张锡麟先生很聪明带了一大口袋龙虎山驱鬼天师符，走一路，卖一路。价钱公道，童叟无欺。如有破损包换，批发打还可以打九折。这样，等到他慢吞吞地赶到京城时，那里的百姓都旱得快哭了。张锡麟先生粗略地算了一下：扣除来回的路费，剩下的盈余，还足够在京城的各百货商场大肆采买一番。
　　 所以俗话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张锡麟天师心满意足地等上求雨法坛，令牌一响，法水施为。只等老天爷看在张道陵先生的面子上，早一点洒下甘霖，张锡麟先生就可以功德圆满，打道回府了。
　　
　　 但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突如其来的两个变故，弄得他有点手足无措：其一，今年的天气就是怪！求了好几天，令牌都敲破了好几面，但天上还是没见半点雨星子。其二，这雍正皇帝果然是个刻薄寡恩的家伙，见还没有下雨，便当众公然威胁张天师：“十日不雨，汝道教可废矣。”吓得“天师惶恐伏地”，一句话也不敢说。天子无戏言，何况是这么一个刻毒的主子！
　　 还好，危急之时，张天师想起了另外一个人。道教今天能不能逃过这一场大劫，恐怕就要靠他了。
　　
　　 此人叫娄近垣，字朗斋，号三臣，又号上清外史。松江娄县(今上海松江县境内)人。早年学过道，据说会“五雷正法”。娄近垣当初上龙虎山，有一段奇异的经历。他从小父母父母双亡，被一个中表亲戚抚养成人。一成人之后，他就犯了一个成人应该犯的错误：和亲戚的丫环勾搭上了。
　　 不就是一个丫环吗？勾搭就勾搭了吧，贾宝玉小小年纪都勾搭了，俺们娄先生就勾搭不得么？可惜这位亲戚远远不如贾家大人那么开通，他一怒之下，把娄近垣先生逐出家门。
　　
　　 你不仁，别怪我不义！娄近垣先生被赶走之前，也没有客气，卷了中表亲戚的五百两银子。当下落荒而逃，但，天高地迥，眼空无物，该往哪里走呢？他思前想后，忽然想起了《水浒传》中的鲁提辖，这位老兄犯了法之后，也是没有退路，只好出家了事。娄先生虽然没有杀人，但毕竟偷了银子。——大家千万不要被武侠小说所蒙蔽，认为古代人花银子都是以“万”为单位的。要知道，在清朝那个时候，五百两银子，是个足以把人吓一跳的数目了。所以，没有办法，娄近垣先生私下琢磨着，出家应该可以躲开恢恢法网吧？
　　 不过，娄近垣先生感到万分苦恼的是，难道真的要去当和尚么？大家回过头去想想看他最初犯事的原因，就该清楚他是多么不愿意从此就过上青灯古佛，身无二色的生活了。还好，除了刻薄死板的佛家外，还有极富人情味的道教。——尤其是龙虎山上的正一道。去龙虎山，当个正一道的小头目，应该是个不错个选择啊！
　　
　　 主意已定，事不宜迟，娄近垣先生星夜往龙虎山奔去。在半路上，他遇到一个自称是龙虎山天师府法官（——不是现在那种“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官）的陈章先生。陈章先生好心告诉他：你想去天师府当法官啊？就凭你那区区五百两银子，做梦吧您呐！张家是有收费标准的，要想上天师府学习当个法官？可以！——十足纹银一千两。还是一样，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五百两银子？娄近垣先生大惊失色：“吾实带此数，金少奈何？”
　　 陈章先生笑道，不要紧，俺借给你。说完，就叫旁边的侍者递了个口袋给娄近垣，里面不多不少，正好纹银五百两。
　　
　　 据道教的记载，送完银子后，陈章法官便“趺坐桥下而化”。娄近垣提着这一千两银子上了龙虎山，找到了掌门人张天师。天师见到他很高兴，说：“陈法官望汝久矣，汝来陈法官死，岂非数耶？”
　　 书上没有提到张天师是否因为这件“异数”，而慷慨地给了娄近垣先生一个五折优惠。在后来的日子里，娄近垣便从此安安稳稳地在龙虎山当了一个法官，生活过得很是惬意。不过，那年张天师上京求雨之时，起初并没有打算带上娄法官。但是，张天师在夜里做了一个怪梦：梦中，早已死去的前法官陈章，哭哭啼啼地来对他说：“道教将灭，非娄某不能救。须与偕入京师，万不可误！”
　　 张天师对这个梦半信半疑，有俺张天师在，道教怎么会灭呢？这不是说梦话么？不过，小心使得万年船。遇到这样的事情，最好还是宁可信其有吧！所以，最后的上京工作人员名单中，张天师还是加上了娄近垣法官的名字。
　　
　　 结果还真的出事了！张天师惶恐之中，猛然想起了陈章先生的梦中之言。现在，不正是道教生死存亡的关头了么？他不敢怠慢，马上请娄近垣法官代替自己登台作法。果然，娄近垣先生登台后脚都还没有站暖和，天边黑云涌起。须臾，大雨倾盆而至，不一会儿，便下得京师一带沟满河溢。
　　 雍正皇帝大喜，马上召见了娄近垣先生。在金殿面君之时，娄近垣先生发挥了他的第二个特长：口才好，应对称旨，俨然又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张留孙先生。雍正对他很是欣赏，特别下旨，命娄近垣先生留京师之中，随侍天子左右。至于那位求不来雨的张天师，雍正皇帝心情好，没有多难为他，只是吩咐让他赶快回山吧，走得越快越好！
　　
　　 不幸就发生在张锡麟天师回龙虎山的途中。他在杭州病倒，并且最终一病不起，客死他乡，享年仅仅二十九岁。仔细想来，他这一趟进京，担惊受怕，丢尽面子吃尽苦头，的确也是够可怜的了。
　　 更可怜的是，他死去的那一年，其子张遇隆尚是一黄口幼儿，根本就没有办法来继承他的天师大位。

忘于江湖

天师大位轮空，这是张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本该轮到继位的，是张锡麟先生的儿子张遇隆小朋友。据张家的历史记载，这位张小朋友“生而歧嶷，英俊秩伦。钦差刘公以神童目之。”
