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

忘于江湖

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六）







前面说过，戴笠在“别动队”中，发现有许多青年学生，感到让他们去上战场，实在太过可惜，不如单独训练他们做特务。文强说：
“戴笠在组建新军的名册中，发现所属各部队中，有很多是经章乃器先生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介绍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另外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陶一珊是这个联队的总队长)中的不少大专学校出身的青年，作为普通列兵使用，不能发挥所长。于是他灵机一动，首先调余乐醒负责筹办青浦技术干部训练班，不到十天之后，又调谢力公负责筹办松江技术干部训练班。两个班所任命的负责人为副主任，戴笠自兼主任。这是他一贯的手法，不如此，不能造成以他为首的特殊势力。”
这就是“青训班”和“松训班”的由来。

战士有了，学生有了，戴笠面临着一个大问题——缺乏训练有素的中下级军官。

这件事情，戴笠又交给了文强。此时的文强，身兼三职：公开身份是“三极电所”的所长；秘密身份是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的上校处长——为了便于文强开展工作，戴笠特地保举文强晋升为上校军衔。另外，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后，戴笠又令文担任人事科长。

在戴笠的指挥下，文强做了四件事情：

第一，电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要求输送军校毕业同学“尉、校级资历者”600人来沪报到，并要注意考核，宁缺毋滥，按资历分批安置为各级干部。

第二，电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100人来沪报到，分批安置于各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

第三，电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名以上中、高级干部来沪报到，负责“别动队”的政治工作。

第四，对于最难于解决的班长一级的人才问题。文强回忆说：“培训来不及，且非久战之兵不能胜任，乃向负浦东防守之责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求援，请在部队中商调六百名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到别动队服务。此事命我亲自到浦东南桥总部向张将军办妥的。”

人是找齐了，进入租界又成了问题，这么多的军事人员，租界当局根本不允许进。这件任务，戴笠交给了王兆槐，王曾当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又是青帮弟子，上海滩上的事，没有他“兜不转”的。文强回忆说：“当时在南市白云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楼上，专有两个房间办公，解决了报到干部进入租界的困难问题。这是戴笠给王兆槐大队长一道手谕办通的。”

就这样，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文强为“别动队”配齐了全部干部，他后来自己都不得不佩服自己一下，感觉这是了不起的效率。

戴笠、文强做的事情，杜月笙插不上手，这不是他的强项。

杜月笙的强项是什么？

——钱！

《杜月笙传》说：“自八一三战幕揭开，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紧张的一段时期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无其数的事物在等待他决定和处理。别动队的成立和编训急如星火，救国公债的幕集也势同燃眉，抗敌后援会里百事如麻，从脑满肠肥，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形容枯槁的黄包车夫，他们人人踊跃输将，个个争先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把所有的后援会办公地点堆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这许多慰劳物品和金钱，都必需逐日统计公布，并且送上前线。”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成立以后，武器装备成了大问题。按老蒋的指示，被服装具，一律自备，武器弹药，则由当地驻军拨给。在这样的指示下，87师拨给别动队一批“二手枪”，杜月笙又想办法，征用民间所存的各种武器，其间以各保卫团的捐献为最多。最后，杜月笙个人出资，购买了5000支“快慢机”发给大家，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8月下旬，张治中的指挥部进驻真如，杜月笙前去“劳军”，二人“晤谈甚欢”，临别，杜月笙问：

“总指挥这边还需要些什么？”
张治中说：“现在军中最需要的是交通通讯器材，譬如电话机，机器脚踏车一类的传令工具。”
按：“机器脚踏车”即摩托车，8月9日，擅闯虹桥机场的大山勇夫骑的就是一辆“机器脚踏车”。
杜月笙没有二话，说：“请总指挥放心，我们今天回去，一定尽快的送来。”
回到抗敌后援会，杜月笙马上对手下说：“火速去买一门电话总机，十架分机，还要四部机器脚踏车，派人连夜送到张总指挥那里。”
手下人当时问：“是不是用会里收到的捐款？”
杜月笙：“这是我自家要捐的，跟会里不生关系。”
不久，派出去采买的人打电话回来说，电话总机市面缺货，无论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杜月笙一听就急了，“当时命人到处打电话，征购电话总机，事实证明无法搜购是实情，杜月笙唯恐前方需要殷急，又怕自己轻诺寡信”，于是吩咐说：“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先把我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送到真如去。中汇银行总机不生关系，前方实在是需要得急。”
说着，杜月笙就打电话到中汇银行吩咐拆电话，正在这时，手下满头大汗的跑了回来，说：“好不容易找到西门子洋行有一架电话总机，结果又是不行，西门子洋行说是人家定的。”
杜月笙一听是西门子洋行，马上抓起电话，打给他的谋士杨志雄。
按：杨志雄是杜月笙的重要智囊之一，与杨度、杨管北一起被称为杜月笙的“三阳开泰”。
杨志雄是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吴凇商船学校（即今上海海事大学的前身），后留学德国。回国后在交通部任职，并兼任原由张骞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监督，该公司总经理即他的搭档杨管北。
1929年，时任交通部航政司船务科长的杨志雄奉交通部长王伯群之命复办吴凇商船学校，并任副校长，后接任校长。
杨志雄同时担任西门子洋行的总顾问。
杜月笙在电话中说：“杨志雄，你做过西门子的总顾问，我现在有桩事体托你……”
《杜月笙传》说：“取销别人的定货，买下正在缺货的这门总机，此一交涉不但颇费周章，而且十分难办。不过经过杨志雄的快马加鞭，奔走谈判，总算不负所托，顺利买下。杜月笙耐心的等了好几个钟头，然后亲自目送诸物齐备，夤夜运往真如前线。”
不久，张发奎抵达浦东督战，杜月笙马上派代表去拜访、慰问，同时征询有何所需。
张发奎说：“我的部队，一切军需齐备并不需要后方任何供应，只要多来几位朋友，给弟兄们打打气就好。”
杜月笙听了，便去和吴开先商量：“张总司令的豪爽坦白，真正令人钦佩。他说他们不要物品供应，只是欢迎我们多去几个人鼓励士气，不过，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跑去几个人，空口说白话，什么慰劳品都不带，似乎不太隆重。所以我想总归还是要送点东西过去，现在问题是张总司令不开口，我不晓得送什么东西好了。”
按：吴开先，1898生，江苏青浦人。
吴开先是CC系的重要分子，也是杜月笙的好友，后面我们还会说到他。
吴开先说：“上海市民送到后援会的毛巾、香烟、罐头、食品堆积如山，我们爽性多运一点去，让张总司令部下的官兵，一人分到一件，大家欢喜欢喜，杜先生你看如何？”
杜月笙听了说：“好是好，不过光送这些，彷佛还是不够庄重，我晓得张总司令作战勇敢，他总是不避危险，经常出入第一线。他是国家堂堂的大将，他的安全非常要紧，因此我想买一部装甲保险汽车送给他，他坐装甲汽车在前线指挥，不是可以保险得多了吗？”
吴开先听了，认为这样好是好，但有个问题：“后援会存的捐款虽多，但是装甲汽车也是市面缺货，买一部可能要花一万多。尤其车子是送给张总司令私人的，就怕引起物议，反而不美。”
杜月笙大笑，说：“哎呀，我只不过问你老兄赞不赞成罢了。你既赞成，买装甲汽车的铜细我自会得出，我出铜细买了来，再用后援会的名义，送给张总司令。”
说到这里，让人不由得不再一次慨叹，人生的路都是自己走的，而走什么样的路，要看他的认识水平。即以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所谓上海滩的“三大亨”而言，以杜月笙比之黄金荣，多了些是非观念；而以张啸林比之杜月笙，则少了些民族意识。
人跟人相比。其实差的就是这点东西。
后来，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驻桂林。1943年，吴开先赴桂林公干，张发奎来接他，还特意提醒说：“吴先生还记得这部车子吗？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你们上海抗敌后援会送给我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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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七）