　　 后人多怀疑这位钦差刘公看人的眼光，或者怀疑他收了张家什么好处。如果张遇隆真的有刘钦差说的这么厉害，他老子死后，为什么不干脆就让他继位得了？张家的历史上又不是没有先例，著名的神童张继先天师，九岁嗣教，照样把众人管得服服帖帖。这一回，张家不敢沿用旧例，可见这位张遇隆小朋友即使是“神童”，怕也是神得有限。他长大以后的经历，将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张家采取的权宜之计，是推选了两位代理天师，正式的名称叫“属理真人”。一位是张锡麟先生的二弟张庆麟先生，另外一位叫张昭麟，是张锡麟先生的三弟。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嫡传长子张锡麟先生死得早，张家丧失了质量优势。干脆，便派了两个人上场，用数量的优势来弥补质量上的不足。
　　 这下便有些热闹可看了。遇到哪家人倒霉，家中冒出一个大妖怪，或者修炼千年的狐狸精。张氏两兄弟便联袂下山，一人一把桃木剑，降妖捉鬼的效率相当高。在中庭摆好香案之后，你做法，我便烧纸；你画符，我便念咒。如果妖怪见势不妙，想溜，便一个“属理真人”堵前门，另一个“属理真人”守后门。妖怪们会飞还好，不会飞的便只好大叹生不逢时了。
　　
　　 雍正皇帝对这种双剑合璧的做法深表怀疑。首先，那可恶的贾道士生前就有“神仙”之称，死后自然便会飞来飞去。其次，皇宫不像那些土老肥的四合院，大门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十个八个“属理真人”，怕也守不过来。算了吧，雍正不屑地想，连正牌的天师都求不下雨来，何况这两个“代理的”？
　　 说了半天，看来还是得靠娄近垣先生。雍正不敢怠慢，立刻派人把娄先生请进宫中。
　　
　　 娄近垣的驱邪（或治病）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以斋醮礼斗（拜星星）为主，以药物治疗（据他说是符水）为辅。后人的看法多半与之相反，大家都疑心他其实是以药物治疗为主，以斋醮礼斗为辅。一边采取医学手段，一边采用心理学手段。两手抓两手硬，不能不说，娄近垣的确是个相当聪明的人。
　　 不久，雍正先生的病就有了起色，娄近垣先生成功了！以前，半夜三更在雍正的梦里飘来飘去的贾士芳先生，这下子也不知飘到哪里去了。雍正皇帝连睡了几个安稳觉，早晨起来，龙体安泰，感觉精神奕奕，不由得口中赞叹：这假“贾”神仙，毕竟还是抵不住“真人”的威力呀！
　　 刚开始时，他封娄近垣先生为四品龙虎山提点、钦安殿住持。这以后不久，又加封为“封妙正真人”。于是，娄先生便摇身一变，成为了真正的“真人”，声誉、地位和影响，都远远地超过了龙虎山两位当家的“属理真人”。
　　
　　 龙虎山张家的人听说了这个消息，个个都酸得直流口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贾士芳先生又不是你赶跑的。——还好，张家人互相安慰道，以前不是没有先例。元朝的张留孙先生，明朝的邵元节先生。这两位都不是一得势便翘尾巴，忘恩负义之徒。不知道现在这位娄近垣先生，是否也能有先辈那样的风采呢？
　　
　　 他们猜对了。娄近垣先生还真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他得势之后，仍然抽时间亲自执笔，兢兢业业地写下了《重修龙虎山志》十六卷。后人评价道，“编排有序，文字流畅”。说明娄先生的文笔不错，这是他的一个优点。另一个优点就更明显了：谦虚，不忘本，确有先辈之风。
　　 听到别人的这些赞誉，娄近垣先生面带苦笑，心中慨叹不已：同样是龙虎山出来的人，同样是受皇帝青睐。当年张留孙先生得到的封号，是“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邵元节先生呢？“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银、象牙印各一。”
　　 好了，现在轮到自己受“宠信”了，请看雍正皇帝给的是什么吧？——龙虎山提点、钦安殿住持。四品！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个时候，谁还有翘尾巴的资本？
　　
　　 像这样一个会法术，通医道，文笔好，道德水准高的高士，到哪里可以找去？雍正皇帝越看娄近垣先生，便越觉得他是个值得栽培的人。于是，他自作聪明，做出一个很“幽默”的决定：让娄近垣先生跟着自己学佛！
　　
　　 应该承认，雍正皇帝做出这个决定，态度是很真诚的。他是个比较有眼光的人，清楚地看到了道教的缺点。对于道教，他只是利用其“术”，从根本思想上，他更倾向于佛教的禅理。
　　 那么，道教真人娄近垣先生学不学呢？
　　 ——学！为什么不学？世界上最难找的东西是钱，最好找的东西是借口。娄近垣先生雄辩地指出，当年正一派的张宇初天师，全真派的王重阳真人，不都研究过佛学么？大家一起互相交流，研究研究，有什么不好的？况且，历史上不是只有道士学佛经，和尚也有学道经的么。例如，唐朝那位倒霉的法琳和尚，便是潜心研究过多年的道经呀！——至于这贼秃后来利用学到的道经知识，大肆地攻击道教的事情，道门讲究顺其自然，所以我们暂且先不用去管他！
　　
　　 渐渐的，娄近垣真人的言行举止之间，越来越带上了禅林的色彩。平日，他“不涉于丹药怪迂之说。”，碰到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痛骂一番道教的“炼气养真”之类的看门招数，说那些东西，都是“皆妖妄之人借以谋生之术”。
　　 老实说，他这些指责，至少在清朝时候，是蛮有道理的。但这些话，从一个道士（还是真人）的嘴巴里冒出来，实在是显得太不够专业了。
　　
　　 有一回，恭亲王请他到府邸去吃饭。席间，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是少不了的。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娄真人一边大吃，一边暗自庆幸自己不是吃素的全真道士。好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上诸人肚子里有了底，开始慢慢地闲扯起来。恭亲王便问了娄近垣先生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怎么样修炼，才可以成功地了道成仙？
　　 娄近垣先生不慌不忙，先喝了一杯酒，再嚼了一片带皮的烤鸭，方才缓缓地说：“王今锦衣玉食，即神仙中人。”
　　 ——说得也是！你去打听一下那些住在蓬莱、方丈、瀛洲的神仙吃的是什么？不外乎是火枣、蟠桃、碧藕、交梨……偶尔想换个口味想吃点人参果，还得求那个什么“镇元大仙”半天才可以。一天到晚就吃几个果子，老实说，这样的生活，比山上的猴子强不了多少。
　　
　　 大家点头称是。恭亲王还不死心，他又问：既然如此，娄道长不妨就讲一讲养生之术如何？
　　
　　 娄道长又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这次他把筷子指向了那盘烧猪，不紧不慢地说：“今日食烧猪，即绝好的养生术，又奚必外求哉！”

忘于江湖

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这个年龄，如果和明朝大多数皇帝相比，算是不短的。但如果和他前面的康熙帝，后面的乾隆帝相比，就短得有些过分了。于是，他的死因，立刻演变成了一段传奇，在他死后被人议论个不停。
　　
　　 正史上说，他是个工作狂，最后像日本上班族一样，光荣地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样的一个死法，对于老百姓来说，显得实在是不浪漫，大家于是都不信。接着，就像当年顺治出家的传说一样，立刻有人在他的死因中，加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吕四娘。众所周知，臭男人们沉闷的人生故事里，如果有了女子的身影，便立刻春暖花开，焕然一新。这个故事后来越传越离谱，据说，从小锦衣玉食的雍正爷，少年时期，居然在少林寺混过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等他打通铜人巷出来后，一身铁布衫的罩门，就只剩下肚脐那下面那一小块面积了。
　　 讲故事的人们绘声绘色地说，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诗礼人家出身的大家闺秀吕四娘，为了雍正肚脐下的这一小块面积，被迫采取了一种令人难堪的刺杀方法。问题是，她是如何把刀子带进去的呢？总不能说，用手指甲把那块地方抠破，让雍正得破伤风而死吧？
　　
　　 传说就是传说，永远经不起推敲。而正史同样也不可尽信，中国的号称历史大国，这是个事实。但从孔夫子著《春秋》开始，便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为尊者讳。清朝人记录下来的清朝历史，总是会为皇帝说好话的。毕竟，记录下那些事情的官员，只是长了一个脑袋。春秋时代崔杼干掉齐庄公，史官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来送死的故事。过了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成为一个远久的，经不起推敲的传说了。
　　 但正如苏轼的诗中所说，就算鸿雁飞走了，雪地上也会留下淡淡的爪印。一些若有若无的迹象，可以让我们推断出了一个大致的，无限接近于历史原貌的图像来。如果说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信赖的话，那至少应该有两样东西：证据和逻辑。
　　
　　 雍正逝世之后，他的儿子，精明能干的爱新觉罗.弘历等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著名的乾隆帝。观察新皇帝上任后的首个决定，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例如，七十八年后，乾隆爷升天，他的儿子嘉庆爷的第一个决定，便是将和珅和中堂捉拿归案，让自己刚一继位，便大大地发了一笔财。好了，乾隆爷继位后，他急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雍正的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帝驾崩，新君登位。一天之后，八月二十五日，乾隆皇帝迫不及待地下令，驱逐雍正请在宫中炼丹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乾隆爷给的理由是，那几位道士都是“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谣出事”。如果大家相信这一点，只能说明这位爷一天到晚实在是太闲了。在这样一个应该是忙得双脚乱跳的非常时期，他还有时间来收拾这几个“市井无赖之徒”。
　　 在接下来的谕旨中，乾隆皇帝特别强调指出，雍正喜好“炉火修炼”的事是有的，但只是作为游戏，并没有吃用丹药。而就在同一天，乾隆还警告宫内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
　　
　　 乾隆爷聪明一世，但这一回多少有点自作聪明。你不说大家还不知道，一说反倒是欲盖弥彰了。雍正是个出了名的大忙人，一天到晚忙不完的事情。这样一个毫无趣味的人，居然也会玩什么“游戏”？你说他没有吃用丹药，那为什么清宫《活计档》载，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间，雍正皇帝两次赏发“丹药”给亲近大臣鄂尔泰和田文镜？不怕他们被丹药干掉么？
　　 在赏赐丹药时，雍正爷还鼓励他们，大胆地吃吧，该丹药“经过精心炼制，不论寒热温凉，效果殊异，确是一种有益无害的良药。尽管放胆服用，不要有所怀疑。”