淞沪抗战期间，文强还协助戴笠做了一件重要工作——运用“文友社”开展对日谍战。

在这里，我们先要费点笔墨，说说当时还很不起眼的一个人——程克祥。
程克祥，1907年生，江西浮梁人。
程克祥的父亲程维藩是前清秀才，母亲邓瀛妹是乾隆年间曾任宝鸡县令的邓梦琴的后裔。
邓梦琴亦是江西浮梁人，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进士。邓梦琴与明朝的严梦鸾 、明末清初的唐梦鲲并称为宝鸡的三“梦”知县，是上过《清史稿》的人物。
程克祥虽是书香门第出身，却受的是新式教育，192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受到校长于右任的激赏。
1932年，受于右任的指派，程克祥以记者身份，去东北了解伪“满洲国”的情况。
按：就在这一年，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改年号为“大同”。1934年又改当伪“满洲国”“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程克祥来到东北，在他的同族远房叔叔“白葭居士”程淯的介绍下，结识了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
郑孝胥是汉奸不假，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名士，其诗、书均名重一时。碰巧，程淯也是诗、书大家，而且，程虽然没有做过伪“满洲国”的官，但基本也算个遗老，由于他的介绍，程克祥从此就随郑孝胥学习做诗、写字。
程克祥本就有旧学功底，再加上郑孝胥的熏陶，自是不同凡响，到了晚年，一笔隶书、一笔行楷，足够当字帖用的。诗也写了不少，可惜其诗稿在一次火灾中被焚毁。
按：军统当中的奇人实在颇多，单以书法而论，潘其武也是个中翘楚，其正楷可称银钩铁划，颇得宋徽宗赵佶“瘦金书”的笔意。
作为郑孝胥的“弟子”，程克祥在东北的活动十分方便。许多年以后，程克祥曾口述了一本回忆录“策反周佛海瓦解汪精卫政权实录”，后由黄曜隆整理后以《京沪区长》为题结集出版，在提及这一段经历时，黄说：
“程克祥足迹遍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所交往的人物，有满清遗老，地方父老兄弟，日本陆空军人和文士，有宪兵警察和他们的爪牙，有婀娜多姿的日俄舞女，有记者、门士，有彻头彻尾奴颜婢膝，廉耻丧尽的汉奸，更有名义上降敌充当伪员，而仍心存汉室，亟思乘机歼敌的志士。他知道的可真不少，所见所闻皆写成报告，呈献给他的老师于右任先生，深得器重，后来于右老才介绍与戴笠将军见面，这也就是程克祥追随戴笠将军工作的开始。”
1935年，程克祥离开东北，回到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工作。
按：东亚同文书院，听着像是个研究机构，其实是个学校，1899建于南京，称“日清贸易研究所”，1901年迁上海，改称“东亚同文书院”。众所周知，同文书院曾下过很大力气，组织学生对中国进行过许多综合性的社会调查。
一个东亚同文书院、一个“满铁”，都是日本人针对中国做工作的产物，其“调研”成果，对日本对中国的渗透，肯定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必然的；同时，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工作的中国人，被视为“汉奸”，也是必然的。
侵华战争失败以后，东亚同文书院改建为爱知大学。
正是出于程克祥身上的“汉奸”色彩，以及程克祥对日本人、对伪“满洲国”的高度了解，于右任认为他能够在对日谍战中发挥特殊的作用，于是，1936年，于右任将程克祥介绍给了戴笠。按照通行的说法，同时介绍给戴笠的，还有程克祥“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同事彭寿”。
以上所说的，均出自程克祥本人的回忆，另外，乔家才的回忆，也差不多。
关于程克祥加入特务处的经过，我们再来看看文强的说法。他后来回忆说：