　　
　　 田文镜是头有名的犟驴，作为一个儒家书生，他对这一套恐怕根本就不信。但估计也不敢直接扔厕所里，多半是找个牢靠的箱子，锁上。等以后退休有了闲工夫，再拿出来研究研究。但鄂尔泰这家伙是个狡猾的旗人，一个月过后，他便忙不迭地上书雍正爷，说自己吃了丹药之后，觉得身轻体健，“大有功效”。鄂尔泰暗示雍正，如果不是舍不得皇帝您老人家，俺早就趁着月白风清，学习嫦娥姐姐，飞升上天去也！
　　
　　 另外，正如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 中写的，“有甚胡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清朝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王朝，不仅皇帝住的宫殿还在，不少档案资料，都还和新的一样。所以，做了什么坏事好事，大家跑到档案馆一翻，情况便八九不离十了。
　　
　　 关于雍正年间宫廷的开销，有些很奇怪的账目：
　　
　　 “十一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同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桑柴一千五百斤，白炭上百斤。记此。”
　　 “十二月初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铁火盆罩，口径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一件；红炉炭二百斤。记此。”
　　 “十二月十五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同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矿银十两，黑炭一百斤，好煤二百斤。记此。”
　　 “十二月二十二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传：圆明园秀清村处化银用白炭一千斤，渣煤一千斤。记此。”
　　 …… ……
　　
　　 圆明园当时还没有那么豪华，是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雍正皇帝把这个地方选作炼丹场所，还是动了些心思的。他多少是个聪明人。鉴于唐朝、明朝的惨痛教训，知道炼丹这些事情，说出来怪不好意思，便叫人私下去做。但文书上写得清楚，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买了这么多煤炭去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难道只是用来供道士们烤火么？
　　
　　 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八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三年八月的五年间，雍正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一百五十七次，平均每个月有两三次。累计算来，共有黑煤一百九十二吨，木炭四十二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铁、铜、铅制器皿，以及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产品，并有大量的衫木架黄纸牌位、糊黄绢木盘、黄布（绢）桌围、黄布（绢）空单等道门物件。——可以想象，那一段时间，圆明园的空气污染一定是相当严重的。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道士们在安全操作上还是比较注意的，否则圆明园就轮不到英法联军来烧了。
　　
　　 甚至就在雍正去世的前十二天，买卖还在进行之中。“八月初九日，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
　　
　　 如果按乾隆的说法，雍正只是游戏，没有真正的去吃。那么，他这个游戏未免玩得太大了，很不符合他一贯的吝啬作风。他最后运进宫那种“牛舌头黑铅”，是一种有毒的重金属。二百斤有毒重金属被抬进宫殿后不久，雍正皇帝的灵魂，便晃晃悠悠地飘出了宫殿，不能不说这真是一种有意思的“巧合”。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乾隆爷不干脆一刀下去，咔嚓一声，让那几个道士提前飞升呢？
　　 道理很简单。他老爸雍正爷已经证实死亡了。当人的肉身倒下之后，留在身后的，就只剩下“名声”而已。虽然晋代的张翰曾经说过， “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但张翰是什么人，雍正是什么人？前者没钱没地，穷老百姓一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后者活着的时候富有天下，死后还要德被子孙。生怕老百姓指着下一个皇帝说，“这家伙的老爸是个糊涂虫，是吃丹药把自己给撑死的。——所以现在这一位怕也不怎么样，估计在遗传上有先天的缺陷。”
　　
　　 所以乾隆爷也是难啊！这一刀下去，砍掉的不仅是道士们的头颅，更重要的，是会顺带砍掉先帝雍正爷的名声。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圆明园的那一群道士，便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