“正在十万火急组建别动队之时，九月中旬的一天，戴笠要我到法租界拉都路某号章乃器先生的住处，与两位上海大学毕业的学生程克祥和彭寿见面，对于章乃器先生为何要介绍这两人？见了面怎么办？他都没有交代，我不便询问。”

文强还说：“我知道章先生是上海的红人，也是忙人，初次见面，心里全没有底。但戴笠平时要访什么人，照例直呼其名，难得加上‘先生’二字，今加‘先生’，不可怠慢。”

章乃器，1897年生，浙江青田人。

章乃器是学商业的，1918年毕业于浙江商业学校，进入浙江实业银行，后升至副总经理。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乃器被推为14位常务委员之一。因此受到政府方面的压力，为避免给浙江实业银行找麻烦，章辞掉了副总经理的职务。
章乃器是学商业的，因此，他与当时其他的社会知名人士，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即“长袖善舞”（其女儿章立凡语）。即以“七君子”而言，除章乃器外，其他六人，不是教授，就是律师、要么就是报人，只有章是做实业的，后来章又开公司，也搞得不错。章立凡说，“父亲过去为抗日救国，曾毁家纾难，并亲手敲碎了银行副经理的‘金饭碗’，对钱财一向是看得很淡的。”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人物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人逮捕，是为“七君子事件”。
前面说过，方志敏的手稿是由胡逸民经章乃器之手，辗转交给党的。据章立凡回忆：“手稿当初是章、胡两人一起接手的，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胡妈妈通过秋阳三叔将手稿转给了宋庆龄。”
按：“胡”指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此后二人劳燕分飞，因此章立凡称之为“胡妈妈”。“秋阳三叔”则指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阳，中共地下党员。
1937年7月31日，即淞沪抗战前夕，“七君子”被释放。


戴笠确实很尊重章乃器。章立凡后来回忆说：“我知道父亲与戴雨农将军相识，是1936年的事情。当时蒋介石召见父亲和沈钧儒、李公朴三人，希望他们领导的救国会不要与政府为难。而代表老蒋到车站迎送并安排招待的，正是这位军统首脑。”
当时，章立凡曾问父亲：“你对戴笠印象如何？”
章乃器说：“戴笠干练，眼睛里有血丝，杀气较重，但对我始终是谦和有礼。”
章乃器对戴笠的形容，应该说十分传神，也非常准确，许多人都回忆说戴笠的目光极为锐利，令人不敢逼视。
张毓中曾描述过戴笠讲演时的神情：“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说起话来自负自信，不时昂起头，扬着浓眉，以炯炯如炬的目光向大家扫射，令我们不得不敬畏慑服。”
按：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曾见过戴笠一次，当时杜美如已经16岁了，被他吓得够呛。她回忆说：“我知道的戴伯伯，戴老板，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他偶尔来看我父亲。哎哟，一个电话打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关起门来，他见我父亲，我们都得待在屋里，不能出来的。”
某次，戴笠问起杜月笙：“你的女儿怎么样？”杜月笙就叫杜美如来见戴，杜美如后来回忆说：
“我看见他，我真是抖啊，他那两个眼睛，眼珠子都是黑的，像水一样的，好像一看就看到后脑勺，很害怕的。他杀气好重。后来，我叫他一声戴伯伯。他说你好吗，你在哪里念书呀？他就问这些话。然后，我说了一声‘我很好’，就赶紧跑开了。”


章乃器是中年人，杜美如是少年人，却不约而同地说戴笠身上有“杀气”，看来所言非虚，这个叫“挂相儿”，就是说你从事什么职业，其特点有时会不同程度地在气质上显露出来。
包括我们看到的许多戴笠的照片，尤其是那几张正装照，一张西装的、一张中山装的、还有一张穿军装挂两颗星的，看了之后，确实有一种“瘆得慌”的感觉，让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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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八）



文强继续回忆当天的情况说：“我按时到拉都路，没有看见章先生，但见到两位青年与一位女士在客厅里谈天。一见我入内，女士自我介绍是胡子婴，自称是章乃器先生的伴侣，同时又介绍了两位青年，即程克祥和彭寿。我正苦于戴笠先生没有交代，章先生不在，无须多谈，胡女士却爽朗地说，戴先生与我们商量过，程、彭两君是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也是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与章先生是师生关系。两君爱国有心，与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中的某教授有友好关系，愿以这种友好关系为当前的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程自称是江西人，彭自称是湖南人，其他未谈。我心里摸不着底，对胡女士所谓愿以友好关系献给当前抗日更是不解其意，只好将话岔开，推说详情改于明日章先生约定时间再谈。胡女士便以肯定的语气代章先生说，明日上午八时仍在我家详谈。”

回去以后，文强向戴笠做了汇报，戴笠“经过一番深思后”说：“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

对此，文强的意思是：“章先生没有见面，胡子婴女士代他作了初见的介绍，并不曾谈到原则性的问题。我看章、胡是出于爱国赤诚，无非是要重用程、彭两人打入同文书院这一日谍巢穴，作些反间工作，究竟可不可靠，也得从掌握中考验。”

对文强的判断，戴笠“频频点首”，并决定明日再谈的时候，“注意有何要求，授权我妥为处理，并对章、胡的介绍表示感谢，希望在爱国抗日斗争中合作到底。”