　　 ——但记在道教身上的这一笔帐，乾隆爷却是怎么也不会忘记了。

忘于江湖

乾隆朝的时候，张天师有个不错的好朋友，此人就是著名的纪晓岚先生。纪晓岚虽然大体上是个比较正统的儒家文人，但他为人一点都不酸腐。对一切未知的事物，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好奇心。他对狐仙鬼怪的态度相当矛盾，全听信进去吧，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是孔子门徒。不信吧，心里又有些舍不得放不下，只好往折中里走，“姑妄言之姑听之，瓜棚豆架雨如丝。”
　　
　　 当时，张天师这个名字在民间，已经成为了一种传奇。在关于这一家人的各种神秘的传闻之中，最匪夷所思的一个，是关于他家家务劳动的分配问题。
　　
　　 据说，曾经有个有面子的客人来到龙虎山，张天师热情地接待了他。坐，请坐，请上座；茶，上茶，上好茶。这个客人对天师的谦逊感到很满意，觉得自己真是宾至如归呀！宾至如归之后，他的态度便开始有些随便起来。恰在此时，茶水干了。一个样貌不俗的佣人，前来给他续上水。问题是，续上水之后，这佣人却站在一旁不走。
　　 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客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有礼貌地对佣人点点头，表示对他的服务感到满意；如果该客人是个广东人，还可以用食指和中指的第二个指节，轻轻地叩击一下桌面。这有个专有名词，唤作“茶礼”。但很遗憾的是，这位客人既非广东人，也不见得有多少教养。他装作没有发现佣人的存在，继续兴高采烈地和张天师闲谈着。那奇怪的佣人等了一会儿，便面带怒色地离开了。
　　
　　 祸事就是这样闯下的。客人谈尽兴之后，满意地下山而去。刚一下山，便见天空乌云密布，云森森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还隐隐地传来阵阵雷声，以及闪电划破天空的身影！
　　 风雨寻常事也！一开始，那客人也没有在意，上车便往家里赶。突然，“砰”的一个落地雷，恰好就砸在他马车的旁边，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速速远离此危险之地！”客人急忙吩咐他的车夫，他左看右看，也找不到一个有避雷针的地方。没有办法，只好快点跑吧！
　　 刚跑了几步，“砰”的一声，第二个炸雷在马车右边砸响。拉车的马儿长嘶一声，双蹄上扬，差点把车上的人一轱辘全给顺下来。
　　 “混蛋！”客人惊怕之下，大声叱责车夫，“叫你快一点，你还像只王八一样在这里慢慢地晃悠着干什么？”
　　
　　 车夫急忙扬起手中的长鞭，“得儿——驾——！”马车飞一般地朝前猛冲过去。但事情并没有好转，而且越到后来，越发失去控制。不管他们怎么跑，那雷就是紧跟着在马车的前后左右炸响。好几次都几乎打个正着，幸好那匹马也被吓得不轻，跑起来七扭八拐，这才堪堪地躲了过去。事情过后，马车夫指天划地地赌咒说，当时他在百忙之中，真切地听到云端中有个粗重的声音，在不停地咒骂着：
　　 “一二三！——着！……他妈的！又没有打中……这次俺可瞄准了：五四三二一！~ ~ 发射！……我靠！又打偏了……”
　　
　　 马车夫脸色苍白地转过头来对客人说，“老爷！今个儿这事邪门呀！看来不能再瞎跑了，趁着还没有走远，咱们赶快回龙虎山问天师他老人家讨个法子避一避吧！”
　　 客人吓得连话都说不出了，只是挥挥手，作了个随你便的手势。任由马车夫拨转马头，朝龙虎山的放向狂奔而去……
　　
　　 ——“嗨！原来是这么回事。”张天师遗憾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都怪我考虑不周，让您受惊吓了。没关系，俺去招呼一声就可以了。实在是对不住！下次俺一定注意。……”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原来，张天师一家的所有仆佣工作，都是由天上的小神仙们轮流值日的。所以，您别看那边那位扫地的低着头不起眼，说不定还是二十八宿之一呢！因此，跟他们说话一定要小心，如果得罪了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今天恰好是雷曹轮值捧茶，众所周知，雷公的脾气向来不太好。一见客人举止之间没有礼貌，便耍起了小性子。其实，他也不是真的要对张天师的客人怎么样，只是稍作惩戒，让这小子明白礼貌的重要性罢了。
　　
　　 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一直传到了纪晓岚的耳朵里。他当然不信，因为张家的祖宗张道陵先生，也不过是在灵霄殿前面晃来晃去，充当个传达员的角色罢了。在凡间地上的子孙们，哪里会有这么大的能耐？
　　 不过，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先例。《西游记》中有一位很不一般的角色——红孩儿，这家伙是整本书中，唯一一个几乎把孙猴子弄死的妖精。书中写道，红孩儿将当地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但就算是这么狠的家伙，也只敢使唤了一些处在基层的无名神仙。天上的雷公属于正神，给红孩儿一个胆子，他也不敢雷公来端茶。如果张家一屋子仆佣真的都是如此，那么孙悟空也不用老远跑到南海去求观音菩萨了，直接上龙虎山不就得了？
　　
　　 想到这里，纪晓岚胆子便是一壮。见到张天师，居然也敢像对其他人一样乱开玩笑。当时的天师是第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先生，即前面提到的那位“神童”。正如东汉太中大夫陈韪在评价当时著名神童孔融时说的那样：“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位张遇隆先生长大后，需要陪同天子去祭祀。但是，在这么重要的仪式之前，他居然犯了粗心大意的毛病：把上朝的必需装饰品——朝珠，给忘在住处了。这在朝廷的规矩上叫“失仪”，如果被礼部的官员看到了，是要吃弹劾的。