次日，文强来到章宅，这一次除了程克祥、彭寿二人外，只有章乃器在家。

章很机警，一见面就说：“只负介绍见面搭好桥，其它无可建议。”说着就避入内室。由文强单独与程、彭谈话。

据文强回忆，在当天的谈话中，“程克祥以第一发言人自居，彭寿只是敲打边鼓”，其核心是三点：

第一，“请政府信任他们的投靠是出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且申言要去宣誓报国，决无二念。”

第二，成立“文友社”以掩护身份，深入到日本人中间，刺探情报：“拟议中的活动范围及重点所在，除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外，要深入到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拟议‘以文会友’之义，成立一个名为‘文友社’的组织，不定期地出版文艺刊物，以程为社长，彭为经理，并设男女记者五六人。”

第三，须提供一定的工作条件：“租用一所独立的三层楼房为社址；一次发给备用金法币一万元；准许购置小轿车一部，配司机一名。”

对此，根据戴笠的授权，文强表示原则同意：“关于工作计划，希望再详细拟定。经费开支及租赁社址、购置小汽车等，可列出预算，连同工作计划书，一并由我负责报请核出。”

谈话的结果很圆满，因此，告辞时，文强说他自己是“一团高兴”、“程、彭感到满意”，章乃器则“乐得哈哈大笑”。但文强仍不忘戴笠的指示，提醒章谨防“书生上当”，文特别强调“我们的考验要着重谨严二字，决不可粗心大意”。

通过上面的叙述，大家不难看出，程克祥的自述与文强的回忆，有两重重大区别：

其一：程自称早在1936年就加入了特务处。文强与程的初次接触却在淞沪抗战开始以后，且此前戴笠根本没见过程克祥。

其二，关于加入特务处的介绍人，程自称是于右任，文强却说是章乃器。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

按说，程克祥说自己的事，不会说错。但回忆录这种东西，是非常主观的，不能全信的，需要分析着看。

对于文强来说，他是在说别人的事，与己无关，用不着改造、编造什么东西。况且，看他说的整个两次会面的经过，编是编不出来的。

反观程克祥的回忆，关于加入特务处的经过，基本属于空口说白话，反正戴笠早死了，于右老也早不在了，怎么说怎么有理。

按：程克祥的回忆录出版于1982年。

那么，明明是章乃器介绍的，为什么要说成是于右任呢？很简单——于右任在那边、程克祥也在那边，章乃器却在这边。对于程克祥来讲，那一个人介绍人更“光彩”呢？

至于把加入特务处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多，那就更好理解。

如果是1936年就成为特务处的干部，那么，程克祥在淞沪抗战中的所作所为就是代表国家去做的，是“职务行为”，堂堂正正。

如果按文强所说的，彼时的程克祥，不过特务处的一位“运用人员”而已，在欧美大片中，此类人员被译为“线人”，其行为仅代表个人。如果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解释为，程克祥的所为，不过是在为自己此前供职于“汉奸机构”的一种“救赎”而已。

当然，程克祥对于自己经历的“改造”，出于我们可以理解的原因，且无关宏旨。更重要的，这些小节，丝毫无伤于程克祥的爱国热忱，以及他为抗日救亡所做出的贡献。

回去以后，文强向戴笠做了汇报，戴十分重视且完全同意，令文强“连夜办妥文件，上报备案”，并令文“三日内将文友社这座反间谍巢穴布置起来”。

文强说：“我本来想请他另找人接替我办此事，否则人事科、办事处里里外外怎能抓得开，可是在他的督责下，只能蜻蜓点水般地奔走于三处办公室，抓住了易珍、赵宣两位助手帮忙，才将门路打开。文友社限三日成立，我明明知道办不到，却也不得不办。”

易珍，我们以前讲过的，后来任军统局在福建的负责人。

文友社成立以后，租赁法租界吕班路的一座洋楼作地址，接着文强就开始招兵买马。正好，此时一位军校六期的同学王力从杭州前来报到，文强令他做“文友社”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文友社”的“司阍”，我们现在叫“门卫”，也叫“收发”，俗称“看大门的”。文强告诉他：“既不许暴露黄埔学生的身份，又要装作无所作为的司阍模样，不论如何在人前受气挨骂，也得笑脸迎人，低三下四不以为辱。”

王力的腿在作战中受过伤，是个跛子，要说假作“看大门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对此，王力慨然应允：“怎么说就怎么办，爱国工作必当卧薪尝胆。”

王的角色扮演得很成功，文强说：“在后来的反间谍工作中，谁也没有识破他实际是总揽全局的负责者，我又安排了由特务处调来的两位女同志，以记者的身份进行神出鬼没的活动，他们也没有识破这位司阍人就是顶头上司。”

文强安排的这“两位女同志”，一个叫安占江，哈尔滨人，北平高级警官学校毕业；另一个叫吴忆梅，上海人，曾当过《上海晚报》记者，中央警官学校毕业。

安占江其人，此后曾在临澧特训班任女生队队长，给教官沈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女生直属中队队长先为安占江。这个女特务以凶狠著名，她的丈夫须于一都挨过她的手枪。”

对于“文友社”人员的选拔，表面上看，一切由程克祥做主，暗地里安排特务处的人。戴笠告诉文强，让程克祥当考官，“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免收。” 所以，安占江、吴忆梅两人的加入，也须通过程克祥的“考试”。这是因为，程克祥的身份，还需要在工作中考察，目前还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得对他“留一手”。

文强说：“实际上调来的两位女记者，都受过大专教育，和女警官专门教育，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和照相，是难得的人才，当然不愁考不及格。但为了避免考试时露出马脚，不得不秘密先训练一番，要她们千万不要逞能，连善于骑马、射箭、打枪等一套也别露出来，否则工作就会全盘失败。”