　　 眼看祭祀的时间将近，张天师急得直跳脚，没奈何，只好向纪晓岚先生借，问他是否有没有多带一条在身边？
　　
　　 纪晓岚先生有带！他也是个马虎惯了的人，为这事曾经吃过好几次弹劾。底下的办事人员实在看不过去了，便替他准备了一条备用品，随时都带在身边。纪晓岚出门，备用品常常都颇有几件。唯一不用准备备用品的，是那只著名的大烟袋。不用别人提醒，他自己每次都紧紧地拽在手里。
　　 纪晓岚这厮果然劣顽！明明有带，但他就是不递给张遇隆天师。还翻着白眼调戏人家，“雷部鬼律令行最疾，何不遣取？”——您不是可以使唤雷公吗？他背后长着两只大翅膀，跑得最快，叫他去拿不就得了？再不济，随便使个什么“五鬼搬运法”之类的初级法术，也是可以呀？
　　
　　 张天师听了这话的反应是，“真人为冁然”。冁然，展颜一笑的意思。文言文的缺点是有时太过精简，看不出张遇隆先生当时是旷达的大笑、幽默的浅笑、无奈的苦笑、解嘲的讪笑，还是皮笑肉不笑的干笑。纪晓岚为人虽然喜欢开玩笑，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忠厚的人。最后，他还是把朝珠借给了张天师，关于雷公的这件事，他的玩笑适可而止，没有进一步地让张天师难堪。
　　
　　 真正让张天师难堪的事情还在后头，而且马上就会发生了。等它发生了之后，张天师将会发现，他不仅要难堪得一塌糊涂，而且，从此以后，都不必再去向纪晓岚借什么朝珠了。

忘于江湖

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材。
　　 ——乾隆御制诗
对于道教的态度，明朝大多数皇帝是“敬”。到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基本态度是“用”。别看雍正折腾得这么起劲，如果道士们没有炼丹药这一先进工艺，他肯定连正眼都不会敲这些道士们一眼。从“敬”到“用”，不用说已经是下了一个大台阶。但道士们的噩梦还没有完，因为从上面那首乾隆的御制诗来看，这位在位长达六十年的皇帝，对道教的态度，已经从“用”降低到“玩”了。
　　
　　 乾隆是个满族人，但他这个皇帝当的，比汉族人还汉族得多。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俗。人走到哪里，诗就作到哪里，字就题到哪里。乾隆本人不笨，皇帝当得基本上不能算是昏庸。他手下如和珅这类的奸臣，收起钱来是满狠，但捣起乱来，比什么严嵩、魏忠贤之类的就差得远了。自己的“十全武功”、“四库全书”，再加上祖辈父辈辛苦打下的基业， 使乾隆皇帝觉得，自己即使比不上“鸟生鱼汤”，估计也相差不了多远了。
　　
　　 因此，他的信心极为膨胀。有了儒家历经千年的统治经验，以及千年以来各朝的兴亡教训，以及自己的文治武功，臣下的精明能干，试问，天下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既然如此，还要那些光头的和尚，杂毛的道士们来干什么？乾隆皇帝一针见血地指出，释道两家的“颓波”已经是无法扭转的了，想想都替他们感到可怜。那么，留下这些人，岂不是浪费粮食么？——不，乾隆爷潇洒地说，俺还要留着他们作为艺术上的素材呢！——王朔先生说的好啊，“玩”的就是心跳！
　　
　　 当时和乾隆一样乐观的家伙大有人在。有人建议，“今之僧道，可编为土兵，县留一寺，额设若干人，半月诵经，半月习武。合一省一府，均其寺产，为养赡之资。才足驭百人千人者，别异其名目，或许酒肉，或许婚娶。有事则老弱留守，壮者听调出军，有功，许蓄发出籍为武弁。”
　　 想出这个办法的人，可能深受少林寺传奇的影响，觉得有必要将少林寺的经验加以推广，最终发扬光大。“半月诵经”救人，“半月习武”杀人，生生死死流水线一样从庙观门口经过，和尚道士们便成为了流水线旁边的操作人员，挣一份工资过活，免得白活着吃闲饭。干得好的，可以吃酒肉娶媳妇；干得更好的，便可以提升为“武弁”——也就是马后替大将扛大刀的粗壮军士。这个光荣的职衔，一般的和尚道士想都不要想，估计只有罗汉堂堂主之类的高手才可以得到。
　　
　　 乾隆爷在这件事上，显示出了他不一般的慈悲心肠。他的真实意图，其实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人生。乾隆皇帝明白地告诉人们，的确有不少人到他面前来，出主意要如何消灭佛道云云，“有以沙汰僧道为请者，朕谓沙汰何难，即尽去之，不过一纸之颁，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不怕你庙多，只要我皇帝老爷一声令下，一夜之间，便可以烧为白地！世上有几个光头杂毛砍不完？我就不信你修房子比我烧房子还快。
　　 但为什么我偏偏不烧呢？乾隆皇帝是这么解释的：
　　 “但今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式微已，且藉以养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将此数千百万无衣无食、游手好闲之人，置之何处？”
　　 ——简单地说，就是皇帝不打算一挥手，便把少林派、武当派的人全都拨给了丐帮。满街都是叫花子，对“康乾盛世”的观瞻，毕竟很是不雅的。国家的形象要紧，这个道理从古到今，哪个朝代的头目都很清楚。
　　
　　 听到这些消息，龙虎山张家人人手心中捏了一把汗。谢天谢地！当初炼丹干掉雍正爷的道士中，偏偏没有正一道的法官娄近垣。乾隆爷的雷霆之怒，只好撒在全体和尚道士们的头上。张家人天真地想，众人作揖我弯腰，只管装聋作哑，应该不会有什么突发事件吧？——俺们承认，这个皇帝爷是厉害，惹不起。但，世上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每一个皇帝，最后都是会死的。