因此，在培训中，文强特意提醒安、吴二人，要“装成什么也不会，而一教什么又会起来”的样子。

文强的提醒很管用，在程克祥的考试中，她们“一试便中”。日后，“竟以记者新手，混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将所要收集的情报资料逐日汇报不误。特别是将日谍的行踪及其混进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和关系人，也大致弄出头绪，而日谍还蒙在鼓里，从来没有对她们产生怀疑。”

“文友社”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混入日本人当中，因此，程克祥还另外招收了三个汉奸，这样，有真有假，不会引起外界的怀疑。对于他们，文强说：

“我知道是日方派来的间谍，毫不迟疑地用下来，但故意说为了确定工资待遇，要考试，要审查资历，要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等等，他们唯恐暴露狐狸尾巴，说是为了爱国尽义务，宁愿不计报酬，我只好闷在肚皮里笑。”

忘于江湖

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九）



淞沪抗战开始的初期，由于我方是有所准备的，而且兵力也占一定优势，因此在战斗中，基本上还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张发奎分析当时的形势说：“那时，最高统帅部坚决地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便尽量注兵力于淞沪方面。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日夜不间断地奔驰，把一师一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线，其情况好象一九一六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急，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

张柏亭说：“战役初期，我军居于主动地位，采取攻势行动，对虹口地区之敌，构成包围态势。自从‘八一三’由五二三团易瑾营，在八字桥射出第一枪后，十四日攻击敌海军司令部，同在那一天，我空军在杭州上空，击灭来犯的敌木更津航空队。十五、六日续由我八十七师、三十六师，由江湾路敌阵北翼，向其侧背迂回攻击，敌军退至汇山码头附近，依据坚固建筑物顽抗，纵火阻止我前进，因我军缺乏攻坚武器，未能克奏全功。这是我军攻势的最盛时期。”
张柏亭还说：“平心检讨淞沪作战，敌我双方都犯了逐次使用兵力的毛病。我们虽是在自己的国土作战，但内地交通梗阻，后方部队赴战，欲速不达；敌方海上运输便捷，动员准备良好，但抱轻敌观念，最初高唱速战速决，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制服中国，等到不得已时派兵增援，再增援，总不肯彻底投入兵力，而期极力节约力量，备为应付其他方面之用。”

8月22日，日军第三师团松井石根大将所部在川沙、狮子林、宝山同时登陆，进犯我犯罗店、浏河一线，从此攻守之势易位，这一天也成为淞沪抗战的第一个转折点。

按：也是在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陈诚后来说：“八月二十二日晚，敌以增援来沪之第三师团、第十二师团、第一师团之第一旅团、第八师团之第一旅团，由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及张华滨附近，同时强行登陆，向我宝山、罗店、浏河之线进犯。我方因沿江配备兵力单薄，未能阻止敌军之登陆，沪战局势遂益形扩大。”


　　张发奎则回忆说：“到八月二十二日，战事即开始转入更猛烈的阶段。敌军增援部队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以及第一师团、第八师团之各一旅团，当天即在宝山狮子林登陆，并即向我左翼军方面宝山、罗店、浏河线进攻，同时对我右翼军方面之川沙及浦东各地，也采取积极的行动。我方亦同样以京沪、沪杭两铁道输送增援部队，投入左翼军方面，双方均以猛烈火力作阵地的战斗。情况特别紧张。是以我方对原来预期以攻击的作战手段指导会战的计划，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转入以纯粹防御战的阶段。”

据此，张发奎判断当时的形势为：“在我军的现有条件下，欲把敌人歼灭，或遏止他们的攻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张发奎的话比说得较委婉，怕老蒋不爱听，其实就是说——跟日本人硬拼，是拼不过的。因此，他与张治中曾向统帅部建议：“对上海作战使用兵力的最高点，应作一个精密的数字计算，并建议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仍不能压制当而的敌人时，则我们的战略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

二张还立下“军令状”：“愿自接受敌人攻击之日起。负责固守此既设阵地三个月时间的责任。”

换句话说，“二张”的态度是，上海也许可以守一段时间（比如三个月），但绝不可能保得住，应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放弃上海。

这个意见，没有为老蒋所接受，他的意见是：“上海是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

老蒋的态度，其实也不能说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除非淞沪一战不打，既打起来了，那就必须死保上海。否则上海一丢，南京必丢——假如国都丢掉，那与亡国还有多大区别！

至于后来上海确实丢了、南京也确实丢了，而中国最终却并没有亡于日本，反而成为五大国之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1937年的那个秋冬之际，老蒋可不会这样设想。


9月初，吴淞、宝山相继失陷。9月11日，敌主力进据杨行，并续向刘行窜犯。这是淞沪抗战的第二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方开始转攻为守。
到9月14日，眼看战局不利，陈诚建议：“相机转移阵地，保存战力，以便步步为营，节节抵抗。”
张发奎说：“到九月中旬以后，情况有变化，敌人大量增援，我们发现其第一、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六、第〇二、第一〇六、第一〇七、第一一四、第一一六等师团的番号，估计其兵力约在二十余万，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其在凇沪与我决战的决心，也益加明显了。”
此时：“敌人的装备和战术及战斗力各方面，俱达到相当的高度。他们的空军力量更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大量的野战炮兵配合着海军的长射程炮也发挥了很大的火力。而我方仅有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一切器械也比不上敌人，战斗的不利是可以想像的。”

据陈诚回忆：“九月末，刘行方面亦被敌军突破，此时我罗店方面阵地过于突出，只得放弃原定计划，退守罗店西南及罗嘉公路之施相公庙一带。于是全部攻势即告无形停止。”