　　 张天师们曾经多次遇到过不友好的皇帝，但最后都挺了过来。他们的经验是，只要你活得够长，或者能够千方百计把子孙后代延续下去，时间，自然可以替你清除所有的仇敌。
　　
　　 但这一次他们估计错了。一是这该死的乾隆爷活得实在是长得不象话；二是等他死后没有多久，一场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即将从东部沿海开始，烈火燎原一般地席卷整个神州大地。道教，在这一场变革中，将不幸被挤成一个不起眼的配角，最终，万般无奈地被扔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无人理睬。
　　
　　 事情发生前，有谁会想到那么多？包括乾隆爷自己，都还在做着天朝大国的春秋大梦。张家更是如此，几十年后的沧桑巨变，龙虎山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扶乩的沙盘推演出来。眼前的事情，都够让他们伤脑筋了。张家最近倒了霉，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姓“霉”（梅）的家伙。
　　
　　 这位让张家倒霉的家伙叫梅嗀成，时任左副都御史，一种专门挑刺找茬的谏官。这次他挑刺的对象轮到了张天师。早在乾隆五年，那时的天师还是“属理真人”的时候，这位梅御史就曾经上奏说，“道流卑贱，不宜滥丁厕朝班”。天下的道士听到了都极为愤怒：这分明是种赤裸裸的歧视嘛！但皇帝还是准了此奏。于是，“属理真人”张昭麟先生的身影，便永远在朝拜的大臣中间消失了。
　　 乾隆十二年，又是这个梅御史上奏。这一次，他觉得既然大家都同意张真人是“道流卑贱”，那么，他在国朝初年被封赐的一品品秩，是不是定得太高了点？
　　 朝廷上下，从皇帝到大臣，都点头表示同意。大家不由得赞叹，这梅御史眼光真是不错呀！一抓一个准，连死老虎都不会放过。有人怀疑，是否他就是当年在龙虎山下，被雷劈的无礼客人？当然这个疑问刚一提出来，便被大伙儿否定了。如果真是他的话，除非是头脑被雷劈傻了，才敢一次次地对张天师下毒手。
　　
　　有 了梅御史的煽风点火，乾隆爷对龙虎山的惩罚措施，便一条接一条地抽了过来：
　　
　　 其一，敕令“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该项措施剥夺了张天师在全国范围内收徒弟的权利，不仅限制了张家的影响，还一举切断了张家一条源源不断的财路。众所周知，收徒弟是要钱的，娄近垣当年就交了一千两银子的学费。我们得承认，张家乱收费的情况，历来都比较严重。
　　 其二，正一真人由正一品降为正五品，缴还银印，且停其世袭，“不许援例请封”。——这一家伙，从总理级别，一下子便降到了地级市的水平。换成现在，保证会有人要跳楼寻短见。不过，最沉重的打击还是后半句话，“不许援例请封”。从宋真宗朝开始，张家代代例封的体制，到了乾隆爷的手中，从此便无疾而终了。
　　 其三，不准真人再参加朝觐、筵燕大典。“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制。”——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张正隆先生，从此便用不着向纪晓岚借朝珠了。话说回来，就算纪晓岚慷慨愿意借，张天师也不好意思往脖子上套，纪晓岚纪大人，最猛的时候，可是曾经官拜过礼部尚书的，□□部长一级的官员。他的朝珠，你一个五品秩的芝麻官，套上去不怕脖子沉么？
　　 其四，没收张天师在京城中的房地产。“地安门外有原建正一真人公馆一所，计八十一间，整齐完固，已属闲旷，将此处充设贡使馆舍；其安定门旧馆，仍缴还内务府。”——从这个文件可见，张天师当年官居一品的时候，还是很威风的。京城中共有公馆两处，一处就有房子八十间。张真人每夜轮着睡一间，睡完这两个公馆得花上半年的时间。现在好了。墙倒众人推，礼部、内务府的官员，也不愿意在旁边闲着，纷纷伸出自己的手来。张公馆便再也不姓张了。
　　
　　 这一系列的措施，对正一道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于是，在“康乾盛世“这个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时期，道教，尤其是张家的正一道，便先于整个社会一步，从此跌向了彻底衰落的万丈深渊！

忘于江湖

清朝以降，按照道教自家的说法，张家的天师们个个仍然保持了祖上不凡的基因。不仅聪明过人，而且心理素质奇佳。例如，最倒霉的第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先生，其遭“遇”一点都不“隆”，从一品大员一下子给刷到了五品。面对这一场惨无人道的重大打击，张先生一点都不生气。他回到了龙虎山，“厥后优游山中，悉新任化，陶然以终。”平时在京中官事繁忙，少有时间游山玩水。这下好了，终于有时间，可以好好欣赏一下龙虎山独特的丹霞地貌了。
　　 不过，正如范仲淹先生所说的那样，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个时候的张天师，毕竟已经习惯了山下的繁华世界。遇到一有机会，他们的态度，照样还是 “该出手时就出手”。乾隆三十一年，第五十七代天师张存义先生奉命进京。这次进京的原因，是因为北方地区又遇上旱灾了，中国的气候条件真是要命！乾隆爷之所以破例想起了这位远在江西的五品官员，可能是考虑到张家令人称奇的求雨记录。
　　
　　 张家的运气来了！果然，张天师和雷公、风伯、雨师等二线神仙的交情不错，一场倾盆大雨立刻铺天盖地的降了下来。张存义先生全身上下，淋得落汤鸡一般，得意洋洋地踱下了求雨台。然后，谦卑地走到乾隆爷的面前，等着皇帝的金口谕旨。前面说过，起起落落的泰否故事，在这千多年的时间里，张家已经看得发腻了。他们有信心：好运气，像一只可爱的白鸽，将会永远在龙虎山的山顶盘旋。
　　 真的，这一次乾隆爷又开恩了。他也觉得有些奇怪，这张家求雨怎么就这么灵呢？看来，不封赏一回，是有些说不过去了。于是就下旨吧！——“然旧例一品未免太优，遽降五品又未免过于贬损，且其法官娄近垣现系四品，而伊品秩转卑，亦觉未协，今正一真人既来朝进京，着加恩视正三品秩，永为例。”
　　 看来，还是娄近垣先生救了张家一回。不管怎么说，在名义上他还是龙虎山的属下。现在搞得尾巴比头还要大，正好给皇帝释放好心情留下了一个极好的缺口。乾隆爷想出这么一个折中的绝佳办法，心中觉得很是得意。生怕后代子孙不听话，特地在谕旨中严肃地指出，这个处理办法将永远生效，“永为例”也！
　　
　　 按中国古代朝廷的旧例，皇帝的价值，就像在主席台上抢位子一样，坐在越前面的，说话分量便越重。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李保田演的刘罗锅，可以在乾隆皇帝正风流快活的时候，跪在外面大声朗诵康熙爷的“圣祖训”，提醒康熙爷的这位孙子要有节制，注意身体。乾隆皇帝的风流韵事被中途打断，气得发疯！但一听到是“圣祖训”，也是毫无办法，只得翻身下床，跪听死皇帝教训活皇帝。
　　 故事是夸张了点，但它提醒我们，做任何工作都会面临一定的行规限制，就算当皇帝都不例外。作为天下人的表率，“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就是皇帝应该要注意行规问题。
　　 所以，康熙皇帝的“圣祖训”在后世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乾隆爷的“永为例”也是如此。后来的几位皇帝，个个好像都对道教、对张家都很是看不顺眼。但他们没有一个敢违背乾隆爷的定下的规矩，张家的三品待遇，便这样永久地固定了下来，虽然越到后来，越像一个闪亮的空壳子。直到大清朝自己也变成历史为止，这个三品的顶戴，才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历史名词。
　　
　　 中国社会另一个著名的潜规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乾隆后面的皇帝，对乾隆爷定下的规矩无可奈何，但偏偏又对张家看不顺眼。于是，便想法从其它的门道来打击张天师。嘉庆皇帝下令，“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不过，嘉庆事情做得还不是太绝，他还是按乾隆朝的旧例，张天师每五年，可以上京一次。还好当年北京没有申奥，否则五年后的城市建设，一定会让江西乡下来的张天师，眼花缭乱地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这个规定一出来，张天师可以说是当时最郁闷的三品官员了。但更不友好的皇帝还在后面，道光元年，很久没有上京城的第五十九代天师张钰，趁着新皇帝登基的时候，上表恳请万岁爷开恩，让自己这位天下道教的代表人物，也上京朝贺一番。他的如意算盘是，上京好好表现一番，顺便争取皇帝的同意，改变五年一进京的旧例。可以想象，张天师写这份奏表的时候，心中一定是充满了屈辱之情。天下还有这样的怪事吗？自己送上门去道贺，还得事先写好申请书，以征求事主的同意！
　　
　　 道光皇帝的答复很快就下来了：“……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
　　
　　 从此之后，张天师便不得不请人帮忙，在京城采购自己需要的奢侈品了。如果馋虫发了，想吃一口正宗的北京烤鸭，也只好这么忍着。当年真空包装还没有发明，冷冻技术不过关，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张家终于发现，张钰天师当年的那场雨，基本上算是白求了。最多，也只是让正一道虚假地回光返照了一回。而这场让大家空欢喜一场的回光返照，充其量也只是个三品职衔而已，简直让人不好意思往张家的荣誉室里放。更糟糕的是，道光登基之后，事情就越发没有好转的余地了。这位倒霉的皇帝在位之时，红毛人从万里之外打过来，寥寥一小群人，端着几把洋枪洋炮，便几乎把整个帝国给掀了个底朝天。
　　
　　 道教的最后声望，便是在这个时候毁于一旦的。面对这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朝廷上下手足无措。于是，有人便按照惯例，翻古书向先人求救。他们认定，洋人这么利害，绝然是妖术无疑！还好，老祖宗留下了无数对付妖术的办法，例如，道教传统的“黑狗血大法”、“污血粪便大法”、“登坛祈仙大法”……
　　 这些办法当时都有人认真去实践，但可惜都不管用。有时是神仙不买账，求了半天就是赖着不下来；有时是“弹药”准备好了，却找不到有效的远距离投射工具，泼来泼去，也泼不到洋人的身上。偶尔风向有利，泼了一点儿过去，没有扑灭洋人的炮火不说，反倒让别人有机会嘲笑中国人不讲卫生，乱丢垃圾兼顺地大小便，实在是让人郁闷不已。
　　 这下子，道士们的尴尬可想而知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大家却没有去多责怪道教。因为在这个时期，无数样貌奇特的洋教堂，在枪炮声响起之后，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朝廷上下，市井田边，每个人的注意力，都磁铁般地被集中在了那里。
　　
　　 道士们无可奈何地发现，此时，道教几乎快被人们完全忽视，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值得一提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