至10月24日，我方主力军队，已经被压制在苏州河一带的狭长区域，至此败像已露，绝无再发生奇迹的可能了，这是淞沪抗战的第三个转折点。张发奎说：

“十月下旬，敌人以全力攻击我左翼军阵地，决战的时期已经到来了。战地悲惨的景况．亦一幕一幕地呈现在我眼前。我们的增援部队继续向前进发，他们由后方输送到战地后，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加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弹好像雨点一样散落在我们的阵地。我们的炮兵在数量与火力上都无法与敌对抗，只有英勇的战士们以血肉筑的长城，来抗拒敌人的犀利的火器。制空权也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敌人的飞机一天到晚翱翔在战地的上空。我们的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的经验，仅凭着血气之勇，不知讲求疏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我们部队的行动白昼大受限制，一切部署的调整和兵力的转用，都在夜晚，这更使指挥与时间上蒙受很大影响。战地是一片平野，不能徒涉的川渠，纵横变错。这对于联络与地形的熟识，均感到不少困难。在这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各级指挥官当时都深深感到指导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略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在苏州河沿线，与正规军一同浴血奋战的，还有戴笠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别动队成立以后，除第五支队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第一、二、三、四支队一共12个大队，均按预定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文强回忆说：“因敌军炮火猛烈，虽难于深入敌后，但与正规军一起同日军血战，都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我曾亲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自动去堵击阵地破口的敌人，无论如何令其后撤也不听，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

文强说：“我在前线亲见一支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高呼着率领队员，向敌冲锋，负重伤仍不下火线。”

李穰，1904生，湖南华容人，军校六期工兵科毕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一支队大队长。

文强说：“又见朱学范支队之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一个中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该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高喊：‘为指导员报仇！’他的呼声，激励着战士个个奋战扬威，向敌阵冲去，压倒了敌军气焰。毛勋负重伤后，与该中队幸存的战士掩蔽在一座便桥下柴堆里，被敌机发现，惨遭轰炸扫射，死伤累累，毛本人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从桥边一直滚到水里才得救。”

毛勋是湖南湘潭人，军校六期炮兵科毕业。文强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在长沙见到他，虽然伤重身残，但他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含笑着对抗日胜利表示深深的祝贺，爱国英雄志士，何止千万。”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忘于江湖

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十）



10月26日，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当天早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该战区司令长官初为冯玉祥，后由蒋介石自兼司令长官)决定，以88师孙元良部固守闸北，“分散据守村落据点，并相机展开游击”，掩护其他部队逐次撤离淞沪战场。
对此。孙元良认为，“徒作无谓牺牲，难收实际效果，但如上级已作决定，自当奋力以赴，克尽革命军人天职。”并派参谋长张柏亭向顾祝同当面陈述他的意见。
见到张柏亭，顾祝同向他详细解释了其部署的“战略意义”：“大场情况变化后，闸北阵地侧背完全暴露，必须调整态势。但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委员长有意要贵师留在闸北作战，把一连一排一班分散，守备市区坚固建筑物及郊区大小村落，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说白了，只要“国军”在上海还有一兵一卒，上海就还在中国手中，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开会”，对于中国来讲才会产生效果。否则，会还没开，上海已经丢掉了，那么，讨论不讨论“制止日军侵略行为”，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对此，张柏亭表示：“统帅的决定，当然绝对服从”，但同时陈述了他们的意见：“闸北除市街外，市郊一片平坦，毫无隐蔽，地形上不具备游击战的条件；至少分守据点，事实上也有困难，因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这情形正如一杯茶，初沏时味道很浓，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新兵未经过战阵，有些新兵甚至连枪都未放过，目前全靠干部和几成老兵，在阵地上支撑，对新兵切战且训，渐渐在时间中锻炼其战技。在各级干部层层节制的掌握，以及老战士带头之下，尚可保持战斗体系，一旦分散配置，则维系力顿告消失，期望发挥各自为战的效果，恐怕难之又难。”
听了章的话，顾祝同“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说：“那么，你们准备怎样来实践委员长的意旨呢？”
张柏亭说：“部下的想法，委员长训示的是战略目的，是要强调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中外视听所集，要在国联开会时，把淞沪战场的现实景况，带到会场去。既然如此，似乎不必要硬性的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做适切的措置。”
张柏亭的话说得很透彻，表明他已经完全明瞭“统帅部”的战略意图。于是顾祝同说：“你具体的说说看，究宜采取何种方式？留置多少兵力？”
张说：依部下看，留置闸北守备最后阵地的部队，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多数据点是守，择要守一二个据点也是守，意义完全相同。最好授权部队，以达成此项目的为主，自行适当处理。”
接着，张明确表示：“部下认为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一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也就够了。”
听了张的话，顾很干脆地说：“时间已经不多了，你赶快回去告诉孙师长，就照这样办，今晚要部署完毕，一切我会报告委员长。”
等张柏亭回到88师设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师部时，不等开口，孙元良就告诉他：“顾长官已有电话指示，以一团兵力留守闸北最后阵地。决定就以四行仓库为固守据点，但经斟酌实际情形，一团兵力未免失之过多，在给养、卫生、休憩诸方面，反而会感觉不便；因此孙将军以达成上级意图为目的，权宜变更为一个加强营，以第五二四团第一营为基干，配属必要特种部队，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担当此艰巨任务。”
谢晋元，字中民，1905年生，广东蕉岭县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北伐开始的时候，军校四期尚在校，并随军参加了北伐，因此，谢晋元是在北伐途次毕业的，并分发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任排长，后调到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时，谢晋元任第88师（师长孙元良）262旅参谋主任，中校军衔。
262旅是88师的先头部队，也是最早开赴上海的部队之一，淞沪抗战的第一枪就是由他们打响的。
还在淞沪抗战刚刚打响不久的时候，谢晋元就曾策划过一次出其不意的“突击出云舰”的行动。
抗战开始以后，其海军的强大火力对我军构成了巨大威胁，据张柏亭回忆：“敌军以虹口区为根据地，背靠黄浦江，其阵地以汇山码头为起点，沿吴淞路，北四川路，以迄江湾路虹口公园对过的日军陆战司令部，形同一条长蛇，以海军司令部为首，而以汇山码头为尾；我军在作战部署上，亦以打击其指挥中枢的海军司令部为优先目标。”
张柏亭说：“作战开始后，黄浦江内敌舰云集，多达二十余艘，以密集舰炮射击，协同其地面兵力战斗。我彭孟缉上校指挥的炮兵第十团，虽亦在彭浦一带，但火力不足与敌舰炮抗衡。”
按：驻上海的日本海军，系其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青，该舰队旗舰即“出云”号。1937年7月初，该舰队正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三舰队即返回原驻防的上海、青岛等地。
据时任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四中队分队长的王倬回忆：“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我们几乎每夜派飞机轰炸停泊在黄浦江的出云号旗舰。它是日军在沪最大的一艘舰艇，空防力量强大，二我们战斗机所载炸弹威力不足，始终没有把它炸沉。”
谢晋元与王兆槐是同期同学，而且还是拜把子兄弟，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突袭“出云”的计划。于是，谢晋元来找88师参谋长张柏亭商议。
张柏亭回忆说：“世人咸知谢晋元将军为一员勇将，殊不知谢将军智谋深远，更是一位具有高度修养的参谋人才，沪战初期他原任二六二旅参谋主任，和笔者保持业务上紧密联系。”
张说：“八月下旬某晚，我不能入睡，正倚窗遥望战场夜景。敌我曳光弹交互射击，有如流星；正好我空军临空夜袭，敌阵地高射机枪开始射击，火花喷放胜似庆典焰火，十分壮观。”
这时，谢晋元来找他，说：“有点事来商讨，……浦江内敌舰云集，舰炮射击构成我们莫大困扰，必须有个应付方法。”
张柏亭问：“中民兄有好主意吗？”
谢说：“今天和王兆槐兄研究，停靠在汇山码头的出云舰为地方旗舰，为其指挥中心，敌酋长谷川青就驻在上面，擒贼先擒王，打蛇先打首，我们先把出云舰摧毁，定能获致重大效果。”
张柏亭听了谢晋元的计划，“深以为然”，“于是谈到摧毁出云舰的技术问题，谢同志有其具体的构思，并谓如果决定进行，王兆槐同志可以为我们协力。兆槐兄时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我也深知其果断干练。于是立将谢同志的建议转报军长，认为可行，并即指派谢晋元同志策划进行。”
　　
很可惜，这项计划的执行，功亏一篑。张柏亭回忆说：“数日后，谢同志在王兆槐兄的协同下，经过周密计划，完成了一切准备，当时，黄浦江尚未封锁，民船可以通行，准备了一艘快速的小火轮，携带特种爆炸物，由南市十六铺附近出发，预期驶近出云舰三四百公尺处施放。可惜实施时，执行人员有欠沉着，未达预定距离过早发射，以致未能击中目标，仅炸毁汇山码头一部分设备，我三名技术人员则遭敌火射击，不及逃离现场，作了殉国的无名英雄。
　　
张柏亭说：“当时汇山码头发生大火，报章腾载，大快人心。谢同志的计划虽未能达成，但已震撼敌军，获致精神效果。其后敌酋不敢再在该舰驻节，而黄浦江内敌舰，也远向杨树浦以东江面移动，舰炮射击一时陷于沉寂。”
此后不久，因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附黄永淮作战负伤入院，由谢晋元调任。
当夜，88师开始撤离闸北地区，谢晋元率部进入最后的据点——四行仓库。
在这里，“八百壮士”将永载史册！

忘于江湖

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十一）


四行仓库，上中学的时候，学到这一段的时候不解其意，还在想到底应该是读“形”还是读“航”。

“四行”指四家银行，即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和中南银行。区别于“中中交农”等四大官办银行，“四行”都是商业银行，这里重点说一下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的创始人是周作民。

周作民，原名周维新，1884年生，江苏淮安人。

1898年，周作民入无锡谈氏所办的东文学堂读书，老师是罗振玉。罗是国学大师，他教出来的学生，当然错不了。1901年，谈觐孙病故，罗振玉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邀赴广东讲学，周亦于次年赴粤。

1906年，周考中广州官费名额留学日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即京都帝国大学前身）学习。周作民以客籍而占了广东的官费名额出国留学，当然是得了罗振玉的助力，因此事，据说罗当时颇为人指摘。

1908年，广东官费终止，周作民只得辍学回国，到南京政法学堂当了一个翻译。在此期间，周潜心研究财政经济，为自己的事业打下一生的基础。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周作民进入财政部担任库藏司科长，后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续任库藏司科长。1913年，熊希龄以国务总理长财政，即任周为库藏司司长。

1915年，熊希龄下台，周学熙续任财长，“大周”对“小周”“不感冒”，周作民无奈辞职。

还在周作民当财政部司长的时候，因财政事务与银行业务息息相关，因此周与交通银行的上上下下都很熟，于是离开财政部的周作民于1915年5月进入交通银行，任总行稽核课主任，并兼任国库课主任，就此踏入银行界。

据原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办事处主任籍孝存等人后来回忆：“当时交通银行总行，在总理、协理下，设有五课，所谓‘五总’是也。五课主任除周外，其余为文书课主任陈福颐，会计课兼钞券课主任谢霖，当时总行的一切事务，即由这三位主任具体主持。”因此，在交通银行内，周大权在握。但此时的周作民，不过是交行的一个高级雇员而已。

周作民后来的起家，纯粹凭的是两条，第一是脑子好使；第二是会“来事儿”。当然机遇什么的肯定有——凡成大事者，必有种种难得的际遇相伴，否则人人都能成事了！

籍孝存说：“那时北洋政府的政策法令，不能下达各省，财政税收皆由各省自行支配，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即国家银行欲在各省没立分支机构，亦非得事先疏通商洽，在对各省财政不加干涉及对各省具有利益的条件下，才得允许设立。交通银行为了扩展业务，拟在长江下游的安徽芜湖开设分行，发展皖南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慑于安徽省督军倪嗣冲的蛮横跋扈，前曾派员赴皖洽商，已被拒绝，为了达到设行的目的，非遴选干员前往周旋洽商不可。”

按：倪嗣冲，生于1868年，安徽阜阳县人。

倪系皖系军阀，北洋时期曾统治安徽达十年之久。

这件难办的事情，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交给了周作民，并给他两万元，用于上下“打点”。

周来到安徽，不急着见倪嗣冲，却先设法结交了倪的亲信王郅隆和倪的女婿王普，再由“二王”为他引见倪嗣冲。

籍孝存说：“周见倪时，申述交通银行有计划贷款发展皖南茶叶，将来可使皖省税收增加，这一谈话，倪闻听甚为动容，当晚设宴招待。宴罢由周陪倪作麻雀戏，第一晚，周即输了五千余元，遂开中国银行支票拨付。倪见周举止豪迈，同时在晤谈中又见周对金融、财政、实业诸端陈述甚详，倪则默加赞许。”

次日，倪嗣冲私下对王郅隆说：“周作民甚有才干，将来在中国金融界中，有其地位”。

籍孝存说，当时周作民在安徽待了十多天，日日与倪嗣冲等酬酢，但对于交通银行拟在芜湖设立分行一事，却只字不提。最后在临行前夕，周向倪辞行时，才谈及交通银行因办理茶叶贷款并做押汇业务的需要，“拟在芜湖设立分行，就近办理其事，请倪多加支持。”

对此，“倪未加考虑即慨然允诺，但希望周能亲来皖省经办此事，并函复交行总理梁士诒。”

不久，芜湖分行设立，即以周作民为经理，仍兼总行职务。为了与倪系人物接近，周作民又申请总行在倪嗣冲的“驻所”蚌埠开设分行，“以资密切联系”。

籍孝存说：“两行设立后，不数月问，安徽全省的财政收入悉与交通银行往来，形成了代理皖省金库的机关，这些都是周作民与王郅隆、倪嗣冲拉拢的成果。”

周作民本不是池中物，早就有自立门户的打算，苦于一无资金、二无靠山，现在见倪、王对他都十分倚重，感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对王郅隆说：“工商业家举办各项企业，须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吸收社会上广大闲散资金，提供自己的工商企业周转使用，方能扩展运用自如。”

王郅隆，1888年生，天津人。

王是商人出身，因缘时会，结识了倪嗣冲，王看准了倪日后有大发展，于是帮他还了一笔债，遂彼此结交。果不其然，后来倪嗣冲当上了安徽督军，遂令王任“后路局总办”，为自己打理生意。

籍孝存说：“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原是商人，热衷于做买卖，曾做过粮食、木材、盐务、军粮、军装等生意。他与皖系军阀紧密勾结，为之策划筹款谋利，深得倪嗣冲的信赖。倪忙于带兵做官，在财务上无暇自顾，因此在财务管理及企业经营上与王合作，由其全权处理，所以王握有由盘剥营私得来的大量资金。倪统率着安武军，更有由剥削农民、尅扣军饷、贪污暴敛掠来的大量财物。”

听了周作民的话，王郅隆颇有“一拍即合”之感，因他与倪嗣冲曾合办了一个钱庄，叫“裕庆公银号”，但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员主持，在财务上增值不多，早就想办一个银行。

这样，在王郅隆的怂恿下，倪嗣冲以其子倪道杰为代表，与王郅隆共同出面，拉来大批有闲钱的军阀、官僚，如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陆军部经理司司长陈国栋、山东省财政厅长曲卓新、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等等，凑足了开办银行的50万资本。其中倪嗣冲投资l7万元，王郅隆投资l0万元，仅他们俩就占了一多半，其他工商业者及一般散户投资仅6万余元。

1917年5月15日，金城银行在天津成立，所谓“金城银行”，即“金的城，银的行”之意，董事长王郅隆，总经理即周作民。因倪、王等人不过军头、土财主而已，不懂现代金融业务，周作民遂独揽大权。

此后的几年中，在周作民的主持下，金城银行不断增资扩股，一方面吸收倪嗣冲、王郅隆等人的投资，同时大量增加散户，以“稀释”倪、王等人的资本；另一方面，由金城银行不断购进自己的行股，即以违规运作的方式，自己买自己的股。

籍孝存说：“周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借机摆脱大股的约束，周已由初成立时之利用大股，走向抛弃大股；至于一般中小散户，力量分散，对周不能有所限制。周本人任总经理，又由银行本身购进行股，也就更能控制及运用董事会与股东会。”

到1932年，金城银行已增资至700万元，籍孝存说：“在700万元资本中，倪嗣冲投资85万元，王郅隆则因安福系失败遭到通缉，后死于日本，其投资减少为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176万元，中小散户投资208万元，工商业者投资87万元，洋行买办投资33万元，金城银行本身购进行股则增至近90万元。这时散户大量增加，本身行股比重亦加大，周作民在金城银行的地位更为巩固。”

1929年，周作民进入金城银行董事会，1937年任董事长，仍兼总经理。就这样，用了20年的时间，身无分文的周作民，像变戏法一般地变出了一家自己的银行。